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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思考
中国在80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於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於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实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於在1997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著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著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1998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自1978年底的改革以来，只要中国政府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通常会马上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1999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主动将199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甚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於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1992年以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5%，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15%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1995、96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而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政府一旦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脱不了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1997年11月起，六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於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助於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当强劲的外贸需求受制於东亚金融危机，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过剩，最终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内部需求的增长和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1990年代初期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目前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过剩。当前的过剩和与其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早晚可随著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而烟消云散。
对中国自身、东亚以及世界经济格局来说，更具根本影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较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系的强国愿望。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於以下三个因素：（1）各种生产因素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3）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的增加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的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於处於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於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就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1/3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於日本於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於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较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当前，全世界较大的经济实体是美国。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5年美国的人均gnp为26，980美元，中国为620美元，只有美国的1/43。中国的人口规模为美国的4.6倍，所以，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在1995年时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10。但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99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92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1/2。在过去2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年均只有3%左右。由於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於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因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较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
二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很大。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8%，为同期内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说明了这个潜力的存在。但是，过去20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恶化，很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崩溃。归纳起来，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的周期波动。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的增展速度很快，但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当经济增长快时，每年的增长率可达13-14%，但当增长慢时，每年的增长率则只有3-4%。从1978年底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4-5年就有一个。伴随著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如果这个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那么，这些代价也许还可忍受。但不幸的是，这个波动的幅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不得不令人担心国民经济会不会在这个上下波动中突然崩溃，如果崩溃了，那么前面所说的、中国到下个世纪中叶前成为全世界较大经济实体的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二、银行体系的弊病。银行呆、坏帐的比例偏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据估计，目前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比例在20-25%之间，若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银行的呆、坏帐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於中国银行业还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当前这场金融风暴。但是，如果呆、坏帐的比例继续提高，储蓄者总有24小时会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同时，随著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三、贪γ腐化孳生。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γ腐化的现象易於察觉，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资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利换取各种物资利益，而难於被察觉。但各级政府官员贪γ腐化的横行，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於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为某些偶发事件的刺激，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生活出现极端混乱而倒退。
四、国有企业的亏损。从产量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从1978年占工业总产值的78%降到现在的1/3左右。但国有企业仍然雇用著中国2/3的城市劳动力，占有中国2/3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19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改革前，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税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补贴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使得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持许多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改善，政府财政总有24小时会背不起，如果许多国有企业同时关闭、破产，城市里出现大量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社会稳定将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也将不可能。
五、地区差距的扩大。改革初期，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1985年以后，地区和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90年代初期，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比改革前的情况还严重。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对政策产生不同的需求，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集权。因此，中央政府难以制订和实施让大家满意的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也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於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东部地区打工，据估计，农民工的人数已达8，000万到1亿之间。在经济发展好时，农民工给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农民工大多也省吃俭用，将收入汇回老家，成为中西部的资金积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六、粮食生产的问题。“无粮则不稳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1978年底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粮食生产快速增加，使得中国政府有信心将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城市。但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的情形。但是，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於以下几方面：（1）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人，比目前增加30%；（2）随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对肉食类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之一，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最近有些研究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每年大约需要进口2-4吨粮食，而现在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才2亿吨。因此，有人担心，届时中国把世界上贸易的粮食都进口了还不够吃，而且，如果中国把世界上的贸易粮食都进口光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将会因而出现饥荒。
