文化软实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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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较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障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及时，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品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品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核心，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较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核心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核心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较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多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障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核心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及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及时、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及时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障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障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融合，构成了近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长期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及时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及时，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及时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较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及时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核心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融合，构成了近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长期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及时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及时，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及时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较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及时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核心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及时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关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加速，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任务愈显紧迫。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新××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市文化建设不断加快，呈现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已建成文化馆（站）379个，居委会文化体育活动室4733个，建成社区图书馆、文化馆等设施面积总计30万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县市区、社区、小区三级衔接，大、中、小配套，高、中、低互补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二是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加强。袁州区的××评话、脱胎漆器制作工艺，万载县的开口傩、得胜鼓、烟花制作工艺、夏布制作工艺，樟树市的药俗和丰城市的岳家狮八个项目均已申报成为我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目前，全市正在积极组织申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文化艺术精品迭出。“上高县摄影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3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农民摄影艺术之乡”，《寒儒求监》获国家文化部“田汉创作奖”，《小镇霸王花》、《派饭》、《春渡》等剧目参加江西省“玉茗花”戏剧节和首届农民艺术节，袁州区的版画将赣西文化特征的装饰雕刻、剪纸刺绣、漆器图案和民间彩灯融入创作中，在全国版画界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有20件作品被国家选送到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国际版画大展，有17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四是文化品牌效应显现。围绕“心圈廊”战略构想和打造“江南生态休闲城市”目标，充分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禅宗文化、农耕文化、月亮文化三大品牌，特别是今年月亮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充分彰显了××作为“嫦娥的故里，明月的家乡”的文化特色。

在看到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市文化建设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文化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文化设备较紧缺，文化人才不足，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从总体上来看，我市滞后的文化建设现状已经开始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这就要求全市上下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把住时代的脉搏，呼吸时代的空气，沐浴时代的风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品。为进一步抓好我市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重点要把握以下三点：

一、抓好“四项工作”

（1）教育强市。教育事业在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美好××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我市在教育方面具备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资源，“两基”教育在全省率先达标，正在向高标准、高质量“普九”迈进；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全省经验丰富；高等教育早已步入“大众化”行列；××职业技术学院20__年经省政府批准已正式招生，××学院是江西省第二所综合性本科大学。要立足现有资源，进一步调整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院校，鼓励各种资本兴建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或分校，强化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2）卫生兴市。近几年来，我市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群众“看病难”问题得到缓解，公共卫生水平得到提高，基层卫生工作得到加强，群众健康水平得到提升。特别是200本文来源：文秘站 //5年8月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后，通过创卫这个载体，我市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群众文明卫生意识明显提升，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可以说创卫创出了效益，创出了品牌，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要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的管理主体、管理责任和管理权限，理顺各个方面的关系，建立健全高效有序的长效管理运行机制，巩固创卫成效，使创卫的成果让全市人民共享。

（3）体育活市。我市积极实施“群众体育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突出发展”战略，以体育促进经济，特别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战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__年成功承办了第五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江西省第十届运动会和数十项部级比赛，××体育中心、××水上运动基地分别为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基地和国家赛艇高水平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的体育事业见证着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我们要打好、打活这张特色牌，使全市体育品牌无形资产迅速扩张升值成为全市的一个亮点。

（4）旅游旺市。我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要充分发挥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建设的带动作用，整合全市旅游资源，捆绑成势，连点成线，着力打造绿色山水、禅宗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四条精品旅游线路。加强与周边城市旅游资源整合，结合赣西新余的“蓝色旅游”和萍乡的“红色旅游”，形成赣西旅游产业的特色，形成以××为中心的赣西旅游带，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二、推进“五大工程”

（1）文化建设基础工程。文化建设基础工程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强化文化建设基础工程，要着力抓三个方面：一是大力推进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完善文化服务功能，搭建文化活动平台；二是加快文化传播媒体发展，推进文化信息网络建设，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三是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紧紧围绕创业文化、合作文化、科学文化、道德文化、法制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切实加强农村群众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大文化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精心培育农村特色文化品牌，实现农村和谐文化百花齐放、“一村一品”、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喜人局面。

（2）文化品牌培育工程。培育文化品牌是提升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目标。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品牌效应。实施文化品牌培育工程要致力于打造四个平台：一是以提升节会文化内涵，扩大节会推介效应为重点，打响月亮文化品牌；二是以“五个一工程”为龙头，打造文化精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三是以整合民俗、名人、名胜等文化资源为手段，加快文化特色品牌建设；四是致力引进国际先进的文化传媒机构，挖掘××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3）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两个轮子。当前，文化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文化力、软实力更多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现。要在坚持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围绕“一带五区六中心”（一带：秀江文化带，五区：明月山温泉休闲旅游度假区、化成岩生态休闲区、清沥江教育培训区、袁州古城历史文化区、新城现代文化区，六中心：水上运动娱乐中心、状元洲青少年活动中心、广电传媒中心、体育中心、明月山国际禅修中心、明月山温泉国际疗养休闲培训中心）的构想打出“大文化”产业特色牌，把旅游、娱乐、体育、传媒四个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加快发展“大文化”产业。

（4）文化人才培育工程。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实施文化人才培育工程，要突出抓好三支队伍：一是抓文化专业人才培育，既要立足用好现有人才，又要着力培养文化新人；既要重视本地人才，又要引进外来人才，努力构筑文化人才高地。二是抓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培育，这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发展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消费群体和经营管理人才，三大要素缺一不可。三是抓群众文化骨干培育，这些“草根人才”虽然影响力不大，但却支撑着民间文化的发展，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实施文化兴市战略的宝贵资源。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着力四项举措：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上的主导作用；二是加强文物史迹的保护开发，保障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三是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四是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专业队伍，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让民俗文化生生不息，历史文脉传承延伸，区域文化源远流长。

三、把握好“四个关系”

（1）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文化建设是一个创造、传承和日积月累的过程，也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文化建设不但要继承传统，同时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不断地创造和更新。坚守历史传统、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创新，是一个地区特别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和活力。文化兴市必须要有特色和个性，这种特色的形成和个性的凸现，就得依赖和依托于对文化遗迹、文物古迹、名人故居、民俗风情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开发和创新，不断发掘和提高历史文化的现实价值。

（2）精神文化与精品文化的关系。精神文化与精品文化是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和成就的重要标志，要坚持两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精神是文化的内在要素，精神的力量深深熔铸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共同锻造了“坚忍不拔、不畏艰难、事在人为、负重奋进、众志成城、敢创”的“××精神”，为提升全市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新××提供了永恒动力。文化中的精品，是社会承认、群众喜欢、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建设精品文化，就要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为龙头，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的作品。

