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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类论文:人类新道德生态文明论文
一、破坏的生态环境使均衡食物来源逐渐残缺等于自杀
人的均衡食物十分重要。人所吃的包括了动物、植物（含水果）。归根到底，所有食物的组成元素都来源于土地。但是，自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使用了化肥而不用人畜粪尿之后，人类主要食物来源的耕地便逐渐变质了。最显著的表面现象是，化肥、农药和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了有毒元素，因其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也经常听到一些声讨之音。然而，笔者认为更加严重又极端隐蔽的祸害是，耕地里对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有用元素，很多已经是逐渐减少了。虽然化肥、农药能使田螺、鱼虾立即毙命，但对于大块头的人来说还是不会立刻就怎么样。可是，深藏不露的暗箭才是人类真正自我灭绝的致命毒招哩！当然，耕地逐渐变质恶化的状况并非中国特有，应该是世界性的。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比较密集，耕地恶化趋势就可能更快些了。请大家细想一下，人吃进去了健康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排出了吸收不完和分解了坏死细胞所汇集而成的，几乎同样数量的各种元素（出汗另排走少量东西）。人吃了一辈子东西，到头来也还依然只有一具身躯，这就说明了吃进的和排出的在物质元素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古代农夫都勤劳地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当成宝贝一样，完全地归还给了耕地，所以生态平衡也就自然而然地维系了下来，几千年都一直保持着生态的良好状况。在那之后，却因“科技进步”反而逐渐将生态平衡的链条切断了。显然，这是人类缺少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智慧所做出的无知和不文明行为。虽然人类自己以为是“科技进步”，但实际效果无异于制作冰毒等，所不同的只是化肥的祸害十分隐蔽而已。长此下去，实在是等于人类不断在为自己慢慢地深挖坟墓啊！
二、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的生态平衡逐渐断裂的原因
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正好已经60年了。在60年前的岭南水稻田里，到处是田螺、鱼虾、青蛙，那是原汁原味的生态平衡。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之后，生态平衡的链条就逐渐断裂了。今天，农田里不仅再难以见到田螺、鱼虾、青蛙之类，而是土壤板结，害虫肆虐，农作物变种，必须不断更新品种才能有较好收成。为什么生态平衡的链条会断裂呢？怎么能归罪于化肥呢？我们先看看化肥使用前后的突变情况就可以明白和信服了。笔者从小经常跟随着自己的老农父亲到田里干活，直至解放后的合作化，自己便成为农活里手，样样能干，也知道了不少田间事。记得那是在六十年前，也正是在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突然听说是新出了“肥田粉”啦！买一小点（可能一两斤吧）就可以像撒胡椒粉那样肥上一亩田，何必那么辛苦地肩挑粪肥水下田呢！唉！人就是天生有懒根，能舒舒服服过日子，谁会不要呢？化肥的效力也确实厉害，既保住了稻谷照样收成，又养懒了人，却把田螺、青蛙、小鱼、益虫……，一概灭绝。记得开头的一两年，凡是施过化肥的田就见不到田螺了，田里倒是多了许多空的螺壳。几年后，几乎所有田都不见田螺了，也没多少小鱼被晒死，又没多少田鸡可捕捉了。后来便是害虫肆虐，夜里到处挑灯捕虫还顶不住。当然啦！没了益虫，害虫不凶残才怪哩！于是呼，生产队喷洒了“敌敌畏”。再到后来，又听说普通农药都不灵了，便开始用了什么“1605”，据说是德国法西斯发明的。那东西很毒，自告奋勇去喷洒的人，大热天里也要全身长衣长裤，包头裹脸，干24小时就可以得到好几个工分哩！上面已经讲了化肥的三大“功绩”：代替了粪尿肥，养了懒人，灭绝了鱼虾和益虫。可是，更加根本的是，土地都变质了，板结了，哪里还有什么腐殖质可言呢？以往收割早稻时，一脚踩下去就“咕咕”响，直挤出了很多气泡。现时的稻田里，脚踩下去，既无声息，也硬邦邦。从此，害虫越来越猖獗了，农药越用越多了，生态平衡的链条断裂了！
三、现代人的所作所为等于逐渐使自己毁灭
悲呀！养活健康人需要均衡的营养，要庄稼长出好果实也需要充足的多种物质元素嘛！几十年都只凭借着那么一点儿化肥，土壤里哪里还有那么齐全的有益元素呢？恐怕化肥的这个“功绩”才是最“伟大”的吧！虽然化肥、农药等对人体也确有些直接的毒害，但如果体质好，内脏功能好，身体就会自己解毒、排毒。可是，如果人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找不到必须的物质元素去制造和替补躯体和各种器官的特殊细胞，躯体和器官功能就日益下降，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解毒排毒和抗拒疾病呢？不病才怪哩！当然，只要氮、磷、钾三种化肥充足，稻米、小麦、番薯……，一切庄稼照样生长，也有收获。问题是想要地里长出怎样的食物，又要吃食物的人长成怎样的人。健康的人体需要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参与新陈代谢，天天要制造出各种新细胞去替补老死的旧细胞，每天都在消耗掉各种元素。目前的农业情况是，化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又从水和二氧化碳得到了氢、氧、碳三种元素。所以，作物能长期得到的就只有氮、磷、钾、氢、氧、碳6种元素，健康人体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中，还缺乏硫、钙、镁、钠、氯5种。至于其它的十几种微量元素，耕地里就更加逐渐难以找到了！耕地里整整有20种重要的人体组成元素在不断地减少！现代人只要求地里长庄稼，却不给地里补充各种元素。结果，同一个品种的稻米、番薯等粮食虽然一样有收获，却变得越来越不香，产量也可能越来越少，又越来越怕病虫害，农民称之为“变种”了；只用化肥所种出来的菜就既缺菜味又多苦涩；不施有机肥的水果，过些年后也“变种”了，连最久负盛名的广西沙田柚也会变得干瘦又不香甜；用单调的饲料喂养出来的农场鸡、猪，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农家放养的鸡、猪的肉鲜嫩可口；不注意营养均衡的人，其健康也必定越来越差，各种疾病不请自来。似乎很健康的年轻夫妇想要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就生不出来，是不是基因也出问题了呢？不知道癌病患者怎么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当前生态平衡状况所导致呈现出来的现象。而且，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世界普遍现象，是地球全人类绝种趋势所最初呈现出来的征兆。化肥、农药、工业污染，它们灭绝了小生物，虽然罪证确凿，其害处让人人都眼见心明。可是，对于维系人体健康的物质元素的逐渐缺失所造成的长远危害，人们却毫无感觉，连专家们都还在吹捧和感谢化肥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软刀子杀人是何等隐蔽阴险啊！这才是让全人类逐渐断子绝孙的毒招哩！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屠刀不断地杀着人类自己的子孙后代。
四、大自然的地球生态规则的辩证机理
自然规律指整个宇宙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又有具体守护的严厉规则。人类如果缺乏认识大自然的智慧，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是对大自然犯罪，就必然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有人误认为地面上的野生动植物就是生态环境，须知那些都只是大自然后期才请来的生态环境客体而已，人也是客体。生态环境不应该是只对人而言的，是对着地球上整个生物圈而言的，是生物最根本的共同的原始环境。土地、阳光、空气、水，四项合一就总称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基础条件。地球表面上的土地，是大自然经过高温的锻造和亿万年的风雨淘洗出来的，是生成各种生物的基础，也是生物各个种群赖以安身生活的地方。所以，维持上述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才能真正维持生态平衡。生态环境是生物圈所有各个种群的共有环境，任何种群有破坏行为，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地球的诞生是宇宙自然规律在非生命领域的运行结果，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则是自然规律在生命领域的运作目标。大自然在地球上创造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让应该生存的生物都自由繁殖。大自然给予地球生物各个种群内外之间的关系所制定的原则是：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这既是大自然对地球生物圈的要求，也是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具体守护规则之一。大自然允许生物为生存而自私，却不允许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违反，便通过客体间的“互相制约”原则相互惩罚。若互相制约还无法奏效，大自然会亲自动手，从肇事物种的生成材料，即从其身体的组成元素数量方面逐渐减少以实现惩罚，直至将其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两条主要规则，是大自然自己历经亿万年才陶冶出来的，简单、严密，严厉。大自然制定生态规则，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上的生物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茂平和的生态平衡景象。首规则是互相制约，可以俗称弱肉强食。生物各个种群之间，可以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以其它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物的权利。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无可厚非。但是，凡事不能过度，一切野生的动植物种群，你灭绝了它，可能其它种群就会反过来灭绝了你。公鸡怕蛇，蛇怕蜈蚣，蜈蚣怕鸡。三者同在，你看我，我看它，相安无事，谁也不敢乱动。若少了任何一个就不平衡了。益虫、害虫和人类之间，也含有互相制约关系的成分。生物种群之间，就是那么巧妙的互相制约着。人工饲养和种植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人类的文明行为了。人类正是从学会饲养和种植而开始走上文明道路的，不仅仅是会建造房子才算文明行为。至于在种群内部，互相制约规则当然也起作用。除了个体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争斗之外，某些动物当意识到自己繁殖得太多而食物不足时，母体还会预先毁掉部分幼体。人类的计划生育也是种群内部的互相制约行为。二规则主要是身体组成元素问题，可以俗称适者生存。此规则再配合其它的次要因素，如天气、气候、地壳突变、海洋灾难等，就可以令一些生物个体或种群被自然淘汰。这项规则的执行者是大自然自己。如果是大自然想要淘汰掉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人类的某些个体想当好心人去极力保护也是枉然的，除非你代代相传的永远创造人工条件去苦心养护它。
五、近代人类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某些作为不如野生动物文明
野生动物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近代人却通过不断降低土地、空气、水的质量而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所以人类已经变得不如野生动物文明了，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害虫虽然与人类为敌，也都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一切的野生动物吃了自然界的物质，那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是执行了大自然所制定的互相制约首规则。它们从地面上吃了多少东西，都会将原来的物质元素全数的拉撒出来归还给地面。野生动物在生命过程中所消耗的仅仅是转化的太阳能，地面物质元素丝毫没有因野生动物的存在而减少，所以它们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同样，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发展都只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已，并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所以大自然都很慷慨地给予支持。人类吃掉了多少动物和植物，大自然都没意见，还让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来越发展。可是近代的人类小聪明就越线越轨了，的利令智昏，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些现代化的自来水对着马桶一冲了事，你吃了地面上供给你的那么多的物质元素，就让其白白地流归大海，这还不缺德吗？这还不是连野生动物都不如吗？于是乎，大自然严厉地下发了惩罚令，立即把人类的文明曲线往下拨！害虫吃掉了庄稼，人类的癌病、传染病越来越多，暗中又逐渐减少了元素供给，令人类逐渐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安排。你破坏生态环境越严重和越长久，就给你惩罚得越厉害。人们（特别是农民）都讨厌害虫是吗？它们可是大自然专门用于执行惩罚措施的忠实使者！害虫们丝毫都不破坏生态环境！佛教讲究报应，笔者不懂佛学，不知道其报应的执行机制如何。但是，在大自然科学这里，用“报应”这个词来解释大自然生态的严密规则实施过程，倒是十分贴切的。上面所述已经使大自然的报应机制历历在目，并非任何难以想象而见不到的天兵神将。
六、生态平衡断裂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农业生态平衡的开始断裂，已经60年过去了，再过60年、600年……，耕地里去哪里找回那么的各种宝贵的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来供给庄稼吸收生长呢？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化肥，不良情况都不相上下。长此以往，地球上全人类的子孙后代还能活下去吗？再过千年、万年之后，恐龙灭绝的命运，难道就不会轮到了地球人类的头上来吗？到了那时，生育功能有障碍的人，恐怕就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般情况了，因此，说断子绝孙的结局并非是危言耸听！由于笔者先悟知了这层道理，便心情沉重，深感有责任唤醒众人和促成决策层重视。倘若我今日依然心安理得，认为自身已老，事情与己无关而继续养老休闲，那就少掉了一颗人心，连动物都不如了，失去了一辈子做人的意义。这就是我开通了公众微信号，天天播发《自然与人》书稿的原因。诚望众人都能对生态平衡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七、面对生态平衡断裂的现状应该觉醒
中国梦！不仅需要很多高楼大夏和优美环境，也不仅需要物质丰富和百业兴旺，更需要食物安全，营养均衡，身体健康。中华民族在受尽了一两百年的屈辱和贫穷之后，能从一穷二白变成今日的丰衣足食，昂首阔步地挤到了世界队伍的前列，并且敢于有了自己的伟大梦想——中国梦，作为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可是，2015-04-19，有一则微信消息暴露：“为期4天的第28届‘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15日在韩国高阳市KINTEX落下帷幕。占据60多个展位的中国展区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与周围的发达国家展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展位几成‘无人区’”。如果这是真实的信息，那是多么令人遗憾哦！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令国人用心重视了！中国梦，我们的梦，我们要做成功中国特色的梦，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既让经济高速发展，又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过来，让国人个个吃得放心，让中国食品样样绿色，享誉全球。随着生态平衡的恢复，除了农业可以照样丰收之外，还能附带消灭目前城市和乡村都粪尿横流，到处污染的肮脏境况，并且可以省去了大量的污水处理资金。因此，很希望国家决策人将农业的根本治理列入当前的重要国策之中。笔者虽然已经是古稀老迈，还可以，也愿意无偿地为国为民献计献策，让全国农业恢复生态平衡，经验丰富世界。而且，当新的农肥工程启动之后，必定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向前发展，挖掘出大量的新商机。
