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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论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论文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趋向于市场化运行。目前，我国各类市场体系正在加快发展，且不断完善规范，唯有农地市场发展相对缓慢。农地市场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建立规范的农地市场，并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才能使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达到组合，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该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证分析——以肇州县兴城镇大阁村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的行为过程。农地流转的方式是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肇州县兴城镇农地流转概况，具体如下：
（一）数据来源
我们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阁村为例对农地流转面积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均来自实地调研。大阁村位于兴城镇东侧2公里，共851户，其中140多户有一定的土地流转，该村相对周边农村较为富裕，人均年收入5000元以上。该村耕地1186.67公顷，主要是旱田，作物为玉米和烤烟，其中烤烟的收益较高但有一定的风险，该村有较少的养殖和牧业，大阁村临近兴城镇，土地流转的相对较多。大阁村五年内的土地流转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二）模型原理及统计分析
针对土地流转的面积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模型原理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β0+β1+ε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农户收入；为解释变量，代表农地流转面积；β0为截距，β1为系数，两者均为待估系数；ε为扰动项，体现了y的变化中没有被所解释的部分，即除以外其他所有 对y产生影响的因素的综合体现。
以-大阁村农户农地流转面积和收入两组数据为样本，利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以上软件分析，我们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y＝-2600.20+102.95
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r2值和调整r2值均在0.8以上，说明模型系数较为显著；f值的相伴概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方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通过相关资料表明，农户农地流转面积与农户收入呈正向相关关系，即农户农地流转面积愈多，农户的收入愈多。并且，农地流转规模对农户增收效应为102.95，即农户每增加1公顷土地流转面积，其收入将增加102.95元。
（三）兴城镇大阁村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关联性的经验检验
以上我们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模拟了兴城镇农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相应，为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农地流转的增收效果，我们将调研样本进行重新整理，对农地流转户和非农地流转户的收入状况进行经验比对，以对上文的分析结论进行检验和作证。通过我们对大阁村的实地走访，共分发60份问卷，回收60份问卷，我们对这60份问卷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得出平均值：每家人口为4人，有2人可以工作。下面我们利用平均值来进行以下分析：
1、流转农户
根据兴城镇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每公顷约为4500元，1998年国家进行分地，每人0.4亩，一户平均三人共12公顷，一次流转1.2公顷。农民进城打工每人950元，可工作10个月。这样农地流户的收入可计算得：
转出土地所得费用mc1=4500元1.2公顷
外出务工收入mc2=950元2人10个月
总收入mt=mc1+mc2=23500元
2、非流转农户
农户一次耕种1.2公顷，每公顷收益5250元，经过在兴城调查取平均数，得知农民在空余时间可以选择打工，每天50元，大约可工作45天。这样非农地流转户的收入可计算得：
耕种土地所得收益ms1=5250元1.2公顷
农闲时务工所得收入ms2=45天50元2人
总收入m=msi+ms2=10800元
根据调查样本的平均统计结果有：mt>>m，即有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其年收入远大于自耕自耕的农户。
通过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农民的收入与土地流转面积的大小呈正向相关，并且根据数值可以充分的论证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当前，农民收入逐步多元化，土地不再是农民获得收入的手段，农民通过外出务工、经商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农地分散经营的低收入和非农产业的高收入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家出台一系列的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土地流转政策为农民致富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农民获得了相对较高和比较稳定的有偿转让收入，同时，也为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仍然较少，通过大量的走访，我们发现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经常受到损害
“土地流转”是农民把土地使用权转手他人，从中获得一定的报酬，但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商贩所操纵，就像操纵房价一样，炒地的人以低的价格买入土地，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严重地扰乱了土地市场秩序，致使那些想要购入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农户利益受到损害。所以，政府必须要完善土地补偿机制，严格限制土地的非法倒卖。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尚未妥善解决，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农地流转规模
在土地流转之后的农村地区，必定面临一定的劳动力剩余的情况，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又为农地流转提出了新的难题。造成这种难题的原因有二个：一是城镇的市场竞争已趋于白热化，而素质还有待提高的农民不足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二是政府暂时对于已流转土地的农民就业的引导和扶持力度还不够，因此，政府应该为农民提供一些可以再就业的机会，并对农民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再者，目前黑龙江省对于流转出土地的农户缺乏一个帮助再就业的服务机制，流转出土地的农户不能及时得到市场的就业和创业信息，这也阻碍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
（三）儿童和老人的生活不能得到妥善安置，为农地转出户增添忧患
当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基本是进城镇打工赚钱，但是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怎么办，孩子进城上学要额外缴纳借读费用，对于本来打工收入不是很多的农民来说又增添了一项较大的支出，而且家有老人的也要给家里拿钱用于赡养父母。由于转出户家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只能留在农村，农村没有很健全的保险制度，意外状况经常会发生，如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孩子常年感受不到家庭、父母的温暖，可能会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偏差，给他们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四）转入方的资金短缺和生产力技术低下
对于自愿留在农村的农户，较多的人想多租赁一些土地去耕种，但是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很难达到自己租赁目的，去
银行贷款需要一系列的证明，手续繁琐，而且申请的数额也很少，政府给予的帮助和指导有限。除上诉问题之外，由于黑龙江省各地方农村土地耕种技术差别较大，生产方式落后，因此较多转入户的生产收益往往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的状态，既浪费劳动力，又提高了生产成本。
四、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一）要尊重农民意愿，循序渐进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归农民所有，因此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规模经营时，首先必须征得农民同意。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对农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地既承担着经济功能，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中央也一再强调，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
尽管土地流转后，农民的收入会增加，转出土地的农民也会有更多选择，但是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他们既不能成为市民，又无地可种，只能处于给别人打工的境地，这使他们的身份极为尴尬。因此流转必须是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不允许外力去强推，一定要循序渐进，要遵循法律和政策。
（二）建立工作服务中转机构，为农民再就业创造条件
由于科技文化的不断提高，农民的知识显得越来越薄弱，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政府必须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民增加就业提供机会，政府要加大农民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实行免费培训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并且建立专门的职介服务机构，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和工作岗位。
（三）政府给予一定扶持，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
要保障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日常生活，就要由政府提供交通、水利、电力、通讯、教育、医疗等等一系列的农村公共品。政府必须建立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合作医疗的优惠政策，让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得到保障；改善农村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对孩子们的心理关爱；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组织文艺活动，调动农村留守老人的参与兴趣，增加他们的生活趣味。
（四）为转入方的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及时，为转入方提供贷款支持。首先，放宽对转入方的信贷限制，并鼓励银行放贷、政府适当补贴；其次，以不改变抵押土地的用途为前提，允许对土地进行抵押。对抵押土地的用途进行明确限定，可防止耕地流失，同时为受让方进行融资提供条件。
第二，为转入方提供先进生产技术，加强培训等服务性工作。
第三，帮助土地流转方进入土地流转市场，参与土地流转，并为其农产品提供销售性服务，较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土地流转论文: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保护研究的论文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保护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关于农村上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虽然制定了不少,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际操作中依然出现了不少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广泛研究相关资料、结合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 法律保护 问题研究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研究的必要性
1.1.保护农民权益的需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权利行使和保护的程度。土地问题是农民较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农民最核心的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质上就是对农民土地权利和利益的调整。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其根本立足点就是要用法律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农民提供法律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性经营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制度进入试点阶段[1]。
1.2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强大的土地需求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实现规模化和市场化。而现实中,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不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降低了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收益和农村土地承包交易价格,导致农村土地承包交易成成本上升,减少了农村土地承包市场交易的净收益,最终减弱了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需求和供给。
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实现市场化流转,则农村土地承包资源无法优化配置。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完整和不独立,阻碍了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农村城镇化推进有赖于农村土地承包顺利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承包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以适应城镇化的需要。
1.3实现土地利用率较大化的需要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村上地制度的核心，其作用主要在于实现对土地的高效利用,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效率却较为低下,农业生产效益也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耕地资源极为稀缺。2014年我国耕地只有18.26亿亩,人均耕地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126位以后;而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我国有接近2.5亿农户,平均每户经营土地不到半公顷,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加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农村土地呈现出大量耕地撂荒的现象,土地的使用价值没有较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理论
2.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涵义
农村土地流转既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征用,也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根据现行宪法和上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征用,仅限于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流转[2]。
而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其实质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即在农村上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在市场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让其所承包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土地承包人可以采取转包、转让、转租等方式将承包经营权转给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承包人行使其权利、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方式。在承包初期,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债权性质,存在期限短、不稳定,缺乏流转基础等缺点，因此,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始于及时轮土地承包期,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之前土地流转只是个别现象。从80年代后期以来,通过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每年发生的农地流转率也就在1一3%之间[3]。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经营或暂时不从事农业经营导致耕地无人耕种撂荒,而部分家庭因耕地少,想扩大经营规模而想要耕种更多耕地,因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转变为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渐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据统计，截止2013年底，__全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1360.7万亩，耕地流转率23.3%；转出耕地的农户数364.6万户，签订流转合同201.2万份。签订合同的耕地流转面积为724.9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3.3%；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为443.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2.6%。
2.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特点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及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呈多元化发展。以__省为例，2013年__省耕地流转主要以出租和转包为主。出租和转包面颊分别为609.9万亩和514.6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44.8%和37.8%；转让、股份合作、互换的面积为67.1万亩、61.3万亩和35.6万亩，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4.9%、4.5%和2.6%。在出租方式中，出租给本乡镇以外的面积占出租总面积的13.9%。
第二，土地流转中政府引导作用明显。在目前尚未形成土地流转信息畅通、功能齐全、中介服务完善、管理规范严密的土地流转市场运作机制和服务机构之前，农村土地流转之所以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有力促进外,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
我国各地的实践证明,农村土地流转不仅能够确保农民的收益分配权方面,而且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方面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一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二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城镇化建设；三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耕地的使用率，减少了撂荒耕地；四是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促进农民增收。
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农户土地承包年限定过短
