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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研究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较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作用的发挥。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装饰中植物关键研究论文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来源于/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公务员之家
古埃及人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公务员之家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来源于/
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冲击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文秘站:]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 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着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
及时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及时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着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2、3、6为一类,属于中西“合璧”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这种风格仍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与前期的“全西方化”风格不同的是,一种急于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在这个从上至下一致赞同的浪潮中,建筑形象的政治作用、建筑传统形式作为“国粹”的象征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的文化方针,在这里演变成了重“中国精神”轻建筑本身的做法,对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被人们故意漠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建筑十分繁荣。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西方古代建筑艺术的差异
引言
中国擅长以木构体系为造房的主要结构,从夏商一直延续到明清,其建筑发展性具有稳定、持之以恒特征,形成了世界古代建筑中的一个独特建筑艺术体系;西方古代建筑体系是以石材为主建造结构,无论是从古希腊建筑柱式运用、还是到古罗马建筑时期建造技术、艺术、型制、理论空前发展,以及到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出现,和后来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均都表现出建筑风格在不同时期变革所留下的历史烙印,展现了西方人较高艺术修养与智慧。
一、中西方古代建筑文化上的差异
1.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建筑
中国古源地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其气候温和,国家经济发展以农耕为主,所以人们相信丰收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讲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顺其自然,将人与天地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谐发展。因此中国建筑注重因地制宜,讲究风水,这一点园林建筑就有所体现,“虽为人作,宛若天开”,充分表现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意境。另外,中国古建筑也受着周礼之制的影响,如宫廷建筑———北京故宫,平面讲究中轴对称,纵深布局,三朝五门,前朝后寝,创造了高低错落,起伏开阖的群体空间,象征了九五之尊、皇权至上的思想。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北京天坛总平面北墙呈圆形,南为方形,即取此意。标志性建筑祈年殿,优美的体型和高超的艺术处理,被人喻为我国古代美的建筑之一;其平面形式为圆形,周边12根柱,象征12个月,中心四根金柱,意为四季;外观为三重攒尖顶,处于三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高处周围苍松翠柏之上,使人感觉屋顶就是天穹,令人海阔天空,好似天地相合之处。
2.“人”与神性为主题的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建筑文化发源地希腊,被喻为欧洲建筑的摇篮。它地处地中海北岸,东临爱琴海,属海洋性气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所以建筑突出以“人”为中心,如古希腊建筑中的柱式多立克式、奥尔尼式就隐喻着男人和女人。高耸的石柱支承厚重的梁枋又象征着对“力”的崇拜。西方人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如在西方古代园林建筑中特别注重人工修饰,将植物剪裁成规则的几何图形,有序整齐的排列,体现建筑是位于自然之上的。到12-15世纪欧洲进入了一个宗教统治的时代,基督教保持着统治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高耸的构图和玲珑剔透的雕饰,表现出神秘敬畏的感觉,走进教堂仿佛走进了神殿,通过人与神的对话使教徒心灵得到了洗礼,感受着超尘脱俗的感觉。
二、中西方古代建筑外观形式上的差异
1.中国的斗拱建筑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外观形式特征显着,与世界上其他建筑截然不同。中国古代建筑由屋顶、屋身和台基三个部分组成,结构形式以木构架为主,由立柱和横梁承重,屋顶多为坡屋面,不但起到很好的排水作用,其外观形式的多样化,与高低错落的起伏勾勒出中国古代城市丰富的天际线。屋顶的形式有庑殿、歇山、攒尖、悬山、硬山及卷棚顶等。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架体系中的“斗拱”是最显着和重要的构件,在审美上有极高的价值,它位于柱顶、额枋和屋檐之间。斗拱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由大变小、由雄伟变纤丽,不仅在结构和装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还为建筑各部分和各构件大小尺寸起度量单位的作用,在2”1”年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就隐喻着中国建筑文化的代表—斗拱。对比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的外形与西方古代建筑相比规模和尺度相对较小,但是中国建筑不以单体取胜,而是注重虚实结合的群体空间布局,传统的建筑群基本是一组或多组建筑围绕一个中心空间构成,即所谓层层深入院落空间组合。这种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建筑群则以“院”来表示,所谓“无院不成群”,这是东方建筑所追求的独有的特色。
石制梁柱为特色的西方建筑
以西方为代表的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创造了一种以石制的梁柱作为基本构件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经过文艺复兴及古典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延续到2”世纪初,成为世界上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建筑体系,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古典建筑。用石制的梁柱围绕着建筑主体,形成一圈连续的围廊,柱子、梁枋和高耸的穹顶勾勒出西方建筑的主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柱式的变化,对欧洲后来的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建筑强调个体的表现,在建筑外观形式处理上变现几何比例和数字关系,建筑庞大的体量和巨大而又高耸的穹顶,赋予了一种向上和四周扩张的气势,与周边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中西方古代建筑材料上的差异
1.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
中国古代建筑材料多以木材为主,中国人对木的宠爱就像西方建筑多以石材为主一样。建筑材料的差异首先在所在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中国古源地以黄河流域为主,土木材料在这一带储量丰富,气候干燥少雨不但有利于木材的防腐,而且价格低廉,它比石头更容易取材。在《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可见木构建筑材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如《左传.襄工二十七年》记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这五材就是指金、木、水、火、土,而石却在外。中国古建筑主要以木构架为主,屋面上的瓦、墙体的砖都是用土和水,用火烧制而成。中国古谚语所谓“墙倒屋不塌”,说明墙不承重,都是由木构架来承重的。且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上,木材是多么重要。
2.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
西方建筑发源地古希腊所在地理位置地势崎岖,河流湍急,石灰岩和大理石储量丰富,这为石构建筑提供充足的材料资源。在气候方面,这里属海洋性气候,常年湿润,如选用木结构更易腐朽,所以石材建筑从这里开始广泛的运用。到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又发明了由天然的火山灰、砂石和石灰构成的混凝土,这种人工制作的石材为拱券结构的建造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将来建筑材料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纵观西方古代建筑,无论教堂也好,宫殿也罢,以至于一般的建筑也都和石构是分不开的。中西古代建筑这一木一石,一柔一刚,可谓泾渭分明,各有千秋。
四、中西方古代建筑装饰上的差异
1.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艳丽,注重雕琢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具有浓厚的传统民族风格,在建筑颜色上中国古代建筑注重清醒、名目、艳丽的颜色,如宫殿庙宇中用黄色琉璃瓦顶、朱红色屋身,檐下阴影里用蓝绿色略加点金,再衬以白色石台基,各部分轮廓鲜明,使建筑更显得富丽堂皇。屋顶上布置的彩绘也是中国古建筑装饰中一种重要类型,彩绘多以动植物图案为主,如明清时期的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在梁枋、斗拱,檩椽等构件上运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技法、加以雕刻、书法等手段,使图案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建筑材料的特点,中国人将木构件进行细致的雕琢,再附以颜色罩面,雕梁画栋,其手法和工艺之精湛堪称当世一绝。
2.西方古典建筑朴实、庄重,雕饰宏伟
西方建筑古希腊建筑装饰风格给人以朴实、庄重之感,建筑的颜色也偏于黑、白色色调,注重材料-石材的颜色,这与中国古代建筑相比不免单调些,装饰彩绘图案也没有中国这样丰富多彩。但到了古罗马时期,罗马的贵族们生活奢华,各种装饰手段开始运用,特别是室内运用华丽耀眼的颜色,把宫殿装点的金碧辉煌。到了宗教时代,人们更追求装饰色彩的变幻,室内的屋顶及墙壁装点了许多壁画,绘制多属圣经中的故事,人物绘制惟妙惟肖,极为真实,映射出狂热迷幻的宗教主题。另外,西方建筑的装饰多以雕饰为主,雕饰包括雕刻和雕塑,以人物、动物、植物为对象,采用石材进行雕琢,其形象生动逼真,立体感强极强。相对而言,中国古建筑的雕饰虽没有西方雕饰的大气宏伟,但在双方地域中的独特的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
五、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装饰风格的基本原则
1.适度性原则
西方古典主义风格总的来说是宗教思想的物化体现,在其影响下的装饰本身,也带有很多特定社会和时代的痕迹,这些如果照搬照用会破化 设计的整体感。古典主义有很多装饰手法和装饰元素在现代人看来己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如若大量过度地使用这种装饰,将失去简约式风格的内涵和意义。古典主义装饰题材和装饰手段都比较丰富。在特殊的环境中,需要仔细斟酌选择装饰语言和元素,以和整体环境氛围相符。因此,选取装饰语言要格外谨慎,以求整体风格的一致,否则适得其反,事倍功半。
2.以人为本原则
建筑更应该给人一种亲近感,设计目的是“人”,而非物。一个好的空间因该是环境和情感的结合体,是环境和情感的对话和交流方式。环境的营造应该展示出特定的精神气质,给身处此环境的人一种应该具有的感情需求。不同环境体现出不同的气质,满足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在装饰的应用上也应该遵循这种原则,以人的环境情感的需要为出发点,把握空间环境的情境,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合理性原则
所谓合理性原则就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合乎逻辑性原则,指在进行环境设计时要尊重和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尽量避免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比如在进行古典主义氛围的营造中,应该合理的选取装饰材料。古典主义装饰多采用天然材料如石材木材等等。如果在一个古典色彩浓厚的空间中突然多出一个现代新型材料,不但令人感觉可笑,而且装饰的韵味和内涵也荡然无存了。其次,施工技术要合理、结构要合理。如果没有适当的加工技术也会给材料、结构等带来麻烦。总之,简化的西方古典主义装饰的借鉴和应用将在尊重历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多种设计原则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中西方古代建筑艺术由于发源地和所选用建造材料不同,加之地域文化与宗教信仰不同,从根本上阻碍和影响了中西方建筑艺术形式向统一风格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从而造就了两种不同风格建筑艺术形式的产生。从建筑艺术发展研究过程角度看,中西方古代建筑展现给我们的是他们当时辉煌历史和璀璨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是皇宫还是民房,没有好与坏、高与低、贵与贱、对与错之分,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我们应以史为鉴,将中西方古老建筑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运用我们当代人的聪明智慧去谱写新一页灿烂与辉煌。
