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论文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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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论文

教育 哲学 论文:高校学生哲学教学通识教育论文

一、纠正对通识教育与哲学的双重误解

哲学洞察世事、赋予知识以意义，对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是具“通识”性的学问，正如邬昆如先生所说“,哲学委实是一门标准的‘通识’课程；通识‘定位宇宙’,通识‘安排人生。”对学生而言,哲学理应是一门具理论魅力的通识课。因为,哲学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它决定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审美情趣和终极关怀,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但是，现在的哲学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在教师眼中“,哲学教学纯粹成了一门知识的教学。教学哲学就是传授知识,就是要求学生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学生则认为,哲学就是由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判断、推理等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所组成。这样的教学是对哲学精神的极大歪曲。综上，通识教育要求的发展不等于平均的发展,而是和谐的发展。通识教育的目的，及时层次是加强人文渗透、理想渗透、文理渗透；第二层次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的整体观，开发学生智慧，培养学生洞察、选择、整合的能力；第三层次是超越功利，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作为具通识意义的哲学教育除了课堂上结合原理融会贯通各科知识之外，最应该培育学生和谐的发展必须具备的两种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我国高校的哲学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能直接或间接地完成“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性之关系”。这项通识课的教育目标，在高校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为通识课的核心课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对象、为主体的思想。它以对人生整体性意义的的理解为前提,以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终极目标,它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作为人文学科之源的哲学,理所当然地蕴含着、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哲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哲学教育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必须充分展现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识课,能够最为典型地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知识论的价值取向,又不同于工具论的价值取向。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培育学生的以下三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1.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品质

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的对生活整体性意义的寻求，在人的活动中始终渗透着人的价值取向和主体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质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闪光点，契合了通识教育的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要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由此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维度，注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运动变化，而是主体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问题。使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人的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探究人的生存实践活动。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当然也就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以往单一的“客观加宏观”的定向，阻碍了哲学贴近生活实践。以实践作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面向人的实践世界。正如卢卡奇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现阶段，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变革，这样就更需要能够真正贴近实际的实践品质。教师应该倡导学生积极介入现实，投入实践当中，从“现实的人”的实践视角用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深刻审视、分析、研判社会现实与社会重大问题和现象、生活实践的合理性或对支配和体现于生活实践中的理论思想、流行观念。

2.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文明发展到现在，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战果，而是从一开始人类就以集体为单位来抗衡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这一点。知识和信息在知识经济中的生产、传播特点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工作日益趋于网络化、集团化、开放化。这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每个人都必须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人们有协作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在高等学校探索加强大学生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具有特殊意义。集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虚假的概念，它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交互作用，认为实践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联系方式，每个人只是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网结，历史的大实践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民就是较大的集体,个人只有在人民的集体中“,才能获得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集体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服务是集体主义原则较高的表现和行为准则。为人民服务融合了历史之真、行动之善和精神之美，体现了人文静神的价值理想。教师在讲授时要有意识的重点培养学生这方面的人文素养，教导学生在任何时候都不脱离群众集体，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以后的各行各业中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实现个人的价值。时代在变，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会变，但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能变，使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突破个人的狭窄视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越来越盛行的学习型的团队建设中不单追求个人的表现，在互相合作的集体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善于团结群体的力量进行创新。

3.对人发展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沉思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价值,寻求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关怀,建立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和以往社会制度的种种“异化”现象,主张摒弃传统社会那种“人的依赖性关系”和“物的依赖性关系,向往着创造出与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从而使人成为消除了“一切自发性”而成为发展的“个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个性、每个人自由而的发展，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的品格和人的生活中注入“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这双重涵义。它充满着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人学。人的发展不仅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配合，也有赖于教育方式的积极配合。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和超越,是高等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回归。从整体上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人的和谐的发展,是现代通识教育的崇高使命。在教化人的方面,通识教育是一种唤醒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教育。只有发自心灵深处的觉醒,一个人才能自觉地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负起的责任。我们的哲学通识教育应该“回到马克思”,切实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真正做到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开发人的各种潜能，使人占有自己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教学中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渊源是理性思维的不断发展和重视经验与自然的哲学传统,它以对象性的物作为指向和尺度,如实反映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有学者把科学精神概括为求真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宽容精神四个方面。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对这几种精神的培养。

1.探究求真精神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展开孜孜不倦的探究世界的活动。古希腊哲学家亚理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名言道出了科学精神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探究求真。这种精神是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明前进的助推器，是大学精神的核心。“爱智慧”是“哲学”的原意,其中蕴藏着哲学的本质精神。“爱智慧”首先源于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而不死守，对人类能动性的自信而不自大。把“爱”作动词解,哲学是“追求智慧”、“探索真理”的学问。哲学的真谛不在于对“终极真理”的占有,而在于一种无止境的向更高真理靠近的进取精神。哲学的精神不是占有，而是追求，不是到达，而是“在途中”。其次,作为“追求智慧”、“探索真理”的哲学，是诚实而开放地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在一切事实中求“是”——实事求是，在务实中求真；不为功名，不迷教条，不拜,不设禁区，不随波逐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量变到质变；经历一个“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教学与学习的本质是探究求真。没有探究求真的教学与学习只能是训练。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合作探究学科与生活，合作建构思想与意义，合作创造知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要保持良好的师生互动，教师要保护学生的提问热情，创设提出问题的机会，鼓励学生提问，要从知识的难点、重点出发，精心设问，要让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消化知识要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务实精神。

2.理性批判精神

理性批判不崇拜任何事物，不把事物神圣化，把事物当作不断生成和必然灭亡的事物去理解，从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批判和理性质疑紧密相连。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对他的学生说：“不怀疑就不能见真理。”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里的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事实的仔细分析和对理论的深入研究中形成的。马克思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怀疑，而且在怀疑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精神不仅表现为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态度，表现为对各种理论的批判态度，同时也表现为对自身理论的批判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相对和的统一，从来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包括自己的理论在内。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必定会随着自己存在条件的消失而灭亡。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化、神圣化、永恒化的态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动力，科学精神因理性质疑和批判而无坚不摧。理性的批判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就在于唤醒有独立思想、独立意志的自我,使人的发展从自发状态转入自觉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应当培养学生保持独立思考，对现实和已有知识采取辩证的态度，在敢于怀疑、理性反思中打开知识的大门，获取更多的真知灼见。

3.发展创新精神

人类是一个永恒发展的历史进程，每一代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人类认识，永不止步，没有好，只有更好。不想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就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断创新。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通识教育要培养的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有发展理念的创新型的人才。这种教育的实施对于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创新是站在未来的视角主动谋求发展，需要超前的意识和大胆的想象。世界是客观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每个具体的事物只是联系之网上的一个节点，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为想象展开翅膀，冲破时空的限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实现知识的多面对接和连锁增值。创新需要打破常规，进行逆向思维，从问题的相反方面深入地进行探索。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习惯地认识事物的此一面，而忽视其彼一面，导致思维僵化阻碍创新。因此，用逆向思维破除“从来如此”的思维定势，思想解放以后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些恰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过程中得到锻炼。教师要有意识地注重学生发展理念和超前意识的培养，增强学生创新的自觉性，使学生以创新思维武装头脑,主动克服逻辑思维的惰性，锻炼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逆向思维等多元的辩证思维，从而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4.客观宽容精神

黑格尔说过“有矛盾的事物才是真实的”。矛盾的客观普遍性说明世界上没有的事物，所以需要宽容的精神。多元的社会文化使得培养宽容精神对于人才的健全人格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宽容精神，似乎与理性批判精神相悖。其实不然，批判精神和宽容精神正是辩证法对待事物态度的不可分割的两面。辩证法在对事物否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如果批判精神强调的是否定的理解，那么，作为批判精神的前提的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就可以看作是宽容精神。对现实事物的客观宽容精神就是要承认事物相对于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每一事物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来说，都有它们存在的客观原因，它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必然存在的东西，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环。在批判中保持宽容是尊重历史、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从这个层面上讲，宽容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宽容精神的另一面是保护新事物。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缺陷，优越性并没有表现出来，而且新事物会冲击我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安全感甚至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出现的事物采取一种宽容精神，实际上是起到对新事物的保护作用，为新事物的成长减少阻力，提供成长空间，使新事物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推动历史和文明的进程。我们国家现在所采取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也必然会产生出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但不能因为这些缺点和消极现象而反对市场经济的体制。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分析告诉学生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更要看到正在努力改进向好的方向，使学生对于处于社会进步中的社会制度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不要求全责备。另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对建设和谐社会时出现的新生事物要多采取宽容的精神，这样才能抓住新事物的机遇。

作者：李晓霞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哲学论文

一、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现状及其与教育哲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民众关注、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无须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个体依赖性担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维持着社会科学相关工作的前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应该抵制社会进程中逆流的影响，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科学普及对社会现状产生积极的反作用。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限，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知识传播只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部分任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性任务当是引发民众反思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探求人类社会进程中个体关系对个体发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发的知识获取行为，从而达成促成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共享的目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社会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意义失落症的药引，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是较高伦理准则“幸福”的间接工具，为幸福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只能由社会科学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担当。推崇幸福的物质要素是物质匮乏年代所造成的社会阴影，该阴影被当代社会的富足和时代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光所消除，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工作者担当起回归人本身的责任，正因为这种担当使得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才能回归其所属的工具性，才能使得社会科学的隐性功能——促进人的发展得到较大程度的发挥。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客观、的表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才得以重建。个体社会进程的视角下不乏追求理想的行为，这种个体理想追求常常圈囿于个体自身而对社会发展难以产生巨大的贡献，即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也是客观结果而已，也很少会有我党创建初期、建国前后的社会群体性的理想追求图景。大多数民众大都处于社会理想追求淡化的状态，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能够对其生存产生直观而迅捷的效应，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被视之无用。个体的社会发展受动于个体理想而陷于直观、感受性的生存世界，奥伊肯指出：“迷恋于直接环境不可能给生活以内容，在它给我们提供的生活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的发展的理想渴望。任何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都不能用不切实际的祈求带动具体的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进程和民众思想状况的特点，辩证地处理社会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面向民众实际的生存，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宣讲，如若这样只能自我陶醉于远离生活的理想世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最终戮害自身而自哀自怜、愤世嫉俗，这是近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病症，社会科学也染疾于此深受其害。社会科学普及必须立足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多年前提出又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的“群众路线”精神，引导民众发现自身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利益——人的发展，将对幸福的追求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立足于社会个体特定的生活情境，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客体进行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此所言之“势”，意指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个体意义的必要性，物质文明成为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地表述了民众生活的隐性内容，“两个文明”的外延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大势。社会科学普及不能临摹自然科学普及工作，两者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度接纳性的原因作为可鉴用以变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有些研究者从强权视角提出了诸如国家权力介入、立法保障等一些建议，社会工作普及强制化的效果预期难以乐观，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倡议是理想淡忘情境下意图发挥理想带动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介入，这种介入的效率已经被其特定情境所弱化，这些建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社会民众尚未产生社会

科学对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共识，奢望民众放弃个体直观性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只有因势利导地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应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才能高效地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当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丰富反衬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精神文明需求是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指向，由之，“因势利导”的势、利所在便是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应该将物质文明需求的初步满足作为工作的背景，应该作为工作优势提升到战略地位，因为物质的富足所引发的精神赤贫反差是社会科学普及的立足点和工作出发点。精神文明需求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势”“利”所在，生存哲学、法规法律、微观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内容必将极大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深度，促进生命意义的追寻和个体的发展。“任何思想理论的广泛传播，都离不开教育和宣传的方法与手段。同样的科学理论，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宣传手段，都会取得不同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方法上必须从粗枝大叶的“漫灌”型向针对性的“滴灌”型转变，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对象必须进行甄选，对不同的对象开展不同主体内容的普及工作。汪玉奇、谢晓蔚在《关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与客诹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对社会科学普及的群体进行了“公务人员、社会民众、青少年学生和农民群体”的分类，不同的类型主体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度是不同的，对于工人、农民、公务人员、学生、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类型的群体应该结合其自身社会化的阶段和性质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教育和引导。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以其社会活动为载体，与物质需求的追求相协调并促进民众精神文明建设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促进社会个体发展的深入、拓展，如此才能使得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实际的效应和长期的影响。