（3）产业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产业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建设，是发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和经济在文化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是内强区域竞争力、外增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进步。产业文化是经济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对于提高产业发展的文化含量，提升产业发展的档次，具有积极的作用。加强产业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具有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特色产业，注重把文化的个性培植于旅游、美食、娱乐等块状产业中，整体提升产业竞争力。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加快形成特色鲜明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若干个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基地和中心，开发若干文化产业区块和文化产业园区，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

（4）统筹国办文化和民营文化的关系。国办文化与民营文化是文化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正确统筹国办文化与民营文化的关系，鼓励两者互促互励，协调共进，也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把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作为重点，把加快民营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亮点，在充分发挥国办文化在文化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放开准入领域，鼓励和推动民营资本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文化设施建设和兴办各类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民营文化企业成长创造宽松环境。加强对民营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监管，为民营资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推进国办文化与民办文化的结合，建立双方之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大做强。（

文化软实力论文:有关挖掘地方历史资源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一、文化软实力与廊坊

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观点后,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谋划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时,无不极力挖掘如文化等影响自身发展的因素。的确,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核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为重要,“它可以创造生产力、增强内驱力”[1]。历史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在发展经济、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7年10月,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2]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探讨提升本地区“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

近年来,廊坊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众所周知,这些成绩主要是依靠邻近京津的区位优势来获得的。每当言及廊坊的文化、历史时,人们则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廊坊的经济、科技等“硬实力” 较强是事实,但欠缺“文化软实力”。

那么,廊坊究竟有没有自身的历史文化,能否通过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呢?答案是: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许多挖掘这些资源的有利条件。而且,上述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学者的关注,廊坊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开发已开始起步。

二、廊坊的历史及其历史文化资源

人们不了解廊坊悠久历史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要是受行政区频繁变动的影响。如,而今的廊坊市区十九世纪末还只是一个小村庄,1897年京山铁路建成通车,并在此设站后才渐成集镇。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设廊坊镇。1982年3月,廊坊镇改为廊坊市,受廊坊地区辖。1989年4月,廊坊地区改称廊坊市(省辖),下辖两个区、两个县级市及六个县。此外,廊坊现辖境内的各区县行政隶属多次改变,也造成了很多人“廊坊无历史“的错觉。例如:永清县在建国初期归天津专区管辖;1958年10月并入霸州;1961年7月恢复永清县建制;1967年11月属天津地区;1973年12月属廊坊地区;1988年9月改属廊坊市。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十年里,现在廊坊辖区的各县分属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3个省(直辖市)级单位,通州地区、天津地区、廊坊地区(廊坊市)、保定地区、唐山地区5个地级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区划的频繁变更,使廊坊还没能凝聚自己的文化特色,也未能使人们形成文化心理认同,这就造成了连廊坊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历史文化。

然而,这里的确是一片具有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热土。据新近发现的史料证明,早在六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约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即曾驾临安次。廊坊地名的由来也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时期。那时,后晋兵部侍郎吕琦在安次故里修建了一所豪华宅第,当地人称之为“侍郎房”,后来成为地名,简称“郎房”。十九世纪末,京山铁路在附近设站,站牌写成“廊房”,后来即被作为地名而为外界所知。至今,北京的前门大街仍有廊房胡同。此外,今廊坊境内的县域,除大厂为建国后新设外,其余各县大都有千年的历史。如,今安次、文安、固安、大城等县设于汉高祖年间;三河县设于唐开元四年;香河县设于辽会同元年;霸州设于后周时期。

因此,这片古老又开化较早的区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如:文安县孙氏乡太子务村罕见的仰韶文化遗存;三河西小旺商周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及较多的战国、汉代时期古文化遗存;永清县境内保存完好的宋辽古栈道遗址等。它们不仅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曾经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那些有历史影响的政治人物、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及学者等,则同当地民众一起创造了廊坊灿烂的地域文化。杰出人物如西晋大文学家、政治家张华,元朝开国功臣史天泽,被称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宋朝宰相吕端,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张绍曾,长征老将军孙毅,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及京韵大鼓“白派”创始人白云鹏等,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清朝崔廷绶的书法出神入化,乾隆赞其字“其形似鬼,其神似铁,前人无有,后人难学”。[3](卷五.人物)而明王朝时期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清朝末年的廊坊大捷,及民国时期的安平事件等,显示了廊坊人民敢于反抗、勇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这里还拥有一些举世罕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在音乐领域独树一帜的屈家营古音乐,被誉为“中国民间音乐的瑰宝”;军卢村义和团音乐填补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空白,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独具特色的胜芳花会和宫灯,在清末民初时就名满大江南北,而今这里的元宵灯会又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之,廊坊不仅是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土,更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廊坊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目前,有关单位、部门围绕挖掘、整理廊坊历史文化遗产,宣传廊坊历史等,已做了一些工作。如:市、县政协组织编写方志,并通过“廊坊历史进百校入千家活动”赠送志书给在廊院校。《廊坊日报》曾设置“廊坊志存”栏目,不定期连载志书内容近百篇,并专文呼吁“发掘历史文化名人提升廊坊地域文化”[4]。霸州市委、市政府积极整合历史文化遗产,打造胜芳古镇这一文化品牌。廊坊市政协、文物管理处等单位的一些同志,如原廊坊市政协党组副主席、副书记齐浩东、原廊坊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安育中及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的董世荣与刘化成等,就廊坊历史文化撰文。[5][6][7]廊坊市艺术研究所编辑的《廊坊历史文化名人》开始陆续出版发行。等等。

但是,廊坊在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表现在:

从内部看,廊坊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仍不甚了解。尽管每一个廊坊人都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而自豪,但据调查,大多数廊坊人所看重的是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忽视了其文化积淀。如果提起这里的历史,绝大多数人说的是“不知道”。2009年5月“欢乐中国行”走进廊坊,席间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表演令许多在场的人倍感惊讶——惊讶其以前从来不知廊坊还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

从外间反应来看,“廊坊无历史更缺少历史文化”的认识广泛存在。每提起廊坊,他人多认为这里近年发展较快,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但论及原因时,则多认为是因其靠近京津的地理优势,至于其自身,缺乏内涵,没有民俗文化、典故遗址等之类吸引人的东西。

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内

还是对外,我们对廊坊历史文化宣传介绍的力度还不够。而问题的终因,无疑应是廊坊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工作还未合理展开。实际上,中国许多地区面临和廊坊同样的问题,即对自身的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继因文化软实力不足而影响了后续发展,这也正是近几年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号召提升软实力的重要原因。 2010年3月,河北省政府为此制定了《河北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2015年)》,[8] 启动了通过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引擎。对于廊坊而言,即应立即抓住当下这一有利时机,调动驻廊高校教育科研工作者及廊坊文教机关等一切力量,通过相应举措,大力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结合上述廊坊在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所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对内广泛普及廊坊历史文化知识,增强廊坊人历史文化认同感。具体来说,有如:

