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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论文: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将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急剧动荡，在这里危机的时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委紧密结合当前工作重点，着力突出实践特色，把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抓手，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近期，委党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周密部署，超前谋划，各有关司局快速行动，连续奋战，及时把中央各项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落实到位，不断丰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
一、深入分析，及早谋划，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最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确估量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影响，事关对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事关宏观调控方向、力度和节奏的把握。面对严峻形势，委党组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等单位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政策措施建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解振华同志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和中央党校、体改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为克服形势变化较快、统计数据相对滞后的困难，张平、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张茅、彭森、张晓强、杜鹰、穆虹、刘铁男、苏波等委领导分别带队赴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掌握及时手情况。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委领导及时谋划，适时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是组织召开20个单位参加的部门协调会，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的要求，分解落实国务院4季度工作部署，确定了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八项具体工作的分工；二是针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较快，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三是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十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建议。
二、抢抓时间，突出重点，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国务院领导紧急指示后，我委汇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仅用12小时就完成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建议、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时内4次修改完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汇报稿。经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我委的汇报稿，总理作重要指示，并议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后，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委对“十项措施”作了修改完善，于当日晚间以中发18号文正式转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后，在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统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新增1000亿中央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请记住我站域名/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昼夜奋战，投资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实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资主要安排了农村安全饮水、大型灌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南水北调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时研究提出了江西峡江水利枢纽、贵州黔中水利枢纽、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的审核意见，现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农业方面安排了国有农垦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品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农村沼气建设的新增投资也已落实到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总体原则下重点考虑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决方案中的“短平快”项目，以有效缓解部分区域运输紧张状况。目前，由基础产业司负责的年内新增中央投资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实到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和西部干线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及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等具体项目。在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中，涉及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有130亿元，也已全部到位，具体落实到了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职业
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中医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新增的投资已经全部落到实处，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试点项目、重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三个方面。支持自主创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亿元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四个方面的建设，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生物、航空等领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已经全部落实。其他目前还没有到位的投资安排，相关司局正在抓紧落实，将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达完毕。
三、跟踪形势，强化责任，切实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委党组深刻认识到，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发改委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要把能否履行好职责、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作为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是不是真正取得实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党组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全委上下都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继续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自觉地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同做好发展改革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下一步，一要密切跟踪形势，判断国内外经济的走势，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二要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细化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应对措施；三要狠抓工作落实，当前重中之重是要把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快见到成效。
国内经济论文:分析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热点导读】：金融市场利率与风险管理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现状与
文章来源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核心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核心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核心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核心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核心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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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核心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核心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核心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核心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核心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对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核心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核心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核心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核心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核心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境外上市对国内经济监管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及时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及时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较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较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着。