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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范文

科技论文范文:科技国际化对策论文

关键字:问题存在深圳道路国际化分析科技对策ab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ab科技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文章通过对ab科技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性进行剖析,并对ab科技国际化道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ab科技;国际化;战略

一、ab科技经营现状

深圳市ab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致力于汽车诊断、检测、养护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于2002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8196),是国内同行业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ab科技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全国各地办事处的业务员推销其产品,由于国内汽车电子检测设备制造起步较晚,而ab科技是国内首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企业。当时,国内市场几乎是空白,只有少量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而大量进口汽车维修厂、汽车维修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急需检测设备。因此ab科技的产品受到大家的欢迎。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引起其他竞争对手的瞩目。近几年来,ab科技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然而,市场竞争实质是实力的竞争。由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国内电子行业巨头的转产和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ab科技在产品价格、营销手段、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逐步丧失,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

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性

ab科技如何走出困境,只有实施国际化战略。与此同时,ab科技走国际化路线实际上是由市场格局决定的。ab科技制造的产品是汽车维修检测设备,属于专业设备,不是可以大量卖的消费类产品。而我国大概拥有的车辆2000多万辆,美国约2亿辆,日本8000多万辆,国内的汽车数量目前只占世界7亿总数的3%,对于ab科技而言,97%的目标客户在国外。面对国内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走出过国门在国际范围内寻找更大的成长和盈利空间,从事国际化经营,是企业的可选之路。如何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的格局之中,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较大限度获取所需的资源和增长机会,已经成为ab科技下一步战略规划的重点。

三、ab科技国际化道路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文化差异不够重视

ab科技在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则是文化无法融合的风险。这包含了企业文化的不同和跨国、跨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国外企业并购后整合过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小部分领导参与便可以完成的,必须需要大量的从总部到运营层面的人员的积极参与才能成功,企业必须面对突破文化障碍的艰巨挑战。

(二)人才问题

与国外大公司相比,ab科技存在国际营销知识匮乏,现有人力和技术资源等在ab科技发展成国际化大公司的道路上已成为瓶颈。技术人员的匮乏,产品的缺陷,如制造不稳定、工业设计薄弱、技术相对落后、资金不足等问题严重困扰着ab科技的国际化战略。国外制造商不会把的技术透露给公司,而公司的资金有限,因此在国际市场开发过程中,ab科技仍要面对很多困难。几个oem项目已开始启动,而ab的工业设计能力、工程师的沟通能力一直不能令客户满意;如何协调工厂生产保障机械产品供应,这是从举升机产品推出以来就一直摆在面前的问题;销售额急剧增加,如何改进欧洲缓慢的支付体系,缓解总部资金压力等诸多问题困扰着ab科技,严重地影响了ab科技国际化的进程。

总之,人才问题是ab科技走向世界所面临的较大障碍。目前ab科技不少海外管理人员只是有外语专长,但缺乏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际上很难有效实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甚至还造成了公司商业风险的增加。如何迎合各国复杂严格的认证体系,如何融入当地复杂的法律体系,使当地工作人员对公司运作方式理解并接受,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创建核心竞争力,使公司获得可持续发展

ab科技战略规划中指出,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x-431、举升机、四轮定位仪、拆胎机、平衡机和清洗六大核心产品的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形成ab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三年内,这些核心产品争取达到世界和世界及时。以诊断产品为例,目前全球诊断产品每年的需求量为25万台,ab年销量已达到2万台,与bosch、spx差不多,而snap-on由于在美国市场有优势,其年销售量达5万台。据业内专家预测,由于ab已进入美国市场,并在积极开拓,加之欧洲等其他国际市场的良好表现,ab的诊断产品将在三年内达到世界及时。ab“核心产品,全球及时”的战略,意味着ab公司的经营模式由过去相对“粗放”开始向“集约”化转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ab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对于一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项目进行了削减,加大了对六大系列核心产品的投入。此举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使公司获得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管理、技术、市场、人才和企业文化五个方面。

(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ab科技经营的两种主要产品为:汽车诊断产品(x-431超级电眼睛)和汽车机械产品(举升机)。ab科技除了这两个产品外,就再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放到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了。产品结构显得有点单薄,应着手优化产品结构。ab科技随着研发实力

的增强,应逐步将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一块的市场吃下来。与此同时,ab科技应确立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市场驱动研发,通过对全球化技术资源的获取和企业的技术自主创新,摸索出先进的研发管理模式和r&d(知识产权、标准、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之道,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企业技术自主创新模式。

(三)打造全球成本经验丰富能力

从表面上看,目前ab科技竞争优势的核心部分正是低成本制造能力。但同时应该看到,ab科技的这种低成本制造能力主要得益于我国已形成的大规模、低成本的配套资源,而更底层的基础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属于区位优势的产业集群效应不仅能为ab科技所用,同样也能为跨国公司利用。当跨国公司利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这种区位优势后,ab科技的竞争能力将被极大地削弱。因此,ab科技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通过获取核心技术与提高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在研发、采购、生产、分销等价值链各个环节进行的成本控制。实现从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低成本制造能力向以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协调能力为基础的全球成本经验丰富能力转换。

(四)人力资源

ab认为:要想成为的公司,一定要找到的人才,要找到的人才,必须用的薪酬体系。ab留住人才的策略将包括:采用西方公司的薪酬和培训体系;成立“工程师俱乐部”,提供工程师到英国、德国等分公司常年进修机会。目前,研发仍然是ab最重要的一环,占总员工10%的研发人员,“占据”着公司60%的人工成本,由此可见研发在ab公司的重要地位。公司为充分调动开发、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选拔人才,将组建“牛顿俱乐部”和“百万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作为群众性组织,将在各自相关的领域发挥核心竞争力和凝聚力作用,团结大家,再创辉煌。特别是“牛顿俱乐部”,通过经常组织研发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解决各产品线的疑难问题,一定会成为公司研发人员献计献策、提高自己的园地,成为所有研发人员向往并争取加入的团队。

(五)跨文化管理

ab科技实施国际化战略,企业内部不同国籍的职员往往拥有不同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着多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影响,消极和积极的方面共存。既然文化差异不会消失并可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所以ab科技解决文化差异的关键是:如何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文化战略来利用文化创造国际竞争优势。

1.跨文化战略。ab科技要想在“异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跨文化企业文化,以“多元化”为基调,既能够适应东道国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又具有本企业特色。这种文化能够减少文化冲突,使员工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分公司同母公司的结合更为紧密,还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公司的文化变迁能力。

2.跨文化培训战略。跨国公司的特殊环境,要求员工必须具备跨文化进行各项业务工作和管理活动的能力。ab科技根据自身需要和国际经营的特点进行跨文化培训以获取这一能力。这样既可使驻外员工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正常工作,又可以是当地员工理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习惯做法,从而减轻文化冲突。跨文化培训还可以使企业内信息流畅、决策有力、效率提高、人际关系稳定、凝聚力增强。此外,还能够留住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

科技论文范文:科技标准化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1)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较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四,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

科技论文范文:农业科技革命振兴论文

一、启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紧迫性

(一)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客观需要

我国的农业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存在着巨大的潜力,每遇到适合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大环境,以及相应的重大举措,就会使农业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一次快速成长期和革命性进展,并持续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生了两次革命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业出现阶段性的跃进。及时次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理顺了农村的经济关系,是农业生产力巨大的释放,奇迹般地快速达到农业生产的成倍增长,为告别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广泛兴起,使农村进行了历史性的产业大调整,农村工业居全国工业增幅主要地位,开拓了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出路,把农民引向小康。这两次革命性进展,已各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以突出科技发展为特点,需要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亿万农民和科教工作者呼唤和等待着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可望第三代领导核心做出战略性决断和部署,争取15-20年的时间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再次更大的革命性进展,为中国农村实现小康和农业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20世纪我们重视了农业发展的紧迫性,特别警惕了农业不要走弯路,农业若出问题,走了弯路,则是长时间所扭转不了的;今后以科技为依托,科技的变化极快,更要提高警惕,如果走了弯路,弯子会更大,更是难以扭转,丧失的时机更是难以挽回。今天,我们的党、国家和社会已经走进新时代,回顾和反思过去,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更加深刻认识到及早有组织地启动农业科技革命、振兴农村经济的紧迫性。

(二)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方针、道路一些基本问题的客观需要

20世纪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的理论,有两个问题需要不断地加深理解:一个是提出“农业的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一个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及时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可以看出,极为重要的是,指出了农业科技和教育对一个“破题”,“两个飞跃”的根本关系。这对研究我国农业

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为加深理解和指导今后的研究,我们着眼于以下几个在20世纪尚未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1.缺乏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无妥善方案足以保障在长远发展中,资源、人口、生态环境走上良性循环、永续利用的轨道。

2.科学技术还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强有力的及时生产力。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很好改善,科技的扬长避短、资源转换和替代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农业还没有建立在科技的支点之上。

3.农业的经营体制如何适应我国农村的实际,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如何适应长远的发展,以达到形态,尚需深入研究。

4.农村的产业结构、城乡关系、农村众多劳动力的出路,这些问题相互关联,互为制约又相辅相成,但还没有完满的答卷。

5.尚未设计出清晰的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最终都归结于科技的发展。这些有关农业发展方针道路的基本问题,必须及时研究清楚,明确大方向,勾画出的蓝图,这样才能创造条件,使农业发展和改革以及新的技术革命不走大的弯路。

(三)及时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现实矛盾的客观需要

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起来,成为再次振兴农业的重大障碍。

1.农产品质量差、农业效益低,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它导致农民收入低,结构调整难。在“入世”之后,对农业的挑战最为激烈,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露出来。

2.在未来人口增长和需求多样化进程中,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更加突出。原已存在的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的情况,由于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的恶化,形势更为加剧,特别是水资源的缺乏,威胁整个国计民生。近来,农业受到了市场的制约,更增加了资源的压力,加大了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难度,使农业前景更为严峻。

3.乡镇企业技术推动的发展后劲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由于产品升级、布局调整等问题,使其发展面临转折时期,难度较大,减弱了农村经济实力,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4.现行的农业科教体制源于计划经济,按政府系列设置,不能适应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为:结构、布局不合理,分工不明确,分散、重复、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创新、普及与推广应用未能形成有机的整体;农业科教领域过于狭窄。农业技术落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有些高新技术则缺乏技术储备。80年代提出的调整农业结构和90年代提倡的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两次机遇,但都主要因科技问题而未能深入开展。