在展望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稳定的社会，就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发展。以上这六个问题，任何一个恶化了都将造成社会不稳；更何况，这些问题有可能交织在一起总爆发。到底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是如何？如乐观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较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还是会因为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而爆发类似1997年以来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国民经济突然崩溃，最终使民族复兴的期望功亏一篑？
三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前一节所归纳的六个问题看似很复杂，其实都和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於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滞后於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造成经济体系内部的制度不配套有关。而经过了20年的改革，还不能将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彻底解决的原因，则在於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找到出路，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中的一些扭曲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建国初期，由於要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政府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可是，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建设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因此不利於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其次，由於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造成外汇短缺，而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於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再次，由於剩余主要来自於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难於投资大型项目。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来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出现短缺，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掌握企业的剩余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政府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化，对微观经营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也产生了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1978年底开始，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就是生产积极性低和产业结构失调的问题。当时，苏联、东欧的改革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两个问题。但和采取休克疗法意图在短时间里全部解决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所有扭曲的苏联、东欧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针对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微观经营严重缺乏活力的问题，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为了落实微观经营单位的自主权，改革然后才逐步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这种改革策略避免了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所带来的经济崩溃，而且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但这种渐进的改革，也使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不配套，由此产生了前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在所有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中最为滞后的是利率政策的改革。银行的利率尚被人为控制，名义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因此，每当出现高通货膨胀预期时，真实利率就不断下降，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著下降，导致投资贷款增加、储蓄减少，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拉动的过热。反之，当通货膨胀预期下降时，真实利率就不断升高，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著上升，投资贷款减少、储蓄增加，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下降的过冷。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随著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而忽冷忽热，上下波动。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就会随著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变动而变动，自动调节投资和消费的行为，成为国民经济的稳定机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并把“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做为1993年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改革的首要目标。但是，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四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8，000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之间的差距超过10%，这意味著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利率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亏损。为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只好被搁置。
同样，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帐比例高的原因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差，还不起贷款，结果，贷出去的款也就变成了呆、坏帐。
经济生活中贪γ腐化的横行，也是因为政府对利率和某些商品价格的低价控制。市场价格和官订价格之间存在价差，成为掌握这些廉价资金和资源的官员手中一种可以依其意愿而分配的、可以某些企业和个人不劳而获的“租。1994年，单单银行的低息贷款一项所存在的租金总数即高达4，000亿，为了获得这笔租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都会展开无孔不入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又低得不足以养廉，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要政府官员不为所动也难。而维持低利率和某些产品的低价政策，同样是为了使已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和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有关。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比较优势，东部的优势在於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的优势则在资源产品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加速重工业的发展，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和主要矿产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在逐步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地压低。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而从中西部拿到的低价补贴也就越多，由较不富裕的中西部来补贴较富裕的东部，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同样道理，人多地少是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事实。只要政府给予农业科研足够的重视，并给予农民足够的价格刺激，那么，在过去，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的中国农民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在未来，中国农民依靠现代技术也应该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但问题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低工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的价格也就难於放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粮食供给在中国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由於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彻底所致，而改革难於彻底的原因则在於国有企业。至於国有企业的病源则在於依然背负著许多政策性负担，其中包括：（1）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如能源、交通）的价格依然被人为地压低；（2）传统低工资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沉重的职工养老和各种福利负担；（3）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为了解决城市里的就业问题，经常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方式，因此冗员问题严重；（4）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其存在是出於政府的战略考虑，其生存有赖於传统体制下的各种扭曲的保护。
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先天处於不利的地位，使得人们无法客观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使得国家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信息指标，因为国有企业可以把各种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由於政府必须对因政策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这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硬化。在企业预算软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放权让利的改革在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也不断减弱企业的盈利能力。
