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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论文:解读政府工作报告:看三农政策走势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有关“三农”方面最核心的政策是什么？用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保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及价格稳定是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主题，与“十二五”规划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及时年，如何确保我国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出现了新问题。报告以农产品供给为轴心，增添了不少新内容：
其一把如何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稳定放在20__年政府工作的首位。在目前全球粮价高涨的大背景下，如何阻隔国际粮价暴涨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以及消减我国北方小麦主产区干旱等不利生产预期的确是头等大事。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及时条就是有关物价稳定的，而在所有物价中最难最基础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首先应该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由于粮食是基础性产品，粮价如果快速上涨，会带动其它相关产品的涨价，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报告开出的药方是增加生产，只有产需平衡了，宏观调控政策才能有效。报告提出要继续强化前几年有些放松的省长“米袋子”与市长“菜蓝子”工程，要求大中城市一定要确保基本的蔬菜生产基地，增加本地鲜活产品生产，这对近年来因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郊区菜田被大量侵蚀占用是一个回补。只是如何强化监督耕地数量还需要各地进一步细化，比如是不是可以按城市人口数量多少来确定一个基本的面积，以防止部分城市走形式？以此基本标准来提高监管的约束力与可操作性。
其二是近万亿的“三农”投入很给力。今年中央拟安排“三农”投入9884.5亿，接近万亿，比去年增加1304.8亿。这基本上顺应了中央过去提出了每年涉农资金新增千亿的目标。财政部公布的20__年中央财政支出5.436万亿元，我国目前城市化比率47%，农村人口占一大半，再把那些在城市打工但还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算在内，近70%的农村人口，目前只占到总财政支出的不足五分之一，未来还应该继续大幅度增加，才能够缩小目前城乡巨大的公共品服务差距，向国家提出的城乡人均公共品服务均等化目标迈近。
其三涉农投入的方向也有比较大的转变，未来新增投入要向承担基础性、重要性高但比较利益低的粮食主>！
本次报告“三农”方面还有一些新提法，包括使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年均近1%，如果还只是单独统计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而不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这种提高意义成效大大降低，对目前只有28%的户籍城市人口应该确定一个年提高率。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提高新农保试点县的比例，从过去的10-20%扩大到40%，让农村老人快点享受养老金。
未来我国粮食供给的压力还会持续加大，一方面粮食生产向缺水的地区转移，富水的地区由于比较利益低下逐步在放弃粮食生产，对我国整体水资源的供给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另外由于天气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还会更一步加大，如何减缓这种事件对种粮农民的冲击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继续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包括不少那些多年已不在家种粮却照拿粮食补贴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近期文献综述
“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近期文献综述
摘要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本文根据近期理论界的文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挑战和战略等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县域经济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__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__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
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进步和农民素质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及时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
；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三农政策论文: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新街乡农民求生记---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近几年来，我一直跟踪研究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的案例：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农民求生记。这一案例至少揭示了以下需要研究的观点与政策：
一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牺牲小家为大家”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将国家水电站重点工程蓄水库的淹没区——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被淹没农户搬迁至高寒山上，基本上没有发给补助费，使搬迁农户陷入了更加贫困境地;
二是在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新街乡那些被迫搬迁到高寒山上的农户有的下山做点小买卖糊口，但都被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给予无情打击;
三是改革开放后，新街乡有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在承包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的同时，省吃简用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原始积累;
四是在能人的组织下，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市郊区租地养殖奶牛。创业期间，他们虽然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帮助，但由于城市牛奶市场很大，他们的奶牛合作社很快站住了脚，不但一举脱贫，而且在城市郊区率先富裕起来。而当地国营牛奶场由于体制僵化，在新街农民面前眼睁睁地败下阵来;
五是新街乡农民搬迁到城镇郊区进行产业化开发，创造了农民进城、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开发的重要经验与模式;
六是新街乡农民的金融需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
七是在城市郊区生活了8年之久的新街乡农民，虽然有住房、有固定工作，每天为昆明市场供应10吨以上鲜奶，但至今不能在当地落户，享受不到城市的各项待遇，例如他们扩大再生产贷不着款、租用土地上盖房屋办不着建筑证、建成的房屋办不着房产证、子女上学要出高价，等等。
八是对搬迁到城市的农民如何管理与治理，目前尚未破题。
一、将淹没库区农户搬迁到高寒山区导致其陷入贫困境地
会泽县新街乡内的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1956年7月动工修建，是昆明市过去主要供电站以礼河电站(装机31.15万千瓦)的调节水库，水库总容量 5.26亿立方米，将乡内纸厂、发落、新街、垴包、联合、花渔、闸塘、马店和以濯等村的土地淹没5万多亩。修建时，在“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国家 作贡献”、“淹小家为大家”等口号下，将被淹没的上千户农户、5千多村民搬迁到20xx米至3200米的高寒山区，从而造成了搬迁农户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一是高寒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搬迁户被迫搬迁到的高寒山区，气候冷凉，不适宜水稻、玉米等当地农户千百年耕作的农作物生长，许多地方只能种植土豆和苦荞，而且产量很低。搬迁农户辛劳一年，却填不饱肚子。
二是长期极左思潮不允许搬迁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新街乡与全国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家村水库修建起，在所谓的“以粮为纲”、经商作生意是“走资本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上善于经商的回族农民只能呆在高寒山上种地，不允许从事非农产业。
三是管制严厉的户口制度把搬迁户挡在城镇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严厉的城乡分割的户口管制制度，即城镇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城镇人，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电力、文化、体育等优惠;农村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农村人，只能务农种地，除非参军、上大学等才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新街乡农 民也不例外。直至今天，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市郊区组建奶牛合作社，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四是补偿标准太低，远远不足于弥补被淹没家园的损失。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修建后，对新街乡被淹没家园农户的补偿仅是帮助几个村社修建了防浸沟，让被搬迁农户互相帮助拆除和重建房子，而对搬迁农户却没有给予现金、搬迁建房、新垦殖耕地等方面的补助。
应该承认，这种为了国家重点建设而侵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作法，在我国还是持续了好多年。据有的专家估算，仅水库移民，就造成1000多万搬迁农户陷入贫困。 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大家很少表示不满意，就象新街乡农民那样。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们相信政府今后会实践保障，帮助自己富裕起来的。二是严格控制的政治、舆论环境，人们不敢表示不满意;如若有人表示不满意，轻则遭批斗，重则可能被逮捕。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坚决地改革了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专制体制，对水库移民的安置逐渐形成一套合理的补偿机制，包括资金补偿、安置地选择等，做到让搬迁农户思想上满意、生产条件上比原驻地好、生活上比原来有改善。
问题在于，补偿费多少才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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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方案，法律法规也急于规范。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 3~6倍;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提高到了6～10倍;《20xx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在一起不应 超过土地平均产出的30倍，对其中的“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实际上，大家都忽视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主权，更忽视了农民作为被征用主体的谈判权。如果尊重农民的主权和谈判权，农民们是会和土地开发商谈判出一个大家都认为合理的价格的。
二、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并逐步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奶牛养殖道路
(—)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得到了原始积累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进了会泽县新街乡。是坐待贫困，还是不甘贫困而到城里打工赚钱?经过讨论与串联，一批转变了思想观念的村民首先走出了大山，先后有13000多农民到昆明等大城市打工。其中有的拉三轮车，有的挖下水沟，有的到建筑工地打小工等，靠苦力慢慢地赚到了及时笔原始积累。截止目前，会泽县新街乡3.56多万人中，有1.3多万人在外打工，其中在昆明市及郊区打工的有1.25万人。
但是，会泽县新街乡农民普遍感到，仅靠在城市里拉三轮车、挖下水沟、为建筑单位打小工等，工作不固定，收入既低又不稳定，并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实践中，新街人急需寻找既能发挥自己经验，又能作为长久在城市站住脚跟，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职业。
(二)奶牛养殖是适合于搬迁农户的选择
新街乡回族农民历来有养牛的传统习惯。他们熟悉牛的生长特点，善于选育优良种牛、配种、接生、放养、屠宰、制皮、烤作干巴(一种肉制熏烤食品)、牛及其制品的买卖等，许多人由此成为行家里手。该乡街市上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贸易市场。特别是，养牛已成为许多回族农民的情结。他们在昆明打工过程中，经常想着 牛，盼着见到牛。于是，一些农民开始到城郊租房养殖奶牛。
牛奶被医学之父波克拉底称为“最接近完善的食品”。“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新街人在昆明打工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里人对牛奶的需求逐年增加，而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牛奶公司由于缺乏鲜奶原料，生产难以扩大，对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聪明的新街乡人利用自己打工的原始积累和善于养牛的经验，开始在昆明市郊租地租房，购买一头或几头奶牛养殖起来。保佑章便 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牵头集资创办的奶牛合作社是当地6个奶牛合作社中较大的一个。
保佑章等以每年1。2万元的租金，租用了呈 贡县斗南镇下可乐村原被某药厂征用后废弃的山坡荒地160亩，租用期限为70年。他们投资580万元，建盖了98套分别为500、480、400和180 平方米不同规格的农舍，其中包括人居住房、卫生畜厩、奶牛运动场等设施，一套一院，前后开门，套套相连。前为大门庭院，两边是住房及生活设施、水池等，后为两排牛舍，后门外是奶牛运动场。小一点的由一户单独使用，大一点由二家及几家联合使用。从而形成了规范化的奶牛饲养基地。这些农舍与畜圈刚一建成，便有 许多新街乡人前来租用，做到了边建设边投产。
(三)奶牛合作社将分散的养殖户组织了起来
外乡单干的农民 在昆明城郊租房养殖奶牛，实践中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分散的农户资金少，购买与拥有的奶牛数量少，形不成规模生产;二是租用当地农民的房子小，奶牛活动的场地狭窄，饲养条件差;三是卫生防疫难以深入到各户，不少农户的奶牛经常发病，导致奶的质量差，有的达不到牛奶公司的收购标准。例如，新街乡瓦岗 村农民李才应1999年在昆明市郊租房养殖了6头奶牛，由于不懂得防疫，奶牛经常生病，不但产奶量少，而且手工挤奶的质量经常不合格，每月都要倒掉20多 桶不合格的鲜奶，一年忙下来，收入不够维持生活。
出路何在?新街乡农民想到了组织起来，成立奶牛合作社，把一家一户的分散饲养联结成合作社饲养。
