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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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 论文:政研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20__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经济仍具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因素，一些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解决。

（一）外部条件分析

20__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外部需求恢复增长需要较长时期。在各国开出的“强力药方”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大病初愈迹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个季度的衰退后初露增长曙光。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目前仍面临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剧增和消费不振等诸多挑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收缩或陆续退出，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二）内部条件分析

1、国内消费市场拓展空间广阔，但难度增大

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首先，农村消费市场将会迅速启动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增加，有利于刺激本轮消费升级。但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情况下，同时受未来支出和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难以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2、国内投资增长具备潜力，但民间投资意愿不强

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具备一定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和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形成了高涨的投资热情；房地产、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巨大的国民总储蓄和国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关键还是要带动民间的投资。

3、稳定出口政策成效明显，但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上升，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而中国拥有世界及时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有所上升，不利于中国出口回升。其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成为较大的受害国。中国未来要想重现出口20%、30%及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已不太现实。

4、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一方面，工业经济增速发展条件充足：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消费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投资较快增长的态势将增大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顽疾。前几年出口的指数型增长，吸收了我国不断产生的过剩产能。

5、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

20__年我国面临的财政和金融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和良好。首先，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实力逐渐增强。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次，我国的外债偿债率，负债率等各项指标均持续回落。再者，金融监管体系在稳健提高。但也要看到，20__年全国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压力，都将逐步增强。

相关链接：20__年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通胀问题

20__年，一方面我国内需强劲恢复、货币信贷高增长，以及资源、能源价格体制进一步改革，都将形成重新推高物价的动能；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抑制通胀的因素。因此，在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__年的通胀问题不会非常突出，但下半年开始通胀的压力可能明显增强。

（二）房地产问题

当前，对房地产“泡沫化”的担忧与日俱增。20__年前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9%。房价上涨较快，投资、投机往往大于消费，虚拟资产的特征就会明显突出。解决房地产“泡沫化”的政策取向：一是关注和控制楼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二是切实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建设；三是鼓励居民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四是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

（三）结构调整问题

1、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当前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要从最终消费需求入手。及时，要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要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第三，要改革现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制定能够调动城市政府主动接纳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的公共政策；积极建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制度。

2、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及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市场机制上；通过设立设备规模、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市场准入门槛。第二，加快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各级财政应及时将政策支持重点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

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海洋工程和地质勘探七大行业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条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是：及时，加快制订和实施产业振兴发展规划。第二，加大政府

科技投入。第三，鼓励企业扩展投资主体且引入风险投资。第四，培育重点产业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研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20__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过及时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我国成为率先从“大衰退”中走出的重要经济体。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及经济运行所呈现的趋势，20__年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期。综合来看，未来一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向将凸显三条主线：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复归、经济结构的调整、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一、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20__年我国以超常规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复苏之后，20__年将是我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因此，观察20__年宏观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即从危机应对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衡退出、向正常化回归。“正常化”与“退出”意味着宏观政策将从超常规状态，通过适当的时间窗口、政策工具、退出渠道与节奏，逐步回归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正常化政策。这条线索会成为观察20__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一条主线。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三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__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20__年的信贷增长对我国经济应对危机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如此高速的信贷投放是难以为继的。在宏观经济回复到正常状态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就必然涉及信贷投放的调整，适度宽松同样需要强调宽松的“度”。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而言，20__年应对危机时主要强调宽松，但在20__年宏观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适度”。按照经典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信贷的增长速度应由三部分组成：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适度的增长空间。依此推断，如果20__年我国经济增长回到9%～10%的正常水平，通胀也回归至2%～3%的理想范围，再预留3%～5%的适度宽松空间，那么20__年货币信贷增速将保持在17%～18%左右，新增信贷投入大概在7万亿～8万亿之间。虽然银行信贷有明显的减弱趋势，但20__年和20__年两年合计信贷规模在历史上仍处于高位水平。

（二）管理通胀预期

从理论研究看，20__年是否需要管理通胀预期曾一度有分歧。一种观点强调20__年的通胀仅仅是预期，包含1%左右的翘尾因素和预留的一部分新涨价空间，大致测算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也只有3%左右。因此，这类观点认为提出管理通胀预期过于超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然而，从通胀的预警指标选取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金融市场投资决策，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预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并不是判断通胀的良好指标。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观察，明显的通货膨胀形成往往需要具备三方面因素：其一是实体经济需求的大幅增长；其二是信贷投放的高速增长；其三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投资已大幅增长，信贷投放增长也非常快，所以20__年的物价水平受农产品影响将会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胀预期的基调反映了决策的超前性，同时也可视为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__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二、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三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__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总之，加速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亮点，同时也会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考虑到我国未来10～20年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快速推进城市化，使未来这段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在结构转型的压力下，消费的重要性得到广泛关注。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20__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估计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较高水平，显示了危机时期我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__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__年全国信贷投资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三、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__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三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在危机应对时期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政策线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效应。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决定着我国出口部门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消费下降，我国出口就需要做好大幅调整的准备。