我国农村及时轮土地承包从1983年前后开始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鉴于15年的承包期限太短，不利于农户对承包土地进行长远规划，因此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
轮土地承包将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可见，我国已然意识到了承包年限片短对对农户集约进行承包土地的弊端，但30年的承包年限依然无法满足农户对土地长期规划的需要。过短的承包年限导致农户的土地经营活动往往只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的规划和深入投资，导致我国农村土地经营陷入生产效益低下与农地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1款第3项只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则流转的耕地年限最多不能超过30年，而采取出租方式流转的，租赁合同期限遵照《合同法》的规定，不得超过20年，因此，流转时间过短也是限制农村土地流转的一大因素[4]。
3.2维护农民利益和发展效益农业之间的冲突
按人口均分土地容易导致土地过于分散，难以成片发展，形成规模经营。而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生产率、使用率，发展效益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要实现某一片土地的集中连片，则需要该片土地的所有承包土地的农户一致同意。由于种种原因，常常会出现大多数农户同意进行土地流转，而少数农户不同意的情况，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土地流转建立在承包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这导致了维护少数农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与推进效益农业之间的冲突。而目前解决此类矛盾的方法，也仅仅局限于依赖村干部对少数不愿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进行思想工作，争取农户同意，或动员其置换土地位置，尚无其他很好的解决办法。
3.3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土地流转的承包方大多数为农户，而农户往往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致使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不完整, 条文不明确,权利义务主体划分不清,甚至触犯法律。而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存在着较多不规范的流转行为。如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大多在私下进行，大多农户流转土地并不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登记，或是以口头协议代表了书面合同。这样一旦出现土地流转受方不支付流转费用、不兑现收益分成，原承包方占用流转土地或是土地流转受方将土地使用权自行再转让，则会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混乱，导致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受损，当土地使用权权属纠纷发生时，很难从法律和行政省进行维护处理，不利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
3.4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中介服务机制缺失
健全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可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与完善,而完善的农地交易市场可以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更加合理规范。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完善的农地流转运作机制,甚至没有形成完善的农地交易中介服务体系,导致农地流转信息无法及时收集并交换。而农户欲流转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常常受到选择范围小、辖射面小的限制，因此很难进行农地使用权的跨区流转,找不到合适的流转象。
目前，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缺乏专业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机构。尽管一些地方建立了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但由于服务滞后、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没有实现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化管理、流转信息渠道不畅，流转的供求双方信息不能及时沟通，同样也限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客观上限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5]。
3.5农民缺乏对土地流转法律知识的了解，缺乏土地流转积极性
自古以来农民对土地具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情结，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缺乏对土地流转相关法律的了解，有些农民因担心土地流转对自身利益不利或是无法收回已流转土地，而不敢大胆参与流转。宁肯免费将土地给别的农户种，甚至抛荒，也不愿将土地流转给别人，导致撂荒、遗弃土地的现象不断增加，成为土地流转中一大现实问题。
在部分经济落后地区，大多数农户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阶段，土地仍然是农民最根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对相关土地流转的法律不了解，大部分农民担心土地流转后会失去土地的承包权，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依靠，在客观上制约了土地的流转。尤其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附性仍存在。
4.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4.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权能
在法律上对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予以物权认定，是维护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予以物权性质的认可，才能理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和权益归属问题。同时，厘清农地的产权归属，明确农地的物权属性，也有利于构建开放、自由的土地流转市场，从而在有力配合我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以土地流转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4.2规范农村土地登记制度
土地登记是确保产权安全的正式制度安排.构建城乡土地权利统一登记发证管理体制,是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首先从保护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角度出发,以不动产登记理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主要看作物权公示作用。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不动产登记机关统一登记。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应以土地行政管理机构为基础,按属地管辖确立农地的民事登记机构,即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就国有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由农户承包的农村土地进行登记。
4.4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体系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一现象广泛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的监督力度。通过政策解读、法律宣传等手段使农户理解国家相关法律政策, 加强对耕地的特殊保护,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农地质量,避免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私下占用农地、转化农地用途。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既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又要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政府要担起农地流转监督服务管理者的角色。
由于我国农村交通通讯事业发展缓慢,致使农村相对闭塞,农民不能获得的农地流转信息。为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应建立完善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中介服务体系,以便及时收集整理农地流转信息,
将可流转的农地按区位、质量、价格等指标分类,帮助供求双方建立起交易信息互换网络,为农地流转地的顺利进行节约成本和时间。4.5是发挥土地社会保障的传统机能，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
千百年来，土地作为农民穿衣吃饭的主要来源，是维系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以法律形式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纳入物权范畴的同时，应当构筑相对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出去后在去稳定收入或发生重大疾病时能得到基本保障。
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对出让土地经营权农民的保障基准。特别是对于签订长期出让合同的农户，
在进行经济补偿的同时，还可以根据其出让土地面积和转让期限进行定时定量的补助。各级政府还可以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上加大对这部分农民的投入力度，将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部分转让给他们。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吸引农民出让土地经营权，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速度，在保障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的同时，也让他们实现“因转而富、因转而兴” [6]。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农业结构论文
一、加强宣传，转变观念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等农村政策法规，使干部群众树立土地流转、资源盘活、收益提高的新理念。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农民身边通过流转土地增收致富的典型,让农民了解流转、愿意流转、主动流转、放心流转。三是引导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集中土地、运作土地的能力，促进农业向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二、培育产业，增强需求动力
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农业支柱产业，实施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可以有效拉动土地流转需求动力。一是结合上村农业区位优势，瞄准市场，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带动力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经营大户，为农村土地规模化流转建立的支撑点；二是鼓励乡村干部，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开辟新的农业产业项目，用大项目和大企业来搭建土地流转市场需求空间，从而激活土地流转需求不足现象。
三、要加强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技能
土地流转后，必然新增一批富余劳动力，需要重新安置就业。要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转移就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现状和就业愿望，大力开展农民技能培训，依托企业等生产单位开展合同培训、订单培训和岗位培训，加强创业培训工作，为我县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转移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六、制定政策，鼓励流转。允许农户依法自由流转土地经营权,促进农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建立土地流转扶持资金,对于全部转出土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助,扶持其进城务工创业。对于引导农户流转土地较多、增收效果显著的乡镇和行政村给予适当奖励。对于通过转包、租赁、入股合作等方式集中农户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并能带动农户增加收入的种养大户和各类经济实体进行重奖,并从扶持资金、税收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倾斜。鼓励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对提高地力等级的土地流转户给予奖励，对给土地造成长期性损害的，要及时制止并要求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农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对到农村开发、经营的企业，要在资金和金融服务上给予支持,允许经营者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获取贷款。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政府应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行过程中，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针对农民主动将土地出租或转让出去的情况，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用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积极推进农村的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国家财政要进行相应的资金支持，稳步提高农民医疗报销的比例，提高政府在农民养老金中缴纳的数额，借以提高农民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还未开始领取养老金且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农民，政府应通过发展当地的第三产业，解决这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保障其生活不会因为出让土地而受到影响;可以探索建立农村互帮互助合作社，建立互助基金，当遇到困难时，用互助基金度过困难，解决燃眉之急;有条件的农民，亦可以自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实现自我保障的多元化，提高应对生活意外风险的能力。
作者：陈宁单位：黑龙江省克山县农经总站
土地流转论文: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主要特征
（一）覆盖面稳步扩大，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业保险市场之一
农业保险覆盖地区从2007年试点的内蒙、吉林等6个省区稳步扩大至全国，保险品种覆盖了农、林、牧、渔业的各个方面。2007-2013年，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从2.3亿亩增加到11.1亿亩，占播种面积的45%；承保主要粮食作物从1.7亿亩增加到9.35亿亩，占播种面积的56%；保费收入从51.8亿元增长到306.7亿元，年均增速34.5%，参保农户达2.14亿户次。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亚洲及时的农业保险市场。
（二）财政补贴不断增加，杠杆撬动作用
凸显2007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将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农产品纳入补贴目录。到2013年，补贴品种已经扩大到3大类15个品种，覆盖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糖料作物、油料作物、畜产品等。各级财政对保费补贴达到75%以上，其中，中央财政承担35%-50%，个别地方甚至由财政全额负担。其中，2013年补贴126.88亿元，为“三农”提供风险保障1.39万亿元，放大效应近100倍。
（三）农险供给形式多样，产品与服务不断创新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探索农业保险的实现形式。目前，全国有23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除上海外，每个省市都有多家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业务，适度竞争的农业保险市场逐步形成。例如，江苏省实施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办共保模式；浙江以政府推动为主，实行共保体统一经营形式；中国渔业互保协会通过创新互助共济的体制与机制，探索了互助农业保险模式。陕西、湖北也在局部开展了农机互助保险。与此同时，在推进农作物生产成本保险、满足农民基本需求基础上，各地还创新开展了蔬菜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小额信贷保障保险、制种保险以及淡水养殖保险等试点，取得一定成效。
（四）保障水平有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难满足
目前大部分省农业保险的保额都是参照2007年的直接物化成本确定的，远远低于农民的实际成本支出。例如，黑龙江省大豆保险每亩保险金额120元，小麦125元，玉米145元，水稻200元，不足物化成本的1/3。很多省份农业保险设定了高达30%左右的免赔率，导致农业风险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补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植面积大，生产成本中还要加上每亩几百元的土地流转费，资金投入量很大，他们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保险保障。在上海，水稻的保险金额虽然已提至每亩1000元，但是新型经营主体仍感觉保障力度不够。
二、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保险发展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农业规模化土地经营的同时，也带来了比分散经营更为巨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农业风险。农业规模经营对于农业保险有更高的要求，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
（一）农业保险促进土地稳步流转风险补偿和稳定生产是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已经在基本功能上逐步拓展衍生出防灾减损、信贷支持等多种功能。通过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生产稳定功能可以有效转移和分散风险，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规模生产的意愿和信心，促进土地流转。
1.风险补偿和稳定生产功能。农业保险在补偿损失、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2013年黑龙江省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共为46.8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1.04亿元。2014年辽宁省发生特大旱灾，农业保险赔付金额达9.7亿元。2014年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全省农业保险估损2.2亿元，已赔付3745.64万元。农业保险为农业灾后恢复再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2.防灾减损功能。农业保险将政府临时性的被动救灾救济行为，转化为一种市场机制参与的制度化的主动灾害应对，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采取了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客观上起到防灾减损的效果。黑龙江农垦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构建了由357门高炮、135部火箭发射装置、8部气象雷达、36台气象卫星云图接收机和1200多名作业指挥人员组成的独具特色的防灾减灾体系，通过及时开展人工增雨防雹，已累计为农户减少损失14亿多元。安信农业保险股份公司在2012年“海葵”台风来袭前夕，设立2500万元奖励资金，鼓励投保大棚设施的农民主动割膜，既为农民保住了大棚设施，也为公司避免近2亿元预期赔付损失。人保财险江苏分公司针对2014年小麦赤霉病高发态势，在农户实施“一喷三防”基础上，出资159万元购置农药对丹阳市48.5万亩小麦进行统一防治，遏制了小麦赤霉病的大面积爆发，既减少了农民损失，也大大减轻了灾后赔付压力。
