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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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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起源地论文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较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及时,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及时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及时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障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较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较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及时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较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贸易对我国农业不利因素论文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及时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较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及时,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及时,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及时,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及时,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保障,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较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较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世界农业论文:当代向世界的农业科技发展与未来走

中央“一号文件”高度聚焦农业科技。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总趋势。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显着特征。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在21世纪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和措施,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以便掌握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和主动权。而以研究和掌握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为主体的农业科学,通过与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技术的交融,在种植、养殖、特殊农用化学品、能源生产、生物电子及环境应用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批新的生物技术产业群,农业成为现代生物技术应用最广泛、最活跃、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1]。

1 当代世界各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

世界各国农业科技发展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振兴战略。如美国,在建立起完整的农业科教推广“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国家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进行支持,把开发高新技术和发展新兴产业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以保障世界经验丰富地位;二是引进开发战略。如日本,以引进技术为主,在消化、吸收、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即达到短期内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三是重点发展战略。如发展中国家泰国等,其重点是开发发展适用技术,引进新技术和自助研究相结合,有选择、有重点地统筹安排,以适应多层次的产业需求。从当代农业的两大格局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及产业作用的分类分析,我国现在农业技术产业包括有两大类型的战略产业:一是先导性战略产业。以国家中长期现代化建设方向为发展目标,把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实施方针,通过引入现代高技术、新技术,以达到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的分化,促进现代化农业产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先导性战略产业的主要作用在于把科学研究、扩大示范、开发市场、规模化生产紧密衔接起来,使农业科研以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农业产业技术进步,从而获得高的经济效益,并在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在中长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先导和支撑作用,并达到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的目标;二是主导型战略产业。立足于近期国内国民经济增长目标的需要,高度重视现有农业技术、资源和管理优势,解决主要农产品结构型短缺和质量安全问,达到农业产业结构协调和安全的发展目标。并依据现代农业基础产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三大部分划分。在资源、技术和人才三种约束条件下,突出现代农业基础产业的发展重点,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指导原则,达到集中力量,集中优势,加快发展的目的。在农业建设中,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完成向现代农业基础产业迈进的目标。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多层次、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农业发展,完整地认识农业,必须确立大农业概念,这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解决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依靠科学技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总趋势。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可大致分为常规生产技术和“高、精、尖”的新型农业技术。近年来,后者发展很快,对农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

2 未来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21世纪初期未来的30年间,世界农业中主导技术群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研究这种变化,对于预测农业科技发展的根本方向,制定正确的农业科技政策,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明确农业科技的投入重点和方向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为新的农业主导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决定农业诸多高技术的基本前提。以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为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新农业产业革命的发展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对现代农业主导技术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面向未来,世界农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口过快增长,食物需求压力剧增,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严重,资源退化,森林锐减,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土壤退化和沙漠化;水资源严重短缺,淡水减少;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增加,气候异常,自然灾害愈发频繁,生物圈的功能遭受到严重破坏。这些问题都要依靠农业科学技术为主才能解决。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的趋势也将成为决定该时期农业主导技术的重要因素[3]。首先,农业的发展必须兼顾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农业将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其次,农业科技进步是解决农业所面临问题的有效途径,依靠科技进步将是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的普遍战略。再次,农业科技产业将迅速发展,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层次化方向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生产对象将由动植物产品转向微生物产品,由初级生物性产品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能源产品等方面的拓展,传统的工农业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同时农业经济区域化、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未来,农业主导技术将呈现出群体的形式,将由现代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和农业信息技术构成主导技术群。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将在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标记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各种动植物基因图谱的建立以及基因重组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得现代生物技术能够定向地改变生物的某些性状,动植物品种改良的周期将较快缩短,新品种培育的效率将迅速得到提高,对动植物整体单一层次的改良将发展到分子、细胞、组织和个体等多层次的改良,因而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当前,国际上生物技术在动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等方面不断地取得新进展。我国已经在与农业有关的生物技术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航天育种,生物种子工程;现代生物技术将在动植物新品种塑造、作物远缘 杂交优势利用、快速无性繁殖、高科技核辐射育种、太空试管育苗等技术领域进一步发挥其优点。突变率高,可以有效地选优去劣,突变稳定快速,能缩短育种时间,操作简便成本低。激光治虫除草,激光促长、改性等农用生物技术不断获得新成果。高科技人工种子、种苗制造生产发展迅速,生物固氮菌、生物反应器、克隆技术、动物胚胎移植与胚胎分割,动植物病害基因工程诊断,单克隆抗体病害防治,生物农药等技术都在农业科学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产生着高产、品质、抗逆的各种动物新品种以及各种抗病虫、抗病毒、抗菌、抗化学制剂、抗旱、抗盐碱、抗寒、抗高温的高品质作物品种。科学家们推测,运用农业生物技术及其相关增产措施生产的粮食将占世界生产量的5/6。农业工程技术将使农业得到全新的武装。由于材料科学技术、先进的制造技术、工程技术、控制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和综合运用,使21世纪的工程技术将引导农业科技进入综合集成的新时期,使农业科技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2.1 农业设施技术迅速发展