八、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
人类以往之所以违反自然规律而破坏生态环境，或许只因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而在无意中发生。至于在人类自己的种群之内，也要像有些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甚至比动物还严重和残忍得多，那就是文明人类所明知故犯的野蛮行为了。大自然所制定的地球生物各种群内外的关系原则之中，既是互相制约，又要和谐共处嘛！不论是无意破坏环境，还是同类互相残杀，都是智慧欠缺的表现。欠缺智慧，就是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如果能充分认识自然本质的话，大自然赐予给你的是无限量的资源，何必争抢呢！人类只要能同心协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并且和谐相处，不要把资源消耗在无端的种群内互斗之中，地球上的人口再翻倍也同样可以全部过得幸福美满。如果人类的智慧有足够大，人类文明是可以无限高度发展的。否则，人类文明曲线已经正在逐渐下滑了！子孙后代危着哩！只有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文明继续向新高度发展。当人类充分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之后，就能够借助于大自然的无穷动力和能源、资源，去做出伟大的发明创新，就能不断给予人类创建新文明和幸福生活。否则，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人类越聪明就有越多的破坏性发明创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就越厉害。那样下去，人类必然不可避免的逐渐走上了灭绝自己整个种群的道路。因此，可以这么说，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多一个人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就多一份保护生态环境的正能量，也就是为大自然多积了一份德。这是在积大公德，不是在为你自己积小功德，意义不同。
九、中国应该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
佛教是劝善，普度众生不准杀生；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安排人的命运；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主宰命运的圣主。这些都是人类始祖创建出来劝人行善的方法。作为神教，在中国原创的是古人创建的道教，它尊道贵德，惩恶扬善。道教广泛地学了道学、仙学、神学、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追求通过炼仙丹、食仙药、蓄内气、修功德，以求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他们在修道过程中不断认识与遵从自然规律。仔细想一想，无论那个教派，他们都不只是劝人行善，也包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努力维护生态环境。然而，面对人类道德的滑坡，面对大自然被破坏的严峻形势，我们不能只有善心和悲叹，不能善而无为。我们不要满足于对大自然的表面认识，应该更深一层地认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充分了解人类的子孙后代正在遭受着大自然惩罚而逐渐走向灭绝的命运。中国道教的尊道贵德，惩恶扬善，值得弘扬；我们要配合中国古今各家的其它品德修养，一起发扬光大，以提高国人的品德素质。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利用、顺从，不可违抗。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带头提倡人类文明新道德，配合新时代和新条件，群策群力创建起中国式的新道德规范。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要求，在生物圈中认真执行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争取在给大自然行善积德中，为全世界先竖起典范。应该配合现代化建设，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不断向上发展，为子孙后代的永远康泰幸福，努力积下及时层大公德。中国应该高高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中国的新善德必定会像青藏高原那样高高竖起，让全世界的人类都肃穆仰望，崇敬效法。
作者：李开乐 单位：广东省气象台退休高工
生态类论文:人类学视阈下生态美学论文
一、终极目标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诗意地栖居”18世纪后期，蒸汽机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人类逐渐用机械化生产替代了手工生产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工业化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由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现代化，仅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程之快超出了人类自身的预期。日新月异的物质需求促使人类对生态环境进行加速掠夺，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分化与断裂，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中心论不仅仅恶化了人所处的外在世界，人类的内在系统也处于一种不协调、不统一的状态。因为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安排以资本为核心，那些占有资本优势的群体不仅对“在世”自然环境进行疯狂掠夺与压榨，还对那些资本较少或无资本群体进行无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身体与灵魂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美在此遭到了扭曲，人类生活所追求的“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在此变成了幻想。1962年，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处于交叉路口的名言:“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的机会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地球。”这里所讲“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是人类不顾及生态环境追求物质无限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另一条路指的是生态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社会生态及自然环境的双重恶化，推进了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研究的理论进程，也提升了美学与文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基于此，海德格尔等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平等游戏，提出由遮蔽躲闪走向澄明之境，真正实现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即“诗意地栖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即实践美学，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存在论哲学。“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命题，奠定了实践美学产生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实践美学作为我国美学发展的主流方向，长期指导着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美学要求人们完整地理解这种美学观，孤立片面地理解与把握某一方面将会把人们引入错误的路线中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但在实际运用中，片面强调人对世界的征服与改造作用，使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致使“诗意地栖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长期以来，由于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片面夸大了物质生产资料作为人类活动的因素，人们未将其放在主客体和谐关系之中去理解、把握，使实践美学的核心思想一直被误解为“服从与被服从”、“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们一直把生产工具、技术革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片面、孤立地强调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生态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统一性处于“取此舍彼”的状态，造成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做法与其追求的终极目标“诗意地栖居”渐行渐远，理想演绎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实践美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用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美学，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和谐美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具有现代人类学立场的生态美学，将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而非“舍此取彼”的关系———人类生活中的世界是人类“在世”的直接写实，对人是一种“人的存在”关系;人非超越于世界的意志或抽象精神，而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存在”。所以，站在现代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从根本上消除了主客体二元关系中那种抽象的对峙关系，将人类强调并付诸实践行动的对世界的占有关系、改造关系、利用关系，特别是掠夺关系，转变为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相互融洽的和谐关系。主客体的二元关系在人类生活与活动中不分主次、浑然一体。惟有如此，现代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和谐美的本质才能真正彻底得到理解与贯彻。
二、现实选择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路在何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民族独有的美学观。它在本质上没有西方哲学推崇的主体中心主义至上论，而是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内在循环的一个元素，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诸元素之间是一种平等、并列、守衡的关系。生态美学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对立关系，搭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均等的关系平台，目的在于坚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性选择。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有限，将经济增长作为现实抉择的终极目标，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危机，不仅使经济增长目标难以为续，还会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目前，我们不仅没有贯彻执行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和谐性，反而将人类生活与世界置于高度紧张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而不顾生态环境资源的客观有限性及不可再生性，疯狂向生态环境索取，将人及世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不仅如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以及技术条件与管理能力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极其低下的利用效率，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生态系统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美，现实中的生活压力带来的身体恶化、疾病泛滥、精神迷失以及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毫无美的意境可言，其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逐渐消失，最终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地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切实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变为以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式道路。生态环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我们必须抛弃人类主体中心主义，尊重生态美与身体维度的统一和谐性，按照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观构建生态系统，最终使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现实中，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仅仅狭隘地关注人的主体利益与人的当下生存，这一思潮目前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与人之间为掠夺有限资源，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对立关系，应有的生态系统审美观已荡然不存。更为严重的倾向是主张人的灵与肉的分离，将身体与灵魂设定为“此岸与彼岸”的关系，割裂了精神与身体相互依存的事实关系，从而无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观。麻木的人们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这是对身处被污染环境中劳作的社会公众的身心摧残，导致了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感觉的丧失。现代生态美学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将身体的自然美、精神美与世界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解放。
三、结语
