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篇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论文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品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政治经济论文: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论文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及时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障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经济论文: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政治经济论文:两岸经济关系政治经济论文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及时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核心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较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较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政治经济论文:合作式教学政治经济论文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及时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美学教学下的政治经济论文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较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及时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及时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及时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及时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障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及时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及时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保障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保障，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及时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较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及时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及时，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及时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较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及时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及时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及时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及时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24小时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撤掉。如果有24小时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及时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及时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及时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及时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及时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论文: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障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政治经济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及时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及时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及时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在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政治经济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产阶级权利
摘要：马克思以劳动作为研究资产阶级权利的阿基米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劳动与资本二者关系现状的政治经济学剖析，揭示了“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是对资本事实占有和支配劳动不平等现象的掩盖，资产阶级“特权”剥削的秘密在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资产阶级的权利理念不过是为其自身存在寻找现实的合理性，并为其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做辩护。
关键词：劳动；权利；资本；剩余价值；压迫
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他把自由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和精神上的自由，认为权利就应当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本性基础之上的。但是，当他接触到复杂的社会实践时，遇到了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他发现之前种种并不是针于“原本”的批判，而只是对于“副本”的批判，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于是，他改变了先前的想法，开始转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研究问题的所在。马克思认为：“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1]资产阶级权利要求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神圣映象。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普遍占有不仅决定了他们的主宰地位，而且还使权利变成了他们这个群体的专享名词。他们将权利看作是天赋的，是人生而具有的，认为自由、平等等权利就如同神学经典里的“原罪”一般，应该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客观事实。然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与交换关系的深入剖析，揭露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不过是可以让资本所有者自由的买卖劳动力，实现资本对劳动无偿占有，如愿追逐剩余价值的专有权利。
一、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三位一体”
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以交换为实现媒介，以自由和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2]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占有者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但商品不可能自己跑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必须使作为“活的等价物”的社会交换主体———商品所有者，首先获得对“自己的劳动及劳动成果占有的权利”，即“所有权”，才能在流通领域通过对自己劳动所有权的转让或让渡而不是放弃，实现第二级占有，即实现对他人劳动及劳动成果的占有。在这一过程中，“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马克思把这种以对自己劳动及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为基础而进行的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之间的内在逻辑称之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4]。但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产品都是以商品化的形式存在。在这里，不仅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商品，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且社会财富也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积累”，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变成了“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的经济关系”，即以获得私人利益为目的的赤裸裸的商品关系。因此，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就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就此分裂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力的所有者“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提出“自由”“平等”的权利诉求，极力要求承认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所应有的“平等权利”，以便可以让他们获得同“自由工人”平等地订立契约进行自由买卖“自由劳动”的权利。换句话说，也就是让他们可以获得在流通领域进行平等交换的权利。其目的不过就是以此来为“天赋权利”寻找可以依附的现实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3]，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派生出来的特权价值观念。为了更好地揭露商品流通领域中“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虚伪本质，马克思还专门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劳动力的买与卖的交换活动入手，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马克思指出，作为价值相等和彼此漠不关心的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付出了一定量的货币，劳动力的所有者———雇佣工人让渡了自身与之等价的劳动力，“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2]，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由和平等无非是那些受资本主义物质关系所统治的抽象观念，充分享有这些权利的也仅仅是资产阶级。在这里，劳动者虽然摆脱了封建桎梏，消除了封建不平等，获得了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权利。但是他们却又“自由的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和让渡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获取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资料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和手段能够养家糊口。这样，实际上他们就转变成了“最贫困的商品”，只有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变成了仅有的谋生手段。因此，在丧失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所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为确保资本能够获得自由前进和扩张的权利的虚伪借口，其实质是资本可以随意压榨劳动者的“自由”。