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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
本文将通过对城市社区旧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下重新建立的新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分析，来说明城市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并说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
“社区”一词译自英文的Community，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20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征联系起来的初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具有同样的文化特质，守望相助，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城市社区是由社会学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聚集在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学家认为社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②有一定界限的地域，其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③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④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⑤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具有的地域性特质，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是一种不简单地等同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它超脱了行政辖区的范围。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社区这个概念。
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凡学校、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等一切社会组织，均自下而上地隶属于某个上级，构成一个体系，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纵向单一性的基本特征，国家和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事务，垄断了所有资源，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属物，社会成员对单位、最终是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国家和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习惯上运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和社区有关的工作被纳入政府工作轨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地区工作。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城市社区概念，只有行政区划的分别，政府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中较大的问题就是“街道”社区的“条块分割”问题，即街道办事处、五所一院（工商所、派出所、地段医院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条块，有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目标、管理手段等都是通过纵向渠道来实现，互相之间无直接关系。在这种体系中，政府运用行政指令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基层组织缺少自主性。社会成员被严密地控制在其中，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缺少发言权，每个人只能机械地服从政府的命令和号召。长久以来，社会成员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方式，他们的积极性逐渐丧失。而政府由于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也很难了解社会成员的真正想法，他们只能凭借经验来管理社会事务，结果造成政府管的不少，效果却不好。
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生活方式。新的住宅小区不断建立，形成各种新型社区关系，以往的街道社区模式已不适应这种新发展了。人们的流动性增大，对单位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政府对单位的控制无法起到象以前一样的作用，改革使政府和企业原来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功能分离出来，转给了中介组织和社区。因此，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渴望亲自管理社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旧有的街道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起作用，户口归属于街道的居民只能服从街道的管理，居委会作为居民代表也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这种单纯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利益需求。加强社区民主管理是改革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①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事务管理过多；②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④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⑤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⑥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⑦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⑧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
社区组织重建是发展社区民主管理的根本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
其次要建立合理结构与有效的运行机制。在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旧有的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和区政府，“两级管理”指市政府、区政府对社区建设所实施的管理；应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重点是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社区管理功能。如上海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实行这种新的体制。
第三要重构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其基本内涵是：在原来行政、社会合一的城市行政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突破“街道”这一基层行政区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规模不同、类型各异、功能明确的社区体系，形成纵向管理以行政区为主、横向发展以社区为主的“纵——横”结合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在原体系中，政府过多地承担了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削弱了政府在宏观层次上的调控和整合作用。在“行政区——社区”体系中，政府组织通过转变职能，将部分微观的管理服务职能交给社团一类中间组织，并逐步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和整合职能，并以行政力量推行。不过在现行体制下，行政区体系仍是社区组织体系的主导结构，社区体系只是对它的补充和修正。
第四，重建社区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建新型社区组织，就是要根据管理、社区服务的需要，培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社区为活动区域的公益性、事务性、中介性社区组织、中介机构和待业性公司，依靠它们进行社区内的管理和服务活动。政府行政组织则主要从事宏观协调、监督作用。具体地说要进行组织角色的确定，原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应从“家长式”管理这种角色中退出，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管理为权能管理，适当放权给社区组织；以法律形式确定社区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而不再是政府的依附。
对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设想
要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就要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其基本思路是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高度出发，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构建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确定合理的社区规模，大力发展各种社区组织，实现社区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的合理分流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纵——横”结合的新型社区组织管理体制。
国外已经实行的城市社区管理方式也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发展得比我们早，比我们的城市发达，相比之下拥有更多的经验。比如，从组织类型来看，德国、意大利实行的是协会型，即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法国、瑞典、日本实行的共同团体型，即参与社区共同管理的团体；美国、英国实行的单一功能团体型，即因社会管理功能的明细化而产生的单一功能组织；还有韩国、泰国及我国目前实行的公共团体型，即类似地方自治体的团体。像日本的居民组织——町内会，对我们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町内会原则上是指旨在把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所有家庭和企业组织起来，共同处理社区中发生的各种共同的问题，能够代表社区并参与社区管理的居民自治组织。町内会以遵循非赢利、非党派、非宗派三原则为特点，促使人们按照这三原则监督町内会的活动，促进町内会的民主化。当然各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可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适合我国的部分，再结合我国国情创造适合我国特点的城市社区管理形式根据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参照国内外有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我们对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提出以下一些设想：
由于我国具有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现象，使得社区整合也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种多元社区组织管理模式。既要兼顾已有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还要纳入一些新型组织以补充街道社区的不足。具体来说，可以在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和完善这样的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民情委员、社团组织、企事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等。
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常设机构，行使社区管理的宏观决策权。它是实行社区管理的主体，它应在上级政府指导下，通过召开社区各方代表参加的“社区代表大会”，由与会代表选举产生。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代表、各社区组织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和社区内各企业、事业等单位代表组成，具体人数和代表构成视社区规模和社区性质而定。在委员会中，各方代表地位平等，集体进行管理决策。其中，政府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它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主要起沟通制衡作用。社区管理委员会有以下一些职能：①统筹规划，根据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和指导，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作出统一规划，确定社区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与任务；②组织协调，根据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利用有效的机制和方法，寻找并落实管理任务的执行者，协调社区各部门关系，配合社区管理工作正常实施；③监督调控，以管理职责为依据，并以有关的法律、法规、协议、合同为准则，对社区管理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使之符合社区管理的目标和要求。社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大会，社区居民通过选举代表来实现对社区的管理。
民情委员是一种监督性组织，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监督、检查社区内各项工作，看它们的设立、执行、完成情况；及时反馈社区内成员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对社区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和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反馈渠道。它一般由社区内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担任，由上级政府直接聘任，是一种荣誉性职务。其人数视社区规模大小和社区基本性质决定。它主要起沟通媒介作用，没有决策权。它独立于社区管理委员会之外，其成员没有报酬，属于自愿参加。
社团组织主要指社区中各类公益性、服务性、中介性组织。如社区福利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或一些行业组织，如个协、体协、舞协等。其主要职能为社会性的管理与服务、重大决策的参与，包括：①参政议政，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重要措施的制定；②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行使一部分专业化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③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承担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各种公益性职能；④帮困解难，开展社区扶助服务、志愿服务、福利服务活动；⑤社区治安、民事调解、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等。社团组织主要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决策的执行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具体通过它来实现对社区事务的管理。社区成员的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社团组织得到解决。政府应转变职能，大力发展各种社团组织，把过去由政府包揽的社会职能分配给社团组织，由它们来承担，减少政府负担。
企事业组织在社区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性生产、经营服务单位，它不参与社区内具体管理与服务活动，但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与社区其它组织沟通，可享受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同时有义务为社区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另一类是社区内专业性的行业管理公司，如物业管理公司，这类公司的管理服务内容与社区管理委员会有交叉，所以，要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明确自己相应的权限，其主要职能应以社区内的物质设施为重点。
政府组织在社区中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延伸机构，如派出所等。在旧的管理体制中，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政府性质，不具有独立的财政税权，它是代表区政府管理地区性的社会事务，但其作用并不突出。为此必须使办事处的权责到位，真正具有综合协调和监督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基层辖区范围里的工作的权限；应该努力提高街道办事处在居民心目中的政府形象，排除各种非政府行为的任务向办事处摊派，要增加办事处发展社区事业的政府财政投入。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委员会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主要职能是：①代表政府参与社区管理，体现政府意图，起宏观协调、监督指导作用；②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行使辖区内行政管理权限；③工商所、派出所等则代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管理相应行政事务，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内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是社区管理的基本单元。其职能主要为：①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管理特定居民点的日常事务；②推举居民代表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反映民意、民情；③配合各专业性社团组织、政府组织，维护社区环境、社区安全，提供便民服务。从目前居民委员会的实际情况看，有几方面问题应予以解决。一是减少对居委会的行政性分派任务，使居委会的工作更多地产生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能否搞好居委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居委会工作是否真的出自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是否体现了对社区的公益性。二是如何解决好居委会的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的来源以及人员编制问题，其理想状态是居委会成员以兼职和义务性工作为主，可以靠志愿者服务。政府可以适当投入部分人力和财力，形成一个社区工作者的行业群体，作为联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纽带。三是对居委会工作进行宣传，增加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了解。居委会干部应多与群众进行联系，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建立在组织重建基础上的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其实现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①法规建设，它是实施社会化社区管理的前提，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社区组织的职能，使社区管理规范化；②社区整合，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相互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发展；③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计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现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④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提倡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民主程度；⑤政府转变职能，要将基层组织实行属地化管理，把社会职能交给社会组织，通过这种属地化管理实现对社区工作的指导。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于宏观决策，使政府从琐碎的事务管理中脱身出来；有利于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它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对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要在旧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组织重建，当前的重点是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推进一系列对旧有城市社区组织体制的改革，深化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使社区脱离单纯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将行政化和社会化相结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同时，这也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必将带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社会犯罪不断出现新手段和新形式，其中社区犯罪就是社会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加强社区法制化建设、建立健全有效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提上了维护社会治安的日程。要建立健全人防和技防相结合与警民联防并重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就必须认真审视现行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从而确定可行的指导思想，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社区法制建设社区警务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社区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社会的矛盾和犯罪率也随之向社区蔓延，社区犯罪已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稳定的重大因素。怎样防控社区犯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在我国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社会大背景下，建立以社区支持为基础的违法犯罪防控系统。
一、我国社区犯罪防控系统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走向成熟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城市管理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旧的犯罪防控体系也已经不适应城市社区犯罪防控系统的需要：社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社区警务建设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这已经成为社区犯罪率提高的一大因素，不但影响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也给社区建设提出了迫在眉睫的新课题——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