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与本质在于和谐。和谐不仅指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也不仅是人类与世界的和谐，更是指人类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不能将希望获得的彻底自由解放寄托于外在的自然界，更不能希望从生态环境中寻求一种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安慰与寄托。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体现出既是物质或技术的，又是超越物质或技术层面的体现人文关怀的理想情操和审美观。从这个意义上看，站在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体现了美学本质，从根本上根除了庸俗的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作者：吴佩君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生态类论文: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一、物质需要的无限扩展与生态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及时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障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较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作者：唐凯麟易岚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生态类论文: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论文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学术流别主要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改造和保护自然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界是世界的中心,人应当服从和保护自然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三是生态文明教育。国外生态文明教育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社会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生态运动,如绿色运动、环保运动等对全体公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二是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开设生态文明课程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除了生态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课之外,开设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选修课程。
2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1)选题意义。在当代世界,设计艺术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推行生态设计。设计艺术类大学生将承担生态设计的历史重任,他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该研究对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推动生态设计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价值。推行生态设计,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设计师队伍。设计艺术类大学生是生态设计的生力军和后备军。开展该课题研究,可以明确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和内涵,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有效对策,建构适应于设计专业特点的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创新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理论,而且有利于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
3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与研究内容
3.1研究目标及理论依据
(1)研究目标。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为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效果,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建议。
(2)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是本研究的理论渊源;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借鉴。
3.2研究内容
(1)研究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及其培养的内涵和特点。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是指从事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和循环设计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包括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品质、生态设计能力等三个方面。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是指高校对设计类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生态文明品质培育和生态设计能力培训的活动过程,具有实践性、综合性、时代性等特点。
(2)探讨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从发展生态设计的客观需要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从塑造生态设计师的内在要求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三是从深化高校设计专业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3)调查分析我国设计艺术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了解我国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4)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新模式。该培养模式拟分为三大模块:一是生态文明观念教育模块。包括两类课程:生态文明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在生态文明专业课程方面,主要开设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循环设计等课程;在生态文明选修课程方面,主要开设生态文明科学、生态文明哲学、生态文明伦理学、生态文明美学等课程。二是生态文明品质养成模块,包括两个方面:生态文明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等心理品质的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三是生态文明能力培训模块,包括两类:专业实践训练和社会实践训练。并探讨三大模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该培养模式的特点:即创新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等。
(5)提出优化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环境的建议。首先,分析培养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国家政策、新闻媒体、社会风气、家庭教育、校园生态文化等;其次,探讨培养环境对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影响;,从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等多个层面提出优化环境的具体建议。
作者：周芬芬 单位：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生态类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较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较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类论文:生态建设论文：城区鸟类居住的生态策划探讨
作者：江晓薇陈楚文单位：浙江农林大学
栖息地生态设计
1景观格局的确定
对抗生物栖息地破碎的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加强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系，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5］。城市滨水空间因水体的流动性而普遍存在面状的大水面及线状的河道网络体系，具有自然的本底，是适宜生物流动的天然廊道。建立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如无人岛屿，在关键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是滨水空间生物栖息地斑块建设的普遍方法。相对于廊道，斑块建设更为重要与复杂，斑块尺度的绿地建设，应考虑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变化，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要根据具体地区的实际情况，控制斑块大小、密度和辐射尺度，保障城市常见鸟类营巢地和觅食区的有效距离，使斑块呈组团式分布，并借助廊道的沟通和运输作用形成均衡的“斑块（生态栖息节点）－廊道（线性的河道及水岸线）－基质（大面积的绿色开放空间和水面）”网络结构，从而增大斑块绿地的综合效益。
2植物的选择与群落构建
由植物构筑的绿色环境是鸟类觅食和栖息的主要场所，影响城市鸟类物种多样性构成最主要的生态因子就是树种的多样性。地区鸟类对特定植物的青睐是由其乡土属性决定的，乡土树种是吸引当地鸟类的绿化树种。城市滨水鸟类栖息地的绿化树种选择，应在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可供鸟类营巢和栖息的乔木如：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枫香（Liqoidambarformosana）、苦槠（Castanopisisscerophylla）、女贞（Ligustrumlucidum）、毛竹（Phyllostachysheterocycle）等；选择可提供食物的坚果浆果类且挂果时间长的植物如：杨梅（Myricarubra）、枇杷（Eriobotryajaponica）、柿树（Diospyroskaki）、火棘（Pyracanthafortuneana）等；在水陆交错地带，优先采用可提供遮蔽作用或作为食物的水生植物如：萍蓬（Nupharpumilun）、海芋（Alocasiamacrorhiza）、莼菜（Braseniaschreberi）、茭白（Zizaniacadeciflora）等；湿生植物如：千屈菜（Lythrumsalicari）、水葱（Scirpustabernaemontani）、菖蒲（Acoruscalamus）、慈姑（Sagit－tariasagittifdia）、蒲苇（Cortaderliaselloana）、萱草（Hemerocallisfulva）、芦苇（Phrafmitescommunis）等。在群落组成上，鸟类分布格局受边缘效应影响显著，边缘区域的组成结构越复杂鸟类的多样性越高，而边缘的过渡梯度越陡鸟类的多样性越低［7］。因此，植被群落的构建应从整体布局角度出发，边缘以灌丛为主，中部多为高树冠树种；丰富群落层次，并通过乔木层、亚乔木层、大灌木层、小灌木层、地被层以及水湿生植物的多重组合，形成林原、岛状林、开阔性湿地、草滩、浅滩沼泽、灌丛等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植物群落类型，发挥边缘效应物种多样性和高生产力的优势。
生态驳岸建设
目前，国内外常见的生态型驳岸形式包括网石笼结构生态护岸、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型护岸、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岸、自然型护岸、多孔质结构护岸等，生态驳岸一般采用天然石、木材、植物、多孔隙混凝土以及土工材料，能将水体、堤岸、河滩植被构成一个相对完整、水陆联通的生态系统。从环境实质角度而言，生物多样化的基础莫过于“多孔隙环境”，土壤内必须有多孔隙才能容纳水分、空气，才能滋养细菌和微生物，从而带动自然界的食物链的循环过程，并为鱼类、鸟类和两栖类等动物提供觅食、栖息和避难的场所。水陆交界地带本身存在的孔隙环境，例如枯木、树根、石堆使其成为滨水绿地中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段，亦是鸟类觅食等活动的主要区域，保留和创造多孔隙的自然式生态驳岸有利于滨水空间生物链的快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对鸟类栖息地的建设有极大的助益。在生态驳岸建设中，要注意平面线形和竖向坡度的控制。
自然型驳岸是鸟类觅食、栖息的重要地段，其水岸线的平面线形设计要避免过于平滑，多曲折蜿蜒，并形成具有一定封闭性的防护性浅水湾，以保障鸟类的安全感，也可使景观获得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就驳岸竖向设计而言，要充分考虑当地常见鸟类的觅食、栖息特性，如大水面针对涉禽类可适当营造深度控制在0．10～0．35m之间的浅水滩涂，并向深水区缓坡过渡；线形河道可沿河选取重要栖息点布置木桩式驳岸，配以水湿生植物，为水鸟提供近于常水位的活动空间。
私密性保护建设
唐仕敏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上海五角场地区鸟类群落的种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128种降至90年代的46种，人类活动直接影响鸟类的生存与灭亡。鸟类对人类的干扰活动有明显的躲避和适应2种趋势，王彦平等［9］在研究中指出，鸟类对人为侵扰的容忍度，体形较大的低于体形较小的；地面或灌丛活动的低于在高层活动的。对一些种类来说，位于观察者与鸟类之间的植被能够增加鸟类的容忍度。通过地形营造和植物群落构建的有机结合，为鸟类提供更多的低干扰度或无干扰的活动空间，是鸟类活动私密性的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可根据需要在核心保护区外围设置一定宽度的隔离缓冲带或过渡带，以减少外来人为干扰，增加鸟类对人类活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
结语
城市生态化建设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早已提到城市建设的日程上来，但在实施过程中，只有将鸟类及其它动物放置于与人类平等的地位，树立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规划策略与建设措施，创建适宜的仿自然生态园林环境，从而实现提高城市生态化程度的目标，促成“生物－人－环境”的三位一体与和谐共荣。
生态类论文:人类追求生态系统整体效益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环境整体主义观；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是人类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环境危机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时期。本文通过环境整体主义道德哲学的核心意识结构阐释人类追求的较高价值即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5结语
社会发展是多维的、复杂的，包括一系列交复的进程，并且个个进程都影响制约，所以对待环境伦理问题，不能一叶障目，就事论事谈环境。笔者认为：人类应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宿主，两者相容共生一起构成了整体的系统，我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对抗模式”、“不相容”以及“割裂系统”的思维方式，在思想上把地球看作整体的系统，把公正、尊严、自由考量进去，通过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主义构建，不断否定现代社会发展所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走出长期以来人类“非输即赢”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实现在探索构建和谐的道路上真正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人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伦理将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将在促进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变。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生态类论文: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论文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24小时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生态类论文:民歌类电视节目生态研究