取消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优劣并根除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藉口，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国有企业没有政策性负担，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这样就可以放开银行的利率和各种物价，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就能得到缓解。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企业效率提高，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就会降低。各种以行政力量干预价格形成机制行为的减少，使寻租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将可对贪γ腐化的问题产生釜底抽薪之效；同时，政府也就可以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地区差别和粮食问题将得以缓解。
经过最近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改革最终还未完成，传统的赶超思想还深植人心。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内生於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改革能否最终完成，中国经济能否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实现稳定、快速、持续的增长，在走出新的一千年时，实现一百多年来重新崛起的愿望，当政者能否从赶超的战略思想转变到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关键。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分析
一、前言
农业生产的进一步现代化、规模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使得农村地区资金供求的矛盾以及资金融通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再加上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遭遇“瓶颈”。如何规避和弥补农业生产的风险与缺陷，如何打破农村地区资金流动的枷锁，如何释放农村经济的巨大潜力，推动经济均衡发展。这是摆在政府以及广大农村经济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受制约的因素分析
（一）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业生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但这依然难以改变农业生产所存在的季节性、周期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再加上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和自发性，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重复简单的低效率生产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二年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偏远山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羁绊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直接导致了农业重复的简单的低效率生产模式的形成，一经形成即相对固定下来，并且极易陷于恶性循环。
（三）经济效益与负担风险不相协调
在广大农村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方式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以家庭为主体的个体农业生产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面临双重风险（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农产品市场呈现发散型蛛网模式，农产品的销售直接关乎当期利润和再生产。在很多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且不稳定，产品附加值低，这加剧了收益的不稳定性。个体生产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平衡难以实现并为继。
（四）资金融通存在障碍，主体定位不当致供需矛盾难以协调
农业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生产周期较长，规模相对固定，成本投入存在沉淀性。正规金融机构呈现出“主动性边缘化”趋势，特别是在商业银行改革之后，诸多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各自在农村的商业网点。农村地区基本金融服务发展滞后，营业网点陈旧，配套设施不完善，覆盖面小。金融机构脱农倾向和农村资金外流状况日益凸显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这源于现阶段农业生产的低盈利模式和不稳定性特点，根源在于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融通存在诸多障碍。在如今，城市和农村地区经济金融往来关系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城市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机构及其发展产生了抑制效果。农村金融机构及服务的欠缺，信贷程序的复杂等原因，恰恰推动了民间借贷（关系型借贷）的发展。
（五）农业生产激励政策与改革尚存在欠缺
宏观农业政策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指导性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宏观农业政策的逐级细化与传达难免存在偏差，不仅是因为行政体制和部分干部“不作为”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因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区局限和水平差异，这使得政策制定者难以系统具体的制定对各地区皆行之有效的相关政策。再加上政策制定需要大量的调研考察、可行性分析与学术论证，相对较大的代价使得具体政策制定受到较大限制。
（六）资金监管不当，经济暗藏风险
农村地区的资金借贷监管尚存在真空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受到较大阻碍。再加上农村地区经济本身的特殊性和生产的周期性循环，使得风险的暴露和显现普遍存在滞后现象。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甚至相当大的一批职员直接来自于农村基层群众。部分农村地区，基层信贷员存在存贷款垄断现象，甚至“子承父业”。这极大地限制了基层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与资金融通的发展创新。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由于农村地区金融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金融机构较少且缺乏竞争，贷款审核合规管理较弱，重复贷款现象严重且潜在不良贷款数额及金融机构呆账损失严重。
三、解决现实问题、释放经济潜力的措施
（一）建立合理要素流动体制与市场，让经济“动起来”
由各级政府和地方基层自治组织协同出资建立农业机械租借管理中心，农户可选择将已有机械器具折价出售或者寄存于管理中心并用作出租或回收再利用，一方面能够转移个体农户家庭过剩资源，同时有利于集中管理和维修保养。对于大型机械，可由管理中心出资购买并出租使用。不仅能够提高机械的有效利用率，同时又能减轻个体农户的成本负担。加快农村地区土地确权，构建土地流通转让交易市场，调节农业生产用土地区域和个体间供需矛盾的问题。鼓励承包经营与规模生产，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二）建立稳定有效的多元化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经济“火起来”
农产品的销售以及价格波动呈现“大小年”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单一的销售渠道、繁琐的中间环节。在很多农村地区，缺乏集中统一管理的农产品销售集散市场。大多类似市场多由农村“欺行霸市”的小撮势力主导，利润抽成严重，管理混乱。此外，可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一方面增加收入，另外也可以引导资金和劳动力回流。借助互联网，结合电商销售模式，把更多农产品推向网络，推向城市。发挥农业科技园区、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产量与品质。
（三）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力度，推进金融创新与发展，让经济“飞起来”
加快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引导鼓励资金“向农”流动。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利率费用补贴等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与业务创新，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明确产权、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对农村金融环境的适应能力。试点并推广农村产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积极引导扶持关系型信贷的正确发展，发挥互助金融的积极作用，促进内部闲置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加快构建社会征信体系，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加大贷款合规审查力度，完善风险补偿核准规划政策。逐步建立以信贷支持为中心，以信托保险等为延伸，借助PPP等新型模式，以财政补贴为保障，以农村资源为依托的新型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作者：孙国成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经济发展潜力比较
一、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及近期预测
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仍面临着人均GDP水平较低、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易受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冲击等重要挑战[4]，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金砖国家需针对各自国情，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1）中国有必要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并促进消费，同时，必须继续促进内需，中国的增长不能继续严重依赖全球的增长。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必须继续促进结构性市场化改革，并朝着扩大私人消费的方向推进经济再平衡调整。人民币升值，当进口从结构上超过出口，将成为增加中国工人“价值”的工具，即使不上调工资，也能使他们加入消费大军。（2）印度迫切需要再度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并应实施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商业投资并克服供给瓶颈。结构性改革还应包括税收和支出改革，特别是减少或取消补贴，同时保护贫穷人口。（3）巴西强劲的增长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消费高涨带动的，国内储蓄和投资水平依然相对较低，预计巴西经济增长的回升低于预期。巴西的改革应侧重于进一步建立养老金体系中固定缴款计划这一支柱，简化税收体系，以及开发长期金融工具。（4）南非增速低迷主要由于与欧洲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相对有利的外部状况下，预计南非2013年经济增长将反弹至3%[2]。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预测未来30年，相对于全球经济，中国和印度将是增长最快的。
二、金砖国家人口主要指标比较