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在法律形式上都是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资料所有者发生关系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在得到报酬后让渡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一过程是平等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的背后实质上掩盖着的是极端的不平等。因为，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看重的是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特殊服务，即生产过程中价值增殖所产生的那部分差额。然而，他们却利用商品交换的普遍性规律，总是以不付等价物的方法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和物化劳动，并享有这种永恒权利。不仅使自由工人丧失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使资本享有对自由工人劳动无偿占有的权利，造成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还造成了所有权与劳动的必然分离，使无产阶级只能无限轮回地处于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之中。这样，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和平等的神话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了，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暗含了“潜在的赤贫”，“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2]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流通领域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通过对人们在现实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上的差别”的现实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的商品所有权规律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资产阶级特享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条目”，是一种伪善的存在，并不是适用于全部人的普遍平等的权利。因此，马克思揭露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中存在的只是“强制—依附”的关系，劳动力的卖者获得的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权、平等和自由”。实际上，他们只是作为机器的工具，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附属品。一旦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就暴露出了剥削的本质，表现为发号施令的主体，成为一种物化的支配力量与工人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1]“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
二、资本对劳动占有的权利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这一基本的经济形式入手，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领域的等价交换只“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3]，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也不过是资本事实占有的不平等在法律原则和形式上虚伪的托词。在这里，“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取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5]也就是说，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依赖性”。所谓交换，不是单纯的物的交换，而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权利的交易和调整。“三位一体”公式所描述的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假象，自由平等的经济准则也不过是资本占有劳动的权利准则。因此，仅仅止步于对于流通领域的考察是不够的，必须深入生产领域对资本占有劳动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解剖，才能揭露在资本主义这种物役经济下被遮蔽了的具有压迫和强制性质的生产和劳动真相，才能把握资本对于劳动占有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威廉•配第、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秘。他们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般意义的对象化的劳动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定条件下的劳动相混淆，并将“积累起来的劳动定义为资本”，从而妄图遮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消耗，隐藏“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现象。然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5]并且，“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能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6]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才能拥有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马克思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资本统治的物化世界中，“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2]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非劳动者反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抽象成了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迫于生计只能受雇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就其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而言，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自由”的劳动。它既没有通过政治手段使劳动者失去人身自由，直接隶属于某一个主人，也没有利用棍棒纪律去强迫工人进行劳动。但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并不是所谓的“自由”劳动，而是一种劳动者没有真正的权利支配自身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其实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5]。它遵循的“饥饿纪律”是资产阶级实行的新型剥削手段，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统治。在雇佣劳动中，劳动者迫于生计，不得不放弃自己劳动的权利，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让渡给资本家以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样劳动者成为了雇佣劳动的依附体，变成了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力就被理所当然地并入了资本。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本就属于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家将生产资料转换为货币的形式用于购买，这样生产资料就间接地变化为资本，变成了榨取劳动者的手段。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可以通过资本家的意志奴役工人，占有工人的劳动所有权。而工人则成为了资本家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只能获得补偿自己必要劳动的工资。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叫做低工资额”[6]根本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命运，它只是使工人能够保持劳动能力、维持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低限度的货币价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别无选择，为了获取生存的物质基础，只能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商品市场的运作中。而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不断地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将支配和消耗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增殖转化为新的资本，再生产出奴役和占有工人劳动新的条件，进而使资本剥削长期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保障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障他们不断重新在劳动市场上”[2]。如此形成资本对劳动占有的恶性循环，最终把劳动牢牢地钉在资本上。此外，马克思还指出：“资本本质上是工人劳动的极端异化的形态。”[3]雇佣劳动使工人作为资本获取利益的工具而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造成了劳动及其本质的异化。劳动本应是人的自主自愿的活动，人在劳动过程中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人的价值也可在劳动中得以肯定。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劳动脱离了工人自己的意志，服从于外化的资本，以商品的形式存在着，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成为了资本的附庸。工人为了维持养家糊口，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6]在劳动过程中，人的自我满足等精神方面的东西被彻底剥夺了。劳动只能作为一种生存义务“用摧残生命的东西”[7]来束缚劳动者。劳动变成了一种不再属于劳动者自身，反而受资本家监督和支配，为达到资本生产目而不惜自我折磨和自我摧残的野蛮活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想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马克思通过对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占有的经济事实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权利表现为资本“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6]和使用，工人必须服从资本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对工人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制，工人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被当作使用价值在消耗。工人对于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既无权过问，也无权享有，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因此，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一切劳动都只会使资本富余，使其对劳动支配的权利愈加充分。
