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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经济学论文
一、国内小贷公司发展现状
一是关于小贷公司功能、作用研究。夏秀渊以小贷公司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开研究，认为受制于亲缘、地缘和业缘的传统民间借贷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小贷公司正是一个良好的补充。二是关于小贷公司性质及运营研究。欧梦柳就小贷公司的法律定位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小贷公司是以企业法人之名、行金融机构之实，法律性质的混乱导致其法律适用不明确，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机构行列。董晓林等以江苏省227家农村小贷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数理模型实证分析小贷公司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资金规模、贷款利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及平均贷款额度与运营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结论。三是关于小贷公司未来发展研究。张正平等选择小贷公司发展相对成熟的五个典型地区，对其政策设计和发展状祝进行比较，总结出小贷公司发展面临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主体虚置、后续资金短缺等障碍，并提出相关建议。谭敏总结了小额贷款的国际起源及其主要模式，分析了小贷公司存在的意义、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及其对策，认为应运用适当的企业文化及激励机制来促进小贷公司的发展。
二、小贷公司特征分析
小贷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规定范围内经营发展，同时作为最基层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其实际业务经营又具特殊之处。由此，为把握小贷公司的整体特征，这里先对各地政策相关条款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比较以了解政策层面的特征，再根据对江西省小贷公司的考察情况总结其在治理结构、资金来源、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特征，分析小贷公司的重要作用。
（一）小贷公司地方政策
一是监管与设立。在监管主体上，除福建、贵州分别以经贸委、中小企业局为主管部门外，其他省份均以政府金融办为主管部门。在股东人数上，多数省份与《公司法》相同，即有限责任公司在50名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在2~200名之间，而闽青渝将股东人数的下限分别提高为8名、10名、10名。在注册资本上，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有限、股份），其下限一般在500万元至2亿元不等，其中粤桂豫黑湘苏赣宁鲁沪川新滇浙根据地方行政级别或者经济发展程度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而闽粤豫湘苏辽鲁津浙还设置了1~5亿元不等的上限。二是经营与管理。在业务范围上，皖京闽粤冀琼鄂苏赣辽宁青鲁晋陕沪川新滇规定只能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甘桂豫湘吉浙增加了企业咨询业务；贵州允许经营小额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重庆则增加了资产转让业务；业务范围较大的省份有：黑龙江允许开展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业务，内蒙古则是小额贷款、中间业务、资产租赁、信用担保等业务，天津为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结算、担保、咨询等业务。在贷款集中度上，对单一客户的贷款占比，除宁陕的1%和北京的3%之外，其他省份均为5%,而闽粤苏陕沪川津浙青鲁在额度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三是融资及投资。在融资上，多数省份都沿用央行、银监会的规定，而甘肃、福建规定质量优良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比例可放宽至资本金的，且福建还没有限定融资机构的数量；青海除允许向若干银行融资以外，还允许向小额贷款公司再融资中心融入不超过资本金的资金。在贷款投向上，多数省份鼓励投向“三农”及小微企业，京甘宁规定该类贷款要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0%以上，江西、青海对于70%以上的内容还增加了额度要求。
（二）小贷公司治理运营
一是股权特征及组织架构。首先，各地均有规定要保持小贷公司股权结构合理的分散性，法人和自然人持股比例均有上限。其次，小贷公司基本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了“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其中客户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部和综合部是常设部门。，据考察，江西省小贷公司股东中涵盖企业和自然人，发起人或大股东多是当地有实力的实体企业，这些企业设立小贷公司主要是其多元化经营的需要。二是贷款以“小额、分散”、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为主。首先，“小额、分散”是小贷公司发放贷款的基本原则。目前，江西省小贷公司单笔贷款以30万~50万元为主，占全部贷款余额的80%以上。其次，从深入考察的两家小贷公司看，均没有向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发放贷款，也没有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主要投向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加工制造业、生态农业以及商贸业，其中农业种植、养殖户贷款占比在50%以上。三是贷款期限以短期为主，利率以浮动为主。从贷款期限看，小贷公司的贷款以3~6个月为主，3个月的贷款比重较大，达到60%以上。利率水平按规定基准利率的0.9~4倍执行，整个江西省小贷公司的实际平均贷款利率为25%左右。
（三）小贷公司资金来源
一是银行融资难度较大。首先，银行出贷主动性不强。出于经营“三性”的考虑，银行对抵押物少、经营风险较大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政策相对严格，且整借整还的贷款方式与小贷公司灵活的贷款期限难以匹配。其次，市场竞争和成本因素使得小贷公司获取银行信贷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据考察，江西省只有个别小贷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有少量融资业务，而后者也有收缩存量、控制增量的倾向。二是内源融资规模有限。首先，发展时间不长。以《指导意见》以来的时间计算，小贷公司发展至今不过五六年时间，且多数小贷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后，发展时间十分有限。其次，可盈利资本规模有限。由于注册资本门槛不高，小贷公司可用于贷款的资金规模不大，导致业务收入难以快速增大。总之，受制于发展时间短及业务收入有限等因素，小贷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不高，导致其难以依靠内源融资的方式迅速扩大资本规模。三是小贷公司成立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是其主要资金来源。首先，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可以保障小贷公司的生存。各地对小贷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一般在500万元以上，基本上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营。其次，目前股东对小贷公司的增资不多。小贷公司的大股东多为实体企业，在小贷公司的分红收入不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因而大股东对小贷公司增资扩股的意愿不强烈；此外，增资扩股需要经过小贷公司内、外部流程耗时较长，难以满足小贷公司不定期的资金需求。
（四）小贷公司风控方式
一是风险控制以“熟人连带”为主。小贷公司的贷款客户基本是商业银行筛选过后的客户，大部分不具备足额、品质的担保抵押物。小贷公司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贷款客户“软信息”，利用自身及股东在当地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考察评价，由此形成了以“熟人连带”为主的风控方式。二是利用股东优势优化风控措施。由于小贷公司的股东多为当地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业务经营范围较广，小贷公司可以利用股东的经营优势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像股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小贷公司，可以构建小贷公司对供货商的贷款、承建商对供货商的欠款、开发商（股东）对承建商的欠款这样一个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贷出资金能保持在小贷公司及其股东共同构成的现金流圈中，为贷出资金的安全回收提供保障。三是利用多种评价方法提升风控质量。虽然没有先进的风险评估防控体系，但小贷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比较成熟的估值评价方法对具有抵质押物的贷款客户进行评价。此外，对于已经获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小贷公司，可以借助这个有力工具大大提升对客户的信用评价效果，降低贷款本金及收益的回收风险。
（五）小贷公司重要作用
一是小贷公司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影子银行引起系统性风险主要关注的四个核心因素为：流动性转换、期限转换、信用风险转换和杠杆运营。而对于小贷公司：资金是依靠自有，尚不具备流动性转换功能；期限是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转换，影响范围较小；信用风险上，现有业务经营范围有限，没有从事信用风险转换业务；杠杆上，鉴于监管要求及实际困难，只能低杠杆经营。因此，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小贷公司，有明确的经济功能和严格的监管政策，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二是小贷公司正外部性明显。首先，小贷公司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最底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已成为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其次，按照现有税收政策，小贷公司缴纳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对实体企业的支持也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小贷公司对普通员工的业务技能及知识水平要求不高，在引进人员时门槛较低，能够直接解决很多应届毕业生及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三、小贷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关于小贷公司的研究很多，在本文及时部分有所归纳，但少有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制度安排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能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实施机制构成，制度安排的绩效主要取决于这三个环节是否完善和相容。以下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