从现在的演变趋势看，一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加之消费金融的发展，美国居民的储蓄率恢复到10多年前并不容易。从近期数据看，美国居民储蓄率在20__年上半年达到7%之后又重新回落到4%～5%之间，而20__年美国市场的主流预测也表明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下降到3%～3.3%之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消费者会动用一部分储蓄消费，而我国出口可能会出现超预期恢复。

综合以上三条主线，总体上，20__年是我国经济增长较为温和的一年。具体而言，它将是我国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到正常化的一年，也将是经济结构重新调整和布局的新起点，还将是我国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新开始。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研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经济仍具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因素，一些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解决。

（一）外部条件分析

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外部需求恢复增长需要较长时期。在各国开

出的“强力药方”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大病初愈迹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个季度的衰退后初露增长曙光。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目前仍面临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剧增和消费不振等诸多挑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收缩或陆续退出，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二）内部条件分析

1、国内消费市场拓展空间广阔，但难度增大

2、国内投资增长具备潜力，但民间投资意愿不强

3、稳定出口政策成效明显，但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4、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5、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

相关链接：2012年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通胀问题

（二）房地产问题

当前，对房地产“泡沫化”的担忧与日俱增。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9%。房价上涨较快，投资、投机往往大于消费，虚拟资产的特征就会明显突出。解决房地产“泡沫化”的政策取向：一是关注和控制楼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二是切实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建设；三是鼓励居民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四是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

（三）结构调整问题

1、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2、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及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市场机制上；通过设立设备规模、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市场准入门槛。第二，加快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各级财政应及时将政策支持重

点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

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海洋工程和地质勘探七大行业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条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是：及时，加快制订和实施产业振兴发展规划。第二，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第三，鼓励企业扩展投资主体且引入风险投资。第四，培育重点产业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与行政改革论文

一、行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对每一个经历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奇迹，尤其是与百年来的中国做一个纵向比较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就不那么特殊了。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还是6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都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成长，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东亚奇迹”。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更应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国家环境，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就虽不必过分夸大，但必然有其成功之处。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因何在呢？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解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最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其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别，传统经济学即可解释。中国的增长仍然是一种资源禀赋下的经济增长，高储蓄、低通货膨胀、高投资、人口红利等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这些因素在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内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其二，该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打开国门，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全球化的浪潮，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结果。全球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基础，打开国门不仅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引进西方的技术，也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利用中国本身的低劳动成本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陈志武在比较晚清、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后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有两个主因：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机遇来自于外部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而中国只是顺应了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已。其三，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新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对个人和组织的激励，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市场信息都需要政府来提供，提供信息、维持平衡所需要的官僚机构成本被证明是无穷的。改革开放前的全能政府从市场和社会领域逐步退出，这使得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契约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作为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因必然是复杂的，上述各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试图用某个单一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变革都会有以偏概全之感。但比较这几种观点，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国家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但却并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必然还在于中国自身的变化，而制度经济学则为此提供了合适的视角。此外，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国家或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其适于解释中国现象的一个原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改革”无疑比“开放”更具有说服力。关于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典的论述有很多。马克思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即揭示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关系。生产关系既可能阻碍生产力，也可能会促进生产力，关键是二者是否相符。诺斯则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制度的变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核心观点在于能够对个人或组织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的关键则在于产权的明晰界定。诺斯的制度概念比较宽泛，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习俗、习惯甚至人的心智构念都可以包含其中。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宗教尤其是新教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可以被归到这一范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也非常多。学者们指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提高了对组织和个人的激励，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其主要特征包括：其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是指国家从社会领域的撤退，给社会和个人以自主权，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其二，政府内部中央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政府与市场体制、新的政治控制体制、新的官员激励体制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最初动力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整个改革的走向会是如何。在农村，改革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家庭，即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改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978年的农村改革促进了80年代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也为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市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周其仁关于中国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指出，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规模重演。原有体制通过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终于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8］。而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也通过台湾地区的实践说明一定条件下契约的达成对于土地收益的增长是显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农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达成。“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为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最通俗的概括。伴随着这种制度变革，在经济上，国家从农村的逐渐退却使得农村集市和市场这种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交易场所再度出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提供了交换农副产品的场所，从而增加了农民的个人收入。在行政上，自然村逐渐取代了生产队、等基层机构，而无所不包的职能也逐渐瓦解，农村干部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9］。这种障碍无疑是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制度限制。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障粮食及其他集体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10］。旧有的体制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又是社会的组织，因此，体制的瓦解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所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是行政制度变革的结果，也即制度变迁的后果。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关系上，钱颖一注意到了中国在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对各省发展经济所提供的激励，这就是政府间竞争机制的作用。林毅夫使用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数据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改善了经济绩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激励，尽管在90年代中期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遭到胡鞍钢、王绍光的猛烈批评，但这种权力下放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周黎安则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强烈愿望“，晋升锦标赛”的评价官员的激励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2］。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亦指出，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他指出“：我是1997年才惊觉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当然，地方政府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13］中国的行政改革重构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