（一）社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和谐社区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而社区法制化建设的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还滞后于社区建设的发展，落后于法治社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立法滞后。目前，对社区概念的认识不一，共有76种说法。正因为社区本身概念的不明确，各省市、各地区对于社区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当前社区管理和建设所依据的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以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基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关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却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对于构建有效地社区犯罪防控系统，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社区的各种关系难以理顺，影响了社区法制建设和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有效性。居民委员会与居委会党支部、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城市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制约社区法制建设和社区犯罪防范体系建设的瓶颈。在一些新的小区，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般认为，居民委员会是上级指派的，代表官方立场；居委会党支部与居民委员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业主委员会却是民间组织，代表业主利益；物业公司是一个企业，业主是它的客户。可见，它们之间相互牵制又相互独立，但其职能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所以职责具有不确定性，只有通过立法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促进社区法制建设，推动社区犯罪防范建设。
（二）社区警务建设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社区警务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源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现在已成为主流的警务思想和警务改革的基本模式。社区警务思想是对单纯强调警务工作职业化、警务装备现代化、控制犯罪被动反应式的近现代警务观念和做法的反思，以及对强调以预防为主的古老警务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现代社区警务思想认为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和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社区综合治理模式。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还要求警方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式、机关化的传统警务管理运行机制、领导指挥方式、工作方式方法和习惯，从而逐步探索形成一整套以社区警务哲学为指导，适应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开发式、社会化的新的警务管理运行机制。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社区警务工作在我国处于初创阶段，社区民警的配置、社区警务室的建设、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对社区警务的理解上还存在着偏差，对社区警务的财政投入明显不足，社会参预也不够，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并未调动起来。社区警察多沿袭过去管片民警的工作方法，对本身角色还不太适应。总之，社区警务的优势尚未发挥出来。对此，人们无不期待在预防上多下功夫，发挥出社区警务的优势。
二、建立健全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重要性
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决定因素之一。由于社区的社会化功能，社区的组织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社区人群、家庭、学校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是社会化的重要基础，所以社区的稳定、和谐和安宁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主题的今天，和谐社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和谐社区建设已成为是基层执政能力的新目标。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就是社区公共安全，社区公共安全既是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是全社会的需求，而保障社区公共安全的核心就是构建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中、小城市居民居住的社区化，以及犯罪手段和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当前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加强人防和技防、利用高科技技术防控社区犯罪成为该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如何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
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社区是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其社会性和控制功能以及地域性、规模性决定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社区构建犯罪防控体系的区别性，但从整个体系出发进行思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加强社区法制建设，促进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建立
加强社区法制建设不但可以维护社区治安，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救意识，还有助于建设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文化，促进社区良好氛围的形成，对防范、控制和打击社区犯罪具有积极的意义。
加强社区法制建设，要在加快有关社区立法和明确界定社区内各个管理部门的职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
1、明确社区治安的目标，并加以实现
对社区进行明确的目标规划并指导社区制定实现目标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对构建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社区治安管理者，都应当利用多种手段宣传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的基本知识，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对社区警务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指导和帮助社区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整合社区的资源和力量，积极维护社区治安，防范、打击社区犯罪，从而减少社区治安问题，避免或尽量避免案件的发生，降低社区犯罪率。
2、开展各种“社区共建”活动，着力发展各类“志愿者”，建立各种形式的社工队。社区治安管理者要主动与社区居民联系，为防止社区内未成年人犯罪、赌博等犯罪事件与案件的发生，共同发展各类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和社区和谐的社会活动，如：开展社区普法教育，组织社区居民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和帮助社区居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召集和主持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依法制定和实施本社区发展规划或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年度工作计划等;开展“法律走进社区生活（或学校课堂）”活动，为青少年和广大居民提供学习法律、参与社区治安的机会等；制定和实施《社区资源共享公约》或《社区资源共享保障书》,优化整合社区建设项目和资源,循序渐进地办好与居民利益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社区服务、资信、科技、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族观念,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另外，社区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建设志愿者活动，发动居民以适当形式在节假日、周末参与社区建设；等等。这样既可以为社区治安建设融入新力量和新思维，又可以为居民提供参与和了解社区治安的窗口，为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3、开设社区法制教育业余课堂，帮助居民解决内部摩擦，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在青少年犯罪日益猖獗、社区犯罪成为社会犯罪重点的今天，社区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设法制教育学校，聘请学校教师、社会公益人士等，针对家长如何教育子女、社区居民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邻里之间如何相处等，指导家长建立科学的子女教育观，引导居民形成宽松、和谐的邻里关系，并对具体的家庭个案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提高他们维护社区稳定的法律意识。
不断加快犯罪防控社区化的进程，加强社区公众治安意识的培育和提高，并通过社区治安成果的积累逐步推动犯罪防控社区化的进程，才能确保社区治安文化的丰富和健全。在社区公共生活中，一方面要真正实现立法、司法与用法相统一，另一方面也要有效地引导社区公众自觉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敢于、乐于、善于运用法律解决涉及权利、义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的长期的公共选择，可使社区公众真正理解、认同和接受社区治安文化(实质是法治文化)，并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价值准则和态度，外化为社区治安行为。
（二）加强社区警务建设，实现警务工作的战略性转移
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中，警察根植于社区又超越于社区，拥有国家强制力和行政组织资源。其基本责任是管理社区治安事务，所以加强社区警务建设是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
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之下，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的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也是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重要支撑。2002年3月，公安部在全国派出所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国公安机关应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力争到2004年全国大中城市实施社区警务。现今随着“十一五”规划和全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社区警务和社区犯罪防范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实现警务工作的战略性转移。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各级政府及主管领导应对社区警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把社区警务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改革措施来抓。要在财政上保障社区警务资金的安排，在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上作出相应调整，在人力投入上予以较大的支持，以保障各市各区有合理的警力。同时，要对公安机关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保障警务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失误。
其次，要做好社区警务规划，合理配置社区警力。在当前社区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地做好警务人员的合理配置，注重警务工作的科技投入和信息化的建设。通过使用高新技术，改变社区犯罪防控要素的组合形式，提高社区犯罪防控的效率及社区治安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提高社区公众对本社区内违法犯罪的免疫力和对本社区所遭受的“外侵”性违法犯罪的抵御力(预防、发现、警示、对抗、处置等能力)，使社区形成犯罪防控的技术网络。
再次，公安机关应当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外社区警务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并结合不同社区的情况推广使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总结自身经验，加强内部交流和培训，以保障社区警务人员知识够用，素质过硬。
（三）建立健全社区犯罪警民联防体系，共同建设和谐社区
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是建成警民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为此，我们要尽快形成五个体系，构建四个网络，完善三个机制，强化两项管理，使社区警务能够在治安防控体系中真正发挥作用。所谓“五个体系”是真正形成并科学运行“治安行政管理部门创新体系--公安高等学校治安创新体系--社会科研机构公共安全创新体系--社区治安创新体系”一体化的社会治安创新体系。“四个网络”是指社区治安防控网络、社会面治安控制网络、单位内部治安防控网络、临界地区的治安防控网络。“三个机制”是指信息共享机制、高效、的指挥调度机制、以及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快速反应机制。“两项管理”是指对实有人口的管理和对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应该认识到，以上工作与社区警务工作和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建设密切相关，是维护社区治安、防控社区犯罪的关键。因此，要做到以下基础工作：
1、依托街道办事处做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工作。街道办事处具有辖区管理的法定资格，具有政府派出机关的性，并且具有最为接近社区组织机构的特点，所以它可以起到协调、管理等基层政府的作用，可以调动区内不同级别、不同规模、不同隶属关系的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力量参与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建设。
2、根据社区科技防范不足的特点，鼓励社区及社区成员配备技防设施，构建技术防范网络，充分借助科学技术来防范违法犯罪。
3、对一些特别问题应当组织力量进行重点研究，比如；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警务的关系，出租屋治安问题的业主责任，复杂治安场所的控制等。
4、加强警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新型的警民公共关系,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比如：社区民警根据收集掌握的信息，加强安全防范；加强对实有人口的管理和社区治安管理；强化社区民警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与社区公众建立亲密伙伴关系和警民鱼水关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的“十一五”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趋势下，城市社区法制建设和建立健全社区犯罪防控系统将是今后我国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长期任务。只有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才能实现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规范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成员的法律素质,促进社区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从而面对新形势形成新的犯罪防控思路，构建出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犯罪防控系统，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研究与社区管理
摘要: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患者重要的致残致死原因。该研究综述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分期、早期诊断及社区认知现状，并提出社区管理建议。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社区管理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达9.7%，全国约9000万糖尿病患者，其中30%~40%的糖尿病患者并发糖尿病肾病[1]。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DM)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其重要的致残致死原因。对DN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社区干预可以控制或延缓其进展为终末期肾病。现将其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早期诊断、社区管理等相关内容综述如下。
1糖尿病肾病的流行病学
DN引发终末期肾功能衰竭(ESRD)已成为糖尿病患者的主要并发症及死因。据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DN已经升为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首要病因，占25%~42%。我国DN约占ESRD的6%~10%[2]，DN发病率正呈逐年上升的态势[3]。2001年对全国24000余例住院糖尿病患者的慢性并发症调查结果发现，DN患病率为33%[2]。DN是继心血管并发症后2型糖尿病患者的第二大死亡原因[4]。
2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与危险因素
DN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尚未明了，但关于DN的发病原因和机制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较大进展。糖尿病控制和并发症试验(DCCT)以及英国前瞻性研究(UKPDS)的结果表明DN与个体对糖尿病的易感性有关。有报道糖尿病肾病有家族聚集现象，提示DN与遗传因素有关[5]。目前认为，本病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持续的高血糖、肾脏血流动力学异常、脂质代谢紊乱、个体易感性及家族遗传等因素有关。因此，系统认识DN的发病机制、病理改变、临床特点、早期诊断以及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2.1血糖与糖尿病肾病
高血糖与糖尿病并发症是并存的，血糖是最强烈的产生微量白蛋白尿的危险因素。糖化血红蛋白浓度是早期DN和临床DN发生的危险因素。长期高血糖可使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糖蛋白和糖基化蛋白增多，使肾小球通透性增高，血浆蛋白滤过增加，从而加重肾脏损害。
2.2血压与糖尿病肾病
UKPDS结果显示，仅严格控制血糖，可使糖尿病相关的终点事件降低12%，微血管病变降低25%。但同时严格控制血糖和血压，则可使糖尿病相关的终点事件降低24%，其中微血管病变降低37%。高血压是肾脏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在糖尿病中极为常见。赵从军和陈玉堂等[6]研究表明，高血压是DN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严格控制高血压能明显减少DN患者的尿蛋白水平，延缓肾功能损害进程。因此，控制血压将获得更有效的肾脏保护作用。
2.3血脂与糖尿病肾病
Gall等研究提示血脂浓度升高是DN和临床性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不足，造成脂代谢紊乱，使脂肪的合成代谢与分解代谢异常，易形成高脂血症。脂质的沉积可促进肾小球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加速肾脏的损害。
2.4病程与糖尿病肾病
病程是DN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随着病程的延长，DN的发生率也逐渐升高。研究发现，DM病程<4年，蛋白尿的患病率为20.9%，如果DM病程≥20年，蛋白尿的患病率则升为54.1%[7]。
2.5吸烟与糖尿病肾病
对于高血压伴2型糖尿病的患者，吸烟可增加发生肾功能衰竭的危险，吸烟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的氧化应激增加，导致肾脏进行性损伤，表现为尿蛋白排泄量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即使给予ACEI降低血压后，吸烟仍能加速DN的进展[8]。
3糖尿病肾病的分期
根据DN的病程和病理生理演变过程，丹麦学者Mogensen把DN分为以下5期：Ⅰ期：肾小球高滤过和肾脏肥大期，肾小球滤过率(GFR)高于正常的25％~40％，肾脏体积增大约20％，此期与高血糖水平一致，没有病理组织学损伤。Ⅱ期：正常白蛋白尿期，尿中白蛋白排泄<30mg/24h，病理可有基底膜增厚和系膜扩张。Ⅲ期：微白蛋白尿期，或早期糖尿病肾病期，尿中白蛋白排泄在30~300mg/24h。此期GFR仍能维持正常，病变仍为可逆性，若不积极干预，多数患者病情逐渐进展。Ⅳ期：显性糖尿病肾病或临床糖尿病肾病期，尿中白蛋白排泄>300mg/24h，GFR多下降，有典型DN病理改变。V期：终末期肾功能衰竭，出现尿毒症全身症状。
4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
DN的早期诊断是指在临床肾病出现之前(Ⅰ~Ⅲ期)就明确诊断，若待DN病变发展至Ⅳ、Ⅴ期，则病变不能逆转，故早期诊断对改善DN预后非常重要。DN的最早临床证据是尿白蛋白浓度轻度升高(尿白蛋白排泄率30~300mg/24h)，被称为微量白蛋白尿，Wang等[9]的普查结果显示新诊断的2型DM患者微量白蛋白尿的患病率高达20.7%。微量白蛋白尿被认为是早期DN的敏感标志，对DN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除尿微量白蛋白外，尿微量白蛋白/肌酐(ACR)的检测对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亦有重要意义，可以在糖尿病患者出现尿蛋白阳性之前检测出早期的肾损伤[10]。如果3个月内连续2次尿液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在30~300mg/g，并排除其他引起UAER增加的原因，如酮症酸中毒、泌尿系感染、心力衰竭等，即可诊断早期DN。对早期糖尿病肾病实施综合干预可控制或逆转其进展。
5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社区管理
5.1早期糖尿病肾病社区认知现状
社区是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防治的基层，而目前我国DN防治主要是在发生DN后对其进行临床药物治疗及饮食治疗，缺乏规范的综合干预和管理模式。在社区的慢性病管理中也缺乏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健康宣教及管理。罗春娥等对100例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早期DN防治知识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对DN防治知识的认知水平普遍匮乏，有88%的患者不知道检测尿微量白蛋白的重要性，有81%的患者不了解饮食对DN的影响[11]。主观上患者对早期DN的认知不够，对有关的DN防治知识所知甚少，缺乏积极有效治疗，客观上DN的发病病程较长，是一个渐进性的病理过程，早期DN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而尿常规检查尿蛋白多呈阴性，患者缺乏肾小球病变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这些均导致其易被忽视致延误诊疗时间，最终进展为终末期肾功能衰竭。
5.2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社区管理建议
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渐进的病理过程，如在DN的早期阶段能得到早期诊断，通过早期严格控制血糖和血压、调脂、控制蛋白尿、改进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综合干预措施，可阻断或延缓DN的发展，减少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因此建议在社区对DN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综合性干预及规范化管理，具体包括健康教育、饮食治疗、生活方式干预、技能指导及个体化的药物治疗等。赵进等将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引入早期DN患者的管理，通过3年的健康管理与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干预，干预组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ACR)及DN的高危因素如血糖、血压、血脂等较常规治疗组明显下降[12]。有效的社区管理能够让早期DN患者掌握相关的疾病防治知识，了解和认识DN的发生、发展、转归及危害性，使患者改变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积极参与自身疾病的管理，承担一定的自我保健职责，自觉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有益于延缓疾病发展的治疗方式[13]，从而达到延缓或阻止患者病情进展的目的。