（一）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多种发展窘境
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没有关于小贷公司的法律、条例，仅有一些监管部门出台的意见、办法，其性和法律效力相对较弱。在身份定位方面，政策规定的“只贷不存”的经营特点与非金融机构的身份定位已经成为小贷公司发展的主要瓶颈，导致其面临严峻的融资问题。在行业监管方面，现行的监管体制导致监管区域化现象严重，各地在监管主体、权限设置、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不利于行业整体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配套影响小贷公司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全社会诚信意识、契约精神参差不齐，导致了以“熟人连带”为主要风控方式的小贷公司面临极大的贷款回收风险，同时社会征信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小贷公司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时普遍面临准入难问题，阻碍了小贷公司客户信用评价能力的提高。在社会认知度方面，受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的普遍影响，合法经营的小贷公司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由于其股东准入在行业要求上相对宽松，容易形成“谁都可做小贷公司”的错误认识，导致对小贷公司在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是误解。
（三）制度安排实施机制乏力难以成为小贷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在辅助机制方面，虽然各地均允许小贷公司向银行融资，但实际效果较差，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及业务竞争等方面的考虑，难以给予小贷公司实质性支持，而其他金融机构与小贷公司的合作更加困难。此外，关于小贷公司行业发展配套的评估、担保等业务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交易服务方面，有助于小贷公司资产转让的市场机制仍处在发展初期，虽然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推行类似业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小贷资产交易机制。
四、促进小贷公司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一）调整正式制度安排
调整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问题。一是出台专门法律真正赋予小贷公司名副其实的法律地位，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小贷公司的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条例》或《小额贷款公司法》。二是有效增加小贷公司制度供给，尽快解决制度供给不足与滞后的问题，在当前无法改变小贷公司非金融机构身份的前提下，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渠道、专项扶持基金等方面不断增加有效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明确全国统一的监管主体，例如央行或者银监会，逐步改变由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划区监管的监管状态，同时不断提高行业监管的专业性，针对小贷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形成有力的监管体系。
（二）优化非正式制度安排
完善小贷公司制度安排，还要提高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以非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常运行。一是大力开展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经济诚信道德教育，完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特别是要在县级以下区域推广，为小贷公司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二是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从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职能履行、行业模式选择、数据系统建设等方面推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尤其是要进一步扩大央行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和使用权限，逐步提高小贷公司系统接入比率；此外，要不断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提升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声誉维护意识以及对他人违约失信行为的举报意识，使得每一位主体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市场评价。三是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树立良好正面形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小贷公司协会等组织要加大对小贷公司的经济社会职能、合法合规经营等方面的正面宣传，改变社会固存的负面看法，让更多有融资需求的“三农”和小微客户了解和关注小贷公司。此外，小贷公司自身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合法经营，致力于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实际行动彰显行业的良好形象。
（三）强化制度安排实施机制
要继续发挥小贷公司制度安排的经济功能，除了积极改进和完善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外，还必须要强化小贷公司制度安排实施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法院机制。这是小贷公司健康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特别是要加强法院在小贷公司类诉案办理过程中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在案件集中的部分地区可尝试设立或配备该方面的专门机构或人员。二是健全和完善正规金融合作机制。各类金融机构可将小贷公司作为其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通道，银行要加大在资金支持、客户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其他如信托、基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要积极探索与小贷公司合作的渠道和方式。三是健全和完善小额信贷资产流转机制。包括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内的相关交易市场可尝试提供小额信贷资产收益权的转让服务，可以将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的相关经验加以推广，同时为提高小额信贷资产流转的效率和效果，要大力发展配套服务，如特定资产流转担保、小贷公司主体评级以及特定小额贷款债项评价等。
作者：钟勇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
发展经济学论文: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及时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作者：王腾苇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
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论文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及时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发展经济学论文:国有企业效率发展经济学
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經济运行和經济效率。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業改革的推进，国有企業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体上说，国有企業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業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業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經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資企業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業以及我国工業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我国国有企業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業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經济成分相比，国有企業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間题值得分析。
一、企業效率的經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經济学中，关于企業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理性的經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较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较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较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较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應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業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間题，才能实现利润较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较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經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經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經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较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經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經济理论中，仍以利润较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間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济学中并没有对應的理论。