改革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进步。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这种市场经济既有可能变成好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健全的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弱肉强食，腐败丛生的权贵市场经济。而最终的走向如何，则决定于另一个领域，即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行政领域来说，也具有和经济领域类似的过渡特征。这种过渡性质的行政体制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相比，无疑是更具有经济绩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已经逐渐从微观管理中退出来，但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金融、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仍然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则在于规范政府的行为，进一步改革政府，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计划失灵。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行政改革有意推动下的制度变迁，还是无意造成的制度安排，与计划经济相比，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但这样的制度变迁仍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机制，都不可能长久地为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提供动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要求已经形成的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以适应这样的发展。一旦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或停滞，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政治权力的扩张下为官员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却可能在将来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中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必然需要打破目前的制度安排，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与不断推进改革的愿望相比，现实中的中国行政改革却陷入停滞。提到中国的行政改革，公众都容易将之与六次中央国家机关行政机构改革相等同。但事实上，行政改革是在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其外延要宽泛得多，机构改革只是整个行政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机构的合并、撤销与设立与深层次的规则、制度相比，只是表层的变化。数量上的简单增减并不意味着实质的推动，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效果有限，且屡次陷入精简增长再精简的怪圈。因此，尽管中国的机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维持五年一次的频率。但中国的行政改革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始终徘徊不前。真正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行政改革多是隐形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的改变，甚至是诺斯所说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这种类型的行政改革或者制度变迁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在不断的变动和冲突下形塑了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行政改革符合诺斯所说的改变交易成本、增加经济绩效的制度变革，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基层行政结构的变化和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变迁。但在这种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之后，却存在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虽然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看似一直没有停歇，但始终未能在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在更深层次的行政制度内，各种非正式的规则已经形成并内嵌于其中，过渡性质的体制具有的路径依赖惯性阻碍了进一步的改革。

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并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的现状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滞后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表现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著存在的。在经济领域，某些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之名，大肆干预微观市场交易和企业活动，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对土地的掌控和财政资源的不足，“卖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之中。而在社会领域内，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却远远不足，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被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是私人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才会出现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在考验着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也是行政改革滞后的突出表现。但与中国行政改革近年来的滞后所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如何解释在行政改革滞后情况下的这种增长？概括起来，已有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已有改革所带来的动力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已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制度绩效作用，改革的惯性仍然存在，虽然这种制度绩效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改革所形成的各项现实制度已经落后且发展速度滞后。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行政改革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已有改革的边际效用仍然存在。政府退出经济、社会的部分领域给企业、个人所带来的自主权和激励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挥作用。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私有的动机能够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个过程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其次，外部环境的推动因素不可忽视。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是中国出口的迅速提高，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近十年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的形成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市场，分工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发展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迅速的技术模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再次，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政府加强控制下的资源投入密不可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是建立在结构转变基础上、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单纯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制度不变、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产出量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中央政府紧急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在此带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投资活动。这种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很显然在短期之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经济危机之下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种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效率的提高，只是一种资源投资下的人为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但不可持续，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对环境、资源所造成的破坏在短期内不可恢复。即政府在非常规状况下所采取的应急经济措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而加以推广、固化，在长期看来，这种不当的干预只会挤压市场的自由空间，降低市场所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行政改革滞后的状况下，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这种经济增长与改革初期相比却存在质的不同，制度绩效提升被高投资、高消耗的政府投入型增长所代替。虽然这样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明显成效，但增长背后的陷阱却不能忽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引致增长的管理体制一旦固化，就会陷入诺斯所谓的路径锁定。诺斯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再退出［14］。

三、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成功的改革可以推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成长和进步。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无疑会对行政改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也有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从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如李普塞特、达尔等都曾指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行政改革的目标在很多方面是与民主化的改革目标一致的，例如更加透明的政府、更强大的公民社会、更多的公民参与等。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转型中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成中国近代百年来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进程，而经济增长无疑是民主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