3.信贷担保增信功能。与分散经营相比，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需要金融业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服务，特别是信贷资金方面的需求。农业是高风险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会减少对于农业的信贷额度并严格信贷流程。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通过信用保障保险为农业经营主体增加信用，探索和创新农业保险与信贷结合的机制，能够充分发挥金融业对于土地流转的驱动作用，解决了困扰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在上海市“银保联合”项目支持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公司从2008年开始开展支农贷款保障保险，农民专业合作社较高可获得200万元贷款，家庭农场可获得不超过50万元贷款。截至2014年10月底，已累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实行基准利率的贷款2247笔，贷款额达到14.4亿元。中国人保江苏省分公司也于2014年9月在徐州、镇江、宿迁等三市开展小额贷款保障保险，帮助15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无需担保和抵押的贷款资金近400万元。
（二）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1.提升农业保险发展需求基础。农业保险需求主体保险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促进农业保险深入发展。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主体为分散的农户，生产规模小、投入总量小、受灾损失小等特点，加上农户本身缺乏农业风险分散的意识，导致其对农业风险保障的需求相对较小。农村土地的加速流转、农业适度规模和专业化经营导致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风险更为集中。加上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多采取市场化方式决策，固定资产投入多、生产规模大、市场风险被放大，承担的风险水平更高，因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更高。而目前的“保成本”式的农业保险不能满足农户对于风险分散的需求，势必寻求更高的保障水平，这有利于推进农业保险进一步发展。
2.改善农业保险发展的环境。一是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土地经营，有效降低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农村土地逐步向少数种粮大户、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集中，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减少，单位承保规模提升，保险机构在展业、查勘、理赔、承保宣传等业务中的投入减少，降低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二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主动风险管理意识，降低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土地流转集中后形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产业经营模式，客观需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提高投入的同时，积极采取防灾防损措施，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抗风险能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注重风险防范、高效收益的理性行为，能够有效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三是农业保险需求主体的转变，抑制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效提高农业保险市场的效率。在传统的农业保险市场上，存在交易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随着土地流转的逐步展开以及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的增加，农业保险的需求主体由个体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的意愿更加明确，风险管理的意识和交易的约束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有效提高了农业保险市场的交易效率。
三、新形势下改革完善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提高产品多元化水平，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层次需求
针对农业保险需求主体的转变，开发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层次需求的保险产品。鼓励保险机构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需求开发产量保险、价格保险、信贷保障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可按保物化成本、保成本、保基本收益等设计多档次多样化保险保单，各级财政应给予适当补贴。
（二）发挥农业保险的金融增信作用，建立银保互动机制
一要大力推动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深入合作，建立银保互动机制。探讨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多种合作形式，鼓励银保互动机制和模式创新，促进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深度融合。二要鼓励开发银保合作产品，推广“生产保险+信贷保障保险+农村信贷”的合作模式。合理设计政府、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银保合作中的权责分配和制约机制，政府对保障保险提供保费补贴，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提供贷款担保，银行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主体提供低利率、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三）加快农业风险区划，合理厘定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科学推进农业风险区划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根据气象水文、基础设施、历史产量等要素，划分为不同的保险责任区，确定保险责任，厘定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探索划定不适宜保险区域。
作者：夏云龙文军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一、相关理论依据
1．相关理论明确城镇化将以何种方式影响
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对今后政策的制定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城镇化将从以下3个方面来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
（1）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原先破碎分散的土地逐步集中，进而使未来的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农村的土地流转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和服务等创新。樊帆则认为，在农业发展新时期，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系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广阔舞台。汤鹏主则主张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协同发展。在当今制度下，土地流转制度必然改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因此，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农业生产主体都将无一例外地迫切需要农业保险。
（2）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即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必然对农业保险提出新的要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保险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农业产业化会通过加强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组织两方面来提高农业需求、降低道德风险。唐瑾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发展，要求构建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石晓军和郭金龙认为，农业产业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的本地产业化，因此，政府有动力推动特色农业的保险。农业的产业化是一种必然，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3）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人力资本意识的逐步唤醒，就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更多的要求。这里指的是“人力资本意识对保险需求的直接影响是认识到要对不确定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保障，而更深层次的影响是的风险保障意识的唤醒。”这种意识的唤醒进而对于农业保险有着更多的需求。综上所述，笔者将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划分为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人力资本的唤醒三个方面的影响。为此，笔者搜集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各省农业保险需求即各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因变量，来衡量这3个方面在现阶段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2．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可得到以下假说：假设1：土地的集中，农民的收入更多的从工资性收入转向于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意愿越强，使得土地的集中趋势越高，进而使土地用于大型的生产。土地流转意愿越高，农业保险需求越高。假说2：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变。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更多地由及时产业、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催生出多元化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假设3：公共教育的普及，对于现有的生活，人们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快速发展。
（1）土地流转意愿。参照曹建华等采用的近似方法，土地流转采用土地流转意愿来衡量。农户土地的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也有人探讨过，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度的指标进行评价。D＝（R1／δ1）／（R2／δ2）＝（R1／R2）×（δ2／δ1）①式①中，D为流转意愿度指标，D值越大，土地流转的意愿就越大；该指标由相对收益比值R1／R2和相对风险比值δ2／δ1共同决定；R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和土地的流转净收益；δ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R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δ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根据上述公式，笔者对全国各省、市、区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分析，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户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标准差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
（2）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使得及时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保持基本不变。对于各省、市的农业产业化水平，笔者选用各省、市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为第三产业占比）来衡量。即：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值／GDP
（3）高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比重。教育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而居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是城镇化的目标和愿景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对于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则采用各省、市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以下简称为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
（4）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反映省份农业保险需求水平的指标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由于先是考察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时间序列，因此，研究中没有采用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进行量纲化。
二、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各省的农业保险收入
来自于2006～2013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各省城镇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第三产业值、高中文化以上的劳动力均来自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统计分析
（1）省份的农业保险需求变化。摘自2013年的《中国保险年鉴》，因为数据较多，只选取了由北到南的5个省（市）在2005～2012年间其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数据，全国范围内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景况。不同省份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有着较大差异。黑龙江、安徽、湖南省保费增长较快且水平较高，北京市与海南省农险保费收入增长平缓且水平不高。同时，不同省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较早期水平出现了较大的“跳跃”，回归分析很难去涵盖不同省份的发展变化，因此，选用相关系数度量农业保险需求与三大因素的关系。
（2）相关性分析。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农业保险需求与流转意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相关程度越高，其值可以比较不同现象相关程度的高低。
三、结论与分析
全国各省市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的方式和增长的水平存在着显著性地差异。从各省（市）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省（市）的土地流转意愿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并不强，只有黑龙江省、浙江省、湖南省等几个省份的系数达到了显著相关的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验证假设2的猜想；对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性有着较大差异，近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高，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弱；除广西、贵州外，其余省份的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对于以上结论分析如下：
1．原有农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方式
高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水平的几个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等都有着厚重的农牧业基础，有着广泛的种植或牧养面积，且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对于及时产业的依赖较大。
2．土地流转因素土地流转因素
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没有假设中的那么大。可能受到以下原因的影响：一是逐渐消失的土地红利。在土地红利上，下降了太多。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被卖得差不多了。有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37平方米，再过两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会超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农村的土地资源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再者，中国农村的土地红利价值低微，因为现今农村实行的集体土地制，缺乏基础设施的农村土地成本非常低廉。二是现今土地流转的制度并不完善。土地流转虽然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存在土地用途改变、保障机制不健全、运作欠规范等问题。三是土地流转的后续安排欠缺。如土地流转必然使得土地集中化，大量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如何解决这部分劳动力亦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3．农业产业化因素
农业产业化表现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许多省、市的农业保险需求增长与之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山西、江西、河南、福建、贵州、甘肃、新疆等地都表现出较低的系数，除福建省外，其余省、市的发展动力和所依托的产业模式相关，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省、市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只有0．3％～0．5％。不同省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不同，因此，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发展乃至农业保险的推动就有所差别，这个因素许多学者都有研究。
4．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
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与农业保险需求的水平有着高度相关性。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教育也具有“迁出效应”。许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会对生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多会在学成之际，去大城市寻求更多的工作薪水待遇与深造机会。由此造成大城市人才的聚集和小城市人才的流失，从而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政策建议由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保险黑龙江、新疆等农业基础较好的省、区，土地流转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作用，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土地流转；现代化程度高的如北京市、上海市和海南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作用性较强。但教育是一个周期较长回报较慢的育才途径，应尽早开展教育改革，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
2．适应农业产业化需要
提升农业保险发展的层次和内容中国现今的农业保险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也就是说，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公司应求新求变，从初级的种、殖到中间的加工再到终端的销售乃至产业的外延，都要适应城镇化中农业产业化的风险保障要求。
作者：郑军袁帅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产权社会学论文