5.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外在农业优良品种、新型农药、生物化肥及农产品加工方面,已经对我国形成巨大的市场威胁。我国一些传统农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国内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10-100%;一些原来我国有明显优势的产品,其竞争力也在降低,如丝绸原占国际市场较大份额,但由于蚕茧质量和丝绸加工技术低于国外,且差距很大,以至丝绸产品出口1988年减幅达24%,1999年前5个月又同减46%。加入WTO将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上述基本问题和现实矛盾的解决,需做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以及继续调整城乡关系等,而一个关键性并带有长远意义的仍然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来势迅猛,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市场,我们要迎头赶上,否则就没有出路。我国农业的落后,说到底是科学技术落后,国际间的农业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竞争,科技决定着未来农产品市场的份额和农业发展的前景,决定着农民收入的增减,决定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我们今后是占市场还是让市场,这是新世纪全球范围发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能否生存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在这场新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了有利地位,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奋起直追,动员各方面力量,有组织地进行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才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争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用15-20年的时间,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时期。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再次振兴,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农科教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和目标

同志1996年指出“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同志1996年9月在《接见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这也是本报告的主要理论支柱。必须据此以改革的精神制定农业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规划,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并把农业教育放到与农业科技发展平行的重要地位。

(一)深化农业科教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1.指导思想

切实贯彻“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的思想,坚持科教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科教与经济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有机衔接和有效配置,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坚持统筹规划、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分类指导、加大投入、加快步伐、优化结构、调整布局、合理分工、适度分流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上,既要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对农业科技进行科学规划,分类指导;既要大幅度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使农业科技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又要满足调整结构、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对科技的现实需求;既要大幅度提高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又要迅速把企业和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既要加速常规技术的组装配套、大面积推广,又要力争使农业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或集团;既要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又要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企业家,并大幅度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规划、计划、投入要突出改革,突出技术创新,突出重点领域。

2.总体目标

启动农业科技革命,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用现代工业武装农业;用现代科技支撑农业;用现代信息管理农业;用现代市场引导农业。遵循自然规律,用以现代林业为特点的优化生态环境保障农业。建立与我国农业大国地位相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的农科教技术创新体系和农科教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重点是六个大体系:精干高效的农科教研究开发体系;队伍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运行市场化的农科教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标准化、运行有序的技术质量监督体系;多层次、广覆盖的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协调、高效的农科教管理体系;以及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保护体系。实现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满足人民食物安全、农村经济安全和

国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十五”期间至2020年的量化指标

(1)“十五”期间的量化指标

到2005年,把为实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作为核心任务。

使我国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科技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5年,科技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气象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分别达45%、35%、55%、55%、60%以上,农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农业高等院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使我国同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从现在的10.5%提高到13%左右,其中研究生、博士生的入学率要有较大幅度增长;使农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平均达到30%;对于其他87%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加强实用技术培训,使每年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者比例达到40%左右。

(2)2006年至2020年的量化指标

满足食物安全的技术需求。为实现粮食总产达到6亿吨、肉类总产6500万吨,人均日摄入能量2500大卡、蛋白质75克、脂肪75克等目标,提供技术保障。

为农村经济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为实现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提供技术与示范样板区,带动辐射面涉及范围。

为农村国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为科学使用农业资源,发展新兴产业,为基本控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提供技术与示范样板区并辐射全国。

加速农业科技自身发展,使我国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科技水平再次跃居世界先进行列,科技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气象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5%、40%、65%、65%、70%以上。

我国同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3%提高到25%左右,其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入学率要大幅度提高。对于其他75%左右的同龄青年不能入学的,要加大培训力度,力争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劳动者。

三、重点突出农业科教改革发展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的三项历史任务

(一)在科技项目本身的发展上,不断总结成就,寻找差距,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攻关重要农业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

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强大的支撑和驱动力,技术项目的重大突破必将带动农业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的高速增长,并成倍或几倍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要靠农业高新技术项目的重大突破。

1.总结成就,寻找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科技教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从1985-1998年底共取得1160项部级科研成果(含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气象局)。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011项;“特等奖”3项;“发明奖”146项。有些技术如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等,已居世界经验丰富水平;胚胎移植、抗虫棉等技术已接近世界水平。这些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明显地提高了我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70%,有的高达80%。差距主要表现在科技储备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农业科技队伍不稳,高技术人才奇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其中,动植物转基因工程,农林作物育种,节水灌溉,农用机械,主要农副产品贮藏、加工,流通先进技术与设备以及农业信息等技术总体水平,落后15—20年左右;某些领域如育种产业化,高效、低毒、安全新农药,集约化设施农业技术与设备,高效有机肥商品化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等技术还有继续拉大差距的迹象;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农民相比差距更大。

2.发展重点和布局

(1)“十五”期间的重点和布局

“十五”期间农业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农业新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在原有增产类技术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有关发展品质、高产、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人,保护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对技术的需求。建立一个新体制,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包括高新技术,培养一批人才,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基地,实现农业科技新的飞跃。拟着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①以培育专用、品质品种为重点,推进种养业生产结构优化。品质水稻、饲料稻、面包小麦、品质棉花、双低油菜、速生工业用材林、瘦肉猪、品质肉牛等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建设一批大型种子企业或集团;确保我国在杂交水稻、油菜、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利用方面的经验丰富地位。我国有世界罕见的生物基因多样性,具有创造新生物品类的强大优势,可望首先取得巨大成果。②把农产品加工作为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推进农业增效,并相应地使农业本身向深广发展。粮、肉、油等大宗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设备;农产品高附加值技术;设施农业技术与设备;收获机械、加工机械、复合肥料、低污染农药、可降解地膜等新型农业生产资料等的研制与开发。

③以节水灌溉技术革命为重点,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发节水农业的技术、设备;水资源宏观管理与调配技术;海洋、滩涂、南方草山草坡等资源的开发;长江、黄河上游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

④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重点,推进农业科技产业化。抗虫棉花、超级稻、超级猪、抗虫玉米等转基因动植物培育与产业化;高效疫苗、生物杀虫剂、杀菌剂等生物农药的研制;动植物生物反应器、生长调节剂的研究与应用;生物肥料、缓释肥料,锌肥、硼肥等微量元素肥料等新肥料的研制与开发;农业综合性信息网络、农业专家系统、精准农业、虚拟农业、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农业技术信息网络的建设。

⑤推进区域发展,加速西部大开发,中部大发展,东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西部生态脆弱区,大力发展退耕还林、还草技术,坡改梯技术,防治水土流失、荒漠化综合治理等技术;经济发达区,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加速中部粮棉油菜、肉蛋奶等农产品高产、品质及加工的配套技术与商品基地建设。

⑥推进农村城镇化,加速乡镇企业科技进步,加速农业人口转移,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速农村小城镇规划与设计;新兴建筑材料研制、施工技术;小城镇建设试验示范区建设。

⑦推进创汇农业,迅速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实力。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定、修订,质量监测技术与设备开发;发展畜禽、水产、蔬菜、花卉、竹藤、药用植物、柑桔、茶叶、荔枝等无公害、绿色产品出口基地。

⑧扩大规模定向培养务农高校毕业生,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2)中远期发展重点和布局

①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培育高产、品质、抗逆性好的动植物新品种,更加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种质资源是农业的物质基础,通过生物技术和育种工作的重大突破,加速新的种质资源的发现和有效利用。

②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重点是通过土壤培肥和科学施肥,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创造作物生产的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

③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因地制宜地加强灌溉农业、节水农业、雨养农业和旱地农业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的配套技术研究。

④食物安全、国人营养和健康。为确保国人粮食与食物的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粮食与食物保障体系,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和健康水平,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⑤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综合生产力。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尤其要加强农田水利的建设,并且要将其纳入法制轨道,长抓不懈。

⑥改进农产品加工、贮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障,尤其要重视发展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

⑦关注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研制和生产,使我国农业紧跟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等也都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⑧针对我国农业生产管理水平的实际,利用信息社会到来的有利时机,把农业生产中的“软件”部分,特别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管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⑨提高农业灾害监测、预测和服务的科学技术水平,防御和减轻农业灾害。

(二)在科技的使用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重视发挥科技的综合作用,借助综合国力,深层次地改变农业生产的重大机制问题

农业生产重大机制的转变,可以导致:以相同的、等量的农业资源,经过发挥科技的转换和替代作用,充分挖掘农业的巨大潜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我国农业的希望所在。同时,重大机制的转变是促成产业升级的根本依托。

1.由传统的粗放经营机制转向集约经营机制。我国化肥利用率仅为30-40%,每年浪费3000万吨(相当于年生产能力的1/3);灌溉水利用率也仅为30-40%,每年浪费近4条黄河的有效供水量;我国的高产田仅占1/4;东、中、西部农业水平差异过大,这都是巨大的潜力源。如果采取“精准农业”,真正做到从根本上转变机制,仅这几项就可满足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和新的农业快速成长的基本需要。

2.由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由于我国食物资源的丰富多样和人口的众多,通过科技的作用,使尚未被用作人类食物的资源成为人的食品以及创造出新的食品种类,其革命性变革的巨大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3.由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这是挖掘饲料潜力,增加我国品质饲料的重要途径。我国饲料的浪费很大,仅由于营养素调配不合理,每年就损失1/4的畜禽饲料。如果实行种植业三元结构,合理发展饲料业,将饲料作为专项生产,则不需增加多少资源的消耗,就可成倍增加品质饲料。这一建议在我国已提出一些时候了,但发展极慢或者说没有什么发展。因为这不仅仅是几个单项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需要亿万人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最主要的是生产者的科技素质和观念的转变。必须作为一场技术革命来对待。

4.由传统的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整个国土资源开发机制。我国广大的丘陵山区、草地、海陆水面和滩涂都可发展各具特点的农业产业,特别是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开发出人类未曾有过的农业产业,前途不可限量。

5.由传统的农产品简单加工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使农产品在农村多层次地利用,形成巨型的现代化产业。转而向农业生产提出更高的新的需求,使农业向深广发展,为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业不断开拓出路。这样,农业这盘棋就搞活了,是农业和农村发达的根本希望所在。

农业重大机制的转变,都是以科技为中心的多种因素组合的巨大系统工程,都要逐项做出工程设计,保障完成,从而得以对整个农业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动员一切尽可能的综合国力,以新的革命手段,促成农业快速成长,并为建立可持续发展农业,达到资源、人口、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创造根本的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农业科研与推广新体系和农村终身教育新体系

我国现行农科教体制,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期确立的,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支撑作用。缺点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未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建立新型农科教创新体系。