摘要：在“众声喧哗”的电视年代，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尤其是2000年之后，真人秀节目进入中国，2005年《超级女声》掀起收视狂潮，电视荧屏上琳琅满目。在近两年，国外“节目模式”被大量引进，节目内容和形式都更加多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以“民歌”为题材的电视节目，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是以“流行音乐”选秀为主的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是严重同质化的节目内容形式，“民歌”题材能否另辟蹊径，以清新脱俗的天籁魅力，成为受众的新宠。本文以“民歌”类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结合个案，分析在当前电视语境下，该类节目现状与困境。
关键词：民歌电视节目；生态研究；传播效果；媒体责任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自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以来，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早期的电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媒介，一种传播手段，源源不断地向大众输送各种类型的节目。民歌作为内容，电视作为手段，实现了民歌在电视媒体的早期传播。民歌更多时候是作为节目内容的一种元素参与进来，例如在早年春晚上演出的民歌节目。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艺术与技术的成熟，以“民歌”为专题的电视节目出现了。1999年由北京电视台出品的电视系列音乐纪录片《民歌魂》，是一部利用电视声画合一的现代技术手段，完整地纪录和介绍中国各民族、各地域传统与现代民歌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及时部对中国各民族和各地域民歌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真实记录的电视系列音乐纪录片[1]。此后，内蒙古电台的《音乐部落》、央视音乐频道的《民歌中国》、广西卫视《唱山歌》等一系列以“民歌”为专题的电视节目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选取的是以民歌为专题的电视节目，而舍弃了以民歌作为内容元素之一的节目，例如青歌赛、春晚、星光大道等。
二、民歌类电视节目传播现状
近两年，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国外各种节目模式被引进之后，电视节目可谓是空前的繁杂，厨艺类、跳水类、角色互换类、野外生存类等，而作为诸多节目中最为热门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在如此多元化的背景下，依旧保持着长盛不衰的态势。以湖南卫视2013年为例，一年四个季度的季播类节目中，有三个季度都是歌唱选秀节目，分别是《我是歌手》（及时季度）、《中国最强音》（第二季度）、《超级男声》（第三季度）。在诸多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中，流行音乐是重点表现对象，以“民歌”为主题的节目，虽然不多，但也并不孤单。广西卫视《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四川卫视《中国藏歌会》、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等一系列节目选取“民歌”作为选秀主题。湖北卫视《天籁―――寻找中国最美乡野歌声》是以民歌为专题的纪录片。年末山西卫视还举办了《民歌春晚》。总体来说，民歌类的电视节目在电视媒体上的传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显著的地域性
电视媒体对于民歌类节目衷情的往往都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以现在活跃荧屏上的电视节目为例，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是以黄河文化作为依托，沿着黄河流域寻找的民歌手；广西卫视《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借助“南宁，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优势资源，专注独属中国的音乐情怀，发展新民歌文化，坚持以改编的方式形成新民歌演绎，展现出有精神、有特色、有故事的中国特色民族音乐作品[2]；四川作为我国的第二大藏区，是藏汉文化交融之地[3]，《中国藏歌会》依托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对于藏族音乐，藏文化的宣传和保护起了重要作用。传播媒体呈现出来的地域性，一方面与民歌的地域性有着重要的关系，民歌是在特定地区流行传唱，地理环境的阻隔使得民歌的传播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另一方面也是同质化年代中，媒体差异化竞争，特色化定位的要求，许多卫视在相同类型的节目上难以和强势媒体竞争，只好独辟蹊径，以全新的内容博取观众的喜爱。
（二）弱势媒体聚集
2013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江苏卫视《全能星战》等节目可以说是流行音乐选秀中关注度、收视率、节目质量都相对很高的节目，这些节目依托于强势媒体平台，实现大众化传播，也在挤压着弱势媒体的生存空间，想要在同类型的节目上分得一杯羹，可谓难上加难。因此同样属于音乐选秀，但又具有相对差异性的“民歌”类节目成为弱势媒体的选择。
（三）传播效果、影响力匮乏
2013年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2012年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都是收视率破5的“现象级”的品质电视节目，甚至引发全民的参与讨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民歌类的选秀节目在收视率和影响力上与流行音乐选秀节目还相差很大，究其原因，笔者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平台问题。由于各卫视差异化竞争的需求，强势媒体选取了适合大众化传播的流行音乐，民歌类的选秀集中在相对弱势的媒体平台，因此节目在播出环节上就很难取得较高的收视。
其次是节目内容自身的限制。流行音乐节目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其适合大众化的传播。“民歌”本身就是产生于特定地区的音乐文化，地理的阻隔也使其地域色彩愈加浓厚，对于民歌的欣赏，不同地区的观众，往往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一档“民歌”类的节目想要像流行音乐一样大众化普及，其自身就有着不小的限制。
商业化运作手段也是民歌类节目受限的一大因素。现在的电视节目，商业化运作色彩很强，一方面在播出时，追求高收视率，另一方面，节目播出后，挖掘选秀歌手的潜在商业价值。很多媒体“狂热造星”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其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相对于外形俊朗的流行选秀歌手，民歌类节目的参与者乡土气息更加浓重，无论在广告、电影、宣传片等各种类型的后续商业价值开发都很难与前者相比。商业价值的匮乏使得节目从制作成本到宣传力度都难以达到前者的高度。
三、个案研究―――《歌从黄河来》
《歌从黄河来》是山西卫视打造的一档民歌选秀类节目，沿着黄河流经的几个省区，寻找的歌者，并最终选出“黄河歌王”。黄河文化、民歌选秀成为其特色，在电视节目严重同质化，品质节目资源几近枯竭的年代，也算是相对独特的一档节目。节目对于民歌的传承和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收视率低迷，影响力不足的窘迫。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8点档（2012年），从编播时间来看，是妥协，也是无奈之举。周五、周六的黄金时段是各卫视综艺节目播出最密集的时间段，强势媒体都在用尽各种方法争夺收视群体，《歌从黄河来》想要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在太难，因此该节目放弃了的周末黄金时间，退而求其次将节目定在周日晚上播出，尽量避其锋芒。
从节目制作水平来讲，基本还停留在十年前，节目形式也过于老套和陈旧。依旧是“介绍唱点评”与之前的节目基本没什么区别。反观现在大红大紫的一些真人秀节目，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力求新颖别致，希望能抓住观众的眼球。《中国好声音》“盲听、盲选”使用转椅的新奇方式，力求剔除“好声音”外的其他因素；《我是歌手》则将一场歌唱比赛故事化，使用纪录片式的方法，将比赛的台前幕后种种场景都记录下来，并且非常注重悬念的营造，对于观众内心的把控非常到位。这也是这些节目能在众多音乐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重要因素。
节目的宣传手段也相对滞后，在新媒体时代，节目的宣传手段是极为重要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也越来越成为各家节目宣传自我、制造话题、博取关注度的重要平台。但是该节目无论是制作方还是参与者都没有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一重要的宣传工具，单单依靠电视媒体的播放宣传，很难与多重媒体相结合的宣传态势相抗衡。
四、电视生态失衡下的思考
民歌类节目在当前电视媒体上的传播现状，一方面可以说是同质化年代里独辟蹊径的一种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在表明，该类节目被强势主流媒体所排挤和边缘化，生存空间被极度压制。究其原因，以收视率博广告费的经营模式是其根本原因，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让很多主流媒体一味迎合大众口味，甚至放弃媒体自身的责任，传播着毫无营养价值，只求“娱乐”二字的文化垃圾。近两年内，广电总局曾多次下达“限娱令”“加强版限娱令”等文件对杂乱丛生的电视生态进行管制。尽管如此，民歌类电视节目的生态依旧不容乐观。民歌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价值很高，民歌的传承往往依靠口头传播，地域的限制和人们价值观的转变让很多的民歌濒临灭绝，电视媒体对于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其责任义不容辞，民歌节目想要在如此生态下生存发展，需要主流媒体尤其是强势媒体承担媒体责任，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同时相对弱势的媒体在节目制作和传播上应更加用心，这样一方面对于民歌的传承保护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弱势媒体由弱变强的重要途径。
五、结语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电视还远远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节目种类还严重缺乏[4]。“回顾电视发展的历史，不是一部苦难史，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奋进的进步史。”民歌类节目在当前的电视语境下面临着不小的困境，节目的突围需要政策的扶持，媒体责任意识的觉醒，以及电视节目制作人用心的投入，在动态调整中走出当前的怪圈。
作者简介：
祝捷，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文艺。
生态类论文: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常见考题类型及答题策略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是这几年高考的重点内容之一。高考对这一内容考查的要求是：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及其产生的危害，以及有关治理保护措施。
在最近几年的高考中，以区域图（材料）为背景材料，结合图（材料）中地理环境的特点，综合考查区域内环境问题的分布、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是比较常见的考查方式。
分析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一般步骤和方法如下图所示：
①明确区域地理位置和范围。首先要根据题干材料，明确题目所要考查的区域是什么地方。只有搞清楚是“什么地方”，才有可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②分析存在的环境问题的潜在因素。即通过分析明确该区域有可能存在哪些生态环境问题。③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危害。在明白“怎么回事”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即“会怎样”。④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了解了环境问题的危害之后，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一般是从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分析，尤其是人为因素这是考查的重点，在分析时要结合题目所给的区域的实际情况，联系人类生产活动。⑤制定综合治理的措施。根据前面分析的原因，有针对性的提出综合治理的措施，即应该“怎么办”。
当然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考查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区别，目前常考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是分布相对比较广泛、对人类生存影响比较大、且学生也比较熟悉的问题，主要有荒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湿地破坏三大类问题。
一、荒漠化问题
西北地区是我国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主要表现为土地沙漠化，但近些年来我国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石质荒漠化（江南丘陵地区）和次生盐碱化（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不合理灌溉）。
对这一类问题的考查有两种常见形式：①某一区域荒漠化的成因分析，尤其是对人为因素的分析，回答这类问题时要密切结合所考查地区的人类生产活动方式。②荒漠化综合治理的措施。回答某一特定区域的治理措施时，不能一概而论，硬套课本上的知识点，要结合题目所给区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水土流失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另外西南地区、江南丘陵的水土流失也较为严重。
对这一类问题的考查有三种常见形式：①水土流失的危害。主要的危害有三方面：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变贫，影响农业生产；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变的更加脆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会大大降低；水土流失会淤塞江河湖泊，使河床、湖床抬高，泄洪、蓄洪能力降低，诱发洪灾。②水土流失的成因分析，尤其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水土流失的分析，回答时要密切结合当地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③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措施有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农业技术措施三者相互结合，其中恢复植被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措施。
三、森林和湿地的破坏
森林破坏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热带雨林，我国森林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是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这一类问题的考查主要有两种形式：①森林破坏后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对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如：当地的气候会发生变化（如果是热带雨林破坏还会对全球的气候造成影响）、水土流失或者是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②森林保护的措施。措施要针对不同区域的破坏原因提出，如制定合理的开发规模、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伐育结合、延长林产品的产业链、多种经营等。