1一个分析框架：“嵌入性”的产权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国内外的“产权”研究，吸收了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家强调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经济现象必须嵌入于社会、政治、文化整体加以考虑，受到社会的制约。由此观点出发，产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涵盖着法律、国家、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社会现象，受到非正式的社会领域的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指出，产权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强调产权被社会、文化因素界定的可能。对于产权的内涵，制度学派认为产权是一束权利，其中包含3种产权面向：控制权、收益权、处分权。完整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移性的特性。从社会学嵌入性视角出发进行修正，认为产权有5个维度：及时，产权的客体，有形之物或无形之物成为财产的社会性，比如人成为财产，知识成为财产的历史性；第二，产权的主体，自然人还是公司，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男性还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规定；第三，财产的控制，比如不同社会对于土地的权利各不相同，有的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有的拥有使用权，一些权利的获得需要不同的资格；第四，权利的保障，是通过国家的法律还是通过地方非正式传统规范等；第五，让渡方式，是通过市场还是亲属继承；产权的继承，是由长子还是次子、男性还是女性等等。上述5个维度都是一定历史、国家、法律、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以知识产权为例，我国传统社会人们认为，智力成果来自于上天的恩赐，可以随意使用。我国没有知识产权传统与此密切相关，并导致人们随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社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将专利作为产权来加以保护，可见，对某物或某项权利的产权制度，要结合一定社会文化进行分析。这些分析给予我们深刻启发，产权本质上存在着被社会要素所制约的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土地流转中应该引入“嵌入性”框架，考虑土地流转中所涉各种社会性的影响机制。
2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2.1国家要素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2地方性制度
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2.3市场机制
经济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障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较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3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多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社会学论文
一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障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较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多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流转论文: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探讨论文
在我国农村，随着资源流转的不断加快，权利的冲突问题日益增多。具体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由于农民在行使承包经营权时，可能会影响到发包人的权利，所以，农业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将于2005年3月1日起实施。根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办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可以说，农业部的规定解决了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土地流转时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譬如，当农民转包或者互换土地时，如果发包人为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必然面临着转包或者互换合同的效力问题。一般来说，未征得合同当事人一方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转让、转包、互换。农业部将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限定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解决了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产生的法律障碍。为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决了现实问题。然而必须指出，这种通过限制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来化解矛盾的做法，可能会最终损害农民的利益。首先，将土地的流转限定在农业用途，固然可以有效地保护农业用地，但是，在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投入产出比与其他产业相比缺乏优势的情况下，可能不利于大规模提高农民的收入。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所规定“入股”的权利，农业部严格限定为，“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权利。换句话说，不论是公司化经营，还是合作化经营，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只能从农业生产经营中受益。这和许多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农村股份制有很大的出入。坦率地说，由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以，无论农民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其最终收益都不会很高。曾经有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为了提高边际收益，在农业生产用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或者以所谓的观光农业为幌子，建立大量的娱乐设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农业部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将入股经营严格限制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这样一来，除了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提高农业的机械化作业水平之外，对农民增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第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交易成本决定着交易的方式和交易的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同样存在着交易成本的问题。根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签订合同，而且以转让方式流转的，还要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以后，还要向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在农村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的现实大背景下。农业部的规定虽然有利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但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多数农民很可能会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求通过成本更低的交易方式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上述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可能无法解决。承包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是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由于我国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所以，为了避免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在设计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不得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限定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这样一来，使得跨地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泡影。这说明我国农业管理部门在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时，充分考虑到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从实际出发，试图逐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问题，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体系。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必须分三步走：及时，应当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现在分属于不同集体组织的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流转法。第二，在承认并且保护现存的农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逐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的当事人，让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与统一的政府部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建立非营利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为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在明确土地发包方为国家之后，允许人们跨地区从事土地承包经营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土地的承包经营和土地的合作化经营、股份制经营只不过是经营方式的不同。在不能够享有土地流转增值收益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国家决策部门应当在充分考虑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性规定，较大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简单地说，作为土地的发包方，今后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农村土地的用途，设立长期的农村发展基金，改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建立长期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论文
摘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一重要的物权变动行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及讨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地流转，对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推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所面临的制度缺陷及现实问题，对如何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没有良好的土地制度的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构建我国良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以此来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在法律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但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极不完善，加上规范的农村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地流转，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我国理论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纷纷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提出各自的看法和建议，有力促进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但是，由于农村土地权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较为新生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的时间不是很长，也由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农村土地权利流转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未形成深入系统的学术专著，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本人在借鉴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求对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有所裨益。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错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及特点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
我国法律虽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了一些相关规定，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立法上仍未有一个的定义，理论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理解不一。有人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互换等方式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第三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现象”[1]；还有人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就是指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变、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与交易”。笔者认为，所谓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得以确定的前提下，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自愿将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入股、抵押或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的行为。这一定义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及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一种用益物权变动的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首先在立法上应将其界定为一种物权，这是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基础。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内容，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有力明证，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内容来看，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这也符合物权的特点。此外，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物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操作及权利受到侵害后的司法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用益物权的变动行为。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未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始终不变，其性质仍然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而不是完整的所有权。承包人只享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的处分权，不包括最终的处分权，因此承包人对土地的掌控是有限的”[2]，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不会改变。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性质。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资源，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有限。为保护我国日益减少的耕地资源，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受让方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因此，对于流转后的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绝不能挪作他用。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种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权利转移。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特点
根据调查，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如下特点：
1、土地流转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结构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不少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政府部门的大力倡导之下，土地流转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2、土地流转区域不断扩张
过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民非农收入较高且稳定的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区和郊县，非发达地区的农民因为就业途径较少，家庭收入对土地依赖度高，土地流转情况很少发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现在发生土地流转的地域扩展到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河北等内陆省份。
3、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多种形式，大致有转包、转让、出租、互换、继承、入股、抵押、反租倒包等形式。对于上述方式，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有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四种，其他方式虽未被法律明确规定，但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客观存在。笔者认为，既然法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以何种方式流转应充分尊重权利人的意愿，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权利人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灵活地选择各种方式进行流转，因此，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多样化特点。
4、土地流转的利益分配的多样性