作者：朱兰 顾丹 单位：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美国社区学院教育管理特色研究
摘要：美国社区教育在百年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了适合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鲜明办学特征。同时，其共同治理的教育管理体系、全过程支持的教育管理系统、刚柔结合的教育管理方式等教育管理特色也十分值得研究学习。
关键词：美国；社区学院；教育管理；特色
具有百年历史的美国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转学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补偿教育和社区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其成功经验也被世界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学习借鉴。美国社区教育在“开放性”“包容性”和“实效性”的办学特征之下，在教育管理中也具有许多自己的独特之处。
1共同治理的教育管理体系
目前，美国社区学院普遍采用共同治理的管理体系。它的基本理念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各项重大事项的决策。其核心意义是通过保障师生在学校发展和建设中的话语权和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学校内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相互监督、上下联动、政令畅通，较大限度地减少领导者决策失误。各校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基本相同，通过建立一系列足以覆盖学校诸如学术、财政、规划、制度、基建、设备、课程、师资、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委员会，实现管理与决策两权分立。各委员会吸收来自相关部门的不同类别人员，包括学生参与，参与度将作为教职员工对学校贡献度的指标之一。以课程设置、预算管理、教师聘用、学生服务为例进行分析。在课程设置方面，课程增设或取消要由教师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系主任和分院院长，系主任和分院院长审议通过后逐级提交给课程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经校长同意后再逐级报学区学术委员会和州学术委员会。只有经过州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新课程才能列入学校课程系列。在预算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对各单位的设施设备采购规划进行优先顺序的排序，结果报给学校预算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给行政管理委员会，才能提交给校长。例如，学校建造一个大楼，从动议到层层审议、动工建设、交付使用，需要六年的时间，其中3年规划、1年审议决策、2年建造。在各层级委员会审议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决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校长如果不同意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必须要拿出书面的理由进行阐述。决策流程设有校长不信任投票机制，但校长们很少使用，因为牵涉到与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维护。一旦发生此类冲突事件，校长不愿妥协，只能启动补救措施，将问题上交学区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在教师聘用方面，例如要招聘一名教师，必须收满8份简历，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选拔，排名前三位的候选人才能由校长来决定聘用，招聘结果要向学区人力资源部门汇报，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如学历证书、工作经历等材料以备核查。学区聘用第三方机构对招聘人员进行核实，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学区有专门的人员对招聘过程进行监督，在学生服务方面，每所学校设有学生联合会，并在相关委员会中吸收学生代表作为会员。学区董事会里也有学生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会议，例如校方意欲开除犯错误的学生，必须书面报告董事会，最终由董事会决定是否开除。共同治理的特点是各类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由各方人士参与，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审核的过程既是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也是沟通理解走向认识趋同的过程，这样可以较大限度的避免决策的片面化和盲目性，即使是正确的决策，没有师生的理解，也难以执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鉴的地方。
2全过程支持的教育管理系统
虽然美国社区学院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能比我国要少，但是对于应尽的责任，各社区学院都力求做到为学生提供全过程支持。许多学院都采用取名为“人生地图”的一种教育管理系统。人生地图采取框架式结构，一般包含六方面内容：学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财政规划、支持网络、社交网络、电子档案。管理系统通过程序化的信息系统来实现，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是教授、员工和学生需要使用的一种工具。它贯穿于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从入学的专业选择、财务管理、学业指导等，一直到就业，为学生创造一个个性化的计划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人生地图不是简单的规划，而是被集成到课程里，全部教授都参与设计与实施，这是人生地图项目得以成功推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入学之初，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学校人生地图的网页上，按照要求录入自己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以及就业愿景，在咨询师的指导下，在老师的共同参与下制定自己的学业、职业和财务规划，明确大学生活的奋斗目标、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等具体生活和学习计划，形成一张属于自己的人生地图，上面记载了自己的全部信息，包括学校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课程设计。每个社区学院都设有学习帮助中心，这也是帮助学生实施人生地图，实现其目标的支持系统之一。中心有很多专兼职辅导教师。学生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可到辅导中心求得老师的免费辅导。学校还通过社团活动、小组活动以及为学生提供与企业接触的机会和场合来锻炼学生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学分。我们也倡导全员育人和全过程育人，但是往往在教育实践中，找不到有效的实施路径，使倡导流于形式，得不到贯彻实施。人生地图不是技术，而是一种体现学校为学生制定科学的个性化学业和生涯规划指导，并通过系统支持和搭建社交平台实现其规划目标的教育理念。人生地图中教育、职业等规划在实施推进过程中不断地修正，直至完成学业，达到自己预期目标。每一步都记录在案，形成个人成长的电子档案，为学生提供精细化、人性化、差异化指导，是“全员、全域、全程”育人思想的充分体现，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育人模式。
3刚柔结合的教育管理方式
美国社区学院学生成分十分复杂。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语言不同，年龄不同（平均年龄近30岁），文化和技能基础差异大，这使得教学组织与实施面临许多困难。美国社区学院通过刚柔结合管理方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所谓“刚”，就是严把“进口”和“出口”这个两个关口。众所周知，美国高等教育是“宽进严出”，“宽进”是指美国社区学院不拒收每一名求学者，但并不意谓着入学后马上就可以开始专业学习，而需要对入学者进行测试，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补习，让入学者达到某一证书或学位课程的入学标准才能参加专业学习，确保学习者能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就在校门“宽进”的基础上把严了课堂“进口”关。所谓“出口”,就是严把证书和课程考核关。每门课程和证书考核采用统一的标准，采取1+n考核模式，“1”是对学生专业学术能力考核，还有n个通识能力（批判思维、沟通能力、合作精神、创新意识、阅读能力、处理信息能力了、参与社区实践、国际化等内容）的考核。过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助学不助考，真正达标，才能毕业。把紧“进口”，保障了学员的学习能力，把紧“出口”，保障了学员的工作能力，也保障了美国社区教育的质量与生命。同时，考虑到区域和每名学员的背景与知识能力的差异，在教学执行中又采取了一种柔性化的操作模式。一是在专业或课程标准的设置上，要求有“规定动作”，也允许有“自选动作”，每个学校的标准主体相同，又有校本特色。二是学制上的弹性，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全日制学员1年完成的学业，半工半读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主安排学习，可以2年或更长时间完成。三是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鼓励个性化施教，因材施教，不要求统一的教学模式与方法，真正实现教学方法多样化。四是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关注的不是学生的学业分数，而是学生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历程结束后所获得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高职学生来源也开始多样化，出现普通高考、技能高考、单招、对口升学等多种方式录取的学员同堂学习的情况，业内叫苦不迭，认为教学组织困难，难以保障质量。研究美国社区学院的做法，对解决我们的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作者：张建军1 徐在福2 单位：1.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韩国全州大学教育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我国社区管理的缺失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而居住环境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内容，在吃、穿、用、行中,近些年由于社区居民老龄结构，并且其多为农转非人口以及多为从事副业如开个小吃部等自行谋生的特点使之在社区管理中难度增加。本文便针对社区居民的管理现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为改善社区管理的现状提供解决思路。
关键词：社区管理；财政体制；解决措施；制度优化
一、社区管理现状
1.我国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管理制度是在1998年7月国务院正式赋予新组建的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管理的工作，制度上保障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其次是社区管理层级上面，以市政府和区政府的两级政府以及兼具各地特色的社区建设管理组织的方式。社区走访中发现，大部分乱设网线的现象严重、专业性较强的社区管理人员是很缺乏的,很少是针对社区的管理，而社区管理大部分属于日常的事务，在管理能力上较差。
2.社区管理的财政体制。财政体制是分为两级财政，分开炉灶吃饭的方式。8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是税收的收入。根据笔者的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在社区中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社区服务，其中三分之一的收入是用于社区的公共卫生，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支持街道，在社区居委会管理运行，这显然看似很有说服力的数学是没有性而言的。根据以上的结果表明:当前社区管理的问题仍大部分都是缺失的，对社区管理上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仍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上，并未将社区管理纳入到正规的日常工作管理当中，且缺乏专门的社区管理人员来确保管理，以至于无法有力地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二、社区管理缺失的原因初探
1.社区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的管理方面的知识是主要的原因。经笔者在社区的实际走访调查中发现，85%的社区管理者现有的管理知识不能满足当前居民委员会对社区管理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在这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方面不能很好解决居民的问题，不能与各级管理者有良好的沟通导致与居民出现矛盾纠纷等问题。很难为居民的合法权利给予有力维护，这样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与管理好社区。
2.社区管理中社区治理模式的问题是社区管理缺失的关键因素。在实际调查中，现有的各城市居委会中，79%的居委会都是由街道来领导和管理的指导关系，而且只有43%的居民委员会是具有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社区居民自治，可见他们的管理功能十分有限，很难带给居民较多的行政管理。另外50%的社区管理者认为目前本社区的管理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治理模式下是被治理的角色，造成管理者参与的淡漠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受到行政力量的压制。
3.社区管理中社区委员会财务管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社区经费上的制约，由于社区管理的自身特点，以及社区居民多是农转非的人口和多为经济上靠小吃部、自行修理部等小本经营的特征，这便直接决定了社区管理在进行社区管理中具有一定的经费特殊需求，但是由于街道办不愿意放弃经费的管理权导致这种难度被放大，导致街道办一些日常事务不能正常开展，使社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经费问题不能得到保障，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解决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
1.加强居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逐步实现社区管理工作的职业化。政府要通过对居民委员会和社区管理者的选派、直选等招聘方式，为调整居委会的管理工作建设起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要体现知识化、年轻化的特点，也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来建设，可以让工人、青年、妇女定期定时的去社区进行工作；在社区管理上可以由上级政府出资进行组织选派，居委会可以定期的进行聘用或者直选，从而使居委会管理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得到加强。
2.科学地界定政府和居委会各自的职能权限，对自己的事务管理行使一定的权力。90%的社区管理人员以及65%的居民认为，给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给予相应的各级职责和相应的明确的职权范围是一个较利好的事情，居民希望管理者能为自己解决问题，而社区管理者希望自己是主动的。
3.调动居委会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一个针对居委会的明晰的财务制度是关键所在。在调查结果中针对居民委员会的明确清晰的财务制度是影响社区管理的直接因素，社区管理的组织经费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区的管理经费不断增加，而许多职能都要由社区来落实，他们很难抽出足够的经费去划拨到社区委员会，因此造成管理上的难度加大，社区管理能够提供经费，这种资金上的压力解决了，以及科学界定了职权，直接能够有效促进社区的有效管理。
四、结束语
社区管理的问题便是居住环境优劣有着直接影响的优化内容，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居民的难题进行持续的追踪并及时反馈，给予一定的经费管理权和支配权，对于社区管理权有一个科学地界定，从而使公民提升社区管理参与积极性，改变传统被动的治理模式，调整重组管理居委会的人员，建立一支知识化的社区管理队伍，促进社区管理的优化。
作者：王泽臣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高血压社区管理现状研究
摘要：目的调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高血压管理的现状，为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卫生管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城区和县参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高血压患者管理满1年的35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700人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结果医务人员随访，乡镇以入户随访（85.5%）和门诊随访为主（69.7%），而城区以入户随访（94.5%）和电话随访（84.0%）为主。随访时间，城区高于乡镇（分别为12.2±5.2和19.1±6.4分，t=-15.61，P<0.01）前往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购买降压药的城区低于乡镇（分别占18.7%和57.7%，χ2=132.30，P<0.01）。高血压控制率达62.7%，城区高于乡镇（分别为68.5%和55.0%，χ2=13.36，P<0.01）。结论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的高血压管理模式，可以较好地起到防控高血压作用。
关键词：高血压管理；慢性病；社区；卫生服务
高血压是脑卒中、冠心病、心功能和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危险因素，积极控制高血压，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减少过度医疗费用支出。随着慢病管理理念的发展，社区已经成为高血压防治的重点单元[1]。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重要的基础平台是全民健康的重要支撑。确定规范社区管理的基本模式和内容已成为基层社区高血压防治急需解决的问题[2]。本文针对淮安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开展的高血压管理医疗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为高血压社区管理改善提供相关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从淮安市分别抽取城区和县各一个,再从所抽取的城区或县中随机抽取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共抽取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3个乡镇卫生院。从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随机抽取参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高血压管理满1年的35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100~150人，剔除存在认知或语言障碍、身体衰弱等无法正常接受调查者。共抽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高血压患者400名及乡镇卫生院管理的高血压患者300名。1.2调查方法问卷调查：对抽取的调查对象进行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所提供高血压管理内容等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员由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组织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承担，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不作为调查员调查本机构管理的患者。体格检查：由经过培训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负责，对参加调查的高血压患者进行血压、身高及体重测量。血压统一采用经过校正的汞柱式血压计进行测量，至2mmHg。身高和体重均按照统一标准方法测量，分别至0.1cm和0.1kg。
1.2诊断标准
超重、肥胖：参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3]，计算体质指数(BodyMassIndex,BMI)=体重(kg)/身高2(m)，BMI≥28kg/m2为肥胖，27.9kg/m2≥BMI≥24kg/m2为超重。高血压：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修订版)[4]，高血压指曾被医疗机构诊断为患有高血压，或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
1.3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均利用EpiData进行数据录入并建立数据库，采用SAS9.2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和考核，培训合格率达到；所有调查问卷均调查完成当天均进行审核，审核完成率达到；全部完成调查后抽查2%进行再次调查的总符合率达到95%以上。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接受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高血压管理高血压患者700人，其中男性318人（45.4%）。调查对象平均年龄65.7±10.1岁，其中36~60岁和60岁以上分别占32.7%和67.3%。城区、乡镇患者中超重及肥胖率基本相当，城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46.9%和18.0%，乡镇分别为44.0%和19.0%。城区患者文化水平要高于乡镇患者，城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0.3%，而乡镇患者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0.7%。从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城区要高于乡镇，城区人均年收入10000元及以上占85.1%，而乡镇地区人均年收入9999元以下占80.3%。所购买的医疗保险，乡镇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占98.7%，而城区主要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者分别占80.5%、18.5%。
2.2医务人员随访情况
最近12个月，城区患者与乡镇患者所接受的随访次数基本一致，分别为5.2±2.4次、5.1±2.6次。但是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次随访时间要多于乡镇卫生院，二者分别为12.2±5.2分/次和19.1±6.4分/次(t=-15.61，P<0.01)。医务人员的随访形式，乡镇则以入户随访、门诊随访为主，二者分别占85.5%、69.7%；而城区虽以入户随访（94.5%）、电话随访（84.0%）为主，但随访形式更为多样化，门诊随访和集体随访也分别高达33.5%、18.0%。在社区医务人员所提供的随访服务项目中，城区和乡镇基本都能提供询问症状、测量血压和询问服药情况等服务，但是相比乡镇，城区提供心率和血压测量的比例略高。
2.3高血压控制及用药情况
所调查的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控制率为62.7%，城区高于乡镇，分别为68.5%和55.0%(χ2=13.36，P<0.01)。过去12个月曾去二、三级医院复查的比例为29.6%，城区（35.8%）高于乡镇（21.3%）(χ2=17.11，P<0.01)。患者在购买降压药的途径上还是以药店为主，占到51.8%，城区、乡镇分别为65.1%、33.0%(χ2=132.30，P<0.01)。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购买降压药的城区患者比例分别占16.2%、2.5%，前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购买降压药的乡镇患者分别占21.1%、36.6%。在最近12个月里调整过用药的患者，城区和乡镇分别为7.0%和17.0%。调整用药乡镇患者中，45.0%为自己调整，而城区自己调整的仅占8.8%，由社区（卫生院）医生调整用药的乡镇、城区患者分别为20.0%和33.8%。有49.8%的患者会因为忘记或不愿意服药而导致用药不规律，乡镇地区分别为57.7%、20.6%，高于城区（46.4%和19.5%）。另外，城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因为看不到明显疗效（10.0%）、经济（6.4%）、药物不良反应（7.3%）、服用不方便（5.9%）和配药不方便（3.9%）等原因导致其用药不规律，而乡镇患者该部分原因所至用药不规律的比例相对要少，分别为4.1%、3.1%、0.0%、3.1%和7.2%。