1.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2.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终身教育新体系

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推行素质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当前,要从着重教学内容、学科结构改革,彻底转向着重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重点搞好对农业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成人学校的战略性调整。“十五”期间部级重点农业院校要逐步减少对本科生的招生数量,加大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数量,着重办好一般农业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不断扩大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生的规模,为农业技术革命培养生产及时线的基层人才。

四、政策、措施建议

(一)从国民经济资源配置、市场运作入手,多渠道、多手段地支持农村经济的再次振兴

对与国民经济关系重大的农业和农村领域予以高度重视。主要有:一是农田水利、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保障21世纪16亿人口食物安全;三是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四是促进农业产业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速小城镇建设,缩小城乡差别;五是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等,对这些问题要给予科学技术支撑,并给予经济政策优惠和立法支持,在资本、资金、土地、劳务、交通等市场上尽较大程度地开放绿灯和绿色通道。

(二)突出农科教体制改革方案的重点

按照分类指导,抓大放小,适当归并,促进发展的思路,积极有序地推进农科教体制改革。组建和完善国家、部、省(市)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培训中心、高科技园示范区、开发区、高科技集团等。近期将主要依托农口各部门的直属研究院所,联合有关院所、高校共同举办。部级重点科研机构要形成规模,集聚最科技人才,其中,要有千名博士生以上高级学历的研究人员;部级重点高校的研究所要有百名博士生以上高级学历的研究人员。围绕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部级重点科研机构要求每周至少有一项属于发明创造或技术创新范围的专利性进展,部级重点高校科研机构要求每月至少有一项这类的进展。

(三)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

调整农业信息工作服务方向,即由当前主要为领导决策服务,转到在为领导决策服务的同时,更多地为广大农业科研、生产、经营者服务方面来。通过信息体系的完善,使科研单位更迅速方便地了解农业生产实践对科技的需要,使生产经营单位更容易地了解和得到农业技术信息,促进科研面向生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四)抓紧建立农业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内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相应的技术操作规范,强化农业生产经营者、农产品销售、消费单位的标准化意识,以此带动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产品质量提高,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五)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科教结合的突破口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实现农业区域布局合理化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下,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建立一批功能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其功能包括农业技术区域性试验;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中试;农业新技术推广示范;农业技术培训;农村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在科教体制改革中,协调好教学、科研和推广的关系,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有机结合,建立一个高效率、高效益的转化科研成果的推广服务体系。通过这些举措,从根本上解决科技革命中成果转化困难这一主要障碍。

(六)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农科教改革总目标所列六大体系建设,不断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鉴于农业是一项特殊的产业,不仅仅是农民的事业,也是全民的事业,在千方百计发展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给予必要的外力支助,制定特殊的政策,广泛运用尽可能的综合国力,动员全国人民为农业贡献力量,为农业科技的发展创造较高的保障条件。其中,给予资金投入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农田水利、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预算内外的财政资金、基本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各种专项基金以及社会上的可用资金,都要对农科教增加投入并可按照资金性质给予优惠。

到2005年,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7-1%,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在整个财政支农资金中的份额达到20%以上。在农业重大工程项目经费中,划出2-3%用于提高工程的技术水平;加大力度支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农业科技,发挥科技的资源替代作用。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要大幅度提高农业和农村教育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确保其教育投入高于全国教育平均投入三个增长的比例(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给农科教企业优惠贷款:小型科教企业的启动可以用“小额贷款”支持;中、大型企业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确定贷款期限,有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有的可以延长贷款期限,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多、风险大的问题,研究建立相关的风险投资担保机制。

建议“十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30亿资金,设立“国家农科教发展基金”,部署和实施六大工程:“新世纪农科教结合创新基地示范工程”,“农科教生产技术信息入农户网络工程”,“新世纪农民科技创业就业工程”,“21世纪农民培训工程”,“农科教远程培训工程”,“农科教西进工程”,统称为“农科教2120行动”(即21世纪前20年行动,简称2120行动)。

为了和国际接轨,创人才、成果、企业,当务之急是要留住我国农科教人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建议多渠道筹集一定数量的奖励基金,设立“国家农科教奖励基金”。奖励的范围:给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以重奖。还可以拿出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银行贷款等,用以奖的办法支持农科教企业和科技村、科技县(市)、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有条件的省、地、市,也可照此办理。

(七)加强启动农业科技革命,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组织领导

启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再次振兴农村经济是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需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建议国家设立“启动农业科技革命,再次振兴农村经济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农村发展和农业科技革命战略规划;协调农科教结合中的重大问题;监督各项有关基金的使用;掌握重大科教项目的进展;了解人才培养和配置;交流信息等。

科技论文范文:科技伦理思想探析论文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认为应该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由于知识不断更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21世纪,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特别是高科技的不断涌现及其产业化,将会对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更加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由于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障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较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较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障。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障。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障”[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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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贸易理论的内涵

二战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这些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Dixit)、诺曼(Nonman)、埃蒂尔(Fihier)、克鲁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继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规模经济与不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规模经济和不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对本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关税等支持保护手段使产业中的企业迅速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依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构筑起新贸易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及时: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较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及时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高科技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为扶持其发展,根据战略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度保护。首先在关税方面:尽管随着“入世”的临近,我国关税税率在不断下降,但政府仍应以有效保护率理论为指导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设置合理的关税结构,对高科技幼稚产业维持适度的高关税。其次,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等非关税手段。对政府采购、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实行招标制度,将招标的收入补贴给消费者,尤其是被保护行业的下游工业。,对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要有合理的期限。当被保护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作用,更多的使用生产补贴,这不仅能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而且还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灵活实施有差异的补贴率,更好发挥政策对产业的作用。

此外,根据战略贸易理论,政府采取适度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企业具有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但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太低,企业在较高的生产成本上运行。据统计,我国计算机行业的“领头羊”联想集团1997年的销售额为151亿元人民币,仅及IBM公司的1/43。1994年我国的电子通讯、电气机械、医药行业内的较大四家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分别为11.3%,9.8%和11.0%,都处于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边缘,无明显的规模经济。因此,政府还应采取其他措施提高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在产业内扶植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比如:鼓励优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跨地区跨所有制收购兼并弱势企业;除了创立“二级市场”为高科技重点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外,还应对重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财政补贴,给予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同时由于行业保护抬高了产品价格,超额利润的形成必然诱使大量高成本企业的进入,为了保障重点企业拥有足够的市场份额,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进入管制,防止过度进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兴贸将是一个过程。为吸取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急于发展高科技产业而陷入困境的教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口替代的同时仍应继续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在沿海地区工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许多内地城市工资水平仍旧很低,加上我国近乎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为我国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可能。因此国家应出台政策引导加工贸易转向内地城市并为沿海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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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有助于增强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经验丰富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多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较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短缺的消失意味着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阶段,把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自身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我们有必要放弃跟踪和模仿的发展思路,通过自主创新使科技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战略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而且引进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自主创新,实现跨越。经费投入现在不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瓶颈,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科技资源,使科技产出较大化已成为提升科技竞争力必须考虑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后,其科技投入将会进入一个较快的增长期,即进入科技起飞阶段。2000年我国的R&D投入首次达到GDP的1%,2002年R&D投入总额1289.4亿美元,其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23%,自1995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增长,并且企业投入大幅度上升,达到R&D投入总额的6O%以上。在科技起飞进程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跟踪模仿的技术发展战略,将丧失科技赶超和跨越的有利时机。

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是新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市场和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界定,以摆脱比较优势的束缚,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经历了20多年市场化条件下的技术引进后,这一转变将确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科学分析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变的动因,有助于营造支持技术自主创新的社会心理氛围,加速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科技论文范文:国家科技创新建设对策论文

[摘要]探讨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我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对策一、国家创新体系及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内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在科技进步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中没有对于科技创新体系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含义。李良寿在《科技创新体系概念探析及其建设思考》一文中提出,科技创新体系含义简单的说就是作用于科技创新活动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组合。科技创新体系主要由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外界互动等要素组成。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现状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四角相倚的创新体系。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以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目标,以调整结构、转换机制为重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取得了重要突破和实质性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国家层次上的创新体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一个真正解决技术经济相结合的好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存在着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成果、职称评定政策导向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2.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及时,企业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0.07,消化吸收强度不足,企业二次创新能力不强。第二,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受观念、体制、资金、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结合点,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产学研合作的范围不广、层次不高,已有的合作也主要停留在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较低层次上,共建研发机构、共建技工贸一体化经济实体等高层次的合作还比较少。3.创新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市场化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是协调集成创新体系各要素联系的机制和纽带,这种方式有助于国家科技目标的实现,但不利于创新系统各要素创新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随着改革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协调集成作用大大减弱,而创新体系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市场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各要素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进行创新活动,导致创新体系的整体作用效果不佳。[1][2][][]三、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1.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从前面的分析看,科技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是科技创新的起点和归宿。因此在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时,创新的目标紧盯市场,应依靠市场来配置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资源,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经营创新活动,通过市场来获取创新的价值和利益,从而保障再创新所需资金以及其他资源,使得再创新变为可能,形成良性循环。2.重视制度创新在我国当前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制度创新是最重要、具难度的一个环节,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选择成为关键因素,撇开制度创新而只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是因为:①制度创新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机制与保护功能;②缺乏激励机制与利益保障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是很难成规模性和具有持续性的;③制度创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能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3.加强产学研结合,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确立起“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导思想。而要建立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就必须加强校企联合,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把企业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的优势与高校在科研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长处。4.创造良好创新环境要完善对科研院所和大学的政策。一是成果政策。要改过去的成果鉴定为项目评估,综合评定项目的研究过程、创新情况、开发前景、市场价值等。要完善对成果完成人在专利权及其转让收入方面的激励政策。可以鼓励科研人员以本人完成的成果创办企业。二是职称政策。逐步改革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方式,淡化其对岗位及收入的影响。三是社会保障政策。应把科研等事业单位及早纳入社保范围。四是人事、分配政策。给予科研院所和大学用人自主权。5.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法律体系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有关科技活动的法制建设步伐。用法律保障重要科技决策的性、稳定性、连续性,同时,加强对科技决策及科技活动的监督。加强产业、财政、税收、金融以及其他各领域立法与科技政策的协调,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参考文献:[1]冯之浚: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N].新华社.2006-2-9[3]李良寿:科技创新体系概念探析及其建设思考[J].中国机电工业,2006(8):76-78[4]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进[N].光明日报.2003-1-9[][][1][2]