农村土地流转的利益分配正从过去“先有集体统一收入，再分配补偿给流转土地的农户”的单一形式，发展为集体统收统分、农户直接转包获取土地流转收入、农户入股合作经营、集体与农户共同入股参与分红等多种形式共存。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分配呈现多样性[3]。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虽然已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方式进行流转，但“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过于笼统而简单，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其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其缺陷和不足显而易见”[4]。但我国法律在缺位的同时又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如对流转主体资格、流转范围和方式等进行过于严格的限制。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护和支撑，加之现实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极不成熟、相关配套制度缺失等，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过程中面临各种障碍、出现各种问题，如农民利益受损、非法改变土地用途、流转程序混乱、流转纠纷增多、土地资源的效益未能充分发挥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有序地流转，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反而产生负面效应，从而影响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必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问题逐一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找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笔者现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在立法方面的缺陷以及在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缺陷
1、土地产权规定不明确
土地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产权关系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明晰界定，导致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极不明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然而，我国存在三级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分别为乡（镇）集体、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掌握，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不明确。此外，农村集体同时扮演着土地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其职责规定不明确。由于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导致各方的权责利不明确，使得各利益主体行为极不规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因此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直接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5]。
2、流转方式规定不明确
《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它方式流转”。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规定，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缺陷：
及时、“其他方式”规定不明确。“其他方式”到底是何种方式，是否可以任意创造，不得而知。而且，也不能从任何其他规定中看到相关的说明。新颁布的《物权法》也沿袭这种提法。笔者认为不妥，虽然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既有灵活性的一面，适应与时俱进的需要，但对广大农户而言，如果没有法律和政策上的明确指引，必然会影响其对土地流转可能性的判断，从而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利进行。
第二、关于抵押方式规定不明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以外的其它方式如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农村土地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而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未允许抵押。此种规定很不合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动产、不动产所蕴含的动态经济潜能已经大大超过其静态价值。这些财产被过多限制或不能抵押，其经济效用就不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发挥，从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6]。既然我国法律已允许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就应该允许其可以进行抵押，这也符合担保法的原理。从新颁布的《物权法》依然不认同抵押的流转方式来看，笔者认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还没有改变，仍然觉得抵押风险性太大。这种想法，低估了农民的经营能力和对风险的估测能力，事实上“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并不保守，也不反对现代化。他们对价格有足够的反应，他们在行为努力上具有与其它社会阶层同样的人性，即追求自身效用的较大化”[7]。因此，我国的现实情况不是农民的市场和经营意识有无达到立法和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农民手中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无法扩大生产，进行集中经营。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允许农民以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融资，从而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应认同抵押这转方式。
第三、关于继承的方式表述不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上没有使用“继承”这一概念，而是变通地表述为“由继承人继续承包”。而新颁布的《物权法》则对继承没有做出任何规定。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失误，既然林地能够继承，为什么草地、耕地就不能继承？同一权利因客体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而且，禁止耕地、草地的经营权继承，会严重影响农民对土地的长期规划，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因此，从立法的同一性和着重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应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的方式流转。
3、流转存在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和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互换则要求是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进行；转让要求受让方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且转让方必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入股则限定在承包方之间；转包则限定在本集体组织内部等。这些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农民退出土地的成本非常高”[8]，导致一些缺乏经营能力而又想退出的农民可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而一些富有管理经验、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经营组织和承包个人则无法进入农地从事生产经营，从而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和农户的种地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农业的市场化和规模化进展缓慢。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的规定也极不合理，我国法律并未对同意的条件做出明确的界定，如发包人不同意，即使能产生高效益的转让亦属无效，这项规定极大束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现实问题
由于立法的缺陷和现实中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在土地流转实践中运行不畅，面临诸多问题，现分述如下：
1、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极不成熟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成熟的土地市场的支撑，健全的土地市场能为土地流转提供规范的交易场所，从而促进农村土地快捷有效地流转。但现实当中，我国的农村土地市场还只是初具雏形，极不成熟，其主要体现在：及时、农村土地市场没有完备的地价评估体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的估算缺乏相应的参考标准。第二、缺乏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农村土地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土地流转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较大，土地产权还不能实现跨区域流动。第三、缺乏完善的中介机构的服务，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完备的中介服务机构，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保险机构和土地融资机构等。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极不成熟，导致土地供求信息受阻，信息辐射面狭小，从而导致土地市场供求失衡；同时使得农村土地的商品化程度偏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产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市场化操作相当困难，因而严重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有序的流转。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侵权现象严重
近年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权力剥夺农户的自主决策权，有些地方违背农民意愿，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搞强制性的土地流转，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地方收入和福利的手段,抑或作为政府决策者“政绩”的形象工程；有些地方为了降低开发成本和便于招商引资，借土地流转为名，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并强迫农民长期地价出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些强制性的土地流转，势必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随意调整承包地，分出所谓的“口粮田”、“机动田”，在本已分到各户的承包地中切出机动田，由集体甚至村干部个人掌握；三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与民争利。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不规范
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互换等土地流转，多是自发性的流转，相互之间只是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文字合同或契约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这就造成土地承包关系的混乱，致使土地流转工作无序进行。有的农户之间虽签有协议，但协议内容简单，标的物不明确，权利义务规定不清楚，违约责任不祥，易引发合同纠纷。此外，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期限较短而且极不稳定，流转双方大多约定为一年一变，使得受让方没有长期保障，不肯对土地作较多投入，只维持现状，生怕资金无法收回，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这都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我国农村并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只能牢牢地依附于土地，将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化解失业、疾病等风险，“均等地占用土地并尽可能多地拥有土地资源是一种最有效的社会保障，中国农村现行票据分配土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最典型的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9]。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土地依然承担着主要的社会保障功能。由于土地的低社会保障功能没有一个替代物，因此大多数农民仍把土地看作是“活命田”，宁可粗放经营，甚至荒芜弃耕，也不轻易流转土地。由于不能使农民和土地有效分离，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土地的流转，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低下。
5、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或流转发生纠纷的，可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协调解决，也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大多数地方政府或法院有关机构尚未形成处理土地纠纷的规范化制度，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与仲裁根据，另一方面，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范围和规模却越来越大，许多程序不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纠纷，这二者的矛盾使得农村中许多土地流转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也影响了农村的稳定。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如前文所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极不完善，既有立法上的缺陷，也有现实中的问题，从而制约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地流转，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亟待完善，这就要求：一方面要从立法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加快相关配套措施的建立与完善。同时，政府要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引导与规范管理，这样才能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有序地流转，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社会效益。笔者现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集中论述。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完善
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土地产权主体
土地产权明确是交易的前提，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就会导致相关物质利益关系的混乱，农民的合法权益易受到侵害。明确土地产权，就是要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代表，其关键问题是要统一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取消乡（镇）、村以及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分化现象。具体做法是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是村集体，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实际情况，应当确立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因为村民委员会是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组织，具有较高的威信，能够代表农民的共同意愿独立行使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最适宜充当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法律应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使其很好地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其他组织因缺乏相应的资质和条件，不便充当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的代表。鉴于农村土地产权的重要性，笔者强烈建议立法机关根据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颁布《农地产权法》来确立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稳定和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以加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
2、修改法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规制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设置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制规定。法律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与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不相吻合，其实质是对农民行使土地权利的一种干预，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既然已经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界定为物权，就应该赋予农民相应的支配权，“所谓物权之直接支配性，指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其权利内容之特性”[10]。立法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限制的本意是考虑到农村保障制度并未健全，土地依然是农民的生活保障，盲目转让土地的风险性太高，容易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既低估农民的经营能力，也不符合社会实际，农民是理性的，他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来决定是否处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农民的就业途径更为广阔，收入来源也日益多样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日趋松散，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将越来越少。因此，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做如此严格的限制没有必要，只会造成土地流转的成本过高，导致土地的闲置，阻碍土地流转和土地效益的发挥，进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尤其是废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的规定，从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
(1)要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农地抵押权。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基本持否定态度，这与物权属性不相吻合。农地如果不能作为抵押物进入市场，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更延缓了农村信用市场的发展，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对融资的极大需求不相适应。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物权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具有可处分性。因此，我国法律要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抵押权。