西方建筑论文: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如果在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下会如何演变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体系 砖木混合结构 发展方向 继承
论文摘要:为了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今天,寻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假设中国传统建筑没有因西方文化入侵而出现文化上的断裂,遵循原有的道路发展,而由于木建筑损耗周期短,人口剧增等作用,导致木材匮乏,难以为继,从而走向砖(或石)木混合结构体系,继而发展出一套新的形式逻辑。以此对现代中国建筑如何继承传统提出新的见解。
引言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寻找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本文只聚焦于传统,粗略的谈论一下它是否会自我变更,转而出现大的变化。
1、传统木建筑体系对于森林资源带来的浩劫
文化使中国的传统建筑采用了木结构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开始一直流传至清代,直到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带来了西方的建筑体系。然而木结构的体系损耗周期短,对森林的消耗极大,我们从都城的迁移就可看出传统建筑体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当皇都从长安、洛阳、汴京一路迁徙,将黄土高原耗竭之后,它游弋到了海河流域。1276年元大都建成。1427年明成祖朱棣再次定都北京,既带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都城,也开始了对太行山、燕山的大破坏。
辉煌的政府形象工程,导致大量砍伐树木。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 (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 (卷190)。
在政府形象工程的示范下,达官豪商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入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
由此,可看出清代的森林覆盖率已相当低,太和殿重建的主柱,都用几根木头拼接而成,可见木料的匮乏。
2、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剧增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变动会随着战争和朝代的更替出现大幅的变化,但就总体而言人口由夏代(公元前2000-771年)约200万增至晚清(公元1851年,咸丰三年)约4亿,出现了巨幅增长。这不光带来建材的大幅增加,同时也带来能源消耗的剧增,而木材是提供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必将使木材资源更加的匮乏,难以为继。
3、人口剧增、森林资源匮乏必将 导致建筑转型
依据前提假设及后续分析,那么在晚清之后,必将面临森林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中国建筑是否会转向砖石结构体系?或演化为木结构体系与砖石结构体系相融合的混合体系?
在中国的文化中永恒的概念是生生不息,周而复始,新陈代谢式的循环式永恒,而树木的世代交替,四季轮替的季节现象都很好的体现了中国式永恒的观念,所以砖石建筑的“永恒”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以致纯粹的砖石结构体系很难被接受。
那么不足的建筑材料必然需要新的材料来补充,而砖石在当时也是一种常见的建筑材料,由此提出第二种假设,即一种混合的体系。而且从陵墓,牌楼、佛塔等的一些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和完备。
在民宅中由于地域和文化的不同,也有采用砖、石、夯土等建材的,那么随着历史的前进,进而由体系的末端向上,转而在象征统治权利的建筑中出现也是很有可能的。
假如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形式,风格上又会做出如何的改变?
这一点可以以佛塔为例加以参考。早期佛塔基本采用木结构体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之后出现的用石材建造的塔开元寺双塔(图1)以及砖木混合结构的塔,如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图2),它们无论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极力的模仿木结构的造型特点,而极大的忽略了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并未发展出一种适合石材的风格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期的石塔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图3),在造型上考虑石材固有材料属性的前提下,加入了木结构的风格元素。由以上发展实例为凭,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混合的风格也将走过幼稚的起步阶段并走向成熟。
4、结论及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考虑社会、人口、资源等因素之后,其必然走向木结构体系与砖石结构体系相融合的混合体系,在资源和传统之间取得平衡。
由此,回到文章开头所提的问题,这样的假设对于现代中国建筑面临如何继承和延续传统的问题有何借鉴意义:
首先,从根本上消解这个问题,现在继承传统,往往只关注形式,而忽略了传统的内涵,传统建筑沦落为一些符号性的元素,被大规模的复制、滥用,导致大众的审美疲劳,失去了其特征鲜明的含义,实乃传统文化的悲哀。因此,在本文开篇假设的情况下,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建筑转向砖石体系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必然遵循材料自身的特性,开发出相应的结构、形式体系。因此,传统木结构的形式会逐渐的淡化、消失。而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将通过新的形式在砖石结构中加以体现。因此,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就不必拘泥于现有的木结构形式,转而更加关注建筑的文化内涵。
其次,有利于充分发挥现有技术的优势,在现有建筑体系上创造新的体现传统建筑文化的形式。目前,很多仿古建筑都用混凝土之类的现代建材去模仿木建筑形式。这是一种对技术的浪费,也是对现有建筑体系的忽视。我们要明确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材,是因为其符合当时的文化内涵,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形式,则是应为材料本身的一些属性所决定的,并非都是由文化来决定建筑的形式。材料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的基本轮廓。因此,非此即彼的强加给自己范围,认为只有传统木结构形式才是传统建筑,只能是竭泽而渔,阻碍技术进步,浪费技术带来的创新。只有结合材料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把握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在形式上不必拘泥,不求简单的模仿和抄袭,而是通过创新继承和发展,只有这样,传统的建筑文化才会在新的建筑体系下开出灿烂的花朵,才会在西方建筑体系的夹缝中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西方建筑论文:论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冲击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 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
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着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及时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及时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着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 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2、3、6为一类,属于中西“合璧”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这种风格仍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与前期的“全西方化”风格不同的是,一种急于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在这个从上至下一致赞同的浪潮中,建筑形象的政治作用、建筑传统形式作为“国粹”的象征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的文化方针,在这里演变成了重“中国精神”轻建筑本身的做法,对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被人们故意漠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建筑十分繁荣。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西方建筑论文:关于对西方学者误禳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澄清
论文摘要：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或认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这是一种误解。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政治的经济功能怎样增强，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位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总会保持相对独立性。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上层建筑；国家干预；政治；非生产劳动
一
无论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无论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在演化过程中出现怎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总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重心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和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或社会意识形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形式的新变化，尤其是它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西方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中否定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就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或只是片面地抓住某些论述，或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学说。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关于经济基础的永恒的首要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切时候都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情况只是历史的，而且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他还说：“在事实上，20世纪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开始越出马克思的预言而表现出自主性。”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文中指出，自l9世纪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科学成了及时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地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做的持续性的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的推敲中产生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观念——把自身从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权中立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了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键之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英国学者自30年代至80年代对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的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同样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既然人们无法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普兰茨认为“每一种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海伯罗尔则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而莱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版)一书中更是主张，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