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 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较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及时季度 ( 即次贷危机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较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较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24小时,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 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品质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较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较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较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 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主权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的对比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渊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改革开放伊始便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始终符合实际。这一命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党的文件中两次再度提到了这一命题。邓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系统论述,并据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四大强调,它是今后长期内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则在十五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7年,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始终强调了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的把握,才使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立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以上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的否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典社会主义作家达成的少有共识。应对这一观点的双重挑战,必须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的南方讲话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的现实,指出“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并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可见,“中性”论与“手段”论,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将它从一般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抽象出来,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这已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应该继续大胆地采用这种手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灵活特色。在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后,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长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后,我们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更加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旨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邓小平曾讲到,“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其深刻含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此后,和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入阐述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点,又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消除市场运行中的局限。此外,还提出,要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实施部委机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大部制”蓝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开创了新局面,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石。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摆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对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注重效率,还要兼顾公平,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体实际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探讨。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性”论与“手段”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础”论和“灵活”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实现方式和最终目标。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推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机构调整与完善,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见,这一系列有机论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详实的科学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宏伟战略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对比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将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以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名称虽略不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导入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应该把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以一种国际性的理论视 角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既是一种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的理论主张,又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双方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冲破思想束缚方面的相同点。这两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都冲破了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定性思维模式,开辟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全新研究课题。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相容的定论,致力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探讨,在“精密”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打开了缺口。它对被大肆美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揭示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谬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焕发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冲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羁绊,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
2.在对市场经济“定性”上的相同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及时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为实现此目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中性机制”论把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市场机制与所有制可以分离,并从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移植到另外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去。“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的核心是要揭示出市场具有若干个为社会主义所愿意接受的特性,从而证明只有通过市场(而不是计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指出了市场的两个优势:首先,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在对市场经济的“定性”上,这三个理论工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性论”与“手段论”存在共同之处。
3.共同的价值取向。单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稍微不同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为它们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但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承认必须为这些价值观的真正实现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激烈地批判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在他们设计的模式中同样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效率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
不少西方学者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于市场社会主义,或仅从形式上考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断定为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提出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是否付诸实践。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至今只具有学理品格,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理论性品格,还具有实践性品格。实践性的品格高于理论性的品格,它也比后者更丰富、更具有现实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过渡论是其最薄弱的环节,它找不到实践理想的现实物质力量,而是诉诸理性、善心和美好的愿望。