1.人口规模在人口规模方面，2010年，金砖国家人口总数达到29.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3%①[5]。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规模较大的两个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1年，中国和印度总人口在金砖五国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6%和41%；预计到2050年，中国所占比重将下降至38%，而印度则上升至50%。印度总人口将于2025年左右超过中国，跃居世界及时位。中国将于2025年总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印度总人口将于2060年左右达到峰值[5、6]。2.人口年龄分布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2年、2013年）的数据，由于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35年之后下降速度将加速。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也于2010年起开始下降，且下降趋势明显。巴西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印度、南非劳动年龄人口呈上升趋势，预计分别到2040年、2045年左右达到峰值[6]。2011年，南非和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均超过30%；巴西为25%左右；中国仅略高于俄罗斯。2020年左右，俄罗斯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将有所上升，超过中国。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印度和南非较低；中国老龄化速度快，预计2035年将超过俄罗斯，成为金砖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老年抚养比也较高。
三、人力资源优势比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
长中发挥着决定作用。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总和。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实质就是人所具有的运用和推动生产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体能、智力、知识、技能是人力资源的现实应用状态，也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内容。因此，人力资源总量①表现为数量与质量二者的乘积[7]。庞大的人口基数为金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以及城市化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日益显著，将成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人力资源优势是一种综合优势，具体表现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7]。衡量人力资源优势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人力资源率②。人力资源率高，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反之亦然。（2）社会负担系数③。社会负担系数低是人力资源优势突出的表现。（3）人力资源年龄结构系数④。该系数高，特别是中年人力资源（30-44岁）所占的比重高是人力资源优势的体现。（4）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也可以衡量人力资源优势，即文化技术素质指数或人口受教育程度指数越高，人力资源优势越明显。（5）专业人员占全体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专业技术人员的量和相对量越大，人力资源优势也越大[7]。我们通过对比金砖国家以上几个指标，分析金砖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从人力资源率来看，中国劳动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之前在金砖国家中尚处于优势地位，但2030年之后迅速下降，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到2050年仅高于俄罗斯，远远低于南非、印度，也低于巴西（图10）。从社会负担系数来看（图11），目前，印度、南非由于生育率较高，社会负担系数也较高，中国、俄罗斯社会负担系数较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俄罗斯、中国、巴西的社会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印度、南非的社会负担系数则呈下降趋势。从人力资源结构系数来看（图12），虽然金砖五国30-44岁的中年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差别不是很大，但中国15-44岁劳动人口所占比重在金砖国家中较低，而且下降较快。从人力资本质量来说，根据《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为9.8年；其次为南非8.5年；中国为7.5年；巴西为7.2年；印度低，为4.4年。另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1年》，俄罗斯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最多，其次为巴西。中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虽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但与高收入国家、与俄罗斯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印度在这方面仍处于低位置。
四、城市化水平比较
除了人力资源之外，城市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尽管对此在学界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或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反之，城市化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金砖国家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较大。根据联合国数据，2011年，金砖国家中，巴西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达到84.6%；俄罗斯的城市化也已经很高，为73.8%；南非为62.0%；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刚刚过半（50.6%）；印度仅为31.3%。仅从数据上看，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银行最近一份评估报告也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通过城市化促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8]。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适应水平。很少有国家在城市化率未到60%之前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实际上是一国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9]。从图15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城市化和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中国和印度仍然任重道远。而巴西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人均GDP水平，发展不均衡，乃至造成城市贫困等突出问题，中国在今后城市化的进程中须引起高度注意。南非的城市化水平略高于人均GDP水平，相对来说，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水平较为适应，发展较为均衡。2.城市化与工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主要有4种类型：二者同步、城市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和逆城市化①。金砖五国处于不同的类型：巴西和俄罗斯是城市化超前；南非曾经一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后来却出现工业发展停滞、“去城市化”现象，目前仍属于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中国是城市化滞后；印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都相对落后，属于二者同步。因此，下一个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推动印度发展同等重要。而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中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改善产业结构，不应再强调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而是应该重视农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巴西恰恰相反，工业化滞后，城市化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很难通过工业化创造大量的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此，某种程度上的“去城市化”对于巴西来说应该更为适合，同时，大力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以使工业化水平跟上城市化的步伐。而对俄罗斯而言，主要是工业化（或再工业化）的过程。
五、讨论
1.从人力资源的数量上看，在2020年之前，中国较印度更有优势，不仅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多，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较轻。但在此之后，这种优势将逐渐减弱。而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将一直朝着有利于经济可持续的方向变化，到2030年左右，中国对印度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可能将不复存在并被印度继续拉开。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人口出生率偏低，而人口死亡率偏高，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其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劳动力严重短缺。2.从人口结构上看，在年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减少、创造财富的人口无论相对量还是量因此都将减少的同时，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到2020年前后将面临老龄化加速，在未来国民收入支出中，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部分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到2020年前后又将出现更大幅度增长。中国经济与社会诸方面发展面临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将是因人口结构改变而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和国家活力减弱。相比之下，印度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在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巴西和南非人口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但巴西面临人口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集中表现为贫民窟问题。南非则面临健康方面的严峻挑战，艾滋病已经成为南非较大的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南非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3.从人力资源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高于印度，但仍需大力提高。人力资源数量锐减、人力资源结构老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人口老龄化初期，劳动力缓慢增长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人力资源数量大幅减少和结构上的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凸显。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加大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或家庭经济支持项目，则有可能将不利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为积极影响。4.