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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管理的论文
1.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情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障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障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较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障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三亚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1.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情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障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障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较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障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作者：郭志峰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多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传播儿童文学论文
一、大众传媒推动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开始推动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实现了儿童文学由纸质媒介向动漫、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转型。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刊物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但电子媒介又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渠道，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在这之前，儿童文学主要通过插图和连环画等图像形式丰富自身的传播渠道，这对受众儿童来说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文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图像只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或说明，而且在呈现方式上也较为平面和单一。有了电子媒介后，通过广播有了听觉上的享受；视觉上，无论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设有儿童频道，即便是综合频道，也会根据儿童24小时生活的流程安排儿童节目时间。这些儿童节目无疑是传媒的一个缩影。以中国之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广播”为例，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着国内外儿童文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大一部分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已经不止停留在儿童文学呈现的形式上。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就其性质而言，跟其经营目标、宣传目标和公共性与公益性密切相关，因而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必须面对市场，其中包含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层面。
二、新媒介时代下儿童文学传播的转变
近年来，新媒介的飞速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媒介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涉及的领域宽广，但无疑网络技术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步入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语境。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兴起，受众的选择不再单一化，进而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通过网络等新媒介把纸质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电子化处理，用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受众的获取方式从而变得更为快捷、简易，即在网上便可阅读或下载。对儿童文学的不同呈现形式也是新媒介传播有别于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新媒介传播更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在一个虚拟、巨大的平台上，传播者即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来实现与读者互动。眼下最为流行的非微博莫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开通了博客及微博，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网站以及论坛也成了互动阵地，如“中国儿童文学网”、“小飞鱼儿童文学网”、“太阳鸟儿童文学沙龙”、“纯真年代论坛”等。相对于大众传媒平台对儿童文学的传播，网络平台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网络儿童文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通过传统纸质儿童文学的电子转化，儿童文学的传播进入更多元共享的广阔传播空间。电子阅读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通过网络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而且“各类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机构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网站、网页各类出版信息、图书资讯，促进创作、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当下，对于儿童文学传播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京东商城、当当网、网、灯光网站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阵地，很多儿童文学的销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说，儿童文学是净化儿童身心、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高度繁荣，儿童文学传播滞障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越来越少，传播环境越来越差，导致当下儿童“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匮乏，理论界甚至传出儿童文学即将消逝的声音。如何改善儿童文学传播环境，为新媒体环境下的“花朵们”提供更多更的儿童文学作品，改善“祖国未来”的精神“营养”，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关怀的一个命题。
三、儿童文学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
以往，传播儿童文学主要以书籍、杂志、报纸等形式出现，随着媒介的发展，儿童文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当下的儿童文学在媒介时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首先，儿童文学实现了跨媒介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的影视化不仅优化了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更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调查者曾挑选了100部中外文学名著。结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从电视、电影、广播、戏剧等非文字传播渠道了解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视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视、戏剧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的主导优势已不在，而影视等媒介形态更受青睐。尽管纸质媒介的儿童文学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使儿童文学的传播就此止步，更多的传播者或传播组织积极应对，力求为儿童文学寻求生存路径，以在市场上打开儿童文学的突破口。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更进一步促进了儿童文学书籍的热销。纵观当下市场，可以说每一部由儿童文学改编成的电影都有着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爱丽丝漫游奇境》等，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价值观的打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影片热映后带动了相应的儿童文学畅销，甚至各网站、各书店一时出现了缺货、补货现象。目前，在一系列网站上其销售总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国家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动漫及动画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国的《神笔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长发公主》。在西方，则更偏向以童话及其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影视创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白雪公主与猎人》以及同样由童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童话镇》。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渐渐失落，并向着成人化发展。儿童文学影视终究逃离不了商业市场，它需要更多的受众。