2.理论渊源不同。正如上文的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而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则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自由的或分权的社会主义传统。这种思想传统主要有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文、傅立叶、布朗、蒲鲁东、拉萨尔、小穆勒、巴枯宁、科尔等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出身注定了它必然带有非科学性、空想性和改良主义的胎记。
3.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导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我国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作为西方的、处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任务是提出怎样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根本改造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背景,决定了两者在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么结合、如何克服这种结合可能出现的、也确实存在的矛盾等问题的模式设计上,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4.市场条件和具体任务不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探讨,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发育和建立市场经济,而是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特征。因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微观基础的构建上,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就其实质来说,只是一种关于企业制度的模式。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在对过去的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这是一项从微观到宏观、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市场,和从政府到市场的多方位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来说,要比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和艰巨得多。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建立,中国在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中国来说,改变企业的产权关系、财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只是要完成任务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任务的完成,如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健全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难题是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命题中,并没有一个的和普遍适用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正如科尔内所说的,对改革(计划)社会主义是对的,不一定对改革资本主义必然是对的。对发达国家是对的,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一定必然就是对的。应该根据具体的国情来构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另一方面说明了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论模式应该认真鉴别,剔除其非科学的成分,吸收其合理成分。进一步讲,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与分析,并不在于要具体地指出它所提出的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中国,也不是根据它的合理成分提出政策药方。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 改革思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视角,从而有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沟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但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继续探索,已形成的理论和政策有不少需要加以具体化,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在此,我们建议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国际性思潮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由此角度开启一个国际性的新视角,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特有历史环境、特殊的国情和任务决定切不可照搬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理论模式。但无论两者有多么大区别,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和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这一共同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可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学习到很多东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能极大地鼓舞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就像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成就曾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主张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一样。中国在解决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碰撞的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可供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参考。中国式的改革渐进方式有利有弊,这些可供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作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联系的努力和尝试,并不是首先从中国开始的,它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趋势。在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果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事业,要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就不能把自己孤立于市场社会主义这种世纪性的和国际性的思潮之外。这意味着:必须放眼世界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伟大实践的先导意义,把中国的体制改革纳入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代表它的经济思潮的努力之中;必须承认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不应斥责为异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必须正视前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沉痛教训,而避免重蹈覆辙;必须研究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认真倾听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声音,在东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建设性交流和批评性对话,而不宜闭目塞聪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缺陷及建议
一、取消“超国民待遇”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
1、我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不利影响早在2000年和2001年,国家便已修改了三大外资法,同时还取消了关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次国民待遇”。而在此情形下,若继续在短时间内修改外资法,进而再次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条款,那么这将直接暗示外来投资者国内引资政策和立法都在朝着不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样一来,会直接挫伤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信心,从而难以不断扩大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规模。因此,在短时间内,不需要对外资法进行多次修改,同时也不能快速将所有关于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条款予以取消。
2、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策略后对我国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遵守约定”为一国际惯例,同时这也是各项国际经济活动当中所要遵循的一原则。结合此项原则,当某个国家在吸引外资并且保障给外来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时,除在遇到某些巨大情形变更时,就要严格按照当初给予投资者的保障来履行。因此,在外资立法中,必须严格按照“遵守约定”原则,同时这也会政府和外资法的信用问题。在过去几年内,我国吸引大量外资是为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因此,对外来投资者保障个多种优惠政策,同时借助外资法将具体规定予以明确,这样一来,外来投资者无论是在税收,还是在产品进出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要求,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尽管是现在,上述种种保障也对我国吸引外资是十分有利的,这主要是由于诸多优惠政策都可以作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若没有各种优惠政策,外来投资者不愿意来我国投资。所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我们依然要继续遵守上述种种保障。虽然有时需要修改外资法,我们也要尽量将上述优惠保障予以保留。
二、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超国民待遇这一时代的终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会大大降低外商在华投资的热情,不时出现的关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汇入的声音也加深了这一顾虑。然而,跨国公司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实,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不再是中国吸引他们的主因。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法规体系,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正是促使更多跨国企业升级它们在中国地区的发展重点,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的企业,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不断提高引资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做要一下几点工作:
1、引进更多外资活力源我国,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要选用各种更合理的对策,由最初的“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而引资类型由传统的“优惠型”转变为“规则型”与“比较优势型”,从而大幅度降低引资成本。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渐转变,未来到我国投资的外来企业借助市场经济规则与比较优势等逐渐开拓市场,而对于想要借助施压的方式继续使我国政府实施“超国民待遇”条款,对新技术进行研发。
2、加强对引进外资行业引导大多数外来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从而在我国占有大部分市场,属于利己的表现,而并不是站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从而积极投入到加快东道国产业发展当中。所以,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引进外资时期,将引导与调控作用予以充分发挥,进而再制定各种相关规范政策,例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借助“看得见的手”来引导更多国家最需要发展的行业与领域当中,如:战略性产业。此产业成为打破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与基础,从而>！
3、重视对引进外资质量评价当前,在国家对引进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情形下,所以,外资治疗的评价标准与发展也都发展了巨大改变。具体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外资水平考核引起高度重视;其二,对外资效应要充分予以利用。从整体上来说,引进外资水平成为确保外资质量的一个基础条件,主要涉及到外资投资模式、投资方式、区域分布等内容;但是,针对外资效应质量高低,对外资项目经济效益予以考虑,与此同时,对所引入的外资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借助此工作,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资资料评价体系。
三、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向集约型经济类型发展,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不断提高引资质量,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殊意义
一．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
我在1997 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 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 年3 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 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张曙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 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及时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 年为较高点，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为负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 4 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 %，这是有记录以来4 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 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 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 年5 月较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 元下跌到了12 元。从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 年5 月17 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 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 年5 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 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及时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 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 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及时，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品质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 ：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 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 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 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裁减冗员。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社会安定”的包袱，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解决3 个月的待业保险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经济结构转换，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者行为个体化三个规律，将自发为自己开辟道路，结果是国有资产被少数人占有，而把数千万工人抛向社会。政府或者命令银行发放贷款维持企业，或者以赤字和国债方式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或者发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三种办法都将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迫使经济收缩，失业问题最终严重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为国有企业解除社会负担，涉及十分关键的实质性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债权或者是最终的直接所有权，在政策上给予其充分的补偿，补偿者应该是政府，应该通过向富人征税筹集资金，并从国有资产存量中划出相应部分，作为抵押或者拍卖，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国有企业工人，以及事业和行政人员，补偿其在计划经济下被国家财政统一扣除了的“必要劳动的价值”。
四．算一算国有企业中“必要劳动的价值”
46000 亿国有资产存量，除去75 % 的负债，只剩11500 亿，基本上是过去工人干部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低于国际水平数十倍，上百倍，除了生产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资结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和延续教育子女的费用。那么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呢？
1。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资极低，配以各种定量票证，仅够维持低的吃，穿，用。
2。住房费用，在国外发给本人，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全部扣除，变为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然后按照工龄上报计划，再由财政拨款卖房，对工人干部进行无偿分配。房租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把已经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没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 平方米的中挡住房，在北京三环路线以外，商品价是20 万元。按照工龄20 年以上户均一套，假设全国尚有400 万户没有分配住房，按照10 万元一套，需要4000 亿元。如果能将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项费用可以减到2000 亿元。
3。医疗费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资每年每人平均100 元，按1 亿职工，每年要增加工资100 亿，加上大病报销，年需500 亿元。
4。待业保险。按3000 万人离岗，支付3 个月，每人600 元，需要20 亿元。
5。子女教育费用。过去上大学是免费的，现在自费达到学费10000 元。没有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这部分工资也应得到。按2 亿职工干部，3000 万家庭，其中父母工龄达到20 年以上者计算，1000 万家庭，需要1000 亿元。
6。养老保险。国外是从本人工资中扣除，经企业存放于保险公司。中国是存放于政府财政，投资于国有企业。全国职工干部是按照工龄向国有企业投资，而由国家统一负担养老的。经过企业改革，国家不再负担养老义务，就应该将这部分国有资产划出，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一个退休人员每年2000 元，1亿人计算，年需要2000 亿。
上述粗略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及时，历史上上亿职工的必要劳动，投资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的债权或产权。
第二，在政府财政背后，是一个向哪个社会阶层征收财富，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应该按照“收益与成本一致的原则”，由改革的主要收益者负担，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和清除腐败两项。如果改为砍投资，借内外债或通货膨胀，等于让广大居民负担，必然加重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
第三，上述费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 亿元左右。目前国有资产存量中的11000 亿元，年平均利润最多如此。就是说，为了支付年2000 亿元的保险费用，必须有11000 元的国有资产专门为他运营。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不能流失，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化为企业所有。盈利的企业不能分配这部分利润而使破产企业无以补偿。
第四，为此11500 亿的国有资产存量应该划归保险公司，同时按照工龄给全国职工建立个人保险帐户。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很快地进展，在改革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与右倾思潮只顾改革企业忽视职工补偿，和“左”倾思潮空讲维护托延改革不同，
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如下：
在理论上抓住三个关键：
及时，在改革中坚持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一部分（即工人阶级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养老金部分）由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
第二，国家承担历史债务并予以补偿，坚持以财政为主导，通过整顿税收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资金问题。
第三，坚持“改革收益的占有与成本的负担相一致的原则”，坚决防止以货币手段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把改革成本转嫁给社会居民。在实施上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划出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为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线投资，同时对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帐户。其意义包括五个方面：