美国有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更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持否定态度。例如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包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约翰·麦克姆特利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
二
西方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无可非议。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未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公民社会的形成、非政府组织等出现和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和边缘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
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这些说法的成因则是未把上层建筑看做是一种政治结构，未弄清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前苏联哲学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便产生所谓把“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
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因为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关系牵涉。这也同样是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区别的一面。他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却得出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国外学者这种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做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否则，在未弄清上层建筑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不能解决所谓重构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
三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其实早就指明过：上层建筑在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深深楔入经济基础之中；思想意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又对它们发生反作用，并且它内含于前两者之内，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紧密相关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得很明确。他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界定时，已经说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同一种用语，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法与生产的关系的不平衡时，亦指出“生产关系”是“法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划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更看到了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眼中，经济结构作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只是纯经济的性质，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关系等等在内。这种生产关系同时是一种财产关系或财产占有关系，是一种所有制，本身是一种法律的关系。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产权。这种经济权利关系，它包含财产主体、财产客体与财产上发生的权能与权益关系。从经济权利关系或产权实现形式看，它分析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种所有权制度或产权制度本身就是划分、确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法律规则。因此，同时包括所有制结构在内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关系，虽然它可以同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形式区别开来，但不能割断同体现国家制度的法律这种上层建筑形式与生俱来的联系。换言之，表现为法权关系的财产关系，表现为法权制度的财产制度是国家政权这种上层建筑形式“耸立于上”的现实基础。或者说，全部庞大的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同时作为生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中生长起来的。马克思把财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并提，说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体现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研究和理解的深刻，也表明他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并不只是作一个简单的规定，而同时是把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视为与上层建筑契合的环节。可见，这种法律的上层建筑形式一开始就参进到生产方式的“结构”中。这里，上层建筑不仅产生于经济基础，而且深深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是经济基础的“制度”部分。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就会加深这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之一是揭示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专门研究非生产劳动时，马克思把“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看做“像家仆的劳动一样，”认为“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的公仆”；可以列入这类生产劳动者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马克思指出，对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尤其是对掌管国家机器的官吏(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的服务的需求，“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的冲突”。马克思认为，购买这种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或服务的费用是一种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并认为国家公务员的劳动也同样生产结果。总而言之，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包括君主、官员、法官、律师、警察、士兵等等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或社会治安行为还原为一种服务性劳动，把政治活动还原为经济活动，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也就把上层建筑领域即从事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工作还原为一种为经济基础、为生产服务的工作，把政治生活视为与经济生活一体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的这种政治观为学术界人士理解他的上层建筑理论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思路和正确理解问题的方法，也为那些否定他的理论的人士提供了一服思想清醒剂。
西方建筑论文:关于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文化探析
论文关键词：当代博物馆；文化；精神内质；历史环境；文脉意向；特殊地段
论文摘要：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的多元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博物馆建筑出现了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本文结合具有特征的博物馆实例，从精神内质、历史环境、文脉意向、特殊地段4方面，探求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文化趋向。
自80年代起，博物馆就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场所，并被不断地建造，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每2-3天就增添一座新的博物馆。人们把博物馆作为“终生学校”，用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普遍地强调博物馆为社会大众服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社会进入技术至上和商业膨胀的时代，博物馆建筑种类日趋繁多，功能日趋复杂，建筑形态与风格呈现多元特征。一方面建筑自身的艺术色彩通过对时空的描述和光影追求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建筑的人文色彩通过情感、文脉、环境等意象被加以强调。
博物馆建筑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往往映射着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及文化，它也许无法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筑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但往往是该地区文脉的象征、建筑文化的代言人。由此可见，博物馆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更能展现人类的历史、风俗、艺术等文化环境。以下便是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趋向。
1解读文本，提炼精神内质
博物馆作为文化建筑既是为人类的文化活动所创造，也是为维系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存在，同时体现了文化环境。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界刮过一阵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旋风。在形象上，后现代主义推崇对历史样式的借用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建筑成为通俗的、适用于公众口味的、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一些博物馆建筑开始对自身的形式和功能逻辑意义之外的多样人们生活与文化意义的表达进行了努力，它不再是单纯的展出和收藏空间，而是尽力服务于人们的情感、领悟和沉思的场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哲理是建筑的灵魂，只有当建筑与人们的意识产生共鸣的时候，建筑才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的丰实的精神需求的博物馆建筑形象。
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t Libeskind)为柏林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Berlin，1999)蕴含着丰富的隐喻。他借鉴了塔木德经(犹太教法典)、建筑史和文学等资料，使文学介入建筑设计领域。“建筑的文本”，正如里伯斯金所说的，在其多样性和广泛性中包含了全部的书写文本及文化，导致各种意义发生不同方式的冲突。在这座建筑中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线状的狭窄空间”，它潜伏着与思想、组织关系有关的两条脉络——无限延伸的曲线脉络、充斥支离破碎断片的直线脉络。曲线代表德国犹太人曲折发展的历史，直线象征德国犹太人曾动荡不安的生活，驱逐、屠杀、逃亡、漂泊。设计者不仅是想通过有形的物体，更想试图采用一种哲学的表达，来唤醒和融合犹太人和柏林的历史。
曾被法国当代哲学深刻影响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把建筑看作是可读写的文本。他认为建筑的基础是哲学，建筑师应该以哲学的思辨来展开设计。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Berlin，2005)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部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由2711块灰色的巨形水泥柱高低错落列成方阵，方阵下是展示陈列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穿梭在那高高低低、宛若墓碑的石林间，他们漫步、感受、沉思、追悼当年被纳粹无情杀戮的犹太人。艾森曼说，“进出方阵的感觉是没有目标、没有终点、没有道路。……我想把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希望这座纪念馆能触动每一名参观者的‘心灵和良知’。”