“所谓儿童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欣赏的文学”，这是对儿童文学最早的定义。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影视的主题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儿童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爱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韩剧《秘密花园》和《清潭洞爱丽丝》中，都对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了改编：带领爱丽丝进入树洞的怀表兔子在电视剧中变为引领女主角进入富人区的一个工具；《白雪公主与猎人》里充满欢乐的森林变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个电影围绕复仇、战争展开。再看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化。如今，儿童文学的受众不仅仅只限于儿童，更多的成人也成为受众之一。但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影视成人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在传媒时代下，儿童文学产业拓宽了其传播范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缩小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空距离。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语言进行传播，广范围的传播需花较长时间，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之后，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缩小，传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儿童文学传播而言，偏远地区的小孩也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读物，看到喜欢的动画片；有条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带小孩出门也能观赏到儿童文学影片。当然，儿童文学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在中国，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也是家喻户晓，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时代广场的蟋蟀》等。同时，儿童文学电影的改编也有了国界的跨越，宫崎骏的动漫《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诺顿《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迪士尼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最近很火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国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电子传媒改变了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时空带来的传播局限，让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有无阅读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种信息。，儿童文学相关产业传播不再使用单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过媒介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然可以声像文字并茂，但人却不能用它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关于媒介融合，人们最初的定位是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而当下多媒体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丰富多样且将传播功能融于一个系统。根据近期的定义，“所谓多媒体，指的是使用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将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连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并提供给用户的双向信息系统”。可以说，媒介的融合对儿童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更为深远。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儿童文学传播不得不呈现向数字化整合的趋势，可以在各种不同媒介形态下轻松实现转换，从而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在这一新语境下，儿童文学传播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面对不断扩张的传媒，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媒介形式，而应以理性、开放的姿态直面媒介对儿童文学带来的危机，利用媒介这一平台，转危机为机遇，扩大儿童文学的影响力、传播范围，进一步推动儿童文学发展。
作者：杨勤文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制作艺术论文
一、重复关键词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20的新闻说，西班牙农业、食品、环境部和卫生部报告称，该国189种牛肉的产品样品送检结果显示有4％含有马肉DNA。这个标题使用了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变异形式，既形象恰切又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含义。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通常只是片言只语，但由于它居于新闻文本的显著位置，因而是大众了解新闻的窗口。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要想收到效果，就得讲求标题的修辞艺术。这种修辞艺术，即关乎“形而上”的理论，又涉及“形而下”的技巧，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才能制作出好的标题来。同时，了解大众传媒新闻的特点所在有助于媒体人创新或变异修辞艺术，从而获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作者：李海宏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英语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英语水平的现况
现在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全国招生，生源面较广，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来自开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相对较好，而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薄弱。而且由于高中的教育模式，尽管很多学生的英语应试成绩很高，但英语的运用能力较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等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因为考上大学了，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或是看重专业课程，而忽视了英语的学习，英语往往成了大学生的学习摆设，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靠的是高中的英语基础得以通过，而一旦英语考级通过，就很少在学习。但也有很多高校学生，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完善，以及教学理念的新颖，学生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通过互联网交流、学习。
二、大众传媒对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改变了大学英语教育模式。以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下为主体，主要是“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采用听、记、模仿发音的学习方式，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课堂以后，这种单向性的学习模式被打破了，大众传媒方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等，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体现，致使教学与学习的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教师也不再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师生之间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交流，相互探讨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得到不断地曾强。而在传媒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讨论中去，形成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大众传媒还打破了地区间教学水平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受地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学英语教育一直被重视，获取的信息资源较新、较快，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就可以共享英语学习信息资源、搭建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教学课件共享、网络教学与授课，将更好的教学资源以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播。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大众传媒更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内容。英语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介绍，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重视，摘选、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价，使得英语的学习，不仅是一门文化的学习，更是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下，引用一些重要实事讲话、文学赏析、经典歌曲、电影等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加生动、深刻的学习与掌握英语。就大学生而言，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方式，也随着大众传媒由传统媒体转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导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大学生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收听英语国家的电影、电视及时事新闻等，及时、地获取英语国家的信息，拉近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距离，提升了英语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寻找学习资源，了解英语文化内容。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大学英语的学习方式多样化。
三、在大众传媒背景下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资源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存在，使教育资源公开分享，这可以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走向国家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技术及时地宣传和传播英语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比较与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大学英语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大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了解的加深，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大学课堂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了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由此，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英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加促进其市场化。