3讨论
通过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本区域内高血压患者进行病情管理和监控，是目前较为有效和可行的高血压管理模式[5]。本次调查发现，不管是城区还是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服务区域内高血压患者的随访次数基本接近1次/2月，从而保障对高血压患者病情的及时了解和监控。城区和乡镇医务人员对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形式略有差异，可能因生活方式及居住环境的不同所致。城区采取随访途径较乡镇更为灵活和多样，如城区通过电话随访的比例要高于乡镇。在随访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中，除常规的症状询问及血压测量外，对患者体重的测量比例较低，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提示应注意同时加强对患者体重的监测，超重/肥胖也是高血压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6]。对于高血压的防治，主要通过服用降压药及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入手，从而使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7]。本次调查发现，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管理，高血压控制率可达62.7%，远高于2000年在北京某社区高血压管理项目前后23.95%～28.57%的高血压控制率[8]，大部分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还是较为稳定，过去12个月前往二、三级医院的复诊的比例也仅为29.6%。由此可见，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的高血压管理模式对血压控制还是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本次调查同时发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同时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地方。如患者前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购买降压药物比例还是相对较低，并相当一部分患者自我进行药物调整，反映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职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外，社区卫生服务人员，除进行常规症状检查外，也需要加强对高血压患者的心里疏导。调查发现，近一半的患者会因为忘记或不愿意服药而导致其用药不规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在慢性病管理尤其是高血压的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不仅需要相关政策支持，同时更需要社区、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志谢：感谢参与调查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的支持，感谢所有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感谢所有调查对象的大力支持。
作者：任多福1 徐海泉2 李园3 施小明3 马爱国1 单位：1.青岛大学医学院 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脑卒中病人的社区管理现状研究
摘要目的：通过对临床106例急性脑卒中偏瘫病人临床特点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脑卒中偏瘫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对脑卒中偏瘫的社区管理水平，增强居民对脑卒中的防治意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方法：对社区的106例急性脑卒中偏瘫病人的临床特点及其社区管理的问题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脑卒中的发病与高血压、年龄、高盐饮食、肥胖、家族史等密切相关；且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高血压病。结论：要管理好脑卒中偏瘫病人、提高脑卒中偏瘫病人的生活质量，必须对脑卒中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进行科学的干预，科学的干预就是在社区开展规范的高血压管理，是控制脑卒中的有效可行模式，也是一个有效促进社区慢病管理工作可行性办法。
关键词：脑卒中；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社区管理
急性脑卒中是危害全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又称“脑中风”，在我国急性脑卒中已成为及时位死因，占疾病死亡率的22．63％。临床上好发于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且发病急、病情重，具有很高的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选取我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的急性脑卒中病人106例，对其在社区管理现状特点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以探讨脑卒中的发病规律和原因，提高脑卒中的防治水平。
1资料与方法
106例急性脑卒中偏瘫均为住院后返回社区管理的病人，经头颅CT检查确诊，包括急性脑梗死和脑出血，对病人进行生活饮食习惯、血压、血脂、病史、家庭史等多方面情况的调查（主要由病人及其家属提供）。
2结果
调查病例中男65例，女41例，男女之比为1．58∶1，男性明显高于女性，P＜0．01，男女差别有显著意义。结果见表1～3。
3讨论
3．1脑卒中偏瘫与年龄性别密切相关
本组资料显示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比例为1．58∶1，说明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明显要高，这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相符；年龄方面，50岁以上，脑卒中发病率即明显增高，而以60～70岁为最多，但考虑到70岁以上发生中风的患者有些人可能在家治疗，故7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能比实际要高。
3．2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WHO2008年协作材料中指出，脑血管病例有高血压病史者占1／2。从本文表2、3来看，急性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依次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而高血压又是各种类型脑卒中最强因素，同时，长期吸烟、饮酒也会增加脑卒中的发生率。在主要诱因中以睡眠状态和情绪波动时发病较多，但更多的却是在无明显诱因下起病，且缺血性脑卒中倾向于凌晨睡眠时发生，而出血性脑卒中多是在活动中或是情绪波动时发病。
3．3脑卒中的预防
脑卒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致死性疾病之一，但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目前认为预防是好的措施，而要想切实有效地预防卒中的发生，就需要大力宣传，加强全民社区管理。据国内外多项研究证明，对卒中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合理服用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药物，树立健康意识，杜绝不良生活习惯，合理膳食，采用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使脑卒中的发病率下降，发病年龄推迟。因此，在临床工作中，笔者也认为，对于脑卒中病预防，凡年龄45岁以上，对有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心脏病病史、身体肥胖、长期吸烟饮酒者，应提高警惕，纳入社区管理的范畴，由全科医生有效管理上述疾病，避免情绪波动及剧烈运动，要戒烟酒，治疗习惯性便秘，保持心情舒畅，合理饮食，若能如此定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本文表明：
（1）对脑卒中偏瘫病人的社区管理：高血压控制率明显提高，血压趋于正常水平，脑卒中的发生率将降低。
（2）在研究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50岁以下高血压患者愿意参加社区管理比例较低，主要是社会工作比较多，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血压如长期得不到控制，随着病程的延长，脑卒中的风险将显著增加，因此必需加强该年龄段病人的社区管理。
作者：柯有福 张志敏 郑绍平 单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人民医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模式居民参与及发展研究
［摘要］随着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社区管理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我国社区管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社区自治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社区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在于根据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品质公共服务，因而，社区管理中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论文在梳理现阶段我国社区管理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基于时代特征，认为未来社区管理将呈现出以下基本发展趋势：在管理理念上越来越公众化、自治化、民主化；管理主体上越来越多元化；管理手段上越来越法治化、规范化、柔性化。
［关键词］社区管理；管理模式；居民参与；发展趋势
“社区”一词在西方国家时间久远，各国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Gemeinschaft”一词来诠释社区，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或者服从都是源于对社区这个生活共同体的肯定。人们加入这样的团体，不是自己有目的的选择结果，而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形成的。[1]美国社会学教授R.E帕克认为社区是由人口、地域结成的生态共同体，聚集于共同体内的人类群体处于相同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基本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的心理归属感。①英国社会学家麦基文认为社区可大可小，可以是村庄也可以是地球。美国社会学家桑德斯“一改过去社区概念界定中的两分法，既不是用社会界定社区，也不是用社团或国家界定社区，而是把社区看做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又看作是‘一个行动的场域’”。②在他定义的社区概念中，把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一，社区是一个提供居民居住的地方，社区里客观存在的房屋建筑就是居民日日夜夜居住的地方；其二，社区在空间上是一个单位；其三，社区是一种存在的生活方式；其四，社区是一种提供社会互动的平台。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社区管理的研究主要基于对社区的关怀。“社区管理”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到来，18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担心对社区的疏离感，从而开始关注城市社区，学者们发现，社区中的人们虽然互相接触变多，但往往没有像家人、朋友那样存在亲密感，并且对社区认同感不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将社区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用社区发展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问题。我国学者主要从四个视角对社区管理做了解释。其一是历史性视角。随着历史发展，时代变迁，社区管理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并丰富其内涵；其二是管理学视角。在政府主导前提下，社区各部门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其三是社区管理目的视角。满足居民高质量高水平的精神物质文化生活是社区管理的根本目标之所在；其四是社区管理主体视角。根据社区管理主体的不同，他们将社区管理划分为政府主导、街道办事处主导或者小区自我管理三种类型。实际上，社区管理就是为了满足居民高质量、高水平的精神物质文化生活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区内部组织对社区进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管理活动。社区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其管理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例如：社区的人口管理，社区会定期对该社区的人口进行普查、登记、统计等进行摸底，掌握社区的人口变动情况；社区的服务管理，除了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还对社区弱势群体及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社区环境管理，提供一个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
一、社区管理模式
联合国于1955年在《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文件中指出：所谓社区管理模式是指在一个地域范围内，组织和教育居民从社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出发，有计划地引导社区内居民与机构共同参与，以自身的努力和政府联合一致，合理地利用社区的资源和外来援助，改善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根据相关文献综合来看，我国现阶段社区管理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政府导向模式
在该模式中，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社区管理进行指导、调节、组织甚至控制。正是基于政府的“主导”，社区管理中会产生诸如加重政府管理负担，降低政府工作效率，阻碍社区管理创新发展，制约部分社会组织对社区管理的参与积极性等许多问题。现实中社区在日常管理中既要完成政府布置的任务，又要协助政府开展工作，但却不能干预、影响到政府的，而政府对社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却要对社区管理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因而，“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社会职能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养成社会的自治能力，政府也可以从此摘掉‘管家婆’的帽子。”②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向社区“下放权力”，使社区管理职能得到改善，不仅有利于调动社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形成有效且符合社区实际的管理模式，而且有利于减轻政府工作负担，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二）市场导向模式
市场导向模式就是在社区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物业公司”等主体进行社区管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长足发展，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社区管理也提出了越来越专业化的基本诉求。因此物业公司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对满足这些诉求产生了积极作用。当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市场时，市场的目标、责任明确，在竞争机制的驱使下物业公司会更好地为社区提供服务，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减轻政府工作负担。但是，“这种市场化运作的管理模式不能覆盖小区中的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还不能说是一种意义上的社区管理。”
（三）社区自治模式
社区自治模式可以“归功于”政府的权力下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在管理上可以“胡作非为”，只是政府认可了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自治组织，这个组织具有非政府、非营利、自愿、民间等特征。这种社区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让居民自己真正着手于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会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例如，北京市有些品质商品房社区，由于社区发展到较高阶段，社区自治能力成熟，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强，社区管理对政府和市场的依赖很低。然而，这种管理模式的发展对社区人才有较高的要求，在管理人才中，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领导、创新能力，在服务人才中，要求更加专业化和现代化，涉足于网络、英语、物流、医疗等各个居民需要的领域。③
（四）混合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现实中多数社区管理将以上三种管理模式有机结合的成果：以政府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调动居民的参与度。这种综合社区管理模式“一应俱全”，综合各种模式使社区管理更加贴近社区实际。可以说，这种管理模式是现代社区管理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综上所述，现阶段，适应社会发展的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有政府导向、市场导向、社区自治以及混合四种模式。无论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市场还是社区自身，都要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实施有效、健全、创新的社区管理体系。
二、社区管理中的居民参与
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需要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而要调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则需要注意两个“W”和一个“H”。及时个“W”即“Who”意味着谁参与。居民是社区活动的主要主体，如果一个社区的任何活动缺乏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将无法展开，从而说明社区管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第二个“W”即“What”意味着参与什么。社区活动多种多样，既有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又有各种娱乐活动等，这些都需要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H”即“How”意味着怎样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与路径，参与的形式可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大类。制度化参与是居民在规定的制度范围内参与社区活动，而非制度化参与是居民参与的活动超出了制度范围，有时也可能是违法的。社区发展的根本任务在于不断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因此社区管理必须面对不同公众的多种需求。④居民参与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更多居民的参与会给社区管理提供更加广泛的信息，对社区居民的各种需求有所了解；其次，从政府到市场，从市场到居民，居民参与能更好地解决社区管理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再次，从管理角度来说，居民参与给社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人力资源；，居民参与可通过对社区组织、事务、居民等的了解，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在社区活动中，社区管理人员也可以借鉴“增强社区公信力和执行力”这一点来提升居民参与度。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体多数为中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有充足的参与时间，而年轻人却很少参与或者较少关注社区活动。首先，因为工作忙，参与时间少；其次，社区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社区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服务稍有“不到位”，他们就会对社区活动有所排斥；，居民对社区没有很强的归属感,也失去了对社区原本的信任，产生了社区活动“没必要参加”，“不用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意义”的认知结果。针对这些现象，急需加强社区管理中的公信力建设，能够让居民“心甘情愿”地参与社区活动，当然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自然希望自己有所收益，比如，能放松心情，增加邻里间的和睦等。居民参加活动的这些期望必然会对社区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社区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社区管理的创新与发展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社区管理的发展凸显了社区对居民生活日趋重要这一现实。同时，社区管理在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党组织管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归纳起来，未来我国社区管理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社区管理理念趋于公众化、自治化、民主化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将由以往的微观管理日渐过渡到未来的宏观规划，政府的“分权和松绑”为社区居民自治和公共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既然政府要对社区管理进行“分权和松绑”，便意味着社区管理部门要行使好自己的权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赋予不同管理主体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管理部门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服务，从而提升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居民参与度，使得社区管理更加公众化。当下，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日趋多元化，对社区管理的要求也随之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社区管理意味着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⑤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内部人口不断扩大、结构日渐复杂，必然会导致社区管理的难度将大幅提升，管理理念不能过于单一，而应以多元化的管理对象制定多元化的管理方案，在管理过程中可以将管理对象发展成管理主体，当社区居民角色转换为社区管理人员时，才能代表社区居民最根本、最真实的利益，从而为社区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达到社区管理自治化的目标。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多数社区已经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社区居民对全体业主实施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组织。该组织通过社区居民自愿参加或民主选举产生。本着对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完善社区民主议事制度和程序，为社区公共决策提供民意基础，加强社区民主监督的制度化建设，强化对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⑥这样，我国社区管理理念在公众化、自治化的基础上必然会走向民主化。