三、“特权”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流通领域入手来揭露资产阶级“三位一体”权利的虚幻性，而且还深入到生产领域内，通过资本对于劳动占有和支配的现实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8]资产阶级特权所极力掩盖的秘密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享有对于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据为己有的特殊权利，并且还“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4]。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如何分配的深入剖析，拆穿了资本“特权”剥削的谎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在流通领域遵循的所谓“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成果的分配也应当是平等的。然而事实却非如此，雇佣工人按照价值规律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了资本家，为资本家服务，资本家将工资作为劳动报酬支付给雇佣工人，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看似“平等”假象，好像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出卖给资本家的仅仅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并且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也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了相应的报酬。然而，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变成了活酵母，它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2]。“劳动力维持24小时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24小时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24小时的价值大一倍。”[9]也就是说，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能再生产出它自身劳动力所具有的那部分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超过其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而工资只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报酬最初交换的劳动力的价格，仅仅是工人获得的维持劳动力和家庭不致饿死的低限度的补偿，至于劳动的使用价值所创造的多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的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并没有为雇佣工人形成任何价值。就像资本家雇佣工人24小时需要支付2元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报酬，但在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创造出资本家支付的那部分价值。而事实上，资本家规定雇佣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够10个小时，这样其余的5个小时内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未支付的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无非是工人提供的劳动量超过他在自己工资中作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得到的物化劳动量而形成的余额。”[9]此外，资本家手中所掌握的以一定数量的物质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掉，而是在工人劳动的作用下转移到新的产品中，以新形式或更高级形式的使用价值的形态被保存了下来，被资本用作是吮吸更多雇佣劳动的工具，成为了资本实现价值增殖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条件下，资本家能够凭借“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疯狂增殖。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出发点，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目和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还采用了故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办法迫使工人从事更多难以忍受的剩余劳动，将工人“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他们“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吃饭，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2]，不在意工人的健康和寿命，致使很多雇佣工人因劳动过度而活活被累死。“‘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2]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较大限度、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剥削的秘密所在。马克思正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资产权利观的现实性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权利要求从客观上必然是服务于资本的发展的，其实质是资本可以自由、平等地剥削劳动的特权。“资本主义创设了权利，但没能履行他对劳动人民的诺言，而是赋予了权利排他（排除劳动人民）的形式。”[10]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可以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则没有支配自己劳动及劳动产品的权利，只有被剥削的义务。无产阶级，“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11]不仅如此，在这里人与物关系还发生了颠倒，资本变成了主宰和支配一切的力量，而劳动却变成了人自身贫困化的根源，成为人的异己的东西，支配着人的生活，奴役着人的身心。“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6]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突破和超越具有狭隘性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现实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生产关系，才能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发展的“真正的权利”创造现实条件。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探讨
摘要：
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高潮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及时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推翻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作者：袁伟钤 胡雪莹 王选一 单位：铁岭县广播电视台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思路
摘要：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多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从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笔者发现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几点，笔者提出了高校应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调整考核方式等对策。
关键词：
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法；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高校的经管类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经管类专业都把它作为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但就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提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党政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的大本营，高等教育更应该走在学好、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前列。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民办本科院校为例，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试图从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一、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首先，从课程内容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今年还包括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而笔者所在的学校只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学时，这个课时长度只够讲授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而笔者通过对于学生的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民办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欠缺的就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了解，砍掉了社会主义部分，更是导致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脱钩这一结果。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民办本科院校的教师构成基本上可以分为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两部分。由于学校的教学任务重，自有教师的数量很难满足每年庞大的招生规模的需求，因此，从校外聘请教师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但是校外教师并不了解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动力进行教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非常低，学习效果也比较差，出现大规模的不及格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从自有教师的角度来说，迫于科研的压力，很多青年教师不会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经济学中，而会把目光投向西方经济学或者其他的应用经济学当中，从而导致青年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功底比较薄弱，承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时也抱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教学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从学生的角度来讲，高中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属于政治课当中的一部分，致使学生并没有把该课程看成是专业基础课，并且就现在的学生而言，他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说教的味道比较重，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另外，就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学生考虑的问题非常现实，那些与就业相关的实践性强的课程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的青睐，而抽象的理论课会让他们感觉比较枯燥，这种观念会从高年级学生流传到大一刚入校的新生，更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2.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很多教师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囿于理论基础所限，只能照本宣科，按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来讲，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学方法。单纯从教学内容上讲，《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时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现实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讲授时，若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能和当代经济发展相结合，势必导致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精髓无法传递给学生，自然也就无法达成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从教材的选择上来说，现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数量很多，但是，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内容。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源于《资本论》，从逻辑体系上来说非常严谨，但是教材中讲解知识点时，相关的案例比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严重脱节。而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讲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内容上来讲则显得比较松散，而且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关联度也比较差，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问题。