奶牛合作社是由会泽县新街乡搬迁农户自觉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现有5个，其中较大的是保佑章牵头组织的穆盛达奶牛合作社，共有42个股东，其中新街乡搬迁农户40个，仅有2个为本地人;现有奶牛饲养户120户，其中80%是新街乡搬迁农户。合作社统一负责与牛奶公司签订鲜奶订购合同，统一对当地政府与社会发生业务关系;对内实行股东和社员两种民主管理;奶牛实行分户饲养、集中管理、分户结算。合作社的活动经费从牛奶公司支付鲜奶费用中按每公斤0.2元 提成，并对奶牛户实行保护价收购，即当牛奶公司收购价低于每公斤1。1元时，由合作社按1.1元补差价;收购价在1.1——1.4元之间时，按1.5元补 差价;当牛奶价高于1.5元时，合作社对每公斤牛奶提成0.2元。20xx年，穆盛达牛奶合作社就补贴奶牛户20多万元。
三、现代化奶牛养殖使搬迁农户率先致富
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城郊呈贡创办奶牛合作社，自觉挂靠到牛奶公司并成为牛奶公司的基地，在牛奶公司的扶持帮助下进行现代化养殖，成为昆明市乃至全省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
(一)“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嬴”
昆明市跑马山实业公司原为国营昆明市第二农场，地处昆明市东郊依山傍水的跑马山下，创建于1956年，目前已发展成一个以奶牛养殖为基础、乳制品加工为支 柱，农、牧、工、商为一体的中型企业。公司乳制品厂生产的前进牌系列牛奶，曾多次被评为市优、省优、部优产品。其中，年销售液态的袋装、盒装鲜奶已达到 1.2万吨，被评为“中国奶业先进企业”、“云南省及时批放心食品生产单位”和“昆明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但是，企业原 来采用的由国有职工养殖奶牛的模式已不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主要是国有职工因体制原因养殖奶牛成本很高。为此，公司开始与农户签订合同收购农户牛奶，但这种摸式也存在着公司难以监督农户、收购牛奶质量没有保障的问题。现在，奶牛合作社全权负责农户养牛、挤奶、收奶、并且把奶直接送到公司，既节省 了公司与农户打交道的成本和麻烦，又使农户省却了直接与公司打交道的困难，而且奶牛合作社从中也获得了满意的受益，从而作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 赢”。公司日处理鲜奶能力达到了60吨，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创利税370多万元;合作社年收入100多万元;农户年收入至少万元以上，最多的达到 20多万元。前边提到的李才应农户现饲养奶牛20余头，其中产奶牛17头，价值20多万元，除去成本，年纯收入9万元。
(二)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在跑马山实业公司的扶持和指导下，会泽县新街乡奶牛合作社逐步进行适用的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引进与推广，抛弃了过去传统落后的养殖技术。
一是卫生牛厩。过去，新街乡搬迁农户沿用传统的饲养习惯，租用的牛房小，多数没有光线，牛见不到阳光，厩内又脏又臭，使牛经常得关节炎、感冒、哮喘、瘫痪等疾病，一年花在给牛治病的费用很高。现在的牛厩宽敞、明亮、干净，有的与人的住房差不多。牛厩中牛粪经清扫后可以卖给当地菜农、花农用作农家肥。
二是奶牛运动场。奶牛运动场一般建在牛舍外，面积为100—200平方米不等，可分别供20—40头奶牛运动，由一家农户单独使用或几家农户合用。奶牛由于定期运动，体质强壮，产奶量高。
三是机器挤奶车间。目前，穆盛达奶牛合作社有两条机器挤奶线，每次可同时给48头奶牛挤奶。挤出的牛奶通过管道直接进入冷藏罐，整个挤奶过程全部处于全封闭状态，从而保障了牛奶的卫生，杜绝了掺杂弄假行为。饲养户每天两次将牛赶到挤奶厅的挤奶机器生产线边，奶牛自动排队到挤奶机前挤奶。
四是品种改良。奶牛育种工作是奶牛业发展的关键。目前，奶牛合作社的奶牛主要以邓川奶牛及其与荷斯坦奶牛的杂交牛为主体。穆盛达奶牛合作社准备建设一个品种改良繁育的冻改配种室，逐步改良现有品种，提高奶牛数量与质量。
五是与呈贡县畜牧兽医站挂钩，由其帮助提供奶牛疫病防治、健康检查、冰精繁殖等全过程服务。
(三)用菜农的菜叶和花农的鲜花枝叶做青饲料
奶牛饲料包括精粗干饲料和青饲料两大类。精粗干饲料由奶牛合作社统一加工后提供给奶牛饲养户。青饲料则到旁边的菜农、花农、鲜花市场和冷库那里，以自己的劳力提供获得，即帮花农修剪、整理花枝，到冷库帮助清理蔬菜废弃的菜叶，把这些花枝、花梗、菜叶带回做青饲料。由于节省花农、菜农们的修剪、整理、清扫的 劳动与费用，从而与其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当然，这些花枝、花梗、菜叶带回后要经过清水浸泡和冲洗，以去除残留的农药、花肥、农膜和污泥等污染物，并凉干后才能喂牛。
四、在农户与牛奶公司之间架起了桥梁
近几年来，云南省乃至全国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了“公司+农户”的模式。就云南省情况看，由于公司管理水平和农户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没有上联公司下扶农户的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公司+农户”存 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公司因管理成本限制，不可能雇佣足够的管理人员对分散的农户进行监督。二是分散农户因利益驱使往往撕毁合同，使公司利益受损;或不按合同生产，难以保障产品质量。三是公司把部分市场风险转嫁于分散的农户，使农户利益受损。作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中介实体，奶牛合作社较好地避免了这些矛盾 和经营中的缺陷。他们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嬴”。
(一)奶牛合作社也是一个经济实体
新街回族乡农民奶牛合作社的扩大，后来成立了呈贡穆盛达乳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饲养奶牛和经营牛奶(奶制品加工销售)。法人代表：保佑章;共有股金资本 385万元，股东37名，其中投资20~70万元的股东7名，1万元以上的30名，专职管理人员18名;合作社奶牛养殖基地建在呈贡县斗南镇下可乐村，注 册资本100万元;现有土地160亩，土地租用合同为70年，每年租金12万元，按8%的比例5年递增一次租金，现土地价值1600万元;到20xx年 末，合作社共投入建设资金近680万元。建有一个机械化挤奶车间，养殖农户住房98套，牛圈98间，共4.8万平方米。可以饲养奶牛3000头，现已养殖 了1400头，日均产鲜奶10吨，年产值为576万元;收入主要为：住房租用费和出售牛奶服务费、饲料加工费项，每年约140万元;纯利润约109万元左 右;主要支出为：管理人员工资报酬、水电费、场地使用费、设备维修费、汽车费用等约31余万元。
资料来源：罗荣淮根据调查绘制。
合作社作为公司与农户的中间机构，同时代表了双方的利益。它首先是公司利益的代言人，减少了公司直接面对分散农户的成本和麻烦;同时又是农户利益的维护者，解决了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困难。
(二)合作社上联前进乳业公司，成为公司的带言人和利益代表
合作社挂靠在前进乳业总公司，成为公司的鲜奶基地，得到了总公司在饲养技术、政策咨询、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有好牛才会有好奶”，总公司把先进的管理 和生产技术引入奶牛合作社，对农户进行科学饲养培训和技术指导。推行“食品放心工程”，指导和帮助合作社购买和安装现代化的挤奶设备，使奶源生产基地从奶牛的饲养、挤奶到鲜奶加工生产的全过程，都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和全封闭式管理。避免了生产过程中的掺水、掺假和二次污染。总公司还为奶牛合作社无偿 提供了两个价值人民币20万元的牛奶冷藏罐，并承担了为合作社信用社贷款人担保的义务。使合作社发展为昆明市乃至全省现代化管理程度、机械化设备程度、养殖规模较大的一家奶牛合作社。
1、代表公司与养殖农户发生关系
合作社代表前进乳业公司与所有养殖农户签订了生产和购销合同，对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合同期限为5年。
合作双方约定：总公司对合作社的收购定价1.7元/公斤,合作社对农户的收购定价1.5元/公斤。在合同有效实施期内，没有取得总公司同意，合作社必须保 质保量的向其交售产品，而不能随意出售产品给他人。而乳业公司得按合同规定价格收购合作社鲜奶，不得随意降低价格和收购量。养殖农户则按合同履行职责，保障品质产品的供应。
在合同实施的2年时间中，公司与合作社均按规定履行。例如，曾有其他企业到合作社协商，愿意出高于合同价格收购鲜奶，但合作社管理层人员权衡了利弊关系，认为信义很重要，应遵守合同，没有随意撕毁协议。在市场不稳定时，总公司也为合作社的利益着想，按合同收购农 户的鲜奶。例如，每逢节假日期，由于鲜奶消费者到外地旅游，鲜奶的销售量便大幅度的下降，日销售量从50吨急降为7—10吨。在这种情况下，总公司仍按合 同全额收购合作社产品，把部分鲜奶加工为长效奶、固态奶，保护了合作社和农民的利益。奶牛养殖户也是在合作社的组织下开展生产的，所获利益比分散经营时强，所以他们也十分遵循合同，在奶产品的销售方面，没有随意性。做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按公司要求饲养奶牛和收购交运鲜奶
合作社严格按公司的要求，对养殖户进行管理和生产。包括养殖中奶牛的饲料要求、牛圈卫生、实行定时定点集中机械挤奶、挤奶时必需对奶牛进行清洗，使用公司提供的冷藏车按时向公司交送鲜奶等，从而保障了鲜奶质量。
3、及时传达公司的精神并组织农户贯彻实施
合作社是贯彻公司精神的组织者和转播者，随时与公司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旦公司对农户的养殖有新要求、新信息，就立即传达到农户并组织实施。例如，对奶牛的防疫措施、品质奶牛的选种配种、饲料的新配方技术等。
4、减少了公司面对分散奶农的管理成本
合作社把分散的养殖农户集中和组织起来管理，减少了公司的工资报酬、劳保和福利待遇支出，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如果面向各家各户收购牛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管理成本较高，而且在奶源紧张时还面临着难于保障鲜奶收购量和质量问题。
(三)下扶农户，成为农户创收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1、统一的管理方法，解决了养殖农户的后顾之忧
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配有各类管理人员，专门为养殖户提供社会化服务，让农户专心专意饲养奶牛。
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合作社的“奶牛小区”，建盖了具备较好养殖条件的住房和牛圈，养殖基地实现了通水(农户免交水费)、通电。为养殖户提供有偿服务，农户可依据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经济能力向合作社租用不同面积的住房和牛圈。
统一设备。挤奶车间配备的较为先进的机器和设备，包括机器挤奶器、储奶器、冷藏器、清洗器、锅炉等设备，均由合作社统一购买，并提供农户使用。
统一科学管理、培训和科技服务。合作社向公司和有关部门聘请技术人员，对养殖户进行科学饲养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
统一交奶。按规定统一用冷藏车向公司交送鲜奶，农户不必要一家一户地向牛奶公司交奶，节约大量了时间和精力。
统一饲料供给。奶牛精饲料由专业人员统一购买，统一加工和调配后，再按成本价供给养殖户，保障了奶牛饲料的安全性。
统一防疫。每逢防疫时节，合作社派出专人与当地畜牧防疫部门、公司有关部门联系，并组织养殖户对奶牛进行防疫活动。
统一品种改良。合作社在公司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品质奶牛品种改良和引进，提高奶牛出奶量，降低饲养成本。
2、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
为保障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正常运转，合作社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生产技术管理制度、饲料管理制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等，规范了生产和人员管理。
3、以集体组织对外发生联系
无论从市场销售，还是面对公司或所可能发生业务部门联系的角度讲，以个体农户的身份进行活动，其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多数时候处于被动地位，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保障。而以组织形式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效果，因为，组织的信义程度远远高于个人。在出售牛奶的资金回收结算，以组织的力量面对公司，农户心理感到 塌实。合作社的对外联系减轻了分散农户在社交活动中花费和精力。
五、对昆明市建设小康社会的贡献
分析公司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新街乡农民创办的公司，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企业的职工有了稳定的住所(户均)、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还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为昆明市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为昆明市场提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安全、卫生和高质量的鲜牛肉
奶业合作社是昆明市前进乳业公司的新鲜奶源基地，平均每天为其提供10吨高质量新鲜纯牛奶，为昆明市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新街乡农民创办的另一个经济实体——商贸公司，平均每天向昆明市场供应35吨新鲜牛肉，占昆明市4区和呈贡、安宁县新鲜牛肉市场供应的80%。该公司至开 业以来，严格遵循职业道德，讲信义，公司管理制度规范严密，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安全、卫生、，坚决杜绝出售注水牛肉，让消费者买着开心，吃着放心，市民对其诚信度较高。
(二)解决了近20xx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合作社建盖的98套(4.8万 平方米)分别为500、480、400和180平方米不同规格的农舍(水、电、路三通)，其中包括人居住房、卫生畜厩、奶牛运动场等设施，一套一院，前后 开门，套套相连。前为大门庭院，两边是住房及生活设施、水池等，后为两排牛舍，后门外是奶牛运动场。小一点的由一户单独使用，大一点由二家及几家联合使用，安置了120户农户、500余人、约300多劳动力，形成了规范化的奶牛饲养基地。不仅解决了住在合作社农户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学到了不少的科学饲养知识和技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奶牛合作社的养殖户平均的住房及牛圈标准为400平方米，合作社免费供水、供电。而且还带动周边 奶牛养殖农户30户就业和增加经济收入。
每天进入商贸公司交易肉牛和屠宰肉牛的客户约500余人次，一年就有18.25万次，使这些农户有了增加经济收入机会和条件。公司除了安置了83户农户的住房(平均每户60平方米)就业外，还帮助了从事肉牛交易和屠宰就业人员1033人。
(三)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做出了贡献
一是解决了近20xx名进城打工农民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住宿和经济收入，从而相应地减少了一些由于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生活来源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二是在昆明打工的会泽农民接近10万人，其中新街乡人就有12.5万人，在这些打工的农民中回族占了相当的数量，加上其他县分的回族，少说也有几万人。由 于穆盛达公司和公司职员都是回族，在昆明地区很有威望，实际上成为了当地回族群众的领袖。公司驻地和公司活动地区，回族群众有困难，都愿意找他们解决;当地政府有事情，也找他们帮忙。公司还大力协助派出所人员维护社会治安，调解各类民族矛盾，受到派出所的称赞和群众的欢迎。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做出了贡 献。
三是奶牛合作社生产与驻地村民生产形成了农业生态循环，合作社饲养奶牛为当地农民种植蔬菜和花卉提供有机农家肥料，而当地农民的花杆和菜叶有为饲养奶牛提供青饲料，双方互利互惠，关系十分融合。
六、创造出自发移民到城市郊区从事产业化经营的好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力的增加，扶贫才具有了经济实力这一基本条件。而把那些已经丧失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区域的贫困者，易地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则是中国扶贫攻坚的手段之一。我国现有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主要采用的有政府组织、企业承包和自发移民搬迁三种形式。
所谓自发移民搬迁，是指那些没有列入政府计划、政府机关和扶贫企业没有组织、没有享受政府财政补助、贫困农户自发进行的移民搬迁。这里讲的自发，并不是贫困农户盲目的、一家一户的分别移动搬迁，而是在市场信息和示范户的带动下，由贫困村内那些由组织能力和外部交往关系的农民“领袖”组织的易地搬迁。新街乡 农民在昆明市郊区养殖奶牛，就是自发移民搬迁扶贫开发的成功范例。
那么，自发移民为什么会效果好呢?