及时，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迅速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防止了国有资产（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养老金部分）向少数人流失，保持了改革中的社会稳定；
第三，一部分全民所有财产由政府经营转变为社会经营，将推进经济民主化的进行；
第四，价值上万亿的基金在数年之内入市，将改造股市结构，克服过度投机，极大促进股市的发展；同时在拍卖国有资产时，会吸收大批游资，有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第五，拍卖的国有企业，该选择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而基金入市是严格按照基金法，投向长期基础性行业，这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造和所有制结构改造。
第六，在目前通货紧缩难以摆脱时，可以有效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低收入居民的需求。
无论什么改革，都必须在坚决打击腐败，先立法，后按照法律严格实施。这是我的思路的前提保障。
国内经济论文:论国内经济增长的约束与进展
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长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及时、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及时,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较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障。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别是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列强的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应该利用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难逢良机,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争取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在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的基础上,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结论
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小康目标关键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必须保持高速平稳地增长。鉴于我国自然资源不足与使用效率低下、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有待提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薄弱、现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阻碍态度等约束条件,中国应该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其中重点应该包括:(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和;(5)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从多种视角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取得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fdi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对国内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并对目前经济增长理论中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提出探索思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较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及时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二)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改进的思路
一是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方面。要对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贸易、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检验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是否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为衡量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应改进tfp的测算方法，特别是加强对资本投入度量的研究。改变“索洛余值法”对tfp分析的过强函数假设，利用数据包络分析、随机生产前沿函数等非参数估计方法对tfp增长进行细致分解，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在要素投入外，更深入分析资源配置、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构变动等的影响。二是fdi与经济增长源泉研究方面。要通过对fdi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效应进行归纳、分类，阐述其作用机理，对不同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检验分析fdi和各效应之间的动态关系。要运用var模型、协整检验和granger非因果性检验等方法，选取合理指标，对fdi的时滞效应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得出比较的结论。三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方面。构建研究模型时应考虑技术效率、金融配置效率的政策性变量及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控制变量等，从而度量金融发展对增长效率的贡献和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同时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在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时也要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化等因素。由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分时期分区域考察我国金融发展对增长效率影响的动态演化特征。此外，在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时，还需把金融系统的信息作用、分散风险功能和投资收益率联系起来。
国内经济论文:国际经济法内涵及国内经济法探索
一、国际经济法的内涵
国际经济法最早是由英国国际法学者施瓦茨曾伯格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逐渐成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国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这期间包含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经济法律作为制度保障，而国际经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对于调整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权力与义务的划分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国际经济法内涵的界定，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核心重在调整国家之间的联系，从性质上说，没有太大的经济管理意义;而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只是单纯从外部对国家形成约束来达到对国内经济管理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中，由于各国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会存在一些异同，国际经济法并不是适应所有国家的发展现状，因此，可以有效的扩宽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路径，使其能够适应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需要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国内的经济管理也离不开国际经济法的规范、约束。目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对其他国家形成贸易壁垒，导致国际关系的僵硬，甚至出现报复，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措施来调整这种紧张关系，建立起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而国际经济法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一项国际法律，它能够有效的保障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而且也对国家经济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与调整措施，能够避免一些国家的垄断经营，建立起新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国际经济法对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组织也有着一定的规范、管理作用，如欧盟，如今国际经济法已经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被人们所认识、了解。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一)研究视角的相关性
对于法学都是有一定的利益作为支撑的，而这些利益也直接关系到法学研究者的视角和立场。在国际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和个人的两个不同结构，在国际经济法中也存在着国际视角和国家视角两个方面。国际经济法是通过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协商在做处理妥协之后的产物，其中必然包含着各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因素，但一些小国的利益也难以避免的会被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大国所吞灭。但是国际上并不认同以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而更加突出理念的作用。所以如果国家只以利益为首要目标，就很难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与承认。这也进一步的要求我国的法学研究者不能只局限在自身利益的分析与研究，更要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法理念是否与国际经济法理念相协调。这也为我国的法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他们不仅要对我国的国际立场和国家利益有着的把握，更要将国家的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目标综合考虑，充分有效地协调我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对象的相关性
国际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经济环境和发展情况，不止局限于本国对外的法制进程，更要关系到各个国家的经济趋势，研究对象具有国际性也是国际法区别于其他法的最显著特点。尽管如此，在讨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时还必须要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不能抛开最根本的问题而只关注国际法则。我国的国内经济法不仅要具备国际经济环境下的理念，更需要把握中国特色，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法，并且要以国际视角对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加以审视，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经济法的合理性。