3.教学方法单一
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旧是教师按照PPT讲解，学生要么抄笔记，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经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其结果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较少，对于学习态度较好的学生来讲，这种方式还有些作用，而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本来就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较弱，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更是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随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有些课程对于PPT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只是把PPT上的内容讲了出来，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认为手里有了老师的课件就万事大吉，反正老师讲的内容也和课件上的没什么区别，这大大削弱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课堂也显得很沉闷。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由于平时上课就没有较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导致在考核学生成绩时，也只能或采取一刀切的闭卷考核方式。虽然有平时成绩，但是，并没有办法考察教师是如何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的，其结果要么大规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调高平时成绩，保障通过率。而正是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导致教师更没有动力在课堂上进行案例分析等互动教学，同时，也由于学时有限，教师更是不敢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当然，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学生而言，即使课堂包括了案例教学，学生也会认为，这和考试成绩关联不大，缺乏了参与的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平时上课听讲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只能死记硬背知识点，考试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很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1.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而言，其培养目标固然是应用型人才，但是，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必然也要考虑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身遇到的问题时，会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从学校的层面来讲，不应该只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课的设置。那么，短短48个学时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既吸引学生，保障案例教学，又要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一个挑战。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教师参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观摩，组织教师到外校进行考察等等。从教师的角度来讲，要想讲好政治经济学，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有很多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甚至没有读过《资本论》，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教材。而理论基础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师讲课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够很好地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自然也无法传递给学生一个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正确态度。
2.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
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深刻理解，都已为实践所证实。但是，马克思写就《资本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存，并且相互竞争的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出现。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进行更新。在教学中应注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讲授，同时还要突出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讲授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比较。持续地更新教学内容，既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又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3.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教学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讲，单纯的理论教学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教师在每一章开始时，可以设置导入案例，这个案例应该和本章内容相关，但是又不能太直白，关键能够吸引学生关注教师讲授后面的内容。比如，讲解货币起源时，教师可以应用人民币国际化的例子作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价值规律时，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时间内猪肉价格的波动，追问：猪肉价格到底能不能“飞上天”？这些方式都可以激发学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兴趣。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现实生活接近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做足功课，不光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同时，教师在讲解案例时，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不应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个固定的点上，而应该刺激学生多思考。（2）参与式教学法。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够保障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就显得势在必行。参与式教学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堂论坛、学生主讲、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形式。举办课堂辩论赛。教师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辩题，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把握。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辩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讨论甚至争论，打开思想的大门。教师要做好组织工作，选定适合辩论的辩题，如对于价值的形成，教师可以设置辩题，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自动化创造价值？教师可以按照标准辩论赛的模式设置正反双方，也可以抽签决定。这样，学生为了获得辩论的胜利，自然会认真准备，也就达到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辩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点评和总结，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表扬。（3）讨论式教学。现在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广泛，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就能让学生信服的，学生对很多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思考。教师应抓住并利用这一特点，进行讨论式教学。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本着宽容的心态，哪怕学生的想法比较幼稚，也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4.调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参与课堂教学，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唯考试论的考核方式。教学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体来说，要把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尽量体现在考核当中，学生参与的每一项课堂活动，比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下小论文、调查报告进行具体量化，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在试卷的内容上也要进行调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记忆、知识点的理解以及对于知识的运用等部分的比例，重点考察对知识的运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而不仅是记住。
总之，要改善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教师就应该在讲授内容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夯实理论功底，同时，通过优化教学手段，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受到学生欢迎的课程。
作者：孙亚君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政治经济论文:特色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理论以及基本经济价值观的学习和研究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对此，笔者结合日常工作中的学习和实践，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和基本关系进行了分析，希望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创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