科技证券投资分析毕业论文

摘要针对高科技股票投资价值,选择208支高科技股票构建了科技板。选择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进行分组,并对各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了科技板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系数。

关键词高科技板投资价值分组主成分分析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没有单独设立高科技行业,严格地说,高科技并不能作为一个行业名称。任何行业中都会有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同时,高科技一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和外延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资本市场中,高科技板概念的意义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从早期的计算机制造、软件开发,到电子通信、互联网乃至生物工程等等,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高科技概念对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股票市场中,所有具有一定共同特征的上市公司均可以构成一个板块。行业可以用来作为划分板块的依据,而板块则不一定按照行业来划分。

基于此,本文依据资本市场发展的特点、综合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200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科技部公布首批103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名单的37家上市企业,从3G、创投概念、软件开发、航天航空、网络信息、高校科技、IPv6、数字电视、循环经济、节能环保、新能源、军工概念、食品、生物制药、06年103家创新企业中37上市公司中共选择了208家企业,组成了高科技板,然后采取分组主成份法,综合其2006年报中财务、非财务信息,对它们进行投资价值分析,得到其综合投资价值系数。

1分组主成分综合评价法介绍

主成分法和因子分析法在处理多维数据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很多文献使用它们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公司的经营绩效评价。

但是,主成分法主要存在四个方面不足,因子分析法也存在诸如损失信息等缺点,许多文献提出了改进方法,并作了一些实证研究。主要有张宏培、杨大成的多层次——主成分分析法,徐青、郭忠印、丁艺的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候文、张小斐、叶宗裕等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他们的总体思想就是先对指标进行分组,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所以可以归为分组主成分法。徐义田、王来生、崔文善、张好治的核——主成分法,彭维湘的多变量综合的主成分旋转法研究以及其他采用非线性变换的主成分法,可以归为非线性主成分分析法。另外,还有徐雅静、王远征等的主成分——聚类分析法等,这些改进方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其中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比较显著,对于非线性变换主成分分析法繁杂的计算,它的计算比较方便,而且可以处理庞大的数据,随着数据的增多,优势更加明显;此次评价方法综合了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的优点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了主成分分析中及时主成分的综合作用,便于综合评价模型的解释;二是借用因子分析方法通过正交旋转对变量进行分组,构造评价体系结构,并且每个变量指标都包含在内,保障了评价体系的完备性;三是在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中,每个指标及对应的权重都很明确,便于实际应用。当对变量进行分组以后,如某一组内变量指标较多,其及时主成分(综合主成分)的贡献率达不到要求时,可在该组内再进行分组,直到及时主成分具有代表性为止。这样就构成了多层次分组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

2分组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2.1主成分分析法

(1)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对线性变换F1=u11X1+u21X2+L+up1Xp

F2=u12X1+u22X2+L+up2Xp

……

Fp=u1pX1+u2pX2+L+uppXp,寻求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Fi,满足

u+u+L+u=1

Cov(Fi,Fj)=0,i≠j,i,j=1,2,L,p

Var(F1)≥Var(F2)≥Var(Fp)

Fi便是第i主成分,我们一般选取前m个累计贡献率(λiλi)达到85%以上的主成分。

(2)主成分的综合评价。以每个主成分的贡献率αi=为权数,构造综合评价函数如下:

F=α1F1+α2F2+L+αmFm

2.2因子分析法

(1)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因子分析的一般模型为X1=μ1+a11F1+L+a1mFm+ε1

X2=μ2+a21F1+L+a2mFm+ε2

……

Xp=μp+ap1F1+L+apmFm+εp

其中,Fi(i=1Lm)为公共因子,εi(i=1Lm)为特殊因子,它们都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2)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根据具体问题选取指标,对指标做出判断,是否同向,若不同向,变成同向,对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计算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解特征方程,计算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则根据累计贡献率确定因子个数,计算特征向量和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因子旋转,根据加权最小二乘法,也称为巴特莱特因子得分法、或者回归法,也称为汤姆孙因子得分,计算因子得分,结果分析。

2.3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的构建

(1)基本原理。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将N项指标分为m组,每组包括几项原始指标。这样使得每组指标组内高度相关,而组间的相关性很弱。同时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所选定因子的总方差贡献率的比率αi对该指标子集自然赋权。其次,从各指标子集出发,求取每一样品在对应子集的及时主成分数值。若有k个子集,记为Y1,Y2,…,Yk,则第i个样品的k个及时主成分可以表示为p(Y),p(Y),p(Y),上标“1”表示及时主成分。

(2)分析模型。通过上面两步,可以得到综合评价模型:

Fi=αY1p(Y)+αY2p(Y)+…+αYkp(Y)

即综合得分是每个指标子集的自然权数与其主成分数值乘积之和。3分组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3.1样本的选择

根据前文所给的范围,选取了208家高科技上市公司。

3.2指标的选择

对于高科技股票的投资价值分析,石海燕、许敏、姚正海、邓平等学者主要从构建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通过财务数据得出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投资价值,但是一些非财务数据(如创新投入、研发人员比例、股本结构等)也对其投资价值有重要影响。所以,从更加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角度出发,结合高科技上司公司的特点和分组主成分分析法的优势,本文从公司规模(总资产、总股本)、公司治理结构(流通股比例、及时大股东持股比例)、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经营能力(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经营周期)、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率、毛利率)、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长期资产适合率、利息保障倍数)、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与负债比、净利润现金含金量、每股现金流)、创新性(以技术和专利为基础的无形资产账面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技术及研发人员占员工数比例、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总员工比例)、风险性(主营业务鲜明度、股票波动率)九个方面共30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其中财务数据来自和讯网、非财务数据(除股票波动率)根据巨潮资讯网公布的2006年年报整理而得。根据北大经济中心提供的日高频数据(开盘价、较高价、低价、收盘价)分别计算标准差,股票波动率就是它们标准差的平均值。

3.3数据的预处理

将指标同向化处理,使所有指标都对股票的投资价值方向为正贡献,对逆指标取倒数;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4分组主成分分析

分析工具采用的是SPSS13.0。相关系数矩阵显示30个指标间的相关度较高,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为0.539,此值适中,表明因子分析结果具有可用性。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法得到9个因子,其累计贡献率达85.65%。

接着对9组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及时主成分的贡献率都达到要求,根据模型得到综合分数。

3.5结果分析

由于篇幅的局限性,根据综合得分排名列出前10项与后10项,并作简单分析(见表1)。

前10名中,中国石化在中国石油市场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是中国较大的一体化能源化工企业,是我国的乙烯氯碱一体化生产企业,并且是国内较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之一。公司注重新区和老区新层系的勘探发现,实现了油气当量储采平衡有余,并为后继接替资源奠定了基础。驰宏锌锗是一家极为品质的铅锌生产企业,通过不断收购将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司铅锌金属储量和采选冶炼能力,消除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使得公司的资源储备优势、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断增强。欣网视讯凭借在通信服务行业多年的运作经验、强大的服务队伍和过硬的服务质量,公司已与多家行业内的主要系统供应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随着3G的来临,面向3G的通信服务市场将十分巨大。宝钢股份公司是我国钢铁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全球钢铁行业企业排名居第6位,到2012年,公司钢产量达到5000万t,年均增长15%。盐田港2006年被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评为“A+”治理等级,公司具备较好的投资潜力。鞍钢股份、公用科技、用友软件和歌华有线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出色的成绩。航天信息2006年每股盈利达到1.14元,同比增长近40%,它们无疑拥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同时与股票交易市场对照,也十分吻合。

在后10名中,S沪科技、安彩高科、辽源得亨、大唐电信、万杰高科、长安信息均沦为*ST,现名为:S*ST沪科、*ST安彩、*ST得亨、*ST大唐、*ST万杰、*ST长信。而力诺太阳历史遗留的负担较重,产品价格竞争比较激烈,产品同质化现象较突出,能源供应价格的持续上涨,给公司生产成本造成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严重亏损。航天科技、兆维科技、荣华实业也主要由于2006年严重亏损而排名靠后。综上,通过分组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分析上市公司的信息,得出股票的投资价值系数,与实际比较吻合,对于投资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科技论文范文:科技哲学论文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及时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障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及时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较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禁区,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科技论文范文:撰写科技论文格式

一、创新性

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处于转折、发现和革命的时期,像本世纪之初量子论诞生那种充满重大发现的年代;像四十年代未至五十年代初发明晶体管的年代,像五十年现DNA双螺旋结构从而开创分于生物学的激动人心的时期,创新是一种科学发现,它必将开创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对人类的认识在哲学的高度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科学革命时期的创新,学术界很容易理解和体会它的含义,这不属于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所关心的是处于科学技术平稳的发展时期,由一般科技人员撰写的论文,它的创新性究竟是指什么,请先看一下《Nature》与《Science》的说明。《Nature》认为创新是科研成果新颖,引人注意(出入意料或令人吃惊),而且该项研究看来在该领域之外具有广泛的意义,无论是报道一项突出的发现,还是某一重要问题的实质性进展的及时手报告,均应使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感兴趣。《Science》则认为,创新是指,对自然或理论提出新见解,而不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再次论证,内容激动人心并富有启发性,具有广泛的科学兴趣。具体而言,就是说在已沉寂的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思想,在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或者是将原先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融合在一起。

读者不难看出,上述要求并不是容易达到的,即使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己发表的论文,也并不是都能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有10%的论文能达到这个要求也就相当不错了,显然这种要求是办刊人员的奋斗目标和期刊的较高标准,为了比较,再来看一看《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和《自然科学进展》这三种全国性综合期刊对创新性的要求,它们的要求是共同的。即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和有重要意义的近期研究成果。读者可能己注意到这里对创新性的要求与《Nature》、《Science》的要求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特别强调论文的内容应能引起科技界广泛的兴趣,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国际科学期刊,《Nature》与《Science》强调这一点是应当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可以从众多的来稿中筛选出符合这一要求的论文;而国内期刊需要根据本国科研的实际需要和整个背景情况来慎重地对待这个要求,其实,随着国家科学基金个人申请项目的逐年增多,申清人就可以既根据个人的专长,又根据当前国内外自己所熟悉的科学前沿进展确立科研选题,那么假以时日,这个要求也就不难达到了。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像《Nature》与《Science》这样著名的国际科学周刊,在全世界也只此两家,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那些不符合国情的东西暇梗庖逯卮蟮穆畚幕蜓芯砍晒欢ɑ嵋鹣喙亓煊蚩萍既嗽钡墓刈ⅰ笔者认为,一篇沦文或一项研究课规模不一定很大,但研究一定要深入,结果一定要深刻,要能反应研究者独到的见解。这样的论文列入高水平论文想必不会有疑问了。