金砖国家面临的人口转变压力是相当大的，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关闭得更早。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较为缓和的人口转变是理想的，可以为国家提供充分利用人口转变的积极影响的时间，确保国家稳定、持续发展。但对于金砖国家来说，是否有充足的时间收获意义重大的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积极效果，目前尚不确定。借鉴DavidS.Reher[11]的观点，表2对金砖国家人口红利机遇期进行了简单的估计[12]。根据粗略估计的数据，中国和巴西的两次人口红利机遇期相差不多，而印度和南非则相差无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抚养比迅速提高，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将提前关闭。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特别是对于印度和南非来说，要实现及时次人口红利机遇期必须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否则尚未享受到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发展成果，便为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所累。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特别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即只有满足一系列物质的和制度的条件，注重潜在的因素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制度条件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10]。目前，中国正处于及时次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转折时期，中国若想创造理想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一方面，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尤其是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势。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由于高死亡率成为特例，此处估算的人口红利期有待进一步调整。5.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印度应该加快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而中国则应该通过继续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但这也并不是说城市化程度越高越好，巴西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它在工业化不足条件下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高失业率、城市贫困化加剧、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城市病”，中国应避免类似巴西的“过度城市化”。美国高盛公司称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及时大经济体。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印度的增长加速度是一种结构性的增长，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式好转，这将保障印度8%的潜在或持续增长率保持至2020年。但综合比较人力资源和城市化水平的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到2050年，印度仍会落后于中国。
六、政策建议
1.建立金砖国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开展多边合作的一种新模式，而且金砖国家不同程度面临着人口与发展领域的诸多挑战。加强金砖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合作，不仅将推动43%的世界人口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全球消除贫困、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加强金砖机制本身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与话语权。2.积极应对老龄化，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持续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降低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则是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压力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有效措施。老年人才是成熟的生产力，具有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工作态度严谨等优点，可以说，老年人力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因此，中国应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化建设；同时，促进老年劳动力市场繁荣，扩大就业渠道，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条件，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3.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改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促进人口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在经济中，人力资本涉及人类作为生产收入的行为者的生产能力，是体现人类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7]，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13]。而投资于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则是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及时次人口红利机遇期更多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的数量上，那么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则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机遇期的前提。人力资源质量优势是人力资源优势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来抵消人力资源数量上的不足和结构上的老化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人口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延长及时次人口红利机遇期，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机遇期，还要努力避免两次人口红利期之间出现真空现象。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将优势持久地维持下去。4.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化、经济协调发展，避免“过度城市化陷阱”必须再次明确的是，城市化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城市化水平，因为城市化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巴西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而城市不能为之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和“城市病”。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将人口从及时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强调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加强农村建设，防止农业的萎缩，形成农业支撑城市化、城市化反哺农业的城乡良性互动。此外，中国还应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有效解决城乡社会公平问题，投资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让他们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就业、基本社保等待遇。同时，密切关注城市贫困人口，避免形成城市“贫民窟”，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
作者：梁颖 高文力 谢芳 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夜经济发展潜力探究
夜经济是一个具有广阔外延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白天经济的延续，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内涵。夜经济是指以市民和游客作为消费主体，从晚上六点到第二日早上六点期间以健身、购物、文化、休闲、娱乐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各种消费活动。美国学者指出，一个城市的GDP和该地区夜晚的灯光亮度成正比。不是所有地区的夜经济都是一个模式，如王府井蕴藏着皇城脚下的北京文化，外滩体现着上海十里洋场的氛围，锦里夜市表达了巴蜀的休闲味道，这都是白天经济所不能展现的。所以说，每个地区都应该打造有自身特色的夜经济，并使其成为该地区的缩影和名片。古城保定处于京津冀都市圈中心，自古就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的夜经济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基本形成3+3的夜经济发展格局，即3条特色商业街和3个夜市区。这三条商业街和三个夜市区已经成了人们夜间娱乐、购物消费活动的主要场所，集中在该区域的多家超市也都延长营业时间，在节假日时还会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公交公司对运营时间和班次也做出了相应调整，1路、2路、4路、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将运营时间延长至每晚10点，并加密了运营班次。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将商业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百姓出行购物创造便利的条件。除此之外，政府对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重视程度和投入也不断增加。
一、基于钻石模型的保定市夜经济发展潜力模型的构建
钻石模型理论又称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为什么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提出的。但是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自己的缺陷和适用范围，波特钻石模型理论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者发现钻石模型理论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引入了钻石模型理论，国内学者对钻石模型理论深入研究并对钻石模型理论进行了创新，使之更适合我国现状，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本文以波特钻石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夜经济的发展特点构建了由一个核心要素、五个关键要素和一个辅助要素构成的夜经济发展潜力模型（如1图所示）。
二、保定市夜经济发展潜力评析
（一）城市综合实力城市的综合实力主要是对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衡量。具有一定的综合实力是开展夜经济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十二五”期间，保定市紧紧围绕“又好又快发展，强市兴县富民”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建设。据2014年《保定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特辑》显示，2013年保定全市生产总值达到2650，6亿元，连续多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同时，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全年财政收入达324.76亿元，比2012年增长13.1%。2013年，保定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06.5亿元，同比增长13.8%。保定市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并先后与19个央企和国内外500强企业、集团开展了战略合作。英利集团、巨力集团等多家企业成功上市。在此期间，保定市“三横三纵一环”高速公路网基本形成。总体来说，对“一主三次、工业西进、对接京津”三大主导战略的实施，使得保定市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综合实力明显提高。但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发达城市还存在很大差距。