作者：陈玉婷任俊圣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过程教育哲学高中英语论文

一、贯彻人本主义，促进学生发展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始终坚持以“人本主义”为中心思想，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如在学习及时单元的schoollife时，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为“Developstudents’Englishspeakingskills．”的教学目标，这一教学目标在实际上看来难以操作，教学效果不明显，但是这一教学目标却贯穿于整个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在开学的及时课时中，为了能够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更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教师在课堂上以自由对话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自由表达进入高中后的学校生活与初中时期的学校生活的区别。其次，教师还设计了一个自由讨论的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根据课文内容来进行设定，讨论中国高中生的生活与文中提到的英国高中生的生活的区别，并且以自由讨论的形式讨论:Whatisyourdreamschoollifelike?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不但表达了自我的意愿，而且还充分地练习了口语，在不知不觉中放开了自己的思维，开始大胆地表达自我的思想，促进了自我的发展。

二、展现差异特性，认可学生个性特征

过程教育哲学认为，高中英语教学在内容设计上要体现差异特性。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英语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应该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教学，以挖掘学生的个性特征，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展现自我的特长，将其运用到英语学习中。如在学习定语从句的时候，教师以四人小组的形式进行定语从句的练习，以此来提升定语从句在学习中的使用率。但是在分小组的时候，教师还糅合进了A、B、C组的概念，A组为英语学习水平较高的学生，B组为学习情况一般的学生，C组为英语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在分小组的时候，根据他们的英语成绩并结合其学习英语的能力分组。如，有一个英语成绩极佳的学生，但是她学习方式不灵活，也不能很好地将英语运用到日常对话中，所以将其分在B组。教师提出了这样一个以定语从句为中心的论点，让学生围绕这一论点用定语从句的知识进行讨论，并且分析这一定语从句的主体:Attitudestowardsdaydreamingarechanginginmuchthesamewaythat(inwhich)attitudestowardsnightdreaminghavechanged．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分配给不同小组不同的任务，任务难度逐级提升，让学生自主完成。学习结束的时候，每组都完成了任务，他们也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三、体现民主平等，挖掘学生创新精神

过程教育哲学还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就需要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能够有敢于挑战的心，能够挑战，拥有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自由、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学习，不要造成教师是中心与，学生需附属与服从的现象。如在上述的定语从句的学习中，教师在A组的任务中创设了一个以培养学生创造性输出为主的活动，从而更好地把it的用法应用到实际交际中。比如，教师先展示一个句子:Whenwasitthathechangedhismindtotakepartintheactivity?然后指名成绩较好的学生来分析这个句子，这个学生分析完以后，再举出同类型的句子或者是关于it的其他用法的句子，指名下一学生回答，循环往复，学生对于it的用法会越来越熟悉。在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还巩固了旧有知识。这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他们自我展示的机会，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信心;自由、轻松的问答形式，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真正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结语

总之，以过程教育哲学理念去设计教学，主要从激发学生学习潜力、促进学生发展、鼓励学生不断创新的目标出发，在实现英语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完成学生的自我构建。

作者：缪英英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第二中学

教育哲学论文:Seminar哲学和教育学论文

一、Seminar简介

（一）Seminar的由来

18世纪初期，教育家弗兰克在自己创办的师范学校中使用了一种新式教学手段——Seminar。起初它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引入德国哥廷根大学。187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此种教学方法，从而推动了美国大学学术的快速发展。霍尔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心理学Seminar。至此，Seminar成为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形式。

（二）Seminar的基本步骤

1.主持人介绍。

介绍本次Seminar讨论的主题，并概要简述相关问题。

2.主题报告的宣讲。

此环节由报告人进行专题发言（约25分钟）。报告人需结合本人对案例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会前需要通过查阅文献、调查、思考等自主学习方式做好充分准备。

3.回应人发言。

由点评人或回应人对于涉及的专业问题给予回应，对其发言进行客观的学术评论（10分钟）。

4.辩论与交流阶段（15分钟）。

在这个阶段，学习者围绕本次Seminar报告人和点评人的发言提出观点，也可以从更多角度考虑问题，报告人进行补充。主持人在控制场面和引导讨论顺利进行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中。通过讨论，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主题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对主题的理解逐渐深刻。此环节能够充分展示学习者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5.主持人总结（3~5分钟）。

由主持人进行专题点评，对某一方面专题内容进行而又简短的总结，并就报告人、回应人、提问人的发言和讨论作简要的评价，同时对于真理性知识重新作简要陈述。

（三）Seminar的作用

Seminar是动态的、多向的教学组织形式，具有民主性、互动性和研究性特点。Seminar的特点决定其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以下作用：

1.教学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能够较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潜能。

Seminar充分体现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让学习者通过自主学习方式做好充分准备，突破了传统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2.课堂气氛民主、自由、平等，有利于学习者激发思想火花。

在Seminar中学习者在课堂上提出质疑、辩论，讨论的主题往往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的答案，为参与者畅所欲言提供了条件。

3.Seminar有利于学习者提升的能力和素质。

Seminar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环境，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社会实践能力，还可以培养参与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查阅文献的能力。学习者为了准备某一主题的讨论，可能需要查阅海量的文献资料，这使学习者查阅文献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参与者通过交流思想，在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深刻的认识，可提高参与者的逻辑思维能力。Seminar的最关键步骤是课堂讨论环节，对讨论者的思维敏捷度、语言连贯性、严密性都是考验。同时，在辩论或演讲时，要辅之以必要的肢体语言，提高了学习者的表现力。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之中，所有参与的人（包括主持人在内）都能平等参与、自由发言，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研究力和思维力，培养参与人的创新精神。刘宝存、马启民等学者都充分肯定了Seminar在能力培养上的功能。

4.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Seminar寓科研的思想方法于教学之中，在教学之中为学习者的科研打下基础；同时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用于教学之中，提升了教学质量。

5.学术的自由性。

洪堡指出:“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培养完人的途径。”在Seminar中师生之间的讨论不受传统的束缚，在自由、宽松的讨论氛围之中能使学生对已有观点和理论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综上所述，Seminar蕴含着现代教育理念，打破了传统的单项式培养模式，Seminar提供的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式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真正体现了教学相长。

（四）Semina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0世纪末，我国部分大学已经开设Seminar课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Seminar并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虽然Seminar在我国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发展迅速。现今，在我国大多数的985和部分211院校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中，不但开设了Seminar的相关课程，而且有很多课程的教学形式采取了Seminar。但在工科、医学等某些专业，特别是涉及大量实验的专业，Seminar受经费问题的限制。而在社科类、经济类、管理类、理科类等专业比较容易采用Seminar。

二、Seminar的哲学理论基础

（一）Seminar与人的本质学说

在哲学中有众多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研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影响人性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人的本质也随之改变，它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人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标志，不是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物理的本性，而是人所特有的劳作，这是人类活动的体系，它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这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都从人的劳动去研究人的本质并为人性理论提供了基础。人性理论以激发和培养人的创造性为目的。Seminar是学习者自我选择、自我决策，亲身经历社会实践，并不断质疑、审视和批判的过程。Seminar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因此成为人性本质的一种必然体现。在Seminar的实施中，以学生个体的解放为目标，有意识地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以对话和交流的方式为主，从中了解和尊重学生，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要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并亲身经历各项实践活动，这不仅是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要求，也是获得整体人生经历和建构个体完整生命的要求。

（二）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看Seminar

存在主义是个人主义生活哲学之一，用以揭示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强调人存在本身和人内心的自由。随着存在主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它指出“自由”是人的较高价值目标，是人存在的基本特点，主张教育要以个人作为对象，以自由发展、自我实现为宗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提倡学生个体的自由选择，以此保障人的个性发展。存在先于本质是重要的哲学命题。存在主义认为，人是独立存在的，而人独立存在的前提是自由选择。也就是人首先是存在的，然后选择他的本质属性。人在选择中改变自己，同时获得自我价值，所以选择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传授知识和技能只是存在主义哲学教育目的之一，其本质在于唤醒人的灵魂，使人的自我价值充分实现，让人懂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Seminar可以较大限度激发学生自主选择的需要和意识，让学生在进程中能动、自觉地进行判断、自由决策和评价。在选择中塑造自己的品格，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人存在的本质。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责任，主张为选择而进行教育，让学习者成为知识的主宰者。Seminar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不受固定模式支配，让Seminar成为塑造自我的手段而非目的。它重视人的兴趣和爱好，以此来激发学习者的热情。比如在培养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时，无论是在课堂上听讲，还是在法庭上旁听，都不如亲身体验记忆深刻，而模拟法庭形式的Seminar，可以锻炼学习者从多个角度理解和消化法条。由博学法官或律师加以品评，这样可以使大家获得更多的知识，还可以使未来的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提前进入角色。

三、Seminar的心理学基础分析

（一）建构主义和认知-发现角度谈Seminar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认知规律的研究不断深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分支得到迅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摈弃了人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的观点，强调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经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习不仅仅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而是在学习者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得到的新经验、新知识；学习的人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自主形成知识建构的过程；在学习时，信息的加工主体是学习者本身，教师从旁协助学习者建构知识体系，提倡情境性教学，以改变教学脱离实际情况。Seminar在实施的过程中，学习者体现出来的正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描述的认知过程。首先，学习者通常都是在具有知识经验后，才能实施Seminar。其次，学习者需要调动各种认知资源完成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本身的认知结构会依据所接受的内容发生积极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认知结构。这意味着积极主动学习过程阶段的结束，然而，Seminar主导的全部学习过程并不会因此停止。Seminar在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综合，本身又会带给学习者足够深度的学习反思。这样的学习过程，符合认知-发现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学习是建立在原有的认知结构基础上的，学习的人要能动地将各个感官感知到的信息进行存贮、加工、重组和应用。在Seminar中，学习者必须自主地、能动地把新知识同自身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进行建构。学生可以主动质疑、提出问题、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在Seminar的整个实施过程中，让学习者自己发现知识的基本结构，从而更有兴趣、更有自信地主动学习，实现了对自我知识的自主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和认知-发现理论是Seminar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一。

（二）生成认知理论与Seminar

1991年汤普森和罗斯在专著《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中提出生成认知观。它作为第三代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具身性、情境性、动态性的特征。它强调认知并不是一个既定心智对既定世界的表征，而是在历史基础上，存在施行的多样性活动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生成包括三部分内容：（1）人的认知既不是对外部世界或事物特性的简单表征，也不是人类心智臆造之物，它实际上是通过有机体所特有的身体结构与环境结构耦合成的。（2）结构的耦合完成需要感知与刺激的环路。（3）认知结构的发展是由结构的历史过程演化的。研究生成-认知的进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知觉引导行为构成的感知；另一个是在感知运动模式下认知结构的不断重现，这使知觉引导行为成为可能。认知由人的感知系统和反应系统、历史经验、文化背景以及环境决定。Seminar符合以下的认知观点：及时，认知具有情境性。认知需要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实现，本质上需要感知参与和行为参与。第二，认知具有时间的压力。认知需要特定时间借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才被理解。当时间改变时，面临的压力也会改变，认知也就随之改变。第三，环境可以分担一部分认知压力。人脑处理信息能力有一定局限，环境能帮人保持或操作信息，人在必要的时刻才提取相应的信息。比如无需将回家路线的所有信息在头脑中全部反映出来，因为人的生存活动是和环境浑然一体的，无需计算环境在头脑中的内在表征，同时，环境也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第四，认知是为行动准备的。心智是用来指导行动的，诸如知觉、记忆等认知机制要根据有益情境的适当行为来评价。如果认知仅仅在反思的内在领域停留，那么就会变成为了认知而认知，这便难以为继。认知基于身体，即便脱离了环境，心智的活动也必须有适合环境而相互作用的进化机制，也就是感觉处理的适应机制以及运动调节的机制。Seminar能够充分发挥课程参与者学习和教学的潜能，较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互动，进而深化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学术交流达到效果；能够真正使学生参与教学，属于质的层面的学习。这种参与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等方面。其中行为参与主要会影响运算（指大脑将外部环境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的认知内化过程）和应用能力的发展，认知参与对于人的发散思维发展很有帮助，至于情感参与则对于培养人的兴趣、爱好以及发散思维很有效，有利于培养人的科研能力和钻研精神。行为、认知和情感不仅仅单独发挥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内在动力的有机整体。认知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积极的情感，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更好的认知。如前所述，Seminar具有的优势使得学习者内部认知结构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结果是对信息更快更好地加工，而这往往与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表现为更高的学习热情和信心）存在高度相关。通过Seminar不仅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拓宽了老师和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还可以使参与者之间得到充分互动和交流，相互补充和相互影响，把整个Seminar实施过程变成一个交流与互动相结合的认知过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是循环式的优势上升，充分展现了Seminar本质特征。同时学生也亲身经历了一个从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也恰恰是人类从事各项科研活动、完成各项工作必经的过程。