在《视察河南新乡经济建设道路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改革开放攻坚期和深水期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给予的解释和指导了，必须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领性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学习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物质社会是经济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需求需要从物质价值中进行寻找。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元素，又具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政府调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当前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的问题和情况。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答案，还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关理论重要补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平稳有序的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两种理论之间的价格决定方式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民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争论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升新时期经济形势下的商品属性本质，有助于党员干部了解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从严治党方略的实现。
二、中国特色政治经学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时代变迁中寻找生机，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关键关系的处理。
（一）原理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部分内容，同时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分配理论。而上述理论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处理好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将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当社会经济的形式相结合，补充理论的漏洞和与现实相悖的地方。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指导思想。
（二）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技术方式上有着显著地不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比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者都主张由国家控制金融经管控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寻找我国经济与西方社会经济在本质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化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关系，实现有机融合，发挥“1+1>2”的效果。
（三）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现实生产力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着重对两种关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制度带给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作用。认真研究生产关系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联系。结合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矛盾点，找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因此，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应该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研究和引导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经无法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只能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治经济学，方可发挥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前行。
作者：马学军 单位：山东省临沭县沭新街新党校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国企竞争力意义
摘要: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奠定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和研究了其对当代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提高国企竞争力与优势的现实意义，以期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个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国企竞争力与优势；现实意义
2016年7月4日，同志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作出重要指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增值”。这既为国企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坚守和重申。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才能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提高国企竞争力，打造国企新优势。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奠定国企主导地位的理论基石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其理论基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从新中国成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国有企业的这一主导地位从来没有发生动摇，并纳入了我国《宪法》，成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了有计划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障而且是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深刻分析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了由此而产生的极少数人占有全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并揭示了其本质是资本家占有和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这不仅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也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有企业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更不会有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基本原理，对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确保国企改革保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
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一直是我国社会争议的焦点。长期以来，一部分人打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旗号，把国有企业说成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资源垄断的祸根，不公平竞争的源头，腐败滋生的温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抹杀了国有企业在国家建设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改变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有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只能是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创新。任何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国有企业改革”，都会违背国有企业建立的初衷，都会弄不清为什么建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澄清笼罩在国有企业改革头上的各种误区和迷思，保持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保障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离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谈国有企业改革，只能走入理论误区和实践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提升国企竞争力、打造新优势的思想引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灵丹妙药，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但是它却为国有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升竞争力、打造新优势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导。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中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谈到国营经济时指出：“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公有制经济主要体现形式的国有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同时国有企业只有更加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科技成果的研究和转化，把科技和人才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走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路子，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展示出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优势，也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同时也提出了国有企业发展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是面临的困难也前所未有。国有企业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一切僵化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观念、旧方法、旧制度，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赢得竞争新优势，不断为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徐伯阳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人才探析
摘要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人才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由于对“专门性人才”的教育培养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也关注劳动力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劳动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并非旨归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因而不可能培养出自由而发展的人才。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中原理对人才本质及其培养的分析无疑体现出超前的战略眼光，对当下我国的专门性生产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人才;价值;启示