湿地是陆地上的水面，分布的范围比较广泛，我国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一是东北的三江平原，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破坏的原因主要是围垦，综合治理保护的措施要因地制宜，对已经破坏的湿地要恢复，正在围垦的湿地要停止围垦，没有破坏的湿地要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
生态类论文:关于生态产业设计与基本类型的研究
摘要：作为时展的要求，生态产业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了生态产业的设计原则及步骤，并重点探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三种基本类型，包括它们的原理、特征和我国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产业 设计 基本类型
一、引言
传统产业是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了可怕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源的失衡：一边是资源的耗竭，另一边是“垃圾”――生产副产物的堆积。传统产业对“垃圾”的处理，采用的是末端治理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仅仅是将污染物从一种介质向另一种介质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因而探索新的产业运作方式，成为应对日益紧迫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①。其基本运作单元是产业生态系统，以社会服务功能为经营目标，通过对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横向耦合的同时将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保和能力建设纵向结合，使物质和能量多级利用、高效产出，力求实现资源的可持续生产。
二、生态产业的设计
生态产业设计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设计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前者是指区域产业经济规划，是建设部门或地区的生产能力，调整产业结构的手段；后者则是指产业实体设计，旨在为企业提供具体的产品或工艺的生态理念下的工程、评价、设计及管理方法，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管理水平。
（一）区域水平产业经济规划
区域产业经济规划在设计中应当遵循可持续性、结构平衡、和谐共生、公平、人文原则及原景观原则。具体说来，即以维持或恢复区域原生景观功能为前提，充分利用景观优势的特征，在地区资源承载力范围内确定产业的资源消耗水平，并保障经济实体、机构和居民拥有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平等地承担生态建设的义务。
区域生态产业规划包括六个步骤：①区域资源调查。又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调查。通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运行主体和发展环境的充分了解，为区域的资源承载力核算提供工作基础。②生态适宜性分析。根据发展目标分析资源环境要求，综合生态、经济、农业、地理等学科方法，划分出不同的适宜性等级，为区域的产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③资源承载力分析。对水、土地、生物和气候资源等基础物质资源进行承载力分析是避免区域资源耗竭的重要前提，也是合理的产业规划的一部分。主要方法有能值分析法，生态足迹法，生态承载力计算法等。④生态产业规划。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辨识区域产业优势，兼顾各个产业结构匹配，功能协调，过程衔接，实现复合效益以及物质的闭合循环。⑤复合效益评估。复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避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将环境和社会的成本纳入评价范围，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其有效方法是能值分析。⑥可持续性评价。是界定、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手段。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研究形成了单指标（或复合指标）与多指标或指标体系两类评价方法。前者如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修正、人类活动强度指标（HAI）、发展贡献指数、生态价值、真实储蓄、生态足迹净初级生产量、“净初级生产量的人类占用”等指标；后者包括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PSR）、信息金字塔、反应――行动循环（RAC）、Daly三角形等。
（二）生态产业设计的原则和步骤
生态产业设计的实质是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除了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reduce资源投入最小化）、资源化（reuse废物利用较大化）、无害化（recycle污染排放最小化）和重组化（reorganize生态经济系统化）的4R原则以外，还有自身的基本原则②，包括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社会整合、功能导向、能源替代、信息开放、人类生态等，力求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环境影响最小和劳动者身价值的实现。不同工艺流程、生产环节间的横向耦合，企业内部的功能组合，产业生态复合体以及功能一体化使得资源共享、循环共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新理念。除了提供生产功效，企业也逐渐把目标转向为社区提供生态服务。新能源的开发、信息及技术网络的进步、生命周期管理和有害污染物的全回收、零排放，使污染的负效益转变为资源正效益，另外，对劳动的评价由一种投入成本到劳动者实现自我的途径的改变，也是生态产业的价值观升华。
生态产业产品设计的关键在于，在对企业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生命周期过程的设计中，每个环节都减少对外部环境的废物排放，在企业内部以至产业界内创造出“生产―消费和维护―回收―再生产”的循环体系。设计分为四个阶段：①产品生态辨识。建立产品参照模型，根据产品寿命期内受到的环境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识别，进行生命周期评价。②产品生态诊断。确定参照产品潜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及来源，如资源能源消耗、全球性环境压力，以及职业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等方面的综合评价。③产品生态定义。使产品的商业价值中包含生态环境价值，确定影响产品竞争能力的生态环境参数并制定产品具体的生态规范。④生态产品评价。改善产品环境特征的技术方案，设计出环境友好新产品，再次进行生命周期评价和生命周期工程模拟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法。
生态产业的过程是优化调整资源利用、多次重复的过程，而资源的使用基于可持续性、集约使用两大战略。这两种战略使生产和运输过程大量地减少了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并引起就业机会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可持续性战略降低了资源流动的速度，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物质财富的集约使用则是好的非物质化战略之一，它使得竞争力不再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生产，材料和能源消耗的降低导致制造成本大幅下降，技术、经验以及职工队伍的素质、才能和良好的机动性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三、生态产业基本类型
对于生态产业的分类，研究者们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统一的标准，根据产业的结构和功能，模拟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可以将生态产业大体分为五类：一是以光合资源和矿产资源生产为目的的自然资源业，二是以制造物质、能量产品为目的的有形加工业，三是以提供社会服务为目的的人类生态服务业，四是以究、开发、教育和管理为目的的智力服务业，五是以物资还原、环境保育和生态建设为目的的自然生态服务业。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我国生态一、二、三产业中发展较为成熟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
（一）生态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传统的高能量、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破坏了生物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重要的资源，因此，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产业生态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生态农业是指建立在遵循生态规律、保持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和谐的前提条件下的农业经营模式，是人们所追求的代表农业未来前进方向的农业经营模式，也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农业经营模式③，又被称为有机农业。
生态农业的发展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遵循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生物链制约、能量多级利用、物质循环再生、结构稳定性及功能协调性原理。首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既有一致也有背离的关系，要求生态农业在合理配置土地和资源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并突破自然经济范畴，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其次，食物链和食物网体现了生物和环境的密切联系，双方在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协同进化，而生态农业正是在其物质能量流动、转化的过程中，发掘并构造了价值增殖链，因地制宜，开发潜力。再次，生态农业必须遵守生态规律，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在长期进化和演变中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发挥生物共生优势，利用生物相克趋利弊害和利用生物相生相养。
生态农业以发展大农业为出发点，综合规划农、林、牧、副、渔各领域，建立农业生产结构。它以生物组分为核心，以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为载体，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一方面，对内部深度开发生产潜力，建立开放的生产技术体系，对外部则着重开发土地和拓展其他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食物链网络化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来充实生态位，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优化系统结构，提高其资源承受力。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模式也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为种养殖业复合系统、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产品消费及物质循环和能量利用以及种植―养殖―加工复合模式三类。生态农业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扩大农业就业，用价高质优品种多样的农产品打开市场，推动农业改革。
（二）生态工业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主导了人类社会，它曾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福利， 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和物质财富的天堂，但也使人类走向自然的对立面，走到环境崩溃的边缘。传统工业是一种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环运动的线性经济，虽然末端治理试图尽可能的减少污染，但真正重构了工业系统的，却是生态工业。“资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再生”的封闭型物质能量循环，使经济生产能够在低消耗、高质量、低废弃的前提下，高效有序地运行。
生态工业是遵循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系统规律的，依托先进科技和管理理念的综合工业发展模式。生态工业体系由各产业或企业间的承担着物质、能量逐级传递任务的工业生态链或生态网络构成，宏观上耦合工业系统和生态系统，促进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的有序运转，微观上则提高子系统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效率，达到宏微观的动态平衡。生态工业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实现资源区域共享，并具有清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
生态工业有四个重要运行机制。及时，开拓适应与竞争共生。在效率法则的支配下，生态工业系统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争夺资源、参与市场竞争。而在内部，一方面，环境因子及容量影响着工业系统对能源的利用和企业数量，工业系统则对环境逐渐适应并利用；另一方面，各相关企业在循环经济中分别充当“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角色，构成了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第二，乘补协同与连锁反馈。生态工业系统的有序运行来自于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使其在宏观结构上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有序的整体效应。但从协同学角度看，反馈机制在对生态工业自组织演化进程中出现的偏离行为所进行的调控十分重要。第三，生态发育与循环再生。这是生态工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生态工业倡导企业从“产品经济”走向“功能经济”，即较大限度地利用产品的使用价值，优化产品、服务功能、财富管理的非物质化经济。第四，多样性主导与最小风险。生态工业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生态环境要素以及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等，其稳定性受到工业食物链的数量、产业关系和新增产业的影响。因此，生态工业系统应增加柔性，以优势组分和拳头产品为主导，以多元化的结构和多样化的产品为基础提高稳定性。
核心产业是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是链接区域内其他产业，组成生态工业网络系统的基础，且生态工业建立在关联（物质、能量流的传递流动关系）产业的基础上。因此，在推动区域生态工业时，应首先选择有特殊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或多类别产业结构的区域，以及具有发展前景和竞争力的朝阳产业作为核心产业，保障核心资源的稳定性，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协调。