四、Seminar的教育学理论基础

（一）Seminar的课程学基础

Seminar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批判和反思性的思维能力。解放人理性的兴趣是概念重建主义的本质，它淡化课程的工具性、技术化角色与逻辑，转而关注人的内心与意识的能动性。从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的角度看，学生在Seminar中通过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对课程不断地进行批判、继承与主动建构，并解放理性，这是后现代主义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之一。Seminar让学生与课程有机成为一个整体，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创造的空间，让学习者成为课程的决策者和设计者、主宰者和创造者，而非课程的旁观者。因此，后现代课程观为Seminar提供了课程学基础。从课堂教学模式发展的角度看，Seminar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当今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是以教师作为主体，以教师的讲授为中心，强调知识的传递。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培养现代人才的需求。因此，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教学的辅助者的课程与课堂教学模式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例如，具有代表性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就在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强调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学到新知识。Seminar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带有极强情境性的问题。学习者要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只能作为其学习过程的辅助者和促进者，而学习者本身则是这种学习的主导者。知识的获得不再是教师的单向传递，而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主动构建，学习者的认知、元认知、学习方法和认知策略等在完成Seminar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可能发生改变。

（二）Seminar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主张教育应涵养人性，重视“全人”教育，提出教育要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人；同时注重学生主体性作用和自主性发挥；主张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等。这样便打破了各种束缚人发展的条条框框，学习者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学习主动的发起者和创造者。在实施Seminar过程中，发现、获得和掌握等感觉都来自于学习者的内在兴趣、潜质和动力，使整个人的智力和情感参与到学习中，这样的学习是一个既深刻又持久的过程。坚持面向整体，强调培养完整、充分发挥机能的人是人本主义课程观的一贯立场。在课程内容上尊重人的本性和需求，强调认知与情感的共同发展。Seminar在很多层面上都符合人本主义课程观的特点，两者都将学生的认知学习与情感的培养相结合，心智发展和情感发展相统一，促进学习者发展完整的人格和自我实现。因此，人本主义课程观是Seminar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人本主义教学观与师生观主要表现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学思想，把学习者直接参与学习的过程作为其核心，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选择学习内容，教师则是学习的促进者、辅导者和合作者，为学生提供一种学习的手段。Seminar特别注重和强调学生的参与，实施过程就是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展示、自我指导和自我评价的过程。

作者：张向华陈芙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与生命哲学论文

一、如何理解生命

（一）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

硕士生闫凤玉认为，高清海老师认为人出现后不满足于原有种生命的这种特性，通过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自为本性，使生命在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对种生命的超越，形成了类生命，类生命属于自为生命。种生命是类生命的现实基础。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关系是前者须以后者为性质规定，后者则以前者为实体依托，各自又只能从对方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因而人的两重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关系。我们不能从单一性去看待人。既然类生命是由人创生的自为生命，那么我们认为人就是要去做：生命的意义都是在做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教育就是培养人开拓可能生活的能力。硕士生康君明认为，种生命到类生命是一个提升，即高清海先生所说的“自为”，用赵汀阳老师的话说是人是做出来的。硕士生樊榕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不仅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还有自为自创的生命。正是人的双重生命使得人以追求幸福生活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这是对生存的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有无价值，取决于如何去做，如何提升自己自为生命的价值。硕士生张中伟认为，人不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人的生活是经过理解的生活。人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价值，这说明人作为人已超越了“生命”的局限，要去追求高于生命、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已属“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体”，这才所以称之为“人”。因此我们把握人，也就不能将其看作单纯的生命存在，仅仅理解为不过是具有某种附加值的动物生命，真正的人应该是种生命、类生命、人“三位一体”的关系。

（二）人的“类本质”

为了让大家深入理解“类生命”的内涵，刘旭东教授提出要从“类本质”的立场去认识问题，希望大家对这一词与类生命进行比较来理解与讨论。博士生吴永胜指出，高清海老师提出的类生命是对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的深化。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者实践，这种实践让我们成为人。高清海老师认为类生命是一种自主生命，在生命的自主性上实现了对动物的那种原初的本能生命的超越。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自我规划、自我把握、自我期许、自我提升。这样就把人之所以为人更深入了一步。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动物在类上就是能区分的，而人所以为人是在个别人的意义上才能区别开来。动物可以按类别区分，作为个体的动物是没有意义的，而人不是以类别来存在，是以个人来存在的，个人死了，人就死了，人是有死性的动物。但是作为类存在的动物不会死，会永远通过种族的延续而存在。人是世间的有死者。硕士生黄巧玲认为，郝文武老师将本质分为现象的本质和本质的本质，本质的本质就是本体。教育的本体是指导学习，现代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指导学习。从古代到现代教育永恒不变的就是指导性学习。类本质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博士生刘炎欣认为，社会文化的嵌入即人社会化的过程是人从种生命走向类生命的一个发展过程。冯建军老师将生命分为超生命、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等等，都是从人的本质角度去说的。他所归纳的人的类本质就是独立性、生成性、自由性、创造性、开拓性、精神性，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刘旭东教授指出，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想要区分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提出的。类本质不能理解为所有人共同的东西。如果将类本质理解为所有人身上抽取出来的同类项，那么就曲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是人能够把事物作为对象而存在。动物和这个世界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动物里没有工具可言，在它的眼中没有对象，能否对象化是人的一个特点。但是类本质不仅仅在这里，是指大家都是社会人的情况下人与人的不一样的地方。“社会人”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对于社会中人与人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思想方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就会在社会生活当中独特地存在和生成。但是可怕在于现在大家活得都一样，因而要去找影响人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的东西。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生命的内涵

硕士生陈亮认为，教育产生于人的生活实践，无论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又给教育增添了多少意义和功能，都不能改变这一根本特性。因此教育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和传承。因此不论中西，人类早期乃至古代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这也是教育与生命的结合点。人的生命与其他生物的根本不同点在于除了生物的意义之外还有形而上的意义。中国哲学将人的生命称之为性命，显而易见当分为性和命两部分。性是人的本体，命是承载性的器。于是，教育的任务就是修养性与命。所谓修养分为修和养两部分，修就是孟子说的求放心的求；养就是养护，使壮大发展，意义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当中的“养”字相同。现代教育的弊端就是忘性而伤命，与古人之修养之学大相径庭。综上，大家的共识是：人的生命是自为的，适应性与超越性并存，人只能以个人的意义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同是社会人，每个人也都是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展开的，在生活之中生成的。

二、教育与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应是的存在，然而在现实中，人的丰富性被抹杀，正如作家王朔调侃教育所说的话“，教育把每个人培养的都跟教育一样”。针对教育现实，有学者如冯建军老师提出“教育即生命”，并对当下的工具性教育进行了批判，大家也就此展开了讨论。刘旭东教授指出，要将冯建军老师所认为的被工具理性腐蚀的教育与我们倡导的生命教育，这两种教育分别所建构的生命进行对比，进行深入讨论。

（一）工具性教育及其生命观

硕士生闫凤玉认为，冯建军老师质疑“工具性教育”，认为其使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培养的人也变成了工具，其更多地是从社会而非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教育即生命”是从教育为了社会到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命的发展或生命有目的地自我建构，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都是和生命内在地融合在一起的。硕士生刘洋认为，冯建军老师所提到的“工具性教育”的出现不是偶然。教育过程变为把人培养为工具的过程，已失去了最初的含义。社会发展是人发展的条件，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人的生活、生命质量的提升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要在促进人的成长的过程中教其领悟生命的价值，体现教育“以人为本”的主旨。硕士生关子秋认为，挣脱自然的束缚，人类开始自己生产生活资料；挣脱神的束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挣脱他人保护的束缚，康德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理论为我们搭建一个又一个行为模式，为我们带来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维成为标准件，人的个性渐渐消失在各种技术之中。诚如冯建军老师所言“文化、智慧、道德、人格等精神方面的发展”只能通过“社会遗传”实现，“教育显然是社会遗传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打破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是对教育向高深发展的呼唤。

（二）生命教育及其生命观

硕士生张中伟认为，教育必须回归到生命的基础，珍视每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人要实现其价值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教育要适应人的丰富性，要满足生命的需要。教育在起点上，直面人的生命；在过程中，通过人的生命，遵循生命的本性；在结果上，促进生命的成长，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高生命的质量。直面生命是前提，循于生命是保障，达于生命是目的，教育只有三者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其生命的本质。教育要始终在生命的前提下进行，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叶澜老师在论述生命与教育的关系时认为，生命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精神能量是教育转换的基础性构成，教育活动就其过程的本质来看是人类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师生主动、积极地投入学校各种实践，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障，是人发展的重要内在保障，也是人生命特征的本真体现。生命教育是在生命活动中、通过生命活动、为了生命而进行的教育。生命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爱自己、爱他人的能力，也要提升学生对自己生命的意识和关切，对生命价值的更深思考。硕士生刘洋认为，美国学者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美国的死亡教育名为谈死，实则通过死亡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生命教育思想的传播，其核心从“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到“鼓励和引导学生面对生命中的挫折”。硕士生魏荣国认为，柏格森说“把每一个生命当成艺术品来看待”。一块黄金一刀下去，就变成了两块黄金；一团棉花从中间一刀就变成两团棉花；但是一条狗，如果敢用一刀去对待它，那它一定不会变成两条狗，只会变成一条死狗，这就是生命的可贵之处。空间是同质性的，但是时间却是异质的。生命就是这样，每一刹那都是的，一去不复返。正因如此，教育要让我们的每时每刻都有质量，而恰恰教育追求的就是使生命获得较大可能的发展，这就让教育与生命内在地融合在了一起。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一定是以尊重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础的。所以“把每一个生命当成艺术品来看待”是充分发挥教育能量的原点。硕士生关子秋认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诗经》开篇《关雎》中透露了他的教育主张：生活美好，生命宝贵，真爱尚德。生命教育是孔子给学生上的及时课，在孔子看来对青少年生命意识的唤起是教育的及时要义，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刘旭东老师从生活的角度关照生命，认为“生活过程本身就是充满智慧和挑战的历险活动”，提出“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目标，澄清教育理念，批判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从教育和生活紧密相连的血肉关系我们看到，生活离不开教育传承和指引，教育也无法离开生活而独立发展。实现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高水平教育，是对社会个体生命的好关照。关照生命，以生活世界为价值目标的教育是高水平的教育，是每一个教育者的努力目标。如何通达这一目标，便需要每一个教育者用自己的爱来铺就一条教育之路，陪伴孩子不断成长，在这条独特的教育之路上，师生共同前进、发展。硕士生樊榕认为，教育是生命的必需，与生命同构。当今教育的功利性扭曲了教育的意义，忽视了教育的人文性与丰富多彩性，割裂了教育与生命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教育的价值取向，使教育真正回归生活世界。通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工具性教育建构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的内涵相悖，抹杀人的丰富性，而生命教育倡导教育要珍视每个生命的独特性，使每个生命获得较大可能的发展。教育要实现向生命教育的转换，要使教育始终以人的生命为前提。人的生命在生活之中展开，因而要实现生命教育、尊重人生命的独特性就要使教育回归生活。