2留存记忆，尊重历史环境
历史环境对建筑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其中，公众的群体记忆作为人对环境感知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制约因素。建筑师应关心人们日常生活与真实且熟悉的生活轨迹，发掘人们群体记忆中对某一地段的感受，在特定区域内对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生活习惯等人文因素做出认同的反应，使人们通过对建筑的阅读回忆历史，凝结记忆。历史性区域的和谐生长要体现对整体历史环境的记忆，努力建立一种和谐的生长机制，创造富含记忆的有人情味的空间。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New StateGallery，Stuttgart，1984)是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在受历史环境影响基础上的大胆创作。基地原来是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废墟，当地居民已习惯于在其中穿梭游玩，将它当作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斯特林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设计中为居民保留了一条穿越博物馆的自由步道，使人们的习惯和记忆得以保留与延续。这条步道自西侧穿过美术馆的大门，经“之”字形台阶进入圆形内广场，环行半周，由东门出去与山坡上的街道衔接，成为一条充满趣味的交通路线。建筑师出于对城市环境的理解和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尊重，通过建筑空间与街道形态的融合，成功地将城市道路引人建筑内部，以开放的格局使建筑融入城市当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部分。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n设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Barcelona Museum forContemp-orary Art，Spain，1996)位于巴塞罗那旧城中心，是该市20余年来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方面的近期成果之一(图7～9)。他的方案赋予建筑及其环境多重的意义与功能，成功地处理了在复杂的城市历史环境中创造新的现代空间这一难题。在设计中，迈耶以大体量的新建筑将四周小尺度和零碎的历史空间统合成为一组整体，把旧域道路网那种错综复杂的性格也延伸到建筑内部。圆形大厅、精致的后花园以及巨大的前广场，由一条蜿蜒的步道联系起来，使博物馆成为当地公众所习惯的城市步行系统中的一部分。博物馆活动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折射出建筑师对公众生活和城市历史环境的本质理解。
3保留传统，延续文脉意向
传统文化是一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现。传统文化深刻地约束着本地区的行为模式，这种约束力必然波及人们的建设行为，从而对这一地域的建筑风格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形成本地区建筑的地域特色。地域主义主张对文脉的尊重和表现，认为建筑形态应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两方面相适应，传统文化是建筑构思的重要源泉，尊重文化传统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而文脉意象正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建筑外部形态，传递相应时代、环境和人文背景信息；通过视觉的熟悉和情感的体验达到心理上的共鸣，从而创造出人们易于认同的、富有“地方精神”的建筑。
特吉巴欧文化中心Uean Marie TjibaouCultural Center，New CaIedonia 1998)的设计反映了建筑师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对当地生态、场地特征以及过去与未来结合等方面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皮阿诺从当地村落富有特色的建筑中得到灵感，结合当地所有条件(地点、气候，卡纳克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制造车间带来的工程上的专业技能等，提取和简化当地传统棚屋的民居形式。这些“棚屋”的功能超越了遮蔽和抵制气候的作用，更表达出人们心中的热情：渴望走进大自然，融入宇宙，并和谐地参与到具有深刻根源的地方传统文化中去。特吉巴欧文化中心希望在卡纳克文化的保护和继续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文化的根源在适应和利用新的环境过程中获得新生。
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iesCorrea)以古老的印度文明作为创作背景，将传统宗教文化的内涵引入到建筑设计理念中，使建筑创作焕发出具有“印度灵感”的生命力。在柯里亚的设计理念中，传统的历史文化既是需要表达的目的，又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所设计的斋浦尔博物馆(Jawa—har Kala Kendra，Jaipur，1992)位于斋浦尔市。该市是建于中世纪的一座印度古城，它最初的城市规划采用了印度婆罗门教的曼陀罗模式。柯里亚沿用了曼陀罗宗教图式，将博物馆分成九个方格，一个方格稍加游离形成人口。柯里亚还把曼陀罗所包含的宇宙神秘这一精神内涵加以提炼，使九个方格分别代表九大星系，每一个方格部拥有自己的属性、颜色、符号，彼此相通，又都与位于中央象征梵的境界的庭院相通。参观者在迷宫般的路线引领下，欣赏展品的同时，感受到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极大地扩充了建筑的文化容量。
4重获瓤生，建构特殊地段
特殊地段在这里是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后，伴随旧的工业、仓储、交通或商业活动撤退，在城市中心地带出现的一些可再开发的历史地段。这些地段昔日曾经辉煌，周边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居民区，但现在这里失去了生气，成为城市衰落的象征。80年代后期欧洲广泛兴起的城市中心复兴运动，推动了在这些地段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文化建筑，被作为城市修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与城市历史环境的结合，来赋予城市新的内涵与生命，促进当地向观光型产业转换，推动城市经济。它们同时也帮助当地复兴曾有的辉煌，重新唤回社区的凝聚力，重新呈现出活跃的个性。外观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建筑也拥有超越地域的影响力，成为城市新的标志与中心。弗兰克盖里([rank O.Gehry)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Guggen—hein Museum，Billbao，Spain，1997)和赫尔佐格与德默隆(Herzogde＆de Meuron)设计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Modern，London，2000)便是区域经济复兴最典型的实例。
1997年，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毕尔巴鄂市的文化品格，使该市从一个锈迹斑斑、被废弃的工业小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建筑圣地与艺术殿堂、全球的旅游热点。盖里通过博物馆丰富的内部空间与令人捉摸不定的动感造型向人们展现了迷人的建筑艺术包装效果。盖里的这一设计从毕尔巴鄂的城市肌理和尺度获得启发，回应了河滨历史上仓库货栈等工业建筑的材料特质。建筑雕塑般的造型与城市大桥、河流有机的结合，成为城市新标志。该馆落成的及时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来自该地区以外，而这其中的84％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来到毕尔巴鄂，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截至2000年，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己达4.55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
于2000年开幕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伦敦干禧计划中的火车头，以艺术将泰晤士河南岸翻新，是掀起该旧区再发展的及时步。美术馆的前身，是曾致力于将现代性和英国传统主义相结合的英国著名建筑师斯各特于1947年设计的河岸发电厂，其外型充满工业时代的味道。在1980年，由于新能源的出现，发电厂被时代陶汰，周边地区也随之变得萧条。直至1994年被泰特艺廊看中成为其现代馆的新址，并通过国际比赛挑选了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默隆翻新工程。美术馆保留了发电厂的原貌，如外露的烟囱与内堂的吊臂和钢柱；同时也重新规划内部空间，并在顶部加盖了两层玻璃大楼。新与旧的结合，令美术馆充满了独特的现代感，使这座老工业建筑及周遭环境获得了新生，促进整个区域的繁荣。泰特现代美术馆于2000年开馆仅一年就为伦敦经济贡献了10亿英镑。对泰晤士河南岸居民来说，它的出现，不仅仅为他们带来一个世界级美术馆，也兴起了当地的旅游业与餐饮业，由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活化了旧社区。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伦敦的重要艺术中心，也是伦敦快速成为文化首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5结语
在城市的结构中，博物馆被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元素植入到城市中，它逐渐成为当代城市空间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像“容器”一样容纳着人流、事件和信息，并且作为可识别的符号存在于城市之中，强烈的表征出城市的文化精神。博物馆不再是精英文化的藏宝盒，或是刻板严肃的教科书，而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体验中心。这正是当前博物馆建筑发展值得关注的文化趋向。
西方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中的西方风格
摘要：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早期建筑基本上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建筑就是体现天地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西方思想的融入，中国的后期建筑就增添的许多西方的色彩。可以说西方的建筑风格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都在中国的建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关键词： 中西文化 现代主义 多元化
一、中西建筑的比较
中西建筑风格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是因中西文化的不同。按一般的理解，中国文化重人，而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则较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融合、统摄且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则重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等等。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幻想与理念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了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人在造型方面，使建筑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眼点在于两度的平面与三度的形体。而中国建筑具有绘画的特点，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意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的“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可以说，欧洲建筑的理念性集中体现在一个“实”上，中国建筑的幻想性集中体现在一个“空”上
2、模仿与写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是模仿的产物。希腊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就是对不同性别的人体分析性；中国人则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事物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或表现出这种领悟或感受，即具有很强的写意性。中国人也讲究逼真与论证，但须以写意性的“传神”为前提。比如，我国古典建筑物上的形如飘风的飞檐翼角，其传神的写意性很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激情和心理感染力。
3、封闭与开放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内向的封闭心态，甚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而西方强调以外部空间为主，把中心广场称为“城市的客厅”、“城市的起居室”等等，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中国人往往将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表明有将自然统缆于内部的取向。可以说，这是某些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4、稳定和多变