(一)避免了政府组织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缺陷
相对于政府组织形式分析，自发移民的优点在于：
一是是否愿意移民搬迁、全家搬或是年轻人先搬、什么时候搬、搬到什么地方、搬入到新地如何赚钱等等，都是由贫困农户自己拿主意，不存在任何行政强制。因此，到迁入地后，自愿移民者在增加收入和争口气的双重压力驱动下，一般都能“安下心，埋头干，不怨天尤人”。
二是在移民前，贫困农户全部作过迁入地调查研究，有的是听自己的亲戚朋友或村民里有威望信得过的人讲的，信息;有的则是在村里其他人在迁入地已经赚钱得示范效应下，勇敢地做出决定的。
三是自发移民的户与户之间普遍相互帮助，在搬迁过程中，尤其是在迁入地生产生活的安置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的则开始虽然在迁入地很艰苦，但是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而且前途有望、目标明确，硬是坚持了下来。
四是自发移民搬迁的农户，根本看不到政府机关组织过程中有的政府官员时不时露出的“救世主”、“恩赐者”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行政强迫命令，虽然压力很大，但精神却是“愉快”的。
五是在政府机关组织的形式中，经常出现迁出地与迁入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互相推诿的情况，在跨地州搬迁的形式中经常出现。
(二)避免了企业承包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缺陷
相对于扶贫企业承包易地搬迁扶贫开发来看，自发移民的优点在于：一是移民户看不到企业管理人员对政府拨款既精明到“呕”的地步，又居高临下“施舍”脸色。 在此，作为追求利润较大化的企业，追求利润、精打细算是应该的，在此包括移民者在内的人们不满意的是，这些企业管理人往往是吃了政府拨给移民搬迁的款，大多数又卖“乖”式地指责移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甚至公开地克扣本应用于移民身上的款。二是由于扶贫企业以承包形式接受安置移民，多数迁入 地政府趁机把本应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小学和中学教育、计划生育等职能，“一股脑儿”地推给了企业，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企业被迫承担本应属于 政府机关的职责的同时，往往是把“气”泄到移民农户身上，使移民农户和企业管理人员都倍感“委屈”。
在此我们不妨举出一个案例。 地处中国——老挝边界的江城县嘉禾乡明子山村茶场，已先后接收自发移民和政府组织的移民，二者情况大不一样。该村曾是福特基金会于1990—1997年援 助的“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的项目村之一。yum项目扶持的明子山茶场经改造和新建后，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采茶。yum项 目领导小组曾号召滇东北昭通地区丧失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农户前来明子山茶场打工。于是，从1991年起，昭通地区部级贫困县永善县、巧家县及其他贫困 县、乡的609户、3080人自发移民搬迁来打工。由于当地气候炎热，移民户搭个简单的茅草棚就可以先住下;有的搬来即到茶园采茶，茶场付给工钱;所有自发移民户做到了“当年移来，采茶就有收入，当年解决温饱”。然而，20xx年3月，江城县作为全省跨地州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安置地之一，由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机关组织，在明子山茶场安置了100户移民。从而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一是政府组织的100户移民户家家住上了政府建盖的砖墙、石棉瓦顶的“洋 房”，而自发移民户多数住的仍是用木杈杈作架、泥巴糊竹编的墙、茅草作顶的“贫民窟”;二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户往往流露处“趾高气扬”，嘴上常挂着“我们是政府组织来”，有意见便找县扶贫办、易地安置办解决;自发移民户和当地农民则把他们称为“中央军”，是得罪不起的“上等人”。
在这一案例中，当地政府承受着对移民户不公平待遇、甚至不过问自发移民户的指责，也有其难言苦衷。政府组织的易地搬迁扶贫跨地州搬迁每人8000元，资金是 地州内跨县级政府(有的是中央政府)划拨的专用扶贫款，而自发搬迁则什么也没有。江城县(其他接收县也是如此)是国家贫困县，财政入不敷出，有时连公务员工资也发不出，根本没有钱对自发搬迁户进行补助。
我们上述研究结论，引起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政府扶贫办的重视，已经停止了跨地州的、长距离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重点抓好县内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
七、户籍问题是困扰进城民工的首要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市各区、县户口管制逐步放宽，近几年更规定凡在昆明投资达到一定数额有住宅的人均可落入城市户口。这对于昆明市吸引外资、人才和技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郊区组建乳业有限公司，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和“菜蓝子工程”做出了 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而且，他们虽然在昆明市城区和郊区工作和生活了好多年，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过，但身份还是外地农民工，还只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
面对这些不公平待遇和生活中 碰到的难题，新街乡农民代表曾多次到驻地相关机构咨询和寻求帮助解决户口问题，但是都没有实现愿望。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条件不够。那么，进城农民落户需要那些条件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看了《云南省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其中1条为“在昆明市主城建成区居住满5年，有合法的职业或稳定的经济 收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员可申请1人落户”。此外我们又到某派出所向有关人员进行了咨询，得到的回答是除以上条件外，还有2条：在昆明购买住房价位为 30万元，并一次付清房款者，可带房产证到驻地相关机构申请本人几直系亲属落户;在当地投资500万元以上者，可带上相关证件到驻地相关机构申请本人及直 系亲属落户。由此可见，云南城市户籍的门槛与发达省份相比仍然是很高的。
根据10几年前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了新街乡农 民的申请，作出了不符合在昆明市落户的裁定：一是新街乡农民虽有住房，但是却是自己盖的;二是企业的税收必须在20万元/年以上者方才能有一人申请落户。 但新街乡农民奶牛合作社是“昆明前进乳业的奶源基地”，20xx年被中国奶牛协会评为《全国奶牛养殖示范小区》，属于农业畜牧养殖产业，是国家免税企业，享受免税待遇，没有缴税;另一个商贸公司已按规定年上缴的税收12万元(定额)，但没有达到20万元的税额。所以不符合落后的文件规定。
但是，会泽县新街乡在昆明市租地养殖奶牛的农户至今尚未落入城市户口，甚至连当地农村户口也不给落。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搬迁农民就享受不到当地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待遇;一是在当地基层自治组织中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能参与当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二是子女上学必须额外上交 一笔费用，有的学校称赞助费，有的学校称议价生费，每个学生每年受费标准为：小学生5000元，初中生1万元，高中生1.5—2万元。三是享受不到当地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八、农民发展资金短缺至今没有改善的动静
农民发展资金短缺，是我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新街乡进城农民也不例外。奶牛合作社发展壮大，还需要不断地资金投入。例如，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增置、厂房的修建、经营项目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等， 都需要大量资金。几乎所有的奶牛养殖户需要大量的买牛资金，更是贷款无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xx年一号文件提出：“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应该承认，有关部门为落实中央决定成立了研究小 组，加紧工作，但由于农村金融的复杂性，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尚没有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具体办法，社会资本和外资也不见“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没有任何“加快”的迹象。这实在是太遗憾了!就在有关部门一年多迟迟拿不出落实措施的情况下，20xx年一号文件比20xx年一号文件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20xx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号文件又要求“在保障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根据新街乡农民的具体情况，我认为构建的这个农村金融体系应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以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公平竞争
农村金融的多种所有制组织，包括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有待于大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各保险公司等;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中外合资(合作)银行、外资控股(参股)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合作基金会，农民合作保险机构;个体私营金融机构，例如个体私营银行(保险)、个体私营为主的 基金会(保险)，等等。
在农村金融的多种所有制组织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成为主体。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互为补充、公 平竞争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存在的环境和机会便大大减少。为了尽快满足农民金融需求，近期内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个简便的措施是，鼓励现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借鉴村民基金会的经验，开展集资、放贷、保险等金融业务，使其逐步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二)以小额信贷为主要形式的多种金融产品供给大于需求
适应“三农”需求的多种农村金融产品，主要的，一是灵活多样的存款贷款;二是小额信贷，例如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b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以我 国现行信用村为特征的小额信贷款;三是各类保险，当前农民最需要的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副产品销售业、医疗保健等的保险，而目前这些保险在广大农村几乎是空白;四是适应农民客户需求的各类证券、债券、票据等。在多种农村金融产品中，小额信贷将成为主要形式。实践中，现有国内几个保险机 构已养成了难以开展农村保险业务的顽疾，而现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一不承担着风险的责任，积累了预防风险的宝贵经验。因此，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一些组织开展保险业务，促使其向保险机构转变，要比新建保险机构容易得多。
(三)以上门服务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服务方式任人选择
传统的金融服务方式是坐等贷款者顾客上门，从而既减少了自己的成本，又避免了风险。近几年来，城市金融由于竞争，出现了金融机构人员上门拉存款和向优良客户送贷上门的现象，体现了市场化的优越性。但是在农村，极少见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上门为农民服务的行为。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做到了对农户上门服务，但是所需成本显然是很大的。茅于轼先生实验的村扶贫基金，由他选择的村内农民自己管理，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我实 验的自然村基金，由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出的共管小组管理，既大大降低了成本，又由于放贷还贷都在村民大会上进行(正轨金融机构严格禁止的坐收坐支)，透明度高，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还降低了风险。
(四)以贷款者互保为主要形式的多种担保机制分散了风险
传统的 金融担保机制，是贷款者财产(权)抵押和第三者对贷款者提供财产(权)担保。自1994年中国社科院杜晓山等人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引进后，贷款者 5—8户联保成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新的担保方式，即一户到期还不起贷款，其他几户就负有帮助其还款的责任。实践证明，这一担保机制适应了农村实际，非常有效，而且受到农民欢迎，具有旺盛生命力，将成为今后农村金融的主要担保方式。
世界上解决小农户、小企业特别是贫困户的贷款担保问题，特别推荐单独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实践证明也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很值得我国农村金融借鉴。不过，这样的担保公司由于赚钱不多，政府需要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优惠。
(五)以市场化为主的利率机制随时调控供求
近年来，国家放开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不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利率已接近当地高利贷的水平，一个以市场化为主的利率机制正在形成。
在此，我担心的是，虽然僵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运行体制与机制正在改革，但现有方案尚看不出动真格的地方，很可能走走过场，在其他农村金融组织的竞争面前败下阵来，重演资不抵债的老路，又回到目前的作法，即：一是由中央政府补亏(全国1650亿元)，叫做化钱买改革，化的都是全国纳税人的钱，从法律上看无依据，从理论上看无道理;二是由地方政府补亏，这对于转型期负有地方发展重任的地方政府来看，他们可以判断值得不值得。
(六)以“民间监督为主、官方(县级)监督为辅”的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风险
国外的经验证明，对金融的监督，官方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存在着监管脱离经济发展大局、为监管而监管、监管寻租等问题，其结果，不仅无助于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而且也无助于减低、减少金融机构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相反，提倡、鼓励和支持民间直接监督金融业则是最有效的(张俊喜)。实际上，国内金融机构揭 发出来的违规、瞎干、腐败等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揭发、举报与提供线条，才得以破案、避免损失的。因此，面对分散、点多、复杂的农村金融，应确立“民间 监督为主、官方(县级监督局)监督为辅”的监管体制。在这一体制中，鼓劲、重奖并为举报人严格保密，是最重要、最关键环节。
农村金融监督(管)的目的与目标，是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将资金用在最需要、具潜力的项目中;其次才是防范风险。这是因为，用在最需要、具潜力的项目中，金融资产才最安全。我国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金融风险主要发生在行政干预贷款，而行政干预贷款要么是不具潜力的项目，要么是领导官员瞎指挥的项目， 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项目贷款很难监督。
(七)以政府扶持为主的良好外部环境
适应目前我国已进入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新阶段的实际，政府应对构建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营造和保持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 20xx、05、06年的一号文件已提出了当前扶持农村金融最紧迫的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
(八)通过民主程序建立基层自治组织
目前，新街乡搬迁到昆明市郊的奶牛户的组织有两种：一是奶牛合作社以经济手段把农户联结了起来，这是主要形式;二是新街乡党政机关的派出组织，即在昆明打工者中建立党总支部，在6个会泽县奶牛合作社建立了支部;乡政府在呈贡建立了办事处，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各项活动开展的不是很正常，而且没有融入当地社区正常的活动中。
考虑到新街乡搬迁养奶牛户已经在昆明市郊以70年期限租赁了土地，建盖了场房和住宅，组建了奶牛合作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长期性居民，在解决落户问题的同时，应该使其尽快融入当地社区。在操作上拟分二步：在6个奶牛合作社全体社员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奶牛合作社联社，并在联社党员中建立党支部，联社负责人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取代办事处;第二步，奶牛合作社联社并入当地村委会、合作经济组织中。
九、有关农民进城的思考
(一)农民进城应成为城市扩张的主力军之一
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扩张的主力军是农民。昆明城市扩张是现代化新昆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昆明城市扩张中，应采取热烈欢迎和特殊优惠的措施，吸引各地农民特别是省内农民进入昆明发展。据我们20xx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昆明市以农民为主的15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对昆明市发展的贡献为：创建了 21.2%的当年gdp总值;消费了全市当年社会消费品总额的17.8%;提供了约56万个劳动就业岗位;带动了昆明城区32.24%的扩张;通过激烈竞 争大大提高了本市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力的素质等。
因此，昆明市内及大小城镇诸如象至今仍不给于解决会泽县新街乡来昆明养奶牛中农民 户口的种种借口，例如农民进城影响城市社会治安、加重城市负担、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超计划生育等等指责，以及由此制定与实施的种种限制乃至打击农民进城的行为，是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二)农民进城是统筹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业结构调优和农民增收过程中，往往盯着农村和农业内部寻找对策，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其理论指导的失误也很明显，主要是没有看到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和居民化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中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设计全部由农村到农村便是一个 突出的典型例子。实践证明，把生产生活条件很差的贫困农民，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当然可以使其解决温饱、摆脱贫困，但是不可能使他们致富，特别是不能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民居民化的问题。因此，在设计与实施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工程时，应该打破贫困农民只能应该永远是农民，不能成为城市城 镇产业工人和居民的指导思想，树立农民逐步变成城市城镇居民的思想，通过培训使搬迁农民掌握在城镇谋生的技术，推广会泽县新街乡农民进入昆明养殖奶牛的经验，并使农民进城成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
(三)城市城镇政府应把为进城农民服务作为重要职责之一
长期来，城市城镇政府一直把为把本城市城镇居民服务作为“”职责，没有或很少考虑为进城农民服务。有的甚至把进城农民作为“盲流”、“扰乱社会治安 者”等，加以歧视、排挤、打击与驱赶。这种狭隘理解政府职能的思想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统筹解决城乡问题是背道而弛的，也是社会的一大不公平。因此，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统筹城市发展，大力的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转变城市城镇政府职能，把单一地为城市城镇居民服务转变为包括进城农民在内市场主体服务上来，正如作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要求的地“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农政策论文:缓解“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摘要: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成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财产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等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体制的。
关键词: “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 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障政策的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 ( 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 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 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 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
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 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不盲目照搬, 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 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 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 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 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农政策论文:服务三农政策下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一加强农业期刊服务“三农”的应对措施
1明确办刊宗旨、稳固读者群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障科技信息的、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及时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近期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品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近期成果及时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品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二结语
农业期刊要想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服务“三农”，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稳定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用网络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针对期刊自身的特点采取相应对策。充分发挥期刊的媒介作用，实现其科技价值，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好对科学技术这个及时生产力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作者：陶玲于静张志玲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和经济道路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障；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1)年为2.1%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障。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及时产业为15.9%,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及时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及时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超级秘书网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取向管理
眼下，“三农”问题世人关注，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党、全民吹响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号角。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给“三农”问题留下的后遗症结太大、沟壑太深，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统筹任务很重，农村经济市场化的任务很艰巨！为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坚持安农、扶农、帮农的政策取向，把农民平稳地推向市场，用“三农”思想解决三农“问题”。
安农
安农，就是要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逐步还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安居乐业。
一是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农村社会行政管理经费要由国家来买单。农村水、电、路等公益设施建设应改变过去以农民投资、投工、投劳为主体逐步转向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农村基层组织运转、农村教育文化、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应由国家来负担。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应逐步得到改善。要首先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
二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权，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等。要坚决刹住乱圈乱占土地的行为，即使是政府批准的合法用地也必须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并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安置。土地是国家的，可使用权是农民的！土地是农民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其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责任制以来国家给予农民的仅有的社会生活保障。这是安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是要在农民负担问题上给农民吃定心丸。要落实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率，今年拿多少、明年拿多少，要给农民一个明白帐。要切实斩断伸向农民的黑手，伤害农民感情的集资、变相收费应该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有集体资产，急需建设的项目要民主决策、“一事一议”。没有集体资产、农民无力出资的急需建设项目，议也不要议，国家应优先投资建设。