传统农业受土壤、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制约。通过借助于农业工程建设设施,自然的障碍得以克服。人工创造的技术高度密集的工厂化、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体系,能够使农业减少甚至摆脱对于自然条件和人类劳动的依赖。许多过去无法种植农作物的高寒地带或者不毛之地能够变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基地。许多过去只能在大田一年一季种植的植物,现在可以一年四季在植物工厂中生产。目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大量由电脑来控制的植物工厂。在21世纪,智能化的设施农业将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并且向更加宽广的领域扩展。

2.2 农业机械的发展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1世纪,新型的农业机械技术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进—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但其发展将出现—些共同趋势,农业机械向智能化方向发展,高度智能化的农用机器人的数量将迅速增加,农业领域的各种行业,各个生产环节的农机具品种的系统配套将更加完善。以节水、灌溉施肥、灌溉施药为目的的滴灌、浸润灌溉等智能化、自动化喷灌机械将得到飞速发展,农业机械向功率大型化、运作高速化、作业联合化、操作自动化方向发展。

农业信息技术成为农业主导技术之一。在21世纪,信息技术正在迅速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将对整个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以及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

2.2.1 加速传统农业的信息化改造和农业管理自动化

信息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环境与控制、动植物生产、改进动物育种、农业机械、防灾减灾、农副产品加工、农业经济管理等各个方面,使经验性和分散性的农业技术趋于定量化、规范化和集约化,从而改变农业科技和生产管理的经验性强、科学性与性不够的缺陷。例如当前正在兴起的“精密农业”就是一种利用信息技术从多种来源获取数据以支持作物生产决策的管理策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善资源利用,增加利润,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使农产品市场的运作也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2.2.2 建立农业数据库 农业数据库是把农业信息数据和处理后存储在计算机中的一种信息存在形式。农业数据库领域宽广,有农业资源、生产资料、技术、农产品市场、政策、气象等各种专题性或综合性的数据库。信息网络的发展为克服农业分散性和区域性强的弱点而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成为可能,能够快速方便地为不同地域的用户提供服务。当前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地区甚至农场都在建立各种层次的农业数据库。其中,有许多数据库已经进入全球信息资源网,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

2.2.3 信息技术为未来农业科技研究提供重要手段 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和控制方法等将在农业科研中发挥巨大作用。信息技术为农业科研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农业各行业均有待于开发出大量的应用软件。全球信息资源网将为农业高新技术的跨国家、远距离的研究、交流和转让创造条件。农业信息技术将使未来农业产生一系列不同于现在农业的特征,使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提高,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农业信息技术主要是从管理的角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益,这将使农业的主导产业信息发展迅速,并将带动整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4]

世界农业论文: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规律性问题探讨

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最实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过程,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和发展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

【关键词】现代农业;小农制;资本农业;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国家保护农业政策

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启动的。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农业在既有现代化成就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农业产业体系已成为高新技术的生长点、资本和知识的汇聚点、城乡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的贡献点。总的看,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正如同志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迄今为止,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5亿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这种小农村社制度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是一种非市场的东西,难以摆脱其分散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商品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等特征,它势必排斥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领域的转移,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较大障碍。因此,当前摆在我国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本文重点探讨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低投入——低产出”的维生型小农经济,这既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广泛的国际现象。马克思指出:“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即人口的较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2](p916)。所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p910)。但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机器大生产逐渐占领了城市各个工业部门,资本也开始向农业生产领域渗透和扩张,打破了“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3](p187),从而“使农业合理化及时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p697)。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欧洲农业发展时曾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惟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4](p305)。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p485)。总之,“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革命”[6](p149)。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及时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7](p173)。随着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发展,“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2](p584),纯粹农业劳动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大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工业人口,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最终形成了现代大农业替代传统小农业的一场农业生产力革命。比如从1900年到20__年的百余年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由35%下降到0.7%。欧洲主要国家纯粹务农人口的比重大约在2%左右,其中英国农民仅剩下45万人,法国为70万人,前联邦德国为60万人,意大利为74万人,荷兰为12万人,奥地利为11万人,瑞典为7.5万人,丹麦为6.8万人。目前,美国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1%,加拿大为3%,瑞典为3%,丹麦为5%,前联邦德国为2%,法国为4%,荷兰为4%,奥地利为4%,英国为1.6%,意大利为5%。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农户总数从1963年的由575万个减少到20__年的312万个,农业从业者的比重也由76.6%下降到2.2%,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3%。从1913年到1987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倍,西欧和日本等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倍以上,而同期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提高了2.25倍,足见这两大农业生产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8]。