1、发行《廊坊历史文化读本》。发动驻廊高校教育科研工作者及廊坊文教机关等一切力量,全力挖掘廊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编辑发行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廊坊历史文化读本》,按比例免费发放给廊坊居民。

2、举办“廊坊历史文化讲坛”。 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形式,将廊坊的历史及各相关文化,以“文化讲坛”的形式分模块、分期地向全市范围内的民众进行宣讲。

3、在人民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建设历史文化墙。人民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是向民众宣传、介绍廊坊历史文化好的地点之一。可根据不同领域或年代选取百名廊坊籍或曾居住廊坊的历史名人,制作浮雕并附上事迹简介,建一组或几组历史文化墙,置于其中。

4、举办“了解廊坊、爱我家乡”等系列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尤其是在各驻廊高校内开展“了解廊坊、爱我家乡”等系列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由此让每一个廊坊籍或暂住廊坊的人,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充分的了解。而且,各高校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同时又可作为宣传员,将廊坊丰厚的历史文化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二)对外加大宣传廊坊历史文化力度,提升廊坊城市形象。具体有如:

1、充分利用“5·18”等经济平台,高唱“历史文化之戏”。“5·18”是廊坊所特有的一种部级、国际性经济贸易洽谈集会。在该活动期间,可通过向来宾发放廊坊历史文化宣传册、组织观看“历史廊坊”短片等形式,让每一个走近廊坊的人更能走进这片热土。

2、组建廊坊历史名人纪念馆,开发廊坊历史文化特色旅游。如通过董海川纪念馆,将廊坊悠久的武术文化介绍给四方游客。届时,还可采用免费不免票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了解廊坊。

3、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等对外公共场合,设置有廊坊历史内容的宣传画、壁画等。火车站、汽车站等场所是外地人了解廊坊的大“窗口”,代表着廊坊的形象,它们给外人的及时印象是异常深刻而难以改变的。如果在这些场所设以具有廊坊历史内容的宣传画、壁画,如黄帝驾临安次、冯玉祥驻军廊坊、龙凤呈祥的传说等,不仅能整齐、美化这些“窗口”的环境,更能宣传这里的历史文化,提高廊坊的形象。

4、修复廊坊老火车站等影响重大的历史遗址。“廊坊老火车站的历史就是廊坊的历史”。遗址不仅是历史的凝结,连接着人们怀念历史的情感,也无言诉说着历史的流痕。对类似历史遗址的修复,不仅使每一个来廊坊的人对这里的历史有所了解,更能通过今昔对比,对今日廊坊之飞速发展及其美好之明日有更充足的信心。

5、文化包装地方特产品。特产都多与其某一历史文化相连,隆重推介其地方特产,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的地域文化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如廊坊的薛家窝头、大城驴肉等,均与清末宦官大城籍李莲英讨好慈嬉太后的典故有关。在宣传、包装这些特产的时候,如能附上这些历史故事,可让廊坊历史随这些特产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总之,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而强韧的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廊坊如在借助近京津地理优势的同时,结合自身(问题)条件,充分挖掘历史资源,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会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日后的区域竞争中发挥出更加强劲的势头,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化软实力论文:农村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探析

农村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耕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的反映,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程度。[5](P211)农村文化是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的,是一种以生活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农民为主体所创造的、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区域性和民族性。农村文化软实力是农村(乡村)文化在历史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对本地农村甚至是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内可以为当地农村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多样和社会和谐,对外可以为其他地区带来制度吸引和文化向往。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中,农村文化软实力体现为农村文化的凝聚力、保障力、生产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凝聚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也是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直接关系到文化强村战略的实现,事关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乡风文明的大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提供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保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农村基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制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期成果指导着我国农村文化的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广大农民发家致富、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农村文化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广大农民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发展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改革开放中农民的首创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乡风文明的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能够作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政策要素和行为规范融入到农村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日益变化发展的农村社会提供精神支柱。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的乡土文化、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培育农民的公民文化、民主文化和集体文化自觉,抵制宗族之风、迷信之风、奢靡之风和赌博之风等腐朽和落后文化,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激发农民文化创造的热情,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农民素质教育、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全过程,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村素质教育中的需求度、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认同度,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中的坚持度,是提高农村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

(二)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核心的农村文化保障力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常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称。[6]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7]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文化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党和政府顺应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实际,着眼于新时期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现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党践行执政为民宗旨、把文化建设同农民基本文化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切实保障农民公共文化权益的重大举措。覆盖农村广大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共享格局的形成,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关系到一个地方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关系到当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关系到农村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当前,中国农村文化建设普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是整个文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相对于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意义也更为深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包括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机制,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人才、政策法规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文化运行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包含四个基本方面: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新的权利,四是文化创作成果得到保护的权利。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成果和开展文化创造的文化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以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让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农民,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平等享有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体现。因此,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推进公共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着力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覆盖乡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提高农村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软实力论文:关于文化软实力在国内发展的策略意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对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形势下,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采取的战略意向事关重大。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思考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1.中国需要把文化“软实力”建设当做未来发展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其中文化软实力的显着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又要看到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上的空间仍很广大,文化发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掘。“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最终意义上必然是文化上的崛起”[1](P60),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较量的重要内容和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当下的中国,正需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找准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着力点,打造软实力、巧实力,为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打下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包括文化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其成为世界大国并不矛盾,这样就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价值取向的文化存在,这种文化存在不仅能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也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提供启示和榜样,它意味着不能只是输出电视机、DVD,而把碟片的内容交给别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这算不上什么,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大提升可以再现盛唐时代中国文化的魅力。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次预演,但这还不是高潮和结束。因此,在中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与世界大国相称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应当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在于发掘文化产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价值观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于受众以影响社会的行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要在实践中寻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创新路径,使之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理论武装、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工作的实践中,产生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建设。“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P4)。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能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凝聚成永恒的民族精神。而缺乏文化的艺术品,不是好的可以流传的文化珍品。那些千姿百态、鲜活漂亮的动画人物,表现了什么样的文化故事呢?单纯看票房价值只是次要方面,我们的目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兼顾,是形式与内容的俱佳“。华丽有余、内涵空洞”的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化,是不能构成“软实力”的。这方面的很多事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可以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要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层次上下工夫,即在其内而不在其表,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因为文化与价值观上的贫乏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