安居乐业，这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向往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50多年后的今天，给当家作主的人民中的农民以正常的国民待遇、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体现。
扶农
扶农，就是从政策上、投入上扶持农业加快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体现在政策和投入上，实际上应该是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时期，国家实行对农业和工业不偏不倚、协调发展的
支持政策。由于过去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很少，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逐步改变的重工轻农的补贴扭曲现象。要在WTO贸易框架下，建立完善各项配套扶持政策，刺激生产、促进加工贸易流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布局优化，提高农业整体
素质和农民增收能力。
具体来讲，一是要建立完善农产品生产、流通补贴机制。对战略物资如粮棉生产制定补贴措施，对农产品流通要在交通、税收等方面给予暗补。二是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对农业基础研究、新品种开发、新技术推广要加大投入力度，不能一刀切推向市场。三是加大农业信贷支持力度。首先要扭转农业资金工业用的问题，对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加工、流通信贷要给予优先放贷和政策贴息。
扶持农业发展的各项补贴、投入和信贷要改革目前的投入渠道。过去，各级都把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作为重视农业的证据，国家也确实在通过财政渠道、计划渠道、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粮食收购等多个渠道向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具体资金的投入方向、产生的效益，农民得到的实惠多少，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流进沙漠里的小溪，不知形容是否恰当。
帮农
帮农就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帮助农民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农民做而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扶农”的内容之一。信息服务、流通服务、技术服务，一家一户的农民做不了。种什么、养什么、加工到什么程度、怎么种、怎么养、怎么加工、产品到哪里卖、卖给谁价钱高都是农民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小生产+大市场的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发展经济现状，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逐步走向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为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实施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帮助农民开拓国内外市场；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开发使用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农民协会、学会、中介服务组织等社会化民间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政策保障，指导其健康发展。另外，要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和劳动保障等。
安农、扶农、帮农，才能富农。解除农民的负担，把农民扶上马，送一程，心情舒畅地走上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是笔者从政策角度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一点感受。实际上，“三农”问题不是简单的减法（减负）和加法（增加投入），单纯靠政策的出台也不能一下子解决，还需要政令畅通的高效行政体系来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要跟上，人为的“增负”、“低效”因素要努力减少。更何况目前的财政状况短期内也不会满足安农、扶农、帮农的投入。
但我坚信，“三农”问题的解决，前途是光明的。
三农政策论文:财政支持三农政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要求，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而且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和转变，对于制定实施新时期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做好新时期财政支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指明财政支农的方向。
长期以来，国家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和农村扶贫开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于财政支农工作来讲，就是要牢固树立、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针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从城乡协调、社会经济协调、人与自然协调、地区协调的大局、全局出发，以人为本，围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农村改革三大任务，积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逐步转变财政支农方式，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历史沿革和基本发展趋势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是国家财政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进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的总和。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历史演变。从新中国成立起，财政支农政策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及时阶段（1949——1958）。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当时国家财力还比较薄弱，为了稳固新生的政权，国家逐步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工业化的推进。在组织制度上为保障统购统销的实施，从合作社到。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主要是安排少量的资金支持恢复农业生产，从农业上取得的财政收入要远远大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同一时期，由于财政收支渠道较少，财政支农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向都比较单一。
第二阶段（1958——1978）。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大二公”制度的确立，国家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地财政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农业税征收条例》，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制度。尽管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安排了一部分资金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但统购派购制度的实行使工农业成品的贸易环境向着工业严重倾斜。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国家从农业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工业化。据计算，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积累大约在6000亿元。农业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对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份额非常小。但由于组织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动员力量，这一时期，采取的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形成了农业农村的事务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历史观念。
第三阶段（1978——1994）。1978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农村拉开了序幕。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被长久桎梏的生产力。同时，为了改变工农业交换不平等的状况，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财政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被财政包干体制所替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支农方面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财政体制，将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小型农田水利资金包干给地方。到80年代后期，由于投入不足，我国农业呈现后劲不强，发展徘徊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后劲，国家财政开征了耕地占用税，并以此为主要来源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实施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这一时期是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资金渠道多，政策覆盖范围广，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许多领域。
第四阶段（1994——2002）。这一阶段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付诸实施的重要历史阶段。从财政改革来说，一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从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是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改革、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这些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税制度逐步形成。这一时期，财政支农投入逐步增加，在继续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的同时，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
第五阶段（2003——）。2003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中央在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要求全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财政支农方面，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一是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二是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三是改革农业税制，取消农业特产税，进行农业税减免试点，以至逐步取消农业税。
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以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发展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性转变。及时，确立了“公共财政阳光要逐步照耀农村”的指导思想。这既是打破传统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格局的前奏，也是公共财政理论建设和实践方面的重大创新。第二，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结构的调整、支出方式的转变、财政支持范围的拓宽体现了“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把促进农民增收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结合起来，既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又体现了“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把财政支持和农民直接受益结合起来，既初步理顺了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又体现了财政支持“三农”“以人为本”的精神；把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加大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力度结合起来，既减少农民，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精神。所有些都，不仅有利于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将有力地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二）农业财政政策发展的基本趋势。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大体可以看出有三个基本趋势。
及时个趋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初显雏形。近几年，无论是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增加或是比重提高都非常明显，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不断增加是稳定增长机制的初步形成。目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是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三是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不得少于15%.四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和鼓励其他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第二个趋势，市场化取向逐步增强，公共财政性质凸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形成，政府在“三农”发展中的事务逐步明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要求，财政支持“三农”开始由过去直接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为主向支持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和农业市场体系完善并重转变，支持重点主要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生态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业救灾抗灾等体现公共财政性质方面，即使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也主要向关系国计民生方面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作物方面。
第三个趋势，体现统筹发展明确，支出“二元”结构开始打破。从2003年起，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推开，财政支出安排中的“统筹发展”倾向逐步显现。在支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农民发展的支持力度，逐步减轻农村居民的税费负担，实现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承担均等的税收义务；在支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通过支出增量调整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
这些基本趋势是积极的、正面的，符合、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对于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无疑都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二、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主要种类。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支出政策，主要方式是投资、补助、补贴等，一类是税收政策，主要方式是轻税、减免、退税等。
支出方面。中央财政现有直接支持“三农”资金15大类，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农业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农村中小教育支出、农村卫生支出、农村救济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这一口径是目前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较大的口径，基本涵盖了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各个方面。1998——2003年，中央财政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9350多亿元。
税收方面。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一直实行轻税和税收优惠政策。自1958年全国人大颁布《农业税征收管理条例》以来，农业税一直实行增产不增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前的1999年，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只有2.5%，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后，农民的整体负担大幅度下降，2004年中央又出台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减免试点。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对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实行社会减免政策，对受灾地区和农民实行灾歉减免政策。在农产品加工增殖税和出口退税上，国家财政对农产品加工增殖税实行进项抵扣政策，对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实行优先退税政策。
此外，国家财政还通过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减轻农民的额外负担；通过利用外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二）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具体内容。及时，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中小型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大宗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人畜饮水设施改善等，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含国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支出、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资金、扶贫资金等。第二，支持农业科技进步。主要是农业科研、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农民科技培训等。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农业科研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农业科技推广支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民科技培训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第三，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支持粮食等大宗农作物生产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良种补贴、农业产业化资金、农民就业技能培训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资金、农产品政策补贴资金等。第四，支持生态建设。主要是支持生态恶化的重点地区改善生态环境，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退耕还林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草原生态治理资金、水土保持资金等。第五，支持抗灾救灾。主要是支持抗御洪涝灾害、动植物病虫害和其他一些自然灾害，帮助受灾地区和群众恢复生活生产。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特大防汛抗旱资金、动植物病虫害防治资金、森林草原防火资金、农村救济费、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资金、蓄滞洪运用补偿资金等。第六，支持扶贫开发。主要是支持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国债资金（以工代赈）等。第七，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是支持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文化支出等。第八，支持农村改革。主要是支持农村深化改革，促进理顺农村经济关系，加快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包括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补贴等。
（三）几项重点财政支农政策的评价。2003年以来，“三农”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的焦点，成为全党和全国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粮食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发展问题是焦点中之焦点。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这几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及时，关于支持粮食生产政策。支持粮食生产曾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重中之重，很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支农资金绝大部分是集中用于粮食生产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力度变弱。2003年，在连续减产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降低到最近几年的低点。粮食问题再度引起重视，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力度骤然加强。目前，财政支持粮食生产政策主要有，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实行良种补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向粮食主产区集中，对一部分粮食主产区实行大型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土地出让金集中一部分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与财政有关的粮食生产政策还有品质粮产业振兴工程、粮食的低收购价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提高种粮农民的收入见效快，短期效果明显。当前种粮农民积极性高，夏粮增产已经说明这一点。但从目前这些政策的实施预期看，除直补政策和基本建设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集中使用外，其他均为普惠性的措施，如果今后继续保持现有的力度，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仍将是一个问题。同时，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实施，也带来一些新的情况，一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返乡种粮，二是一些原来农业结构调整的土地再度种粮，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经济结构和农业结构调整来说都具有反调节的倾向，不利于粮食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不利于粮食生产长效机制的形成。三是粮食生产的科技支持政策没有实质性措施，尽管有政策上的要求，但没有明确固定的支持资金。
第二，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政策。农民增收无论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保障粮食稳定生产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近年来，国家财政在“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政策。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政策、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政策、各种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或免征农业税政策、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以及为进城农民工务工创造环境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进一步完善环境措施和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外，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力度小、力量分散，而且没有抓住农民增收的另一个主要方向，农民的自主创业。
第三，关于支持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和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财政资源分配主要偏向城市的格局。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这两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幅度很大，由于体制和原来基数小，这一政策并未真正的落实。省级财政同样没有很好地落实。目前县乡财政普遍困难，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在中西部地区难以为继。
三、当前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形成。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徘徊（相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尽管，这几年为了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不断增加，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不得少于15%；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和鼓励其他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等，但实际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增加较多，增长较快，在整个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比重较高。据有关部门典型调查，在目前县一级财政支农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50.8%，其中，西部地区为68.6%，中部地区为53.1%.