中国，封建皇朝实力强大，封建制度稳定。封建主长期压制自然科学的发展，用主张顺从统治的儒学和佛教驯训人们。天子臣民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很少有强烈的突破愿望，甚至认为被皇权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因苦难而发动的社会革命，只是在皇朝之间转换，并没有对封建制度产生根本性的突破。正是如此巩固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封建时代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是欧洲的两倍。同时，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华稳定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的传统建筑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并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分支。4到15世纪，欧洲也步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但与中国迥然不同，欧洲封建势力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帝国。封建主的政治力量比较弱。这归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中市民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深种在欧洲民众的思想中。反对压制，追求自由，追求世俗生活可以说是欧洲人民的性格。这种本能的叛逆，使封建政权缺少稳固的思想基础，封建势力相对较弱。这时期的欧洲建筑也因为政治原因走上多元多变的道路。
二、中国建筑中的西方文化
西方建筑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但那时基本上是局限于教堂式的少许建筑。那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建筑的看法就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所说的：“欧洲的住宅和高大建筑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我们的街道被他们看成是在大山之间凿开的路。我们的房屋他们认为像是远处看的穿了窟窿的悬崖，多少有点像是野兽的洞穴或是熊窝……”。
中西建筑交流的较大成果应是圆明园的落成，从此西方建筑成为中国建筑一道奇异的风景。
1、清末民国的建筑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建筑转入近代时期，开始了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但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扭曲的。
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是被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和鸦片冲开的。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外来的、诱发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冲击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击的。租界的设立、通商口岸的开辟、港湾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的圈占，都是通过不平等条条约来实施的。这些城市或地区，作为中国控化的前沿和聚点，引发其城市转型、建筑转型的外来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活动息息相关。在近代化过程中搅拌着殖民化。因此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自然深深受制于这种二元结构的影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型。主要体现现在没有取得多方位的现代化转型，明显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如民国时期的仿罗马风建筑石鼓路天主堂，西方古典的原中央大学建筑群，还有欧洲乡村别墅式的原星汉别墅（Former Xinghan Villa）。
2、现代主义风格的诞生
1930年前后的中国建筑界有两点史实十分清楚。其一，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侵占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现代建筑式样，或称摩登式、现代风格、万国式、国际式、艺术装饰风格、日本摩登等，其中包含有为数不多但较纯粹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其二，西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建筑师的交流、建筑教育等方式在中国广为传播。这说明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在其肇端初始就已波及到中国，并产生效应，中国近代建筑界与世界建筑发展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作为远东较大的贸易、金融、工业都市以及对外通商的窗口城市，20年代末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现代风格的建筑最早正是在这里诞生。1929年9月5日，沙逊大厦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落成，大厦10（局部13层），塔顶高77m，平面为A字型。钢框架结构，顶部设有19m高的金字塔形铜屋顶。从其形式来说，尽管与我们今天从历史书上看到的世纪初年的世界较高摩天楼——美国芝加哥蒙特格美力公司大楼（Headquarters of Montogomery Ward，1900年建）形象何其相似，但20年代末在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盛行的上海建成无疑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它体型轮廓线类似蒙特格美力向上逐渐收缩，腰部及檐口部位仍然有几何图案装饰，整体姿态尚未走出复古式样，但与周围沉重的西洋古典建筑相比，无论体型、构图，还是装饰细部已有大幅度简化，给人清新挺拔的现代感。沙逊大厦的建成标志着现代思潮的开端，它拉开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现代建筑设计的帷幕。
西方的建筑师以及西方培养的中国建筑师在上海开埠以后引进了欧洲建筑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富有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建筑型制和建筑空间。从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式、折衷主义到盛行欧美的现代主义建筑、装饰艺术派建筑、复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中国新古典建筑等，各种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诸如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汇丰银行（1921—1923）、麦力利银行（1922—1923）、上海邮政总局（1922—1924）、嘉道里公馆（1924）、法国体育总会（1924—1926）等；哥特复兴建筑有中国通商银行大楼（1893）、徐家汇天主堂（1910）等；中国古典传统复兴的代表作如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1931—1933）、中国银行大楼（1937）等，以及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装饰的商业建筑；折衷主义的代表作如有利银行大楼（1913—1916）、海关大楼（1925—1927）、王伯群住宅（1930—1934）、马勒住宅（1936）等；二三十年代流行全世界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对上海的影响使上海成为国际上装饰艺术风格的中心之一，其代表作有沙逊大厦（1926—1929）、国泰大戏院（1932）、中汇银行大楼（1934）、峻岭寄庐（1935），以及遍布上海西区的许多公寓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则有国际饭店（1931—1934）、大光明大戏院（1933）、毕卡第公寓（1934）、吴同文住宅（1938）以及许多花园洋房等。
三、新中国的建筑的发展及其多元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建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建筑在数量上、规模上、类型上、地区分布上、现代化水平上都突破近代时期的局限，展现出崭新的姿态。在政治路线、经济建筑、意识形态、建筑方针政策、建筑科学技术、传统建筑文化、外来建筑文化、建筑创作思想等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制约下，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1、50年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 1个五年计划。在全盘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建筑界接受了苏联当时的建筑创作理论，把建筑创作等同于一般文艺创作，把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文化，把强调民族风格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提到建筑创作方向的高度来贯彻，从而掀起了创造民族形式的热潮。在北京陆续建造了友谊宾馆、三里河办公大楼、地安门宿舍、中央民族学院、亚澳学生疗养院等建筑。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南京农学院教学楼、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沿袭着20～30年代的古典式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这种一刀切地普遍滥用大屋顶，形成新中国建筑中一股被称为复古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建造了一批不带大屋顶的、以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这阶段也出现了像北京和平宾馆（1951，杨廷宝设计）、北京天文馆（1954，张开济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及时附属医院大楼（1955，夏昌世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6，林乐义设计）等摆脱传统形式束缚、格调质朴清新的出色作品。
2、国庆工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出现，为迎接国庆10周年，北京建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建筑界在批判复古主义之后，曾一度过分强调节约，几乎忽略了建筑艺术问题，建筑创作思想沉闷，国庆工程设计激起了建筑界对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新探寻。1959年 5月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口号，主张在学习古今中外建筑上一切好东西的基础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风格、新形式，国庆工程正是这种新风格探寻的重大实践。在这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纪念意义和复杂功能要求的建筑创作中，为新的大体量、大空间、新结构建筑寻求民族风格作了多种形态的探索，设计手法有明显进步，但基本上仍未超越近代古典式、折衷式的范围，没有摆脱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构图体量和装饰元件的沿用、改造。这批建筑对各地大型公共建筑创作有较大影响，一度成为各地建筑探寻新风格的样板。
3、广州风格的崛起，60年代前期，中国处在经济调整时期，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停止，建筑创作活动冷落。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进入“设计革命”和“”时期，建筑设计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广州的建筑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少量建筑活动，在冷寂的建筑创作园地中，广州的建筑师在他们为出口商品贸易活动所设计的一批宾馆、展览馆、剧院等建筑中，在建筑风格的探索上勇敢地迈出创新的步伐。广州白云宾馆、矿泉别墅、友谊剧院等都以自然的、切合功能实际的平面安排，灵活通透的空间构成，明朗清新的造型格调，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时代精神。他们创造性地在现代建筑中有机地融合进具有传统特色的庭院、园林，造就了富有现代气息、又有浓郁民族意蕴的建筑意境，形成着引人注目的广州风格。广州风格的崛起，突破了长期以来通过中西古典构图体量和传统装饰元件来塑造民族形式的造型特征的局限，开始了以现代设计方法创造具有民族意蕴的建筑空间环境的尝试。同时，北京、杭州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格调清新的建筑，如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友谊商店、杭州机场候机楼等，它们和广州风格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发展的重要转折。