（二）生产要素夜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为基础。目前保定市教育发展迅速，人力资源较为丰富。根据2014年《保定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特辑》数据可知，2013年，保定市常住人口1022.93万人，比上年增长5.6万人，城镇人口439.14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2.93%。目前，全市有普通高校16所，在校学生25.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76所，在校学生10万人，全年研究生招生2762人，在校研究生7791人。这些无疑对加快夜经济发展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夜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商业和餐饮服务的发展，而且还要求交通、金融、休闲等各方面配套设施的发展。京石客运专线和津保铁路这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后也降低了人流、物流成本，从而推动保定市的产业转移，有利于保定的经济发展。但通过对保定市公交运营时间的调查发现，在保定市公交网中注明的65条公交线路中，有22条线路是在晚7∶30之前停止运营，13条路线是在晚7∶00-8∶00之间停止运营，17条路线是在晚8∶00-8∶30之间停止运营，3条路线是在晚8∶30-9∶00之间停止运营，仅仅有10条路线是在晚9∶00之后还持续运营。由此可以看出，保定市公交运营时间较短，并不能满足人们夜晚外出的需求，这必然会对夜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随着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人们外出消费时停车位的数量远少于私家车的数量，而且还有很多流动商贩占用了部分停车位，使得市民不得不面临停车位紧张的问题，这也会影响人们夜晚外出活动。
（三）需求条件本地居民是内部需求的主体，是城市夜经济发展潜力中最重要的关键因素。目前，保定市居民已经有了可观的休闲消费能力和闲暇时间。据2014年《保定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特辑》数据可知，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181元，当年价格消费水平达到8896元/人，全市最终消费支出达到1006.29万元，按照国际惯例的标准已经进入了对夜间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期。保定市的游客群体是保定夜间消费的另一个主体，保定客源地范围不断扩大，由京津冀鲁晋等地扩展到蒙苏鄂粤地区，这些地区大都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普遍较好。而且到访保定市的中短途自驾游客数量激增，旅行社组织的大巴车、中巴车相对减少，这便于游客留宿市区，有利于保定夜经济的发展。
（四）关联产业城市开展夜经济也需要多个关联产业的扶持，如餐饮业、旅游业、住宿业、交通业等等。从保定市旅游局了解到，2013年，保定市旅游接待人数达47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9%，境内游客人数达4746.13万人次，境外游客达13.67万人次。4A级景区以上接待人数707.2万人，收入达16789万元。全市旅行社数量约170多家，同比增长了60%。保定市星级饭店总数达到50多家，同比增长96%，所提供的床位数也达到10万余个。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企业的发展战略、内部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发展夜经济，若没有企业的加入就无法顺利开展。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内部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对推动夜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保定夜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需求不断扩大，保定市的各大商场和超市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并不断举办促销活动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好滋味、老驴头和闫家驴肉火烧等连锁企业也都很好地把自身的特点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在发展战略上既立足于市场又立足于自身条件，加强企业间的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六）政府发展夜经济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工作，它涉及到了政府工作和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2010年河北省政府提出了“扩大夜消费，做旺夜经济”的口号，2011年到2013年省财政厅拿出1个亿对夜经济的商业街区进行补贴。2011年2月河北省发改委下发通知，从2011年起暂时对全省多家发展夜经济的企业实行峰谷分时电价。2010年11月保定市政府在《关于丰富市民夜生活发展城市夜经济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将力争在2010到2015这5年间，使保定市夜经济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20%以上，并搭建包括购物、休闲、娱乐、餐饮在内的4~6个高品位、高标准的综合类大型夜经济载体，初步形成设计合理、设施完善、服务齐全的夜经济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市公交公司对途经裕华路、东风路、朝阳大街3条主干道上的公交运营班次和运营时间也做出调整，部分公交运营时间延长至22点，并增加运营班次。同时，集中在三条商业街上的多家大中型商场和超市也纷纷延长营业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保定市夜经济的城市品牌。
（七）机遇1．扩大内需战略的出台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才能真正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也不例外。“十二五”期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扩大内需战略的提出，使得城市在发展夜经济时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如在税收方面对夜间经营活动进行税款减免和补贴等措施，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提出目前，从产业布局和资源环境等各方面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创新需要，也是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的需要。保定市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按照互利共赢、区域一体原则，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大力发展本地经济。近年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也指出，把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打造承接首都行政、教育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多赢之举，保定若能把握好历史机遇，就能在协同发展中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从而带动夜经济的发展。
三、保定市夜经济发展的推进策略
（一）出台扶持政策，加强监管力度在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夜经济的发展。比如，对夜间经营的商店进行税费的减免或者进行资金补贴，并鼓励发展有特色的适合夜经济的项目，从而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方案，特别是工商局、城管局、卫生局、环保局等部门要重视对夜间消费场所的市场环境、社会秩序以及卫生条件等方面的监管。同时政府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及时解决保定市夜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夜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更适宜的环境，使得保定市夜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拓宽宣传渠道，培养消费主体目前，市民和游客对于夜经济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多数市民受传统观念影响，在下班以后很少进行休闲娱乐活动。据保定市的信息平台和统计资料可知，大多数市民对夜经济持有可有可无的态度，而且说到夜经济，人们一般认为是到KTV、酒吧、大排档等地进行娱乐消费，有点不务正业。这样的错误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保定市在发展夜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拓宽宣传渠道，及时纠正市民和游客对夜经济的错误认识，并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消费观念，使人们正确认识夜经济并参与其中。
（三）打造特色品牌，开发夜间旅游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可以挖掘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找准特色和发展方向，打造凸显自身文化的特色品牌。保定在发展夜经济时可以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场所宣传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策划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节目，例如文艺节目可以与保定老调、徐水的舞狮、涿州的皮影戏相结合。把夜经济发展和保定丰富的旅游资源相结合，完善夜间旅游设施，设计合理的夜间旅游项目和路线，如改建裕华路恒祥南大街至长城南大街的建筑，使其风格保持明清仿古风格；治理总督署、古莲花池、大慈阁的周边环境并在门前广场上演精品文化节目；夜游白洋淀等等。同时，要做到市井文化和高端文化并存。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保定市夜经济的发展。
（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夜经济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虽然保定市的多条公交线路已经延长运营时间，但市区的交通运行状况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此外，还要对自驾出游的消费人群做好停车位的安排工作，这就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做好调度计划。同时，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照明设施，在照明建设中要重视合理性的规划，并营造城市夜间景观。虽然目前保定市的夜晚亮了起来，也带来了更多夜间景观，但照明建设主要集中在裕华路商业街、保百购物广场商业圈、时代商厦商业圈等几个繁华地段，其他地区的照明设施还有欠缺。这不仅给附近居民生活造成不便，也不利于夜经济的发展。为了保定市夜经济迅速发展，还需在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上加大投入并不断完善。
目前，政府和市民都已经认识到发展夜经济的重要性，而且保定市的夜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但保定市在发展夜经济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缺乏自身特色，消费类型单一，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等。所以，在今后发展夜经济的道路上必须把这些问题落到实处并一一解决，力争打造自身特色，提高质量，提升档次。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定市的夜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保定市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作者：李京金 付贺梅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保定学院 资源与环境系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农村经济发展潜力