(三)研究成果的相关性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对国际间贸易进行规范，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发挥作用。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增强国际间交流，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在国际法的制定时，我国也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努力取得其他国际成员的认可和支持。而想要使我国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相协调，我国经济法的研究成果也必须能够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具有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法律制度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法制进程在短时期内取得的突破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向中国学习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宝贵的学习意义。但是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国内经济法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生依旧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所以要想做到，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真正相协调，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影响力，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制模式。
三、我国特色国际经济法的构建
当前我国在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基础研究上比较薄弱，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积累。在我国制定国际新规则时需要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借鉴和参考，并且需要使其适应中国特色，建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理论。
(一)建立国际化的中国经济法制文化
虽然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明显进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获得提升，经济军事等实力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制进程和法制文化还比较滞后。虽然近些年来我国注重文化的发展，加强我国的文化输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是在法制文化的建设上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在我国法制的进一步实践与推广中，必须要加强梳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制形象，将我国法制文化研究中的精华与西方国家的法制理论相结合，建立国际化的中国经济法制文化。
(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在构建国际经济规则时是通过各个国家之间利益的相互竞争与妥协。虽然国际经济体制中的这种自由竞争会带来一定的弊端，但是这也能带来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化经济进程的发展。所以想要使国际经济制度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有益影响，关键不在于实施的阶段，而是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提出和制定时。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提出代表自身利益的国际议题，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新的国际规则，就能够使国际经济准则为自己所服务，能够不断地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过去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时只能够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进行批判，难以提出实质性的建议。而要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理论，我国的法学研究者们必须对国际形势有着的预测和判断，并且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三)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引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融合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有利研究成果。我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一直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结合与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我国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者通过借鉴和运用这些近期的理论成果，从中归纳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并且将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相结合，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模式的国际经济规则的构建。
四、结语
国际经济法是具有世界公共性质的调整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项政策制度，它不仅能够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保障了国际关系的稳定。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国际经济法与我国内部经济法的联系，使其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贺加力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次债危机对国内经济建设的警示
本文作者：姜川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虽然距今已经过去3年有余，但是其带给我们的警示却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当前在我国，自房改以来上涨了近13年的房价终于有了回落的趋势。中国指数研究院对2011年国庆期间20个城市的监测发现，绝大部分城市的交易数据均比2010年同期下滑，总成交量同比下降44%，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某些楼盘的售价降幅高达30%~40%。可以预见，房地产市场崩盘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重新审视次贷危机对我国防范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以风险为视角对次贷危机的生成与传导进行再探析。
一、系统性风险的积聚
自2001年以来，面对“9.11”恐怖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为刺激经济的增长，促使市场恢复往日的繁荣，美联储推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3年不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自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左右的超低水平。另一方面，低利率和政府担保等优惠政策降低了贷款购房的成本，大大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加之由于流动性的过剩造成一般金融产品投资收益不断降低，促使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房地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发展上。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地产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巨额扩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房价自2001年以来稳步攀升，一路上扬，房地产泡沫不断被吹大。次贷危机爆发前超低水平的利率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为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因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这种繁荣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繁荣过后市场的扭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整体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形势发生扭转时，系统性风险便会凸现出来。
二、信用风险隐患的存在
在美国，次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放贷标准多由贷款发放机构自行制定，标准较品质贷款而言要低很多，但利率也较高。美国低收入者、少数族裔等这些收入无保障或信用记录较差的人，便成了次级贷款的主要借款人，这些次贷借款人的违约可能性是极高的。这使得次贷在产生之初便不得不承担着高于其他种类贷款的信用违约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机构间激烈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次贷市场上出现了“猎杀贷款”和“贷款欺诈”两种现象，它们成为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的最明显表现。在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次贷质量的不断下降、次贷违约风险的不断提高。在一片繁荣并不断膨胀的次贷市场中，信用风险也在随之不断增长着，放款机构随时面临着无法按期收回贷款而造成资金流断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的信用风险的威胁下，美国次贷危机在次贷市场中一触即发。
三、风险在衍生品中的运动
如果次贷危机仅仅是局限在银行体系内的，那么其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将不会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真正在次贷危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结构化金融衍生品———CDO。CDO是一种以次级抵押贷款和次贷支持债券为基础资产的结构化衍生金融产品。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分散其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对现金流结构的不同需求。
在利率下降、房价上涨的阶段，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很低，CDO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其投资收益远远高出了其他同类金融投资产品，CDO不断被各大金融机构所追捧。也正因如此，标的资产市场的信用风险通过CDO等衍生产品很容易地扩散到了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其影响范围波及到借款人、贷款机构、基金公司、个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以及外国投资者等各个利益群体，形成了十分严重的“绑架效应”。一旦危机发生，势必会在该效应的作用下出现整体金融机构的大范围损失。
根据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的披露，2004～2007年期间，全球CDO发行总量迅猛增长，并于2006年达到较高值5，206亿美元。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产品被不断地打包、衍生、再打包、再衍生，使得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市值不断膨胀，同时也使得次贷衍生品的设计越发复杂和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状况越发严重。次贷所承载的风险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衍生、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中以次贷衍生品为载体不断地被扩散和放大。