二、可读性

一篇科学论文的可读性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引起作者的高度重视。可读性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

1.研究工作是否取得了实质件进展,所得结论是否,结果是否深刻和有启发性,如果是阶段性成果,它对后续的研究有什么指导意义,是否是重要发现的前奏。如果研究工作没有获得阶段性或最终的结果,就不应动手写论文,靠一个平淡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是写不出一篇好文章来的,因而也不可能是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

2.作者要对论文进行完整的构思,体现严密的逻辑思维,一项研究课题经过长期努力工作而得到结果时,就应当像艺术家构思一幅作品那样,一丝不苟。精雕细刻,对论文的论述方式,内容的取材,学术思想的解释,研究背景的介绍等等需要反复推敲,仔细斟的,以期作到论文的结论严谨,内容充实。论述完整。逻辑性强。如果作不到这一点,那么论文就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3.在论述方式上,要作到深入浅出,表达清楚、简练。专业术语,前后一致,语言要规范、生动。

4.文字与插图恰当的配合。国内相当多的论文在利用图、表来生动地阐述学术内容方向还显不足,随着计算机三维可视化方法的普及,论文中采用彩图、立体图的趋势将会增加,这可以避免过多的文字说明,而且效果也比较好。

5.论文的体例格式。虽然每一期刊都制定了能反映他们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的体例要求,但大体上,学术期刊有一个共同的体例要求,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不过真正认真照着去作的却不多,作者可能很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学术期刊为什么要提出体例要求?须知这不是可以随意对待的事。体例不仅保障了论文形式上的规范,也保障了内容上的可读性,恰恰就是这一点被许多作者所忽视了,其中,论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这三者基本上决定了论文能否被期刊所采纳和能否引起读者的兴趣。进入《科学文献索引》的期刊《Chinesephysics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一再申明:本刊特别注重文章的标题。摘要的编写。目的在于提高文章的引用率。标题应该清晰地描述文章的内容,又能反映与其他文献的区别。关于摘要,首先要求是对文章时主题及其所属的领域和研究对象给予简短的叙述,更重要、更严格的要求是对文章的理论或实验结果、结论以及其他一些有意义的观点给出情晰,明确、较具体的简要的叙述。可见这三者对一篇论文是能产生画龙点睛的效果的。国内有些论文的一个通病是喜欢包罗万象的,大而空的标题,接着又是言过其实,空洞无物的掖要。例如说一次观测就得出一个变化规律;一个算法就解决了一个NP问题,等等,罗列的关键词不能反映论文的中心议题,也不便于检索,这样就使得读者没有兴趣再读下去了,出现这样的结果,何谈沦文的可读性?请看一下《Nature》在投稿指南第二条上对可读性是如何解释的:来稿应写得清楚。简练,以便让其他领域的读者和母语为非英语的读者能能够读懂。基本的但又属于专业的术语应作简明解释,但不要说教式的。在投稿之前请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同事对最终文稿在清楚易懂方面提供意见往往很有用。《Nature》杂志的编辑常常建议修改并重写论文的摘要和正文的及时段(即引言),…,并保障文章和图片对非该领域的读者明确,能读懂。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论文的可读性是何等重要,《Nature》杂志一再申明,论文是否利用最终决定权属于编辑部,凡不符合他们要求的稿件,毋需深人阅读即行退稿,道理很简单,在大量来稿的情形下,编辑不可能花太大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一篇可读性很差的稿件。

谈到可读件,使笔者回想起在数学界流传很广的一件恢事。在本世纪之初,Hilbert由于提出23个数学论题而名声大振,有人问他何谓23个好的数学选题,Hilbert毫个犹豫地回答:清晨与你漫步时,能向你遇到的及时位行人用10分钟时问解释清楚的数学选题。可见简明、清楚、易懂是一篇论文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当然,《Nature》与《Science》不是专业杂志,他们特别重视论文可读性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专业期刊是否就不必这样认真对待可读性问题呢,事实上,可读件是指读者在读过你的文章之后,能够明了你要说的什么问题,是怎样着手解决的,并不需要读者非得理解你的论文的全部内容,因此,专业期刊同样要求论文具有可读件,如果一篇论文由于可读性差而失去很多读者,对于期刊本身而言,负面影响将是严重的。

三、信息量

信息量是源于通信领域而逐渐普及成为大众与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将它与一篇科技论文联系起来,是指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论文本身能向读者提供多少有关该论题的信息。笔者在《ChinesephysicsLetters》的投稿规范上看到,它是指“要尽可能多地给出有关研究的信息,尽可能少地运用investigate(调查),study(研究),disuss(讨论)等词,并举例作了进一步解释,如“Thecrosssectionis(6.25±0.02)就比“Thecrosssectionismeasured”包含更多的信息量。通俗地讲,读之前或许不知道,或者模糊不消或不确切的知识在读过该文之后不仅获得新知识,还消除了模糊不清或不确切之处,就说明这篇文章包含较多的信息量。简言之,当你读完一篇文章后获得的新知识越多,说明它的信息量就越大。显然,“多点测量”的信息量要比“6点测量”少得多,前者给出的是模糊的、不确切的信息,而后者则是清楚的。确切的信息。现在,国内外一些著名期刊对论文的篇幅作了严格限制,这样作的意义何许呢,显然新的学术思想,新的实验,新的发现……等等创新结果是决定论文信息量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篇幅的严格限制会促使作者想方设法删除那些与文章主题关系不大的或次要的内容,作者面对篇幅的限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构思论文的框架,选择最重要的素材,采纳最恰当的表述方式并对文字的叙述仔细推敲,这样作的结果,一般来说论文的内容充实了,(信息量上增加了,主题鲜明了,论文的质量也相应地提高了。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PhysicalReviewLetter》的编辑首先对来稿从标题、图表、数学公式直到参考文献逐一计算所占的行数,总行数个能超过460行,否则即退回作者重新修改,精练内容到符合要求为止。篇幅虽少但内容不充实,论文包含的信息量太少则很难被编辑,申稿人认为是篇好文章,退稿是预料之中的事。

从上可知,限制论文篇幅隐含着对信息量的要求,只要作者认真对待,反复修攻,精练自己的叙述方式,就能够改善论文的质量,尤其是增加信息量。在这方面值大家借鉴的是,Watson与Crick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在《Nature》上,只有约500字和一幅DNA的双螺旋图,就是Penzias和Wilsoh发现字宙大爆炸的3K背景辐射的技术观测论文也只有一页篇幅,而这两篇论文则使作者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与物理学奖。

四、署名与致谢

科技论文的署名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应按研究工作实际贡献的大小确定署名,论文中的每一位作者均应对其论点,数据和实验结果械9比,其中责任作者还应当对读者的质疑有答辩的能力与义务。不恰当的署名既可能失去获得科学奖励的机会,又可能严重损害论文与作者的声誉。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Baltimore于1986年在他本人并不熟悉的、不知道有伪造实验数据的论文上署名,造成了恶劣影响,受到科学界严厉的谴责,论文被宣布撤回,他本人引咎辞职,因此,科技论文的署名反映了作者的科学道德,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篇科技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一个研究小组完成的,至少包含了课题组的贡献,也包含了作者与同事,同行的学术交流与讨论,甚至向其他专家学者当面的或书面的请教。也包括经费的支持和工作条件的保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通过论文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研究进展提供过帮助的主要人员表示致谢是应当的,特别是在学术上。科学问题方面对自己的研究提供过帮助或得到过启发的人员,一定要向他们致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界出现了一次极不公平的诺贝尔奖事件,当时著名的女物理学家莱丝·梅特娜(LiseMeitner)对核裂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出身犹太民族受到迫害离开德国后,她曾通过大量书信促进(实际上也指导了)奥托·哈恩(OttoHahm)进行实验工作,遗憾的是哈恩为了独得当尔奖,未能向评委会提供这些内情,既未在论文中署上梅特娜的名字,也未向她致谢,终于将梅特娜排斥于诺贝尔奖之外,使科学界感到极大的震动,哈恩的品行将永远受到谴责。论文的作者千万不要轻视致谢这件事,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自已论文公开发表后,就用书面形式记载了你的和科研成果,同时上记下了你的科研道德,像哈思那样的事,无论它的档次多高,还是不出现为好。

以上五个要素,是一篇科技论文必须具备的,至少是应当努力去实现的目标。编辑、审稿人实际上是与作者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不懈地工作着,关键当然还是作者自己。

科技论文范文:烧伤科技论文样本表达中的常见问题及纠正方法

五、样本烧伤深度的表达 在样本烧伤深度表达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大体上讲也有两个,一是诊断,二是部位分布。目前我国现行的烧伤深度判断标准是以皮肤不同层次烧伤后所呈现的临床或病理特点制定的。“三度四分法”是国内沿用较久的方法,即、Ⅰ、Ⅱ、Ⅲ度烧伤,其中Ⅱ度又分为浅深两型。“三度六分法”是徐荣祥在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实践中提出的一种新的烧伤深度判定方法。因为Ⅱ度烧伤的病理变化复杂,临床发生率高,且治疗困难,他将其分为三种情况,即浅Ⅱ度、深Ⅱ度浅型与深Ⅱ度深型。Ⅲ度烧伤被分为两个级别,即Ⅲ度浅与Ⅲ度深。鉴于后一种判定方法是根据湿润暴露疗法的理基础而提出的,故建议大家在总结METB/MEBO临床经验时应采用“三度六分法”,放弃传统疗法所采用的“三度四分法”,以改变目前的混用状况。正确而统一的判定标准是诊断疾病的依据,也是对疾病基本特征的概括。假如同一份杂志不采用统一的诊断标准,又如何判断其疗效高低。回顾以往的文章,有人说深Ⅱ度愈合时间为24天,却有人说是16天,为何出现这种差别,分度方法不统一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也不能排除人为的判断错误。为此,对Ⅱ度烧伤的临床特点加以概述,供烧伤深度判断参考。众所周知,Ⅱ度烧伤局部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水泡,但水泡特征不一。浅Ⅱ度烧伤水泡出现时间多在伤后2小时之内,水泡大小不等,泡皮也较薄。泡皮脱落处的皮肤组织湿润、微红,有渗出,感觉敏感,弹性良好。深Ⅱ度浅型早期表现与浅Ⅱ度有些相似,烫伤创面也有大小不等水泡,但泡皮脱落后的皮肤组织不是微红色,而是苍白,渗出较多。24小时后苍白色创面上出现密集散在小红点,疼痛也敏感。深Ⅱ度深型早期一般无水泡,或有迟发的小水泡。烫伤创面表皮无水泡者其真皮已分离,并贴敷于真皮上;火焰烧伤创面的腐皮多有黑色碳化物,去除后创面苍白,且干燥或有少许渗出。就其皮肤微循环受损程度而言,浅Ⅱ度烧伤的皮肤微循环已遭到损伤,但没有淤滞带皮肤组织,皮肤结构大部被保留;深Ⅱ度浅型的皮肤微循环在真皮乳头层已发生淤滞,表皮结构已消失,但大部分皮肤附件保留;深Ⅱ度深型的皮肤微循环损伤发生在真皮网状层,仅残留少部分皮肤附件。烧伤深度判定是一项即科学又严肃的工作,切不可草草了事。因为诊断依据全凭医生的临床经验,所以要求每位临床医生应掌握好烧伤创面不同深度的诊断要点,在临床实践中发展提高。从科研角度出发,为减少诊断误差,可采用临床医生会诊方式,集思广议,统一诊断认识,为后来的论文表达打下基础。特殊情况下,或有意义的样本,可做影像记录,为研究工作提供更确凿的证据。然而,烧伤深度判断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即使做了多年专科医师,也难免会出现某些偏差。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误差,让样本更符合实际,更能代表总体。