首先，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社会的进步会促进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现，各种平等、自由、宪政、民主等改革政府的理念和思想也逐步扩散和传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文化背景、态度、价值观符合政府改革的取向和趋势。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扩张，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已经从1982年的0.615%上升到2010年的8.930%，尽管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人口收高等教育的比率仍然很低，但纵向比较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随着这一趋势的出现和扩散，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接受并认同改革政府的各种先进理念和实践，对外部世界的逐步了解也使得公众重新审视中国政府的各项职能及其对公众的影响，进而关注并参与到中国政府的各种公共决策之中，对政府提出各种意见。不管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还是目前持续不断的网络举报所掀起的反腐风暴，都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公民个体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参与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公众可以更直接更有力地推动政府的行政改革，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其次，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了更多样化更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新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政府不断改革以回应这样的现实变迁。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大型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逐渐涌现并成长起来。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这些权力越来越多地要求自己能够对公共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参与到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之中。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改革正是对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权力增长的现实回应。财富的增长使得个体尤其是企业家关注自身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公开的政府、法制化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成为企业家和社会公众的集体诉求。对于政府行政改革来说，这些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使得政府能够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容纳改革的成本，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从亨廷顿所说“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民主化转型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都是在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引导下完成经济起飞和发展，奠定政府改革和民主化的基础。虽然这种经验性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只有富裕和转型国家和地区才会进行行政改革，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会为政府的行政改革奠定良好的财政基础。相反，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政府官僚机构由于财政的限制和约束根本无力吸纳现代化教育所产生的人才，改革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亨廷顿指出：“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成了关键的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国家。”

既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有如此多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然会导致政府的行政改革呢？事实并非如此。影响行政改革的因素众多，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都会对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推迟改革。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通过航海贸易和对南美洲殖民地的掠夺迅速发展，但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反而助长了封建主阶级奢靡与寄生的生活，助长了高利贷的剥削，并对城市手工业与农业起到腐蚀的作用，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它们国力的衰落和殖民地霸权的丧失。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反而巩固了西班牙原有的政治制度，使得其改革的阻力增大。即使所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措施堆积如山，但却找不到力量来完成这些建议。此外，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使得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借口之下推迟行政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东地区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国在过去二十年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改革进程被一再推迟，反而酿成“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既为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也产生了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的因素。那么为何有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改革？而有的经济成长反而阻碍了改革呢？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对于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诺斯指出，“尽管新的技术使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都发生了变化，但其结果却根本不同。在英国，它导致了用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的政治与经济的演进，并使它主宰了西方世界。而在西班牙，尽管它初始条件更为有利，但却导致了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没收财产、不稳定的产权以及三个世纪的相对停滞。”

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诺斯进一步指出：“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集中化或分散化来区分两个社会，但这一特征确实是使它们产生重大差别的关键，而且是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差异的征兆。”［18］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比较了西班牙和英国在16世纪-19世纪的经济增长［19］。西班牙相比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航海贸易起步较早、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也优于英国。然而英国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并发展成世界霸主，而西班牙却很快衰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对比，他们指出造成这样的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国家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差异。在英国，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商的权利等使得一般公众能够分享贸易利益，出现了新的工商阶级，从而能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藩篱。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变革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西班牙王室的特权垄断在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下却日益牢固，贸易所得被用于奢侈消费之上，而社会公众却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发展的最终不同，这样的结论与诺斯的观察和解释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增长与行政改革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环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以及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财富分配方式。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诸多的条件，如上文所说的政府能力的提升、公众理念的改变以及对于改革的诉求、新的权力来源的涌现等等。但种种有利条件并未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中国的行政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明显：仅仅2006年间，个体经营户的数量就下降了15%，达到2600万户——比起13亿多的全国总人口来，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头三个季度私营企业对国家税收收入的贡献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还更低。经济增长反而使得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增加了改革的阻力。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行政改革滞后呢？