3.应对文化安全威胁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时,注意到国家实力的软与硬结合,特别是防范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在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下的重要性十分明显。面对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进一步加剧的文化环境来说,良性的文化安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建设既有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防御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扩展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极大进取性”[1](P241)。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以更为自信、从容和平等的姿态参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文流,在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影响时,也尊重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多样性。现时中国文化建设及文化影响力的相对不足,加重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文化安全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此,必须在抵制文化入侵上保持应有的警惕,在致力于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中,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健全文化安全机制。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正是应对文化霸权主义及防范文化安全威胁的必备策略。强固自我,便能有效抵御外侵,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环境,构筑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4.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文化创新能力

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但我们更自信中国文化在现时代的创新能力。“文化发展的本质是文化创新”[3](P259)。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时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某些已经失去文化价值的历史因素,也必须不断地融入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以形成代表时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源与泉,是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创造和更新的根据地。但现代文明不单单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苏,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建来为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实践服务。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形形色色的外来文明与思潮,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在世界发展中的意义,但也要加倍珍视和维护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文化创新的出发点,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中形成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在5千多年来的文明历史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绚丽多彩的文化,这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的继承是与创新相联系的,是依据现代文明的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继承是在既往的历史传统上展开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发掘和光大民族文化的成果;创新则是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广泛汲取一切文明成果,不断为民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使民族文化发挥主体作用。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方针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我们在长期工作中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实现预定目标。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方针,既要从提高我国文化总体实力的战略任务出发,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建设的引领,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意识贯彻在文化生产力发展中,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把软实力文化建设落在实处。

1.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汇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既要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和生态环境,又要在保持民族性上体现时代性,使之融入现代文化和全球化环境。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内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去国外参与文化对话,认真 总结“中国经验”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提炼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大潮的结合点与一致性,总结传统智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途径,探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内“和谐发展”与国际“和平发展”的丰富内容,应当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让尽可能多的人们理解,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而且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关于“和谐世界”观念,蕴涵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形象,表达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心愿。同时,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也应当更加重视吸收各民族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文化观,“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一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将在这一过程中相得益彰”[4](P15)。我国以“和谐”、“共享”作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策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认真执行国际规则,在推动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这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种实际表达。

2.在文化建设上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路子,以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基础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巩固文化事业的基础地位,从而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中,使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若干地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提供的可能性来加强和提升我国的群众文化体系,在影视、图书、报刊、网络等文化领域里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更新,极大地改善文化设施,同时也要利用高新科技提供的可能来提高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市场形象,在“中国制造”商品中融入更高的文化价值,使我国的文化产品在广阔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两手抓,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文化事业应当由政府担当主导作用,强调其公益性,而文化产业则由市场来推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方面。政府不能把文化建设的事情推向市场,而应当主动将文化建设作为自己的份内职能,即使是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也应当象扶持经济产业一样来积极解决。在许多情况下,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兴旺是密切联系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标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格局下,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3.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其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在处理文化软实力发展与各方面的关系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色和科学发展的布局。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一致,与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相适应,并与时代合拍,在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突出创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建设的行动方向。打造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力和引领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向内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体系,普及城乡文化公共服务功能,向外拓展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辐射力。

4.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积极性,有步骤地开发与保护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文化软实力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把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建立在坚实而广阔的群众基础之上。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调动各个地方弘扬区域文化的热情,使地方文化融汇成中华文化大繁荣的巨流,形成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丰厚源泉。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在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及民族文化资源配置、文化与经济整合过程中,还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序有利有节制地开发文化资源,树立生态文化、生态哲学思想,不能盲目地搞“文化”,一哄而起,造出一种空洞的虚假的文化。我们需要保护和发掘现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品种,但不是将其关闭起来,限制文化交流和文明的融汇,而是在现代文明的交融中找到传承和创新的广阔空间,找到文化提升的动力和在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形成民族文化的生长环境。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要善于发现文化内涵的多样性,建立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之间、生产与服务之间的联系,并在文化开发中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

5.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实行“走出去”的开放态度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走出去”既指文化产业发展,也指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产业理念,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实现中国文化产业由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发展文化产业中,既有必要引进,也应当及时地在战略重心上实现由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以文化产业及产品的“走出去”为目标来制定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才能得以壮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得以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时,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当今中国的真实面貌,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过去,我们不主张输出价值观,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阻止西方价值观向国内的传播,也没有必要阻止国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只能顺应文化本身的特性,坚持当代中国的文化理念,对文化交流中不同价值观碰撞采取有取舍的立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通过促进文化与学术交流、加大民间交往等方式,促进世界范围内各个阶层的人们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各种社会和文化成就,使中国在经济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文化上也能与其他国家并肩前行。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只要践行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正确的建设方针,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文化软实力论文:煤炭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的思考

在企业转型、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企业文化的软实力，有效地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就此提出如下思考：

一、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意义之思考

（一）客观意义。

首先是社会转型之必然，目前社会发展已进入现代化进程且步入社会转型期，作为企业不可避免地渗入社会之变革，并应社会需求来转型。

二是调整发展之使然。既然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作为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课题便不容置否地摆在企业面前。

三是创业发展之当然。既然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产品由单一调整为多元，创新机制，创新管理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企业转型、调整、创新过程中，势必要不失时机，不可或缺的思考构建企业文化的软实力的问题。

（二）现实意义

工程公司提出了“转型、调整、创新”的发展战略，着力于资源整合，其规模与前景令人鼓舞。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前完成倍增计划，打造优强企业，构建企业文化软实力的任务至关重要，迫在眉睫。这是因为，战略决定了文化，文化支撑了战略，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协调一致，才能够使战略有效推进，进而顺利实施、发展。诚然工程公司乃至我处在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已初步形成了共存共识的文化雏形，但若真正形成企业文化的软实力任务仍很艰巨，尤其是在战略目标快速推进势头上，企业文化的及时跟进更为重要。

二、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理性之思考

企业文化是把置于企业内部由企业主体的人们长期积淀形成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至少具有客观性、长期性、共有性的鲜明特点。

从理论层面思考，企业文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体现了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辩证统一。它为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则，企业文化软实力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同步，体现了企业经营理念与员工思想观念的辩证统一，更为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提供了方法依据；再次，任何发展的企业，都具有深厚的企业文化软实力。而构建软实力的企业文化都是不断创新、不断积淀的结果，而非一成不变，因而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为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提供了思维依据。