四、风险的爆发
上文曾经提到，次贷危机爆发前在美国过热的经济环境中，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次贷所承载的信用风险被不断的积聚。最终，以利率水平上升、房价不断下跌为表现的系统风险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直接引发了信用风险的爆发，信用风险的爆发导致了次贷及其相关金融产品价格的跳水，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各个市场上流动性风险的爆发。以各种风险在各个市场上的相继爆发为表现，美国次贷危机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由于宽松货币政策的较长时间实施，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至2006年8月提高至5.25%，随后1年内维持不变。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尤其是对2003～2004年低利率水平下发放的大量浮动利率的次级贷款借款人影响更大。因为根据合约条款，这些贷款会在2005年或2006年重新设定利率，基准利率上调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此外，由于受到加息政策的影响，贷款买房者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购房热情逐渐回落。根据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披露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第三季度起，美国房屋价格指数便开始一路下滑。尽管此时房价仍然在攀升，但已明显出现疲软，这成为美国房市降温的重要信号。终于在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房价出现了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裂，美国房价一泻千里。利率的不断上升和房价持续下滑彻底改变了美国地产金融的宏观经济环境。一切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的金融资产及其投资者暴露在系统性风险之中，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诱发这场危机的最直接因素。
（二）信用风险的爆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诱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日益显著的信用违约风险的爆发。因为在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这两方面的压力下，贷款者的按时还贷会变得十分困难。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到期未付率从2005年第四季度低于11%的水平，自2006年第二季度起上升至2008年及时季度的19%。至此，次贷市场上，信用违约风险爆发。作为基础资产的次级抵押贷款，其整体违约率的上升，将必然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违约风险相应上升，这些证券的信用评级被独立评级机构显著调低，市场价格大幅缩水。信用风险的爆发成为了美国次贷危机中倒下的及时块“多米诺骨牌”，它的倒下引发了各个市场流动性风险的相继爆发。
（三）流动性风险的爆发。在资本市场中，信用风险爆发后次贷市场上违约率的上升严重影响到了其相关衍生品的价格。为防止损失的扩大，各大金融机构开始纷纷抛售次贷衍生品，这导致这些衍生品的价格更是一泻千里。与此同时，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对资本市场上流动性危机的加剧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市场上流动性的缺失导致金融资产交易的清淡，原本品质的金融资产同样受到了牵连，资本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资产价格下跌、投资者抛售、流动性紧缩，如此循环不休，资本市场遭受重创。
在信贷市场中，很多抵押贷款机构和传统商业银行出于各种目的而持有了大量的次贷衍生品。这样，次贷衍生品所承载的风险又再一次回到了这些本最应被风险隔离的金融机构中。当信用风险的爆发引致次贷衍生品价格下跌，资本市场流动性急剧萎缩时，这些放款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遭受了巨额的损失。为了防止亏损造成资本充足率下降，这些商业银行和专业贷款机构不得不严格控制资产规模的扩张，大幅缩减对外信贷的数额，信贷市场的流动性骤减。
在实体经济中，由于金融机构“惜贷”现象的普遍，信贷市场上短期信贷资金的严重匮乏，使得企业在危机爆发后很难通过传统渠道获得流动性，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实体经济中流动性风险的爆发极易造成企业资金流的断裂，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中小企业濒临破产。次贷危机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实体经济同样受到了本次危机的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的发展步入了衰退阶段。伴随着流动性风险在各个市场、各个经济部门的相继爆发，至此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五、结语
历史总是相似的，不管一个地方的市场曾有多热，他们最终都倾向于以相同方式降温，我们国家的经济又何尝不是这样。面对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和疯涨的房价，自2010年起我国十二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严格控制信贷发放总量，同时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房屋限购政策以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趋紧。2011年9月起，现金流日渐紧张的房地产开发商终于迫于资金的压力开始采取“以价换量”的销售策略，房价下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房地产行业涉及到钢铁、水泥、家居等多个行业，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如果房地产市场崩盘势必将减缓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国民收入增长必定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房地产厂商的资金多来源于银行信贷，若房地产市场崩盘，则银行也将难以独善其身。此时，重新审视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与传导将有助于我国提早制定出相关的风险应对方案，以求将风险爆发的损失降到低，进而保障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地健康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问题和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增长速度能够维持下去，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及时经济大国。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
(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
(2)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
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GDP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较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则为470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如果我们能保持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年后即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年人均GDP为2300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
(1)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
(2)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
(3)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万8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1)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
(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猪肉需要4粮食，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3)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18亿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障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三结束语：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宏观政策环境改革
林毅夫指出了当前改革的途径。他认为，前面的分析表明，出现在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微观先行的渐进式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中还存在着一些扭曲因素，而维持这些扭曲因素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生存。
因此，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我国下阶段改革的突破口。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则是它仍然承担着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先天地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国有企业有了向政府要各种政策性补贴的借口，企业预算软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微观的改革措施都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取消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优劣并根除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的借口，是克服信息不对称，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家－的利益一致起来的必要条件。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并不会增加政府的支出。因为目前由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企业亏损，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来承担。国有企业没有政策策性负担，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这样就可以放开银行的利率，活乱循环现象就能得到根治，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就会降低。同时，也就可以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地区差别和粮食问题将得以缓解。这样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走上稳定、健康、快速的道路，下个世纪初中国重新变成一个世界较大最强的经济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国内经济论文: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波及思考论文