(2)要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的方式进行流转。从保护耕地、鼓励承包人对土地持续投入以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的角度，允许其继承人继续承包利大于弊。考虑到社会公平，为平衡农户间的利益及农村集体的利益，可以采取继承人与发包人签订新的合同方式，适当增加新承包人的义务。在具体设计时，可作如下规定：及时，在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时，应当首先遵守《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其次，还要遵守《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有关农地管理的规定。第二，可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人可优先于非农产业的继承人分得农地使用权，对于非务农的继承人，可以继承其他财产。如其他财产不足其继承份额，可以进行金钱补偿，由在村继承人耕作利用土地。第三，如果继承人均为非务农人口，除非该继承人自此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人[11]。第四，不得将同一块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上的分割，否则会导致农地的零碎化。如果继承人有两人以上，并且被继承人拥有多个农地使用权，则在保障使用权完整的前提下公平分配；如不足分配，则对未分得的继承人折价补偿，对于多余的地块或无法分配的情形，则由继承人共有，或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卖或折价。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继承的方式流转。
(3)其他流转方式可予以一定的明确，同时，我国法律还应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采取多种方式流转，如入股、出典、委托转包、家庭联产承包合作经营、交付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他人代耕代种等等。
(二)加强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
1、加强政府的服务与管理职责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作为直接管理的政府部门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切实履行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服务与管理职责。笔者建议设置专门的职能机构如农村土地流转中心或管理委员会等，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工作。其具体职能可设定为：在坚持农民自愿有偿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符合流转条件的农民实行土地流转；规范操作程序，指导农民依法签订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书面合同，并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档案，详细登记流转农地的面积、位置、质量、等级、价格与期限；仲裁处理土地流转纠纷；监督流转后土地的利用，防止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发生等；为农民提供法律、金融、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12]。
2、规制政府行政权力、保障农民权益
在明确政府指导和监督管理的职责的同时，对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也必须予以一定的规制，以防止其权力的滥用，避免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损害。因此，必须通过严密的监督和制约体系将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使其做到依法行政。为了更好地督促、规范和方便政府部门行使职权，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合理地流转。笔者建议各地方立法机构，可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使政府部门的指导、服务与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从而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配套措施
1、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市场极不成熟，其市场功能还不能很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如何培育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呢？笔者认为，除了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农户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直接交易主体之外，现阶段必须作到如下几点：
首先，要着手研究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重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格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的中介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分配机制的建设。就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价格机制而言，要实行公平地价制度，运用科学的方法确定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相协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基准地价，由土地管理部门定期公布；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中介机制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展需要配套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要建立包括咨询、地价评估、仲裁等机构及相关制度，并做好农村土地流转的保险等工作；就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分配制度而言，应当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在交易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以保护各方的合法权利。
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制度，即由具有地价评估资格的地价评估单位和评估师评估地价，并报请土地管理部门审定。
，要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活动公开化、契约化、货币化，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约束、金融约束、产权约束、内部责任义务约束等。
2、规范流转程序
鉴于我国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极不规范，流转纠纷日益增多，为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地流转，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程序。针对农村社会土地流转现状，笔者建议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及时，修改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在合同法里边增设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名合同，明确规定流转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双方权利义务法定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合同条款予以明确规定，以供当事人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予以借鉴，同时法律应强制规定当事人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把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之一。第二，设立合同备案程序，即当事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必须报专门的职能机构备案，如果合同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有不适当的地方，职能机构可以建议当事人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改。第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设立监督程序，即由土地管理机构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情形进行合法监督，以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依法有序地履行。
3、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一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对流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统筹安排，重新就业，以减轻市场经济竞争对部分农户的冲击；二是建立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的农村保险基金，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形成涵盖整个农村的灾害补偿体系，保障农户具有再生产经营的能力；三是逐步建立以集体和农户自我保障为基础，政府予以一定扶持的社会保障机制，并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基金，村社合作医疗和经济互助会等群众急需的互助保障组织，促进农民医疗、养老、互助等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发展；四是对残疾人、五保户、贫困户等特殊人群进行多层次的扶持，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之后的后顾之忧[13]。
4、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解决机制非常欠缺。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为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供有效解决的法律途径。首先，建议在县城成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免费提供有关土地流转权利保障及解决纠纷的咨询和。其次，土地部门应建立一套受理、审查、调查农民投诉状的机制。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民在处理土地纠纷时由于缺少对法律的了解，很少诉诸法院，而是采取告状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求取得公正处理，但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政府机构对告状的处理和审查尚未形成规范性的制度，因而常使这些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积累了不少矛盾。因此，建议在土地管理部门形成专门接受和处理农民土地投诉的程序和制度，并在农村基层设立便于农民反映和传递意见的简便渠道，同时，设立群众公开监督制度，督促和提高处理纠纷的效率。，必须进一步制定仲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的争端处理机制。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下农村经济论文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1.土地流转是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其土地使用权内涵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容易造成土地集中所有和农户承包权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土地的细碎化经营等，这些弊端已导致了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低，农村现代化步伐明显减慢，加剧了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在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阻碍作用。所以，实行土地流转制度是对旧的土地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2.土地流转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便于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
据张玲表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106hm2(等于已废除的旧计量单位1.59亩)，这个数据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44%，这说明我国的耕地面积很少，而且由于我国自然的地势地貌特点，土地表现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沙化严重，耕地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将更需要我们提高对土地的利用率。然而，传统的土地制度，可以为农民提供耕地，但是大部分农民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很好的发挥土地生产力；除此之外，由于利益的驱使，进城打工的人数不断增长，这样导致留在农村种地的人是一些弱势群体，这将大大的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的一条合理的路径，它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够产生交易收益效应，即通过土地交易性提高来增加土地投资价值；还可以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实现土地由边际产出低向边际产出高的农户手中转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流转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科技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从传统农业粗放式的投入产出方式走向集约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3.土地流转是缩小城镇之间差距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趋势不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向城镇化转入，大量土地将闲置，撂荒的现象将更加严重，这将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因此，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个体经济落后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向生产合作经济先进的规模化经营方式转变，提高信息和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化配置，产生交换价值，实现农民增收，从而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4.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城镇化
传统的土地制度是以每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这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传统制度也将使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的束缚，阻碍农民向城市转移，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制度是实施，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自愿转入城镇工作。这样一方面，可增加由于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持续有效的劳动力。可见，土地流转将成为实现农民增收和城市化的双赢局面的基础。
二、土地流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1.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土地流转制度难以有效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并且现有的法律法规比较模糊，没有明确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性质，流转范围，土地用途等等，这将导致了土地流转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健全土地法律法规制定和相应的管理机制是保障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2.应重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
曹建华等人对农村土地流转供求意愿研究得出，目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很低,减免农业税和粮食补贴降低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提高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然而，通过土地流转租金的提高会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度。因此，要顺利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必须要协调好土地的供求关系，以此来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
3.健全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的社会保障
土地流转后，农民虽然可以有其他收入，但是没有社会的保障也将不能使农民安心生活。因此，政府部门必须为农民土地流转做好保障服务，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最关键工作就是加强政府投入力度，做到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和高效化，尤其是要尽快建立和健全覆盖全体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实现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应做好跟踪服务，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在其他领域充分就业，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综上，制度的改革就是克服现有制度中的弊端，使其制度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在的土地流转就是不断的优化传统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追求较大的土地经济效益。虽然土地流转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土地流转制度制定的初衷和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先让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起来，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的探索最适合我国土地流转制度。
作者：李三忠 单位：固镇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
土地流转论文:土地流转政策下的农业旅游论文
一、相关概念
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颁发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所谓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和生活场景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农业政策的出台,农业生产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农业旅游的范畴和内涵亦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笔者认为,以农业的现代化生产和传统生产、新型社区与古村落为本底形成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人们进行农业景观观赏、农事活动体验、农业科普教育、生态休闲保健等活动的特殊旅游形式。
二、现代农业旅游现状
(一)经营和开发主体特征
1、个体经营
从最初的农家乐到现在的现代农业旅游,在自家的地块或承包邻居的土地所进行的个体经营始终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个体经营的主体直接由农民转变为农业旅游服务者,形成了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长期存在;又由于农民个体投资的资金限制,形成了短视和硬件设施高低不一的现象长期存在;再由于农民生活习惯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客观存在,造成了饮食安全隐患现象长期存在。
2、涉农企业
由那些以种植、养殖、农业科技、农业服务等经营范围的涉农企业,借助生产设施、科技展示等开展农业旅游活动,以丰富企业经营门类、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塑造企业的新形象而开展的现代农业活动。企业具备一定的资金,依托农业大景观、农业科技开展的现代农业旅游活动体现出经营规模大、接待能力相对个体经营有显著提高;注重基础设施的投入与项目更新,满足人们对现代农业旅游的需要;经营管理企业化、标准化运作;近些年涉农企业开发的农业旅游景区发展势头迅猛。
3、非农企业
非农企业是指那些原本从事其他行业的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企业的转型,或作为企业科技与生产的转化基地;或为企业相对安全的食品和畜禽产品;或作为企业内部培训和接待的基地等。目前来看涉足的企业有,能源类企业、房地产企业、旅游企业、矿产行业等,这些企业的投资一般都比较大,注重现代农业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品味塑造。