（三）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的作用思考

企业文化软实力，名为软，实则不然。它对企业战略具有强有力的支撑、催化作用，它组织促进全体员工的目标认同，进而产生积极向上的激情，也能够通过管理手段的创新，催化全体员工的精神动力，进而激活激励员工的创造热情，从而形成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可喜局面。与此同时还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促进人际关系的磨砺，进而不断调节化解矛盾，形成行为规范，进而催发员工勇于承担风险、协作创新。当然也应该看到，如果轻视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也可能会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因循守旧、规避矛盾与风险的固步自封的陈腐观念充斥企业，有可能对企业战略的落实与实现产生消极的损害。从工程公司和我处现状来看，已获取的业绩无一不与潜在的企业文化影响有关，若有效的推进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仍需注重企业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促进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三）、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内容的思考。

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的内涵在于“实”。首先它是企业发展战略与员工需求的客观实在。地体现企业发展战略并转化为的企业文化，达到员工需求与战略目标的统一，才能形成真正的内在力。因此，在当前实施工程公司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就应及时地跟进企业战略目标的用人理念、经营理念、管理理念和激励理念。只有体现自己的行业特色理念才能更好地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我认为，近两年来，工程公司与我处都已经或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内涵还在于“力”。这应是企业打造华美品牌的客观需求。这个力的核心应体现企业在市场上的应变能力，在同行业中的影响力，在行业跨越发展的辐射力和企业持久的生命力。如享誉“经营之神”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就是靠文化主导战略制胜的范例。

三、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路径的思考

企业文化软实力构建绝非易事。也不是单纯空泛的口号，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常态不变，因此就具有路径可言。我认为：首先要靠企业经营者的身体力行。可以这样说，如若企业战略目标是企业文化的根，那么由企业经营理念变化而来的文化则是企业的精神之魂。而企业发展之魂的引领者、践行者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很多实例证明，但凡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有独到而深邃的企业文化，但凡成功的企业家，首先都是思想家，如海尔的张瑞敏，蒙牛的牛根生，日本松下的松下幸之助等。他们的经营之道无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因此，将浓厚的传统文化精华，将世界经营理念精华，将企业发展的内在精神融为一体，势必会形成鲜明、科学、厚重的企业文化软实力而构建这种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人，当属企业主要经营者。

二是靠科学有效的积极引领。这就是在大战略大文化的目标下各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各谋其政，坚持科学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善于总结推广，用典型示范，靠劳模先进的表率垂范。同时坚持不懈的捕捉、分析、规整、提炼形成企业员工的共同认知，以简洁明了，以浅见深、以小观大的文字表述出来，或者将企业战略目标逐项分解传导，由枯燥数据变为生动的现实。以员工的幸福感、成就感、使命感，构成“人尽其责，个个奋进创业创新的局面”。

从行业特点来看，工程公司和地勘处均属野外作业，工地多半在异地和露天。特殊的行业在打造特殊产品的同时也打造了特殊的企业文化，形成了“型散神不散”的特点。尽管工地分散、管理多元，但近几年来企业的创业理念、企业的文化理念，却越来越趋同。向心力、凝聚力也越发显现。这一文化足以体现了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基础。

三是靠尊重员工的意愿和诉求。企业员工是企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战略目标的践行者、创造者，员工情绪也是推进企业目标的晴雨表。尊重员工意愿与诉求至关重要。在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中应但深刻地看到不只是有好的前景，还有艰险的困难，不只是鼓动人心的口号，还有对员工利益的保障。因而创建企业文化软实力，不是几个人的事，实实在在是全体员工共同的事，尤其要注重挖掘企业文化内在的思想张力，注重作业环境对员工价值理念的影响力，注重员工团队本能的进取力。要通过有竞有奖的竞赛活动，通过有名有实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畅通无阻的沟通，通过相互尊重和倾诉，将员工鲜明的、本能的、质朴的、特殊的内在力彰显出来，凝聚为力，形成无形的、有力的能量转化为职工自觉地行动，引导员工从企业战略高度上思考，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建功，在企业战略和关爱中受益获利。

四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大力彰显企业的思想张力。时势造英雄，精神变动力。在企业转型变革时期，不只需要生产、发展环境，还需要营造浓重的人文环境。这既是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内在，也是广大实践所证明的。如我们煤炭行业长期形成的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奉献精神，不畏艰难、能打硬仗的拼搏精神，坚忍不拔、敢于争先的奋斗精神等等。无时不在职工的日常生活中闪现。因此，用现代媒介手段将长期积淀的精神固化为每个员工的行为自觉，打造成本企业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形成“地勘人”、“华美人”的品牌，构成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内核。加以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将公平、正义、健康、向上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员工，使员工在艰苦的 劳动中和丰富的文体生活中，认知思想价值，碰撞思想火花，领略高尚愉悦。

文化软实力论文: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内软实力研究走向了一个高潮。众多的文章、论着较集中地讨论了软实力概念的渊源、内涵、外延,软实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美国软实力政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欧洲国家提升软实力的举措,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资源和路径等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现代性语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超越性鲜有论述,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究。

一、西方现代性语境下“软实力”概念及其内在缺陷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使别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你要他们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来发挥作用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国人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来确定有利于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用传统方式耗费更多的经济资源或军事资源”。[1]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集中地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内涵和本质。及时,美国软实力的宗旨是谋求世界霸权。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都只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工具。与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别国改变立场一样,美国软实力也只是其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其目的是降低谋求世界霸权的军事、经济成本和风险。这一点美国人并不隐瞒。“我们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实际上,早在1935年美国人就意识到:“别国靠军队征服,我们则靠思想征服”。[3]这种霸权意识随着冷战结束愈发强烈和肆无忌惮。约瑟夫?奈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一书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而且必须领导世界。如果有人胆敢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伤及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军事武力、经济制裁便争先出笼并穿上道义和道德的“道袍”,“解放”那里的人民。软实力以硬实力为支撑,二者相互依托,共同为把持世界霸权服务。“软实力”概念把文化视为其核心要素和资源层面,然而文化在此只是谋求霸权的工具、手段,而不是价值诉求。因此,可以把这种“软实力”概念视为资本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萎缩的产物。第二,美国“软实力”概念的内核是: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为人类越的价值观,视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完善的制度。因而,美国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便成为美国的天职。正是基于这种“优越”的心态。美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为标准宰制他者,划分敌友。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