（三）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一种到自然地区的责任旅游，它可以促进环境保育，并维护当地人民的生活福祉。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地居民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强调保护生态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原生性④。在绿色消费浪潮中，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
与传统的以娱乐消费、观光享受为目的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取向，兼顾自然保护和发展，具有自然性、保护性、参与性和专业性。生态旅游具有很强的原生态性质，改变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旅游模式，将资源价值纳入成本核算，提供给旅游者更多的生态享受服务和生态体验。
生态旅游服务系统由供给系统、需求系统和生态旅游市场三部分构成。供给系统即生态旅游的上游产业，包括生态旅游产品、生态旅游服务和生态旅游教育。需求系统是旅游活动的源动力，包括客源、旅游行为和旅游者结构的需求方面的因素集合。生态旅游的市场营销涉及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促销、规划、实施过程，包括产品开发、设计和售后一系列经营管理活动。作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它的竞争来自于供给系统对旅游资源和客源的争夺，并遵循市场机制。
生态旅游开发首先要遵守保护及时，适度开发的原则，杜绝竭泽而渔的做法，将景区环境监测结果纳入管理措施。开发质量重于数量，游人数量不能过多，并且应该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旅游消费给当地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而当地居民和政府也应该并将部分收益投入到资源环境保护中，保障旅游者获得满意的体验，实现双赢。，生态旅游应当注重自然和人文的教化意义，增进游人对自然和文化的理解和欣赏，并加强对当地政府、社区、组织以及行业的教育。
生态类论文:论办公生态建筑设计类型
摘 要：作者通过此文从生态建筑的概念和发展形成着手展开，对生态建筑中的办公生态建筑类型予以归纳分类，并对各种不同的办公生态建筑的空间组合方式分别简述和讲解，并通过不同的空间组合类型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几种应对措施，给研究此类设计的设计者予以参考。
关键词：办公；生态建筑；设计类型；空间组合形式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能源消耗逐年上升，节能环保低碳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人们日常活动范围最多的家里，办公室又是能源消耗的大户，这也就要求人们在建筑领域做出改变，来降低能耗，适应社会的变化，生态建筑成为设计的新趋势。
一 生态建筑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⒈生态建筑的概念
生态建筑涉及的面很广，是多学科、多工种的交叉，是一门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原意为“家”和“住所”，后来衍生成生态学（Ecology）。到20 世纪60年代建筑师保罗・索勒瑞提出“生态建筑”这一概念至今，其内涵在不断扩展和延伸。现在，普遍认为，生态建筑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寻求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支撑环境；把建筑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具有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来维护。
⒉生态建筑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公共建筑较多，规模大，耗能问题非常突出。由于公共本身功能的复杂性和设计的多样性，使其能耗非常高，远大于住宅，因为办公建筑对能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大。为改善公共建筑室内环境，提高室内的舒适性，降低能源消耗，减少能源浪费，2005年7月1日，国家颁布并执行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它是我国及时部被称为“世纪节能标准”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它标志着全社会对节能问题的关注，也是从源头上降低能耗的根本办法。
办公建筑数量众多，使用人群比较多，办公室的能耗占整个社会的比重也比较大，其中 50%～60%的能耗用于空调制冷与采暖系统，20%～30%的能耗用于照明系统。采暖空调能耗中，约20%～50%由建筑围护结构传热所消耗。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也经常面临空气污浊，常年无法见到阳光，办公室人体舒适度差，忽冷忽热。因此高品质的生理心理办公环境成为办公设计的重要内容。
二 常见的生态办公建筑空间组合形式分类
合理办公建筑的空间，需要在组合形式上进行多方面的设计考虑，在本文中我们把常见的办公空间组合形式归纳为以下几种：
⒈外廊式办公楼
多为早期建造的办公楼和低层小型的办公楼，一般为简单的板式造型，以开敞外廊或位于建筑物一侧的封闭走道组织各个单元办公室。该类建筑体形系数大，宜采用自然采光、通风，一般不采用集中的空调和采暖设备，这样易于实现设备的分区控制（图l a）。
⒉内廊式办公楼
这种形式的办公建筑最为常见，办公空间形式既有单元式，也有在大空间中可自由分割的集中办公室。该类建筑体形系数较大，多数采用自然采光和机械通风。在设备使用上，大空间集中办公常采用中央空调，单元办公室常采用小型分体式空调形式（图1b）。
⒊中间核心筒式办公楼
常见于规模较大的高层建筑，以中间核心筒作为管线集中设置的空间和交通纽，围绕核心设置尺度较大的集中办公空间，或在大空间中利用轻质隔断进行自由分割，建筑物内一般有多种功能的组合。此类办公楼体形系数相对较小，建筑物内设备复杂，多采用集中系统进行通风、制冷或采暖。由于办公空间进深较大，多是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图1c）。
⒋带内院空间的办公楼
多见于南方，此类办公建筑可以说是对传统院落式建筑的回归，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甚至可以追求南方园林建筑的曲径通幽。在建筑中引入庭院，不但创造了宜人的自然景观，形成了趣味的空间，美化了办公环境，同时利用院落空间，可以实现自然通风，调节室内热环境，并为建筑内部提供充足的光线。这种空间组合对于目前倡导的“健康建筑”、“节能建筑”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空间布置形式（图ld）。
⒌以中庭为核心空间的办公楼
此类型的办公楼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办公建筑组合类型（图1e）。自从1967年约翰・波特曼及时次在海特摄政旅馆中设计了波特曼大厅，中庭建筑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建筑中，办公建筑当然也不例外。中庭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拥有绿茵流水、没有夏季酷暑和冬季严寒的空间，但是，要创造真正的享有宜人的中庭空间的办公楼，还需要建筑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需要多工种的配合。通过已建办公建筑的调研证明，中庭空间物理环境处理的好坏，是该类建筑成功与否的基础（图2）。
以上4种常见的空间类型有着不同的体型和组合，决定了各自不同的耗能方式和耗能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节能设计过程中，还应考虑不同的地域特征和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不同的策略，营造合理的办公环境。
三 办公建筑的生态节能措施
⒈外围护结构的生态节能构造
现代办公建筑是耗能较大的建筑，因而我们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性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减少其能源的消耗，因此采用合理的生态节能措施是降低能耗，改善室内环境的重要手段。外围护结构包括外围护墙体，窗户，屋顶等，因此要从改善这些建筑围护结构的热阻开始。例如，外墙面贴聚苯板，岩棉等保温性能比较好的保温材料，窗户选用高性能的材料，例如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屋顶采用保温材料或者进行屋顶绿化，降低传热系数，减少传热。上海世博会主题馆采用了一种新型的节能措施，对墙面进行垂直绿化，在降低能耗的同时，也成为世博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
生态办公建筑设计除了初期的的空间组合设计和建筑围护结构设计外，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也是决定能否真正实现舒适的室内环境，减少能量消耗的关键之一。
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出现的庭院式和中庭式是解决通风和采光问题的新形式，这种空间的价值不仅在于增添了建筑的层次性、趣味性，同时也增加了室外内绿化、改善了空气质量和环境的舒适度。
3.其他节能措施
在采用遮阳措施来改善室内环境，在夏季阻挡直射光透过玻璃进入室内，防止阳光过分照射造成围护结构温度过高；在冬季又能允许阳光进入室内，提升温度，减少空调的能量消耗。
在设备选型上选用运行效率高，节约能源的设备，减少空调，电力等能源负荷，采用一些新型的节能设备，例如，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新型措施。
综上所述，对于办公建筑中的生态节能设计，采用合理的空间组合形式，采用良好的生态节能构造，从遮阳和设备选型上来对节能生态方面对办公环境，能源方面进行改善，这也是设计生态办公建筑的关键问题和降低建筑能耗的有效技术手段。
生态类论文:生态型铺装地面的分类及构造做法浅析
摘要：本文介绍了生态型铺装地面的分类及构造做法，着重分析了生态型铺装地面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意义。总结和分类生态型铺装地面的构造做法。为保持城市的宜居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型铺装在满足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同时，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选取更适合城市环境的工艺技法，减少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生态环保型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生态型铺装地面将成为城市铺地的。
关键词： 生态型铺装地面；分类；构造做法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大量的城市建设给城市带来了很多不能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城市热岛效应，城市中洪涝灾害频频发生，这些问题的呈现无不说明着城市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有非常的多，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硬质性地面”，它阻断了人类与大地的直接联系。
由于人们对生态环保愈来愈重视，生态型铺装地面越来越多地代替“硬质性地面”出现在城市中。这也将是未来推进生态环保型城市建设的主要趋势。
1 生态型铺装地面
“硬质性地面”是指在城市中广场、停车场、人行通道以及城市公共活动场所等地面，被花岗岩、釉面砖、水泥等不透水材料所覆盖的一种铺筑形式。硬化性地面铺装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如热岛效应、洪涝灾害等；它使作为人类活动密集区域的城市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因而，城市地面铺装已不仅仅只是满足实用性和观赏性的要求，也要考虑其对生态环境构成的显著影响。（图1）
生态型铺装地面是相对“硬质性地面”提出的，它是指将透水性能良好，孔隙率较高的材料用于面层与基层，使雨水通过人工铺筑的多孔性路面下渗，从而使硬质铺装具有让水直接渗入地下，并能使雨水还原成地下水参与地下水循环，同时能让土壤和空气进行气体交换，吸收路面噪音的人工铺筑的铺装地面。用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并能明显提高城市居住和生活的舒适性。（图2）
2 生态型铺装地面在生态和环境上对于城市的影响
与“硬质性地面”相比，生态型铺装地面具有许多生态环保方面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降水可以迅速地渗入地下，过滤转换成地下水，使得城市地下水资源能够得到及时补充。
由于生态型铺装地面及垫层具有很好的透水性（高孔隙率），故降水都能迅速渗入地下，在生态型铺装地面上不会形成地面径流。
2.2 降水迅速渗入地下，减少地面积水，大大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同时减少了对自然水体的破坏。
“硬质性地面”只能依靠地面汇水及城市排水系统排除地表降水，在暴雨时这种路面径流急剧增加，很快出现城市排水系统的峰值。而生态型铺装地面由于自身良好的透水性能和渗水能力，能有效地缓解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荷载，其峰值较低，并且流量也是缓升缓降，这种延缓功能对于城市防涝泄洪是非常有帮助的。
2.3 提高地表的透气性、透水性，保持土壤湿度，改善城市地表生态环境平衡，有效地保护生态型铺装地面以下的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存环境。
2.4 吸收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噪声，创造安静舒适的交通环境。
普通的“硬质性地面”只能将声波重新反射，起不到吸收声音和降低噪音的作用，然而，生态型铺装的多孔结构能使其上行驶车辆的轮胎噪声降低，对降低交通噪音是非常有效的。另外生态型铺装地面能防止雨天路面积水和雨天夜间的反光，改善汽车行驶以及行人行走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2.5 生态型铺装地面材料具有比较大的孔隙率，下垫层材料中含有丰富的毛细水可以通过自然蒸发作用（生态型铺装地面材料的多孔构造同样是水蒸发的通道），降低铺装地面的温度，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同时，水蒸气的蒸发增加了空气的湿度，也有利于缓解城市的“干热现象”。
生态类论文:推进垃圾分类 探索家校共育生态文明新途径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改革，建设生态文明。而垃圾分类处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工作。学校、家庭、社区要紧密结合，构建教育一体化网络，共育生态文明，才能切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关键词：生态文明；垃圾分类；学校；家庭；社区；共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改革，建设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历史地位。而垃圾分类处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校作为培养21世纪新型人才的阵地，更要通过宣传、环境教育等，唤起全体师生的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垃圾分类的意识，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在环境意识日渐引起重视的今天，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虽有所了解，但是还不，生态文明意识虽觉醒，但是尚不健全，生态文明行为虽然开始养成，但是存在缺位。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的一体化教育网络，让学生了解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意识，落实垃圾分类行动，进而提高生态文明素养。
一、夯实底蕴，创新特色，为垃圾分类工作奠定基础