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总人口由1946年的接近23亿人增加到1985年的48亿人,人口净增加了1.1倍,而同期的世界粮食总产量却由5.33亿吨猛增至18.41亿吨,增长了2.45倍,平均每年递增3.2%,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因而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由234公斤/人增加到380公斤/人,净增加了146公斤/人。根据中外农业科技史专家的研究结论,人类在渔猎、采集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 地只能养活2人;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50人;进入连续种植的农业文明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1000人;而在资本技术集约型经营的现代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供养的人口猛增至5000人[9](p3)。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荷兰人选择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以温室技术工程为代表的现代设施农业,园艺作物基本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使1公顷温室的生产水平超过100公顷大田作物种植的产出规模,目前荷兰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112人。这样的生产增长速度在世界农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科学在农业的运用,将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10](p662),“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11](p303),“将把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12](p240),“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13](p57)。总之,世界农业现代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二、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时发现,在工业化革命早期,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势必会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者被剥夺、小农户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大批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状态的血泪史;但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14](p261)。这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同等水平的社会平均利润等条件在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之时都已经成熟,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下,促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使农业工人工资和工业工人工资接近起来,最终将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并形成一种城市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局面。因此,马克思在阐述地租理论时指出:“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竟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2](p693)。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相互抵消。但它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永远也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2](p181)。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型和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假定“在农业中正像在加工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长期发展趋势看“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即“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利润率具有平均化的倾向”。 然而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低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而农业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节性强、农产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竞争、生产组织特性等)又约束其效率改进的速度,再加上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垄断也阻碍着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因此“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15](p104)。总之,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或是商业的惟一动机,而“工业的收益总是比农业多,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16](p693),这样就使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寄生的和多余的阶级。因此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趋势,“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14](p7)。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即“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的分工制度” [17](p7)。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城乡差别”[18](p214)。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向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阶段,工农业关系的调整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的城乡关系也将经历“结合分离”和“对立融合”或“城乡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时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p11)。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制生产是较为理想的农民自由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而“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6](p129-130)。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方面应当并且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多更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6](p287),“农业的及时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20](p362),“铁路的敷设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21](p247)。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5](p501)。