四、经济增长下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论述改革的经典著作很多，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改革滞后的问题都有经典的描述。学者们对于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论述也多引用这些观点来探索中国改革滞后的原因所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一国的行政环境影响其行政系统和变革。里格斯提出影响一个国家行政的生态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因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符号系统包含了政治神话、政治法则等。如西方的政治传说中包含了主权在民、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的根本被许多学者视为政治体制的制约，中国缺乏宪政秩序来真正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其二，从组织变革的角度出发，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成功和失败的变革探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阻力和动力、变革模型、方式方法等。尽管组织的变革与行政改革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仍可以为行政改革滞后提供解释力。例如组织变革理论将影响组织变革的因素分为个人的抗拒和组织的抗拒。而这样的结论同样可以在中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观察到。董礼胜对浙江公务员群体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作为行政改革的参与主体，也是行政改革的客体对象，公务员对于行政改革的了解却很有限。其三，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利益角度出发，“十年”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共同的危机意识和利益诉求，中国的行政改革在初期容易取得共识，而且改革每一步的边际效益巨大。而改革的成果在全社会的分配又使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明显，民众从改革的利益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因此顺利地推动改革的前行。但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由于改革的帕累托效应已经逐步消失，改革的边际效益正日趋消失，而对于改革的方向则出现了各种争论。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势必要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改革成果被全社会所分享，但这样的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不愿意接受的。行政改革需要通过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施，因此中国行政改革的主导者恰恰是这样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私，既得利益者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自然缺乏动力和激励去推动。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来看，改革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上文中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也都可以在现实中被观察到。然而将行政改革仅仅视为多种环境下的一个变量，往往因为强调客观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改革本身。正如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比较西班牙与英国16世纪在大西洋贸易中的表现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外部条件要好得多，但最终却是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虽然外部条件、技术等因素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本身。正如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策略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改革道路成就更加突出。然而，渐进式改革要面临的问题在于当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如何推动深层次以及根本性的改革。Roland在考察国家的制度移植问题时，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问题，他曾把制度具体划分为快速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主要是以政治制度为代表，后者主要指的是文化，包括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规范。单豪杰、沈坤荣将这两类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实践内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提出，快速变革的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规则等；缓慢演进的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法治建设、经济分权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等，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在中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这种制度类型上的划分为解释中国的改革滞后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渐进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快速变革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如上文所提到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府间竞争机制、官员政治控制机制等。这种制度安排下所引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被政府官员、垄断国企员工等利益集团所瓜分，经济增长不但没有通过培育新的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反而使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长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使得缓慢演进的制度的改革一再推迟。这种被国外媒体称为“政左经右”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初始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使得各级官员以手中的政治权力为依托不断侵蚀改革的成果，企业私营业者的活动能力和范围随时可能被挤压，个人的经济权利在政治权力压力之下经常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这种官员的权力寻租不可能通过道德教化或意识形态教育来消除，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改变，即缓慢演进的制度的变革才可能遏制这种权力寻租。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型改革进行了严密和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短期效果不错，但长期的代价极大。正如诺斯在论述西班牙的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从上到下都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诸多的建议措施，但改革却难以推行。而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即面临这样的危险，有可能陷入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之中。具体来说，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分配的不当只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和棘手问题，但社会问题又需要在不断发展中来解决，即不能够降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制度安排不断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样的高速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行政改革停滞不前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不悖，使得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陷入不能摆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五、结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行政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效地降低了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由于缺乏宪政秩序下对政治权力的约束，行政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被官员滥用的政治权力所利用，政治权力不断侵入市场领地，一方面，这种体制使得经济增长愈加依赖政府控制下的资源投入和垄断收益，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成果分配被权力所左右，社会愈加两极化，利益集团的强大使得行政改革推进困难。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提高，而行政改革却只能原地踏步，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行政改革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否则中国很可能落入诺斯所说的对现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之中。

作者：李玉生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阐述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据此提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及时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个百分点。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5%逆转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年10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公务员之家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4和90.2。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低值(剔除春节因素)。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个和2.8个百分点。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低程度，从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优势比较与中国经济发展探讨论文

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在社会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就业、社会救济、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1978－2004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4%，2004年GDP的规模为1978年的10.3倍，而世界同期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8%；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长16.7%，贸易规模增长了56倍，进出口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47亿美元，同期贸易依存度由9.5%增长到69.3%；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存量的小国，但是，已经成为增量的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主要来源，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前变成全世界较大的经济。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性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赶超战略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一套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安排，并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直至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这种赶超战略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而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但事实证明，遵循“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却取得了前面所说的巨大成就。原因在于，执行赶超战略的转型经济的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

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

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一个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取决于该经济中的企业在行业和技术上的选择是否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比较优势可以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在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这个概念已经在很多地方利用。但对之加以提炼并明确提出的则是李嘉图，在他那里，比较优势是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这个理论提出来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各地拥有的资本量，二是各地拥有的劳动力，三是各地的自然资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最近几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这个概念国内国外都非常盛行，于是，有不少人就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200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则是应该用竞争优势理论替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了。我想进一步分析并说明，各地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形成不了的。

波特教授所讲的竞争优势理论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一个地方要形成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该地有什么廉价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就要多利用这些廉价要素。其实这也就是比较优势的概念，比如说为什么在劳动力多资本少的地方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那个地方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少，资本必然要相对昂贵，所以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其实是比较优势。

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还有另外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规模。一个地区生产什么产品、发展什么产业，只要这个产品和产业在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市场规模，就可以发展。二是发展的产业好是在当地形成产业群，很多企业生产产业链中各种不同的部件。三是这一产业是竞争性的产业。

与比较优势相比，市场规模显然不那么重要。从历史实证来看，美国是一个大国，当然有其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也有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小的国家，比如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等，都是很小的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也发展得非常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现代经济中，交通运输条件弥补了一国国内市场规模小的不足，国际规模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这样看来，大国在发展某些产业上固然有其优势，但这些优势也没有办法补偿比较优势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从产业群和市场竞争性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产业群聚的前提，恰恰是这一产业一定要符合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没有比较优势，基本不可能形成产业群聚。以美国为例。今天美国人均收入达3.8万美元，其人均资本拥有量非常多，造成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在这样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非常稀缺非常昂贵的国家，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本上没有可能，所以，不会有太多企业投资这个产业，生产相关的部件，所以形成不了产业群聚，除非政府予以补贴保护。在开放的市场中，国家保护补贴的企业数量一定很少，这样会形成市场垄断而不会有竞争。这样看来，竞争优势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任何产品要占有市场、获取利润，就一定要有竞争力。但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首先就是比较优势。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不可能有产业群聚、市场竞争形成竞争优势。