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4]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美国人把扞卫乃至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看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把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看成中心的、先进的、文明的、优越的、的,把其他文明视为边陲的、落后的、野蛮的、黑暗的、残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文化比较的基本轴线无论是水平的空间方向,还是垂直的时间方向,都把其他文明置于自己文明的进步标尺上进行考量比对,并由此形成决策并付之行动。纵向的文化“进化论”和横向的文化“中心———边缘”论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核心。第三,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业已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约瑟夫?奈担心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会导致美国领袖资本的不断流失进而丧失霸权地位。然而,这只是美国霸权焦虑的理论体现,是对多极化世界政治格局呼声的过度反应。[5]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未曾忽视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只是在运用策略、途径、方法上等枝节上出现摇摆波动、争议论争。正如马修?弗雷泽所言:“近一个世纪以来,软实力的运用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到乔治?W?布什时代,白宫一直深知流行文化向全世界有效地传播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重要战略意义”。[6]今天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可以说独占鳌头。“因为英语(美国英语)是互联网的通用语;因为有50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观看美国的影视节目、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就餐、模仿美国少年的时髦和狂热,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一种不依赖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其目的的特权地位”。[7]这种特权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还要强大。美国的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扩散,犹如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的怪异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则统治着一个日不落的帝国”。[8]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东西,我们无意否认美国软实力的确传播了一些对人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有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传递了追求个人成功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的解读上,还是对个人价值的界定上,美国文化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它并不具有普世的的价值(尽管我们不排除其中含有普世意义的内涵),更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标准、典范和方向。如果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霸权目的,出于自己文化价值观“优越”心态的支配,无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其他文明的伟大智慧,借助自己的经济、军事、科技硬实力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如果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不经理性抉择,对紧跟全球化浪潮涌入国门的美国文化良莠不分照单全收,那么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单一化而使其他文明陷入灭顶之灾,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浩劫。更何况美国文化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美国文化过于强调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生价值上鼓励消费主义。这些都已经造成必将继续造成全球范围(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全球的生态危机、能源枯竭。《华尔街日报》报道,2007年全球0.7%的人却占有了世界上1/3的财富,世界已失去了平衡。[9]掠夺世界资源、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无法减少,更不用说消弭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目前,美国有75万多人无家可归,[10]即每400多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而这种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更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雪上加霜。无论是发达国家富裕人群奉行消费主义消耗着地球上大部分自然资源、排放大部分污染物的“纵欲污染”,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人民为了生存而破坏大自然的“贫穷污染”,都使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超过了其承受的阀限而日益恶化。20世纪末,美国 人均消耗的能源是尼日利亚人的150倍,以不到世界4.5%的人口,排放了占全球排放的增温气体总量的23%。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排放废气,地球的负担就要增加几十倍,地球主要矿物资源长则几十年、短则几年都将全部耗尽,而按目前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测算,到2050年将要有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10]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个人主义在特定境遇下会演变成个人中心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现代性的操纵下也会沦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类工具理性恶性膨胀,对大自然肆意蹂躏、疯狂掠夺。在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里缺乏充分有效的群体认同和对他者存在的关注,缺乏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的同体感与呵护。而消费主义把物质享受、感官满足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以此衡量人的尊卑、贵贱和荣辱。于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互激荡、汇成潮流。大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无止境的物质欲望的工具,可以随意处置。自身之外的社会群体、个人以及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其他民族都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对象,可以任意宰割。这种文化使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疏远冷漠以至于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也无法制止;同时也成为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黑社会势力盛行、暴力犯罪蔓延乃至滥用的温床。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民族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对象和方式上迥然不同,从而相互弥补,防止整个人类或众多民族对某一生物资源集中利用而竭泽而渔,从而有效减轻人类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压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保障人类的生态安全,形成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11]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其软实力是有霸权目的、有“优越”心态并有着致命的缺陷的,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形成的“资本软实力”。因此必须超越资本的现代性,超越“资本软实力”。

二、资本现代性对文化软实力的宰制

美国资本软实力透显资本现代性的本质。只有超越资本现代性,才能超越资本软实力。当我们作这样的理论预设时就意味着,一国的现代性只要是在资本的操纵下、宰制下展开的,或者说它的现代性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它的软实力就带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工具性,乃至掠夺性。那么,资本如何通过宰制现代性进而宰制文化软实力?答案是,资本的扩张本性渗透到现代性文化领域,并塑造诸领域文化,使文化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即产生于此。

我们知道“韦伯命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社会才得以产生、发展的,而其基本推动力之一就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然而,即使我们假设这个命题为真命题(因为儒教资本主义或东亚资本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反证),新教伦理本身也难免遭到资本扩张本性的侵蚀而被蛀空。这个过程可能缓慢却是坚定不移的。“作为思想体系,清教教义的转化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它从苛刻的加尔文命定说开始,经过爱德华兹的美学启发,发展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融入了内战后的斯文传统。作为一套社会实践理论,它终于演变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猖獗的个人主义和赚钱行为辩护的根据(正如埃德蒙?摩根所说,本杰明?富兰克林靠自己赚钱,约翰?D?洛克菲勒则以为它的钱来自上帝),成为制约小城镇生活的法则”。[12]而这一资本本性侵蚀新教伦理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至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世界观———理性至上,讲究实际,注重实效———不仅统治了技术———经济结构,而且逐步控制了文化,尤其是宗教体系和向儿童灌输‘合宜’动机的教育体系”。[12]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但改变着个人的感觉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结构,而且控制了文化、宗教、教育,使之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就像贝尔所言,比如本来节俭和积蓄是清教伦理的核心观念,在早期可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而备受赞誉,但是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把源源不断无比丰富的产品推向市场时,它需要大规模消费来满足它的扩张本性,于是刺激欲望、制造欲望、鼓励消费主义便成为它的逻辑必然。清教伦理的节俭、禁欲、积蓄等核心价值观终于荡然无存,相反追求感官享乐、物质享受、情欲放纵、挥霍、排场、阔气等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备受推崇,贝尔指出:“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12]实际上,资产阶级并无一以贯之、牢固持守的价值体系,只有符合资本无限扩张的价值体系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些价值体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因此生活合理化意味着,当资本主义借助于宗教伦理的力量获得了最初的发展权之后,也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接推动力———工具理性”。而“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现代资本主义而言,仅仅是通过简单追求计算和效率的工具理性,也就已经足够它飞黄腾达了”。[13]这种状况在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并无改观。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清楚地为我们揭示了资本本性对社会文化的支配和奴役。他描述到:每天我们都感受到的,这当然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但这种经济关系早已作为“文化”而渗透进我们的“无意识”;反过来讲,我们的无意识也已经被“开发”了,被商业化了。商家在卖鞋和香水时,总会雇人做许多非常性感的广告,会有种种有关“生活方式”和“自我感觉”的新说法。在种种广告语言和形象的包围下,你会觉得城市空间都改变了,生活世界改变了,生活哲学也随着改变了。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现代的新潮的世界,下班路上迎面看见一个广告画上半裸的人体,听到一首流行歌曲的节奏,就会觉得有种莫名的兴奋,对未来都产生出一种新的白日梦式的想入非非。这种“文化”都是经济因素在潜意识层面造成的“震惊”。它虽然作为形象出现,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和政治态度,因而后现代说到底,就是thebecoming cultural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becom-ing economic of the cultural。[14]张旭东先生把它解读为:“经济因素现在化入了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现代化入了经济因素。文化是较大的经济,经济是较大的文化。这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特征,在于经济的因素融入文化,而文化的因素融入经济,它们彼此在对方的领域实现了自己”。[14]这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但控制了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意识或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而且渗透到了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改变着人们的“自我感觉”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在由资本决定的文化中而不知不觉。因为无意识或潜意识本身已经被资本“开发”或“占领”了。此时的文化是被经济(资本主义形态)或资本精细制造出来的,其目的不是文化本身,其功用是用来生产消费欲望、刺激消费行为。从这一点看来,资本后现代性只是把资本现代性继续推进而已。由这种“资本文化”构成的“资本软实力”在全球的扩张其结果令人警省。当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局限是由资本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性)内在逻辑决定的。这种文化软实力不是我们可以和应该追随效法的、亦步亦趋的。当然,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资本现代性决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性、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实际上这些现代性核心理念作为或隐或显的成份已经历史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和文明智慧之中。现代性作为运动起源于西方,但现代性却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而我们的任务是防止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借助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扩张,加紧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并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外交政策的说服力、感染力、吸引力,提升国际影响,把人类的现代性事业从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承担起一个伟大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责任,这是超越资本现代性和超越资本软实力的必然路径。