三、教育回归生活

紧接着，大家对“教育回归生活”这一命题展开了讨论，主要围绕何为生活以及如何理解教育回归生活两个方面。

（一）如何理解生活

明晰何为生活，即教育要回归的怎样的生活是理解教育回归生活的前提。因而，首先就此展开了讨论。硕士生康君明认为，人是交往当中的人，在交往中成长与发展，交往就是生活的一种。关于生活有很多观点，比如胡塞尔的“基底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哈贝马斯的“交往”。人在其中如何做就涉及到教育。做就是创造，教育就是用来提升人创造的能力。刘旭东老师在《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生活有三个含义。及时是胡塞尔所说的“基底世界”，是一切可能之本源；第二是事实性的、被知觉的日常生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既包括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出来的历史意义上的生活，也包括当下创造的生活；第三是每个人通过各自的实践活动所开拓出来的生活，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日常交往活动构成的生活世界。硕士生张中伟认为，胡塞尔所指的生活世界是和科学世界、概念世界相对独立的、原初的、直观的经验世界，它包括人们的一切实际生活，是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能够经验到的世界，也是其它世界得以生成的起点和源头，是人们的真实世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慢慢地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教育成了外在、抽象的、化的概念，忽略了其中的人性。

（二）如何理解教育回归生活

硕士生王慧婕认为，刘旭东教授在《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中认为作为价值理念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首先强调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体制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使人不断摆脱各种外在羁绊、走向自由，为此，教育要密切与生活的关系，不仅把生活作为自身的起点，也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其次，作为试图扬弃一切遮蔽的反思批判性活动，强调现实中存在的教育事实具有历时性，不能以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根据，而必须以不间断的反思批判超越它。，作为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价值策略，“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立足于人的生成性，强调要抛弃一切脱离真实生活的、抽象的、僵死的、直观式的教育思维，还教育以生活的本性，关注学生发展的真实需要，通过教育创新，使教育从以往单向的知识授受模式转换为基于真实情境的交往活动。硕士生张中伟认为，教育就是追寻智慧、回归生活。刘旭东教授的文章提出要从三点把握：一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目标，澄清教育理念，批判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二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源头，还教育以充满智慧挑战的本性。三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思维方式，加强教育与生活的关联，在实践中实现教育的建构性。概括起来就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实践中用批判、动态的思维方式去看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必需，而不是社会体制化的产物。教育产生于人的生产生活经验的需要，与人的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硕士生施小龙认为，作为此在之人的生命是在每时每刻的时间总和中慢慢逝去，直至生命结束。生命是自由的，不存在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人自有生命时间起，教育就涵盖着人生，就占据着人生生活的时间。教育与生命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教育与人生的关系，教育是人展示自身人生意义的一种必然方式。而人生的展示形式从根本上讲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与追寻。因此，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就是教育对于生活本身的意义。人存在、生活的意义不是为着外在的存在目的，其本身就是为着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是人的终极价值诉求，这是不容质疑的人生命题。因此，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就是让人能够体验幸福，并在体验幸福的过程中领悟幸福的真谛，用关注人的幸福这把“钥匙”去开启“生命之门”，教育对于人之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去追寻完满的生活方式与幸福空间，进而使人生导向自由与解放的幸福过程。硕士生刘洋认为，教育一直被冠以“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人们也都认可教育的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决定了教育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唤醒”。孟建伟教授指出当今教育存在着一种实证化、功利化、技术化和模式化的倾向，即教育活动的中心似乎只是实证化和功利化的知识，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教育过程仿佛是技术化、模式化的生产流程，而不是对人的而充分地培养。在当今教育活动中，师生之间平等关系逐步窄化，师生之间关系淡漠，教师角色从多方位地协调向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教学过程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对学生道德、人格、生命的教育，学校注重学生“学科知识”的教学，中、高考成为学生学习的目标。提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对教育的促进，它提倡以日常生活为依归，力求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人作为主体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教育要在生活这个充满无限挑战的情境下进行，寻求人的无限发展。

四、结语

总之，通过讨论，参加沙龙的老师和研究生认为：人只能是个人意义的存在，适应性与超越性并存。人的生命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在生活中展开，因而每个人是的存在。教育要实现工具性教育向生命教育的转变，充分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人的生命为其出发点与归宿。教育要使人的生命获得较大可能的发展，使人的生命走向自由，就要回归生活。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必须，生活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作者：刘倩楠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教育论文:我国国家哲学实现路径探究

本文作者：杨永庚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思政部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思想教育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工作及其基本规律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就毫无疑问地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定位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教育主体的定位是基于我国的经验事实而不是逻辑推理。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既是党的理念，也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更是多少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首先，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会自觉地追随先锋队而必然地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服从。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是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此为中心，思想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思想教育要着力培养民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在实践中较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同时，还必须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不断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使群众认同党的立场、主张和目标，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其次，党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党必须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目标是关于未来的规定和体现人们价值追求的理想图景，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我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主导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具有统一性和长远性、阶段性和目标性的特点，并依据实际将其分解和具体化为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并付诸实施，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党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崇尚社会主义自发论时指出：“个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3]317为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战略和策略，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只有党才能承担起这一灌输的任务。事实表明，正是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当然，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并不意味着她是教育的物质承担者。不但共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正式群体”和“基层党校、农民夜校、市民学校等非正式群体”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而且，“父母、长辈、教师、教育工作者、统治阶级、宣传家、作家、杂志编辑等都是教育者”，更是教育的“准主体”[2]19。

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它的民众进行科学理论教育。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进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它是不可能“维持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4]2。#p#分页标题#e#

广大民众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受体

虽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是机械地进行，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人的政治素质的提升，受教育者的地位会逐渐地走向自觉，表现出客体一种积极的、自觉和自立的特性，当教育者进行教育时，是根据受教育者的主客观条件，主动思考，选择恰当的方案和方法予以解答，呈现出“双主体性”和“主客体同一性”。通过这样的双向活动，最终形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这种精神力量下产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及时，起因性。任何人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在外界环境下，经过人格动力结构动作而产生的。第二，自主性。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具有自动性和自制性。无论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都必定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相应决定。第三，目的性。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一般都会指向一定的目标。第四，持续性。个人的行为，从发生、发展到消失，总有一个过程。行为持续时间可能不同，也可能改变行为方式，但只要没有放弃这一行为，都会继续指向预定的目标，直到目标的实现。第五，可变性。人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因而是可变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总会不断总结经验，更新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这些是从民众对教育活动的评价来表现的。

民众评价活动通过众多个体评价活动所形成的“无机形式”体现出来。民众评价活动的内在机制很难分析，但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主要类型的分析，来具体地理解其内在的活动机制。及时，上访。上访是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它是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意见。上访虽然有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但总的来说上访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例如贪污腐败、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由此会出现民众的个人举报和写匿名信。第二，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性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主导舆论是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种意志应当尊重。第三，民谣。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谣，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众对于时事所做的道德评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发生宣泄积累的不满情绪。民谣能广而久地流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民谣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和所体现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民谣的流传集中体现了民众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5]2。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及时天起，就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工作。在思想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工作，增强广大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一是定位受教育的对象，区分“模仿者”与“创造者”。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对象和教育主体及其内容的特殊性，又由于现当代社会民众知识水平等的差异，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需要分析和区分“模仿”与“创造”，以及模仿性的人与创造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可知现象的特征是“重复”，而“模仿”就是“重复”社会事态的手段与工具。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内容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前瞻性。这要由“创造”这个概念来提供，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也可作为“信仰”与“要求”来分析。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要注意突出重点，区分层次。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指出，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总体要求的同时，针对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等不同行业，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出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分层分类进行指导，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大力加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毋庸讳言，不同的哲学理论有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例如，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宣传领域的政治话语和生活领域的大众话语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朵奇葩，要开花结果，必须要转化为中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关于国家运行并涉及社会发展的哲学学科，是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所创立的“中国理论”，要把它列为二级学科。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具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前沿性学科，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性强的特点，凝练学科方向，建立导向平台，防止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和泛化倾向，实现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当前提出并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无疑是很合时宜的一个举措，并可以成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交往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新风景。交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是科学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交往决定了人的发展，交往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的发展变化也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双方都不仅要承认自己是交往的主体，同时要承认他人也是交往的主体，交往是一种以主客体关系为中介的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总理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据。由于交往本身成为了人的新需要和能力发展的源泉，成为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根基，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要具有时效性，单纯的靠灌输说教模式已无力适应形势，必须代之以“交往”教育的新模式。四是充分重视民众的心理特点，提高广大民众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认同感和大众化。民族性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传播必须仔细研究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必须回答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困惑，特别是心理困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心态呈稳态状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动态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落实，需要人们有良好的心态，面对挑战，面对困难。对于人们的心理困惑，不仅需要“疏”，更需要“导”，要把握民族的心理特点，运用符合其心理特点的传播方式，不仅要深入浅出地、生动形象地表达其基本原理，同时也要从民族的心理特点出发，善于运用心理学规律，有效提高群众的认同感，用高尚的、健康的心态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课程论文:高职哲学三位一体教育思路

本文作者：胡蓉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硕士

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

从哲学教育活动的宏观层面来讲，教师与学生是主客体的关系，教师作为主体承担着制定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任务，学生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制度的安排。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制度实施中，课堂教学对教育效果的优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是双主体的关系，教师的主体性表现在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性表现在通过积极参与课堂实现自我教育和主动教育。哲学教育的课堂教学应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来说，教师要大量运用启发式、问题式、案例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注重从经典的问题、案例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出发，组织、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与讨论，以调动课堂气氛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师生智慧的碰撞与情感的互动，为学生、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师要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烂熟于心，有系统、有组织地围绕学生，把握好教学环节，这是师生互动的前提。在互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问题的提出者，而教师则是解决问题的引导者。其次，引导的过程要注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舞学生和鞭策学生。实践证明，建立在平等信任、尊重理解基础之上的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不仅能创设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进步的教育情境，还能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良性互动中达到精神的愉悦和生命意义的分享。要注重于创造，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继而引导学生展开哲学探究和反思。再次，问题的设计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是师生互动成功的关键。教师对问题的设计与提出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又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如在讲到道德哲学中有关善恶的问题时，要结合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明星“诈捐门”、陈光标的“裸捐”以及“郭美美事件”等鲜活的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善的本质与善的原则；在讲到人生哲学中有关人［摘要］文章论述了高职院校哲学课程“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在“以人为本“”回归生活”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导向的指引下，生价值问题时，就女大学生“宁做二奶，不嫁80后”“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单车后面笑”等言论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人生选择等。，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好坏对教师的职业修养要求很高。教师个人的学术水平、思维方式、沟通技巧和人格魅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着师生互动的效果和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哲学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德行、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比较透彻的人生感悟等，教师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提高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任务驱动与社会体验相结合，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教学桥梁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提倡“教育即生活”，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过“生活即教育”。“回归生活”即“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这是哲学教育目标的本质所在。实践教学既是巩固与深化哲学理论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哲学教育回归生活的桥梁。教师可以通过任务驱动和参观体验相结合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参观考察、现场体验中培养主体意识，锻炼思辨能力，领悟知行合一，确立价值取向，继而提升哲学素质。任务驱动的实践教学通过专题研讨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将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师再现式教学转变为以任务驱动为主的学生探究式学习，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灌输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用学生比较关心的、与哲学理论相关的现实热点与焦点问题组织专题研究和社会调查任务，将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每一小组指定或自由选择一个任务，利用课余时间使用各种信息工具对研究和调查任务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归纳、总结提炼，通过相互协作与交流，完成对研究和调查主题的初步论证，之后形成成果以课件方式在课堂中予以展示、讲解与答辩、交流与讨论，由教师给予总结或点评。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哲学是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研讨和调查题目的设计应符合哲学引导学生透过生活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表面，思考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并进行深入的追问的特点。如通过对“人造美女与美的本质”“山寨文化与创新“”善心与善行”“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2012’与天人关系”等专题任务的研讨，训练学生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培养学生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实现哲学教育之目的。另一方面，哲学教育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性的交流和对话。课题展示过程中，当学生展示完自己的作业任务后，其他学生与教师的盘问、诘问、反馈与评价显得非常重要，智慧的火花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才能产生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探究乐趣的体会，要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加深。社会体验是实践教学的传统方式，也是象牙塔中莘莘学子贴近生活、回归生活的重要途径，注重把课堂向社会延伸，以社会为大课堂，实行开放、体验式教学。可以结合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活动，如学生社团活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等，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感受生活、思考社会、体悟人生、锻炼能力、提升境界。为使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且形成长效机制，可以在校内外开辟实践教学场所或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如“哲学基础”课在校外逐步建立了11个实践教学基地，每学期教师都会带部分学生去基地参观考察，近两年学生先后到顺德展览馆、顺德戒毒所、孙中山故居、广东省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考察心得都感触良多。此外，我们还将学生的心得体会编辑成册以便“存史、育人”，同时将其中的作品推荐到学校校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使全校师生都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自主学习与交流探讨相结合，搭建教学相长的网络教学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因其资源共享性、交互性、选择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对学生来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资源库为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突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约束，获取信息的渠道、途径和数量、方式更多、更现代，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吸纳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筛选者、建构者。对教师来讲，既可以及时跟踪学科发展的前沿，获取近期、具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又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态度、常见问题、关注焦点等学习动态，更好地策划、组织教学，有效促进教学相长。“哲学基础”课程的网络教学设计可以由以下内容构成：一是学习资源系统，内容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典型案例、延伸阅读材料、多媒体资源、精彩瞬间等。丰富多彩的共享资源为学生的网络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服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兴趣及发展要求自主自由选择支配自己学习的时间、内容、方式、难度与深度，巩固课堂教学内容，丰富扩展学习容量，使学习向多样化、人性化、趣味化和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协商交流系统，内容包括课程通知、电子邮件、教师信箱、答疑讨论、课程论坛等。通过协商交流系统将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网络，通过进一步的生生互动与师生互动，展开观点的碰撞、思想的沟通、情感的共鸣与智慧的交锋，从而实现由“我说你听”“灌输说教”向“彼此提高”“引导帮助”的转变。三是诊断评价系统，内容包括形成性练习与测验、作业提交与批改、成绩显示、作业展示、教学问卷统计、结果分析等。通过诊断评价系统，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疑难问题，掌握教与学活动的评价和反馈，进行学习辅导，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师生个个受教育、人人同进步的良好局面。四是开放的教学环境系统，内容包括参考书目、参考文献的提供、相关网址的链接等，其开放性使学生的学习以此为基础，在更广阔的阅读中展开，在更开放的网络探索上延伸，大大提升了莘莘学子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习得和培养。我院“哲学基础”网络课程建立两年多来，课程建设日臻成熟，各种网络教学资源已累计达12G，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学生在课堂与网络互动、学习考核等方面都表现出良性、健康的发展态势，课程的日访问量和总访问量位居学院所有网络课程前列。先进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了教学相长，提高了教学质量。“哲学基础”课程因此被评为学校2010年度精品课程。#p#分页标题#e#