西方經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應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業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經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經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较大化的目标，企業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業的总成本，Y为企業的产出变量，W是企業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業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業的經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經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業生产成本比私有企業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業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对较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场環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業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經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資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業的劳动生产率和資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業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業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業的状况进行了较为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應增长。他们认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较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資。浮动工資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資占总工資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資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經理（或厂长）的工資。这是对經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經营者对企業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厂长）的工資对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經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業年龄对于企業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業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验，在其市场經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优势。在国有企業中，企業年龄对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業人力資本质量的变量，以企業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業的教育程度对企業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業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業等都对企業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業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資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業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業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業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業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資比例也对企業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業年龄变量对企業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长也达到7-9%。
經理（厂长）工資变量对企業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應，但这种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業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業变量等虽然都对企業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應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業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業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資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經理和职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業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業的放开程度。1三、国有企業与非国有企業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業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業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業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經济成分对工業企業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業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業中选择了20余个产業，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業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業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業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業在全部测定的行業中效率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業中表现得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業的平均效率较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業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業的平均效率较高，大约为国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業和集体企業，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業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業产权关系对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業效率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業的良好業绩则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經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資企業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業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级企業的效率较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業。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業，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業和集体企業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業组成的，这些企業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業。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業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經济和市场經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業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經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經济成分对工業企業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經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業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業企業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業改变了国有企業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業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業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国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應称为内部效應；（二）外資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業中去，这种效應可以称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業中的14670个企業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業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業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業相比，集体企業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業高57%，国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台三資企業高33%。可见，非国有企業比国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業企業技术水平的内部效應。