(二)现状
1、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都市人群的工作压力持续增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引发了人们对于原生态农业环境的向往,促使人们将旅游目的地转向农村以实现与大自然良性生态的互动目标,同时伴随新型社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的提高也同样向往现代的农业旅游形式,实现在家门口即可旅游的模式,农业旅游的发展市场需求旺盛。
2、市场定位模糊
农业旅游由最初的农家乐、渔家乐在长三角地区出现,蜕变到融入现代农业科技、现代生态休闲、乡村文化景观等多元一体的旅游形式。由于发展历史的限制及原有发展经验的制约,农业旅游的定位还局限于都市区人群,未把农业旅游提升到区域旅游的发展潮流中,未能在区域旅游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明确的市场份额;加之投资主体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间相互模仿、恶性竞争的局面,缺乏明确的观光休娱乐型、科普教育型、休闲度假型等形式的农业旅游定位。
3、景观同质性严重
农业旅游的发展基础由原本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大景观、乡村文化为基础,区域内的景观本底差异较小,不同经营主体在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景观的同质性,加之早期的农业旅游发展缺失统一系统的规划和规范,造成了区域景观的同质性严重。4、项目单一与文化深挖不够。现代农业旅游是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结合的时尚产物,其实质是具有农业生态休闲、传统与现代娱乐和求知功能的生态、文化科普旅游。应该展现乡村文化休闲的体验项目;开发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娱乐项目;符合都市人群保健养生的生态项目;建设满足都市人群生活习惯的基础设施,从设施建设到项目设计上既体现农味又不失品味。
三、发展对策制约
现代农业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土地的权属问题、投资资金来源、从业人员的来源、专业的规划设计、相关政策的支撑等方面。
(一)引导个体经营为主的家庭特色农场建设
个体经营是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形式,在现代农业旅游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的弊端,比如,由于经营者的局限性,早期的农业旅游呈现出相互模仿,恶性竞争,开发档次不高、欺客宰客的现象严重。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合理规划布局,引导个体经营者按照规范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通资金投入渠道,采取银行优惠贷款政策与民间合法融资渠道,丰富现代农业旅游的投资、融资模式,推动差异明显,精致化的家庭农场建设,推进现代农业旅游的发展。
(二)推进涉农企业农业生产与特色产业园建设
涉农企业是推进现代农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农企业有资金的积累,并在种植养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路开阔,引入高科技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强烈,并以独立法人的优势投入到现代农业旅游体现的建设中。通过建立农业机农业旅游的专项扶持资金及项目支持,引导涉农企业依托已有的生产规模和格局进行现代农业旅游项目的更新和升级,形成既实现高科技农业的生产效益,又能在现代农业旅游体系中得到进一步的效益扩大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产业园,拉长纯农业生产的经济链条。
(三)打造非农企业农业生态文化主题园建设
目前,涉足现代农业旅游的行业有,能源类行业、房地产行业、旅游行业、教育行业、矿产行业等,这些行业的涉足,既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又具备雄厚的资金基础,为现代农业旅游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能源类行业和矿产行业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为了实现企业转型、产业战略布局和企业内部的培训基地建设,争相进行农业生态文化主题园的建设。执行严格的土地政策和规范化的设计标准,指导这类农业生态文化主题园的建设。旅游行业在旅游产业的激烈竞争背景下,需要进行实体景区的建设来丰富和提升旅游产品体系,制定合理的规划引导旅游行业涉足的农业生态文化园向旅游产品的纵深发展。教育行业服务的学生群体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为了保障饮食安全,提供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既降低成本又保障安全的有效措施,目前教育行业涉足农业生态文化主题园的建设也纷纷出现。农业生态文化主题园不仅可以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还可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也是未来教育方式、模式的转变的特殊需要。
作者：鲍春裕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土地流转论文:经营权流转之土地承包论文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一)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
法律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农民集体的，然而对于“农民集体”的概念却存在分歧，法律也并未对“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农民集体应该具有不同于个体的“群体”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①然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成为行政管理单位的“土地”，最明显的就是村委会对农民的土地进行集体管理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调整土地，或者强制进行土地流转，损害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名存实亡。完善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建立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土地经营管理权的监管机制是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法流转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损害。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方式过少
土地是一种巨大的资源，然而可以流转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在防治现有的耕地不被滥用之余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上考虑，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有出租、转包、互换、转让等几种方式，法定的方式仍是过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的流转。本着土地资源充分利用的原则，应该增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法，提高农民现代化使用土地的水平和能力，让土地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利益。是否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中添加抵押和入股两种方式，以此来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不规范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不规范体现在土地流转常常处于无序状态，法定程序很少人去遵守，法定手续也不是每个人都去履行。比如说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市场的缺乏，相关部门的不履行和不重视，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信息相对闭塞，土地价格、流转对象等信息的不够流畅也影响到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和土地资源充分高效地利用。
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法律制度建议
(一)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
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地位，是有效减少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途径。为了避免乡一级等将农民土地所有权滥用，应不允许其拥有农村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地位，而只是让其履行部分职责，减少因与农村集体土地利益相关的联系。此外，村民代表大会应该作为有效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组织，代表广大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者权利，以此来积极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二)增加土地流转的法定方式
如前文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定方式过少会限制土地的使用效率，也没有使土地资源得到更充分地利用。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还是不够的，可以考虑增加入股和抵押的方式。入股是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来积极利用土地资源，让农民自愿入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按照入股的资产类型可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酬劳折资入股和土地入股合作制三种。②此外，农民还可以将土地流转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通过抵押的方式进行融资，不仅可以促进土地流转的速度和效率，还可以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三)规范流转程序
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可以保障土地流转的过程公平与正当性。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的，不管是出让方还是受让方，双方自愿达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期限、用途、使用方式、付款等等。其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让方在出让之前需要向村委提出流转申请和要求，被查实真实性并报备上级政府同意之后，相关人员审查受让方的资格、条件之后，才可以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办理登记手续。此外，服务监督机制的建设可以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诸多事项进行跟踪监督，并且还可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增强人们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机构建立明确的监督机制，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交易的过程也没有做出具体的管理权限设置，监督职能和管理权限的模糊，势必会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监管中服务不到位、农民权益受到侵害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混乱等现象。服务监督制度的设立还需要健全问责制度，这样可以将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不履行规定职责的部门或者个人予以问责，提高相关人员和部门的执行力。
作者：周渝舜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土地流转论文:农村农地流转土地承包论文
一、流转平台不完善
三级流转服务机制不畅，在流转审查、登记管理、合同签订和流转信息网络等建设方面难以发挥作用，制约了市（县）、镇（街道）服务平台在规范管理、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基础设施改善等工作。且由于流转市场不够健全，涉农产权流转价格难以形成，信用价值难以评定，资产变现困难。3.市场配套不全中介组织发展滞后，缺乏市场化流转、评估、担保机制，市场化流转机制不够健全，交易成本过高；农业政策性保险难以全覆盖，因流转、担保、保险、贷款等产生的风险不能有效预测和分散，缺乏比较健全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金融机构涉农金融支持创新不足，涉农产权抵质押配套制度不够成熟。
二、基于农地流转视角的涉农金融支持供求分析
（一）农地流转引发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
农地流转激发了涉农金融支持需求新领域。对于流入户而言，流转后要加强产业规划、土地重整和治理，后续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备购置、新型农业技术引进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这些因素都需要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据调查，温州大规模土地流转中，低丘缓坡、山地类土地流转意向更强，期限更长，占较大比重；此类土地流转后，土地平整、机耕路建设等投入需大量资金，投资回收期要达到5年以上，对中长期融资缺口较大。对于流出户而言，将会转向从事二、三产业的就业创业，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居住条件需要改善，也进一步延伸出农户的金融需求。然而，由于农业固定投入、生产投入具有较强的专用性，经营权、农业设施等评估难、流转难、处置难，使涉农融资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由于农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由“小生产”转向“大生产”，业主的金融需求出现了5个方面的变化：贷款对象由众多单个农户向规模业主转变，贷款额度由小额分散向大额集中转变，贷款方式由小额信贷向抵押保障类转变，贷款期限由短期周转向中长期转变，贷款风险由分散趋于集中，风险控制难度加大。农地规模流转带来的金融新需求对现有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提出了新要求，要求金融机构增大贷款额度，创新贷款方式，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
（二）涉农金融支持供给情况分析
2013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3323.11亿元，占比45%，较上年增长10%。农信系统11家、农行、农发行、邮政银行和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发挥了主力作用，5类机构合计占比42.55%，农信系统、农发行和村镇银行涉农贷款占机构贷款余额均超过70%，农行和邮储银行涉农贷款占机构贷款余额50%左右。从总量指标看，涉农金融支持力度不小，但实质上这些以“农”名义的贷款资金大部分还是流向二、三产业，真正支持农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1.信贷对象结构严重不平衡，农业金融支持不足从贷款对象看，2013年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余额合计3243.99亿元，占涉农贷款总额97.62%，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只占2.38%。很显然，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支持主要是从事二、三产业，真正对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主体支持不够，对农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支撑不足，也制约了农地的进一步流转。截止2014年9月，温州市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才3笔。2013年，抵押贷款占涉农贷款总额57.24%，比2011年上升1.8个点，保障贷款占涉农贷款总额40.51%，信用贷款仅占1.25%，抵押保障贷款占比远远高于信用贷款，而且呈逐年递增态势。由于农户从事的二、三产业，抵押担保资源较多，主要以抵押担保获得信贷；而农业经营可用于抵押、质押品缺乏，担保机制也不够健全，以信用贷款为主，其他贷款方式为辅。其中农地的经营权抵质押，可以作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3.信贷期限结构不合理，以短期贷款为主从信贷期限看，中长期贷款（1年以上）总量有所增加，由2012年的273.19亿元增加至2013年459.77亿元，增长了68.3%。而1年期及以内短期贷款从2012年的2278.88亿元增至2013年的2863.34亿元，比重由75.46%提高至86.16%，增长更快。若从支持农地流转角度看，贷款短期化和经营权的流转期限、农业生产周期是难以匹配。4.利率水平有所下降，但涉农融资成本仍较高基准利率上浮30%以内的贷款发生额为3685.60亿元，较以往年度有所增加，总体贷款利率有所下降。但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信贷，由于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利率水平普遍较高，上浮30%以上，甚至达到上浮50%。而农业作为具有外部效应的绿色产业，风险大、回收期长，这样的利率水平仍难以承受，其融资成本仍显过高。除信贷支持之外，担保、保险等配套金融支持也没有跟上农业发展和土地流转新形势。现阶段，还没形成评估、担保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难以覆盖特色种养、休闲观光和都市农业等新型业态，各项因素相互作用，致使整个涉农金融支持体系并未形成。
（三）温州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供给与需求矛盾分析
可见，现有金融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农地流转和农业集约规模发展所需，供需存在总量和结构性不平衡，资金配置效率不高，涉农金融市场有效性不够，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1.涉农信贷增长缓慢与涉农金融需求旺盛的矛盾农业经营风险大，回报周期过长，金融机构与农户、涉农组织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放贷收集信息成本高，导致涉农贷款总量增长缓慢，远远难以满足农地流转金融需求。2.贷款期限与农地流转期限的错配矛盾涉农贷款主要以1年及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2013年，1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仅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3.84%，贷款期限短期化。而流转后的土地大多用于规模化特色种植，资金投入大，回报期较长，存在贷款短期化与需求长期化的矛盾。3.信贷产品单一化与涉农金融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农地流转带来资金需求新领域以及农地流转出现金融需求新特点，都显示对信贷产品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涉农产权抵质押需求不断增长，这与信贷产品单一、信贷方式僵化严重不符。4.信贷对象结构缺陷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矛盾当前涉农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和农村企业，比重高达97.62%，对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明显不足。
三、需求导向型涉农金融支持创新路径思考
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和涉农金融市场体系两者间相互作用、互促共进，而现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素质性矛盾，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农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导致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产业和市场特点决定了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但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客户标准。当前，流转市场存在农业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涉农产权模糊、流转配套制度缺失等问题，以致农业经营资产专用性很强，农地经营权、农业经营设施等涉农产权难以评估、难以处置，涉农金融交易成本过高，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金融需求抑制现象。另一方面，涉农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了金融支持有效供给不足，金融产业和市场特点决定了现有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难以提供符合涉农客户要求的金融产品。涉农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金融市场，是相对独立于传统金融市场，要求所需的金融支持更加多样、产品更具个性、风险管控更加复杂。当前，涉农小微金融发展不足、金融服务流程和产品创新不够，市场结构不合理导致了金融市场效率不高。可见，当前涉农金融较大的问题是市场有效性不够，供求难以有效对接。因此，要把农地流转制度建设和涉农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有效结合起来，着力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强涉农金融市场有效性建设，充分发挥涉农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需求角度，要以形成金融有效需求为目标，以农地流转制度完善为切入点，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流转平台、信用体系、评估担保等配套建设，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降低金融支持的交易成本，充分拓宽抵质押权范畴，增强涉农金融的有效需求。供给角度，以需求为导向，建立与市场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相匹配的涉农小微金融服务体系。一要推进组织下沉，强化金融技术创新，降低服务成本；二要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多层次性、个性化的金融需求。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集成创新，培育涉农金融有效需求