四、结束语
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冲击，必然促进了大学英语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使教学方式更多丰富多彩。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仅仅一门文化必修课，更是一种文化素养的熏陶。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育，引领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作者：赵媛媛 王琛 单位：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河北劳动关系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
(一)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
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求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血与肉的联系，使得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具备了其他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舆论组织。二是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功能能转移公众的群体意识，并对公众关注的政治热点进行引导、转移或化解。三是大众传媒的交往互动功能使信息得到反馈，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主客体的良性互动。四是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功能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情感上得到满足，使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得到净化。
(二)具有突出的民主特色
具有充分的民主性是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一大特点。其较高准则是让群众满意。要让群众满意就必须从基层出发、发扬民主性，同时还必须要成为群众与社会热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行民主管理的过程，其所坚持的原则是为民服务制，群众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权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而传媒组织应该经常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采集并研究，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社会凝聚力得到强化。
(三)拥有比较固定的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只靠空口说教，必须通过载体，利用多种多样的教育阵地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进行宣传。相对而言，大众传媒拥有一套独立的宣传阵地与活动场所，如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等，这让大众传媒更加容易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活的需要，让大众传媒有足够的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从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更好的渗透到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载体中去，进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加强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落到实处
大众传媒工作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就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机制，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与“十二五”战略规划齐头并进。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群众思想观念也随之与时俱进，传媒人员要对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并坚持继续深化认识、坚决贯彻。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作风，与时俱进，要分析问题、推陈纳新、由虚变实，必须要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他们还需要什么。不能在沿袭以前的那种系统性的务虚、脱离低级趣味活动的教育工作，应该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还应该增加与新文化、新娱乐、新焦点活动的教育，特别是那种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细化
注重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使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是近期提出十七届五中全会焦点。因此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需要细化工作，注重针对性，做到统筹兼顾。首先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好的调查，发现民众在思想道德上所存在的弊端。其次是要注意分层，人民大众不管是在思想高度还是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的层次，所以应细心的分层观察，辨析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三是是要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如解决社会纠纷时，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对群众的帮助
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在“帮”上多下功夫。不能只局限于周边仅能接触到的事物，务必对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情况都要进行了解，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形势教育，引导群众从社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把群众心声作为及时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及时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及时考虑，利用传媒这个载体使普通大众在思想政治方面相互自学，相互评判，在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引导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活”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工作形式不能够过于死板，要多利用现在有传媒的各种科学手段与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进行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情操，逐步的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会让群众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这些形式也是最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起到较好的帮助或辅助作用。
三、结语
总之，把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连，能使群众在心理上乐于接受，使之认同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拨正自己不良意见，进而营造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环境氛围。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对于大众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浅议论文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信息大众传媒传播现状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较大特点是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品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公务员之家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性。农产品信息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对策分析论文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传播大众传媒理论困境
摘要：从新闻传播的规律角度分析，传媒在传播风险时面临着理论困境，即新闻（预测性报道、新闻策划）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传媒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近期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公务员之家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及时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多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艺术品市场的关系探索论文
摘要：通过对当前艺术品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大众媒体对引导、规范、监督和守护艺术品市场朝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市场必须注意到媒体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大众传媒艺术品市场积极与消极作用