（二）社区管理主体趋于多元化
在社区居民需求不断增加并日渐多元的前提下，社区中的公共安全、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需求必然会大大增加。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当下在社区管理中，政府依然是具的组织，它不仅规范引导社区管理，也给予社区财力上支撑；不仅给社区管理提供有效信息，而且对社区管理的合作者进行引导、协调与监督。但由于社区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未来社区管理中，政府将不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市场机制也必然会发挥一定作用，以弥补政府机制在解决社区居民供需方面的矛盾与不平衡，尤其是随着我国政府简政放权速度的加快，一些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有效开发人力、资金资源，而且能够更好地与社区居民进行交流与沟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将愈来愈大。例如:在当下，我国城市有部分国有直属企业的家属楼采取了自建社区方式，不仅解决了企业内部待业或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而且由于管理人员对社区居民非常熟悉，既减轻了社区管理的成本，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
（三）社区管理手段趋于法治化、规范化、柔性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市场本身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市场给社区管理也带来了难得的创新机遇，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主要体现为社区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不高，规范化程度较低等诸多现象，这种状况难以适应社区管理的发展要求，加之，当下的社区管理环境越来越复杂多样，这些都要求社区管理更加法治化和规范化。实际上，无论社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社区居民，都客观上要求其管理依法而为，唯有依法管理，社区管理才能有序进行。这意味着，首先，社区管理人员应该严格依法办事；其次，社区居民自治过程中也应该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未来社区管理在依法管理的基础上将更加注重“柔性管理”。“柔性管理”的实质是依靠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念、组织使命以及精神氛围等进行人格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管理者领导组织成员创新的能力及其有效性。社区管理柔性化是在人性假设基础为善的前提下，社区管理组织以社区居民为中心，高层管理者（政府）向基层管理者下放权力，充分的授权才能调动社区管理者对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传统的社区管理多以行政命令等刚性管理为主，而未来，社区管理的工作重心更趋于为社区提供公共安全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并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与社区居民进行真诚沟通，从而使得社区管理手段更加趋向柔性化。
作者：孙婕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管理慢性阻塞性疾病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社区管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实施家庭氧疗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2012年3月-2013年9月本社区收治的100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采用家庭氧疗法，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社区管理模式，观察两组患者的干预效果。结果 通过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其中两组治疗前后的血红蛋白(Hb)、红细胞计数(RBC)、红细胞压积(HCT)均有下降(P<0.05)，但试验组下降结果显著，两组患者的PaO2、血氧饱和度(SaO2)、用力肺活量(FVC)、1秒末用力呼气容积(FEV1)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试验组患者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社区管理模式结合家庭氧疗法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社区管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氧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作为临床常见病，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危害人类身体健康。据报道，COPD是世界死亡率第四位，年均死亡人数达100万[1]。患者在疾病发作后不能得到有效治疗，部分患者即使在治疗后但因早期干预时效性差，常常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影响治疗效果，降低生活质量。目前，COPD的疗法多种多样，如抗感染、扩张支气管等均可改善症状，但家庭氧疗是应用最多的COPD患者预后的有效手段，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缓解病情[2]，为提高患者依从性，本社区采用社区管理模式结合家庭氧疗法观察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3月-2013年9月本社区收治的100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制定的诊断标准，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50例，其中男26例，女24例，年龄45~70岁，平均(60.5±4.3)岁；家庭照顾：子女25例，亲属10例，保姆5例，自理3例，其他7例。试验组50例，其中男30例，女20例，年龄50~75岁，平均(62.5±4.9)岁；家庭照顾：子女30例，亲属5例，保姆2例，自理5例，其他8例。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主要照顾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家庭氧疗，氧流量为1~2.5L/min，每位患者每日吸氧时间>12h。试验组在给予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结合社区管理模式进行治疗。试验组社区管理模式：①社区教育：首先对患者知识讲解，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讲解相关知识，并帮助患者寻找如何提高氧疗依从性的方法，如使用闹铃等；其次加强患者之间沟通，每周开展社区活动，患者彼此沟通交流氧疗经验；每周进行一次电话随访，每月进行一次家庭随访，了解患者氧疗情况。②教会患者学会进行自我控制病情的技巧，如进行缩唇呼吸和腹式呼吸锻炼等。③每半年做一次肺功能检查，监测肺功能，了解患者是否规律用药及是否存在危险因素。
1.3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氧疗的依从性和患者治疗后的肺部功能。氧疗依从性使用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3]，并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氧疗进行调节，量表包括以下几个问题：是否忘记氧疗，是否偶尔不注意进行氧疗，症状好转后是否停止氧疗，症状严重后是否停止氧疗；4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为是，则判断为依从性不佳[4]。分别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同时测定两组患者的PaO2、血氧饱和度(SaO2)、用力肺活量(FVC)、1s末用力呼气容积(FEV1)。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的Hb、RBC及HCT于治疗后均有下降，试验组治疗后下降显著(P<0.05)，且试验组呼吸困难症状明显改善，对照组有改善但效果不显著结果见表1。试验组患者的PaO2、SaO2、FVC、FEV1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目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具有发病率高，病程长的特点，治愈率差，并发症较多，严重影响和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5]。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干预方法常采用家庭氧疗法，该方法可以提高的PaO2、SaO2、FVC、FEV1，改善患者的呼吸状况，降低患者肺动脉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6]。社区管理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家庭氧疗中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如表1所示，经社区管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红蛋白(Hb)、红细胞计数(RBC)、红细胞压积(HCT)下降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下降结果显著(P<0.05)，经社区管理教育后，患者的依从性明显提高，且呼吸状况有所改善。社区管理从文中所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1)社区教育如对患者进行COPD及家庭氧疗进行知识讲解，其次加强患者之间沟通，每周进行一次电话随访，了解患者氧疗情况，(2)教会患者学会进行自我控制病情的技巧，(3)每半年做一次肺功能检查，监测肺功能，了解患者是否规律用药及是否存在危险因素。通过以上方法患者可以更好地了解COPD、掌握氧疗的必要性、主动的配合完成家庭氧疗，使患者病情早日得以治疗[7-8]。综上所述，社区管理模式结合家庭氧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家庭氧疗依从性，改善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经济负担。
作者：彭小兰 单位：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险管理研究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民生工程，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和稳定。随着医保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城乡居民［1］。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就业促进中心统计，截至2014年末，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53.57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57.66万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增加至596家，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方，在全民医保时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各项医保政策，规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服务安全。近年来，中心针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管理工作进行了探索。
1完善医保管理体系建设
1.1建立健全医保管理组织
为有效提高医保管理质量，中心成立了医保管理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建立了由医疗、护理、医技、药剂、财务、收费、信息、全科服务团队等多个部门协作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中心、科、员”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多个部门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医保管理工作的合力；明确岗位分工和强化岗位职责，有效结合医保质量管理与医疗质量管理，强化医保管理与环节控制，确保医保管理制度及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落实，坚决杜绝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
1.2领导重视支持医保管理
中心领导高度重视医保管理工作，思想统一、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协调医保管理工作。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医保相关政策。每季度召开医保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医保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确保医保工作有序、规范开展。
2注重医保政策学习宣传
2.1有效开展医保政策培训
在新形势下，医保政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各类人群的关注，不断加强医保政策的继续教育，可以提高医护人员在医保管理环节控制上的整体素质［2］。中心每年组织多次医务人员学习医保政策，邀请区医保办的专家来中心辅导培训。通过专题讲座、院报、“三基”等形式，做好医保政策、防范医保欺诈等内容的培训及警示教育工作，不断规范中心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每年对新进医务人员集中强化培训。为规范医疗保险服务、方便医师更好掌握适应证用药，中心将《宝山区医疗保险服务指南》和《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下发到每位医务人员。同时通过中心“职工书屋”QQ群、“科站联系桥”微信群等平台将有关内容挂在网上，医务人员可以随时查阅学习医保政策。医疗保险管理是一门专业性强的业务，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才能更好地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管理和环节控制的主力军［2］。
2.2加强社区医保政策宣传
中心有效开展各种形式的医保政策、“反医保欺诈”等医保知识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区医保办下发的“医保欺诈案例汇编”宣传手册和光盘，在中心候诊大厅和中医楼候诊区滚动播放案例集锦，进一步强化参保人员的法律意识。结合医保年度转换日，积极开展“反医保欺诈”主题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参保人员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责任意识。同时，开辟社区联动宣传平台，与辖区内街道办事处、各居委会加强联动，利用宣传栏、电子滚动屏、社区健康报等渠道宣传医保政策，促进医保宣传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增强广大参保人员的防范意识和诚信意识，提升了基层打击防范能力，切实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和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3贯彻落实药品管理制度
中心药品采购规范，形成由药剂科专人负责、药事管理委员会监督的管理机制。积极配合推进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的启用，中心所有药品全部由市药采信息系统全量、直通采购，采购信息及时、、上传，确保药品采购平台正常运行。严格贯彻落实沪人社医监（2015）3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用药管理》的通知要求，对中心用量前20位的药品外包装加盖印章并在药房窗口张贴温馨提示；做好药品外包装加盖印章的信息汇总统计、监测工作，有效防范骗保贩药、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规范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4.1完善医保监管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作用，定期督查临床科室和各社区卫生服务站医保政策的落实情况；抽查审核门诊电子病历，审核内容主要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和收费情况；缺陷问题及时反馈、限期整改、动态跟踪，形成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4.2加强门诊委托配药管理
根据《关于保障参保人员医保用药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保门诊委托代配药管理的通知》的要求，为保障参保患者用药安全，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中心加强了医保门诊委托代配药管理，完善门诊委托配药管理制度。增强预检、挂号收费、门诊医生等岗位人员对就诊对象身份识别的责任意识，做到责任明确、各环节严格控制。预检人员严守及时关，发现身份信息不匹配时认真做好解释宣传工作；临床医生在接诊时，须认真核对患者医保卡信息，坚决杜绝冒用他人医保卡就诊的现象发生；收费处再次核对就诊患者身份信息，杜绝因医生疏忽而发生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现象的发生。同时，借鉴兄弟单位经验，进一步加强代配药制度的管理，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3执行违规医师约谈制度
根据《宝山区执业医师违反医保有关规定约谈制度》的要求，每月对医保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对违反医保有关规定的执业医师发出约谈通知，由医保管理工作小组组织约谈，做好约谈笔录并存档，对约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并加强跟踪、监督，对部分医务人员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等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
4.4落实医保定期自查制度
完善医保自查制度，坚持自查月报制度。医保管理工作小组每月对中心医保各项工作进行自查。处方点评小组每月开展门诊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站药物处方、门诊电子病史、家庭病床病史的自查；医务科、信息科定期对性别相关检验项目医保结算情况、临时上门服务医保结算情况、限儿童用药、“四合理”等情况进行自查。自查结果按时上报区医保办监督科，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医务科及时反馈当事人、落实整改、跟踪监测并纳入考核。每季度召开医疗质量讲评会，通报自查，提高了医务人员安全意识及遵守医保相关制度的自觉性。同时不断提升自查人员的业务知识、强化医保自查小组职能、动态调整自查内容，切实提升自身医保政策水平。
4.5异常医保费用动态监控
医保管理工作小组加强门急诊日常管理，重点关注异常就诊频次、异常就诊费用、异常就诊行为，畅通、接受个人、组织举报渠道，及时发现参保人员就诊和医疗费用异常情形。每月对药品消耗量排名，对排名居前、同比费用增长较快的药品进行重点监控，切实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4.6未纳入医保联网服务站监管
为切实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制定、落实未纳入医保联网服务站的医保卡管理制度，定期督查执行情况，原则上做到卡不过夜。
5年度医保预算合理可行
根据历年的医保执行情况，年初制定科学、可行的医保年度预算报告。每月及时上报上月医保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和自查报告。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控制医保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并落实整改，使医保各项指标执行在可控范围。
6持续改进医保信息管理
6.1健全医保信息管理制度
建立并完善医保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机房访问人员管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人员设置AB角，软件和硬件系统由专人管理、定期维护，并及时更新。严格按照规定，做到内外网物理隔断、机房环境温湿度的监控。严格落实机房每日二次的巡查登记制度。日对帐工作由专人负责，每日上传明细，并做好记录。每个工作站安装杀毒软件，定期更新病毒库，保障中心业务系统及医保网络正常运行。
6.2完善医保网络安全管理
落实第三方服务商的监控与管理、员工的保密工作、数据导入导出的书面记录的督查工作，对涉及信息工作的所有医务人员均签订《信息安全工作协议》，提高了医务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有效保障了网络信息安全。
6.3医保费用实时更新公开
中心所有的药品、开展的检查、诊疗项目的费用信息实行电子屏滚动播放、实时更新，方便患者查询和监督。
7小结
定点医院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载体，它与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3］。只有强化中心内部组织管理、药品管理、监督管理、预算管理、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有效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质量管理，方能确保医保管理工作有序、高效进行，从而促进自身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的环境下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顾红琴1 朱烨1 徐意明2 单位：1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儿童保健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所谓儿童保健是指对儿童实施的的、整体性的、连续性的健康管理，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亚健康儿童身心健康，降低儿童的发病率[1]。实践研究发现，现阶段儿童保健社区管理已成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基于上述现状，笔者对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儿童保健社区管理的有效模式进行了探讨，现整理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来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体检的300例儿童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并采用奇偶数字法将300例儿童平均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中，正常健康儿童139例，亚健康儿童11例，年龄0~6岁，平均年龄为（4.2±0.8）岁，亚健康儿童的疾病类型：腹泻3例，感冒2例，消化不良6例。对照组中，正常健康儿童137例，亚健康儿童13例，年龄0~6岁，平均年龄为（4.5±0.7）岁。亚健康儿童的疾病类型：腹泻3例，感冒4例，消化不良6例。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者儿童家属均事先知晓本次研究内容，且同意儿童参与。
1.2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常规儿童保健社区管理模式对对照组实施儿童保健，包括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机体保健等；采用儿童保健社区干预管理模式对试验组实施儿童保健，具体方法如下：
（1）明确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中心：社区儿童保健工作将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作为工作中心，将儿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将社区作为服务范围。明确社区儿童对社区保健的需求，并将需求作为导向，建立以家庭与社区相结合的儿童保健社区管理模式，给予儿童保健指导。
（2）明确服务对象：社区儿童保健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健康儿童，也包括亚健康儿童，对健康儿童实施社区保健的目的是降低儿童疾病发生率，对亚健康儿童实施社区保健的目的，是促进患儿疾病早日康复。
（3）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于社区儿童保健工作开展前，采用家访或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儿童的详细资料，并为社区儿童建立社区保健档案，了解不同层次儿童对社区保健的需求，并根据不同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儿童保健社区管理模式。④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具体工作内容：嘱咐儿童家属定期带儿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体检，根据检查结果给予保健指导和追踪管理，对哺乳期儿童严格做好新生儿母乳喂养指导和护理指导。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实施心理发育咨询、营养指导、性启蒙教育、生长发育监测。对儿童家属进行儿童多发疾病、常见疾病、意外伤害的预防指导。充分利用社区内资源，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鼓励儿童家属咨询保健知识，推进社区儿童保健又好又快的发展。