一、农村经济发展呼唤职业教育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最重要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始终不要忘记这个问题。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把农村的经济搞起来，使农民能致富，提高农业产量，满足国家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农村率先改革，生产力空前解放，农业投入大幅度增加，使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一跃而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从1985年开始，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却相继出现了连续几年大幅度减产或徘徊的局面。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农业基础不稳，特别是科技落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中低产田改造进度缓慢。现实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农村经济要上新台阶，必须着力加强对科学技术的依靠。鉴此，广大农村坚定地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使专业人才匮乏和农村劳动力吸收科技能力差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仅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有大批能开发和推广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有一支能接受科技成果的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大军，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抓好人才培养工作。前些年，农村初、高中学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校没有学到一技之长，回乡后长时间无法适应工作需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造成了人才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现象与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人才的状况形成了非常现实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一矛盾，途径就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
瑞士是全世界人均收入较高的，政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营农场的，都必须接受相当于我们中等水平的教育，拿不到证书者没有资格当农民，并将取消其私有财产继承权。如果我们也达到这个程度，农业生产的变化将是巨大的。目前，我国农业还不很发达，农民有强烈的致富要求，他们最需要科技，需要致富本领。我们政府的责任就是培养出真正热心农业、具有专业技术、能够开发致富、为农业经济做贡献的新型农民。所以说，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在科技，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在职业教育；谁重视了职业教育，谁就赢得了农村经济建设的人才，赢得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明天。
二、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农村职业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目前仍未从根本上摆脱普通教育办学模式的束缚，不能有效地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做好四方面努力：
一是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要改变那种按照固定岗位培养就业人员的传统观念，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新型农民，给学生以回到农村创业致富的本领。我们要通过努力，让新一代农民成为推广先进科技、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劳动致富的生力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将职业学校办成技术服务的中心。要在学校建立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成立技术咨询服务队，认真推广技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开发。建立和完善“挂乡镇、联厂村、扶农户”制度，派专业骨干教师担任乡镇成教中心校科技校长，与科技示范村、示范企业建立经常性联系，对科技示范户定期组织技术指导，或实行技术承包，不仅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丰富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内容。一定要充分了解国内、国际农业科技新进展，广泛收集信息，尽可能地在学校里面采用的技术来进行试验。在当前新技术不断产生的形势下，职业学校要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的一个吸取、传播、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基地。
三是改革办学模式和教学方式。要做到“六个结合”，即长短学制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集中时间教学与分散时间教学结合，文化教学与专业教学结合，理论教学与技术教学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结合。要帮助学生制定家庭致富计划，教师有目的地教，学生有目的地学。实行不同专业交叉教学，农、工、商、教育一体化，培养学生一专多能。要放开“入口”，把严“出口”。在入学上可以放松一点，合格初中毕业生均可入学，特别要重视招收立志回农村创业的“志愿兵”。但在毕业关上要把紧，没有真正掌握创业本领和致富办法的不能送出学校。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评估淮北市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潜力
摘 要：本文采用《淮北市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运用主成分不分析评估了淮北市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潜力。研究表明：目前淮北市的主要发展潜力的组成部分是濉溪县，其次为市政府所在区相山区。杜集区以及烈山区的得分均为负，发展条件较差。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得分
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地处华东地区腹地，苏、鲁、豫、皖四省之交，北接萧县，南临蒙城，东与宿州比邻，西连涡阳和河南永城。南北长108公里，东西宽60公里，总面积2741平方公里。自夏禹以来，淮北市经历了多次变迁。1977年1月20日，国务院批准，将宿县地区的濉溪县划属淮北市，市政府驻相山区。至此形成了淮北市3个市辖区（杜集区、相山区、烈山区）、1个县（濉溪县）的格局。
所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指的是这个地区未来的发展潜能，是指区域复合系统（一定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管理调控等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影响、制约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在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所具有的潜在能力。本文首先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淮北市及时、二、三产业的优劣。然后以区县为基本空间单元收集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下处理主因子得分综合，得到区域空间发展潜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首先是由K・皮尔森对非随机变量引入，尔后由H・霍特林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单一的变量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区域的经济情况的缺点，引进多方面的变量指标，但又将复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使得复杂问题得以简化，同时得到更为科学、的经济发展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
本文选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14个变量指标，分别为总人口（万）、非农业人口（万）、农产值（亿）、第二产业产值（亿）、第三产业产值（亿）、工业产值（亿）、工农业产值（亿）、区域面积（平方公里）、财政收入（亿）、及时产业人口（万）、第二产业人口（万）、第三产业人口（万）、迁入人口（万）、高速公路（公里）。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显著主因子2个，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98%。主成分载荷为：
由上图可知，及时主因子可以解释财政收入（亿）、及时产业人口（万）、第二产业人口（万）、区域面积（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亿）、工农业产值（亿）等等，可以解释指标比较综合。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释第三产业人口（万）和迁入人口（万）。
综上所述，人口在淮北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市常住人口2114276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239676人，增长12.79%。根据2010年各区县的人口规模，我们得到淮北市区县位序规模公式为lnp=5.0255-1.0989lnr，R2=0.9501，城市首位度为2.14，集中程度不是很高。这表明该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结构正常、集中适当。
三、评估发展潜力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以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各乡镇主因子得分，如下表所示：
由得分可以看出，濉溪县的综合能力不错，但是第三产业有待发展，与之对应的就是相山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好，但是其他方面则相对欠缺。
依据主因子得分乘以贡献率权重得到的发展潜力是基于现状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格局。其结果如下表：
综合发展潜力分析表明，目前淮北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濉溪县，其次为市政府所在区相山区。杜集区以及烈山区的得分均为负，发展条件较差。在淮北市内部，淮北市的主要工业和居住区围绕东湖和南湖成块状分布，分别为相山区一块、烈山区一块、矿山集一块和东部新城。因此，淮北市政府可以将城市体系分为四个区块，四个区块有侧重点的发展，同时加强区块之间的联系。
从宏观上看，淮北市位于两大经济区之间：淮海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由于淮北市目前的二、三产业主要位于东北部，而且与徐州市等周边城市之间的影响也较大，因此淮北市可以努力加强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淮徐、淮蚌的对外交通联系，同时改造城市内部的道路系统，形成完善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而对于中原经济区，其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等等。淮北市濉溪县可以加强与淮阜和淮商的联系，发展农业。