（二）资金使用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集中体现在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都存在使用上的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的现象。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及时，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农业发展政策的多目标性。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农业发展既要考虑到实现食物供给、生产资料供给、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效应，又要考虑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因此，一段时间内或每年的农业发展政策必须同时确定多个目标，即使2004年中央1号文件以农民增收为主题，但政策目标仍呈多元化。具体到每个农口职能部门，当年的工作目标也是发散的。这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要针对每项政策目标设立、分配。第二，体制转轨的不性。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支农资金的科目分类、管理体制都是以部门块块为主。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具体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各个部门在贯彻中央“三农”政策时都会在资金安排分配面面俱到。目前最突出的是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分配管理的财政支农资金在分配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资金使用分散和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三）高效、规范的支农机制没有形成。尽管这些年，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管理中引入了诸如公式法、因素法和专家评审制度，但由于资金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管理的具体要求和规定不同，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挤占挪用现象普遍，违规违纪现象在各部门、各领域都有发生，除此之外，农口国有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臃肿，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各级农口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支出，“搞农业吃农业”的现象严重。使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为减少。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规范。
四、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几点思考“三农”问题涉及的面广、范围大、人口多，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主要分三个层次，及时个层次，促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和有效供给。第二个层次，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三个层次，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现有财力和财政支出存量结构刚性较强的状况下，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需要按照“明确目标、统筹兼顾、整合资金，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的思路稳步推进。
（一）改革和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同时，粮食生产出现不稳定，农产品过剩与不足并存，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并存，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同在；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城乡分割的格局正在打破，但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制度、政策上的障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农村税费改革、流通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不断推进，但新旧体制依然交替，复归在创新的同时随时可能出现，农村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要求财政支农必须坚持统筹发展的原则，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坚持公共财政的原则。
及时，统筹发展原则。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城乡的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在支持“三农”发展上，要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实施各项政策上，要统筹考虑政策的着力点和政策力度，把突出支持重点与促进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市场化原则。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政府的支持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最主要的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通过政府的支持保护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检验，逐步提高农业农民农村的自主发展能力。财政支持的重点要放在为市场机制运行创造良好环境、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运用财政贴息、补助、投资、税收等手段，调动和吸引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农业，开发农业。
第三，公共财政原则。就是能够交由市场调节或微观主体能办的事务，财政要逐步退出，要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确定每一个时期财政支农的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政府应该办的事。
（二）明确政策目标，突出政策着力点。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长远和眼前两个方面确定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和着力点。
长远来说，要按照、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加快城市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作为财政支农的政策着力点。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综合运用投资、补贴、贴息、税收等手段，实现财政资源在城乡和农业农村两个方面的综合平衡、合理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
近期来说，按照中央近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要求，考虑我国国情国力和“三农”问题的现实，围绕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把财政支农政策着力点放在农民增收、粮食稳定生产和农村深化改革三个方面，并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心，确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着力点。
（三）合理确定资金分类，整合支农资金。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要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初步考虑分设为五大类：（1）改善基本生产条件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为此类的资金有：农林水等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持农业生产类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科研推广资金、良种补贴资金、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等。（2）抗灾救灾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治和农村灾歉救助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资金的有，特大防汛抗旱资金、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防治资金、动植物疫情防治资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资金、农村救济费等。（3）生态环境建设类资金。指用于农村水土林草等生态资源的建设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资金。包括农村水土保持补助费、退耕还林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防沙治沙资金等。（4）结构调整类资金。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农业产业化资金、农民培训资金。（5）管理服务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对农业农村
发展进行组织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包括农林水气等部门的行政事业费。（6）农村发展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方面的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在适当归并资金分类的基础上，对现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整合不是简单的调整和归并，也不是单纯地将某一部分资金划归一个部门或机构管理，而是要形成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资金使用管理的有效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政府支持保护“三农”的能力和效率。整合的重点是现有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
近期考虑是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实现农业资金整合。在目前机构和职能还不能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通过打造“项目”和“产业”平台来整合资金不失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资金配置途径。首先，部门或地区党政领导对资金整合要重视，要认真贯彻中央政策的统一要求，加强对资金整合的组织和领导，要把各部门的思想和资金使用统一到最终解决“三农”的目标上。其次，打造“项目”平台和“产业”平台，构建整合载体。在不调整原有管理体制、不改变资金原有性质的前提下，有机捆绑、相互衔接、匹配投入、各司其职，实现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和利益均沾。要着重寻找资金整合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构建资金整合的载体。比如，可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整合载体，把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建设基金、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资金，按照统一的规划投入到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使用。再次，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管理规定时，既要保障政策措施的原则性、明确性和规范性，又要适当留有余地，以便于地方的灵活运用和自主决策，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长远打算应通过调整机构和职能实现农业资金整合。按照“减少交叉、强化协调、适应市场、增加服务”的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尽量减少职能的交叉，建立能够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初步的设想是，综合职能部门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不再具体分配农业财政资金、审批涉农项目，主要负责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农业农村投入计划布局的研究，将预算的具体执行、项目的具体审批、项目的组织实施等职能划归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农村运行机制各环节相互脱节的问题，构建相对集中、便于协调、高效灵活的机制配置政府支农资源。通过体制改革和职能的合理配置实现资金整合需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应与本届政府工作阶段性目标和节拍相衔接，应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相一致。
（四）调整支农方式，创新支农机制。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情况下，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也将长期存在，国家财政不仅承担着支持保护“三农”的责任，而且要创造条件和环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切合实际的支农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资金投入“三农”。
及时，是落实政策要求，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按照法定要求和政策要求，保障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重点放在收入增量的调整上。中央财政要这样做，地方财政也要这样做，特别是省、市两级财政。从制度上形成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支持建立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问题长治久安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种粮者积极性、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种粮要有收入，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看，种粮者的经营效益来自种粮的节本增效，主要措施就是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因此，围绕品质粮产业振兴工程，对现行支持粮食生产政策作适当调整。一是对粮食直接补贴的规模宜维持目前水平不变，对原来准备实行直接补贴的另外50亿元资金调整用于粮食科技攻关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二是对粮食良种补贴要适当增加资金规模，但要收缩品种和区域范围；三是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的主产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对上述政策的实施要有规模经营的导向。
第三，把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民自主创业、加快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减少农民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除了继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力度，特别是中央财政和省市财政要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力度。财政扶贫资金要提高用于贫困地区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二是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在目前农村消费层次还比较低的情况，要把支持农民自主创业的着眼点放在农村消费市场上，通过把目前支持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资金适当加以整合，以投资、贴息的方式支持农民就地或进城（镇）创业。
第四，以教育和卫生为突破口，支持农村社会发展。在调整基本建设投资和国债使用方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支持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一是真正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政策，不仅要通过检查促落实，而且需要研究采取措施保障落实。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的支持力度，既要考虑“硬件”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软件”的建设。
第五，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分步骤解决突出问题。农村税费改革面临3个方面的问题，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税费改革过程遇到的其他问题、城乡统一税制。解决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要拿钱，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解决。一是加快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力争在3年内完成。二是在近两年着力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和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三是着手研究妥善解决基层机构改革和城乡统一税制问题。
第六，充分利用贴息、税收等手段和投资参股方式，支持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融资。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减少直接补助的比重，逐步改为贴息的方式，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融资扩张。
第七，加强统一立法，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主要是财政支农政策、制度、管理方式要逐步统一，要改变目前各部门各自为阵的做法，通过统一立法，确保用途相同的各种渠道资金能够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重点上。
三、当前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形成。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徘徊（相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尽管，这几年为了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不断增加，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不得少于15%；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和鼓励其他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等，但实际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增加较多，增长较快，在整个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比重较高。据有关部门典型调查，在目前县一级财政支农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50.8%，其中，西部地区为68.6%，中部地区为53.1%.
（二）资金使用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集中体现在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都存在使用上的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的现象。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及时，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农业发展政策的多目标性。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农业发展既要考虑到实现食物供给、生产资料供给、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效应，又要考虑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因此，一段时间内或每年的农业发展政策必须同时确定多个目标，即使2004年中央1号文件以农民增收为主题，但政策目标仍呈多元化。具体到每个农口职能部门，当年的工作目标也是发散的。这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要针对每项政策目标设立、分配。第二，体制转轨的不性。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支农资金的科目分类、管理体制都是以部门块块为主。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具体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各个部门在贯彻中央“三农”政策时都会在资金安排分配面面俱到。目前最突出的是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分配管理的财政支农资金在分配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资金使用分散和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三）高效、规范的支农机制没有形成。尽管这些年，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管理中引入了诸如公式法、因素法和专家评审制度，但由于资金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管理的具体要求和规定不同，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挤占挪用现象普遍，违规违纪现象在各部门、各领域都有发生，除此之外，农口国有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臃肿，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各级农口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支出，“搞农业吃农业”的现象严重。使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为减少。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规范。
四、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几点思考“三农”问题涉及的面广、范围大、人口多，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主要分三个层次，及时个层次，促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和有效供给。第二个层次，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三个层次，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现有财力和财政支出存量结构刚性较强的状况下，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需要按照“明确目标、统筹兼顾、整合资金，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的思路稳步推进。
（一）改革和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同时，粮食生产出现不稳定，农产品过剩与不足并存，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并存，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同在；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城乡分割的格局正在打破，但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制度、政策上的障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农村税费改革、流通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不断推进，但新旧体制依然交替，复归在创新的同时随时可能出现，农村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要求财政支农必须坚持统筹发展的原则，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坚持公共财政的原则。
及时，统筹发展原则。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城乡的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在支持“三农”发展上，要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实施各项政策上，要统筹考虑政策的着力点和政策力度，把突出支持重点与促进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市场化原则。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政府的支持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最主要的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通过政府的支持保护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检验，逐步提高农业农民农村的自主发展能力。财政支持的重点要放在为市场机制运行创造良好环境、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运用财政贴息、补助、投资、税收等手段，调动和吸引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农业，开发农业。
第三，公共财政原则。就是能够交由市场调节或微观主体能办的事务，财政要逐步退出，要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确定每一个时期财政支农的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政府应该办的事。
（二）明确政策目标，突出政策着力点。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长远和眼前两个方面确定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和着力点。
长远来说，要按照、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加快城市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作为财政支农的政策着力点。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综合运用投资、补贴、贴息、税收等手段，实现财政资源在城乡和农业农村两个方面的综合平衡、合理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
近期来说，按照中央近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要求，考虑我国国情国力和“三农”问题的现实，围绕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把财政支农政策着力点放在农民增收、粮食稳定生产和农村深化改革三个方面，并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心，确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着力点。
（三）合理确定资金分类，整合支农资金。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要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初步考虑分设为五大类：（1）改善基本生产条件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为此类的资金有：农林水等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持农业生产类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科研推广资金、良种补贴资金、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等。（2）抗灾救灾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治和农村灾歉救助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资金的有，特大防汛抗旱资金、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防治资金、动植物疫情防治资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资金、农村救济费等。（3）生态环境建设类资金。指用于农村水土林草等生态资源的建设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资金。包括农村水土保持补助费、退耕还林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防沙治沙资金等。（4）结构调整类资金。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农业产业化资金、农民培训资金。（5）管理服务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对农业农村发展进行组织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包括农林水气等部门的行政事业费。（6）农村发展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方面的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在适当归并资金分类的基础上，对现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整合不是简单的调整和归并，也不是单纯地将某一部分资金划归一个部门或机构管理，而是要形成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资金使用管理的有效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政府支持保护“三农”的能力和效率。整合的重点是现有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
近期考虑是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实现农业资金整合。在目前机构和职能还不能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通过打造“项目”和“产业”平台来整合资金不失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资金配置途径。首先，部门或地区党政领导对资金整合要重视，要认真贯彻中央政策的统一要求，加强对资金整合的组织和领导，要把各部门的思想和资金使用统一到最终解决“三农”的目标上。其次，打造“项目”平台和“产业”平台，构建整合载体。在不调整原有管理体制、不改变资金原有性质的前提下，有机捆绑、相互衔接、匹配投入、各司其职，实现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和利益均沾。要着重寻找资金整合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构建资金整合的载体。比如，可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整合载体，把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建设基金、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资金，按照统一的规划投入到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使用。再次，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管理规定时，既要保障政策措施的原则性、明确性和规范性，又要适当留有余地，以便于地方的灵活运用和自主决策，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长远打算应通过调整机构和职能实现农业资金整合。按照“减少交叉、强化协调、适应市场、增加服务”的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尽量减少职能的交叉，建立能够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初步的设想是，综合职能部门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不再具体分配农业财政资金、审批涉农项目，主要负责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农业农村投入计划布局的研究，将预算的具体执行、项目的具体审批、项目的组织实施等职能划归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农村运行机制各环节相互脱节的问题，构建相对集中、便于协调、高效灵活的机制配置政府支农资源。通过体制改革和职能的合理配置实现资金整合需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应与本届政府工作阶段性目标和节拍相衔接，应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相一致。
（四）调整支农方式，创新支农机制。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情况下，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也将长期存在，国家财政不仅承担着支持保护“三农”的责任，而且要创造条件和环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切合实际的支农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资金投入“三农”。
及时，是落实政策要求，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按照法定要求和政策要求，保障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重点放在收入增量的调整上。中央财政要这样做，地方财政也要这样做，特别是省、市两级财政。从制度上形成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支持建立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问题长治久安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种粮者积极性、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种粮要有收入，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看，种粮者的经营效益来自种粮的节本增效，主要措施就是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因此，围绕品质粮产业振兴工程，对现行支持粮食生产政策作适当调整。一是对粮食直接补贴的规模宜维持目前水平不变，对原来准备实行直接补贴的另外50亿元资金调整用于粮食科技攻关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二是对粮食良种补贴要适当增加资金规模，但要收缩品种和区域范围；三是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的主产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对上述政策的实施要有规模经营的导向。
第三，把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民自主创业、加快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减少农民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除了继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力度，特别是中央财政和省市财政要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力度。财政扶贫资金要提高用于贫困地区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二是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在目前农村消费层次还比较低的情况，要把支持农民自主创业的着眼点放在农村消费市场上，通过把目前支持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资金适当加以整合，以投资、贴息的方式支持农民就地或进城（镇）创业。
第四，以教育和卫生为突破口，支持农村社会发展。在调整基本建设投资和国债使用方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支持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一是真正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政策，不仅要通过检查促落实，而且需要研究采取措施保障落实。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的支持力度，既要考虑“硬件”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软件”的建设。
第五，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分步骤解决突出问题。农村税费改革面临3个方面的问题，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税费改革过程遇到的其他问题、城乡统一税制。解决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要拿钱，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解决。一是加快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力争在3年内完成。二是在近两年着力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和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三是着手研究妥善解决基层机构改革和城乡统一税制问题。
第六，充分利用贴息、税收等手段和投资参股方式，支持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融资。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减少直接补助的比重，逐步改为贴息的方式，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融资扩张。
第七，加强统一立法，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主要是财政支农政策、制度、管理方式要逐步统一，要改变目前各部门各自为阵的做法，通过统一立法，确保用途相同的各种渠道资金能够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重点上。
三、当前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形成。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徘徊（相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尽管，这几年为了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不断增加，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财政用于农业的总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不得少于15%；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和鼓励其他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等，但实际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增加较多，增长较快，在整个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比重较高。据有关部门典型调查，在目前县一级财政支农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50.8%，其中，西部地区为68.6%，中部地区为53.1%.