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以农业为轴心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形成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产业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农业保护法案,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形成了“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财政反哺农民”的农业保护政策。比如,从1950年到20__年的50年间,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幅为43.3%。1900年,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兰)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而到20__年已增加至53.8 万美元(建筑与土地市场价值)和6.66万美元(机械与设备市场价值)。1940年,美国开办一个农场平均需要6200美元,而到1972年则猛增至10万美元。据统计,1950年代初,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债务总额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至9万美元,大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有的农场主欠债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需要几十万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国农业称作是“债务农业”。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所指出的:“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22](p236)。因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支持和保护农业,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这样,“在1960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4054美元,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为6237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5%;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农场家庭收入高于全国家庭收入的年份。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经持续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到20__年,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达到65757美元,而全国家庭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__%”[23]。20__年,美国农场的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补贴主要流向大中农场。20__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较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测算,农业出口中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再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只有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二项的增加值合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纯农牧业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仅占全国的l%,但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却占到了15%,尤其是美国零售行业就业人员的54%都从事食品销售。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及时位,此外还拥有多项世界及时,比如农业劳动力人均创汇率较高(1997年为14.06万美元/人),土地产出率世界及时(1991年为2468美元/公顷),单位土地面积创汇率较高(农用地出口额平均为1.86美元/平方米),农产品净出口额增速最快(1961~1999年增加45倍),农业基础设施世界(玻璃温室面积占世界1/4)。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目前,荷兰每个农户年均收入在4万欧元以上,其中从事园艺业收入超过40%以上,农场以外的经济收入占到35%以上[24](p1-3)。在最近的100年来,丹麦大约有1/3的农民放弃自己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而移民到经济发达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生存机会,有1/3的农民选择了到相对较小的城市打工谋生,有1/3的农民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养殖,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全部纳入到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约有64000名会员)、家庭农场主联合会(约有17000名会员)和企业联合会共同构成的32个大型合作企业之中。因此,从1994年到20__年,丹麦农业抵押贷款债务比例由74.2%提高到76.1%,农业科技开发经费的90%以上都由政府提供,全国约有4300多名农业专业技术顾问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此外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按产值20% ~70%的标准补贴。目前,丹麦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起来算只有1.5个经营者,但其生产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食品市场总量的3.1%,足以养活相当于3个丹麦人口的食物需求。全日制农民种植谷物者平均年纯收入为179000克朗,从事养牛和乳品生产者平均年纯收入为209000克朗,养猪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为497000亿克朗[25]。目前,欧盟向各成员国每年提供农业补贴大约为440亿欧元,占到了全部财政总预算支出的40%以上,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本国农民提供的农业补贴。日本财政补贴农民的比例大约是农业产值本身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工业化和政府高额的财政补贴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朵美丽奇葩。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在20世纪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约占世界总人口1/3以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生活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于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忽视农业,偏重于强调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劳动、资金、外汇、粮食和市场)而忽视工农、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均衡发展。因此,前苏联经过70年、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相反却经历了农民被剥夺、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落后这样一段历史。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现代农业既面临着“人口多、耕地少”的资源性约束,又面临着工农、城乡发展失衡的二元结构和体制性制约。特别是经过了30年的农村改革,我国户均拥有0.5公顷耕地的超小型家庭经营格局基本没有得到改变,农村资金外流、国家金融支持农业明显不足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样就造成了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之间的矛盾。这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两大根本 原因。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谷物为804公斤/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07公斤/劳,更无法同美国平均水平95739公斤/劳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占国内制造业的1/8和服务业的1/4,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为536美元/人,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价值为68540美元/人,相当于中国的128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30~40个百分点。20__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产品产值之比按小口径(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制品业、木材加工、竹木藤棕草制品业、造纸业等)计算为 0.72∶1,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1~4:1,其中美国初级农产品加工增值在5倍以上。20__年,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20__年末,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为1.32万亿元,仅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86%。我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 30%以上降到20__年的11.8%,而把2.1亿个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城市化率只有 43.9%,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 56.1%,农业劳动力仍占劳动就业人口的40%以上,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进程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1985年到20__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86∶1扩大到了3.28∶1。预计到20__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以12%左右的实际速度(扣除价格因素)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6%的实际速度增长,这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低的趋势是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走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要立足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着力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立足于我国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立足于我国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着力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立足于我国农业结构尚不合理,生产、加工、流通有所脱节的情况,着力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实际,着力完善农业市场机制;立足于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着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立足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着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立足于我国农业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形势,着力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足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着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支持保护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着力健全农业法律保障体系,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减少农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__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00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874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大量的农村人口沉积在农业领域,使我国的土地产生率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过去我们总是拿日本、韩国的例子来证明家庭自耕小农制的有效性和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但目前日本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事实上,我国人地比率早在清代中叶以后就已经低于“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趋势更加凸显,结果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现象。目前我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其中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承载力0.8亩/人的警戒线。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业与大农业、低收入与高投入的矛盾,必须使农村土地生产要素逐步市场化和资本化,扩展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业化、城市化的“红利”,并分享初级产品进入第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同时,要立足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扩大农产品市场贸易来缓解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存在的较大缺[!]口。20__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630.2亿美元,其中净进口粮食2681万吨,约占国内消费量的5.4%。通过国外农产品净进口等于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2445.6万公顷(折合3.7亿亩),占到国内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6%。若按每亩耕地用水量300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节约国内农业用水84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已由过去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农产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国家,而在现行食品消费模式下解决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至少需要耕地21亿亩,这其中13%的耕地资源要靠国外提供[26]。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正像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通过国家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有机农业现状探究与我国有机园艺发展

摘要:我国有机农业面积位居世界第3位,有机园艺是有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园艺是全新的园艺生产方式,我国发展有机园艺具有劳动力多、植物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等优势,可以通过给予扶持政策、研究有机农业理论与技术、制定园艺技术规范,促进有机园艺发展。