人才历来就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原始财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才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人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者技能越娴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为了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为了使剥削活动更加隐蔽化，资本家开始关注“专门性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工人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工人的发展问题，因而必然培养不出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人才教育培养本质与局限的批判及人的自由而发展的新人才观的建构，对当前正处在转型升级中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思想解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虽然没有关于人才思想的独立篇章，但却隐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才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马克思认为，人才是具有高创造力的价值生产者，但高层次的劳动人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实现自身的而自由发展是劳动力人才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人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才与物质生产活动息息相关，人才能力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人才能力的发挥，一方面推动人才顺利融入社会生产环节，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另一方面还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新技术、新技能、新创造的主要动力，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大多是人才能力对象化的结果。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专门性人才”越多，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言：“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才能够较大化剩余价值。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专门性人才”普遍具有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从事着区别于一般劳动者从事的简单劳动的高级的复杂的劳动。这些复杂劳动是几个或几十个简单劳动的叠加，它所创造的价值也是成倍或成几十倍的增加，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自己所得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劳动者，成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二）教育培养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能力发展表现为‘原始资料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受固定分工影响，一生束缚在单一职业上，人是单向度的人，人的能力单一、片面。然而，‘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马克思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设前提下，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的实体特征：“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具体指活着的人体中存在的、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总和。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素质，是健康的身体、充足的体力与一定水平的智力。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已经指向人才的基本素质，即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在对人才进行挑选、培养和甄别时，应注意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具备商品二重性的特性，即劳动力也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其使用价值在于创造社会财富，而其价值则应“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不仅包括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且应该包含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培训所需费用，即“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因此，这些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因此，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工人劳动者的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必要投入。马克思把教育培训费用作为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的必备价值要素表明：人才是需要培养的，教育培训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三）自由发展是人才成长的长远目标
人才自身的潜力及对人才教育培养的投入差异会导致人才出现分层。一般而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才培养投入与人才的生产能力成正相关关系，人才培养的投入越多，人才的生产能力越高，人才培养的投入越低，人才的生产能力也就越低。在现实社会中，一个社会生产领域的“专门性人才”是分层的和有梯度的，一般而言，初级人才最多，高级人才最少。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和社会存在人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只需具有体力及少量的经验和技能，对应低级人才，这类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实践投入相对容易一些，从时间成本上来看，费时较短，从物质成本和教育成本看投入较少。复杂劳动则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能力，对应高级人才，培养这类人才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教育成本可能是培养低层次人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不同的人才所承担的生产劳动也有简单与复杂之分。马克思还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进行比较：“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这种不同劳动之间的价值换算关系表明：高层次人才和低层次人才所创造的价值总量是有差异的，高层次人才对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器”效应更强。一些学者根据这一理论，以一个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基数，测算出小学文化程度、中学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43%、108%和300%，充分说明人才的层次不同，价值创造能力也不一样。马克思在深刻把握劳动的质与量的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发展的命题，认为人的自由而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展人的才能，即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保障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二、马克思的人才思想对当前我国人才培养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产业人才；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人才的素质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劳动力人才与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相对突出，一些行业和领域劳动力过剩与“用工荒”并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破解这一难题，要从马克思的人才思想中汲取智慧，培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人才队伍。
（一）重视产业人才的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观不仅强调人才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关注人才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新型产业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德”，强调的是思想觉悟，即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劳动者，拥护党的领导，富有主人翁精神和担当意识；“才”，指的是“劳动能力”，即发展生产创新工艺的领头羊，具有新科技革命背景下驾驭各种生产条件的能力，“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德”与“才”的辩证统一，强调尊重劳动力人才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是社会主义人才观与资本主义人才观的重要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德才兼备”的劳动力人才，既要着眼于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劳动力人才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又要着眼于能力素质培养，加强对劳动力人才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人才的层次和水平。
（二）重视产业人才的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才队伍的能力结构是“梯形”，低层次人才数量庞大，高层次人才非常短缺，同质化竞争激烈，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优化劳动力人才队伍能力结构，要在夯实低层次劳动力人才基础的同时，着力提升高层次劳动力人才的比重，补齐高层次人才的短板。然而，高层次劳动力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花费较高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国家要继续大力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立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社会培养三位一体的劳动力人才培养体系，实施高层次劳动力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在各行各业培养一批领军人物，打造一批专家型团队，为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丰厚的人才资本。
（三）重视产业人才积极性的调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人才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力人才得到的报酬仅仅能维持基本的体力和脑力恢复的需要，这无疑会极大挫伤劳动力人才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劳动生产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要特别重视劳动力人才的薪酬问题，通过提高低工资标准，实现劳动力人才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者人才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让劳动力人才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完善人才激励制度，通过职业年金、特殊津贴、股权激励等形式增加劳动力人才的可支配收入，让劳动力人才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享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总之，在夺取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的关键阶段，需要各行各业劳动力人才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进而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思想，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需要培育一支有信仰、有能力、有活力的劳动力人才队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孟丽荣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