教育哲学论文:大众哲学论文:马哲大众化教育思考

本文作者：肖霜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如: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增强了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如果网络受众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思辩能力，很容易被其侵蚀思想，扭曲其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扭曲人格和信仰，这也是当今人们信仰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无所适从也无从选择，处于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空虚”状态，这其实也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很好的时机，正因为存在这种“空场”状态，只要方法恰当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使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宣传)过程中引入网络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重要举措，也是赢得青少年的关键所在。因为时下很多流行语均出自网络，将其合理运用于哲学教育宣传的过程中，可以引起广大网民的兴趣，帮助他们揭开哲学的神秘面纱，一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贴近他们的生活。

邀请相关网络名家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网络名家不仅在学术上有高深造诣，并且更重要的是具有较强表达和交流能力，这样，一方面他们的名气会吸引众多人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艺术也会将受众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殿堂。开展“难点、热点”问题讨论。在网路上建立时下“热点、难点”问题论坛，请相关专家就这些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讨论和回答。吸引人们主动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受到启迪，获得提高，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教育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国哲学论文

一、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的关系

与其他专业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具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很强的现实性。然而，中国哲学史却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形态，因此，历史上各个哲学家之思想的本真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针对现实感极强的思政专业大学生而言，“中国哲学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上各家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否则，该门课程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学生因为它只是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隔膜感。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现代转换的前提是真正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原始意义，通晓其本真精神。达到这个目标，要求课程讲授者首先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个还原化的工作，即对历史上哲人的思想进行反观、还原，较大限度地接近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而这需要课程讲授者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事实上，在了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之前，所展开的所谓现代转换工作是缺乏根基的，由此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转换。本真意义指向历史本身，保障的是历史的延续性;现代转换指向的是当代社会，强调的是历史的变异性。两种工作同等重要。因为没有变异的中国哲学史缺乏现代眼光，其优良传统因此会陷于故步自封而失去现实性;而没有延续的中国哲学史忽视中国哲学本性，其现代转换也难以令国人从心底接受。举例来说，讲到孔子之“和”的观念时，在课堂中就可以与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而谈及孔子的和谐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和谐并不排斥差异，而是必须以之为前提;他讲“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则可视为以礼乐为和谐的外在制度安排;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以看作仁德为和谐的内在道德理性。［3］这种讲法，既可以使学生看到中国哲学史上孔子的原本思想面貌，又不至于使他们感到其思想只存在于古代，而缺乏对其现代意义的感受。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现代转换也是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必然路径。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在历史上主要是以经学形态存在的，而中国哲学史却是以近代意义的哲学形态登场。经学与哲学虽然存在交集，但是一为古、一为今的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是天然本具。消解此种张力，无疑也需要处理好本真意义和现代转换的关系。

二、信仰与知识的关系

作为中国哲学史之主干的儒学，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就成为中国人行为处事的指导思想，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宋明理学产生后，儒学更是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中国古人的信仰所在，直到晚清，康有为仍然大呼立孔为教，即昭示了这一信仰在中国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除少数现代新儒家中的人物，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儒学已经不再是信仰，而转变为一种历史知识。那么，当代社会是否有信仰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教育。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通过教育的途径灌输给学生，使之从知晓与理解到认同与接受，然后升华为信念信仰，化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毋庸讳言，当代大学生处于极度的信仰危机中，他们大多把信仰概念过度狭隘化，从而简单地视之为宗教行为，而不能理解精神追求也是信仰的一种，由此造成信仰缺失，甚至反感精神信仰的灌输。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的信仰教育，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等，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为思政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就要摆正曾经是信仰而今已是知识的儒学与当代国人的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儒学的一些观念是国人挥之不去也没必要去除的，但不能因此在课堂上教唆学生放弃当代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背弃党和政府，那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导致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严重后果。

三、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其中某些思想成分就不见得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要求。因而，我们要尊重历史辩证发展的事实，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既不颂古非今也不是颂今非古，因为这些都是片面、不科学、不正确地对待传统的态度。我们要与时俱进，对中国哲学史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他提出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批判和继承。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落后的思想糟粕，譬如男尊女卑、官本位、三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这些观念我们要剔除。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很多普遍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思想精华，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这些观念则需要我们继承，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全球伦理原则。不止于此，即使对于我们认为需要加以剔除的思想观念，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这三纲，学界也存在着是继承还是抛弃的不同看法。早在激烈批判儒学的1940年代，贺麟先生就“发现了”三纲“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与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当代学者方朝晖先生则揭橥维护三纲的本义为“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但这一提法受到了李存山先生的质疑，他认为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尊卑和主义的关系”。从这些争论来看，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都不能视之为一种单方面的行动，我们需要从批判中继承、从继承中批判地辩证思维。总之，鉴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特殊性，为其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至少需要顾及政治性与学术性、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信仰与知识、批判与继承四个方面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教学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思想稳定的大局。

作者：曹树明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论文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肖晓斐汤晓文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本质论文：哲学家对教育本质的厘定

本文作者：谈际尊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教化与自由意识的确定

黑格尔认为，教化是个体“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乃是实体本身的本质性环节，即是说，教化乃是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或者说，是实体的简单的灵魂，而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在存在才得以成为被承认的东西、成为特定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教化的意思显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本身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得符合现实。”［2］(P42－44)在黑格尔的理解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化的本质性规定及其在整个精神世界中的意义。首先，“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人类生活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和谐有序，人们以共同体为最终的价值归依，个体为之战斗，为之献身，向这个无限的伦理实体靠近，将自己融入到一种神圣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个伦理性的王国就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纯一的世界。［2］(P19)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伦理社会。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就像希腊这样美好的伦理社会亦处在矛盾和冲突的生长发展过程之中。伦理世界以民族和家庭为其普遍现实，以男人和女人为其天然的个体性，又家庭掌控在人的规律即黑夜的法律之下，民族构成服膺于神的规律即白日的法律，这些要素之间互相冲突转换，共同维护一个充满活力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本身分裂成为对立的两种本质，这种相互对立既有冲突，又相互印证和直接渗透，它们作为现实的东西彼此直接接触到对方。男人的个体性将对本身有所意识的普遍精神与无意识的精神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女性则将神的规律达到它的个体化，使个别的无意识的精神获得它的特定存在。通过女性的中介，无意识的精神从非现实升入现实，进入有意识的王国。男性与女性的统一，把现实的两个反对方向运动联合为同一个运动:一个是从现实降为非现实，将本身分化为独立环节，去经受死亡危险和死亡考验，这是属于男性的下降运动，另一个是从昏暗升入日光，从非现实升入现实，升入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属于女性的上升运动。［2］(P19－20)然而，对立毕竟没有消失，伦理世界的冲突还是将自己葬送掉了:由于伦理实体的非现实性，个体自我缺乏应有的地位，自我处于命运的悲剧性压迫之中，毁灭成为希腊伦理世界个体的普遍命运，天然和谐的伦理实体蜕变为僵硬腐朽的普遍性。于是希腊伦理社会解体，进入到一种法权社会状态。在以罗马为代表的法权社会中，个体自我获得一定形式的独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抽象的法人。然而，一切又因之支离破碎了，虽然个体不再需要依赖于任何普遍的东西，但却因此肢解了生命统一体:法人是一个丧失了普遍本质的空虚的自我，个体的自由成为一种幻象，整个世界于是发生了颠倒和异化。因此，只有通过新的斗争，即教化形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意识，返归到精神的本质中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是对于伦理生活的反省和回返。其次，教化是伦理实体的简单的灵魂，是伦理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我转化成为现实的特定存在，在现实当中追求其自由本质。由于伦理世界本身的矛盾和法权社会的先天不足，必须通过教化这样的新的活动形式克服其内在的对立和冲突，而达到对于现实世界的直接的肯定，获得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教化就是教育，依然立足于对于灵魂的改造和充盈，消解伦理实体的抽象性和空乏性，发掘自我的内在生命力。显然，教化是自我本身所内蕴的超越性本质使然，是追求自由的体现，是自然人向人的生成。教化造就人类社会，亦使个体站立起来，成为自我的主人。最初，教化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扬善祛恶。在诚实的简单灵魂之中，自我意识将对象性的世界一分为二:善与恶，将自在存在的独立的精神力量视为善，而被动的精神本质就是恶。［2］(P45－46)以此价值标准，由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构成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被看成是善的权力会成为压制个体的摧残性力量，而曾经被视为恶的财富却成就了个体的独立性;本于诚实意识的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亦陷入自欺欺人的窘迫境地。黑格尔这样描述:“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一切称为规律、善良和公正的东西同时就都归于瓦解崩溃;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的本质是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纯粹的我本身已分裂。”［2］(P62)这样，教化在其使命的催促之下，走进了信仰世界，以图在此重新达到实体性和纯粹的思维性。然而，由于信仰世界本身的局限性，个体自我和普遍性依然无法达成统一，必须通过传播识见的启蒙运动和占有现实的法国大革命然来进一步克服这个异化的状态，以完成教化的最终任务。然而，就如同法权社会无法达成对伦理世界的一劳永逸的超越一样，教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将自我对象化了，领略到了现实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周遭，但并没有真正返归到精神世界的本源。在教化世界，有限和无限、人和社会、个体和共体、肉体和灵魂、心灵和现实依然处在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自我意识在自己一手创立的现实世界面前一筹莫展，自我在寻求其本质的肯定性活动当中不但没有能够实现预先的目的，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自我所创造的现实的普遍性社会成为一种压迫和摧残自我的异己的否定力量:作为教化一个环节的法国大革命虽然达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顶峰，获得了的自由，但亦同时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可见，教化即异化，现实世界成为了自我毁灭的场所。然而，教化的最初目的在于克服伦理世界的对立和冲突，使自我获得肯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如果说教化成为了异化是现实历史发展的本然样态的话，那么客观精神却必定要求进一步向前运动，达到自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自我并不甘心于在肯定性的活动中走进否定性的结局，自我寻求本质性和普遍性的努力必然推动其重新占有对象世界，直至实现其自由本质。这样，自我已经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精神王国，通过道德精神，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教化的目的。从伦理世界—法权社会—教化世界—现实世界—信仰世界一路走来，教化的本质亦由此绽开为一个不断寻求自由意识的心路历程。黑格尔以其难以超越的历史主义视域，通过其精神哲学对于历史事件的抽象和辩证，雄辩地论证了人的教化意义:人作为精神存在就必须同偶在性拼搏，使自己趋于无限，以接近普遍性;不论处于一个何其无奈、繁杂和难解的处境之中，人必须不断奋争，反复辩难，争取成为自我的主人，消除特异性，实现自由的本质。