4、多元风格──80年代的新趋向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建筑事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城乡建设、特区建设、旅游建设、高层建筑建设等蓬勃开展。“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改革方针推进了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引进外资、引进外来材料设备、引进国外设计、广泛介绍国外建筑理论等，进一步活跃了建筑学术思想和建筑创作活动。短短几年间，在建筑风格上涌现了不少新事物。广州白天鹅宾馆以高低层结合的优美体型和浓郁的岭南风味中庭，继续推进着广州风格；上海龙柏饭店以协调的环境、新颖的造型和地方特色的和谐融合，呈现出上海风格的新姿；北京长城饭店、西苑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以崭新的现代格调或清新的乡土气息，突破了北京风格的原有模式；其他如南京金陵饭店、上海宾馆、广州中国大酒店、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山县中山温泉宾馆、重庆航站楼、西安的渭水园温泉度假村客房别墅等，也都呈现着多样的形态和迥然不同的格调。这批建筑在现代化水平和现代设计手法上展开了新的一页，出现了新颖的建筑形体和组群构成，运用了玻璃幕墙、齿形墙面、透光大厅、旋转餐厅、景观电梯等新的构成要素。在民族风格上，也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传统，从空间构成、序列组织、群体布局、室内装饰、庭园意匠等形式上，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地探寻求索，创造了一些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乡土特色的建筑形象和室内环境及庭园环境。标志着中国建筑思想开始摆脱狭隘的、封闭的单一模式，逐步趋向开放、兼容，中国现代建筑开始迈上多元风格的发展道路。可以预见，在不断繁荣的建筑创作活动中，必将写出中国的多元建筑风格的新篇章。
四、结论
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经过了两度对接：以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波及国内为发端，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进程不仅因战乱出现过明显的时间断裂，也因政治、经济等原因几度起落。他将“对接”期锁定在20世纪30年代代留学归国建筑师的执业阶段，以及199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当代本土建筑师的创作活动。而“对接”意味着充分的信息共享、相互理解和同期的平行发展。有着相近教育背景的‘官派留学’建筑学者的群体构成是为及时个‘对接’时期存在的前提。他们大多在美国的著名学府接受了正统的现代建筑学教育，庄俊、梁思成、童??等代建筑大师均在此列。巴黎美院的教育系统不仅对美国的建筑学发展影响深远，也经由同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传入国内。直至我们80年代进入大学时，依然能从前辈的教育中感受到这一点。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现代建筑的起源不仅与欧美一脉相承，其同期的建筑活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关于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文化探析
论文关键词：当代博物馆；文化；精神内质；历史环境；文脉意向；特殊地段
论文摘要：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的多元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博物馆建筑出现了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本文结合具有特征的博物馆实例，从精神内质、历史环境、文脉意向、特殊地段4方面，探求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文化趋向。
自80年代起，博物馆就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场所，并被不断地建造，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每2-3天就增添一座新的博物馆。人们把博物馆作为“终生学校”，用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普遍地强调博物馆为社会大众服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社会进入技术至上和商业膨胀的时代，博物馆建筑种类日趋繁多，功能日趋复杂，建筑形态与风格呈现多元特征。一方面建筑自身的艺术色彩通过对时空的描述和光影追求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建筑的人文色彩通过情感、文脉、环境等意象被加以强调。
博物馆建筑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往往映射着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及文化，它也许无法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筑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但往往是该地区文脉的象征、建筑文化的代言人。由此可见，博物馆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更能展现人类的历史、风俗、艺术等文化环境。以下便是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趋向。
1解读文本，提炼精神内质
博物馆作为文化建筑既是为人类的文化活动所创造，也是为维系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存在，同时体现了文化环境。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界刮过一阵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旋风。在形象上，后现代主义推崇对历史样式的借用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建筑成为通俗的、适用于公众口味的、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一些博物馆建筑开始对自身的形式和功能逻辑意义之外的多样人们生活与文化意义的表达进行了努力，它不再是单纯的展出和收藏空间，而是尽力服务于人们的情感、领悟和沉思的场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哲理是建筑的灵魂，只有当建筑与人们的意识产生共鸣的时候，建筑才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的丰实的精神需求的博物馆建筑形象。
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t Libeskind)为柏林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Berlin，1999)蕴含着丰富的隐喻。他借鉴了塔木德经(犹太教法典)、建筑史和文学等资料，使文学介入建筑设计领域。“建筑的文本”，正如里伯斯金所说的，在其多样性和广泛性中包含了全部的书写文本及文化，导致各种意义发生不同方式的冲突。在这座建筑中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线状的狭窄空间”，它潜伏着与思想、组织关系有关的两条脉络——无限延伸的曲线脉络、充斥支离破碎断片的直线脉络。曲线代表德国犹太人曲折发展的历史，直线象征德国犹太人曾动荡不安的生活，驱逐、屠杀、逃亡、漂泊。设计者不仅是想通过有形的物体，更想试图采用一种哲学的表达，来唤醒和融合犹太人和柏林的历史。
曾被法国当代哲学深刻影响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把建筑看作是可读写的文本。他认为建筑的基础是哲学，建筑师应该以哲学的思辨来展开设计。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Berlin，2005)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部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由2711块灰色的巨形水泥柱高低错落列成方阵，方阵下是展示陈列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穿梭在那高高低低、宛若墓碑的石林间，他们漫步、感受、沉思、追悼当年被纳粹无情杀戮的犹太人。艾森曼说，“进出方阵的感觉是没有目标、没有终点、没有道路。……我想把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希望这座纪念馆能触动每一名参观者的‘心灵和良知’。”
2留存记忆，尊重历史环境
历史环境对建筑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其中，公众的群体记忆作为人对环境感知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制约因素。建筑师应关心人们日常生活与真实且熟悉的生活轨迹，发掘人们群体记忆中对某一地段的感受，在特定区域内对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生活习惯等人文因素做出认同的反应，使人们通过对建筑的阅读回忆历史，凝结记忆。历史性区域的和谐生长要体现对整体历史环境的记忆，努力建立一种和谐的生长机制，创造富含记忆的有人情味的空间。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New StateGallery，Stuttgart，1984)是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在受历史环境影响基础上的大胆创作。基地原来是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废墟，当地居民已习惯于在其中穿梭游玩，将它当作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斯特林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设计中为居民保留了一条穿越博物馆的自由步道，使人们的习惯和记忆得以保留与延续。这条步道自西侧穿过美术馆的大门，经“之”字形台阶进入圆形内广场，环行半周，由东门出去与山坡上的街道衔接，成为一条充满趣味的交通路线。建筑师出于对城市环境的理解和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尊重，通过建筑空间与街道形态的融合，成功地将城市道路引人建筑内部，以开放的格局使建筑融入城市当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部分。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n设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Barcelona Museum forContemp-orary Art，Spain，1996)位于巴塞罗那旧城中心，是该市20余年来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方面的近期成果之一(图7～9)。他的方案赋予建筑及其环境多重的意义与功能，成功地处理了在复杂的城市历史环境中创造新的现代空间这一难题。在设计中，迈耶以大体量的新建筑将四周小尺度和零碎的历史空间统合成为一组整体，把旧域道路网那种错综复杂的性格也延伸到建筑内部。圆形大厅、精致的后花园以及巨大的前广场，由一条蜿蜒的步道联系起来，使博物馆成为当地公众所习惯的城市步行系统中的一部分。博物馆活动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折射出建筑师对公众生活和城市历史环境的本质理解。
3保留传统，延续文脉意向
传统文化是一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现。传统文化深刻地约束着本地区的行为模式，这种约束力必然波及人们的建设行为，从而对这一地域的建筑风格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形成本地区建筑的地域特色。地域主义主张对文脉的尊重和表现，认为建筑形态应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两方面相适应，传统文化是建筑构思的重要源泉，尊重文化传统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而文脉意象正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建筑外部形态，传递相应时代、环境和人文背景信息；通过视觉的熟悉和情感的体验达到心理上的共鸣，从而创造出人们易于认同的、富有“地方精神”的建筑。
特吉巴欧文化中心Uean Marie TjibaouCultural Center，New CaIedonia 1998)的设计反映了建筑师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对当地生态、场地特征以及过去与未来结合等方面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皮阿诺从当地村落富有特色的建筑中得到灵感，结合当地所有条件(地点、气候，卡纳克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制造车间带来的工程上的专业技能等，提取和简化当地传统棚屋的民居形式。这些“棚屋”的功能超越了遮蔽和抵制气候的作用，更表达出人们心中的热情：渴望走进大自然，融入宇宙，并和谐地参与到具有深刻根源的地方传统文化中去。特吉巴欧文化中心希望在卡纳克文化的保护和继续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文化的根源在适应和利用新的环境过程中获得新生。
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iesCorrea)以古老的印度文明作为创作背景，将传统宗教文化的内涵引入到建筑设计理念中，使建筑创作焕发出具有“印度灵感”的生命力。在柯里亚的设计理念中，传统的历史文化既是需要表达的目的，又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所设计的斋浦尔博物馆(Jawa—har Kala Kendra，Jaipur，1992)位于斋浦尔市。该市是建于中世纪的一座印度古城，它最初的城市规划采用了印度婆罗门教的曼陀罗模式。柯里亚沿用了曼陀罗宗教图式，将博物馆分成九个方格，一个方格稍加游离形成人口。柯里亚还把曼陀罗所包含的宇宙神秘这一精神内涵加以提炼，使九个方格分别代表九大星系，每一个方格部拥有自己的属性、颜色、符号，彼此相通，又都与位于中央象征梵的境界的庭院相通。参观者在迷宫般的路线引领下，欣赏展品的同时，感受到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极大地扩充了建筑的文化容量。
4重获瓤生，建构特殊地段
特殊地段在这里是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后，伴随旧的工业、仓储、交通或商业活动撤退，在城市中心地带出现的一些可再开发的历史地段。这些地段昔日曾经辉煌，周边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居民区，但现在这里失去了生气，成为城市衰落的象征。80年代后期欧洲广泛兴起的城市中心复兴运动，推动了在这些地段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文化建筑，被作为城市修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与城市历史环境的结合，来赋予城市新的内涵与生命，促进当地向观光型产业转换，推动城市经济。它们同时也帮助当地复兴曾有的辉煌，重新唤回社区的凝聚力，重新呈现出活跃的个性。外观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建筑也拥有超越地域的影响力，成为城市新的标志与中心。弗兰克盖里([rank O.Gehry)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Guggen—hein Museum，Billbao，Spain，1997)和赫尔佐格与德默隆(Herzogde＆de Meuron)设计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Modern，London，2000)便是区域经济复兴最典型的实例。