马克思曾形象地借喻：“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当今社会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之实，依据马克思所言，当艺术商品实现价值的惊险跳跃时，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所有者即艺术家。然而艺术家是市场的中心，没有了艺术家哪有艺术品市场？众所周知，艺术家是艺术品市场成功的中坚力量，艺术经营者是帮助艺术家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以及保障其有序发展所起的引导、教育、监督与规范作用。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t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较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公务员之家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党内民主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就党内民主建构及时次明确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的权力构架，继而以党内民主的示范来推进和带动人民民主。本文认为，构建党内民主，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权力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而能够转变成为党内民主构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惟有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显的主要是舆论监督功能和保障党员知情权功能。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三分；大众传媒
党内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可以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1]。有学者解释：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时间关系而言，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2]《求是》杂志2003年发表甄小英、李清华文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3]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党内民主先行、再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路径。
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及时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权力三分（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原则，重点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障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今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忽视大众传媒而单纯地谈论“权力三分”显然是偏颇的。那么，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前任务是以“权力三分”为原则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之后，大众传媒在新的党内民主权力框架下的地位如何？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努力过程中，大众传媒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一、大众传媒是否可以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大众传媒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在西方民主社会，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媒介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媒介权力不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隶属。正是在这样的权利关系结构中，媒介权力保持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旦政治权力的行使妨碍或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大众传媒就有权力发挥舆论的力量，最终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美国的“水门事件”，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式民主的“神话”，也可视为媒介权力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隶属的关系，大众传媒一直被置于党（政）权力的控制之下，一直未能构成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力量。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隶属关系结构。那么，在当前着力构建党内民主的新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反思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呢？
有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殊现实，我们当前所选择的党内民主的建设路径，其较大的特殊性体现在民主建设的“党内”限定，因而，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也不同于中国民主发展最终所追求实现的人民民主。由此，在考虑大众传媒的地位的时候，也自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第四权力”的存在。但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大众传媒能否作为党内“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之外的“第四权力”的地位存在呢？也就是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大众传媒所行使的媒介权力能否和行使决策权力的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行使监督权力的机构并列建构，不再是三权中任何一种权力的隶属，而是可以作为党内三权之外的一种力量，作为普通党员的代言人，代为行使普通党员的权利，从而作为一种党内的独立力量，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呢？
在我看来，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民主建设“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力量，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作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是党内力量的一部分，不会一步到位地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会变成一种有可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的党外力量。
其次，当前构建党内民主，是作为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因而党内民主不同于人民民主的特殊性必须明确。而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的一部分，作为党内“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也正好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独特性相适应。
再次，将大众传媒视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将可在党内形成有效舆论监督，从而成为党内监督的一部分，对于约束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腐败，将无疑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舆论监督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这样看来，构建党内民主，在“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框架下，必须改变媒介权力隶属于党（政）权力的结构关系，必须改变将大众传媒视为“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旧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那么，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呢？
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既有定位于财经、体育、娱乐等领域的专业性媒体，也有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的都市类媒体，更有依然作为各级党委机关的宣传机构的党的媒体。不同的媒体，其功能定位不一，受众定位有别，因而媒体风格也呈多样形态。比较而言，能够拥有党内民主框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将主要是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或者说，在党内民主建构中，党的媒体的角色承当将是义不容辞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秀贵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7300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20%。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总体上远比其他人群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程度要高得多的事实。而且，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的纪律。因此，率先实行党本身的改革，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条件要有利得多，困难、阻力乃至风险也会小得多。”[4]依此逻辑，那么，党的媒体在党内民主的建构中，比较其他媒体也将会有以下优势。
首先是党的媒体的党性优势。在坚持党的较高纲领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水平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党的媒体的优势都是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所无以匹敌的，因而更适宜于党内民主的建构。
其次是党的媒体人才资源优势。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原因使得一大批的媒体人才聚集于党的媒体，尽管这几年出现了一部分人才流失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党的媒体采编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与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媒体经验。
再次是党报的媒体的经验优势。党的媒体，特别是党报媒体，曾经在党的民主建设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譬如，《人民日报》等各级党委机关报就曾几次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其他党的媒体之外的大众传媒所不具备的，也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宝贵财富。
是党的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的媒体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的记者，党报记者在党和政府的新闻采访中能得到更多的便利，拥有更多的性消息来源，因而他们的报道也更具优势。体制因素对传统党的媒体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在现阶段是一种独有优势。