1.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的预防接种率、亚健康儿童转归率及儿童家属对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满意度。儿童家属对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问卷中共包括十分满意、满意和不满意3个选项。满意度=（十分满意人数×1＋满意人数×0.9＋不满意人数×0.5）/总人数×。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疫苗接种率、亚健康儿童转归率比较
统计发现，试验组儿童的疫苗接种例数有139例，其疫苗接种率为92.7%、46例亚健康儿童的转归例数为43例，其转归率为93.5%，而对照组儿童的按时接种疫苗例数108例，其疫苗接种率为72.0%，43例亚健康儿童的转归例数有29例，其转归率为67.4%，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儿童家属对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本次共为两组儿童家属发放300份满意度调查问卷，均有效回收，统计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得出，试验组儿童家属对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满意度为93.7%，明显高于对照组儿童的87.6%，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讨论本次研究通过对试验组儿童实施儿童保健社区干预管理发现，该儿童社区保健管理模式的应用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与常规儿童社区保健管理模式比较，该儿童社区保健管理模式加强了对社区内基础设施的应用，有效提高了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质量。
（2）儿童保健社区干预管理模式的建立是以社区儿童对社区保健的需求为导向，保健工作目标明确，可有效避免常规管理模式的盲目性，提高社区儿童保健的有效性。
（3）社区儿童保健干预管理模式，可为儿童提供的、整体性的、连续性的健康管理，能够有效降低社区儿童的发病率，促进亚健康儿童早日恢复健康，提高儿童家属的满意度。笔者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儿童的预防接种率及亚健康儿童转归率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儿童家属对社区儿童保健工作的满意度也较对照组儿童家属高。该研究结果与徐伟清等在对“一体化管理在社区儿童保健中的作用分析”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时所得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进一步有力的证实了社区儿童保健干预管理模式在社区儿童保健中的重要应用价值。总结上述研究结果，本次研究认为儿童保健社区干预管理模式在社区儿童保健工作中的应用，可有效提高社区儿童保健工作质量，促进亚健康儿童疾病早日康复，提高儿童家属的满意度，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作者：朱海玲 卢浩青 林敏芳 岑业娴 古嘉苑 许丹丹 梁淑仪 邓秀珠 谭婉玉 单位：中山市东升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所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金融风险管理前馈控制研究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已经意识到了金融服务可能存在“一公里”短板，对很多大银行来说，从过去过度依赖大客户的状态中走出来，将更多的目光对准作为经济发展“毛细血管”的小微企业等，发展普惠金融，建立社区银行,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苦于严格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限制，社区银行的扩张战略一直搁置。2014年6月中旬，监管部门下发了首批社区银行牌照，正式给予社区银行的“通行证”，包括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等数千家银行的社区支行获得牌照。毫无疑问，社区金融市场的潜力和现状决定了这将是银行未来竞争的重要战场。不仅如此，一些非银机构也将触角伸向了社区金融领域，通过社区门店配合线上销售的方式抢占市场。比如：联合货币集团在去年启动了社区金融战略，短短一年时间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了近60多个门店，扩张速度丝毫不逊色银行。社区金融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风险性因素，如何有效地研究和评估、预警和控制社区金融风险，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社区金融的涵义、特征和优势
社区金融是指社区公众及社区组织所产生的一切金融需求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其需求的一切活动。社区金融机构是基于一定区域地理范围内的金融机构的网点，自主经营，有独立的法人产权，主要面向小企业经营者贷款和客户理财。社区金融的出发点是个人独特的社区属性，由于很多人大部分时间可能会耗费在社区里，便利的社区金融机构能更获得青睐。社区金融的主要特征是：一是区域集中度高。社区金融机构主要建立在居民所在社区，距离目标客户非常近。一家社区金融机构的业务覆盖范围在1-2公里，服务的就是社区的上万家庭，就是将金融服务直接送到客户家门口。社区金融根植于社区、吸存于社区、放款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融入于社区。二是运营成本低。社区金融机构不具备现金业务，投入安全成本低。出于政策法律规定，社区金融的柜台没有现金储备，顾客如果有汇票、支票等现金业务，还是需要去比社区银行更高一级的支行去办理。三是金融服务自动便捷。社区金融大力发展自助业务，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只能设备升级，将小巧的物理网点打造为全功能的新智能化银行网点。社区金融设备可以直接办理开卡，个人购买理财，个人或者企业办理小额贷款等银行基本业务。办卡买理财贷款等都可以由办公自动化机器和设备完成，开卡一般不超过十分钟即可完成，非常便捷。四是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社区银行的现金取款全靠自动取款机，而自动取款机每天较高限额取款较高限额是2-3万，顾客需要大额取款时就无法满足，只能取不超过3万元的小额现金。购买理财起点30万以上的是不允许在社区银行网点出售。因此多为小微客户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五是拥有关系型信贷。社区金融可以分散信贷风险，强化客户信息数据，在居民中建立良好的口碑。社区金融的以上特征，带来了社区金融一系列地优势：首先，投入比较少，运营成本低。对于银行来说，社区银行可以带来存款利率的增加，但是投入成本比较低，降低了网点相对成本，使银行服务更加贴近民生。其次，为小微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社区金融有效地满足了小微企业融资和社区居民服务需求。
二、社区金融管理的风险性
社区金融的主要风险性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政策因素。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去年就纷纷启动了社区银行战略，但是监管层对于建立社区银行这一全新的概念是否与现行的新设网点法规相悖存在种种担忧和争议，银监会在去年紧急政策命令社区银行责令整顿，硬性规定了社区银行要持牌上岗，很多社区银行被关闭。因此，社区银行的发展首先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其二，法律因素。社区金融机构的建立，需要取得营业许可，需要层层地审批。没有法律审批的网点，依然违法经营，对客户的财产风险会有不可估量的危害。其三，地理位置因素。由于社区银行的地域性明显，其营业额非常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如果选址不好，市场不够广阔，很难继续经营下去。其四，社区信任因素。社区金融人员在社区银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起其他级别的银行网点，这一点儿更加明显。因为社区金融是新兴事物，又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取得一定区域内社区住户的信任和支持就格外重要。社区银行的领导能否赢得社区有影响力的“大客户”支持，并且由他们进行口碑相传，是决定社区金融成败兴衰的关键。其五，操作安全因素。社区金融虽然不办理现金业务，一般的金融服务业务需要金融自助设备完成。因此，设备的安全监控也很重要。社区金融还有大量客户的储备信息资料，对社区银行人员进行安全布防保密的培训也显得非常重要。其六，同质化竞争因素。短短两年间，社区金融发展迅速，在一线城市，一个社区往往可以看到同时存在四、五家金融机构，扎堆现象严重，这样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从金融行业现实来看，银行进入社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开设社区银行来挖掘客户；同样非银机构也在扩大领域。
三、前馈控制在社区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一）前馈控制的涵义
前馈控制就是在危险和危害发生之前进行一些科学方法的预测和预警，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前馈控制的优点在于前瞻性和主动性，主要着眼点在于对未来的控制，因此控制先于结果。前馈控制克服了反馈控制的时滞性缺点，使控制行为更加积极有效。建立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前馈控制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关系到社区金融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社区银行风控的前馈控制方法
1.情景分析方法
所谓情景分析方法，是面对未来的系统思维方法，对事物发展所有可能的态势运用定量和定性描述，主要特点是在定量分析中嵌入很多的定性分析。运用情景分析进行前馈控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军事部门。1964年，美国国防部针对可能潜伏于未来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及相关的军事力量，通过应急战争军事分析，测算出了对应军事力量的规模需求。这是最早的情景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社会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长远的战略规划已经无法应对经济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大企业和大公司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开始研究和应用情景分析方法，如兰德、壳牌等。80年代以后，情景分析方法在企业和政府组织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前馈控制方法。
2.政策模拟方法
政策模拟方法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涉及到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或者多国经济博弈的政策模拟器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所谓政策模拟，是指运用数学建模、模拟计算和政策虚拟的计算机实验对政治经济社会政策问题进行模拟演练，通过人工和计算机手段仿真推演预示风险和矫正对策。政策模拟一种以政策实验为导向的社会仿真，目的是为政策提供一个虚拟的实验场所。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自己的政策模拟系统即政策模拟器，用于分析本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一些大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政策模拟器。政策模拟器的一般概念是“一个为政府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它的目标是寻求适当的政策去响应未来和发现社会经济面临冲击的政策对策。”政策模拟器是一种大型软件，主要作用是探索各种政策情景，通常是以特定模型为核心的配备地理信息系统的决策支持系统。社区金融政策模拟器的开发需要三个方面的需求。及时，提出科学合理的理论分析模型。通过对社区金融不同情景方法下的风险因素研究，以及社区金融风险问题的内在机理研究，提出的和正确的理论分析模型。第二，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和复杂性分析技术，建立系统完善的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预警分析的计算体系。第三，需要利用仿真交互网络系统对风险进行检测和评估，并且进行对策模拟研究。
3.社区金融风险控制的前馈控制设想
政策模拟器是风险社会催生的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其本质是模拟风险和应对预演方法。针对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风险模拟器应该是一个为社区金融机构避免风险危机、维护社区金融安全稳定运行的决策支持系统。社区金融风险控制模拟器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社区金融风险性因素的识别，二是有针对性的对策演练。
四、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设计
社区金融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社区金融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目标达成的有效机制。社区金融系统的风险要素和要素间的组合序列我们把其成为静态结构，把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方式称为动态结构。社区金融风险控制的前馈模式，就是用一种特定的规则规范系统内各要素的组成方式和各要素间的联系方式，实现风险控制的功能。
（一）社区金融风险管理规划机制的组成和功能
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规划机制应用于社区金融的前馈控制模式，进行客户访谈，外部数据采集、参数选择、分析、计算，根据社会调研，对目标小区的居民以及相关的物业、商户等进行充分的需求调研，通过模式预测、预警评价、调控，预警结果图表与信号输出。
（二）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前馈控制体系模拟
社区金融风险管理的前馈控制体系流程图：用户在登录后，进行数据录入和指标设定，进行预测模型选择通过参数调用来预测，进行警情的预测。
作者：周兴志 阎耀军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研究
一、前言
同传统的旅游方式不同，社区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这是由于社区居民是进行生态旅游的主体，一定程度上的社区概念被融入到了生态旅游的含义当中，对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在进行社区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主要以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用为主，这种做法使得我国在进行资源保护和环境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社区居民的支持，使得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更大的进步。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社区旅游的管理，加强相关部门的管理意识，来促进我国社区生态旅游的不断进步。
二、社区生态旅游
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兴盛，社区旅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现阶段人们进行旅游的过程中以追求生态旅游为宗旨，这与我国的生态社会的建设是非常符合的。在人们思想意识不断进步的今天，社区生态旅游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生态旅游能够充分展示人文自然的特点，还可以将旅游的经济效益进行良好的实现。将地方特色与民俗进行融合，以及将外部市场需求和当地民众的参与进行协调是社区生态旅游的具体体现，这样一来能够将主导地位交还给社区。在旅游业当中将社区的含义和概念等因素进行融入，促进社区成为旅游发展的中心是社区生态旅游的主要特点。这样一来能够促进社区文化向周边的扩散，还能够促进旅游目的的实现。当地居民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能够将其变成发展主体，来促进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三、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的因素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在加强管理旅游业的过程中，同时也会受到旅游业各个角度的制约，其中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的制约因素。
（一）内在影响因素
本地受益者是进行社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内在影响的主要因素，居民在社区内进行生活，他们是较大的受益者，在得到利益的情况下，能够促进他们积极的进行开发和推动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促使开发作用能够在社区旅游当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管控是加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社区居民不是社区生态旅游的内在因素，同时还要讲当地政府部门及旅游公司进行充分的考虑，同时他们之间又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发展社区生态旅游要受到这三方面的内在影响。
（二）外在影响因素
外在环境、普通旅行者和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生态旅游外在影响因素的主要成分。社区居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区生态旅游来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将旅游者的需求进行忽视，这是不利于规范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旅游者是促进旅游业不断进步的基础，同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积极认可了某些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而且还被作为了一座桥梁搭建在了群众与政府之间。例如，在开展某些社区生态旅游的时候，咨询、协调和沟通的能力能够被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充分的发挥，并将他们自身的特点和影响力进行了充分的发挥，积极的干预了旅游活动，将当地居民的利益进行了充分的维护，还将当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充分的展示。
（三）社区素质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的影响
社区当中的不同主体的总体素质能够影响该社区的素质，在进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过程中，该社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它影响着社区生态旅游建设的质量。首先，受当地政府的影响。环保、建设、宗教等是当地政府进行社区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的主要职能，不同的当地法律法规和这些不同的职能相结合构成了当地社区生态旅游的重要影响，这些职能和政策是决定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根本；其次，旅游企业的素质，不同的负面影响存在于旅游企业当中，其中包括旅游企业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的现象和为利欲熏心的现象，这是制约社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地的人文自然资源和经济水平，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都要在良好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当中得到不断的保护和发展。
四、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完善措施
（一）将社区居民作为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
一方面，作为主体地位，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生态旅游本身具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同时他们也是社区生态旅游较大的受益者，在进行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过程中，社区具有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社区居民参加到管理社区生态旅游活动中来，是能够促进其增强保护自身权益的。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社区居民应该及时发表相关意见，促进当地旅游的发展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居民应踊跃发表意见，同时这些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采用。另一方面，应及时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充分利用该平台，加强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将一些重要的事件或制度告知给当地居民，同时还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协调处理部门，该部门能够针对日常旅游工作中引起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节，这样做的目的是体查民心，及时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平。
（二）利益分配制度的科学合理建立
合理分配利益，是发展健康社区生态旅游的前提，我们应加强对利益分配的重视，建立良好的机制和分配制度来保障利益的合理分配。同时社区居民的利益应该是当地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相关的生产经营应该被当地政府以政策的方式进行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来，是居民能够在亲身劳动下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相关企业也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将一定的信贷服务提供给社区居民，使得当地更多的旅游项目被建设，同时还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然而，这一措施的过程中会受到技术限制的严重影响，因此，在鼓励当地居民进行进行项目开发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
（三）将社区居民的旅游意识进行强化
据有关调查显示，能够进行开发，实行生态旅游的地区当中，居民以老人和孩子为主，外出打工的现象出现在该地区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当中，这就造成了当地社区居民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他们严重缺乏旅游知识和观念。在这一现象当中，做好当地社区居民的旅游知识培训任务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工作应该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之下来进行，只有当地居民了解了社区生态旅游相关内容和知识，社区生态旅游才能够得到更好的重视，这样一来，社区居民就会更加欢迎外地旅游者来此进行旅游参观，同时还能够为他们积极的进行讲解，提供良好的服务。
五、结论
现阶段我国在进行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了能够不断促进我国旅游业和社区生态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促进社区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
作者：李坤鹏 单位：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城郊结合地区的社区化管理研究
一、社区化管理的背景追溯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到了“市场经济”；原先“单位人”成为了“社会人”；原先的“静态封闭”转变成“动态开放”，使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下岗失业群体增多、低收入人群增加、外来人员大量涌入城市、社区管理基础薄弱、管理资源配置滞后。尤其反映在社会治安方面，表现为治安环境日益复杂、重点人员漏管失管、侵财类案件和黄毒案件多发等，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的新难题，给社区管理的传统体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社区化管理的重要意义