四、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编制“十一五”规划，以指导各地的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突出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应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可能成千上万，每个地方的资源不可能把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所有产品都生产出来，这就必须作出选择。

如何选择？我有四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选择当地有传统的产业。举几个例子：扬州有一个“杭集镇”是全国的牙刷之都，如果杭集镇牙刷厂不开工，全世界的牙刷都要配给。这个镇从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有历史传统。南昌有一个“文港镇”，是全国的铁笔之都，国内生产的70%的铁笔都出自那个地方，“文港”这个地方也是从宋朝就开始生产笔了，所以也有历史传统。

二是当地有国有企业。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在很多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当时我国一穷二白。改革开放26年，我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9.4%，经济规模提高了10.3倍，现在，资本拥有量、技术拥有量和上世纪50年代比已经改善非常多，许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来的企业，现在其实可以焕发活力了。以重庆为例，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摩托车生产之都，全国摩托车每年生产一千多万辆，重庆要生产400多万辆。这是因为，过去的重工业基础，为此打下了许多装备业的基础，当地有国有企业形成的产业群聚，现在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

三是当地要有独特资源。宁夏的“枸杞子”，新疆哈密的葡萄干，都是当地的独特资源。

四是当地已有产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义乌，原是农区，基本上没有工业，但现在义乌有很多工业，如织袜业、文具业等，因为义乌有市场，从销售可以延伸到生产，生产的产品属于劳动力密集、技术相对比较传统型的产品，符合比较优势，又同市场经验相结合。

许多转型经济的企业是赶超战略的产物，其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其生存只能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所以说，转型经济中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因为其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没有解决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内在问题的情况下，外在地改变制度安排是没有效果的，这也是“休克疗法”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强调技术创新、人才、资金以及政府的重要性。

1、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技术创新。具备同一比较优势、又有历史传统的地方非常多，各地在竞争中如何脱颖而出？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科学家讲技术创新一般是讲新发明，但是对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而言，只要新采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了。这一点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许多在发达国家也许早已过时的技术，拿到国内来都比现有的技术要好很多。只要拿过来，就是经济学或者企业家所讲的技术创新。众所周知，最前沿技术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失败概率也非常高，当然，研发以后的专利费等收益也非常高。在一般人看来，研发成功、有市场的技术有很大的回报率，可是，按照统计学研究，95%的研发不会产生任何可用的技术，5%可以有技术被研发出来、申请到专利，最终，十项研发中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大概只有一项。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有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引进不需要成本；即使用成本付专利费，也只需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一就够了。为什么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几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用了40多年时间，到1988年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我国改革开放后，连续26年实现了平均9.4%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奇迹的发生，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比较好地引进了技术。

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研发了。当在某一产业上我们自身具备了比较优势，而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没有在同一产业上具备比较优势，这种状况下，通常我们必须自主研发。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技术，并不意味着技术越高越好。研发新技术的动因，在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在质量相同的状况下，成本总是越低越好。一些地方邀请我们去参观，当地人总是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那里的生产线是德国引进的，或者是意大利引进的，只需一个工人就可以了。我经常会产生疑问：引进这样的生产线，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其实，国内的劳动力便宜，引进技术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如何增加更多劳动力的使用。

2、人才的重要性。把资源与技术市场结合起来，靠的是人才。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地方，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企业，背后总有一群人才。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许多有名的村庄、企业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有能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市场资源的人才。进入21世纪，原来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人，会继续有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涌现出来，然而更多的会是从正规的学校教育里培训出来。学校教育也是一个进程，在市场中面对的是竞争，在学校里通过考试也是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大浪淘沙。各地要在选用人才上多花力气，尤其进入21世纪，人才一方面可以当地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面引进。有时候引进一个人才就会形成一个产业。在美国与日本的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开放经济是从全球引进人才的，而日本则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基本只用当地人才。

3、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发挥比较优势，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有什么特点？很明显，它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还很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一方面，金融机构先天性地爱富嫌贫，国内银行目前还是以四大银行体系为主，大银行对小额贷款通常没有兴趣。这就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必须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当然，国内资金固然重要，而外资也很重要，我们引进外资，实际上不仅引进来资金，同时也会引进人才、技术和市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国内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很大程度上就同境外的资金密切相关；珠三角的发展主要靠香港和台湾的资金，长三角的发展除了当地的产业基础以及台湾的资本外，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息息相关。

4、政府的作用。研究经济学的人受主流经济理论影响，一般总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政府只需要提供基础设施、安全、法律等服务。这样的观点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则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发达国家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是未知的，政府没有办法干预。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产业发展轨迹则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市场体制还不完善，需要政府积极参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所说的：每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如何成为明智的政府？我提供三点意见，一要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顺着方向推动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二要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政府尤其要做好服务，把当地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第三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的角色是搭台，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唱戏的主角必须是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新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一、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和特征