那么，非国有經济成分对国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業中集体企業和国外三資企業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業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营企業和港、澳、台三資企業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業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说明，集体企業和国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業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應说明，尽管私营企業和港、澳、台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業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業内其它企業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業和港、澳、台三資企業导致行業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業和港、澳、台三資企業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經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經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業效率間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業的改革提供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業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業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資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經理和职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業因素对企業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經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業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業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業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業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業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業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經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業对整个企業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應尽量减少国有企業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經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業和非国有企業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業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管理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发展理论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及时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障。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发展经济学论文:科学理性发展经济学
[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对于许多经济现象不能作出较完满的解释。在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中，非理性因素也愈来愈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经济学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词]科学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正文：
时至今，已经没有人对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提出质疑。科学哲学理性主义及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经济学。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讲，这两种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论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理性主义受科学哲学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然而近些年来，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也冲击着主流经济学。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构建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补充。
一、科学理性的发展
理性，从词源上来看，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入0Y0S”(逻各斯)，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规律”，是客观地内存于自然的东西，他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是自然界运动规则性的表现。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认为整个社会是和谐的、有序的，是有规律的，其之处还在于，他们又直觉地认识到这种和谐安排可以用数及数量关系加以明确表达，这一点最为集中地反映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谐的自然秩序观及“万物皆数”的理性主义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
如果说古希腊留给欧洲的文化遗产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是在冲破宗教神学的统治，崇尚人的理性，运用理性怀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锢，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在这种肯定现实生活，以积极的态度和深切的目光关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围中，自然科学才能得以迅速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变，使实证思想深入人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意味着“科学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观的”，在他们眼中，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哲学的研究就应该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因此科学的发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过程，是一项纯粹客观的累积性事业，是由理性机器生产出的产品，而与人们的精神活动、价值观念没有多大关系。而此时，数学方法在解决自然科学问题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数学的自然科学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科学的即是理性的，科学的成功，使得人们开始无限崇尚科学。科学理性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的大革命后，已经取得了神性的地位，科学主义逐渐成为凌驾一切的原则，但在这个理性中，却缺少了启蒙运动时期的那种人类个性解放的思想，缺少了人类的道德价值原则，“传统的价值基础在宗教中的销蚀，在理性中建立新的价值基础的尝试之不成功，再加上科学工具价值的极大强化，使得人们趋向于从理性思维的领域驱除与道德价值和其他形式的内在价值(如哲学家所称呼的相关问题)”。(这以后的科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由“智力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即转向了工具理性。随着科学发展成功和科学思想方法论的拓展，这种自然观与方法论也被成功地运用到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理学等中。
二、科学理性对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产生于一个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17、18世纪，欧洲理性运动开始，对神的论证让位于对人的思考，经济学家们开始了这种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必须的抽象经济人的思考。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对自然秩序作了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此假设的内容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项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表现较大利益。二是个人利益较大化。三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同时也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丰裕，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斯密及时个把实证科学的逻辑理性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斯密把实证科学的抽象法变为经济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规定及其联系的主导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为这一方法的主要内容。
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鼓吹并奉行实证主义方法论。最早把理性逻辑演绎法引向极端的是李嘉图。继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经济学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及时次做了表述，即：经济学的基础是以四个不证自明的理论为前提的，理论家们正是从这些理论前提演绎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约翰·穆勒把西尼尔不证自明的抽象进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人”概念。詹姆士·穆勒发展了李嘉图的理论，但他采取了从形式逻辑上将“反常”硬塞人李嘉图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根据“矛盾的现象”。西尼尔、穆勒等人的主张是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证实理性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