不同深度创面分布的表达也常出现失真,最常见的情况是烧伤深度单发,即一个样本只发生相同深度的烧伤,哪怕是大面积烧伤也是如此,某作者研究两种不同疗法对烧伤患者的免疫学影响,治疗组与对照组各60例。治疗组浅Ⅱ度26例,深Ⅱ度24例,Ⅲ度10例;对照组浅Ⅱ度24例,深Ⅱ度26例,Ⅲ度10例。显然,这种表达方式不符合烧伤发病学规律。除非是单纯的浅Ⅱ度烧伤,而多数烧伤病人的创面是由浅入深变迁发生的,即使只有一处创面,也常是深浅不一。按着上组病人的记录,Ⅲ度烧伤(各10例)都是纯粹的,它不搀杂其它任何深度的创面;深Ⅱ度烧伤创面也然,都是青一色的Ⅱ度。假如改换另一种表达方式,可能会增加资料确实来于每个样本的真实程度,即治疗组单纯浅Ⅱ度烧伤者26例,有深Ⅱ度和Ⅲ度烧伤者分别为24和10例(对照组表达方式同上)。作者曾在“山莨菪碱(654-2)防治烧伤休克作用机理”一文中对烧伤深度分布是这样表达的:654-2组成人64例,烧伤总面积61.0±18.7%TBSA;有Ⅲ度者44例,他们的Ⅲ度平均面积为21.1±10.1TBSA(中国烧伤创疡杂志,1992,1:23~28)。这种表达方式即能客观的反映样本伤情,还可供读者推敲分析。全组样本烧伤总面积超过51%TBSA,有Ⅲ度者的Ⅲ度平均面积大于20%TBSA,可以反映特重度烧伤病人的某些特点。

六、样本研究日期及年龄、体重的表达

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许多内容,而研究日期患病年龄、体重都是烧伤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许多论文在文章的开头首先介绍该研究的起止日期,但仍有些作者却忽略了这一点,即不注明研究起于何时,也不说明何时截止,结果给读者留下某些疑惑。研究工作具有其明显的时间性,如某作者于×年×月×日开始,采用某种疗法治疗某病,获得令人鼓舞的好效果。时隔几年后,另一位作者采用同种方法治疗同一疾病,并取得相同的效果。即使他们是不谋而合,首创人应属于前者。由此可见,注明研究日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必要时刻供查对有关线索之用。此外,这也是评价对研究工作是否严谨的一种表现。作者在审稿过程中曾发现某基层医院在一年内采用某方法治疗褥疮××例并同传统疗法××例作对照。我们暂且不谈其疗效,某单位在一年内发生或收治了如此大量褥疮病人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样本的患病年龄对于烧伤疾病来说更有其特殊意义,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小儿年龄的划分界限。国内医学界对小儿年龄的划分标准是:出生后28天内为新生儿期,至生后1周年为婴儿期(乳儿期),出生后第2和第3年为幼儿期,3~6或7岁为学龄前期,相当于目前“幼儿园”的阶段,自6~7岁至11~12岁为学龄期,此后过渡到成人的发育阶段称之青春期,或青春发育期。所有烧伤教课书中均阐明,12岁以下的烧伤谓之小儿烧伤,无论从烧伤面积的评估或休克的尿量判定标准都可证明这个论点。小儿头部与双下肢的体表面积估计,以12作为调整系数。小儿休克期的尿量以每小时、每公斤体重1ml为基准,12岁小儿的计算体重为31(2×12+7)kg,其尿量应为,31ml/h*kg体重。这个数字又是成人每小时尿量的低要求值,故13岁者理应不在小儿年龄段内。如果要研究13~21岁患者的烧伤特点,建议用青春期或青春发育期表达,因为此期即不保留小儿的某些特点,也未达到成人的生理标准。烧伤科技论文在样本年龄表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模糊了小儿年龄划分标准,因为医学中的小儿年龄上限与其它部门的某些划分有所不同。杂志中曾刊登过以下类似文章,如某作者企图了解当地烧伤的流行病学,某年龄分组为<6、7~17、18~30、31~50、>50岁;也有人分为<3、4~6、7~10、11~15、16~20、21~30、31~40、41~50、51~60、61~70岁;更令人费解的是,有人在总结小儿烧伤救治经验时根本不谈患儿的年龄。因上述年龄分组不是以小儿各期年龄划分标准划分的,所得出的结果(如7~17岁、11~15岁的结果)究竟代表患儿的哪个时期,论文的质量及价值应如何评定,都是让人迷惑不解的。

测量样本体重对疾病诊治与病情分析均有重要意义,如根据体重计算休克期补液量,了解回收期出现时间,协助分析水平衡,评定营养状况等。一般认为,如果水平衡正常,体重进行性下降,多为营养不良造成。然而多数文章不涉及病人体重问题,可能是由于测量工作繁琐,尤其是对成人,没有认真的做好这项工作。据了解,国内绝大多数烧伤专科治疗单位对患者不是通过实测得来的。可想而知,休克期的补液量尽管采用公式计算,其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使本来的估计值又加大了偏差程度。假如采用估计体重所获得的休克期补液量推导新的补液公式,其性不能不令人置疑。在多数单位尚无理想的测量体重的情况下,作者建议可否用以下方法补正。1.儿童体重用普通磅称直接测量。2.成人体重有条件的单位也应直接称量,对无法测量者应以伤前最近一次称量结果为依据,并去除当时衣着重量。一般情况下,冬季测量结果扣除2.5~3.5kg,春秋季节扣除1~2kg,夏季可不扣除。当遇到病人可能合并水平衡障碍时,或严重病人必须了解体重时,应克服困难,进行实际称量,为临床病情分析与治疗提供依据。

七、样本休克处理过程中的表达

烧伤休克处理过程中有许多内容要进行表述,这里仅就预防和治疗休克,何谓平稳渡过休克期,尿量满意或标准尿量表达问题作如下评述。

翻开有关烧伤休克临床处理方面的文章,不外有以下提法,即抗休克治疗,纠正休克,预治休克等等。究竟采用哪种表达方式最能反映样本的真实情况,确实需要进一步探讨。烧伤休克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烧伤面积、深度、合并伤、伴随疾病及患病年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是否采用了积极有效地抢救措施。言外之意,有的病人在入院时未必一定都发生休克,对这类病人的处理原则应是预防休克的发生;若病人已呈现出休克的某些特征,积极地抢救休克当然是最基本的处理原则;但有时尚难以做出地判定,而防治休克一词却成了普遍的表达方式。休克的防治包括两个概念,一是病人尚未发生休克,预先采用有效地预防治疗措施使之不发生休克。临床实践证明,这种处理措施可使本应发生休克的患者不发生休克。二是病人已处于休克状态,积极投入有效地治疗抢救措施,使之逆转,并为以后的治疗赢得时间与创造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预防休克和治疗休克这两个概念虽然都是依靠静脉补液为其主要手段,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不同。烧伤早期尚未发生休克的病人,内环境状态是相对恒定的,如果预防措施扼制了病情的发展,稳定的内环境就可以维持生命生存,能对抗不良环境和病源的侵袭。相反,若病人一旦发生了休克,就意味着机体不仅发生了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微循环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还说明细胞代谢功能、补体、细胞因子、氧自由基等都发生了变化。尽管采用的同是静脉补液治疗,后者的疗效肯定不如前者,积极地防治休克的主要目的大概就在于此。

“病人平稳渡过了休克期”是多年来人们惯用的一句话,并逐渐被引用到论文中。其原意是指病人渡过了伤后的48~72小时,因为较好地保住了生命,与死亡相比谓之“平稳”并不过分。然而从烧伤病程全局考虑,休克期平稳渡过的含义需要重新评价。过去的多数文章认为,只要经过补液等措施治疗,在休克期结束时不呈现临床休克,就意味着已平稳渡过了休克期,而且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许多低资医师。他们认为,严重烧伤后发生严重休克的病人,只要按公式计算量补充液体,使血压得到回升,病人一般情况尚好,并延缓至休克结束时,就可称之平稳渡过休克期。所以,对有些论文述说休克期渡过平稳,伤后又发生了早期败血症等别扭的词句我们却都信以为然了。这种认识的错误是没有把烧伤休克期当作疾病的一个过程看待,而把休克期误作一道门坎,只要过了这道坎,就可称之取得了一个胜利,全然没有想到除早期之外,还有中期,乃至后期,休克过程对它们所施加的压力。上边已说过,休克一旦发生,机体就已经承受了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干扰。由此可知,凡临床已确诊为休克,就可断定临床经过并不是平稳的,而可以作出休克期渡过不平稳的结论,休克期渡过平稳只能说明由于给予积极地正确治疗,使病人免于发生临床休克,细胞代谢等方面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机体内环境也没发生明显的干扰。