关键词:有机园艺;有机农业;生态学;发展对策

1 有机农业国内外发展现状

1.1 国外发展现状

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有机农业联盟使大家越来越关注有机农业。20世纪90年代后, 生物行业商品交易会成立,这是世界上较大的有机产品的贸易机构,各个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纷纷颁布有机农业的法规,使得世界有机农业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年来,有机农业得到了加速发展,有机农业面积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

1.2 国内发展现状

在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了现代意义的有机农业。1994年,我国成立国家环保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这是我国第1家有机认证机构。2005年实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并且质检总局了有机产品认证的管理办法和实施规则,我国有机农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止到2006年,我国有有1600多个机构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有机产品数量多、种类全,大约有30大类,400左右的品种数。获证产品一般是初级原料,加工后的有机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

2 有机园艺的相关内容

2.1 有机园艺基本要求

有机园艺生产和普通农业不一样,不允许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用自然的农作方式,保持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土壤资源,创建和谐的生态环境。有机园艺主要有以下要求:原料要求,原料必须是建立在有机体系中或者用有机的方式采集到的天然野生产品;过程要求,在整个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有机食品的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要求;跟踪记录,要有比较完善的跟踪审查体系,要及时记录生产和销售的相关档案;要通过有机认证机构审查认证。

2.2 运用高新技术和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有机园艺

要严格选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使有机园艺品质高产, 而且保护环境。在农药和化肥等方面要进行技术革新,选育的新品种不仅要满足常规要求,还要有抗性。对病虫的控制要适当,不能都把虫子杀死,要充分利用植物的抗逆性,保持生态平衡。

要利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主要通过有机肥、绿肥等为其提供养分,对病虫害利用植物性农药进行综合防治,要培肥土壤,种植多种植物,合理的进行轮作。现代的有机园艺也要吸取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才能更好的发展。

2.3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有机园艺

园艺的工作十分复杂,不仅植物种类很多,而且生产技术也不简单,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虽然现在大部分使用机械来进行园艺工作,但很多工作仍然需要人工来完成,比如修剪植物、整枝等。在有机园艺中,要使用有机肥或者天然肥,还要进行嫁接、剪枝等工作,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

2.4 有机园艺是三效统一的产业

所谓“三效”,即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进行有机园艺时,要对环境加以保护, 极少的投入外来的物质, 生产出的产品价格也比较高, 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有机园艺,同时促进了就业, 达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效统一。

3 有机园艺生产优势

3.1 劳动力资源丰富

有机园艺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工去进行操作,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有机园艺中,有很多的生产环节和我国的传统农业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样大部分的农民都能进行操作。发展有机园艺,增加了就业,也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问题,大大提高了我国园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2资源丰富

我国各处地形气候不同,地域辽阔,资源种类丰富。我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不仅植物种类多,不同的环境也适合园艺的发展和生产。所用的有机园艺的植物般都是原材料采集来的,并没有经过基因重组的改造,在很多偏远地区,很少使用农药等,可以直接作为发展有机园艺的地区,方便,安全,所建成的生产基地隔离起来也很容易。

3.3 农业技术优势

我国是农业大国,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很多农业经验和技术。比如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农牧结合等。这些农

业技术有利于更好发展有机园艺,成为我国发展有机园艺的优势。另外,很多生态农业基地也可以直接转化为有机园艺生产基地。

3.4 的农业思想

在有机农业中,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过多的人为的干预自然。要注重合理的轮作,利用天然有机肥等,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天时地利人和。这些的农业思想对有机园艺来说也是发展优势。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思路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及时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及时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较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较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及时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农业分析

1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1)农业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传统农业及其产业占据比值。

(2)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基础设施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3)干部队伍、农村劳动力观念陈旧,缺乏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新理念。

(4)农业科技队伍人才缺乏,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不力。

2有机农业是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世界形势与发展任务,必然会落实到农业与农村领域。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蒙库兹尼茨曾讲到,没有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国便无法走向发达国家。当代有机农业的道路是能够兼顾农业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与产业内涵的现实发展道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现代农业建设中长期思考与积极探索的理论结果与实践结果。从长远发展来看,有机农业是未来人类社会突破常规现代化形态发展模式,走向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方向的道路。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认识与建设有机农业,是今后数十年中国与世界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剑阁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1坚定地高举有机农业大旗

有机农业的兴起,及时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第二在单位面积产量保障技术已经取得进展形势下,可以保障粮食安全问题;第三由于产品价格大幅度提升,可整体增加乡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牧区安全稳定问题;第四,大量使用环境友好技术,有助于解决地理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第五,有利于最终解决全球农业安全问题。