19世纪后期发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抽象演绎的方法导向了新的极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又出现了向极端的理性逻辑演绎法回复的罗宾斯方法论和现代奥地利派方法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极力坚持西尼尔一穆勒一凯恩斯的理性逻辑演绎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有目的的经济行为，因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不是基于证实或者证伪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经验成分的纯粹理性逻辑推理。
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说，经济学从它产生时起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数学的概念。经济思想史专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指出，毕达哥拉斯“把数字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把任何事物都与数字进行比较，他是观念影响到经济学思想的少有的人之一。”，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考证认为“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公平交换理论的数学方法的基础”。在希腊的经济学成果中，度量、计算、推理、测量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准则，其水平不仅远远超出后来中世纪《圣经》及经院哲学的“善行”、“慈善”、“商业赎罪”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而且与后来的重商主义甚至古典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水平不差上下。
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的创立者，无论亚当·斯密、配第还是李嘉图都有着深厚希腊哲学素养，无疑受到过古希腊劳动价值及其量值计算的影响，并使之在近扬光大。但是，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的方法始于19世纪30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古诺是数学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与奠基者。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由于一种充分适合于描述收益、效用、价格形成的动态性质的数学工具(微积分学和方程理论)的发现和选择，数学化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最为基本的规则和要求。
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的数学化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突飞猛进，并走向科学化、体制化、大规模化、专门化。数学的方法渗入了经济学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及其知识产生、检验、认可的每一个环节，任何环节的进展几乎没有一个是离开数学而独立发展的，甚至数学和经济学出现了一体化趋势。这体现了经济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科学性，缩短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交流。
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相信，经济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摆脱所谓的“非科学成分”，尽可能地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性因素，坚持实证分析，努力把经济学建成纯粹的实证经济学，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或技术的理性主义，按照它对科学的解释和要求，“科学就被看成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状况、需要和利益母体的‘事物”’。结果，经济学虽然逻辑结构日趋完善，但是离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却偏离甚远了。
三、经济学的非理性走向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是将物理、化学、生物学的体系应用到经济现象中，“描述经济中的事实、情况和关系”的经济学，经济学以资源配置化为核心研究经济效率，因此它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分析范式。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笼罩下，人的主体性消失得无无踪，对经济学的考究愈来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层面，缺少了必要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类终极幸福和自由解放的“人文关怀”，经济学日益成为“假科学的智力游戏”，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学理性的质疑。但是，人文精神是市场经济深层本质的一种要求和体现，忽视对人的终极关怀，最终必然使经济增长偏离人的幸福和解放这一终极目标，从而使人类陷入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的社会混乱之中。经济学不能没有人文精神。美国的贝尔指出：“为经济学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马歇尔也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穆勒在经济学推理分析中提出“干扰因素”这一概念，实际上暗含着对经济非理性因素的猜测或承认，并提醒人们注意经济社会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作为主流学派，历史学派更是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轨道，在那场著名的方法论大战中，历史学派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的批判。类似的，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仑也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判，并试图从非理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他看来，经济社会的变迁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种文明单线直进的过程。显然，凡勃仑所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无序性、对规则的偏离性，是历史过程中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化的支配性，而不是理性的统摄性。
经济活动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并且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检验性、理论的一致性、知识的累积性以及理论的直接现实性，在经济学中运用实验方法，其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可重复性，不可能获得确定性的结果。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用数学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正重大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以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机构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行为现象表现为不同的、干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他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理论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书记提到，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关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科学哲学中如果存在着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也只是科学内部的分工和划分不同而已，这种划分源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区别，并不存在哪种思潮或观点的线性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赖和渗透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应顺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更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和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我国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所需要借鉴与重视的。
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创新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ofCapitalForm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张五常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1947年，作为东方及时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及时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展经济学论文:职业教育发展经济学
摘要：本文侧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市场；技能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且对缓解目前就业压力、以教育扶贫、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