教育和伦理

对于个体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之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获得一种精神生命和意志自由，实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对个体进行教育和教化，个体因之而获得教养，也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其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形式。对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个体的教养”这一话题时，道出了教育的深层意涵。他认为，特殊的个体是不的精神，是一种具体的形态，每个个体都必须走过获得教养的历史道路，使之从它的蒙昧状态变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这是教育的最深层的本质。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同时实体赋予自己以自我意识并获得普遍精神，从而得到教化和教养。［4］(P17－18)显然，个体教养的获得和世界的教化进程是同步的，只有当主观自由达到客观真理，个体才获得效准。对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在展开法—权利—道德—伦理的递进分析中，着重阐述了教育的伦理品性。何谓伦理?何谓教育?伦理和教育处于何种关联之中?伦理就是自由，是客观，也是必然，整个人的生活都在伦理力量安排下得以展开;伦理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神，对于这种永恒的正义力量，个人唯有安首俯命。［3］(P165)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其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3］(P203)教育在于培养人的第二天性，使之符合普遍性，达致伦理的内在要求。黑格尔说:“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它向他指出再生的道路，使他的原来天性转变为另一种天性，即精神的天性，也就是使这种精神的东西成为他的习惯。”［3］(P170－171)在此，教育作为达到伦理的一个环节，被赋予了滋养精神成长的神圣职责。所谓教育，就是对灵魂的改造，就是对伦理事物的习惯。那么，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伦理上的教育?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是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一员，个体的权利和义务获得确定性时，伦理性的教育便开始了。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通过爱，家庭获得内在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对于子女，父母的爱体现为照顾，同时施之最初的教育，约之纪律，以矫正任性，对受到本性迷乱的自由予以警戒，从而将普遍性铸造进其意识中去。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是自然血缘使然，但要成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依靠先天本能断然不可。对于子女而言，父母构成普遍物，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否则便将变得缺乏教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向被教育者灌输伦理原则，确立伦理生活的基础，同时使被教育者摆脱自然直接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人格。［3］(P188)当然，家庭教育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儿童出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渴望长大成人和进入成年世界的冲动，都使得其自发地感到有必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当子女萌发出这种自由意识时，父母以往所要求的纪律和服从就代之以爱和信任，着力于养育子女的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直到孩子们发展出达到脱离家庭的自然统一性的能力为止。个体不能永远生活在家庭中，走出家庭迈入社会是个体成长的必然选择。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目的将他人视为手段，偶然性和特异性自由地活跃在每一个角落。在这种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中，伦理性的东西彻底丧失了。然而，黑格尔认为，贯穿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原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向整体性的靠近必然将之推移到普遍性，不如此就不能获得其真理和现实权利。因此，社会成员就必须按照普遍性的方式来规定其知识、意志和活动，并是自己成为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3］(P201)这样，教育就是个体和社会发展内在的需要，是一项“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并构成“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交叉点”。［3］(P202)应该看到，这种解放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其既反对纯主观性和情欲的直接性，又抛弃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性。但正是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主观意志才能获得客观性，并最终获得价值，达到现实性。不仅如此，通过理智的培育，特殊性才能成为真实的自为存在，才能确证自身的单一性，才能在伦理中成为无限独立和自由的主观性。所以，有教养的人只会照顾到普遍性，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特异性来。同时，受过教育的人是真正能够获得自由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主，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还因为其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故其不容易得罪人，博得好的环境。在市民社会中个体实现自身独特的单一性和自由主观性，但只有将个体培育成为国家公民，才能最终使自由达到其较高的权利。因此，个体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实现其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是致力于成为国家的公民。成为国家成员是个人的较高义务，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3］(P254)国家是伦理实体的较高阶段，在国家生活中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维护每一个成员的特殊目的和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外在的他物，但是我的实体性和特殊利益又同其密不可分:我与国家不但不互为疏离，而是互为一体的。因此，既然国家具有先在的合理性，个体就应该具有爱国心，不要好争辩找岔子，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起码要求。在此，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看到国家生活中每一事物里的肯定的东西，以维护基本的生活秩序。［3］(P268)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对国家统一性的维护不仅是一般公民的义务，更是行驶权力者的职责，对于官吏的政治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信誉和效准。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从精神上抵销因研究本部门行政业务的所谓科学、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和进行实际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机械性部分。”［3］(P314)这样经过对大众和官吏的教育，主观方面就隐遁起来，与之同时，服从普遍利益的习惯就逐渐养成了。教育于是不断地接近精神的本性，肩负其完善人类本性的重任，直至达成普遍精神。

教育哲学论文:非连续性哲学教育思想论文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作者：薛霜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学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中哲学思维运用的必要性

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

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

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4］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

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

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将哲学思维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中是必然的，它能够解决后者研究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但是，必须掌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的度，既不能运用不足，又不能运用过量，否则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作者：刘便花单位：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科学哲学与实践教育学论文

（一）教育学面临的困境

近代科学的发展使教育学带有浓重的实证主义倾向，将教育过程作为训练和控制的过程，〔3〕这种体系兼具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的特色。无论在哪个时代，始终没有正式的承认教育是一门科学。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教育的定义，依据教育的概念和要求区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明确各个基本理论的范畴和作用，在各种理论之间建立联系使之既相对独立同时也互相包容，还要确立“教育学”中的科学依据以及相应的规范、价值等要素。教育的发展以将实践教育学作为最原始的教育体系为起点，经历了教育哲学价值观的争论、教育科学的批判、近代科学发展带来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今，教育学最通用的概念是“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4〕”。这个概念将教育定性为“长期教导和训练的目的”，是遵循了近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原则，这种主义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研究教育概念，人们通常有一个缄默的假设：教育事实的客观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是用来标志教育事实的，教育概念要抽象和概括教育事实的客观的、本质的特征。〔5〕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发现，教育需要用三种理论来加以描述：抽象的教育概念需要哲学的思想去描述，教育的事实需要实践教育学的论证，但其本质特征却需要教育科学来定义。

（二）教育学三大基本理论

杜威对教育哲学下的定义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6〕”这个定义在当时“实用主义”潮流中风靡一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教育哲学在教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教育哲学要求在实践已经形成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中依据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历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7〕，这就解决了教育领域的多样化和特殊性问题。教育哲学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应对多样化、特殊性以及错误观点时可以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它代表着教育学的价值观。大多数学者对实践教育学的观点都围绕着“规范”这一词，其中德国学者维尔曼的定义较为符合理论体系的描述：“实践教育学是一个行为规范或戒律体系，它是规范性的、要求性的、规则性的教育学，其特征是强制性的。”〔8〕如果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实践教育学，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它对什么做出规范？二、它为什么要对其做出规范？三、它设定了什么样的规范？及时个问题针对的是教育科学，更加的说是教育科学的体系和实践过程中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自教育科学的提出以来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实践教育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理论和行为指导。因此在找出教育中的科学后，我们有必要对教育科学引发出来的种种行为进行一个约束，这里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教育科学的实践，它代表着各种教育活动实施的向导。第三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实践教育学的内容取决于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它包括道德规范、技术规范和事实阐释，诸要素在实践中有机地联系起来，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实践教育学必须为教育者提供一些转换措施，它充当着科学和教育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实践取向的中介。”〔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践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的规范，体现在道德、技术、事实阐释等方面，是科学与实践的连接性质的理论。教育科学是迄今为止争论最激烈的科学理论，支持实践教育学的学者始终认定实践教育学才是科学。这个现象用一句话描述再合适不过：“人们对教育的科学性的怀疑日益强烈，‘几乎没有一门其它科学像教育学那样，其非科学性的空话，热衷于偏见和教条式的议论比比皆是’〔10〕”。这个现象的产生是近代实证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分追求哲学思维刻意将一般的科学事实描述成难以理解的概念，已经偏离了最初教育科学提出时的设想。布雷岑卡认为教育科学是一种与教育哲学相包容、对教育不做规定的仅出于把握文化现象的这个目的来勾画教育的一类理论。这个概念体现了教育科学的特点：一、它与哲学相包容而不是被哲学所左右；二、它对教育不做规定有别于实践教育学，它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三、它的目的是把握文化现象，而不是依附于文化亦或是企图改变文化。〔9〕

（三）三大基本理论共存的必要性

教育学作为一门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学科，首先需要承认的就是它是一门科学。任何学科都需要有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然后才能借助其它的理论指导得以发展和普及。当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整个体系的确定也是异常复杂的，唯有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才能使之互补发展。之前我们提到教育需要用三种理论来加以描述：抽象的教育概念需要哲学的思想去描述，教育的事实需要实践教育学的论证，但其本质特征却需要教育科学来定义。所以我们有必要构建三个理论体系：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运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但是这个转化不意味着混杂，有交融二者的尝试，也必以二者的分歧相对为前提。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补，所谓“理论”，是相对于“实践”的理论，“实践”则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11〕。每当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要用实践的方式来运用科学知识。教育哲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与实践教育学是一个补充的关系，它提供一个价值观。实践教育学的作用就是一个“转化”，它将教育科学转化为一项工具；反过来，教育科学又可以将实践的结果重新转化为新的科学，这又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科学、教育哲学与实践教育学是互补的关系，依靠实践教育学解决问题，依据教育哲学来评价方法。教育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实践过程中是否符合规范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是否掌握教育哲学，即是否能将教育哲学和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在如何正确处理教育学科内外部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关系必须在教育哲学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处理和解决〔7〕。教育学难以定义的原因就是大部分流派都只支持一个教育学的命题体系，都奢望用一种理论就可以的描述教育学。所以承认教育学的多个命题体系在认知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只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单命题体系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实证主义的影响，要一下子扭转过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三者共存是必要的，教育学科以教育科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基础，依据教育哲学提供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借助于实践教育学这一中介可以得到稳定的推动、发展和普及。