2.2有机农业建设有三项基本任务

一是有机生产建设(产业)——经济建设;二是有机社区建设(村庄与水资源、土壤资源)——生态建设;三是有机社会建设(群众经济收入稳定基础上的社会福利与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这就提出了三项建设对象、目标与任务关系的处理策略问题。有机生产建设内容丰富多彩,主导建设基础稳定,建设难度大;有机社区是有机农业发展与有机社会建设的结晶,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有机社会建设则是有机农业建设的核心,必须注意以农村居民为核心开展建设。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实践中要三位一体,推进。

2.3建设有机村庄

村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细胞,是基本功能单位,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基层组织基础结构。只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意义上的有机农业建设问题,整个社会经济与生态建设就将步入全新发展状态。村庄建设是未来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层级,集中力量进行村级有机农业建设是撬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的支点。

2.4建设新型乡村合作经济

农业本身在本质上为社会合作行为,这是千百年来农村稳定的内在基础。1978年以来分户承包责任制只具有技术意义,其价值在1984年前后已经完成释放。在有机农业建设中一定要坚定村级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社,这是一种立足现展意义上的乡村大联合。当前的农村合作社建设,只是乡村部分农户、单一专业意义上的合作,未来将逐步走向全村庄、多种专业意义上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社与合作联社。

2.5新型合作社发展前景无限

孙中山当年知道中国弱于“一盘散沙”,但脱离农村使他无法完成革命任务。深知农村必须“组织起来”,从而领导中国完成了抗战、解放战争的胜利。近代中国史正反两方面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要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起来,就会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气势汹汹的农业安全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村级集体经济,打牢国民经济基础。有机农业建设是当代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当代现代化建设的“牛鼻子”,只要有机农业建设工程起步,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国家现代化建设就将焕然一新。人民群众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我们要完成有机农业建设伟业,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农民群众。

3以改革为创新驱动力,坚定有机农业的现代化道路自信

1984年12月23日,钱学森在中国农科院第二次学术年会上,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概念,指出在信息革命为基础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之后,兴起的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这一产业革命将首先在2020年发起,2050年实现目标,到时候将消灭三大差别,推进中国社会进入全新发展状态。剑阁秉持历史与现实条件,变传统的农业资源优势为有机农业发展的优势,在推动完成有机农业这一伟大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坚定有机农业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信,以有机农业为剑阁农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抢抓机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快人一步谋篇布局,着力抓好有机农业发展基础性工作。

3.1开展县域有机农业发展的学习与讨论

有机农业建设是一项县域战略性建设任务,需要全体民众参与,用30、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建设任务。分期分步动员全体民众参与,是完成建设任务的必备条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展开县域范围的学习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逐步达到耳熟能详,坚定发展信念,在理论上成熟起来,在行动上自信起来,最终为创造性地完成建设任务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形成关于有机农业建设的统一理念,统一意志。

3.2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与战略实施计划

要在充分调研与论证基础上,制定县域有机农业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目标、任务、路径、基本建设内容、发展部署、战略重点与难点、基本原则、建设方针、对策措施,以立法的方式予以确认。围绕全县建设任务,县级部门、乡镇村、企业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形成全县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协调推进的建设局面。

3.3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建立合理的运作机制

爱因斯坦说,人们不可能用创造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相对于现有农业体系而言,未来有机农业建设是一项在指导思想、运作方式上不同的体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根据新的建设任务需要,创造性地在管理体系、生产体系、科教体系方面进行体制建设与机制建设,为现代化建设开路。

3.4以改革创新精神解决好有机农业发展基础性问题

坚定粮食作物有机生产道路,构建加工企业与合作社紧密型合作关系,妥善处理利益分配。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实现全县生猪生产国际标准。加快剑门关土鸡有机认证,启动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机生产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对果蔬类在建家庭农场应尽早启动有机认证,从一开始就根据有机生产操作规程指导建设。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实现有机生产改造建设,使之成为新型发展项目。广开渠道,积极探索引进有机农业智力与产业,形成100个左右的有机生产系列产品。开展全县有机农业生产竞赛活动,重奖突出贡献者,推动整体发展。认真做好全县有机农业网络宣传工作,向国内外宣传剑阁有机农业建设成果,吸引国内外同行重视剑阁建设,支持全县有机农业建设。在中小学开设剑阁有机农业发展的课程,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剑阁,热爱有机农业的良好兴趣与健康情操等等。

作者:何大尧 杨全 梁国江 史燕 单位:四川省剑阁县科协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障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较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及时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较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品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品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较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多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品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