1.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就工业化进程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企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到依靠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资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大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造成企业注重劳动力价格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甚至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为了减少支出，出现减技术工用普通二，减高工资用低工资现象。“先培训后就业”和“持证上岗”喊了多年却难以真正执行、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从经济结构上来说。我国是典型的先进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具有无限倾向。无限劳动力供给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卒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结果。同时，人口过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机构改革，也是形成无限劳动供给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现象的长期存在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苛刻的外部环境。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影响，很多家庭往往把读书当作子女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并不是把教育当作一种就业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则是培养有一技或数技之长的技术型劳动者、无法满足这种读书出人头地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很多学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原因。就当前社会用工情况而言，部分企业用工片面追求高学历，使得大学本专科生干一些中专生也能干的工作。这种“高才低就”现象不仅给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对整个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从投资和收益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教育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教育费用，二是学生效弃的收入。教育费用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拨出的经费，二是个人负担的学费。学生估价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为个人未来较高的收入和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以及个人未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实际上就是学生花费了较大成本，难以获得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教育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教育资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在1997年按年龄段(该年龄段一般来说学生已经高中毕业)小学毕业生占28.6%，初中毕业生占51.5%，即80.1%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就进入了就业岗位。在我国这种重学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教育结构环境下，一旦整个教育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教育结构应是在普九义务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学术教育，质重于量；职业教育应侧重技能教育，使之成为多数人就业的手段。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培养人才应注重大部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把有限资金用来为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作准备。
3.近年来，在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盲目放开管理，无限制补充低水准生源，导致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无效教育，队而使得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和专业结构应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相适应，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资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现象就是教育资源无效配置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我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中经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中职生就业普通困难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职业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点，现在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效量要适应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场需求。而很少有学校或教育机构对市场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和预测。更为严重的是，中等职业教育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的协调机构，使得各学校之间专业设置交叉重复，招生恶性竞争。特别是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各校一窝蜂地开办经济类课程、计算机专业等热门学科，导致低层次人才重复培养，从而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4.教育质量下滑，招生困难与就业困难互为因果、相互推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雪上加霜。就业困难本身就是社会对目前教育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职业学校招生因难制约了学生素质，加上对教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相激励机制，造成毕业生质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数学校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技能放在首位，没有突破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重理论、轻技能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使得教育质量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其四是社会力量办学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和质量约束。
二、中等职业教育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给自己正确定位。
中等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课堂。以市场作为检验质量的标准，根据社会需要组织教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新体系。
1.中等职业教育要成为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培训基地。从经济角度看，失业会造成资源浪费，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从社会角度看，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中等职业教育就是要把制约经济发展的失业人员转变为新型的人力资源。解决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从创造就业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从培养失业者技能入手，实行“开放式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性失业(劳动技能不适应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所产生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等职业教育长期的市场。我们应学习德国的经验.把失业救济与转业、转岗结合起来，失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否则不能给予失业救济与补贴。
中等职业教育要面向农村大市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把几亿农民培养成懂技术、懂经济的现代化农民，这是职业技术教育的较大市场。农村教育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农民上农业学校不举行入学考试，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在市场规律指导下，以培养实际农用技术为主。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应。因此，政府应把农科类职业学校当作公益事业来办。
2.中等职业教育内容要以具体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主。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国职业教育采用双轨制，把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联系起来，其中以企业的操作技术为主。学生在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中，以企业学徒身份学习操作技能，在职业学校或培训中心以学生身份学习技术理论，一般学生每周四天在企业进行实际技能培养，24小时在学校学习理论课。在学徒期间企业发给部分工资。德国经验对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应把社会引进课堂。香港职业教育一大特色是请知名的商界人士参与策划及组织教学工作，课程的设置总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固定的模式。学科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与训练结合起来，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的技工或技术员。香港的人才培训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图形式，不囿“文凭”“学历”，从实际需要出发，讲求培训实效，真正做到学用一致。大陆中等职业教育应学习香港经验，把社会引进课堂，和市场接轨。
三、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露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1.根据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法规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前一律实行强制性2—3年职业培训，没有经过岗前培训一律不得就业。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延续他们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缓解目前十分严重的就业问题。
2.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应注重质量，优化结构。学校要在详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对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培养方向、数量、质量和时间。实行职业学校办学准入制度，从办学条件、生源情况、师资条件、市场行情等确定准入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学校一律实行关、停、并、转。