作者：任君翔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榜样教育哲学基础论文

一、榜样教育的类型及哲学基础

（一）人生榜样：以自然为基础

人生榜样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特征，这些品质和特征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仅仅从自然（或者说作为一个自然人）的角度来思考人的生存本质。在中西方哲学史上，自然都是人类思考自身生存本质的最初模板和原型，这些人以研究自然为己任，并把对自然的理解作为思考人类生存本质的起点和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本身是自足的、完满的、真正不朽的，因而也是“真的、善的、美的”，它就像太阳一样，是人类和万物生存的基础[4]。自然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根据和可资模仿的原型，换言之，自然本身及其所蕴涵的品质就是人类天然的榜样。然而，自然的品性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把握的，由于人类天赋上的差异，往往只有少数人能靠近和体验到自然的美好。那些伟大先哲通过对自然真理的不懈追求，显现出自身德性的和生活的自由幸福，从而为我们指明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人性的，人应该如何生活？”等诸如此类的人生哲理。阿里斯托芬《云》剧当中的苏格拉底就是自然哲人的代表，为了研究自然和宇宙的真理，他把自己装在蓝子里，悬在半空之中，因为，他认为越靠近天空就越能更好的研究自然。[5]从人类生存的自然本源来追寻和重构人类“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原型，是来源于人性深处最强烈的渴望，是每个人都想望的。这样，自然的完满虽然不为一般人所能把握，但却通过自然哲人的品德和言行为大众树立了人生的榜样，从而引领着人类整体上趋向自然的完满和美好，实现人类品性的上升。那些伟大的自然先哲因其拥有的自然天赋和对自然真理的嗜好享有了自然的幸福，并成为了人们效仿的榜样，而我们每个人也因自身的自然天赋和对榜样的模仿享有了自然赋予我们应享有的幸福。从自然的视角来思考人生问题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从古典的自然观到现代的自然权利，再到卢梭的自然主义，它始终引导着我们以一种远离社会和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人，把人首先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一个有着自然之善和纯朴的纯粹之人。在卢梭看来，追求一种符合自然的自由生活，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较高期待，因而，他赞美苏格拉底的生活是“最幸福、具智慧和美德的生活。”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生榜样，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德性的、个人品质的完善和天赋的发展、个人自我发展的实现等等，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对人的自然性、天性的尊重,它让我们超越现实的政治社会而给予人类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在我们现代这个“远离自然”的时代，自然已经不是人们生存的原型而变成了改造的对象，因而，自然本身所蕴藏的品质以及人们追求自然中所显现的德性已经被人遗忘。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生榜样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品质，也许只蕴藏在少数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身上，就像伟大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以研究自然科学、追求真理为人生目标。这样的人虽少，但却是引领社会品质不断提升的根本动力。

（二）道德榜样：以社会为基础

道德榜样是指作为普遍人类社会中的一员，为保持人类的生存、发展、完善所必需的基本道德要求。对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属性的思想最早来自于基督教的历史观，与西方古典思想把人的天性看成是“政治的动物”[6]不同，在基督教的视界中，人类历史的发展会分别经历三个阶段：基督教的起点，即“无中生有的创世”对应着人类的自然状态；基督教的终点，即上帝的拯救或“千年王国”对应着人类的公民状态；而在世俗中生活的中间阶段则被称为救赎阶段，对应着人类的普遍社会状态。因此，基督教整个的人类救赎史就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史、发展史。这种“前政治”的人类社会状态被近代许多哲学家所重构：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中有造成争斗的三种主要原因：竞争、猜疑、荣誉，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了“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7]，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视对手为狼，随时准备吃掉对方以图自保”，[8]因而，人类根本无法生存。而卢梭则把整个的“文明社会”都看成是腐败、虚伪、无道德可言的非政治、前政治状态，这种无道德虽然不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但却是现实人类社会生存的本质属性。[9]与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人类生存的社会属性则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是理论的建构还是现实的状况，人类生存的社会本性都令人悲观：基督教的原罪、霍布斯的战争状态以及卢梭的虚伪的文明社会等等，都让人不得不面对人性中无法根除的“恶”，从而思考：人类生存的出路何在？从根本上而言，有两条道路：一、道德教化之路。它试图通过那些人类中伟大的道德榜样的言行和教诲，建立起一套人类社会生存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教化和引导人们，实现人类生活的和谐与发展。这一道路在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中得到普遍实践，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耶稣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伟大的道德导师和榜样，他用自己的自我牺牲挽救了人类的命运，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奉献自我。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对生活的虔诚、对他人的爱和宽容、对美好生活的追寻等，就成为了基督教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耶稣掀起了人类社会的一场‘革命’：他的悲悯天性和自我奉献的教诲减少了社会的罪恶，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品行，通过无数的模仿者，基督的榜样人生得到了发展和流传。”[10]还有一条道路则是政治教化之路。通过政治的方式来控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恶”，是现代政治社会建立和发展的根源。与道德教化方式关注人类精神的转变不同，政治教化之路更多地试图通过外在的强制来达到调和人们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目的。因而，其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法律的建设、政治权利和义务的遵循、政治权力的保障和实施等方面。可见，人类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生存本质的重要一维，它强调的是人们如何在交往中实现和谐共处、共同进步的德性，它主要通过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得到彰显，是对人的社会性尊重和理解。可以说，以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生活是作为普通人的最重要的方面，它在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引导着人们克制自己、宽容他人，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与人为善、和谐共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我国每年评出的“感动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是道德榜样的代表，无论是用行动注解孝德的好儿子陈斌强，还是河北爱心小院的高淑珍都用自己的行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温暖和感动。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道德榜样应该来自于人民大众之中，来自于现实生活之中。

（三）公民榜样：以政治为基础

公民是相对于政治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关注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政治社会的必要性基于以下洞见：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一个人若是因为自己的自然而不是因为偶然而不属于任何城邦，那么他不是低于人（的兽），就是高于人（的神）。古典的这种政治观把个人的德性追求与政治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得“有朽”的人类试图通过在“不朽”的政治社会中建功立业来实现自身德性的“不朽”，“在古人看来，最伟大的功业莫过于建立伟大的‘城邦’和政治共同体，有朽的人正是通过献身于伟大的城邦追求自己的不朽。”[11]马基雅维里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则通过契约的方式，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合二为一。可见，无论是古典的天赋说还是现代政治的契约论，个人的发展都与国家的完善息息相关。因而，作为一个公民，其德性的内涵正在于他对城邦的贡献和作为，以及在追求自身和城邦的伟大中所显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正像卢梭所言：公民“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在于他与共同体的关系。”[12]公民德性的高低维系于国家的优劣，因而公民德性的较高标准就在于他在推动国家进步、政治完善、道德优良中的作为。古代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正在于他们通过自身的力量促进了城邦品质的上升，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国家。伯里克利、亚历山大、卡托等伟大公民的楷模和榜样，正是通过他们所生活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体现出来，并成就了自身的不朽伟业和品德。公民是离不开国家的，而且只有把自己献身于国家才能获得自身生存的意义和德性，在追求国家福祉中获得自我的幸福，这就是公民榜样的政治基础。对公民而言，没有国就没有家，更没有自我生存的意义，因此，保家卫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是公民的基本任务，这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应具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品德。“爱国主义是对政治社会的‘爱’和保护，它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带着公共精神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逐渐形成良好的政治风尚，而良好的风尚反过来又不断培育着这种美德。”[10]因而，爱国主义就不仅仅体现在战时的、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和平状态下日常的爱国主义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战时的、紧急关头的爱国主义表现只是日常政治生活培育的结果。英雄主义是公民的最重要德性，它的本质和基础在于力量，英雄主义品德的使命和天分在于，通过灵魂的力量“强迫人们幸福，并使他们爱上幸福。”[13]英雄的德性就像一座灯塔，“照亮精神，延展天分，并赋予其他所有德性以能量和活力。”[13]可见，英雄力量是构成公民诸种德性的根源和补充，如果没有力量，那些造就伟人的品性就无法发挥作用，公民的其它德性也将丧失活力，走向衰竭。具体而言，以政治为基础的公民道德，强调的是个体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培养每个人对政治本性的理解、对本国政治社会的热爱，培育每一位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公民道德，并锻炼他们践行公民道德的方法和能力。这样的人既包括、、邓小平等伟大的国家领袖，也包括孔繁森、焦裕禄等千千万万基层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公民的责任和勇气。

二、个人成长的秩序性与榜样教育体系的构建

自然、社会、政治作为人类的三种基本生存状态，既是共时性的，即在同一个时代中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时，不同时代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在社会中的数量和地位的差异；同样，它也是历时性的，即反映在作为群体的人类发展和作为个体的生命成长的阶段性之中。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榜样类型的本质差异，采用了类型化的方法，有意突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方面，三种榜样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作为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追寻，无论是哪种榜样类型，事实上都蕴涵了对人类生存完满性的统一认识，这种统一性来自于人类天性中某些隐秘的、共同的东西，它内系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另一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都会同时兼具三种甚至更多种生存状态，只是有些明显，有些隐藏，这正是个人与社会既丰富、复杂，又能辩证统一、和谐共处的原因。榜样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其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来自于对个人生存本质的秩序性的理解，自然、社会、政治三种生存状态虽然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成年人的身上，但却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发展起来的。生命成长的不同时期应该按照其本性的顺序给予不同侧重的榜样教育，并最终使其对人类不同生存的本质有较大程度的认识和体验，才能使个人的生命获得较大可能的深厚和宽广。然而，现实的榜样教育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遗忘，遗忘了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因而也遗忘了榜样教育的多样性。单一而同质化的榜样教育使得人们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的理解简单、浮躁、片面，是造成人们盲从、偏激、无理性等缺陷的根源；（二）秩序的混乱。这种混乱来自于人们对生存本质和人类天性理解上的错误，所导致的结果是造成许多不合时宜的果实，这些果实生命干瘪、脆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模糊、肤浅。以个体成长的秩序性来建构榜样教育的科学体系，这要求一方面，在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应侧重于不同的榜样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从一个单纯的、只凭本能和感觉生活的自然人到逐渐懂得爱和理解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社会人，再到了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的公民人的发展过程，因而，人生榜样、道德榜样、公民榜样就与人的天性发展不同阶段相协调，并伴随着个人不断走向生命完满。另一方面，从人类整体而言，针对不同天赋、不同性向、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也要有所侧重，并在榜样教育程度上做出的区分，这样，人生榜样、道德榜样、公民榜样就不会成为僵化的、单一的形象，而是变化出各种类型、各种层次，适合于不同人的鲜活的个体。

作者：陈华仔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人文教育管理论文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及时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及时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较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较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障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上面说的是文学部和它主要承担的本科教育，再来看东大的大学院即研究生院。1992年东大的大学院由12个研究科构成，即：人文科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科、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社会学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综合文化研究科、理学系研究科、工学系研究科、农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药学系研究科、数理科学研究科。这些研究科也可以看成为研究生院的系。在研究科下设专攻（专业），1992年时人文科学研究科下有20个专业提供研究生课程，如西洋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心理学、美术史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当然，并不是每个研究学科下都有这么多专业，除了工学系下有25个、理学系下有14个专业外，其他系科的专业较少，如法学政治学有4个、经济学有3个、社会学有2个、数理系只有1个专业。人文学科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构规定有必修的学分，硕士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二年，博士（及时种）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三年。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必修学分为16，选修学分为14，课程修了者即获得学位；博士课程必修学分12，选修学分8，共20个学分。

在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的观念下，应当这样说，大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由学部的教员来兼任的。每一专业在每一年都有事先制订的教学课程。以1992年为例，东大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设14门课程，其中10门为特殊研究，4门为演习。特殊研究相当于我们的专题课，演习相当于我们所谓资料课。1992年的特殊研究课程，从殷周青铜器到清代思想与文学，几乎各个断代都有安排，并且这些课程大多是跨两个学期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从外面来到东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么多课程可供选择。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来北大的进修学者常常抱怨我们开的课程少。1992年担任中国哲学专业课程的有14位教官，教授8人，副教授4人，非常勤讲师2人。所谓非常勤讲师，是指外聘的兼课教师，不在本校编制之内，但其本人的职称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14人中12人为本校教师：4人来自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3人来自教养学部，4人来自东洋文化研究所，1人来自社会科学研究所。用我们的话来说，4人是系里面教研室的教师，8人则来自校内的基础课和研究所。该年度与哲学相关的任课者共60人，其中教养学部6人、研究所10人，非常勤13人，这意味着有将近50%的任课人员来自文学部之外，即使只计算不在编的外校兼课者，也达22%。而按1995年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课程来看，9位教师担任的16门课程，5人是自外校聘请的非常勤讲师。在教育资源共享的方面，东大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1995年东京大学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大学院的人文科学研究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合并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并提出把大学院重点化、部门化。就是说，大学院将取代文学部成为大学的重点，成为部门的名称，大学将转变为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这也就是池田教授文章那句开门见山的话的来由。而此后文学部的教学就应当说来由大学院的教师兼任了。这一年大学院的专业设置更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不仅研究科和专业大加改变，专攻下又设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又可分为若干专门分野（专门领域）。如整个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改编为五个大专业：基础文化研究专业、日本文化研究专业、亚洲文化研究专业、欧美文化研究专业、社会文化研究专业。五个专业下共有18个研究方向，这18个研究方向又共包括27个专门领域。在基础文化研究专业的四个研究方向中有“思想文化”，其下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四个专门领域。而在亚洲文化专业的三个研究方向中及时个是“东亚研究”，其下有三个专门领域：中国语中国文学、东亚历史社会、东亚思想文化。这个“东亚思想文化”专门领域便是我们以前显赫的“中国哲学”在今天的栖身之所了。换言之，从前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今天的东大大学院，不仅不属于“哲学”学科，也不属于“思想文化”研究方向，而变成“东亚研究”方向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国史和中国思想一样，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也都业已变为“东亚研究”方向的某一方面了。