尿量满意或达标准尿量也是论文中常出现的一个“术语”然而每小时多少尿量为满意尿量或标准尿量;尚难让人一语道明。有人在总结“防止休克期体液过度稽留可加重组织水肿”经验时,主张成人每小时尿量不少于30ml,但不超过50ml;另有人主张,“为防止严重烧伤并发肾脏损伤”,每小时尿量应大于50ml,但大到多少,并无严格界限。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有人发现不少烧伤休克病人在执行公式计算补液量的情况下,每小时尿量明显超出了100ml,但又畏怕他人提出置疑却顺从潮流作失真表达。其实,健康成人24小时尿量在2500ml以内尚属正常(不少于400ml),烧伤后有大量毒性物质及代谢产物需从肾脏排出,每小时平均尿量在100ml或偏多于此值可能不是件坏事。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以适中为度,即每小时平均尿量以50~70ml的折中标准为宜。平均尿量是单位时间的尿量对于那些时有时无、时多时少的异常情况,或依靠利尿剂获得的大量尿液应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求出的均值尽管达到了30ml或50ml、也不能称为满意尿量。尿量多少还有一个人为因素干预,就是经常用它来调整输液速度,如果调整不佳,势必要出现补液量与尿量之间交替出现的大起大落现象。总之,尿量表达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当因人而异,因伤情而异,真实记录,严密监测,以求得每个样本的合适尿量。

八、样本吸入性损伤的表达

吸入性损伤的表达问题往往出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吸入性损伤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的诊断名词,人们常把呼吸道烧伤与它相提并论,但其涵义有所不同。吸入性损伤常常是除呼吸道烧伤外,尚有吸入中毒的因素参与。故前者的发病特点是除热力和/或烟雾等理化因素直接引起的呼吸道烧伤和/或肺实质的物理和/或化学性损伤外,尚存在有全身中毒症状。然而,有些作者对两者的表达并不确切,如“该组病人都有轻重程度不同的吸入性损伤”、“都有面部和呼吸道烧伤”。同时也发现,有人在上千份烧伤病例统计中却未发现一例发生呼吸道烧伤或吸入性损伤。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该病的认识不足,多估或漏诊都是如此。其发病率虽然各家报道不一,但总的来说吸入性损伤国内发生率低于国外,一般为5~10%,而国外为15~30%。对于吸入性损伤的诊断不应仅限于鼻毛被烧焦、声嘶、呼吸困难等一般表现上;也不能在有无面部烧伤方面作文章,因为有人统计,吸入性损伤有面部烧伤或有面部烧伤而无吸入性损伤者各为70%。至于呼吸困难、肺部罗音等更易与其它原因所致肺部并发症混淆。诚然,在吸入性损伤诊断方面尚无快速、特异的方法,但是只要认真细致的进行病因、症状、体征及现行的物理、生化、同位素、影象等检查,诊断还是可以明确的。在表达中出现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不介绍或不侧重介绍抢救治疗经验,诊断虽然提出,不少是重度吸入性损伤,但不做切实可行的抢救措施,而病人奇迹般的治愈了,这种“不战而胜”的机遇不可能在众多患者中同时出现。我们既然做出了轻、中、重度吸入性损伤诊断,仅靠气管切开一项措施治愈率达是万万不现实的,因为吸入性损伤诊断困难,治疗也困难。治疗困难的程度贯穿于呼吸道烧伤或吸入性损伤的全病程与烧伤的全病程。对早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表现其治疗难度是公认的,而对后期病理变化的认识却感不足。呼吸道烧伤的局部病理变化与体表部位烧伤大同小异,也有范围大小、深浅程度之分。急性反应期过后不等于范围已缩小,或病损已愈合,同样存在损伤组织液化,坏死、脱落、感染、上皮细胞新生等过程。而中度程度以上的吸入性损伤或呼吸道烧伤欲渡过此期不会都是平稳的。因此,对于此过程的临床表达问题确应引起注意,其目的是使吸入性损伤的诊断、治疗等问题更加完善。九、样本感染诊断的表达烧伤感染是烧伤病人经常出现的一种继发性损害,故在科技论文中出现的机会也较多,但在表达的确切性上尚存有不少问题。多数文章的表达十分模糊,如有的把创面早期污染视为感染;不结合临床特征,只要创面细菌学检查阳性便认定已经发生感染;临床资料中看不出有一例病人在院外已发生感染,但在早期创面处理中也照例把感染创面的处理过程说的淋漓尽致;可能或根本未做任何检查,创面感染多少例,某菌感染多少例、败血症多少例等一锤定音的词句都显示在论文之中;更令人费解的是说某疗法仅有几次“轻度”感染,而它法的感染率却高的惊人等等。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应当说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的原因,没有深入细致的观察病人的每一个特征,更谈不上与现有的感染诊断标准相结合,故作不出更切合样本实际的诊断。二是感染诊断的标准问题,有局部感染,有全身性感染;有局部侵袭性感染与非侵袭性感染;有致病菌感染与“非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感染,后者也称“机会菌”感染;以及脓毒症(血培养阳性),脓毒综合征(血培养阳性或出现MOD)、脓毒性休克、全身炎症综合征(SIRS),多器官功能紊乱(不全)综合征(MODS)、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炎症失控综合征,高动力脓毒症、低动力脓毒症等相似的诊断名词在某些资料中不断出现,使医生无所适从。值得提出的是深度烧伤的本质就是大量坏死组织较长时间的存在,有细菌生长是不可避免的,创面表浅部位细菌培养有多种菌生长,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临床意义往往不大。然而,细菌一旦进入活组织,其性质会发生改变,这就是通常说侵入性或侵袭性感染。这种感染是相当严重的,不少人用“全身严重感染”作概括的表达。与此对应的理应是“非严重感染”或“轻度感染”,但这些诊断各词却难以在教课书中找到。作者建议,在感染诊断的表达方面,即不墨守陈规但也不主观偏面;应当用专业术语表达,不使用概念不清的提法。

科技论文范文:艺术设计论文: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的变迁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不同时代的文艺可以有着不同的功能,如原始部落进行狩猎、战争行为时,用歌舞的文艺形式作为对于胜利的祈祷,这里有巫术功能;宗教活动中往往也要采用音乐、诵诗的文艺形式,这里有仪式功能;而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文艺可能承担青年们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当代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其突出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引导-规范功能:目标重建

文艺在公众生活中可能起到一种引导思想和行为的方向、规范人们活动的路径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孔子强调诗、乐的伦理价值,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文学创作的激烈批评,都以这一认识作为依据。当代艺术也不是没有引导和规范的意义,只是这种引导和规范已经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具体状况了。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曾经写过《孤独的人群》,书中提出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引导模式的重大变化。杰姆逊对此有一段评述,他说:“里斯曼认为历史上有三种社会形式,或者说有三个历史时刻:及时是所谓传统的社会,第二是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不管叫什么名称,在每一个社会都有相应的,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及动机中,……在论述这三种社会时,里斯曼用了‘引导’这个概念,即什么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社会中的人们又是怎样被引导的。”(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所谓的三种引导,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代代相传的“传统引导”,工业革命之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争取个人成功的“内在引导”,以及当代社会体制化条件下,某种组织的力量取代了过去个人的作用,不太强调个人,从而出现“他人引导”的模式。里斯曼这些说法可能有些理想化,过分强调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不过,他认为社会的引导机制会随着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

文艺对于人们生活的引导,当然也会随着社会引导机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在传统的社会中,那种稳定的秩序使得人们感到过去的经验可以成为以后的指南,而在指南中,圣人的言说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得过去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保障适用,并且往往是因为过去成功,那种经验可能成为今天面对已经必须重新思考、解决问题时的障碍。随着社会转型、文化旨趣的相应变化,过去道德的合理性也被重新加以审视。在传统文艺的那种训诫失去效能的境况下,文艺的引导功能发生了改变。丹尼尔·贝尔认为电影具有巨大的改造文化的力量,他说:“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15页。)在这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起到了引导作用,只是这里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效果,观看者是偶像的膜拜者,同时也幻想自己成为偶像。这里的引导是以一种白日梦的方式达成效果,它以社会认可的成功作为追随目标。

今天的文艺创作竞相追新逐异,一方面是由于科技革命要求创新,一部作品没有能够体现自己独特性的表现,就没有资格跻身于文艺作品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的日新月异是一种常态,缺乏能够引起人们惊异的作品,就缺乏商业竞争力,也就几乎没有机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新的科技无疑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信息-交往功能:关系重组

传统文艺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中那种“知”的作用过于明显了,往往成为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状况与古代社会知识没有分化,教育没有普及有密切关系,读者或观众、听众虽然不都是以一种学习的心态来看待文艺作品,但是文艺作品要能够传达人们对于各种知识的需求,而且有时是人们自己要从作品了解也许应该是其它专业文献的讲述。就此而言,今天的文艺就没有这么多的承担,它更多地是以审美、娱乐作为自己的义务。可以说,由求知转到审美的过程也就是由接受的理性立场转到感性立场。但是,在这种感性经验中,也同人们自我的体验有着重大差异。德克霍夫以电视接受的心理经验说明了这种差异: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的变迁

电视提供了一种外在于身体和心智的“精神”现实。在你看电视时,如果你不走神,如果不拿遥控器换频道,那么屏幕图像就取代了你自己。你分享着电视提供给你的集体想象力和集体思考。(注: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页。)

这里,电视成为人们观看世界的窗口,甚至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电视的节目中,头一条新闻还在报道非洲饥民的悲惨生活,下一条新闻则在演示近期时装潮流,再下一条消息有可能是某地的滑稽表演,观看者的心理无法跟随屏幕的变化节奏,实际上观看已经成为没有意识的行为,结果是非常敏锐的摄像与同样非常麻木的感受交织一体,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

如果说电视信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变化的话,那么电脑上网和电脑写作还有着更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自有文字以来,文字表达就是一种抽象的意义交流,可是电脑上网的交谈却可以复制人们面对面的现场感,譬如网上的符号有一些网虫们自创的表达方式:“∧_∧”表示明媚的笑;“*_∧”表示挤眉弄眼;“〉〉___〉___”表示一束玫瑰等等。这样一种表达超越了不同语言的差异性,仿佛图像那样可以阅读,但是不懂得这种“网语”的人就有些费解,这类表达重新划定了交往的群体。网络交流由于具有即时特点,交流者之间的对方成为没有在场的在场表达者,虚拟空间仿佛可以代替真实的现实空间。信息-交往的行为被作了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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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示范功能:品位重塑