1997年，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毕尔巴鄂市的文化品格，使该市从一个锈迹斑斑、被废弃的工业小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建筑圣地与艺术殿堂、全球的旅游热点。盖里通过博物馆丰富的内部空间与令人捉摸不定的动感造型向人们展现了迷人的建筑艺术包装效果。盖里的这一设计从毕尔巴鄂的城市肌理和尺度获得启发，回应了河滨历史上仓库货栈等工业建筑的材料特质。建筑雕塑般的造型与城市大桥、河流有机的结合，成为城市新标志。该馆落成的及时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来自该地区以外，而这其中的84％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来到毕尔巴鄂，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截至2000年，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己达4.55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
于2000年开幕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伦敦干禧计划中的火车头，以艺术将泰晤士河南岸翻新，是掀起该旧区再发展的及时步。美术馆的前身，是曾致力于将现代性和英国传统主义相结合的英国著名建筑师斯各特于1947年设计的河岸发电厂，其外型充满工业时代的味道。在1980年，由于新能源的出现，发电厂被时代陶汰，周边地区也随之变得萧条。直至1994年被泰特艺廊看中成为其现代馆的新址，并通过国际比赛挑选了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默隆翻新工程。美术馆保留了发电厂的原貌，如外露的烟囱与内堂的吊臂和钢柱；同时也重新规划内部空间，并在顶部加盖了两层玻璃大楼。新与旧的结合，令美术馆充满了独特的现代感，使这座老工业建筑及周遭环境获得了新生，促进整个区域的繁荣。泰特现代美术馆于2000年开馆仅一年就为伦敦经济贡献了10亿英镑。对泰晤士河南岸居民来说，它的出现，不仅仅为他们带来一个世界级美术馆，也兴起了当地的旅游业与餐饮业，由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活化了旧社区。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伦敦的重要艺术中心，也是伦敦快速成为文化首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5结语
在城市的结构中，博物馆被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元素植入到城市中，它逐渐成为当代城市空间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像“容器”一样容纳着人流、事件和信息，并且作为可识别的符号存在于城市之中，强烈的表征出城市的文化精神。博物馆不再是精英文化的藏宝盒，或是刻板严肃的教科书，而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体验中心。这正是当前博物馆建筑发展值得关注的文化趋向。
西方建筑论文:关于对西方学者误禳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澄清
论文摘要：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或认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这是一种误解。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政治的经济功能怎样增强，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位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总会保持相对独立性。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上层建筑；国家干预；政治；非生产劳动
一
无论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无论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在演化过程中出现怎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总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重心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和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或社会意识形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形式的新变化，尤其是它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西方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中否定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就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或只是片面地抓住某些论述，或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学说。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关于经济基础的永恒的首要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切时候都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情况只是历史的，而且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他还说：“在事实上，20世纪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开始越出马克思的预言而表现出自主性。”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文中指出，自l9世纪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科学成了及时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地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做的持续性的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的推敲中产生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观念——把自身从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权中立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了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键之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英国学者自30年代至80年代对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的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同样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既然人们无法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普兰茨认为“每一种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海伯罗尔则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而莱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版)一书中更是主张，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
美国有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更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持否定态度。例如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包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约翰·麦克姆特利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
二
西方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无可非议。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未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公民社会的形成、非政府组织等出现和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和边缘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
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这些说法的成因则是未把上层建筑看做是一种政治结构，未弄清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前苏联哲学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便产生所谓把“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
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因为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关系牵涉。这也同样是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区别的一面。他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却得出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国外学者这种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做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否则，在未弄清上层建筑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不能解决所谓重构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
三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其实早就指明过：上层建筑在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深深楔入经济基础之中；思想意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又对它们发生反作用，并且它内含于前两者之内，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紧密相关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得很明确。他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界定时，已经说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同一种用语，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法与生产的关系的不平衡时，亦指出“生产关系”是“法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划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更看到了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眼中，经济结构作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只是纯经济的性质，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关系等等在内。这种生产关系同时是一种财产关系或财产占有关系，是一种所有制，本身是一种法律的关系。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产权。这种经济权利关系，它包含财产主体、财产客体与财产上发生的权能与权益关系。从经济权利关系或产权实现形式看，它分析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种所有权制度或产权制度本身就是划分、确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法律规则。因此，同时包括所有制结构在内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关系，虽然它可以同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形式区别开来，但不能割断同体现国家制度的法律这种上层建筑形式与生俱来的联系。换言之，表现为法权关系的财产关系，表现为法权制度的财产制度是国家政权这种上层建筑形式“耸立于上”的现实基础。或者说，全部庞大的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同时作为生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中生长起来的。马克思把财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并提，说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体现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研究和理解的深刻，也表明他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并不只是作一个简单的规定，而同时是把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视为与上层建筑契合的环节。