3.地方政府应增加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教育具有很强的外在性，把教育推向市场，市场就不能对教育起很好的配置作用。中等职业教育本身兼有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双重性，学生为获得个人收益应交纳一定学费，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的教育成本。因此，职业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应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投入
发展经济学论文:职业教育发展经济学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且对缓解目前就业压力、以教育扶贫、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
1.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就工业化进程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企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到依靠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资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大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造成企业注重劳动力价格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甚至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为了减少支出，出现减技术工用普通二，减高工资用低工资现象。“先培训后就业”和“持证上岗”喊了多年却难以真正执行、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从经济结构上来说。我国是典型的先进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具有无限倾向。无限劳动力供给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卒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结果。同时，人口过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机构改革，也是形成无限劳动供给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现象的长期存在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苛刻的外部环境。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影响，很多家庭往往把读书当作子女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并不是把教育当作一种就业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则是培养有一技或数技之长的技术型劳动者、无法满足这种读书出人头地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很多学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原因。就当前社会用工情况而言，部分企业用工片面追求高学历，使得大学本专科生干一些中专生也能干的工作。这种“高才低就”现象不仅给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对整个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从投资和收益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教育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教育费用，二是学生效弃的收入。教育费用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拨出的经费，二是个人负担的学费。学生估价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为个人未来较高的收入和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以及个人未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实际上就是学生花费了较大成本，难以获得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教育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教育资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在1997年按年龄段(该年龄段一般来说学生已经高中毕业)小学毕业生占28.6%，初中毕业生占51.5%，即80.1%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就进入了就业岗位。在我国这种重学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教育结构环境下，一旦整个教育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教育结构应是在普九义务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学术教育，质重于量；职业教育应侧重技能教育，使之成为多数人就业的手段。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培养人才应注重大部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把有限资金用来为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作准备。
3.近年来，在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盲目放开管理，无限制补充低水准生源，导致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无效教育，队而使得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和专业结构应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相适应，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资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现象就是教育资源无效配置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我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中经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中职生就业普通困难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职业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点，现在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效量要适应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场需求。而很少有学校或教育机构对市场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和预测。更为严重的是，中等职业教育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的协调机构，使得各学校之间专业设置交叉重复，招生恶性竞争。特别是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各校一窝蜂地开办经济类课程、计算机专业等热门学科，导致低层次人才重复培养，从而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4.教育质量下滑，招生困难与就业困难互为因果、相互推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雪上加霜。就业困难本身就是社会对目前教育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职业学校招生因难制约了学生素质，加上对教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相激励机制，造成毕业生质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数学校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技能放在首位，没有突破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重理论、轻技能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使得教育质量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其四是社会力量办学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和质量约束。
二、中等职业教育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给自己正确定位。
中等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课堂。以市场作为检验质量的标准，根据社会需要组织教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新体系。
1.中等职业教育要成为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培训基地。从经济角度看，失业会造成资源浪费，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从社会角度看，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中等职业教育就是要把制约经济发展的失业人员转变为新型的人力资源。解决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从创造就业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从培养失业者技能入手，实行“开放式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性失业(劳动技能不适应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所产生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等职业教育长期的市场。我们应学习德国的经验.把失业救济与转业、转岗结合起来，失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否则不能给予失业救济与补贴。
中等职业教育要面向农村大市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把几亿农民培养成懂技术、懂经济的现代化农民，这是职业技术教育的较大市场。农村教育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农民上农业学校不举行入学考试，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在市场规律指导下，以培养实际农用技术为主。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应。因此，政府应把农科类职业学校当作公益事业来办。