1.健全农地流转配套制度加快农地确权颁证，完善农地流转农户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耕保基金，增强农户流转意愿。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加大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县域为单位探索建立土地流转池，对山地、林地等抛荒地实施征用、收购、置换，然后对土地进行集中开发和储备，实施委托经营，加以证券化发行地票，强化其融资功能。完善信贷违约配套措施，探索村集体内优先流转处置、优先赎回制度。2.深化丰富农地流转平台市、县级平台要加强政策宣传指导，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咨询，强化流转信息搜集、登记、、合同备案、规范管理等功能，镇级平台积极做好集中连片整理、基础设施改善相关服务，创建规范有序的流转市场。培育和引入市场化的土地流转、资产评估、风险评定等中介机构，丰富流转市场功能，建立市场化的流转配套服机制。3.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建立财政贴息制度，对农地流转项目信贷进行贴息，降低融资成本。建立农业风险补偿机制，按照抵质押贷款额度的10%比例建立全市统筹的风险补偿基金，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贷款损失予以一定比例补偿。
（二）加强小微金融建设，完善涉农金融市场结构
1.发展壮大涉农金融机构引导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开展农地流转有关的金融支持创新，推动与农村“三位一体”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企业的金融合作。鼓励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涉农银行下沉服务机构，合理布点涉农专营机构，扩大涉农服务半径。以普惠制金融为导向，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在发展小微金融机构和涉农金融专营机构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扶持鼓励，给予财政存款和税收优惠上的支持。2.培育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以金改为契机，制订出台新型民间金融组织支持农地流转的专门办法，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支持农地流转和农业发展。深化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机构建设，探索与涉农产权交易平台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全市农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快小微农业企业上规模、上档次，拓宽其债股权融资渠道。3.建立健全农信担保系统建立多主体、多形式的农信担保体系，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和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对土地流入具有一定规模、符合产业化发展方向、具备经营规模、资信状况良好的新型农业经营者提供贷款担保。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积极开展围绕农业产业链的担保创新，鼓励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农业公司为农业大户的土地流转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三）加强金融技术创新，提高涉农金融市场效率
1.建立健全涉农征信体系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推进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评定，营造良好农村社会信用环境。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档案制度，将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纳入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并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权属）登记系统中公示，降低涉农金融支持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2.鼓励信贷审批流程创新要加强基层金融机构的金融审批自主权，提高涉农贷款的不良容忍度，建立独立的信贷考核制度，激发涉农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动力。要督促各涉农银行将经营权、农业设施抵质押纳入信贷系统常规流程，重视涉农业务流程优化，实现贷款设计、申报、审批、发放、贷后管理等业务环节专业化分工、标准化操作，既提高了审批效率，又有效控制风险。3.鼓励微贷技术创新职能部门牵头，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金融机构，组织开展涉农金融服务的专业知识培训，引入台湾等先进地区的小微信贷技术和管理理念，培育涉农金融信贷专业团队，转变涉农服务理念，降低金融技术创新的培训成本。借鉴省内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推行的微贷技术，注重实地调查，多方获取软信息交叉检验管控信贷风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构建涉农金融产品体系
1.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的政策支撑配套出台产品创新有关奖励办法，设立土地流转扶持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加快产品创新。出台完善全市范围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建立抵押贷款备案登记机制，对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抵押登记与变更、质押权变现和质押物的监管作出细致制度安排。探索农用设施、技术品种、品牌专利等抵质押办法，进一步拓宽涉农信贷抵押范畴。2.加大涉农信贷产品服务创新结合农户、涉农组织和农地流转金融需求特点，推进农业产业链融资，量身定制一系列有针对性、个性化的的利率差异化金融产品。要根据风险不同确定信贷模式，信用良好风险可控情况下，直接可以提供经营权抵押信贷；存在风险隐患、资金使用周期长的情况下，适当引入产业链上的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业协会的担保或者保障。在风险可控情况下，试点开展针对农地流入户的产品品种、农业品牌、农产品期货质押贷款业务。3.加强涉农保险业务创新针对商业性保险不愿介入“三农”的实际情况，予以政策和税收上扶持，鼓励农村商业保险创新保险品种，依产业特点研究推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保险险种，达到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建立农业再保险制度，完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逐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种类和范围。
作者：陈美丽 陈婵 林玲玲 单位：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土地流转论文:县域流转土地承包论文
针对全县各乡镇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深入系统调研，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辽阳县地处辽宁省中部，境内管辖15个乡镇，280个经济核算组织，199个行政村，1656个村民小组，农业户数122357户，具有二轮延包的人口419759人，全县村集体经济所有耕地面积892263亩。目前，土地流转总面积16.1万亩，占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用地总面积19%。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现状
1.农村土地承包及合同管理工作比较规范
该县二轮土地延包始于1997年，截至2013年6月末，全县应确权入户耕地面积为847649亩，实际确权入户面积为844832亩。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全部签订了新版土地承包合同填写了新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版土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应签订发放数为118657本。截至2014年5月末，已签订新版土地承包合同115410份，合同签订率为93%；已发放入户新版经营权证91576本，经营权证入户率为73.2%。其他方式承包也都签订了较为规范的承包合同。
2.县域经济状况良好
辽阳县域经济比较发达，二、三产业比重较大，农民人均收入高达13000多元，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3.土地流转体制健全发展速度较快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目前，已有大批农户把土地流转到各经营主体中去，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状况，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推动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一是极大地推进了我县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二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三是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四是培育和促进了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壮大。2009年以前全县土地流转仅为3.5万亩，各类经营主体基本属于起步阶段，通过了几年的土地流转，到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高达17万亩以上，已发展成形的合作社667个，家庭农场57个，设施农业小区245个。
二、辽阳县土地流转工作目标
1.土地流转规模要突破36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40%左右。
2.土地流转规模要突破两个三，即整村流转达到30个村，整组流转要达到300个组。
3.经营主体要有重大突破：一、培育建成10000亩以上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3家，5000亩以上合作社10家；二、培育建成5000亩以上规模的家庭农场3家，2000亩以上规模家庭农场10家，1000亩以上规模家庭农场20家，500亩以上规模家庭农场50家，200亩以上规模家庭农场100家；三、3000亩以上的农事龙头企业10个，100亩连片的设施农业小区100个。4.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要有重大突破，县政府计划投资150万元建设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备、服务到位、群众满意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网络体系，使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快速发展。
三、保障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土地流转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因此，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必须做到三个到位。一是确保组织领导到位，要成立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农业、经管、财政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政策指导和规范管理等工作。二是确保宣传发动到位。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有针对性地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特别要善于利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用以事说法的方法来宣传，提高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三是确保认识到位。通过宣传要使广大基层干群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是新形势下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需要；是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为顺利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
2.积极引导，能人牵头
鼓励有资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人员等农业经营主体投资效益农业，连片开发经营农户流转的土地。对于转出土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助，扶持其进城务工创业。对于通过转包、租赁、入股合作等方式集中农民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并能带动农民增收的种养大户和各类经济实体进行奖励，并从资金扶持、税收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倾斜。
3.健全机制、完善制度
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各乡镇都建立健全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为农民流转土地提供中介服务，开展业务指导，确保土地流转程序合法、合同规范、手续齐全，形成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同时，县、乡两级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与此同时，县政府正在组建现代农业物权融资服务中心，目的就是为加快土地流转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4.注重探索，不断创新
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要有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措施，要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办法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①要四个结合。把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主导产业基地建设结合起来；与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结合起来；与土地整理和综合开发结合起来；与农业综合利用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结合起来，使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综合效益得以真正发挥。②要注重扶持。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的政策扶持力度，形成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良好工作局面。③要注重探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土地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新模式，通过入股或入劳等方法，使土地经营者获得土地资源，实行规模经营。同时使入股或入劳的农民享受年终分红，增加收入。
作者:李晓辰 汪奎 单位:中共辽阳县委党校
土地流转论文:农村土地流转与经济发展论文
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全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为自己生产”向“为市场生产”的转变。同时，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全国家庭农场己发展到87.8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98.2万家，还有众多专业大户。它客观上要求土地流转到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手中，发挥规模效益，以实现增产增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不含西藏）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到3.4亿亩，占到总承包地面积的26%，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种植大户超过287万户。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成效已经显现。一是加速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这些流转土地的主要流入方己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实施者。二是已经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要素集中，优化了农业耕种与经营模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特色化和科技化水平。三是较好发挥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作用。农民以股份合作、出租、互换、转包等形式交付给合作社、龙头公司经营。农民们放下锄头，摇身一变，成了村里公司的股东或产业工人，拿了“双薪”，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但在土地流转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现有的金融机构不能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持续、专属、长期的金融服务，须重塑农村金融组织机构，通过专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激活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带动流动性较弱的农村土地合理转移，实现农村土地价值的真实反映、土地交易的公允合理、土地要素的合理利用、土地投资的持续增长，从而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资金少难以周转，难以获得贷款支持，限制了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能力。也导致土地利用和产出受到影响，如有的外出农民希望流转土地给合作社，但合作社拿不出流转资金，土地只能荒芜。合作社迫切需要土地流转资金。增加农村金融供给需要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地区合格的信贷主体较少，农业企业往往没有信用记录，没有规范的财务制度，缺乏金融机构认可的可抵押资产，很难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要求。
以土地流转为纽带、以规模化经营为特点的新型生产方式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以现代化耕作和高效农业为特点的规模经营，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和流动资金支持，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扶持。现在农地流转存在法律与政策互不配套。
201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的新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而在法律层面只对“四荒”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能予以明确，其他类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行为未能得到法律支持，金融机构开办此类创新业务，一旦出现贷款违约，金融机构将面临法律不支持风险，金融机构开办业务的积极性难以得到有效调动。因此，缺乏法律保障成为政策推广的较大障碍，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尚不完整，土地流转的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一旦出现借款人违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商品属性难以通过市场充分显现，抵押权人难以有效实现抵押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它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指明了方向；它也为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要服务农地流转指明了方向。
作者: 郑良芳 单位：中国农业银行研究部兼体改办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