认真研读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着述,并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不难发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简单说就是三个字,即“快发展”。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快发展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是他建国以后始终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十分透彻。他认为,自周朝以来至晚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经使得农民陷入了极端的贫穷和苦难。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三重压迫和剥削,致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益衰败。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建国以后,希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被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的“快发展”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快发展”首先就是要强调发展生产力。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坚持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条件。”

(二)强调群众观点历来深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可以说,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像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归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调对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当时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经济思想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三)强调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快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统筹兼顾思想在实际中表现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平衡布局;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适当分权等具体方针和政策。如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同时实现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再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必须适当划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统筹兼顾,赋予地方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也是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他多次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二、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最初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分三步走:及时步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据此制定和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及时个五年计划,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二步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出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步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第三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步最初估计需要50年到75年,后来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还多。应该说这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表是清醒的和基本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去走,而是在实际上实行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赶超战略”。即使这样,建国后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应归因于探索时期确立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论十大关系》的一开头就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一方针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统筹沿海和内地工业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全文的,他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的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指针。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较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才能在未来10年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强调,我们要鼓点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战争中那种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要反对迷信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放在中国自己的力量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以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依赖外援。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要批判地学,还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争取外援不能放弃原则、损害主权。

(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伟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即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积极探索并力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可以把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向生产资料生产倾斜的同时,充分注意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在重视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注意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三、小结

不可否认,建国后有长达20年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邓小平在1985年曾回忆:“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一哄而起搞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忽视经济规律的“”运动,“共产风”盛行的化运动,损害党内民主的“反右倾”运动,直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至极的“”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撇开具体问题,从较深层分析,在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时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偏差,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及时,对中国当时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认识不正确;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不正确;第三,对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承认这些失误、挫折并搞清楚其中原因,不是要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选择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道路而做了艰辛探索。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和他那一代人探索的痕迹和闪光的思想,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和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弃,我们仍然要承认,其中正确的方面是主导方面,它凝结了和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为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没有前一时期的探索、积累和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方面的经验,还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方面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及时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及时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较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1983~2002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着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较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1983~2002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着水平上也都明显显着,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1983~2002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着。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1983~1992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

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1993~2002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1983~1992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学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的原因。但是,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促进作用到底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还是像结构主义所说得那样是由于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引入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内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识字率、高储蓄率等。同样是引进外资,东亚与拉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东亚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具有崇尚节俭,注重教育的风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识字率、储蓄率比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来的高。特别是储蓄率,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对比一下,198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加权平均为28%,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对应的数据为23%,到了1994年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年两者的相应的数据分别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发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响着两地引入外资的效果。政治制度上,东亚国家,政府拥有的,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遵从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他们或者代表着某些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模式上,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都制定有严格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外国资本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而拉美国家多数实行的是典型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出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国,因而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有高储蓄率、高识字率的特点。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的是审慎的、渐进的发展策略,从而避免了外来因素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再次,从发展模式来看,大多数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有点类似结构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包括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在的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地位,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1985年9月22日，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及时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及时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这种殖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较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内的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

一个大国经济的形成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国的市场相结合，不可能建立在外向型市场需求上。

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即中国工业经济向西部内陆腹地的开发始于1949年。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及时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但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在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形成国内市场机制，国家的最终实力只能根植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和资源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西部内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东接（东部沿海、财门）西引（西部内陆、发展空间）的大循环发展格局。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它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加入WTO将会加快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中国经济将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诸如上海、香港、深圳以及北京这些金融中心从国外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对西部内陆产业进行结构改造和重构，这种颠倒的经济模式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加速发展。二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出口暴跌，日本经济再次陷于低迷，亚洲的整体经济结构正处于重组之中。亚洲所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潜力。简言之，亚洲必须围绕来自中国的新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对自身进行重构。此外，中国入世的意义还在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由于中国在实物经济产业制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市场将是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性的组成部分。从产业制造的规模和能力看，有的经济学家甚至预测：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制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之后，新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四、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和难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发展趋势与美日经验的比较，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的未来走势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中国在整体上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对此无需担心，正如无需担心美国凭借贸易赤字建设铁路一样。然而，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关键。“中国必须使外国投资者确信，投资中国将有利可图。换言之，中国必须说服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向中国输出资本品和先进技术，而中国则只需报之以写有所有权的保障，即股权凭证。”

事实上，这种变化正在开始。还在去年夏天，《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大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0％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计划扩大海外生产。随着中国产品同日本产品之间的质量差距的缩小，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日本厂商相信，中国是最重要的成长市场，发展潜力无法估量。今年，东芝已关闭了日本国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接着，美能达也宣布，公司正逐步停止国内的相机生产，转而从上海进口。同其它日本公司一样，松下电器的生产重心也正向中国转移。11月，索尼宣布，将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近期型的Vaio系列电脑，目前这种电脑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厂家才生产得出来。另外，富士通和日立公司也有类似的投资计划出台。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10月份开始，数家日本制造商纷纷公布了从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的计划。