（二）资金使用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集中体现在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都存在使用上的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的现象。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及时，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农业发展政策的多目标性。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农业发展既要考虑到实现食物供给、生产资料供给、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效应，又要考虑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因此，一段时间内或每年的农业发展政策必须同时确定多个目标，即使2004年中央1号文件以农民增收为主题，但政策目标仍呈多元化。具体到每个农口职能部门，当年的工作目标也是发散的。这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要针对每项政策目标设立、分配。第二，体制转轨的不性。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支农资金的科目分类、管理体制都是以部门块块为主。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具体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各个部门在贯彻中央“三农”政策时都会在资金安排分配面面俱到。目前最突出的是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分配管理的财政支农资金在分配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资金使用分散和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三）高效、规范的支农机制没有形成。尽管这些年，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管理中引入了诸如公式法、因素法和专家评审制度，但由于资金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管理的具体要求和规定不同，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挤占挪用现象普遍，违规违纪现象在各部门、各领域都有发生，除此之外，农口国有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臃肿，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各级农口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支出，“搞农业吃农业”的现象严重。使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为减少。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财政
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规范。
四、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几点思考“三农”问题涉及的面广、范围大、人口多，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主要分三个层次，及时个层次，促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和有效供给。第二个层次，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三个层次，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现有财力和财政支出存量结构刚性较强的状况下，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需要按照“明确目标、统筹兼顾、整合资金，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的思路稳步推进。
（一）改革和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同时，粮食生产出现不稳定，农产品过剩与不足并存，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并存，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同在；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城乡分割的格局正在打破，但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制度、政策上的障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农村税费改革、流通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不断推进，但新旧体制依然交替，复归在创新的同时随时可能出现，农村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要求财政支农必须坚持统筹发展的原则，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坚持公共财政的原则。
及时，统筹发展原则。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城乡的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在支持“三农”发展上，要统筹考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实施各项政策上，要统筹考虑政策的着力点和政策力度，把突出支持重点与促进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市场化原则。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政府的支持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最主要的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通过政府的支持保护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检验，逐步提高农业农民农村的自主发展能力。财政支持的重点要放在为市场机制运行创造良好环境、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运用财政贴息、补助、投资、税收等手段，调动和吸引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农业，开发农业。
第三，公共财政原则。就是能够交由市场调节或微观主体能办的事务，财政要逐步退出，要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确定每一个时期财政支农的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政府应该办的事。
（二）明确政策目标，突出政策着力点。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长远和眼前两个方面确定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和着力点。
长远来说，要按照、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加快城市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作为财政支农的政策着力点。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综合运用投资、补贴、贴息、税收等手段，实现财政资源在城乡和农业农村两个方面的综合平衡、合理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
近期来说，按照中央近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要求，考虑我国国情国力和“三农”问题的现实，围绕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把财政支农政策着力点放在农民增收、粮食稳定生产和农村深化改革三个方面，并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心，确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着力点。
（三）合理确定资金分类，整合支农资金。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要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初步考虑分设为五大类：（1）改善基本生产条件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为此类的资金有：农林水等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持农业生产类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科研推广资金、良种补贴资金、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等。（2）抗灾救灾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治和农村灾歉救助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资金的有，特大防汛抗旱资金、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防治资金、动植物疫情防治资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资金、农村救济费等。（3）生态环境建设类资金。指用于农村水土林草等生态资源的建设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资金。包括农村水土保持补助费、退耕还林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防沙治沙资金等。（4）结构调整类资金。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农业产业化资金、农民培训资金。（5）管理服务类资金。指主要用于对农业农村发展进行组织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包括农林水气等部门的行政事业费。（6）农村发展类资金。指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资金，目前可以归并此类的资金有：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方面的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在适当归并资金分类的基础上，对现有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整合不是简单的调整和归并，也不是单纯地将某一部分资金划归一个部门或机构管理，而是要形成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资金使用管理的有效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政府支持保护“三农”的能力和效率。整合的重点是现有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
近期考虑是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实现农业资金整合。在目前机构和职能还不能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通过打造“项目”和“产业”平台来整合资金不失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资金配置途径。首先，部门或地区党政领导对资金整合要重视，要认真贯彻中央政策的统一要求，加强对资金整合的组织和领导，要把各部门的思想和资金使用统一到最终解决“三农”的目标上。其次，打造“项目”平台和“产业”平台，构建整合载体。在不调整原有管理体制、不改变资金原有性质的前提下，有机捆绑、相互衔接、匹配投入、各司其职，实现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和利益均沾。要着重寻找资金整合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构建资金整合的载体。比如，可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整合载体，把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建设基金、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资金，按照统一的规划投入到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使用。再次，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管理规定时，既要保障政策措施的原则性、明确性和规范性，又要适当留有余地，以便于地方的灵活运用和自主决策，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长远打算应通过调整机构和职能实现农业资金整合。按照“减少交叉、强化协调、适应市场、增加服务”的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尽量减少职能的交叉，建立能够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初步的设想是，综合职能部门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不再具体分配农业财政资金、审批涉农项目，主要负责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农业农村投入计划布局的研究，将预算的具体执行、项目的具体审批、项目的组织实施等职能划归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农村运行机制各环节相互脱节的问题，构建相对集中、便于协调、高效灵活的机制配置政府支农资源。通过体制改革和职能的合理配置实现资金整合需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应与本届政府工作阶段性目标和节拍相衔接，应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相一致。
（四）调整支农方式，创新支农机制。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情况下，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也将长期存在，国家财政不仅承担着支持保护“三农”的责任，而且要创造条件和环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切合实际的支农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资金投入“三农”。
及时，是落实政策要求，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按照法定要求和政策要求，保障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重点放在收入增量的调整上。中央财政要这样做，地方财政也要这样做，特别是省、市两级财政。从制度上形成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支持建立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问题长治久安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种粮者积极性、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种粮要有收入，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看，种粮者的经营效益来自种粮的节本增效，主要措施就是科学技术和规模化经营。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因此，围绕品质粮产业振兴工程，对现行支持粮食生产政策作适当调整。一是对粮食直接补贴的规模宜维持目前水平不变，对原来准备实行直接补贴的另外50亿元资金调整用于粮食科技攻关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二是对粮食良种补贴要适当增加资金规模，但要收缩品种和区域范围；三是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的主产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对上述政策的实施要有规模经营的导向。
第三，把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民自主创业、加快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减少农民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除了继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力度，特别是中央财政和省市财政要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力度。财政扶贫资金要提高用于贫困地区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二是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在目前农村消费层次还比较低的情况，要把支持农民自主创业的着眼点放在农村消费市场上，通过把目前支持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资金适当加以整合，以投资、贴息的方式支持农民就地或进城（镇）创业。
第四，以教育和卫生为突破口，支持农村社会发展。在调整基本建设投资和国债使用方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支持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一是真正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政策，不仅要通过检查促落实，而且需要研究采取措施保障落实。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的支持力度，既要考虑“硬件”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软件”的建设。
第五，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分步骤解决突出问题。农村税费改革面临3个方面的问题，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税费改革过程遇到的其他问题、城乡统一税制。解决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要拿钱，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解决。一是加快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力争在3年内完成。二是在近两年着力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和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三是着手研究妥善解决基层机构改革和城乡统一税制问题。
第六，充分利用贴息、税收等手段和投资参股方式，支持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融资。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减少直接补助的比重，逐步改为贴息的方式，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融资扩张。
第七，加强统一立法，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主要是财政支农政策、制度、管理方式要逐步统一，要改变目前各部门各自为阵的做法，通过统一立法，确保用途相同的各种渠道资金能够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重点上。
三农政策论文:农民为什么对三农政策漠不关心
日前，《学习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一些地方的农民对中央一号文件无动于衷，许多地方的农民不知道也不在意其中有什么内容。文章作者说，除了这些农村地方对国家的农村政策缺乏应有的宣传以外，主要是因为地方领导干部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中央的政策，使农民无法抱有希望，所以，当城里人谈“三农”问题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农民自己反而成了局外人。
不管那些“三农”政策是怎么来的，一开始农民听说了肯定是很乐意的，至少这些政策毕竟和他们是有关的。但是，政策里许诺的种种好处怎么也到不了自己身边，时间久了，他们也就懒得关心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都是你们说的。
上述分析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恐怕还应该再深究一下。农民对国家“三农”政策的冷漠，恐怕应该说是农民各方面的权利未能得到保障的结果：怎么这些政策总是从“上边”下来的？凭什么有关农民的政策总要别人“宣传”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凭什么总是“上边”叫人“落实”了，我们才知道政策好还是不好呢？
毫无疑问，即使个别涉农文件有不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环节，但一号文件以及大多数涉农政策法律文件是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调查研究之后制定的，但问题是，如果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农村地区到处都有活跃的民主生活，以致于各级各地所有涉农政策和法律农民都有机会直接或通过代表参与制定的，那么，他们会那么漠不关心吗？
不是吗？在我国的政权机构里，如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都设在城里，通常里边都没有农民身份的人，所有的党政机关的人几乎都是“城里人”。在立法机关中，人大的常委会里当然没有农民身份的人，即使是非常设机构里也很少有农民身份的人，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例，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农村则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而即使当选者是农民身份的人，也多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占农民人口70%的低收入农民的代表，指望这些人民代表代表大多数农民不是很容易的。领导机关设在城市，掌握其中权力的人生活在城市，久而久之，难免要形成作为城市人的利益和立场，而所有涉农文件都是“城里人”制定的，指望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农民的利益恐怕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国家”的农村政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城市的农村政策。农民不关心这样的“农村政策”当然是对的：凭什么要农民关心为城市服务的农村政策呢？而指责农民对“农村政策”漠不关心，当然也是没有道理的。
写到这里，我必须插叙一下本人亲眼所见的一个生动体现农民权利和地位的镜头。2004年6月13日，我参加一个有警车开道的调研组的工作，我们的车队在浙江的一个地方，突然被一群当地农民拦住了。他们可能认为有警车开道就一定有大官在，拼死冲破警察的阻拦冲向我们乘坐的中巴车，有一个农民跑到紧随开道警车的那辆车前边，就跪下来，手里举起折叠起来的一卷打印纸。那显然是他们的“状子”。
立即，不止一个警察上来拖走他。又有几个各自拿着“状子”的农民从各个方向跑过来，有农民干脆把打印好的材料扔向我们的中巴车。前边中巴车上的人下来接受了他们的“状子”。其实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对这次存在着一定风险的告状行动抱有多大希望，他们只能是试试而已。事实上正是如此：一点作用不会有，我们这一行人都不掌握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在古代，老爷的轿子只有很少几顶，而且还差不多顶顶有用，而现在“轿子”实在太多了。
我坐第二辆车上，打开车窗看着这些显然是告状无门的愤怒的农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几千年了，中国农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方式没有变，还是拦领导的轿子，还是跪下来请青天老爷做主……
不是吗？如果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和索取关系，如果农民不仅在农村遇到的都是为城里和乡下的政府服务的专横的乡村干部，除了“要粮（“皇粮”）、要钱（“国税”即农业税，外加各种多如牛毛的收费）、要地（征用农地）”以外基本上什么都不管，农村里本来属于农民自己的公共事务也几乎没有他们置喙的余地；农民如果到了城市，一进城就得交上各种各样的费，而且只能干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脏险苦累活，不仅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还不能保障拿到应得的血汗钱，那么，你要农民怎么去关心城里人的农村政策？
而且，在一些地方，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不关心、不参与，农民参与机制的缺失，又进一步造成了其自身权利的丧失，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农村政权的专断取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更导致了一些官员的腐败，使各种各样的恶政得以施行。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农民作为“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我国一些农村政权之所以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正是他们的权力得不到农民监督和制约的结果。
城市与农村的分隔，使城里的领导者和乡下的农民渐行渐远，感情疏远，情绪抵触，不仅农民对国家的农村政策不关心，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权机关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而对自己能否控制农村社会、凝聚农民也逐渐失去信心，对许多政策能否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感到没有把握，在制定和实施许多甚至包括与农村关系并不密切的重大政策的时候都感到力不从心。或许可以说，城市里的有些领导者正在受到漠视农民权利的政策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还将陆续相继地降临。
当然，还是像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说的：农民的“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像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那样真正把农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真正切实地放下城里人的架子到农村去和农民交朋友、为农民谋利益，承认、尊重和保护农民追求和实现自己各种利益的权利，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去实现和保障农民应有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不是以帮助农民的名义行掠夺农民之实，农民不仅不会对国家的政策冷漠，而一定会成为国家最忠实的支持者。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三农政策论文:解决新阶段三农政策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但由于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虽然长期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缓解了，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下；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在稳定提高，但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改变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一、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一个低谷期。1997-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3.97%，比改革开放以来24年平均值（7.33%）低3.36个百分点。可以说，现在既是建国以来农产品供应最充裕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分析农民收入必须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观察农民收入不能仅看平均数。在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的背后，掩盖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具体到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0-2002年，全国增收总户占56.4%，收入持平农户占1.6%，减收农户占42%。二是要看到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不断恶化。1997-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7.8%，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个百分点，城乡民居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11：1，比1978年的2.51：1扩大0.54，比1983年的1.82：1（改革开放以来低年）扩大1.29，比1997年的2.47：1扩大0.64。三是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但基础并不牢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根本性的、长期的、深层次的因素并没有克服。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基层调查，从政策层面对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根据调查，我们将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增长越来越面临明显的需求约束
这几年中央号召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则是：种啥啥多，卖啥啥贱”。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农业增长开始面临需求约束。从1996-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钱，用于食品的支出只有4分钱，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食品收入需求弹性，其数值只有0.04。现在市场上需求约束不明显的农产品越来越少。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只有30%，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低于50%。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在整体上影响农产品需求的扩张。农业的需求约束除了受长期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影响之外，还受短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近年来大量工人下岗，40%左右的农民收入下降，他们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需求肯定会受到影响。从统计上看，从1998年以来城乡居民对肉类的需求是减少的。农业一旦进入了消费需求约束的阶段，农业政策制定就面临着两大难题：及时个难题是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个难题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潜力也会越来越小。