推行社区化管理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中央政法委“三项重点工作”部署，遵循社区建设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是适应当前社会形势和城市社会发展、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积极探索。对于处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城郊结合地区，社区化管理无论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在加强居民自治的社区政治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推行社区化管理符合上海城市化发展战略，是推进城郊结合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6%，相当于7亿人口“挤”在城市。城市化的跃进必然随之产生大批的社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中央要求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率先建成小康。根据中央要求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上海“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发展，把郊区放在现代化建设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将建设重心转向郊区。”这既表明了上海郊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整个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也给城郊结合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现代化新区提供了大好机遇。
（二）推行社区化管理是适应上海城郊结合地区特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城郊结合部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财物流动的加快，其社区状况已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从地域性上看，上海城郊结合部是中心城区和郊区纯农村之间的缓冲地带，是城市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双向”挤压地带，是城乡两种社区互相磨合和交融地带。这样特殊的地域位置，在目前仍然沿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的背景下，势必形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并存的格局，这样的格局既带来社会属性的多重性，也造成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城郊结合部社区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交汇点，成为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和生存的聚集地，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点。从社会互动性上看，上海城郊结合部的人口结构多元多样性更加明显，主要体现为本地居民、市区导入人口和来沪流动人员三大混合体共存，这种异质与同质相互交融的特点决定了：一方面，由于职业类型、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和信仰、需求等不同，导致社区群体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呈自我封闭性；另一方面，为了生存、生活以及人生的价值追求，其群体之间又难以摆脱对比、嫉妒和竞争的心态和格局。这种复杂的格局极易产生矛盾，甚至转化为暴力冲突。
（三）推行社区化管理是顺应时展和人民群众政治生活，加强城郊结合地区民主自治建设的客观要求
简而言之，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自治即自己的事务自己处理，归纳起来，就是人民自己管理、处理自己的事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郑重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的观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发展社区民主自治，既是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推进社区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三、社区化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实践证明，在上海城郊结合地区推行社区化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尤其是较好地解决了社会转型时期治安、人口、消防等管理中的问题。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居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使社区化管理在推进中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和困境。
（一）认识方面的不足
一些街镇和居（村）委会甚至个别政府部门对社区化管理的内涵和概念缺乏正确把握，对开展社区化管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缺乏应有的理解，认识上存在误区：及时，有的认为社区化管理是“政府行为”，或认为社区化管理侧重的是解决治安问题，应是公安机关的事情。实际工作中，除了政府层面主导和部署外，各部门间配合协调不够，较多还是公安机关在牵头引领而“唱独角戏”，未能真正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格局。第二，有的把社区化管理看成是社区工作的“额外任务”，或视为可要可不要“多余的工作”。目前在有限的参与中，大部分还属于“被参与”，即由政府动员而非出于自愿的参与。第三，有的把社区化管理仅当作是“搞封闭式”社区及多装几个探头与门禁系统，以致机械照搬的多、自我创新的少；硬件投入的多、软件投入的少；一般性建设的多、深层次发动的少。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化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也影响了社区化管理纵深推进。这其中有政府提供的环境方面的原由，也有居民自身素质和认识偏差的因素。
（二）机制方面的不足
由于管理体制不顺、职能不清、定位不准，造成社区化管理在推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三位”现象：一是职能“越位”。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尚未摆正，对社区化管理工作，政府该要负责什么，社区组织该要做什么，职责不明确，赋权不充分，使得社区组织还是依赖于政府，而政府也未能真正摆脱无所不包的状态。二是角色“缺位”。一些地方职能部门依旧习惯于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将本该由其负责的行政事务交给社区承担；或不加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简单地把工作推给社区，导致居（村）委会工作负荷和难度增加，在社区化管理中难于尽显其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三是工作“错位”。因为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尚没有根本改变，对社区化管理的职责、分工和定位不够明确，使得目前居委会的工作还是没有退掉行政化色彩，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围绕大量不该其负责、与其专业特征不符的行政杂务在“转”，难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自身的职能出发，深度推进以社区自治建设和发展为重点的社区化管理工作。
（三）保障方面的不足
受诸多因素制约，社区化管理工作保障机制尚不够完善：一是缺乏顶层设计。除了区层面下发专门文件作出统一部署外，街镇层面对社区化管理工作机制仍缺乏具体的相关制度和工作规范，同时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平台和协调机构，造成各职能部门之间工作整体性和衔接性不够，影响了互动合力作用的发挥。二是缺乏经费支撑。
四、结语
社区化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就上海城郊结合地区而言，目前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有待于继续完善和发展。笔者以为，在社区化管理的推进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因地制宜。除宏观上作系统的规划和统筹安排外，还要考虑到各社区存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员构成、文化传统、整体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允许各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地组织和管理，切忌“一刀切”，更不能以行政命令式加以限制。二是要量力而行。推行社区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基层民主，引导和实现居民自治，而不是一味追求“封闭式”、“智能化”管理设施等硬件投入，对于在资金储备、财力支撑上确存在一定困难的镇和行政村，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在软件建设上，即大力引导和鼓励社区群众广泛而理性地参与到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管理事务中。三是要循序渐进。要把推进工作建立在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基础上，在重点村、重点社区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分批次向其他地区延伸。绝不能不分情况，搞统一进度，急躁冒进，欲“毕其功于一役”。
作者：杨杰 姚文威 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市区社区管理问题研究
一、社区组织结构不合理
城市基层社区的组织构架由相互联系的区、街、居三级组织构成。其中区政府是我国城市的基层政权机关，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这种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的组织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的一大创举，然而这种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首先是街、居组织机构过多而缺乏应有的性。在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层次上，机构设置与权限呈“倒金字塔”型，大大降低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效率，使街道辖区内的不少单位对街道办事处布置的社区性工作推脱、敷衍，相当一部分居民群众明显轻视街道、居委会组织。其次是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在我国城市基层社区，除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以外，其他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缺乏独立性。比如，在许多居民小区，不管是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计划生育协会，还是老年人协会的主要工作，大多由居委会干部兼任。一些企事业单位，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由于各自隶属于不同行业和系统，由其上级主管行政部门管理，横向之间不发生联系，形成一种“条块分割”的局面。
二、社区管理职能不明确
首先是社区内条块分离，职责不清。随着社区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机构不断进驻社区，但缺乏一个性的社区事务管理机构，对社区事务实施监督、指导。导致社区去牵头开展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卫生、服务、治安等工作，而职能部门仅是参与、协助。本来是社区去督促、检查职能部门的工作，却变成了职能部门来检查、监督社区；其次是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不明确。街道办事处原本只履行一部分行政职能，但在社区管理中，行政、执法、街道经济发展等各项任务都下放到街道办事处，使它从一级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市、区的各专业管理部门也存在职能混淆的情况，他们还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街道难于应付。街道在难以承受如此之多的社会管理事务的情况下，往往把自己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受其“指导”的居民委员会身上，久而久之，原本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在承担了一部分行政职能后，与街道办事处之间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这一方面使街道应当发挥的综合管理功能得不到很好发挥，加大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能；另一方面，使社区其他组织的职能错位和扭曲，社会性组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丧失了独立意识和活动能力。简言之，就管理的协调性而言，城市基层社区内没有形成系统的、职能明确的管理体制。
三、社区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当前，社区服务的体系尚不健全，服务功能尚不完善。在社区内部完善社区运行管理机制、社区干部达到职业化、专业化水平等方面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使得社区服务功能尚未完善，社区干部管理水平与工作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些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如社区低保工作还没有做到“应保尽保”、“不应保必不保”，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工作抓得不实，提供就业信息却不关心是否真正就业；社区公益性岗位没有使真正符合条件的人上岗；除了在重大事件如“非典期间”外，一般情况下对于租房户、流动人口还没有做到登记清、情况明；一些社区中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流于形式；社区调解乏力等等。就全国社区服务发展现状而言，不少地方对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缺乏宏观把握，社区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社区服务资源尚未有效整合，条块分割问题比较突出；服务内容多为福利性、事业性服务，而且项目比较单一，服务范围有限，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也不高。
四、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
社区居民参与不足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社区、居民三者对社区治理的理解和要求不同：政府基于为整个城市发展服务的目的及政绩考虑，希望推进社区治理，但这与社区居民的具体要求并不能总是吻合；社区机构由于并不是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因而很难保障切实为居民着想，社区治理的推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上级压力、干部政绩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居民接受社区治理的直接动力在于“发展经济、促进民主参与、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社区发展的核心”，这一点与政府和社区的目标之间有一定距离。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得三种力量中最弱的一方———居民常常处于被动位置上，因而出现居民参与不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社区管理目标设定不科学
社区管理的工作目标是社区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城市化、文化与教育水准的提高等。而过去我国城市社区工作却把社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来规划，过分注重社区物质与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街道经济的发展。许多组织的社区服务工作，都带有扶助经济的性质，而忽略了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忽略了人的建设。一方面，社区内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社区内人力资源的开发不够。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编制、财政能力和干部素质都难以与所要承担的职能匹配，而居委会干部的年龄老化和学历、能力、效率问题更为突出。社区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办事处、居委会还缺少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社区管理，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层政权运作与广大居民之间互动规律的干部；相反，干部年龄老化，专业、文化知识结构不合理、业务素质不高相当突出，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社区管理和服务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自助、互助和自治不够，社区的凝聚力不够。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不强，自然无法实现对社区发展的支持、协助与合作。这样的后果是居民几乎不参与社区的活动。居委会的选举，虽然有法律明文规定，但由于可以实行居民代表选举，许多地方都把居民代表选举居委会作为普遍通行的制度。这样，组织选举者可以随意确定居民代表因而省掉许多麻烦，选举有时成了走过场，居民对居委会缺乏认同。
六、社区服务资金匮乏
社区服务的正常开展，有赖于服务资源的供给和利用。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在社区服务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资金短缺的矛盾显得尤其突出。在我国，社区服务资金的供给渠道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资金投入，二是各种社会捐助，三是社区服务部分项目收入的再投入。社区服务的内容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体系，属于政府的责任范围，因此，政府的投入是社区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我国政府投入在整个社区服务资金供给中的比重偏低。国家资助社区服务的经费十分有限，大多数经费都来自社会力量。现阶段社区服务的社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国家尚无很大财力的情况下，如何筹措资金是当前社区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重大问题。
七、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
社区服务的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发展较好，中小城市重视不够，集镇或农村的社区服务非常薄弱。以最能体现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指标“社区服务综合指数”(由“社区服务覆盖率”和“每百万城镇人口拥有社区服务设施数”加权平均所得)的数据来观察目前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在70分左右，而一些落后的城市则在30分以下。在一些中小城镇，这一指标甚至几乎为零。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不同地区的党政领导对社区建设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有高有低；二是不同地区的政府财政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差别很大，由此致使不同地方乃至同一城市、同一城区的不同社区的硬件设施、居委会待遇也有明显差距。例如，河南省郑州市居委会主任的工资待遇大约在每月850元左右，但相距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开封市居委会主任的月补贴仅为200-300元，而当地的低工资标准为每月300元；又如，在长沙市芙蓉区，由政府财政拨款的社区工作经费已经增至每个社区平均全年19.6万元，但在该市其他城区，只有6万多元。同样是在芙蓉区，尽管社区办公活动用房平均达到了350平方米，但是，地处老城区的一部分社区的办公活动用房还不足100平方米，而且解决的难度较大，主要是难以列入城市用地规划。
八、社区硬件和软件难以适应工作需要
目前，全国的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状况依然不甚理想，尚有18%的社区无工作用房，还有18%的社区工作用房面积不足50平方米，居民开展公益性活动没有场所，没有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瓶颈。基础建设、配套设施、经费保障、社区工作者队伍现状等硬件和软件难以适应工作要求。社区工作者队伍中，老龄化现象比较普遍、专业化程度不高，月工资（补贴）平均水平较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并直接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的发展。硬件设施和人员待遇的差别自然会影响社区建设的水平。凡是那些硬件设施较好，工作人员收入待遇较高的社区，社区服务内容就比较丰富，成效就比较突出。反之，在那些硬件设施较差，工作人员收入待遇较低的社区，社区工作内容则相对比较单一，成效也不明显。总之，旧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存在的上述缺陷，与城市社会转轨变型的趋势以及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改革。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大型社区管理难处研究
一、社区管理之困
社区管理，主要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在具体实践之中，我们发现上海新建大型居住社区的管理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一）城市“孤岛”与出租“飞地”
大型居住社区居民入住率低。集中建设的大型保障性住房社区，往往选址偏远，远离主城区，且交通、医院、学校、商业等配套非常不到位，生活服务设施不齐备，就业机会少，尽管房价或房租实惠，但居住非常不便，有置身“孤岛”之感。加上生活成本亦高，所以致使大量保障房小区的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2］调查发现，新建大型居住区G区办理入户手续的市民有1.6万户，实际入住却只有9千余人。这种保障对象“用脚投票”的方式实际上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这种低入住率使得社区人气明显不足，保障性住户的消费能力低，且实际入住的居民以老龄化人群为多，消费习惯趋于节约，营利性商家往往因为运作成本和市场需求问题避而远之，商业、银行、邮政等不愿进驻，这更使部分居民因生活不便而不愿入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少规划中的配套布局或长时间成为摆设，或被开发商卖给不受居民欢迎的零散商贩导致业态混乱，成为制约大型居住区向宜居社区迈步的掣肘。居民实际入住率低，房屋大量出租，有调查统计，新建居住区的出租率超过了60%，［3］以G区一小区为例，居民办理入住的1213户中，实际入住的只有917户，租户则达425户，合租现象不少。大型居住社区异化成了“出租飞地”。如果再进一步进行人口分析，会发现与市区租户不同的是，大型居住社区的租户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罕见白领群体。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强，租户管理难度大。
（二）文化洼地与文化差异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具体的住宅类型主要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类保障性住房和部分普通商品房，其分配比例控制为保障性住房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住宅类型的配比，大型居住社区的使用人群呈现多元化格局，即老龄化人群为主和青年人群为辅，低收入人群为主与中高收入人群为辅，本地人与外来者并存。居民总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整个社区可谓是一个文化洼地。居民的文化需求层次较低，中老年群体喜好唱歌跳舞的集体活动，但新建的大型居住社区相应的公共活动场所规划和建设甚少，类似G区小区没有规划的室外公共空地，十余个小区近十万人仅共一个两年来都尚未建成的预计三千平方米的室内社区文体中心。因此，不少居民靠在家中玩麻将扑克来打发时间。曾经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习惯了居住在自建房屋，在转变为居住在新建小区高楼大厦中的居民后，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以及文明程度都有待改变。一个直接的影响便是给物业管理造成障碍。有的人对于缴纳物业管理费很不情愿，因为以前居住在自建房屋中根本不需要缴纳这项费用。有些人还保留着以前耕作的习惯，希望在小区内外狭小的空地上种菜，给小区环境卫生管理带来不便。也有些人不愿扔掉以前一直使用的农具，堆放在楼道的公共部位，影响出行或者安全。［4］总之，这些洗脚上岸不久的居民对现代物业管理文化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矛盾、紧张、冲突并不鲜见。对于那些从市区动迁过来的低收入人群来说，一部分由于所居住的保障性住区周边缺乏与他们的工作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加上自身缺乏转换工作的技能而不得不长距离通勤,回老城区工作,承受高额通勤成本的压力,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形成了被动迁移型居住－就业不匹配现象。［5］一部分居民则是带有一定的市区优越感，好逸恶劳，宁愿吃低保，也不愿参加一些力所能及能够贴补家用的社区劳动。居民总体文化层次虽低，但文化的差异性及相关冲突依然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来自不同区域的外地人之间的距离感强，社区融合难度高。诸如有市区动迁来的因见多识广便在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面前显得优越感十足，本地人包括本地的社区工作者对此显得很有些敏感，在观察他们接受访谈的语气中能明显感知到一丝不屑或些许不满。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为示尊重，上海多年前就给了他们新移民的称呼，但在大型居住社区里面，外来的租户们依然是管理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居民们为之紧张、缺乏安全感的人群。上述复杂现象增添了社区管理的难度。