价值-示范功能可以表现为作者采用某种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加以宣讲,尤其在寓言性作品和儿童文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可以采用作者自认为合理的道德原则,作出具有个人色彩的表达,如伏尔泰写作《老实人》对于老实和欺诈的道德评价作了诠释,卢梭写作《忏悔录》对自己人性恶的方面大胆剖析,以此表明自己具有更优越的道德感。有时作者自己也对于所写内容的道德问题难以决断,于是就在描写中表达出那种道德困惑,也可以起到引发人们思考的作用,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对婚恋、家庭、情感、责任等有关问题,就体现了矛盾的态度。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这里存在的理由可以有许多方面的阐发。它包括使得人们的一些感受合理化,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读者,会认为这里有一种意境、禅味,可是西方读者就可能只是认为它是白描。这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而是中国的这种诗句把作者个人的、瞬间的感受凝固化,通过阅读放大成为普遍的、恒久的意义,于是本来只是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的状貌有了超越时空的性质和存在理由。另外还有命名具有的权力影响,在古代,人们普遍有一种认识,即给予某物一个名称,就可以达到对该物的控制,古埃及神话就有这样的记载,其中一则故事说,有人知道了太阳神“拉”(Ra)的名字,就可以驱使她为自己做事。各民族父母对于子女的命名也是一种拥有对其监护权力的象征;文艺创作的表达经常就有命名的内涵。再有就是文艺表达可以赋予对象新的意义,李白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被简称为“青梅竹马”,于是本来只是物件的竹马、青梅成为两小无猜,孩提时代就有感情的二人关系的写照。

文艺表达具有的话语权力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且生产着新的价值目标,有时还可能产生作者没有预期的价值,如歌德写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本来是要对自己的失恋作一个解脱,可是有些青年读者也来仿效维特的轻生,以为这是一种为了爱情献身的壮举,使得歌德在作品再版时专门作了劝戒。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引导功能有着先天的物性条件,又有着后天的人为规定,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的状况。

可是,在电脑写作和电子文本普及的条件下,电脑打字使得书面的印刷“铅字”不再是凡人仰望的对象,“铅字”不过是当事人排版的一种效果;而通过网络的传输,电子文本可以以接近口头交谈的速度传达,而接受电子文本的一方,也不是以对纸页文本那种只能单纯“阅读”的方式对待,阅读者可以对于接收到的电子文本加以修改,然后又重新出去。于是原先作为接受者的一方,成为新一轮传达的者。电子交流重新激活了口头传播时代的人人都可参与的情形,由此作为表达一方的引导地位就受到挑战。

四、审美-娱乐功能:境界重构

在传统的文艺审美格局下,审美娱乐活动具有他在性,即现实生活为一方,审美活动为另一方,审美活动是在疏离现实生活的状况下发生的。在此基础上,文艺审美活动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律,譬如它具有偶发性,创作行为不能预期,灵感的闪现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等等。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的变迁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传说王羲之当时处于精神的亢奋状态,亲笔书写了文稿,就是有名的书法极品《兰亭集序》,作为书法名家,王羲之本可以在这一书法作品完成之后,另外又创作多幅同类作品,可是他在后来已经没有早先那种情绪状态,再也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与当初及时幅书法相同水准的作品了。这种创作的一次性、不可重复性,乃至创作与鉴赏过程中心理感受的专注状态都有特指的意味,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聚会主题,这对于理解传统的审美活动的意义发生方式有着重要作用。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大批量生产的模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环节,甚至包括精神生产领域,学校教育以年级方式批量化地招募新生和输出毕业生,不再是师徒之间的接受方式;文艺作品以及文艺的审美活动也被模式化,其中典型的就是好莱坞式的类型化电影,呈现为潮流化的文艺表达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雅明写了重要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于这种新兴的文艺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如果说,本雅明时代还是物理性质的批量化,那么现在则成为化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批量化,有了《西游记》,又不妨来“悟空传”“大话西游”,后者可以表达与原作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这种依附性质的表达又可以进一步衍生新的表达。在电影制作中,拍摄宏大场面可以只是聘用少批量的群众演员,它以电脑制作方式把镜头中的人物加以复制,于是形成千军万马的视觉效果。

审美-娱乐功能作为文艺的重要功能,以前是作为一座圣殿让人朝拜,可是在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语境下,那种神圣性被削弱了,批量化必然诉求市场化,它需要对公众的亲和力,因此可能采取俯就公众的姿态。那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电脑游戏,如“石器时代”、“古墓丽影”“魂斗罗”实则是一些文学化叙事,关键在于它是观众与游戏程序互动的,观众成为参与者,甚至承担其中某一角色。

五、文艺功能变迁对于文艺研究的挑战

文艺功能的变迁可以是实质性变迁,也可以只是人们看待文艺方式和角度的变化即认识性变迁,前者如综艺节目主持人以不同风格主持节目,会使得节目体现不同风味,后者如观众以不同心情观看同样节目会有不同感受。不管是什么情况,文艺功能变迁的事实上给文艺研究提出了挑战。

路易·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注意关注当下的文艺与文化问题,并对充斥于各种媒体的广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电视广告最主要的受众是广大生产者组成的市民,广告把这些收视的个体构建为商品社会有权自主选择的消费主体(注: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新左派出版社1971年。)。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广大生产者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所塑造的承受者,可是广告中这些承受者却被引导去“想象”自己是主体,并且这种扭曲的想象关系不是发生在公共空间,而是电视收视的常见地点——家庭住处,这样就把一种“国家机器”的力量以话语霸权的方式强加给了个人。这是对处于科技条件下的电子媒体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不能看到它所具有的文艺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有:其一,我们只是习惯于对文艺进行“内容”的和“技巧”的考察,不习惯进行超越作者个体的文艺生产环境的考察;其二,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力图把文艺研究转到“纯文艺”方向,在无意识层次上对意识形态分析充满反感;其三,这里讨论的对象是广告而非文艺,似乎超越了文艺研究的范围,不属于本门学科关注的对象。

应该看到,正如现代社会大生产实行一种体制化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手段,文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从个体手工方式转移到社会的和机械的、程序的方式,以前只是单一的文艺生产环境,因此可以不去关注这一环境的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生产环境不会对文艺产生影响,那么,当这种环境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漠视它的影响,就不是明智的态度了。至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应该说它不能囊括文艺研究的全部,但也应该是文艺研究的重要视角,我们不能依凭情绪而不是依凭认识的需要来确立研究的角度。另外,这里电视广告本身不是文艺,但是它经常穿插在文艺作品的播放中,与文艺有着一种“互本文”的关系,至少成为了电视文艺的背景,无视背景的作用,这对于文艺学肯定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结合到具体的文艺现象的批评,那么,由此视角也可以看到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高新科技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化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领域,我们要了解当代文艺状况,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是不行的,因为它已经是当代文艺的基本土壤;同时,我们还必须克服几点很重要的障碍:一是由于不熟悉科技问题而缺乏对于科技与文艺关系的敏感性;二是只从科技角度看待文艺,就像当年的所谓新方法热那样,把科技问题与文艺问题生拉硬扯;三是如何把这种科技眼光与文艺的传统视角、与对文艺作品的深刻分析结合起来。这些障碍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提出科技与文艺关系的问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而作出重要研究成果还须进一步努力。

科技论文范文:计算机毕业论文-国外科技评估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

计算机毕业论文

1引言

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国家竞争的焦点已转向有效地占有和支配科技资源。因此,世界各国纷纷调整科技政策,将科技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强调科学技术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服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资助或间接引导相关科技项目的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也从早期是一种科学家及相关学术团体的兴趣性活动,变成为由政府直接领导和支持的一项社会事业,并肩负着国家发展的战略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评价也不再是科学家相互之间的一种个人监督和促进行为,它已成为政府参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迅速发展和复杂度的大幅提高,科学活动的成本不断上涨。要想进行所有领域的科学研究,并保持的竞争优势,即使对于发达国家,其经济实力也不能承受。有鉴于此,有必要加强对科学研究活动的监督和控制,特别是对于国家投资开展的科技项目,必须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实施高质量的评估,达到确保有限科技资源用于完成最符合国家利益的科研活动的目的。

2国外科技评估活动的实践总结

2.1重视科技评估制度建设是各国政府开展科技评估活动的前提

制度化是当前国际科技评估活动的趋势之一,科技评估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活动,制度建设是科技评估活动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以法律,有的以部门法规,有的则以行业规范的形式来进行制度建设。但经过多年的评估实践和努力,都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科技评估体系和相应的保障制度,使科技评估活动成为一项制度化、经常化的行为,成为政府管理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作为科技大国,美国是使科技评估活动制度化最早的国家。上世纪初,美国成立了国会服务部,它所进行的与科技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评估可以认为是科技评估制度的雏形。然而,科技评估工作在美国的大范围开展是在二战以后。1993年美国第103届国会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根据GPRA的规定,科技评估的概念与制度、美国国会一级的有关科技评估机构的作用、功能、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予以确定。此外,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1995)明确了科技评估的地位,《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和《国家研究开发实施办法指南》(1997)提出了建立开放型研究评价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日本科技评估机构不能随意设立或撤销;1985年法国政府做出规定,在没有经过评估之前,任何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都不能启动。法国议会评价局、国家研究评估委员会,前者通过法律创建,后者由部长会议通过政令任命,评估委员会的任期,评估对象的确定,评估报告的公布,都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规定;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规定,凡开展科技计划评估活动,均需依据有关法律设立机构,遵照法定程序进行工作,出具评估结论和向有关单位反馈结果。

2.2提高科技管理质量和公众的监督是各国政府开展科技评估活动的动因

之所以用立法的形式来规定科技评估制度,是因为各国政府在用国家财政收入资助科学研究项目的实践中,意识到随着科技发展的复杂化,科技研究活动的规模日益庞大,它需要越来越有效的协调、管理和监督来提高科技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社会公众,特别是纳税人的监督需要,他们关心政府的科学研究投资是否与国家目标一致,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在这种背景下,科技评估作为科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手段,成为了制度化、经常性的工作,各国政府纷纷建立了科技评估机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起飞时,为了在较少的财政预算下尽可能多提高科研活动的产出,日本政府和企业把科技评估作为管理和推进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手段。根据产业发展和技术引进情况,开展各种科技评估工作,从而对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复杂,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质量亟待提高,科技评估再次受到日本朝野各界重视。1983年日本政府决定设立部级的科技评估机构,在科学技术会议政策委员会设科技评估分会,其职责是对科技振兴调整费资助的项目进行前期、中期和后期评估。同时日本政府所制定的R&D评价方法指南也强调通过对R&D内容与工作绩效的恰当评价,建立能够充分发挥研究人员创造能力、开放、灵活和富于竞争性的R&D环境。日本所建立的开放型研究评价体制,使科技评估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