[摘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紧密相关。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升值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强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及浮动弹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要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较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及时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及时，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较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
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障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品质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超级秘书网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进行必要的限制，阻止部分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于去年下半年出台了规定，强化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尚不足十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应该是个消费品市场，按照自用和实需原则进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开放，政府监测和限制热钱炒作房市也就名正言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行为就得通过各种政策严厉制止。
但是，调控房地产市场并非一味打压价格。由于国内住房需求旺盛，而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决定了房价的上涨，关键是上涨的合理性。也就是房价的上涨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人上涨而言，要使他们的住房消费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且，根据2006年12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季度报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达2270亿美元，规模居亚洲之首。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较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实现抑制房价与防范风险的双赢，将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和制度设计的艺术，也就是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是否有的放矢和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内经济论文:浅谈外汇形态对国内经济贸易的刺激论文
[论文关键词]外汇储备；多元化；经济贸易
[论文摘要]自2006年3月起，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及时。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及时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357亿美元，同比多增795亿美元。不过欣喜之余，何有效管理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其中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成为人们主张管理中国外汇储备的一种解决方法。本文就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论证。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是70%。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11月底，中国实际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量为2500亿美元左右。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的升值就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虽然升值意味着购买力的增强，但是由于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元资产，又意味着外汇储备的跌价。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了。
一、关于外汇储备
（一）什么是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二）外汇储备的作用
1．调节国际收支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
2．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为了保持稳定，本国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去进行干预。
3．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他的经济实力上，经济发展是基础。外汇储备是最直接的保障能力的体现。
4．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外汇储备代表着我国央行的资产，外汇储备越多，央行资产就越多。我国进行国际事务就越有经济支持。同时，当国际发生金融危机时，我国就越有能力去面对。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一）现状
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体制改革之后的1995年到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从736亿美元迅速扩张到8189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将近10倍。这在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二）存在的问题
1．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正被国外利用。国外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但也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被外国所利用。大量外汇储备的背后，实际反映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我国大量的实物资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等国家。
2．外汇储备大量增加，需要付出高额成本。我国外汇储备70%以上是美元资产，而美元汇率自2002年至今已缩水40%以上，且市场预期，今年美元会持续贬值，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因此，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3．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容易引发通货膨胀。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形势构成不利影响，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4．外汇储备过多，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6年7月21日起，美元与人民币的固定比价被颠覆，渐进式升值已成定局，这会导致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削弱，继而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5．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利于对外低成本融资。
（三）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必要性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现在超储备的情况下，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外汇储备中，以美元所占份额较大，而从全球经济情况来看，美元在持续走低，并还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这无疑对我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中国现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资金的国家，却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等于变相地向美国提供了低息贴现贷款。
三、我国实行三、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经贸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多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1．汇率体制的改革。外汇储备要想保值必须进行多元化投资，如实施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策略，加大其它货币的投资权重等。但现在政府的决策也是步履维艰，如果提高利率，则会抑制消费信贷和投资的增长，目前互补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汇率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2．产业的升级。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过程多，过多的货币储备政府应如何处理呢？我认为政府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通过资本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这也有助于企业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的生产经营计划，缓解沿海地区的生产压力，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
（二）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储备主要是美元，其在美国的投资渠道主要是美国国债和银行储蓄等。RoubiniGlobal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尔表示，估计中国外汇储备中大概有70％为美元资产，20％为欧元资产，另外10％为包括日元和韩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美元比重过大的问题。我们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利于我国货物的出口。尤其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只是一条缓兵之计，最终出口形式又不是外汇储备多元化所能根本解决的。超级秘书网
四、做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的见议
（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中国直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调整外汇储备的数量非常有限，这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可能人为加大来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压力。无论将美元资产换成何种形式的外汇金融资产都可能导致美元贬值或美国债券价格下跌，这将给本已受累于贸易伙伴制裁的中国企业制造更多麻烦。
其次，中国目前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配合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
（二）应加大黄金和能源储备比例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约为600吨。目前我国黄金储备仅占外汇储备的1.3%，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的3%-5%的一般标准。而在当前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中，我国是惟一尚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而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其158天、169天、117天的消费量。所以黄金和能源储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