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构架下，将各级党的媒体在功能上不再仅仅定位于宣传工具，而进一步明确定位于党内权力一部分的“权力三分”构架下的“第四权力”，致力于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内民主功能，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将各级党的媒体的受众定位于党内成员，不再去和都市类媒体争夺一般社会受众。有此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有党的媒体所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不应该再有党的媒体“边缘化”[5]的质疑和担心。
倘若我们固步自封，继续固守党的媒体宣传工具的功能定位，不能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革新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那么党的媒体就难免会有落后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危险。
三、党内民主构架下的党的媒体应发挥什么样的民主功能？
汪孝杰认为：党报“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还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联系功能、监视功能、组织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党报的政治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传达政令，促使政令畅通；二是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6]这样的对于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显然是就党的媒体的一般逻辑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定位，但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媒体的功能发挥也将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譬如，党的媒体的“喉舌”功能定位，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倘若将党的媒体置于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权力构架中，置于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承当中，党的媒体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功能呢？
在我看来，考虑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历史任务，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现的主要是两大党内民主功能的发挥和承当。
1.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重点就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易生腐败的问题。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防治腐败，除了实施分权，将权力进行三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舆论监督将无疑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涉及“舆论监督”的论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无疑，中共中央于2004年1月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现实任务，将是理解和把握党的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新内涵的重要依据。
首先，《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样的党内监督的对象无疑也将是党的媒体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实际上是将党的权力的行使置于可监督的约束之下，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次，《条例》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并提出“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由此，舆论监督被定位于党内监督“合力”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再次，《条例》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主要承当者是“新闻媒体”，而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框架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新闻媒体”也将主要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党的媒体。
，《人民日报》2004年2月18日《条例》颁布所发表的题为“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的“社论”中提出：“要把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的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加强党员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党的媒体的舆论监督体现的是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因而，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逻辑，那么，舆论监督也应当是先党内党员舆论监督后党外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逻辑，以党内舆论监督示范和带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以提高舆论监督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实效。
2.保障党员知情权的功能
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当然是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追求目标而言的，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的人民民主建设路径，那么，当前的党内民主建设，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党员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四权”当中，党员的知情权则是所有其他权力的基础，没有知情权的满足，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情权是其他各项权利的先决条件，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最重要方面。”[7]知情权也是现代民主的最根本要求，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基础。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无疑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方。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将权力的行使为人民、首先是党员的知情，防止权力运行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使权力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当前，作为反腐败的一项举措，我国的一些权力部门虽有一些政务公开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缺乏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和实践上可操作的程序，一些权力的行使者依然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残余，将其所垄断的信息作为一种权力，因而，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保障。
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党员的知情权就无疑将被置于保障的优先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不仅需要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性法规以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保密事项的具体界定，而且需要党的媒体的积极介入，及时地报道和提供政府信息。党的媒体还不仅是党员知晓权力运行的信息的管道，还是党员群体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公意表达的舞台。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党员个体不可能对结构庞大的公共权力组织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党的媒体也将承担着党员权利的代言人的角色，以一种组织的力量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如果我们今日发展党内民主，忽视党的媒体的作用和功能发挥，那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反腐良方也将难见真正实效。
大众传媒论文:我国大众传媒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娱乐化低俗化窥秘化虚假化导向
论文摘要：近年来部分大众传媒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规范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应该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战略。该战略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是高瞻远瞩的。
在推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握与规范大众传媒的作用，确立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学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学会利用前辈们积累的社会经验。掌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在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企业、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阅读、独自参观博物馆等等）的方式来实现。大众信息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了解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更成为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手段引入到大众传媒的改革中，“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灵感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传媒产业的理念，包括规模经济、传媒集团、市场细分、资本经营等。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和传媒改革的重要构成，而且，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后置式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创新实践、打击违规行为之后，也开始呈现基于这种市场导向的话语而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和态势”。［2］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独立承包、自负盈亏、经济效益等成为大众传媒转型中的一些关键词。大众传媒在过于注重大众传媒产品的商品性质的同时，却忽略了诸多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一味迎合市场过程中，从以往党的喉舌与工具，突然转到大众的娱乐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构成了某些大众传媒从脱离现实的崇高，落入倾心市场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众传媒误导社会与大众的偏向。