三、实现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超 越性的传统思想资源、意识形态依据与现实制度依据

(一)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传统思想资源

应该说内蕴于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对反抗神权、追求人权,拒斥神性、崇尚人性,反抗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统治,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唤醒人沉眠于多年的理性自决和感官欲求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资本现代性的渐次展开,在资本扩张本性刺激的融合下,它们也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纵欲灾难,导致了贫富分化、能源枯竭、生态危机和生活商品化等现代性问题,使现代性陷入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消极主义的理念绝少。相反,它相信宇宙万物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强调整体的优先性,维护整体的完整性。同时,认为对任何部分的毁伤戕灭都会伤及乃至危及整体的完善性。人在大自然之中只是宇宙整体的一分子,是生命整体的一物种,它与其他生命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全,到德性的完成都无法脱离这一整体,更不要说违背这一整体了。

在儒家看来,天人合一是较高的道德境界,儒家的“天”是宇宙较高的抽象本体,同时也是人类一切价值的源头,是人类成圣成贤的德性依据。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因而人性具有“善端”。这样只要尽心知性就能知天成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5]程颢、程颐主张“学者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6]张载把宇宙万物当成生命共同体的大家庭,我们营造了一个其乐融融的精神家园。这在《西铭》中得到了生动感人的体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亲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危,所以幼其幼。圣合其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17]在这里自然、社会人融为一体,亲为一家。天地是父母,万民是同胞,万物是同伴。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存的任何空间,更遑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滋长蔓延了。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欲望放纵的任何余地,有的是敬天畏天,乐天命而不忧,践仁义于形色以至穷神知化以完成天命贯注而下的德性追求。朱子则以“理”贯通天地万物,“天地之间,理一而已”。[18]陆九渊进一步把天理归结为人心,“心即理”。天地万物纳于人心之内,标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9]到了王阳明更加突显了人心对天地万物的责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20]但这万物之主、万物之心决非可以随意处置万物宰制万物,而是“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20]这个心之本体就是王阳明的良知,对天地万物必须“无所不该”和大公无私。可见,张载“气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就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旨而言未尝有异,区别只在于合之所处和场域。道家则在人与自然的关联性上有更多的生命体悟和理性的反思。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2]都体现出道家追求人道为一,以道观物,同于大道的天人合一理念。而佛家认为佛性本具众生平等,因而要求人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从而消弭了人类与有情众生的冲突。同时还认为,正报是众生的生命主体(众生及佛菩萨),依报是这种生命主体所依存的国土即所生存的大自然。正报与依报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主张草木无情而有性,不可随意毁伤,而畜生道有情因具佛性,更须以关爱、平等待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释、道三家都倡导有机联系的整体观,以完成德性为人生价值目标的人生价值德性观,拒绝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大自然主宰者自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物质享受、感官满足为人生价值的消费主义,也反对以主体∕客体、主观∕客观、部分∕整体、现象∕本质、工具∕目的等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方法对待他人,对待自然,对待社会。这种把人、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完成这一整体中德性的追寻进而实现生命的较大价值的传统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如何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危机,实现从机械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经济主义)的近代文明向生态世界观、生态整体主义、发展、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转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宰制下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思想依据。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中国文化软实力超越西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前提。我们知道,是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反思的形式,以对资本在全球扩张即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对人类的奴役和自然的奴役的批判的形式作为自己思想出场的基本路径,因而充满着“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尽管资本全球化的内容从产业结构、文明形态、实现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正在从“旧全球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但是,其资本逻辑的本质并未改变。资本逻辑依然是时代逻辑,而且其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更加,更加精致,也更加有力。从意识形态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传播媒介乃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了资本逻辑的严格规制。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最现实、最彻底的当代性,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众多思想家(包括现代性思想家和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和灵感来源。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人的片面发展已愈发严重。物质享受、感官满足成为工具理性图谋的最终目的,“单面人”应运而生。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片面》一书对此有深刻的揭示,并引起轰动,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一个时代标签。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对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展开思考并为人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曾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作为目的本身的消遣性劳动;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因而提出人生存的真正意义在于自由而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界定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从“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维度规定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使劳动主体(劳动者)变成客体沦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器工具,丧失了自主性。异化劳动使劳动仅仅成为劳动者谋生的被迫的机械的负担,因而劳动不可能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消遣和享受活动,从而使劳动与消遣、享受分离。而不是把劳动对象视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即在劳动中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活动,并通过劳动,人获得的发展,实现其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之“社会关系总和”规定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构成人的本质存在的基础。人的本质充分自由的实现必须依靠社会关系的生成。这样的实践观点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把实践看成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本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因此得到突显。而这种革命性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决定人本质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进而使人的本质充分自由地实现。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统一的人的本质之规定出发,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冲突消失而和谐相处的社会。否则,不但三种属性间发展失衡、片面,而且各自都不可能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而私有财产造成人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必须废除,这样才能实现向社会的人的本质回归,真正实现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也只有如此,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智力和 体力才不至于沦为动物的功能或异化劳动的机器,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4]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走出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才能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事业,也才能由此超越西方软实力的缺陷、营建自己的软实力。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展。