日本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向来只有“论文博士”的制度，即博士课程研究生毕业后，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积累，在50岁左右时再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论文，通过一定的答辩程序（不一定在母校），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因此，博士研究生在“课程修了”之后，不必作博士论文，当然也不得博士学位，随即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作。90年代日本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是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建立“课程博士”制度的需要。在课程博士的制度下，博士研究生修得所有必需学分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即获得博士学位，一般称为课程博士，以与传统制度的论文博士相区别。这无疑是对近十年大量外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而要求获得学位相适应的。据池田教授的文章说，东大94、9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生在五年中提供建立在广阔视野之上的跨学科教育，为社会输送兼有专深知识和广阔视野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经过这些改革，“文学部在拥有与本科一一对应的研究者的基础上，完成了向以培养研究者为任务的大学院大学的转变”。说明近来的体制及学科改革都与课程博士制度的建立及大学基点的转型背景有关。

透过东大近年在教育目标（大学院大学、课程博士）、教育体制（专业设置、讲座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们更注意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学科调整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变化。集中起来说，就是：扩大文化研究，发展地域研究，注重跨学科交流。特别是寻求一种整合的“亚洲研究”的意识非常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域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亚洲研究”上面。从前东亚各国的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现在都被纳入一种“亚洲研究”的框架和视野中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日本80年代后期以来对文化研究和地域研究的强调，包括晚近对社会史研究的强调，显然都是受到美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流行模式和趋势的影响。特殊地说，在东亚的整合性研究方面，东大的人文学改革是与日本学术界8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研究转向”是一致的，是受到此种研究发展的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3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全部出齐的七卷本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参看孙歌在《读书》上的介绍）的宏篇巨制，不仅被许多学校立即作为参考书，东大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1995年即在“多分野交流”课程中设“‘从亚洲出发思考’的思考”系列讨论班课程，由该书撰写者轮流主持相关讨论，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96年度开设的“历史与地域—亚洲史中的日本殖民地”、“亚洲文化与民族主义”课程，都是在该书的研究框架引申出来的多学科交流的亚洲学研究专题。

东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当然不能代表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的全部，在有关哲学的教育方面，早稻田大学便与东大不同，其他学校也往往各有其特色。但以东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该校近两年的改革及其所反映的日本人文学研究的变化动向应当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特殊课题，但在中国的人文学及人文学教育处在转型和摸索的今天，注意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及其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更是必不可少的。

我个人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日本和东大曾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也是东大的一个老专业，文学部一直有“中国哲学研究室”。甚至于80年代以前，东大有关中国的研究学会就称为“中国哲学研究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东大中国哲学会改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并主办了水平很高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集刊（虽然学会的事务所仍设在东大老的中国哲学研究室），突出显示了以东京地区中年学者代表的、要求日本的中国学从传统的“汉学”模式（以及战后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研究模式）向欧美“中国研究”模式的转变的新潮流。现已拥有会员近1200人，其中与中国思想研究相关的学者约280人。1994年起，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和文学部的中国哲学研究室，皆将“中国哲学”改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在这个改变中，“中国”虽然得到保留，而中国的“哲学”被消融在文化研究之中。与东大双峰并峙的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室”也随之改为“中国古典文献学”。1995年后，东京大学大学院改革的结果是，大学院里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又被“亚洲文化研究”专业的“东亚思想文化”专业方向所取代；就是说，“中国”亦复消融在亚洲研究之中。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日本民族重视经验研究的传统，日本国家当代的战略选择，这些因素各在此种变化中发生了何种作用，很难简单地揭示出来。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化将会对今后几十年的日本学术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面对并注意这种变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变化，作为以研究中国哲学自命的学者，我的心情自然是很复杂的。在这篇文章里，尽管我给自己的任务是描述这一变化而不是评价它，可我仍然想说一句，那就是，在当代世界学术交互影响的今天，亚洲人文学领域发展和扩大文化研究、社会研究、地域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理所当然的；而另一方面，日本汉学的传统及其成绩，历来为世界学术界所公认，如何在发展新的研究模式的同时，又能继续发扬日本汉学的传统特长，恐怕仍然是日本新一代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教育哲学论文:语文哲学教育思考论文

语文教学要适应当代知识飞速发展和当代生活高速运行的客观需要，采用高效率的教学手段去加快学生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过程，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新体系进行构建。

一、按照质量互变规律，构建小学语文教育新体系

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条规律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起作用的。小学语文教学也不例外。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开始的，但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突破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出现质变。哲学史上记载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放一粒谷子在地上，会不会形成一个谷堆？回答当然是不能。那么再放一粒谷子在地上，会不会形成一个谷堆？回答当然还是不能。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一直重复地问下去。总会有一次这样回答，再放一粒谷子在地上，能形成一个谷堆。那么一粒谷子能否成为一个谷堆？回答是能。又能又不能，看来是矛盾的，但是它却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微小的、不明显的数量变化，在没有改变事物的质的时候，事物还是原来的样子，好像静止不变，但是量变到达一定的程度，突破一定的界限，这时，明显的、根本的、性质的突破变化发生了，这一事物成了别的事物。

小学语文教学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重复原来的问题。学生认识一个字，能否阅读一般书报？回答当然是不能。那末再认识一个字，能否阅读一般的书报？回答当然还是不能。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重复地问下去，总会出现再认识一个字，能阅读一般书报。这是语文教学中，识字与阅读的关系。

现代社会里识多少字才能阅读一般的书报呢？根据国家出版局抽样统计，汉字中最常用字560个，常用字807个，次常用字1033个。三者合计2400个，占一般书刊用字的99%，所以小学生如果认识2400个常用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这2400个常用字是量变到质变的界限。

我国现行的小学语文课本，一、二年级识字的总数大致是1200字，是近七十年来低的水平。小学生读了两年的语文，连一般的书报也不能读，语文的水平如何能提高。

我国古代的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将1000个不同的常用字编成四言的押韵体《千字文》，既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又通俗易懂，和辙押韵，成为历代的识字课本。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将2400个常用字，编成琅琅上口的《两千字文》，作为学生的识字课本，使学生尽快地实现识字到阅读的质变。

识字和阅读的关系如此，阅读和作文的关系也是如此。阅读是语文材料和思维材料的积累，是作文的基础，没有“进”就没有“出”，没有吸收，也就没有表达。只有吸收多了，表达起来才有选择的余地，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个人没有读过书，肯定不会作文，读了一篇文章，也是不会作文的，所以古人说：“能读千赋，则能为文。”究竟阅读量达到多少，才能独立作文，对此还没有研究成果表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突破一定的界限，才能独立作文，则是普遍的规律。山东龙口的“大量读写·双轨运行”的实验表明，学生的阅读量是作文的基础。因此我们国家应该组织科研部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阅读量指标，拟定各年级学生必读的书目。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有两次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突破界限后，向阅读转化；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突破界限后，向作文转化。所以构建小学语文教育新体系，就要在小学阶段实现两次突变。低年级要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实现识字到阅读的质变；中年级要以阅读教学为中心，实现阅读到作文的质变；高年级要以作文为中心，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二、按照普遍联系的观点，构建小学语文教育新体系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唯物辩证法就是把普遍联系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一个总特征。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小学语文教学的新体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开始享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度信息化的恩惠。而语文的课文是永远带有滞后性的，课文的内容总是落后于时代。要解决这一对矛盾，把小学语文和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语文教学就要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因此，要设立课外阅读指导课，把课内和课外结合起来，以课内带课外。课外阅读指导课要与各年级的教学重点相结合。低年级要通过课外阅读巩固课内的生字，中年级要通过课外阅读，提高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高年级要通过课外阅读为作文训练积累材料。把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指导结合起来，既可以让学生接受现代化的信息，又为学生自觉学习语文，提高语文素质提供广阔天地。我们语文教学必须树立大阅读观、大写作观，让学生在大量阅读中贴近现代社会，提高语文水平。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小学语文教学还要与各科加强横向联系。语文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语文教材中既有语文知识，又有历史、地理、自然、政治、文学等知识；语文教学中，既有语文能力的培养，又有思想品德的陶冶，智力的训练，美育的熏陶等。而各科教学中又都有语文的因素。一个小学生如果不能理解“降低了三分之一”和“降低到三分之一”，是不能学好数学的。白居易如果不懂音乐，也不能在《琵琶行》中写出描绘音乐的美妙语句。要加强语文教学的横向联系，必须设立语文活动课，语文活动课的内容很多，如音乐作文课，让学生欣赏音乐美，并学会用文字表达；图画语文课，让学生把文字想象成图画，想象课文中的意境，用语言文字描绘画面；阅读实践课，让学生根据新产品的说明书，去使用新产品……

三、按照对立统一的规律，构建小学语文教育新体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在内容。任何事物，任何过程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双方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例如识字和阅读，语文课中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课文而学生不认识课文中的字，且不同的学生，不认识的字不同，这就出现了识字和阅读的矛盾。但两者又是统一的，识字可以帮助阅读，阅读又能巩固识字。再如阅读和作文，阅读可以为作文提供借鉴，但是阅读又往往容易束缚学生的作文思路，处理得不好容易出现套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一个复杂事物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它们组成一个矛盾群体。矛盾群体中的诸矛盾，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这就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此外同一矛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其不同的特点。

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不同学习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小学生刚入学，学习语文的主要矛盾是识字。因此低年级的主要矛盾是识字。这期间的语文教学要围绕识字进行，写字、听话、说话、阅读、作文都要围绕着识字教学，当学生认识了2400个常用字以后，识字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年级语文教学的主要矛盾是阅读。识字、写字、听话、说话、作文都要为阅读服务。当阅读突破一定数量，学生具备了阅读的能力以后，作文就成了主要矛盾。所以高年级以作文训练为重点。识字、写字、听话、说话、阅读都要为作文服务。

对立统一的规律认为，由于事物的矛盾是一个群体，矛盾与矛盾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所以当我们设法解决一个矛盾时，必须考虑到事物的群体。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在写字课时，教师对学生写字的规范要求很严格，而识字课时，则只强调识记汉字，忽视了书写的要求，造成大部分学生执笔姿势不对，字形不规范的陋习。说话课时，教师要求学生说话规范，而在阅读课时，学生回答问题，出现语病，教师也不予纠正，这就不利于语文素质的提高。所以语文教学中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重视整体性的原则，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我认为应该对小学语文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

一、在课程的设置上，小学语文科应设置课外阅读指导课，语文活动课，而且需要有统一的计划和要求。

二、在教材的编写上，要组织力量编写融2400个常用字于一体的信息量大的《新千字文》或《新三字经》，作为识字教材；要对每年级课外阅读的书目，作为必读的材料。

三、考试办法的改革，要彻底取消那种咬文嚼字式的考试，要应用现代科研成果，如运用《识字量表》测量学生的识字水平；运用《阅读量表》测量学生的阅读能力等。要对识字、阅读、作文等量的指标制定等级，克服考试的随意性。

四、课堂教学的改革。小学语文教育要突出三个重点，低年级以识字为重点，中年级以阅读为重点，高年级以作文为重点，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课堂教学应围绕重点进行综合训练，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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