2.中等职业教育内容要以具体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主。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国职业教育采用双轨制，把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联系起来，其中以企业的操作技术为主。学生在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中，以企业学徒身份学习操作技能，在职业学校或培训中心以学生身份学习技术理论，一般学生每周四天在企业进行实际技能培养，24小时在学校学习理论课。在学徒期间企业发给部分工资。德国经验对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应把社会引进课堂。香港职业教育一大特色是请知名的商界人士参与策划及组织教学工作，课程的设置总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固定的模式。学科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与训练结合起来，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的技工或技术员。香港的人才培训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图形式，不囿“文凭”“学历”，从实际需要出发，讲求培训实效，真正做到学用一致。大陆中等职业教育应学习香港经验，把社会引进课堂，和市场接轨。
三、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露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1.根据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法规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前一律实行强制性2—3年职业培训，没有经过岗前培训一律不得就业。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延续他们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缓解目前十分严重的就业问题。
2.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应注重质量，优化结构。学校要在详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对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培养方向、数量、质量和时间。实行职业学校办学准入制度，从办学条件、生源情况、师资条件、市场行情等确定准入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学校一律实行关、停、并、转。
3.地方政府应增加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教育具有很强的外在性，把教育推向市场，市场就不能对教育起很好的配置作用。中等职业教育本身兼有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双重性，学生为获得个人收益应交纳一定学费，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的教育成本。因此，职业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应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投入
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及时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及时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及时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障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及时，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及时，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作者：饶毅
发展经济学论文:城乡统筹发展经济学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求收到实际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带来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国是世界上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可能更加凸现。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特别是我们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研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统筹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只注重分析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操作上也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领的现象,其结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切实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经济学科,具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从不发达状态演进到发达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结合国情、市情及县情、乡情,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改变或者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理论可资借鉴和研究。
一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起初,在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只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存在差距,乡村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自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雇用乡村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所形成的积累不断转为投资,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随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乡村过剩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城乡二元结构才会转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城乡平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收入相等,二元结构也不会自然消失,相反,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并出现众多“城市病”。这种理论假设: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大于留在乡村的预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乡村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使城市发展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会使农业生产萎缩,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缺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这种理论提出,政府要缩小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问题。以上两种理论,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并经实践放大,显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种理论在部分党政领导层面有较大市场,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多,因为发展城市经济见效快,在领导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容易在短期内出政绩,其弊端在于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效机制。后一种理论在理论界和党政领导的施政报告中有较多的体现,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长等现实问题,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说的多落实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视研究“三农”问题,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对上述两种理论,我们不能盲从,要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市情、区情、县情,借鉴、吸取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为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建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笔者倾向于用后一种理论指导统筹城乡实践,同时兼顾前一种理论,实现城乡结合、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发展大城市,企图通过城市扩张和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定居,也就是通过所谓“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况且,城市的就业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使就业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农业、农民职能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居民因农民工的涌入,就业更加艰难,而农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细作,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下滑,市场物价也会因粮油、生猪、蔬菜等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大幅上涨,城乡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适度发展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胸怀大局,统筹考虑城乡规划,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质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在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建设小康社会。
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及时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较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及时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配置，静态的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