以电视节目为主分析近年来某些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及时，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市场经济左右下，大多数电视台减少了文化类节目，而增加了娱乐类节目，构成了新闻、电视剧、娱乐类节目为主的荧屏结构。据统计，中央电视台15个频道的综艺娱乐节目占据了全国77.1%的收视份额，湖南卫视占据了7.4%的收视份额，排名第二。湖南卫视以“打造中国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为目标，突出“快乐中国”的理念，其《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谁是英雄》、《超级女声》等节目如一阵“快乐旋风”刮遍全国，掀起了快乐、欢乐的热潮。但是在娱乐性节目中明显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娱乐大众的口号中却常常呈现出“愚乐”大众的境况。重庆卫视的电视选秀节目“及时次心动”被勒令停播，就呈现出节目在过度娱乐化中，内容格调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状况。
第二，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大众传媒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受众的趋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视野，却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在躲避崇高中推崇轻松惬意，在漠视严肃中恣意挑逗调侃，从轻松滑向轻浮，从通俗堕入庸俗，从求新趋向猎奇。在某些电视真人秀竞技节目中，眼睛喷火、腿上切肉、滚钉板、吞毒虫等场景的实播，在充满猎奇性的节目中令人不忍观看，在感官刺激中产生视觉污染。甚至新闻报道也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故意渲染一些残暴凶杀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于某些人间悲剧的色情与暴力，将人们痛苦的经历戏剧化、娱乐化，在不择手段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低俗化倾向。
第三，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为了迎合受众进而掌控市场，某些大众媒体揣摩受众追逐时尚的心态，将关于名人、明星的节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新闻成为一些大众传媒的主打内容，窥探明星隐私、爆炒明星绯闻就成为某些大众传媒的制胜法宝，或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别出心裁，或夸大其辞、哗众取宠，在满足受众的时尚心态、追星心理中，扩大市场的份额。充溢着个人性生活细节的木子美日记的窥视热潮，矫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场，刘亦菲堕胎变性的恶意谣言，刘晓庆离婚假新闻传播等，连篇累牍的明星逸闻花絮构成了大众传媒的极端窥秘化倾向，使大众传媒成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大众传媒应该具有社会的公信度，注重真实性应该是其基本行业准则。近年来，在道德失衡、有偿新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屡屡见诸新闻媒体。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訾北佳编造《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北京某报《〈艺术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虚假消息，在无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陕西野生华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成为令人不齿的假新闻。这些由地方行政机构、投资商与大众传媒合谋的假新闻事件，导致一些经济利益市场效应的追求中呈现出虚假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声誉。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商业化的左右下，传媒改变了公众领域的结构与公众性的原则。虽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仅仅为某些媒体的作为，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文化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导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要充分关注与克服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
二
大众传媒的负面性影响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5］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传媒正确健康的舆论方向。
在倡导注重大众传媒的正确健康的导向中，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与艺术特性，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大众传媒进入消费时代后，大众传媒多元化发展无可厚非，不能简单否定传媒的娱乐性，但是必须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弘扬主旋律中也不反对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众传媒的教育意义中，也不反对其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是必须具有某种度的规范，尤其应该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在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助下，扩大与拓展文化作品的艺术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娱乐性作品的艺术特性，反对与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应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
其次，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6］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制定了《报业规则》七条，规定了报业的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明确反对和谴责报纸假借道德之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之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感情的行为。在大众传媒中必须强调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不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提高，反对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
再次，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强调具有时尚风格的传媒作品的精品层次，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必须不断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将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将政府审核与行业自查结合起来，在政府监督、行业规范、社会舆论三者的结合中，落实传媒的把关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传媒作品的档次，在注重传媒作品的时尚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对一味模仿拷贝的现象，注重具有创意的独创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娱乐性节目的设计中，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反对一味猎奇猎艳，反对娱乐性作品的窥秘化倾向。
，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强调传媒人员的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力中反对虚假化倾向。作为从事社会之公器工作的传媒人员，应具有独特的职业规范，尤其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强调传媒的公信力，即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提供客观、、及时、的资讯而获得的社会普遍认同。媒体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其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传媒人员必须具有行业自律精神，在社会的监督过程中加大对于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建立大众传媒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加大假新闻的媒体问责制，在注重提高传媒的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有学者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作了勾勒，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时期，建立了稳固的党的新闻体制；改革开放后，打破了这种均衡，形成了媒体主动开发财源的现象；传媒与广告共生时期，传媒从单一承担政治使命的宣传工具，转变为辅佐政权与营利的双重角色；传媒集团发展时期，在全球传媒进入与市场经济的威胁下，努力有效地将市场机制吸纳到国家控制的传媒产业中。［7］在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中，虽然传媒的形式与结构的方式有所变化，但是传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没有变，作为国家舆论与社会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大众传媒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只有加强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才能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化产品中，引导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气，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诸多文化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