（二）农民非农就业不足，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程度却只达到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还要低10.3%。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900多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全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我国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2001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份额仍高达50%。及时产业与非农产业人均创造GDP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9：1，扩大到2001年的5.2：1。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关系，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作用领域的扩展，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是，迄今为止，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现在农民外出就业仍面临着不公平的环境，对农民外出就业仍然有很多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外出就业的不合理的行业和工种的限制；二是对农民外出要求的各种证件太多；三是对外出民工的收费过多过滥；四是在一些地区仍存在粗暴对待民工的现象。
（三）农民税负重，农业税收制度不完善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已在全国推开。从试点情况看，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特别是税费改革有利于规范农村分配关系，有利于推进乡村机构改革，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属于试验性质，这项改革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的，没有考虑当年总收入扣除生产耗费后的实际所得，这个常年产量既包括农民销售的商品粮，也包括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等。也就是说，没有把农产品作为商品，而以农产品的产出来计税，从而出现了有的农民种地赔钱还得照章纳税。农业税税率统一为不高于常年产量的7%，附加税率统一为不高于正税的20%，合计为不超过常年产量的8.4%。大多数地方实际执行的税负都是8.4%。无论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农业税率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农民承担的税负相比，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税率都偏高。农村税费改革后征收单一农业税的办法虽然在总体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却会造成税负不公，在减轻非农户和兼业农户负担的同时，加重了纯农户的负担。城镇个体户的增值税有月销售额600-2000元的起征点，工薪阶层所得税也有月收入为800元的免征额。而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无论土地常年产量是多少，是自用还是外销都要纳税，按全额计征，这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四）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体系不健全
这主要体现在：
1、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1996-2000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我国使用了6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1996年-1998年计算基期内年均29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3%，与谈判允许的8.5%（1740亿元）相比，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亿元。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而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在政府农业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直接用于生产环节的补贴很少。1998年以来，政府支农投入中，每年用于粮、棉、油、糖流通的补贴在500-700亿元之间，占政府农业支持总量的30%以上。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害控制、食品安全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或者没有财政立项支持，或者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财政农业支出实行分块管理，部门分割严重，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资金使用效果差。
2、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非常困难。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1978-2000年期间，通过农村信用社农村资金净流出4519.2亿元。农村信用社净流出资金中有一部分以存款准备金、转存银行款的形式流向中央银行，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村资金被农村信用社通过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大量转移。邮政储蓄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只吸收存款，资金转给人民银行，自己不发放贷款。近年来由于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水平过高，为4.131%，高于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1.89%的存款利率，且无任何风险，储蓄规模迅速增加，到2002年12月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7369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农业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其机构网点正逐步从农村收缩，农贷款的增幅趋缓，占比开始下降，业务也日益向城市和工业靠拢。目前，农业贷款仅占农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0%，农业银行支农力度减弱。虽然农村信用社是直接覆盖广大农村、网点众多的正规金融机构，但为农户提供的贷款非常有限。据统计，全国农户贷款面为25%。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重1990年为46.2%，2000年降低到34.2%。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根本无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作为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随着粮棉购销市场化进程加快，粮棉流通领域政策性经营空间缩小，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收购贷款业务量出现大幅下降，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明显弱化。
（五）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格局与我国当前的整体财政分配格局极不适应。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从1994年的485.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亿元，其中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从1994年的286.8亿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亿元。但是，我国财政预算内衣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2000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由基层政府承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只承担补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责任。根据我们对湖北省襄阳县、河南省鄢陵县和江西省泰和县的专题调查，襄阳县1991-2002年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40.7%，其中，乡级财政占到了34.4%，县财政占到了6.3%，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1%。泰和县2000年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9%，县财政占13.3%，乡级财政占到了45.7%，全县教育投入中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正常年份只有20万元左右，从2001年开始有中央下拨的危房改造专款135万元。鄢陵县2000年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县财政占9.2%，乡级财政占到了48.3%，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几乎没有。从三个县的情况看，教育支出约占县级财政支出的50%左右，而在乡镇一级则占75%左右。应当看到，过去随着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在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2002年4月中央又强调指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制的确立，对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2、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很多地区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经济效益较差，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卫生人员。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1991-2000年期间，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了506.71亿元，而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只增加了63.08亿元，仅占12.4%。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必须通过收费弥补服务的成本，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农村中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甚至死灰复燃。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造成新的威胁。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
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明显超过子农民的承受能力。1991年到2001年，农村卫生费用年均增长12.8%。而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仅为7.7%。目前，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3、农村目前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在城镇，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农村目前基本上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重点，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
（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
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农村土地制度不够规范。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够健全。主要是一些地方采用行政手段，直接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搞强制性的土地流转；有的地方在收回农户承包地后，甚至不对农户作任何经济补偿。二是现行土地征用地制度对农民明显不公。现在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现在征地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很尖锐的矛盾。从1987-2001年全国征用耕地2，400万亩，因为征地有3，4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现在地方政府的口号是“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要“以地聚财，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现在国家每征一亩地，铁路、公路给农民的补偿是5，000-8，000元。我们现在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款都没有打足。工商业用地对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2-3万元，发达地区是3-5万元，而且这些钱不是直接补偿给农民本人，征地款到村里之后如何分配又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讲基层政府在80年代是“吃肚皮”，因为当时最富的单位是搞计划生育的，乡一级政府的计划外收入主要靠计划生育罚款。现在则是“吃地皮”。现行的征地制度有三个问题，及时是征地范围过宽，很多征地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比如搞房地产；第二是对农民的补偿太低；第三是对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现在采取“一脚踢”的办法，一次性给予补偿金之后就不再管了。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出现了所谓的“四无农民”，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告状无门”。这种情况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2、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中国现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政府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改造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主要是对农村供销合作社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1995年中央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把供销合作社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发展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统计，目前，全国建立了14万个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包括的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直到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承担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大多数乡村集体组织往往只具备对社区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而明显缺乏对农户提供服务的功能。1995年中央5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把供销合作社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实际情况看，尽管供销社在探索“民办”体制方面行了探索，但由于历史包袱太重、人员过多、管理不善、机制不活等各个方面的原因，供销社无法参与市场竞争，经营萎缩，亏损严重，在农村流通领域的主渠道作用已基本丧失。目前，相当一部分基层供销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为农民服务的能力。在体制上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和团体。建立农民协会的设想虽然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3、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国有粮食企业政企不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不分、储备和经营不分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我国粮食的统一市场还未形成；国家贮备粮功能定位不明确，储备规模过大，成本过高，时效性差；粮食部门冗员负担重，亏损挂帐数额巨大，难以消化。
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中央的思路越来越明确。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1999年中央提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0年又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的郑重保障。党的十六报告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新的发展观，这就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2000年至今，粮食已连续4年产不足需。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能要跌至8800亿斤至8900亿斤。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应清醒看到，如果今后粮食继续减产，粮食产需缺口在现有水平上继续扩大，就可能出现粮食供求偏紧的局面。从中长期看，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城市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将是偏紧的。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确保粮食安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粮食问题从总体上要主要依靠自己解决，自给自足或依赖他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今后几年粮食政策应由过去几年适当控制粮食产量转向促进粮食产量的合理回升，以保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要把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必须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侵占。要积极研究和推广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同时，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率。要强化粮食增产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应主要体现在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和保护上。现有的各种国家支持农业的投资要向主产区倾斜。而且，要进一步研究开辟支持主产区的新的专门资金来源渠道。
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研究扩大农产品需求问题。扩大需求主要是两个问题：及时是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没有中间需求，没有农产品加工业的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很困难的；第二是扩大出口。农产品出口对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较大的问题是技术壁垒。要尽快解决出口农产品质量不高，加工程度低，相关政策支持和服务不够问题，着力提高出口竞争力，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力争使农产品出口上一个新台阶。
（二）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要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要继续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服务业。农民过去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流动的活性，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具有活性，能够自由流动。要取消针对农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公平对待民工。各级政府要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取消专对农民工设置的各种不合理的证件，清理各种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要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现在中国流动人口有1.4亿左右，有些人已经在城市居住了很多年，但仍然不能融入到城市中。要完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而且，应当将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大中城市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允许外来人口按职业或者居住地入户。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后，在住房、参军、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的，在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前，可继续保留土地承包权，并可享受原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允许农民自主进城定居，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在户口失去特殊福利含义的条件下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权利。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的发展。
（三）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创造条件建立统一的城乡税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就粮食生产而言，农民从中获得的利润是微小的，甚至是无利可图的。税费改革后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样高的税率，几乎抽走了粮食生产的全部剩余。也就是说，小规模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无税可征。在农业税的税基中，包括下农民的口粮、农民的医疗支出等，对农民用于基本生存的收入征税是不合理的。这说明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明显不公。“以税惠农”的办法最能保障农民直接受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在生产环节向农民征税，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城乡统一税制，对农业不单独收税。现在正在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税制进行的改良。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所要达到的目标还不是最终目标。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体系，可以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农业特产税的总额已不足我国目前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在近年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应该说，除少数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中央已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考虑到一下取消农业税对财政影响大，可由中央统一确定分期减征幅度，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比如，可将农业税税率每年递减，力争及早实现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目标。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应该有纳税义务，取消对农民单独征税的税种后，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相应的税收系统。可以对农民征收所得税。由于个人所得税设置了免征额，可以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只有规模化经营的有收入所得的农业生产者才承担税负。取消农业税后，还可以把农产品税纳入增值税体系。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关键是要增加投入总量，并优化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结构。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要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转变补贴方式。要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要将主要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如粮食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要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将县以下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近年来，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农业银行支农力度减弱，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弱化，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非常困难，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比较大，农村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中的突出问题，必须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解决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水平较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通过加强对金融中介的监管，放松利率管制等，创造一个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利环境：三是重新对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此外要从农村实际出发，研究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其他途径和办法。
（五）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
长期以来，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解决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持问题，必须逐步增加对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
目前，98%的县已经将农村教师工资发放上收到县，最近两年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去年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到了78.2%，中央财政的投入占到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的28%。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由于过去欠帐多，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问题、大量危房问题、教育负债问题等。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学的社会收益率是较高的。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将钱投在补贴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上，效果会更好。1907年日本就实行了6年的免费义务教育，1947年又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优先发展教育100年前就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这是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最近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文件提出争取2007年农村困难家庭享受“两免一补”。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今后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方面走的更快些。实现这一目标，要求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
中央已明确要求今后中央及地方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这是从增量角度增加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要举措。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实践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不可能缩小。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一是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界定责任；二是要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卫生资源，三是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是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在农村地区，近60%的门诊服务消费是由村卫生室或私人诊所提供的。仅有四分之一是由乡镇卫生院提供，而其他的14%由县级和市级医院提供。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村卫生室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预防保健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等职能，但目前对村级卫生机构几乎没有财政支持。要对乡卫生院重新定位，并增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卫生室的支持。