生态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有夯实学校的生态教育特色，才能更好地开展垃圾分类。开展生态教育，对学校而言，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提升了学校品牌；对学生而言，规范了文明行为，更培养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对教师而言，提高了自身的素质，更体现了为人师表的风范。学校应该始终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办学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作为改进校园环境管理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途径来抓。学校的教育目标应该是“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在普及生态教育的基础上，以生态教育的科学探究活动为重点，不断深化素质教育，为提升师生垃圾分类意识，落实垃圾分类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科学管理，找准切入点，不断强化生态文明教育
1.分层有效促进，营造垃圾分类实践网络。学校领导应该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成立垃圾分类活动领导小组，为学校垃圾分类工作出谋划策，负责规划、指导、研究创建垃圾分类活动。并邀请社区人士、环境志愿者、学校师生等各界人士成立生态学校委员会，与学校领导携手共筑垃圾分类实践网络，实践网络应分工明确，学校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校长负总责，德育处催落实，少先队具体抓，实行德育处、级长、班主任三级常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共同承担的纵向连接的工作体系，积极探索学校垃圾分类工作的新途径。
2.环保科技引领，提升垃圾分类创新意识。充分发挥环保科技的课程引领作用，将科技探索活动与垃圾分类活动紧密结合，以点带面，丰富校内育人环境，开辟校外第二阵地，优化育人环境，提高老师们的环保素养，将垃圾分类活动落到实处。科学老师可以利用课程开展不同主题的科技体验活动，让同学们认识到低碳生活的简单环保，并积极投身到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中去，共同创建生态文明校园氛围。可以组建“校园少年科学院”，积极组织学生进行环保低碳、垃圾分类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实验，评选小院士、小博士、小硕士、小学士。以点带面，提升全体师生垃圾分类的创新意识。
3.开发校本资源，充分挖掘垃圾分类课程理念。学校应该积极开展“生态课堂”教学活动，每个学科、每位教师认真组织教研活动，共同探讨、研究生态教学特点，充分挖掘自身学科教材中显性或隐性的环境教育渗透点，从不同年龄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将环境教育与课堂教学相联系，充分利用教材中涉及到的相关元素，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甚至可以将某一环境行动渗透到不同年级和所有科目的教学当中。品德课可以提升学生垃圾分类的认识，强化环保理念；科学课可以组织学生监测学校垃圾分类情况；语文课可以学习制订垃圾分类行动计划和生态章程；数学课可以讲授统计废纸数量的方法；信息课可以锻炼使用图表、管理数据的能力，统计校园垃圾分类情况；美术课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变废为宝”活动，运用废纸创作海报、壁画、工艺品等；音乐课可以编排相关内容的课本剧……学校教学大会也能成为环境教育校本研训的交流平台，邀请环保专家开展生态教育讲座，并积极安排教师参加各类环境教育培训，以提高教师的生态教育素养。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使全校师生从各种视角认识垃圾分类和废物回收问题，从而有所成、有所获、有所得。不断提升对环境教育的认识，掌握开展环境教育的途径与技巧，不断探索环境教育的做法。从而更好地挖掘教材中可渗透的环境教育内容，切实提高学生垃圾分类实践能力。
三、全力打造校园文化，增强垃圾分类的实效性
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实践活动，优化生态教育环境，构建有本校特色的环保体系，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将垃圾分类深入学生内心，强化学生良好的环境意识。
1.完善阵地建设，促使垃圾分类常态化。①充分发挥少先队阵地的宣传作用，提升师生垃圾分类意识。重视发挥少先队队部室、红领巾广播站、电视台、红领巾网站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少先队宣传板报、橱窗的宣传作用，不定期地举办学校、家庭、社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活动的图片展、学生手抄报活动等。红领巾广播站、电视台每周设“垃圾分类”专题节目时间，可以向广大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工作。校刊也能成为宣传垃圾分类的主渠道，定期刊登有关垃圾分类的环保知识，让老师、学生、家长等通过校刊，了解学校垃圾分类的实施情况，起到宣传、监督的作用。②充分发挥少先队小干部作用，使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每周召开少先队中队干部会议，进行有目的、有内容的垃圾分类培训和布置工作。组织各中队开展创建生态课室活动，制定生态规章，以及垃圾分类行动计划。使生态规章人人都能熟记于心，并形成共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按照生态规章及垃圾分类行动计划的具体要求去做。落实“生态文明班”评比工作，并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到“生态文明班”评选工作中，值周中队设专人监管校园垃圾分类投放点，督促各中队规范投放垃圾，作好登记。每班设立“回收箱”、“垃圾箱”，坚持“二次回收，二次利用”。并可以推选两名“垃圾分类管理员”，直接参与中队垃圾分类常规工作，长期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废旧电池、软包装饮料盒专项回收等活动。发展和培养各级队活动积极分子，切实锻炼和提高少先队员垃圾分类的自主实践能力。
2.倡导活动育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垃圾分类活动。巧用节日文化载体，展现垃圾分类特色活动。学校可以结合植树节、世界环境日、六一儿童节等节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垃圾分类实践活动，彰显本校特色，让学生们从精彩纷呈的活动中明白要从身边的环保小事做起，为保护地球母亲，为净化校园，为创造一个优美的学习环境而努力。①校园环保特色鲜明。每学期开学，可以围绕提升师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办学理念，举办具有校本特色的开学典礼，明确我们小学生所肩负的学习、环保等责任，鼓励大家坚持节能减排，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教育学生从日常学习生活中，平凡朴实的行为细节中做起，继续付出自己生态文明的行动，强化垃圾分类意识，践行垃圾分类活动，当好生态学校的小主人，为新学期注入新能量。②植树节来临之时，开展“节能减排，变废为宝”环保系列活动。为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加强节约粮食、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回收等教育活动。在垃圾分类回收的活动中，同学们可以利用废旧纸皮箱做成美观实用的废纸回收箱，每个废纸回收箱上画上各种生动有趣的环保宣传画和小口号。废纸回收箱摆放在每一个班里，让同学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注意将产生的废旧纸张专门收集好，并带动父母共同参与活动。③可以结合世界环境日，以环保墙体宣传画的形式宣传绿色经济。让学生绘制生动活泼的环境主题美术作品，宣传绿色经济的必要性。体现作为学生，对保护环境、绿色经济的思考，对环境、经济的关注和责任感，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环境保护、绿色经济重要性的认识。④六一儿童节可以召开别开生面的环保科技节暨跳蚤市场活动。同学们自己动手用环保材料、废旧物品自制玩具，每一个游戏蕴藏着一个科学小知识，既强化了同学们的生态理念，又进一步宣传了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实践活动投入到绿色消费，创造性地发挥闲置物品的较大效益。⑤学校应积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的益处，呼吁市民积极投身于垃圾分类的行列中去。⑥举办“废旧物品巧变身”活动。每逢中秋、春节，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废旧月饼盒、利是封等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美观别致的手工制品既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又加深了学生对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认识。⑦邀请专家到校为学生进行环保知识专题教育。利用少先队活动，邀请环境保护专家为学生传输各类环保知识，提升学生生态素养，为垃圾分类实践活动打好理念基础。⑧“绿色假期，绿色金点子”活动。每年假期，可以组织学生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金点子活动，把垃圾分类的环境意识从学校辐射到家庭，从家庭辐射到社会，让孩子们过一个环保低碳的绿色假期。开学可以让孩子们会把自己的“绿色金点子”做成小卡片，带回学校贴在展板上。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生态环保理念与做法。
四、打造特色校园环境，提高垃圾分类活动意识。
校园在环境的细节设计中也应渗透科技环保的教育理念，让学校的每一块墙壁都成为环保教育的宣传阵地，这也是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充分发掘校园环境的育人资源，以优美整洁的校园卫生环境、鲜明生动的语言感染人、熏陶人、教育人，环境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辐射力和渗透力显著增强，色彩鲜艳的垃圾分类宣传标语时时刻刻感染着每位师生。校园多处摆放着标准化四色分类垃圾箱，更能提升校园形象。
提高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打造健康校园。以学校影响个体，以个人带动家庭，以家庭推动社会，形成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可见，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大教育机制的合育模式，为推动垃圾分类活动，提升师生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类论文:生态人类学与鄂伦春传统文化
摘 要：生态人类学是由美国学者维达（A・P・Vayda）和拉帕波特（R・A・Rappaport）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自此学者们开始把环境因素纳入到文化形成的整体范围内加以诠释，并形成了多种理论模式。鄂伦春是人类历史上保持最持久的一个渔猎民族，它的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存的环境密切相连。文章主要的内容是运用生态人类学的几种理论来解说鄂伦春传统的生态文化。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生态类论文:中华蜂种群急剧萎缩的生态人类学探究
摘 要：中华蜂又称中华蜜蜂、中蜂、土蜂，是东方蜜蜂的一个亚种，也是我国传统养蜂业独有的当家品种。自1896年我国引进西方蜜蜂的100余年，中华蜂种群数量、分布区域不断萎缩，并濒临灭绝。中华蜂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受到忽视，这将严重影响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生态安全。
关键词：中华蜂；种群萎缩；文化生态共同体
中华蜂，又称中华蜜蜂、中蜂、土蜂，是东方蜜蜂的一个亚种，也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蜂种。在动物界的分类中中华蜂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膜翅目细腰亚目蜜蜂科蜜蜂属东方蜜蜂种。其主要生物特性为：蜂群由工蜂、蜂王、雄蜂3种个体组成，其中绝大部分是工蜂，每群只有1个蜂王及少数雄蜂。中华蜂躯体较小，一般来说，工蜂体长1013mm，雄蜂体长约1113mm，蜂王体长1316mm。头胸部黑色，腹部黄黑色，全身被黄褐色绒毛。工蜂在气温7℃左右就能进行采蜜采粉活动，因而属于较为耐寒的蜂种，能够在我国广大寒冷的地带正常生存，为植物承担授粉作用。中华蜂的安全采蜜气温为65℃，在这一气温之上的环境采蜜不会导致个体伤亡，而意大利蜂的安全采蜜温度为11℃以上[1]，因而秋冬和初春开花的植物意大利蜂无法授粉，只能仰仗中华蜂授粉。总体而言，中华蜂耐寒、耐热，因而在中国大地上正常采蜜期很长，长江以南每年的正常采蜜期300天以上，即使是寒冷的东北地区，可以正常采蜜的时间也长达200天左右。此外，中华蜂对养蜂业危害严重的蜂螨具有天然的抗异能力，选用中华蜂为饲养蜂种，一般不会招致蜂螨泛滥的危害。中华蜂采蜜时飞行敏捷、嗅觉灵敏，特别是对中国本土显花植物的气息极为敏感，无论是多么分散，花型多么不显眼，中华蜂都能发现并能尽其可能采获蜜源和粉源，这一生物属性不仅能确保养蜂业的高产和丰产，还能为我国数万种显花植物的正常繁殖提供充分的保障。
一、中华蜂种群萎缩的历史回顾
据地质考古提供的证据表明，蜜蜂在地球上的出现可以上溯到7000万年以前，其主要依据是当时地球上已经出现了显花植物，因而作为与显花植物共生的蜜蜂，也应当在这个时候出现。1983年在山东省莱阳市北泊子与临朐县山旺2处的地质考古发掘中[2]，都发现了中华蜂的化石，足以证实2000万年前中国东部温带区域已经有中华蜂正常繁殖与生存。养蜂业在我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原始的养蜂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对野生中华蜂蜂蜜的采集。公元前1611世纪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蜜”字的记载，说明中国养蜂业至少已有3000多年历史。中华民族将野生中华蜂逐步饲养为家养中华蜂，经历了原始采集蜂蜜阶段、采集整群中华蜂安置在居住区附近饲养阶段，才发展成彻底饲养中华蜂的养蜂业的阶段。一个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养蜂业。据记载，公元14世纪就已出现专门饲养中华蜂的专业人户，标志着养蜂业从副业发展成独立的产业。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华蜜蜂的传统养殖规范，这样的规范在中国各民族中虽然小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都能较好的适应中华蜂的生物特点，同时又能为中国各民族提供高品质的营养食品和工业原料，如蜂蜡、蜂胶等。
我国自1896年开始引进西方蜜蜂的优良品种，如意大利蜂、喀尼阿兰蜂等等，当时中国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正在倡导洋务运动，希望发展实业，拯救中华。鉴于中国养蜂专业水平不高，在国民经济中所做的贡献极为低下，仅仅考虑到欧洲养蜂业所用的蜂种个体大，采蜜能力强，而且可以通过半机械化操作采蜜取蜜，因而当时的学者热衷于引进和推荐外来蜂种，希望借此推动中国养蜂业的专业化，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价值。这样的考虑在那个时代具有积极意义，无可厚非[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养蜂业获利的同时，中国的生态安全却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意大利蜂等西方蜂群的无限膨胀，中华蜂因此蒙受了灭顶之灾。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国饲养的中华蜂总量一直保持在200万群以上，而且还建立了不少中华蜂生产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蜂养殖业发展迅速，在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乃至四川盆地等低海拔地区，中华蜂已基本上或者被意大利蜂取代。上述地区的森林中甚至是极偏远的村落，当前也很难找到野生中华蜂的蜂群。据《北京科技报》报道，仅北京地区的中华蜂数量就从20世纪50年代的4万多群，减少到了现在的不足40群。可见，中华蜂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不断萎缩，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二、中华蜂种群萎缩的原因
造成中华蜂濒临灭绝这一始料不及恶果的原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发生在意大利蜂与中华蜂之间的盗蜂行为。蜜蜂各种类都具有在蜂群间互相盗蜜的行为，称为盗蜂行为。在蜜源植物开花后期，二者为争夺贮藏在各自蜂巢内的蜂蜜而进行激烈斗争，因意大利蜂体型较大，在竞争中占优势，中华蜂无法战胜意大利蜂，结果往往是中华蜂蜂群“全军”覆灭，从而导致在中华蜂与意大利蜂并行饲养的情况下，意大利蜂种群越来越大，而中华蜂种群越来越少，甚至因为盗蜂，中华蜂种群被活活饿死。