可见，这种法律的上层建筑形式一开始就参进到生产方式的“结构”中。这里，上层建筑不仅产生于经济基础，而且深深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是经济基础的“制度”部分。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就会加深这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之一是揭示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专门研究非生产劳动时，马克思把“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看做“像家仆的劳动一样，”认为“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的公仆”；可以列入这类生产劳动者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马克思指出，对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尤其是对掌管国家机器的官吏(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的服务的需求，“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的冲突”。马克思认为，购买这种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或服务的费用是一种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并认为国家公务员的劳动也同样生产结果。总而言之，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包括君主、官员、法官、律师、警察、士兵等等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或社会治安行为还原为一种服务性劳动，把政治活动还原为经济活动，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也就把上层建筑领域即从事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工作还原为一种为经济基础、为生产服务的工作，把政治生活视为与经济生活一体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的这种政治观为学术界人士理解他的上层建筑理论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思路和正确理解问题的方法，也为那些否定他的理论的人士提供了一服思想清醒剂。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比较与探讨
摘 要：中国的建筑文化博大精深，被誉为东方建筑的精华，然而西方建筑文化则是欧洲建筑文化的灵魂所在。下面我们就把中西方的传统建筑风格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从而找出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创新建筑观念和丰富设计观念的建筑，从而给中国的建筑积累更多的经验，促进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西方传统建筑；建筑艺术；比较
建筑风格能够十分直白的表现出建筑艺术。不同的建筑风格包含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也包含了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审美标准，因此建筑艺术更多的是对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的表现。一般情况而言，时代的不同，所产生的风格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影响民族风格的民族文化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个过程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使得民族风格也具有传统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建筑艺术是和时代风格紧紧相连的，建筑艺术对于民族风格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木料和石材
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其中对人们思想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文化，在儒家思想中崇尚的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这种思想也渐渐的深入到了建筑艺术中。因为受到儒学的影响，渐渐的形成了一种和社会等级制度有关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建筑形式主要以木材结构为主，就连建造一些砖筑的地下墓室和佛塔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使用的是砖石结构，但是还是仿造木材的结构形式来建造的，这就足以证明木材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墙倒屋不塌”、“拆东墙补西墙”的俗语。然而在西方的古代建筑有很多代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建筑，主要是采用石材为建筑材料，注重强调的是建筑数据的严格和。而且，在西方建筑中主要是以承重墙为主，使用砖和石头所筑成的墙体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房屋的顶部是采用的半拱型构造，这就是西方建筑的典型标志。
2 强调天人合一和神人合一
在西方人们一般把建筑比喻成音乐，但是在中国，建筑具有更多的诗情画意。中国自古都把自然神人化，对自然的态度也是神秘和恐惧并存，对自然的态度也是比较顺从。中国建筑不太注重建筑中的体量、类型、风格和透视的效果，主要关注于对空间规模的扩大，以及在平面上和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和配合的群体性建筑，主要关注建筑的和谐性和包容性。西方主要看重实践方面，重视实际和人生的精神理念。西方建筑主要是用石头建成，初期时比较黑暗，后来就有阳光照射进来，都属于控制人的精神，注重对神秘感的设计。西方建筑看重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布局，局部和局部之间的透视、规律和比例等造型准则，注重对立和争斗，注重人们对建筑空间的理性把握。
3 注重模仿和意象
在西方很多人认为曲线是世界上最美的线条，古希腊建筑中不同的柱式就是对人们美的充分展现，大家都知道，多立克式是对男性雄伟和高大的表现，爱奥尼柱则是对女性柔美身形的展现。在欧洲大多数人都比较注重理性思考，善于进行几何分析，西方建筑比较注重对数学模型的比例分配，使得建筑的整体布局呈现出较强的模拟集合图案。比如古希腊的帕提农神庙，其中正面高宽比例1：1.618，遵循“黄金分割”原理。中国人就比较注重人们的内心感受和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思考和领悟，具有很强的意象性。英国的佛莱彻说过：“西方人心中的美术，只有绘画为中国人所承认。雕塑、建筑以致工艺品为视为一种匠人的工作，艺术是诗意的（情感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中国人比较注重逼真的东西，并且要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境界。[1]
4 封闭和开放
中国的古代建筑，比如故宫、园林、庙宇和住房都是呈现出封闭的状态。中国保存到现在的古代建筑——故宫，就是好的例子。中国传统的建筑中像是北京的四合院、云南人们居住的“一颗印”和广东潮汕等等，也就是封闭模式的体现。这些建筑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外墙不开口，是通过通风来采光，这是中国建筑的鲜明特征。这种封闭的居住环境和当时封闭的国家环境和政策有着极大的联系。和中国建筑的封闭相比较，西方的古代建筑更加注重的是开放、张扬、大气，主要以外部空间为主，中心广场被叫做“城市的客厅”，就有明显的要把室内转化成室外的意思。像是在1756年简称的法国凡尔赛宫，中间是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也就是把立面转化成纵、横、斜三段，左右是对称的，建筑的轮廓造型严正、伟大雄健，具有明显的理性美。凡尔赛宫的集合形
花园主要是依照大厅为主线渐渐展开的。
5 内向和外向
中国在进行建筑的时候，主要的表现是外部空间简单牢固，但是内部却清新脱俗，具有不同的情趣在内。注重空间的封闭性，主要倾向于内心世界和对外界的防范，这就和儒家所宣扬的“外求自保，内得心安”的思想有些类似。但是在西方的建筑中，在布局、构造和意象等方面都给人一种阔达、宏伟雄壮以及结构复杂的感受。尤其是几何的造型更是给人一种和自然对立、人定胜天的感受，这就是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方面的体现，具有鲜明的侵略和探求的意味。就是这种否定和叛逆，就充分的体现出西方建筑的多样性，出现了一个个不同的流派特色，络绎不绝，这和我国长时间以来单调的建筑风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2]
6 大众和特殊
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注重的是中庸和制衡。中国建筑更加注重群体间的组合，部分服从整体，达到协调的美。西方哲学理性思想中强调的是对立和自我，注重对个性的解放，像是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比萨斜塔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给人们一种激动、雄健的艺术感受。而中国的建筑更多的是采用中轴线的形式，从宫廷到、府衙、住房、寺庙，都是采取坐北朝南的中轴线，成对称的形式，呈现序列化的空间状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北京故宫的布局模式。西方建筑不注重这方面，建筑并不是追求对称的效果，主要是呈现出放射性的状态，主要是为了表现出不同和不规律性。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布局就是以教堂为主，然后围绕教堂进行宫殿、住房和修道院等建筑的布局，其中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的。
7 静态和动态
中国古代建筑给人的感觉是范围较小，但是却又让人觉得有种以小见大的感觉，一棵树木、一片花草、一块石头，都能使观赏人员从中联想到一片山林。其中的布局也十分注重虚实相融合，注重其中的动静配合，但是一般都是静多于动，这种建筑思维和布局有利于建造更加明朗和精致的环境，从而有效的表现出自然的美感和相互协调的气质。但是在西方的园林中，主要是以瀑布和喷泉为主，整体感觉比较宏伟和壮大，具有强烈的动态感，从而有效的表现出热情奔放的感觉。[3] 8 内涵和外露
因为儒家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也逐渐向和谐和含蓄的方向发展。在建筑内部是以封闭的空间为主，建筑和装饰都比较自然，让人觉得十分的亲切和安逸，给人一种家的温馨。在西方的古典建筑中更加注重人和自然的抗衡，在石头和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上面显得生硬和冷酷，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在建筑的外形构造方面，西方古典建筑是使用比较夸张的造型来表现出建筑的伟大和永远，让人瞠目结舌，具有激情。西方古典建筑中的空间位置是直挺向上的，使用的是高空垂直的发展模式，而且，西方古典建筑注重突出建筑的单个特点，其中的每个建筑都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9 主体和客体
中国建筑和人一样，是有鲜明的前后差别的。在中国的建筑中，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方向是坐北朝南。一个中国的住房，实际上体现了主人宇宙的观念，也就是对主人的身体构建的反映。中国人和中国的建筑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建筑的方向也是人的朝向，也就是南方在前面。和中国的宇宙观念不同的是西方的建筑风格，西方的建筑主要从观察面开始建立的，因此北方是前方。一座简单的三合院，从上向下看就好比一个张开手臂的人形，房屋是正面，两厢是手臂，把自己紧紧的包围起来，就像一个井字的形状。而且这个井就是房屋主人的心脏。中国的住房都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只是建筑的范围大小不同罢了。[4]
10 不变与万变
中西方在革新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以体现在建筑发展的不同上。就建筑发展历程而言，中国建筑倾向于保守型。根据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建筑形式及材料亘古不变，起码在过去3000年基本维持原样。不同于中国，西方建筑追求推陈出新，材料和结构也是不断演变的。希腊雅典卫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及时批神庙，距今约2500年，在这期间欧洲古代建筑的外形及建筑材料历经了剧烈的发展演变过程。欧洲建筑在装饰、空间布局、比例、形象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向古罗马穹窿顶技术以及拱券技术的发展，还包括从飞扶壁技术、十字拱技术向文艺复兴时期圣彼得堡大教堂的演变等。
11 总结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
显的看出，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逐渐呈现出内敛、封闭的状态，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设计思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传统成为中国人思想上的束缚，但是新的事物没有经过时间的堆积也不能广泛使用，所以有的地方还是需要去继承的。在建筑风格上面，中国人也具有一定的创造力，不然就不会出现独具匠心的建筑风格，但是封闭的思想还是让我们固步自封，很难发展，建筑的形状也大致相同。
传统的建筑不但有四合院、大屋顶斗拱等形状，还有对内在设计思想和艺术内涵的表现。对传统进行学习，不是要全部吸收，而是要符合实际，主要是给人们一种启发和灵感。建筑渐渐的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传统的建筑形式使得现代建筑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传统和现代有冲突的地方，也有相互融合的地方，传统的风格要能够与时俱进，接受新的构造、材料和技术的影响，如果不能融入现代化的因素，传统的建筑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