(三)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制度依据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无法得到自由而发展等弊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和概括。这些描述和概括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标尺。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挑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科学还是作为价值;无论是作为理想还是作为现实;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实践,其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理想依然是人类走出资本奴役,走出资本现代性危机的思想灯塔。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消灭了造成本质异化、劳动异化的私有制,建设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能够最有效、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前提保障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开创了人类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崭新局面,构成了中国软实力超越性的制度依据。作为制度文化,它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理想等精神文化可以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制度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软实力论文:打造文化软实力锤炼管理硬功夫

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上，企业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销售公司紧紧抓住这一要义，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重视从经济效益上提高企业硬实力的同时，大力的激活和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从而保障了销售公司高效、和谐、健康发展。公司呈现出党政班子和谐，职工队伍稳定，企业文化异彩纷呈，员工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打造了一支善于克难攻坚的高素质团队，锤炼出了企业管理的硬功夫。

建新型班子、带精干队伍，提升企业凝聚力。销售公司党委把建设学习型、和谐型、创新型、勤廉务实型领导班子作为班子建设的总体目标，着重在班子学习、科学管理、团结协作、民主意识、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在创造性开展工作、提高工作能力、发挥带动作用、维护群众利益、凝聚合力上形成思想共识。领导班子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讲民主、讲风格、讲原则、重沟通，遇事集体议定，不搞独裁，不搞特权，让干部服气，让群众满意。党政一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秉公办事，注重发挥副职的作用，支持副职的工作，并充分调动副职工作积极性；副职工作主动，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当好正职的参谋和助手，从而使领导班子成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有机整体。班子成员之间注重思想沟通，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的良好局面，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销售公司党委把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放在代表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严格要求各级干部时刻注意克勤克俭、廉洁自律，以积极向上、健康进取的态度带动群众。班子带头，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坚持下基层、跑煤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销售公司两级班子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正确认识企业发展与职工需求的关系，引导和带领职工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断提高适应企业发展的素质和技能，从而更好地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积极为职工群众成长进步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工作环境，支持和鼓励员工到高校进修。使职工在学历、技能、职称等方面的水平逐年提高。同时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给他们压担子、搭台子，使后备人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

丰富活动载体、打造和谐格局，企业文化深入人心。一是夯实省标文明成果，模塑和谐企业文化，增强了文化软实力。展示销售公司文明成果的《站在新起点、拓展新思路、实现新发展、再谱新华章》宣传板在新兴大街格外引人注目；公司外部环境改造逐步完善，新建的围墙漆以彩绘与公司新理念，拓展了企业文化的宣传形式；开展了“读一本好书、学一项技术、培养一项爱好、编写一篇理念故事、提一条合理化建议”等五个一活动，举办了精神文明成果展、“迎庆建企60周年”知识竞赛和“情系营销、共创和谐”龙煤营销公司领导、集团公司领导、驻矿公司领导、矿厂运输等部门代表和全体职工、参加的新春联欢会及“月月有、次次新”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员工情操，提升了企业向心力，增强了企业文化软实力。二是创新活动载体，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制作廉洁理念宣传板分别悬挂在各煤场，起到警示作用；节假日为党员干部发廉洁短信，常敲自律警钟；为每名机关干部制作一块印有廉洁座右铭、岗位荣辱观的座牌，时刻提示党员干部要长思长醒，务实、清廉，筑牢思想防线。印制了《廉洁文化手册》，建立了廉洁文化网页，及时地反映廉洁文化建设的成果；开展了廉洁文化“四进”活动，即：“廉洁文化进班子促廉政，建设廉洁权力文化；廉洁文化进部室办廉事，建设廉洁阵地文化；廉洁文化进岗位树廉行，建设廉洁职业文化；廉洁文化进家庭吹廉风，建设廉洁家庭文化”，使廉洁意识内化于心、固化于形，弘扬了廉洁思想，提高了自律意识，规范了廉洁行为，打造了廉洁文化的特色品牌。三是建设系统的制度文化，发挥制度管理作用。销售公司经过两年来的标准化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制度和办法。现经过公司党政领导、各部室、科室负责人的广泛参与和充分论证，制定了包括煤炭销售、产品质量、财务结算、党群工作、劳动工资人事、综合工作等六方面内容的共十万多字的《销售公司管理制度汇编》。这些制度的出台，标志着该公司各项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将为各项工作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轨道，实现销售公司又好又快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文化之硬实力与软实力

如果说先进的技术、过硬的质量、低廉的价格、及时的供货和周到的服务是构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硬件（即硬实力）主体的话，那么该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团队精神、和谐氛围、全员的工作状态、社会形象、知名度、口碑等等则构成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软件（即软实力）主体。企业的硬实力是有形的，一般都能以的数字予以表述，而企业的软实力则是模糊的，难以用的数量概念来反映，如果有谁要描述一下某企业的软实力如何的话，那充其量也只能用好与不好、行与不行、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这些定性的词语来评价。

毫无疑问，从哲学的角度看，企业的硬实力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企业的软实力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两者的关系毋须赘言，相信凡具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根据企业的现状，地把握两者关系的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却就不那么普遍了。我们常能遇到这种情况：当与某企业高层人物谈起产品、市场、经济效益等话题时，其不乏的数据、犀利的言词、独到的见解，甚至能以连珠的妙语让你折服；但与其谈起企业的文化建设时，其思维显然就不那么敏捷了，除了洗耳恭听之外，剩下的就只是人云亦云。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这类管理者的偏颇，也使其很难真正成为企业的领军人物。想当年，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那是风声水起、如火如荼，成了地方财政的一大支柱，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但时至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初那些蓬勃而起的中小企业尚余几家能一贯保持自己固有的产品方向和经营风格？追溯这些企业或浴火重生，或销声匿迹的原因，产品（或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是他们愿意承认的事实，也是众人都能看到的直接因素；而这些乡镇企业缺乏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思维和企业文化基础以及自身在统领全局的意志、能力上的不足，则是一般失意者不愿承认的事实。

企业的硬实力固然重要，它是获取利润、维持生存、谋求发展的基础；而企业的软实力则更为重要，它虽模糊，有时还令人迷惘，不大好捉摸，但它是硬实力的后盾，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硬实力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企业的吃饭穿衣等现实问题，而软实力的主要作用则意在长远。没有软实力支撑的硬实力，尽管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于一时，但难以持久；而软实力的构造则必须以硬实力的强盛为前提，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勉力维持的企业还能有多少心思去考虑企业的文化建设。

但愿我们的众多企业管理者在搏击市场、获取利润的同时，万万不要忽略了企业软实力的锻造。唯此，企业才可能长久生存，才可能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你、我、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