2.意大利蜂还干扰中华蜂蜂王与雄蜂的自然交配。因为不同的物种存在种间生殖隔离，不能跨种交配。意大利蜂和中华蜂分属不同的蜂种，他们之间交配不能正常繁殖后代。然后，在交配季节，由于意大利雄蜂飞翔能力强，体力也强，中华蜂体力跟不上意大利蜂，因而一旦中华蜂蜂王出巢，意大利蜂赶上，强行与中华蜂交配，使中华蜂蜂王交配失败，产出的后代蜜蜂不具备生存能力和生育能力，因而二者不能跨种交配正常繁育后代。并且，由于中华蜂蜂王一生只能交配一次，一旦交配后就不能再交配了，但这样产出的蜂卵繁育都不正常，结果导致该中华蜂群彻底死绝。生物生殖的种间隔离，在意大利蜂与中华蜂并存的情况下，成了灭绝中华蜂的头等杀手。当前中华蜂的急剧萎缩，这是最关键、危害较大、又无法直接保护的关键环节。
3.对意大利蜂的人为保护窒息了中华蜂的生机。对中国而言，包括意大利蜂在内的各种西方蜂种，都是外来蜂种，在野生状况下，他们的成活能力本来很低，对中华蜂生存根本不构成威胁。但我们面临的是经济效益极高的养蜂业，专业养蜂业的意大利蜂由于受到人为的帮助，气候的变迁、蜂螨的威胁、蜜源的采集，都得到了养蜂户和国家的资助和扶持，从而使得我国的养蜂业向意大利蜂这一单项蜂种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蜂受到了人为的窒息，结果导致意大利蜂蜂群恶性膨胀。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似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实质则是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竞争，中华蜂种群萎缩仅仅是个表象而已。
三、中华蜂种群的生存现状
当前，中华蜂蜂群在我国大陆数量急剧减少。在未引进西方蜜蜂之前，山林中野生蜂群密集，并且到处可见农家传统饲养的中华蜂群。此前，全国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各地以蜜蜂为名的传说、地名和集市很多，如蜂蜜营子、蜂蜜沟等，表明中华蜂种群众多，分布辽阔，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2次大力引进和发展西方蜜蜂后，至1981年我国饲养的中华蜂已不足200万群。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中华蜂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绝迹，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半耕半牧区，现在也难觅中华蜂足迹，甘肃宁县、镇原、西峰等地及宁夏、陕西等农耕区20世纪末期中华蜂就已消亡了。目前，黄河以北地区，只有一些山区还有少量中华蜂，长白山区、太行山区、燕山山区、吕梁山区等，即使在这样的地区，中华蜂也处于濒危状态，蜂群数量比20世纪初减少了95%以上。20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中华蜂已灭绝，周边的丘陵山区中华蜂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状态。远在大山区的神农架山区、秦岭、大别山区、武夷山区、浙江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东部、南部山区、南岭山区，目前虽有少量中华蜂残存，但生存状况不佳，已经成为稀有状态，蜂群数量与20世纪初相比，已经减少了60%以上。只有在云南怒江流域、四川西部、西藏还有自然生存状态的野生中华蜂[4]。目前，我国饲养的中华蜂仅有70100万群，其分布极为零碎，正常交配繁育已经受到了致命威胁。与西方蜜蜂当前在我国（除西藏自治区）的蜂群拥有量却高达群数500万群比较，100万种群的中华蜂种群作为本土物种，在其间表现出来的劣势已明显可见，长此下去，不出20年，如果不加以积极抢救，中华蜂将进入灭绝物种的“红皮书”。2006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662号公告《部级禽畜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公布的138个禽畜品种里，中华蜂被列入第七类“其他品种”中。这一文件，以官方的名义，证实了中华蜂濒临灭绝这一可怕的事实。
与此同时，中华蜂分布区域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锐减。历史上，对中华蜂的分布及范围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和记载，但传统中医药材中都必须使用中华蜂产品。各地传统饲养在木桶、竹篓和树干等半野生状态的中华蜂群与野生中华蜂群并存，互为蜂源，在全国呈呈现为成片集群分布状况。但是，当前根据有关专家对全国中华蜂调查表明：中华蜂在新疆和大兴安岭地区已灭绝，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已很少有农民传统饲养的中蜂，整个北方中蜂分布只限山区及部分半山区，长江流域的平原区饲养的中华蜂已荡然无存，仅是在我国的西南山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延续传统办法饲养中华蜂。
至于野生状况的中华蜂更堪忧。我国广大西北地区的草原，由于地广人稀，生态安全的维护主要仰仗野生中华蜂这一关键环节，但正是在这一广大地区，野生中华蜂也因为外来蜂种的干扰而绝迹。当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大力恢复西北地区受损的生态系统，但这些决策主要是关注技术层面、工程层面的对策，很少有人提到野生中华蜂的存灭对这一地区生态恢复的决定性作用。由于草原上的很多牧草、灌木和乔木只能靠中华蜂传粉，野生中华蜂一旦缺位，人工饲养的蜂群又难以足够量的进入草原，最终将是我们耗费巨资兴建的治理工程以及成套的技术根本无法发挥效益。具体表现为撒下的草种不能够繁殖，防护林不能自行扩大，在如此辽阔的干旱地区，靠人力去完成将是巨大的经济负荷。
针对中华蜂的濒危现状，国内许多专家提倡建立中华蜂种群保护区，如北京市在房山区建立了中华蜂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在辽宁省营口市建立了一个部级的中华蜂保种区，重庆市建立了一个中华蜂保种基地，吉首大学与贵州省农科院在贵州省麻山地区建立了一个中华蜂的保种基地，但保护区的数量还很少。这些保护基地的兴建，从好的方面看，有助于抢救中华蜂种群，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向举国上下唤醒对中华蜂种群现状的关注。不足之处在于，在如此辽阔的中国大陆建立的养蜂基地，却如同凤毛麟角，远远跟不上中华蜂保种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建基地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特别是我国的经济部门，处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至今尚未推出抑制外来蜂生物污染的政策，仅仅在小范围内延续中华蜂种群，根本无助于中国生态危机的缓解。为此，必须向公众澄清中华蜂存废的生态价值，进一步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国的生态安全才得到起码的保障。
四、中华蜂的生态价值
一直以来，人们热衷于开发蜂蜜、蜂花粉、蜂胶、蜂毒、蜂王浆等蜂产品，发掘蜂产品在医疗、保健、饮食、美容等方面的作用，而很少关注养蜂业在维护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作用。中华蜂是我国被子植物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其生态价值很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具体体现在中华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密切和抗寒抗敌能力远远超过西方蜜蜂，能达到西方蜜蜂在改善生态环境所达不到的效果。
其一，外来蜜蜂在中国自然生态系统中，在生态位上与中华蜂虽有部分重叠，但外来蜂种的生物特性却与中华蜂很不相同，因而中华蜂能够占有的生态位外来蜜蜂无法占有。如外来蜜蜂的工蜂嗅觉灵敏度比中华蜂低得多，它们很难发现分散、零星开花的低灌木和草本植物，如十字花科、蔷薇科、漆树科、山茶科、五加科、唇形科、菊科、葫芦科等植物，对于其开花期和流蜜期，中华蜂则可以高效掌握并加以利用，而所有的外来蜂种都不会主动地对上述各种植物采蜜。原因正在于它们的嗅觉不能识别上述各种植物的气味，因而即使可以采粉采蜜，它们也无法找到。更加上上述各类植物在中国的各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状况分散，植株低矮，多生长在遮荫处。开花时，当地的中华蜂凭着记忆和本能很容易找到这些植物的花朵。而外来蜂种，由于不能在很多地区正常越冬，因而不能对这些植物的存在积累记忆，更不能凭借其嗅觉去发现这些植物的花朵，以至于中华蜂缺位，上述低矮植物都无法正常繁殖。另外，在同一采集地区，中华蜂每日外出采集时间比意大利蜂提早和延迟，一般多23小时。因此，中华蜂对本地植物授粉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意大利蜂，特别是清晨和黄昏才开花的植物，外来蜂种根本无法采蜜，中华蜂缺位也会导致此类植物的繁殖受阻。
生态类论文:不同类型生态浮床对重金属铜的去除效果研究
[摘 要]近年来利用生态修复处理污水的技术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生态浮床技术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修复处理污水的技术。经过3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生态浮床技术迅猛发展，在传统生态浮床的基础上产生众多的改进型生态浮床和强化型生态浮床。本文将基于强化生态浮床，辅以人工微曝气技术，搭建一种新型的“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试验平台，通过污水的处理的静态试验，对比分析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和新型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铜的去除效果。通过实验分析，得出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和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铜去除率的变化规律，为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的推广应用奠定一定实验基础。
[关键词]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传统生态浮床；强化生态浮床；重金属；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整个人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中国虽然是世界水资源大国，但是由于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等，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22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位于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列[1]。近年来，重金属污染指标对水体的污染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目前，在我国有大量的采矿、冶炼以及电镀等工业生产废水不经处理或者处理不达标便直接排放进入自然水体，使得水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和重金属超标[2]。
生态浮床技术是一种有效的水体原位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它利用植物的吸收、吸附、截留和微生物的降解作用，能够有效的治理河流、湖泊、水库等重污染水体。国内外已有将传统生态浮床和强化生态浮床应用于污水处理实例，生态浮床技术作为一项新型的污水处理工艺，对污水中各项污染物都有着很好的去除率。尤其是对于污水中的重金属污染去除，拥有很好植物吸附能力的生态浮床技术有其特殊的去除效果。
本文基于强化生态浮床，辅以人工微曝气技术，搭建一种新型的“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试验平台，通过污水的处理的静态试验，对比分析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和新型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铜的去除效果。通过实验分析，得出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3]和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铜去除率的变化规律，为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的应用推广奠定一定的实验基础。
1 实验涉及及方法
1.1 实验设计
本文主要以搭建的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和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为试验平台，进行污水中重金属去除的静态模拟试验。实验在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进行。
试验将采用水槽进行模拟实验，水槽材质为塑料，水槽长宽高尺寸为100cm×80cm×70cm，实验有效水深为50cm，储水量约为0.4m3。试验选取四川省地区常见的挺水植物黄菖蒲作为生态浮床的植物部分，植株选择个体及重量相近者。采用白色聚苯乙烯泡沫板作为载体，设计尺寸为80cm×60cm×3cm并以间距15cm×15cm，分为4行×5列，打20个直径3cm的种植孔，每个种植孔内栽苗一株，并用海绵固定苗株。试验填料采用组合填料，填料挂膜采用人工挂膜。填料按照4行×5列悬挂，共20串。曝气量选择为2L/min，采用空压机通过微曝气管道24h不间断曝气。
试验用水为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湖水和生活污水按3：1的比例混合的混合水体，并且在混合水体中加入适量的CuSO4・5H2O溶液。相关水质指标见下表：
1.2 分析方法
实验进行30d，实验正式运行后每3天进行一次采样，样品采用浓硝酸进行湿法消解，消解定容后的样品运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其中Cu2+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系统运行30d，实验开始时，三组生态浮床实验和空白试验污水中Cu2+的浓度均为1.2411mg/L。三组生态浮床试验对污水中重金属铜的去除效果如图1h和图2，分析图4.1～4.2可知，三组生态浮床实验对污水中重金属Cu2+均有一定的去除能力。在实验结束时，传统生态浮床、强化生态浮床和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Cu2+的浓度分别为0.4987mg/L、0.3821mg/L和0.1587mg/L，对Cu2+的最终去除率分别达到59.82%、69.21%和87.21%。
根据实验结果可知，在其他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效果，最终去除率达到87.21%，其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效率明显优于传统生态浮床和强化生态浮床。实验进行至第5天，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率已经达到50.68%，而传统生态浮床和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率分别仅为18.77%和38.91%；实验进行至第30天，即实验结束时，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率达到87.21%，传统生态浮床和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率分别为59.82%和69.21%；由此可见：在相同实验环境下，对污水中重金属同去除效果强弱顺序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强化生态浮床>传统生态浮床；无论是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还是强化生态浮床和传统生态浮床其对污水中重金属铜的去除在处理周期及时周内最为显著，及时周内去除率均能达到最终去除率的一半以上；三组实验对污水中重金属铜的去除速率在初期一周内最快，在随后的两周内去除速率逐渐放缓，进入实验的一周，三组实验对重金属铜的去除率基本达到顶峰，在后期对重金属铜的去除趋于饱和。
3 总结
（1）传统生态浮床、组合强化生态浮床和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均有一定的去除能力，在其他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效果，最终去除率达到87.21%，其对污水中重金属Cu2+的去除效率明显优于传统生态浮床和强化生态浮床；
（2）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重金属Cu2+的去除在处理的最初5d内最快，实验的最初5d，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对Cu2+去除率超过50%；
（3）当微曝气强化生态浮床植物对Cu2+的吸收富集达到饱和，整个浮床系统对Cu2+的去除也随之达到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