日本经济学家相信，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也将对21世纪的亚洲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早就得出的结论，如果高工资水平国家同低工资水平国家发生贸易关系，高工资一方不可能占到便宜。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吸引走的投资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20％，日本开始出现了“制造业空洞”。

另外，在中国广大的内陆西部地区，外国投资者难以判断投资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不同地区将专门从事投资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将专门生产其它国家需要但自身无法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内陆投资就是这样的服务；内陆地区则专门为沿海地区生产产品。中、美、日三国贸易模式的演进中也存在着这种地区分工的复杂情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于对日本的赤字。目前，日中贸易及时次出现了赤字。从贸易关系上看，现在的中国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国，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关键的供应者，日本则正在成为中国关键的市场。另外，亚洲其它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而这些资本品最终将用于中国内陆。这些周边国家将依赖“中国发动机”带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东南亚，还将包括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地区。

对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资本、高技术和产品，中国将以实物产品和股权进行支付。但这一新发展模式在操作中的困难在于，国际投资者将如何决定二者的构成比例，因而在这一模式中决定汇率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贬值的人民币将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却会减少流入的外国资本。尽管中国控制国内投资的自主权将因此加大，但外国投资的附加利益将减少。而且，贬值的人民币未必会带来就业上的净收益，因为资本流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出口行业，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人民币坚挺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额，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将为外国投资的部门释放出劳动力，外国投资带来的附加性利益将不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应根据就业需求来确定。因为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不允许实现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人民币必须保持低汇率，从而鼓励日本资金通过双边贸易流入中国，也就是以便宜的进口品压低日本的储蓄率。但这是旧模式。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间的资本和贸易流动很可能会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自由化将使得人民币坚挺，资本正常流动，国内需求因此将更加强劲，中国的就业需求将得到满足。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下降，日本在未来将不存在太严重的就业问题，因此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只会对日本的劳动力产生较小的替代作用。可见，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的改善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而日本人则可以保持其生活标准。所以，很自然可以把汇率作为一个手段来实现这些互利的目标。

另外，汇率难题还包括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它将如何影响中国向外国人出售商品和出售所有权凭证之间的平衡。及时个提出人民币升值说法的国家正是日本，出现了日本与中国关于两国汇率的争论。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相比，人民币却过于贬值，没有反映中国旭日东升般的经济，一直被固定在94年汇率的标准上，这等于是中国不但兼具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的长处，甚至还具有“廉价的货币”这样的长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提高人民币的币值。日本把调整汇率看作是力克“日益发展的中国”最强有力的手段。正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牵制日本经济采取“日元升值”措施，日本在十几年后照搬照抄地用于中国，以牵制中国经济。预计围绕人民币币值的策略战还将持续下去。中国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最诱人、也最有利可图之处很可能在于资源重新配置会带动生产率增长，而非试图猜测如何确定汇率。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模式的魅力在于，国际投资者应致力于生产率增长前景最为光明的投资，而中国将是理想的投资地点。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我们"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第二场。今天主讲嘉宾是温铁军。温铁军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三农"调研工作，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作，被农民誉为"中国农民之友"。他主张必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及时个是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第二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0__年元旦，温铁军获中央电视台20__年度中国经济人物，成为当代中国具影响历的经济学家，中共高层智囊决策人物之一。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铁军先生为我们演讲，本来温铁军先生是昨天上午讲及时场，但是由于总理昨天把他请进了国务院，就今天来讲。等一下由温铁军先生来介绍比较好。

及时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温铁军：我说不出话来，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个铜匾给中山图书馆作为回赠，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一个匾额，请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笑纳！（掌声）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应该来开及时讲，刚才你们领导讲得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宏观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好别把这些和"中共高层"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调研政策的研究人员，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有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认真。有些说话已经说反了，说我们最不认真，我认为好别这么看。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iaokang"。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及时，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及时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文秘站版权所有

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及时，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保障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

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摘要: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健词: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保护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较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较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较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 (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较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经

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及时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及时，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保障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及时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及时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及时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及时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及时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物流现代化

199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物流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物流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与所有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是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必由之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物流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因此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息息相关。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障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较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1996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及时，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及时，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从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宏观，即国民经济的大物流体系，其中的重点又在输送，即交通运输方面。这既合乎客观规律，也适合我国的国情，预计今后这方面还会进展比较快。其推动仍将来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完整的现代物流体系不仅仅包括大物流体系，而且应当包括企业物流在内。企业的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以及废弃物流都是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在这些方面，物流所得到的重视更要少得多，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还没有自觉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物流还在企业的大门外徘徊。”这无疑是我国当前物流体系的严重缺陷。但是应当看到，今年以来，国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向企业，并明确要将企业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也正是在这里蕴含着物流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企业物流的现代化既是企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源泉。一旦企业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挖掘它，那么物流迅速发展的时机就到来了。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