（三）社区之大与经验之缺
就管理主体而言，大型居住社区管理与传统社区管理有较大差异。大型社区所在的镇地域宽广，面积大，城市管理力量比较分散，城市管理经验相对缺失。大量城市人口的导入，增添了新的管理对象，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管理幅度，给社区管理带来压力。为避免大型居住社区沦为穷人扎堆、环境差、公建配套少、就业率低、犯罪率高的地区，选择什么样的管理幅度？根据什么样的比例配置管理人员设置居委会、党组织等？各部门的管理事项及权项？均是社区管理者，特别是主管社区的党政人员所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纵观海内外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实践，发现有关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教训并不多见，没什么可供直接借用的管理模式或方法。国内传统小型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经验方法亦缺少可资借鉴之处。在笔者重点考察的规划入住三十万人的G社区，社区办主任就曾感叹，现在是管四十个居委，预计两年后要管一百个居委，有啥好办法好模式呢？！伴随街道社区化改革的趋势，不可能再象传统的做法，即基本按照每十万人口一个准街道的建制，而是需要探索新的社区管理体制。管理幅度的合理设计之外，管理部门之间的衔接也是个大问题。条块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大陆基层社会管理的难题。大型居住社区牵扯进来的相关部门更多，管理中的条块矛盾更甚一筹。从领导权上看，“块”强调同级领导，表现在基层就是一个市、区、社区内各项工作主要听从本地区“党委”的。“条”侧重上级领导，表现在基层工商所、派出所、房管所、交巡警、市容所等，它们都是区各职能部门在基层设的派出机构，身份相对独立，主要任务市完成区里布置的专业职能。尽管G社区所在的区政府已针对大型居住社区设立了推进办公室，但在实践中发现，涉及全市层面的各个部门单位依然缺乏协调，因此盼望市级层面能够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统领大型居住区相关事项，避免下面各自为阵。这从侧面反映出有关社区管理的条线部门间的协调之难。
二、管理创新之维
（一）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
社区规划不同于传统的居住区的规划，它是一个包含了社区建筑规划和社会规划在内的更为系统的概念或范畴，规划的层面，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空间，更关心社会秩序与聚居地域空间的逐步建立。更深层次的分析，就规划的主体而言，社区规划强调当地社区居民的作用，是一个由规划设计师、业主、开发人员共同参与组织的一种包含人文精神层面的设计概念。但在当前国内住宅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人们却往往将社区规划的概念等同于住区规划的概念。［6］反映在大型社区方面，以G区为例，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小区内部没有规划供居民休闲健身的室外公共空地，整个大型社区的室内文体中心离好些小区较远。因管理模式未确定，G区一期范围内没有设置如街道办事处等管理用房，工疗、康体服务中心缺少相应规划，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面积不达标，规划位置与已建位置不符。对于保障性住房住户,由于相关供给缺乏对弱势群体除了住房以外生活需求的规划,引发了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而居住-就业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通拥挤、通勤时间增加、通勤费用增加、低技能劳动人员失业等系列社会问题。客观而言，住区规划只是社区规划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社区规划在物质、空间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社区规划由于更多地考虑了这些深层次的东西，理所当然应成为住区规划的依托与归宿。大型居住社区既是建设工程，也是社会工程。既然冠以社区名份，也要以作为地域的社会单元来强化施以社会建设，包括社区的组织与管理规划等。在具体规划中需要系统地考虑到居民日益面临的就业、就学、生活设施、交通出行、邻里重构、社会联系、消费成本以及环境适应时实体与心理等即时与过程性问题。大型居住社区为大量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提供适用的房型和良好的物质和空间环境，无疑是体现国家社会政策的关照，但是对于上述社会性需求保障，不仅在于给予住房的基本生活资源，也要为迁住户的安居乐业、生存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以保障性为主的社区不能以牺牲空间环境品质为代价，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人性化”。大型居住社区的规划应当重点研究使用者的居住模式、心理需求、行为习惯等因素，在设计中尊重和满足使用者的心理生理需求和精神追求，更关注规划设计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尊重。城市规划硬件的组配以及环境设计等领域，要更多地赋予人文性体贴，而不只是以遵循规章和工作范式为己任，从人居环境的意涵高度来创造和探索“人性社区”的规划样式和环境问题。［7］扬•盖尔认为人性化设计是应对21世纪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手段，人性化城市的四个重要目标是活力、安全、可持续和健康。［8］生态型社区、和谐型社区、活力型社区理应成为大型居住社区规划和发展的目标。
（二）从行政管理到服务管理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需要注意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9］现行大型居住社区管理基本奉行的是“镇管社区”的模式。“镇管社区”对于强化社区理念、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精简机构人员、管理重心下移、管理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等有重要意义，也是符合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但在实际贯彻中，能否真正顺应居民需求而不仅仅是政治需求，做到资源和服务重心的下移、管理职能的明晰、社区自治功能的强化等，则是要大打折扣。镇政府与社区居委会是政府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但在现实中，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街镇政府的工作范围急剧扩展，居民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基层政府的“腿”。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行政化色彩。其要接受基层政府的领导，并把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政府交办的各项行政事务，从而远离了其作为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10］社区自治的核心功能为此弱化。社区管理者需要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技巧，过于简单化地处理居民需求问题，实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思维作祟，一定程度上也是种暴力。以G区的马路菜场管理为例，G区及时期入住的两个小区在居民入住率不高、正规菜场不到位的情况下非常自然的形成一个马路菜场。每天早上有大量的流动摊贩集结在小区门前的一条大马路上，极大的缓解了低收入居民日常买菜的问题。但有关社区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认为有损市容，给社区周边的环境卫生带来麻烦，同时担心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发生，于是想方取缔，在不经仔细调研的情况下，在社区相对偏远之地开设室内菜场，以严格限制马路菜场。但由于室内菜场门面、摊位租金高，而马路菜场的菜价相对新鲜和便宜，致使室内菜场开设不久便门可罗雀，不得不关门了之。客观讲，室内菜场的开设亦有便民服务的考虑，但不能过于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操作只能潜在地反映出某管理者脑海中较为根深蒂固的行政管理思维，不是认真考虑和科学分析实际的市场消费行情及有限的财政实力，更多的是为了从自身管理方便和城市形象的角度出发。社区管理者服务意识和服务技巧提升的途径，可以选择社区管理者社区社会工作者化的路径。在实际的社区服务中，不少小区往往是按政府主导的统一模式，无法按居民需求提供服务。因此，社区管理者需要自觉而又积极的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技巧，由潜在的行政管理转化为实在的服务管理。既要加大社区服务的内容和力度，更要尊重社区居民需求，不使社区服务流于形式。具体的服务管理方法可以采取公共服务项目化管理的方式进行。即以项目为载体，贯彻以居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在社区发展的方法上改变政府向社区投入资源的决策方式，运作方式上避免政府的指令驱动。社区接收需求信号以后，通过社区组织的讨论，决定向政府（镇）提出公共服务项目，实施后使得社区居民得到实际利益，或者通过寻求其它的社会资源增进其实际利益。［11］
（三）从社会策划到地区发展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从主体上看，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执政党和政府，而且包括其他社会主体。这不仅是社会治理与社会统治的基本区别，也是社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组织相对政府组织而言，具有规模小、机动性强、反应灵敏等优势，能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在现代社会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重要的社会创新之源。此外，社区民众和社区自组织都是社区创新的力量之源和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现行大型居住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当中，非常容易发现过强的政府创新痕迹。有关社区管理的部门会事无巨细地制定社区规划，结果落得费力不讨好、社区居民不买账、不领情的尴尬境地。有思想开放者会邀请专家介入到部分社区调查和规划决策当中，然对专家的要求往往趋于资历和名望，对专家实际精力和能力的衡量缺乏系统考虑。总的来说，骨子里是一种名人意识或精英思维。如果寻找相应的理论根据，具体到社区工作模式上，比较多的体现为一种社会策划模式。这是杰克•罗夫曼总结的社区工作的三大经典模式之一。社会策划模式指借助专家和外界机构对社区进行科学和理性的调查研究，选出一个的工作计划，通过自上而下的安排组织执行计划来解决社区的问题和满足居民需求。该模式尽管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规划，但忽视社区发展中的居民的深度参与和能力开发，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向，和专家对社区居民是一个主体和控制的关系，用的工作的方式多是行政安排和组织的工作的方式，其关注社区的整体的结构和功能建设，忽视社区中居民个体的能动性。社区工作的社会策划模式对实际决策者的理性和水平要求颇高，在大型社区的早期规划阶段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但作为新型事物的大型社区情况极为复杂，特别是在人口大量导入、居民不断入住之后，社会策划模式效力的有限性不断彰显。笔者以为，大型居住社区越往后发展越需要倡导社区工作的另一经典模式，即地区发展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互助合作，再加上上级政府和外界机构组织的协助和支持，动员社区内外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满足居民需求。其强调的是居民的参与和合作沟通，注重居民在参与地区发展过程的个人能力、公共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培养，而不仅仅是社区物质环境的建设等。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的部分实践也证明了社会参与与社区发展的道理。部分大型居住社区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采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入住社区，通过社会创新带来了社区改变。诸如浦东新区的三林世博家园引入“屋里厢”、“管家工作室”等一批新兴社会组织先后入驻，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生活服务，使整个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有很大提升。为此，社区管理者须从优势视角出发，认识、发掘和整合社区资源或力量，［12］在大型居住社区管理体制中，应给社会组织以空间和位置，给社区居民以参与机会。
总之，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基地的大型居住社区建设是党和国家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新兴的大型居住社区内部同时充满了复杂性。实际的社区管理工作面临诸多的困境和巨大的挑战，管理创新是困境突破和挑战回应的重要途径。为此，大型居住社区的管理创新理应视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充分动员和发挥社会创新力量，本着地区发展的理念，积极创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的平台或机制。
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创新社会管理下开放式社区管理研究
［摘要］开放式社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建设之初并未以围墙结构与周边建筑进行区分，因而在管理上与当前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格格不入，如何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基于创新社会管理背景出发，着重探讨开放式社区管理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期为提高开放式社区管理水平提供帮助。
［关键词］创新社会管理;开放式社区;社区管理
就社区管理工作指出:“要把人民放在心中较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于开放式社区而言，其管理工作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式社区建成时间较早、基础设施落后，使得社区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直接影响居住于此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寻求提高开放式社区管理的有效措施不仅暗暗契合了讲话精神，更是在实际行动上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开放式社区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定位
“错位”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是社区管理工作的重要主体，前者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并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后者则是根据社区居民意愿成立的自律机构。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区管理工作“去行政化”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对于开放式社区而言，在管理上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在此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定位“错位”，具体表现为街道办事处将社区居委会视作是下属机构，诸多行政性质的工作由后者来完成。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下放给社区居委会的管理权限却并未彻底落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1］。尤其是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机构，无论是隶属关系还是行政归属上均需要保持其独立性，才能够真正体现出社区居民自治的真实意愿，此种定位势必会对开放式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
(二)资金匮乏
由于社区管理工作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是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而提出的新议题，因而在具体运作上尚处于摸索阶段。开放式社区管理工作时至今日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而其所需要的发展资金严重依赖于财政拨款。随着社区服务内容的多样化，社区警务室、社区帮扶中心等相继建立，但是与其运行有关的经费却并未下拨至开放式社区，使得其管理工作内容更多，下拨资金却并未明显增长［2］。即便是已经得到了财政拨款，在使用上仍然无法绕过街道办事处这一环，无论是工作人员薪金支出还是报销费用均需要以申请表的形式提请前者审批，最终形成经费申领困难的局面，所以在创新社区服务内容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开放式社区管理工作需要更新的内容更加多样，资金的匮乏势必会导致后者的发展步履维艰。
(三)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
公众参与(PublicEngagemen)是指社会组织、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个人在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区管理工作前行的主流趋势［3］。然而，对于开放式社区管理而言，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突出性问题。一方面开放式社区并没有明确的建筑结构与周边设施相隔离，具有“非闭合性”特征，所以难以在空间上界定居民是否属于该社区。另一方面既往社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工作方式并未考虑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主观感受，使得二者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社区居民或社会公众普遍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表示不满意，对其一言一行或者是社区管理工作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性，调动公众参与社区管理的目的自然无法实现。
(四)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由于开放式社区建成时间较早，从事社区管理工作的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步入21世纪后社区管理工作无论是专业性还是服务性均需要与时俱进，以此来满足时展需求。此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区管理从业人员显然已经无法胜任社区管理工作需要。另外，虽然当前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连年提高，但是绝大多数开放式社区工作人员的指派依然由上级职能部门统一安排，并未采取公开招募的形式，造成具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人员难以被纳入到社区管理队伍建设工作中，最终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局面。
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提升开放式社区管理水平的举措
(一)明确定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逐渐成为了社区管理的主体，社区办事处负责行政工作、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及物业公司负责社区管理工作的定位越发清晰。所以要想提升开放式社区管理水平，就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该定位思想，将行政管理与社区管理相剥离，在实现去行政化色彩的同时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程度。具体内容如下:社区办事处除了必须的行政工作外不得干预社区管理工作，而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承担社区管理的主体角色，公开选聘并监督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在明确各自分工基础上强化社区管理与服务能力。
(二)完善财政保障机制
开放式社区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员配置均处于明显的滞后位置，所以在大力兴建基础设施、构建管理队伍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扶持，所以在资金划拨方面就需要充分结合其发展需求，根据本年度开展的社区管理服务项目及内容予以转向划拨，并积极完善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会员关于开放式社区划拨资金审查制度，对下拨给开放式小区主体的资金整个使用过程、所有环节进行监督审核，强化监督管理以力争做到专款专用［4］。此外，开放式社区应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例如商业空间、儿童活动场所、运动场地等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提高商家关注度，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来拓宽资金渠道，在财政拨款之外寻求其他能够为自身“输血”的资金渠道，以满足社区管理所需，力争实现用低的管理成本来收获的管理效率，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感的目的。
(三)推动公众参与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公众参与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较大限度满足社区内居民需求，所以促使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为时展的必然趋势。针对开放式社区公众参与积极性低的困境，应着重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做好公众参与的宣传工作。在开放式社区内各个醒目位置张贴与公众参与相关的报道、海报、宣传画等，促使社区内居民无时无刻不处于公众参与的宣传氛围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于公众脑海之中确立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尤其是应着重向公众强调，参与社区管理属于其拥有的合法权利，在民主自治下畅谈社区管理对于推动民主社会前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将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项目及时对外公布，引导公众对整个项目进程予以监督并积极献言献策，同样有助于提高其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
(四)完善社区工作人员准入与培训机制
步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后社区管理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紧密结合，将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整合在一起的“智慧型社区”势必会成为未来社区的新形态［5］。而越来越多高新技术的应用必然对社区工作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开放式社区管理工作中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招募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加入到管理队伍之中势在必行。此外，针对已有社区工作者开展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工作，将近期管理经验和理念、现代技术应用技巧等内容传递给后者，以考核的形式淘汰跟不上时展需求的人员，同样有助于提升社区管理水平。
作者：黄晶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