中国农村人口多，政府财力有限，短期内难以在农村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而对广大农民来说，疾病威胁主要是重大疾病，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发展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是适应农民要求的。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大病统筹互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自愿原则。完
善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条件成熟的农村地区，也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原则，坚持地区差异原则，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优先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探索加快建立农村低生活保障制度。低生活保障是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重视农民低生活保障的建立。可以先从经济发达地区起步，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坚持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要把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农民工社会保障应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工伤保险制度是几乎所有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障项目，工伤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予以确立。国务院2003年4月27日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扩大了保障范围，将农民工包括在内，这个《条例》的实施，将使得农民工和城市企业职工在工伤保险面前不再有差别。对于已经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工作、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可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
（六）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无论农村的组织和制度怎样创新，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是基础，要依法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农民失地失业是将来中国社会稳定的较大威胁。我们的政策就是要让农民保留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承包权流转要建立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下，在承包期内，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直接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重新进行土地发包。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充分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长期性。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既要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更要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要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革征地补偿方式，积极引导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目前世界大多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将土地市场价值作为征地补偿依据，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征地补偿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比如，货币、就业安置、社会保险、企业股份等。在公共利益之外的非公益性用地，不再动用国家征地权力，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地转用年度计划的控制下，改为征购。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除国家非盈利性公益事业用地先征为国有外，其它类型的土地都应允许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进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
积极引导农民走向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是改革以来的一项基本政策。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要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供销社的改革，不应再过多地强调恢复其合作制的性质，而应该从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的推进。探索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促进粮食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要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把政策性经营和商业性经营的机构、经费和业务分开，国有粮食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实行公平竞争。要加快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要粮食放开经营后，一定的价格波动是必然现象，当粮价下跌时，会给生产者带来风险。为了保护粮食生产和粮农利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放开收购市场、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与保护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利益的关系，要对农民给予直接补贴，而且要尽可能提高粮食风险基金中用于直接补贴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比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下小额农贷探讨论文
摘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尤其是针对农民贷款难这一难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扶持措施，通过对湖北省松滋市农行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调查研究，发现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推广农户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关键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状；创新；成效
1对小额农贷的现状分析
为了响应国家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口号而采取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方案已开展多年，实践证明这一重要措施在推进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的发展还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同步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小额农贷的发放有局限性，信息在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对称。我国的小额农贷是借鉴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小额贷款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部分金融机构将小额农贷看做是单纯的政治性、政策性的扶贫手段，而不是经营性的主营业务，因此缺乏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激励只是被动的发放贷款，同时，其授信额度有限不能满足有偿还能力的种养殖大户，从而导致了农户“想借而借不到”；另一方面，由于贷款程序日益规范化、手续严格化，而由农民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所带来的繁重的工作量也促使了“农贷难”的产生。
(2)小额农贷比较效益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基层网点的撤退，导致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而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盈利性也促使其将经营重点转向城市，除了农行以外的各商业银行几乎都逐步从农村市场一一撤出，存款的分流也就致使了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不足，即所谓的没有“造血”反而“失血”，于是，农信社就挑起了为农村市场提供资金的大梁，也获得了垄断地位。正如农民们对银行的看法“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活跃，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的行为，使得农民所背重担不断增加。
(3)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着风险隐患。一是自然风险，小额农贷承载的主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经营好坏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这就带来不可避免的信贷资金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小额农贷只是分散了贷款对象，但在同一地区由于生产经营环境相似，不排除众多农户集中种植、养殖相同产品，这样会引起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而带来风险；三是管理风险，因为小额农贷面临的事广大农村市场，而信贷人手有限，由此带来了信贷管理与信贷规模的扩大所要求的防范风险间的缺口；四是信用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人员无法得到所贷资金真正的用途，使得信贷资金的风险高度集中，债务链的脆弱导致一旦断裂和遭到破坏就会失去对贷款偿还的约束力。
(4)农户贷款担保抵押难。我国担保法规定更低、宅基地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由于抵押物的缺乏和专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机构的不完善，使得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
2关于农行松滋市支行针对小额农贷采取的措施与创新
秉承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行“面向三农、服务县域”的要求，松滋农行以此为思想根源，在分析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以及农村的市场现状以后，针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制订了系列方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采取积极措施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改善，使得农行松滋支行从2008年起连续6个季度综合考核居荆州市及时。在2009年上半年中，农行松滋支行贷款净投2亿，其中小额农贷4300万元，发放惠农卡2.3万张，卡存款净增1200万元，累计授信3035户，授信额6900万元，用信1637户，用信额4300万元，均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共培植农村市场VIP客户1030户，共营销贷记卡1210张，个人网银3110个，企业网银19个，转帐电话790部，POS机282部，借记卡35400张，贵宾卡960张，短信通6230户，电话银行9400户，手机银行420户，第三方存管195户，福彩无纸化投注业务630户。
在区域特色上，确立了“4+8”三农产品板块经济格局，四大板块即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城市基础建设、成长性中小企业、品质个人类私营业主为重点的核心资产业务，和以农村种养殖集群板块、牲猪养殖集群板块、松滋鸡养殖集群板块、农资生产资料集群板块、饲料经销商集群板块、农机经销商集群板块、水果花卉林产品集群板块、外出务工集群板块等八大精品板块小额农贷为重点构筑三农板块格局。
在业务经营方式上，一是加强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二是创新担保方式，在突出抵押担保以外，积极探索担保公司担保、保险介入、政府部门建立风险基金等多种形式；三是创新激励机制，实行“内外激励相结合”；四是创新产品，根据客户特点，梳理并整合现有产品，扩大成熟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五是创新服务，与地方党政部门和客户有效地搭建沟通与合作平台。公务员之家
在风险防范上，一是要求信息员作为联保小组成员，与农行签订贷款偿还责任状，在农户不能还款时由其负责；二是与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全额覆盖小额农贷；三是与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摊风险；四是让保险公司介入贷款和农户保险。
3结语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三农”市场定位，扩大“三农”服务覆盖面，缓解农民贷款难，农行在2008年4月试点推出了银行借记卡的新产品——金穗惠农卡，并于2009年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推广方式，将惠农卡普及至了全国农村市场，计划新发惠农卡2300万张，激活率达95%以上，授信率不低于农户有效信贷需求的30%，授信户数达350万户以上，用信额达500亿元。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发行惠农卡1亿张，覆盖全国50%左右的农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行新增了小额农贷340亿元，占全行个人贷款总量的25%，相当于去年全年总增量的七倍，创农行商业化改革后的历史之最。
在今年7月14日，农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华安财产保险、通保保险经纪公司三家公司合作，引入财产保险公司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家庭财产保险综合产品。这三款产品不仅能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也为农户本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保障，这是保险业务与三农业务首次合作的产物，也是农行总行与保险公司总层面发起的首次合作。
与此同时，农行也在风险控制上设定了底线，设定到2011年涉农贷款不良率必须控制在5%以内，近两年新发放的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三农金融部贷款拨备覆盖率三年内要达到130%。随着农行股改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风控部门的成立，系统的风险控制能力也逐渐在增强。
可以看出，小额农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略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不断加以改善和完善，使小额农贷这个积极求索的漫长过程发挥其对“三农”的较大功效。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缓解论文
摘要: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成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财产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等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体制的。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障政策的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盲目照搬，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综述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进步和农民素质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及时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三农政策论文:中国三农政策改革的新动力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日渐提升高度,但在大多数人心中,1956年总理宣布的追求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仍然挥之不去,但按照苏俄模式的农业现代化,或者九十年代学习过的美国模式,也并不是可以追求的目标。
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下,世界农业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是指发展现代农业的三种模式与道路。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的,不超过十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一片广袤的原野上,大拖拉机开过去,一切就解决了,这种模式只适合殖民时代留下的一个空前宽松的资源条件的国家,它适合福特主义的大生产逻辑,并且被美国引领着。这种规模经济当然令人羡慕,但意味着整个殖民化过程得再来一遍。
被大家视为楷模的是第二类欧盟农业。欧盟农业至今是典型的现代化市民农业,60%以上欧盟国家的农场主早已不是农民,而是市民,是中产阶级中下收入者、小书店老板、中小学教员、政府小公务员,这部分人因无力进入高端的资产市场,于是走向了低端的农业,这也是欧洲今天成为世界绿色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基础。因为这部分人很多是高学历,很多有精神追求:那是我休闲度假之地,也是我告别都市喧嚣之后陶冶心性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欧洲近些年来的绿色主义运动,因此导致欧洲国家农业上的贸易壁垒。这种农业不可能靠机械化,这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韩模式,其实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没有被彻底地用欧洲的、非洲的方式殖民化过,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种农业一定资源高度短缺,例如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人口。如按照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那不意味着离开地球?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一定不可以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思想、同一个理论体系来指导。而且,大家不要盲目崇拜美国模式。有人会说,美国只有2.7%的人是农业人口,但事实不是,美国农场主的耕地上可能一家人雇着三四十个农工,从墨西哥来打工的。农工会算为当地农民吗?不算,那只是季节工,不算农民人口,因此美国只算农场主人口,然后拿来跟中国农民比,这样比出中国农民多么落后,合理吗?然后还说中国的农民一定要改成专业化。但看看欧盟,农场规模比中国大几十倍,它专业化了吗?也没有。
中国应该要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但他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说怎么让农民增收?一定是让农民能进入所有领域,给足够的优惠。为什么日、韩95%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非农业,而这又来源于政府允许农村合作社以低成本、低门槛经营,并把农村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饭店、房地产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税,才导致95%以上农民进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农的可能产生的收益都让给农民,农民才能保障有足够的、非农业人口买得起的粮食。我们都知道粮食安全不是私人问题,但从事农业的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没有跟市民、工人、公务员一样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就会是私人问题?他们凭什么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大规模的公共投入,这才合理地形成农村相对稳定以及粮食安全,而不是靠学习西方的机械化、产业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社会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会加大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把一个城市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照搬到乡土社会,就发生了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毛病。东亚属于典型的小农村设置经济,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讲皇权不下乡,并不是皇帝老儿不想管到农民家的炕头上,而是成本太高,因为农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国要发展农业,还必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完成乡村治理结构建设,但这不是搬一个现代制度来就能完成,必须根据中国农村的国情与经济形态才能解决。(摘自《中国改革》)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影响探析
摘 要 “三农”政策是当前我国较为重要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之一，这一政策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是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入农村市场，同时这些资源在农村市场中的配置存在着严重不均衡的现象，这种现象便是农村金融的“逆向配置”。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逆向配置的影响，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 “三农”政策 农村金融资源 逆向配置
一、“三农”政策及农村金融资源理论概述
（一）“三农”政策的发展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在“三农”问题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近年来政府在这一政策的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金融资源的构成
农村金融资源一般来说指的是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所有资源。广义上农村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管理资源、人力资源等等，狭义上仅仅指与金融相关的货币和资本。一般来说，人们所说的是狭义的农村金融资源。
（三）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
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及时，政府渠道。第二，金融渠道。第三，价格渠道。
金融渠道流出主要是存款流出、贷款流出、存贷款差流出和邮政储蓄流出等方式。金融资源在金融渠道的流出在农村相当普遍，很多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也是推动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价格渠道的流出往往在无形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资金化使用，而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让价格渠道流出金融资源这一现象愈来愈严重。工农产品的价格差异是金融资源流出的主要形式，农村生产资料的原料上涨幅度超过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反向流动让农村金融资源流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发展资源缺乏资金。
二、“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
“三农”政策的推出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的现象，这一积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等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三农”政策的主要投入是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方面，这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切实缓解了“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加快了扶贫攻坚和同步小康进程。
农村金融机构地域风险能力加强。2004年“三农”政策推出之前，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高达28.1%，资本充足率为负。“三农”政策推出的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村信用社逐渐开始盈利，截至2014年低，不良贷款率3.1%，比政策推广前下降2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8.99%。这和“三农”政策的推出有很大的关系。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建设、网点建设和服务逐步开始，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助终端电子机具，如POS机、ATM机也在农村普及开来，依托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构建了覆盖县、乡、村，联通各村之间的服务网点也逐渐建立起来。
三、对农村金融资源优化的建议
（一）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
农村金融资源的根基在“三农”、定位在“三农”、优势也在“三农”，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居民、服务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在深化改革中把强化内控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作为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内部控制的能力，提高控制风险的水平。
（二）建设特色鲜明的农村金融文化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好坏是由农村金融企业决定，而企业的竞争中文化的竞争相当重要。农村金融企业必须找准自己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找准符合自身实际的有效载体，以“诚者信合”企业文化让自身“做优做强”。企业在培育自身文化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鲜明的个性。这个特色和个性还必须从本企业自身出发，借鉴一些做得好的企业文化，精心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不能脱离本企业的自身实际。
（三）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
尽管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农村金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农村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还是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经济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为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要实现金融产品创新，而且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围绕农村居民的切身需求，在保障安全和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地开发出一些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要求，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就要建立业务素质较高、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及时，在选用人员方面，必须严格把关，尽量招收高学历人才。第二，领导的选聘应该通过考试及业绩等竞争方式上岗，加强约束机制。第三，农村金融机构要不断地推出新的激励模式，以带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员工不断进行创新，坚持效益、责任、风险和利益的一致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四、结语
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当前“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影响主要是好的方面，“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投入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并且，“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影响不仅仅是促进其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农村金融的配置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重要的。倘若“三农”政策只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方面的投入而不提高农村金融的配置效率，将会严重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四川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