四、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从当下开始，为将来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对于一个城市，政府人员必须清楚自己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足之处，清楚城市的发展潜力，以后有针对性的扬长避短、重点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发展潜力评估的初步方法，可以肯定其中必然还有许多不完善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欢迎批评和指教。（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关键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以前有所放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之外，还源于我们正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难题，就应当从深层根源去寻求方案。文章主要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学理性分析。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 驱动转型 制度治理 发展潜力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正面临棘手困境和挑战，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创下1990年以来的年度增速新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很容易导致急病乱投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消极应对方式，必须要予以避免。
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源所在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亦即因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如产业升级、需求方式转变等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还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的根源因素。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发展驱动转型的问题。每一个经济体都要经过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及创新驱动。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要素驱动仅仅是阶段性有效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但这个驱动转变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完善，否则不可能成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再一味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
其次，更关键的是中国还面临体制转型的问题。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关键还在于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型能否成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善，长期以来以要素驱动、政府主导、国企挤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行业垄断加大、政府负债激增、产能严重过剩、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民间消费疲软等问题。
为什么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可持续性不再
归纳起来，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下降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再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这五重原因的叠加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度下滑，具体如下：
一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要素驱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长远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要素驱动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随着要素红利的衰减，以及国际贸易壁垒高筑、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外在持续压力，这一发展模式显然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不过，由于区域差异、个体的生产力差异以及经济发展驱动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发展驱动转换不应一刀切或一蹴而就。许多地方政府过早、过快地通过“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等使得一些产业主动或被动地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恐怕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大原因。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迭代、替换的过程，它反映的是占据主导驱动的变化，后一阶段同样需要前一阶段的高度发展作为奠基，原有驱动因素作为存量和重叠仍要发挥重要作用。否则，两头落空也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二是政府主导动力下降。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在过去以GDP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晋升锦标赛中，地方政府用很强的激励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取得政绩回报。尤其是1997年土地招标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重塑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政府垄断供给，使得“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加上抵押借债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手段。于是，以城镇化为背景，土地要素的城乡流转成为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然而，借助金融和资本杠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杠杆和泡沫化。数以几万亿计的抵押贷款包括其他地方政府债务很大部分又是靠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激励来做大土地财政。一旦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波动，其中蕴含着的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将使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同时，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服务功能欠缺，还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过多，消费异常孱弱，无法形成真正内生的发展驱动力。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的GDP占比仅约38%，不到美国的一半，与俄罗斯55%的水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小差距。
三是国企产能过剩、民营经济发展受限。时至今日，国有经济的规模依然很大，国企在一些地区和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非但没有削弱，且还在加强。观察2015年上半年各省经济增长数据，可以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民营经济越不发展的省份往往经济增速越靠后，下降的越快，如辽宁、黑龙江、吉林都是倒数几位，均滑出经济增长合理区间，越是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经济增速下降较小，如浙江、广东等省。在国企比重过大的地区，国企往往凭借控制资源能源与优先获取金融资源的优势而占据过多要素，而这些地区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则面临比其他地区民营经济更为突出的融资难、生产成本高问题，发展严重受限，这就使得当地市场没有一个良性竞争机制，经济活力下降。
2008年中央“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很多资金就是流向了本来就资金充裕的国有企业，这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经济的造血机制不足。统计显示，2013年末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近一两年来进一步降低，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都有超过30%以上的产能过剩率，而在政府财政补贴扶持和指定技术路线之下，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许多战略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同样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利润大幅下滑。这些都是自我循环的结果，为了追求更高的增长，就用增长来刺激增长，用资源生产资源，结果产生了大量过剩产能。
四是政府自身的经济目标管理不足、办事效率不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看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将其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于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这对于整顿吏治、净化政风、制约权力无疑非常必要和及时，但由于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还不是一个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对简政放权改革还有很长路要走的中国经济而言，仅仅重反腐倡廉是不够的，还必须抓好经济目标管理，提升办事效率，做有为政府。
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当前各级政府经济活动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建设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是对“新常态”理解的偏差。“新常态”是指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要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使得还没有进入平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由此，放弃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旧常态和提倡政府简政放权及减少政府的越位，决不应与不作为、放任经济放缓划等号，更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大幅、过快下滑，从而自我放松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坚定保障和责任心态。
以上五大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尚未得到合理界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民营经济的主体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这说明了合理制度安排的至关重要性。由于现代市场制度远未建立，中国经济的效率低下，靠民营经济为主的创新驱动还根本谈不上，如不及时应对，会大大地增加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这些解决了，加上政府施政效率和行政效能的提升，未来5～8年内中国保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
市场化改革深化的方向及其切入口
为了推动发展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中央政府近年来先后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自贸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不过，在我们看来，制度才是关键，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作为支撑，这些战略举措将很难落地，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是有限的。由于社会流动性的不足、阶层分化和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深层次改革，越往后推越为艰难，因而需要中央政府的领导，要对大原则、大方向形成上下一致的高度共识。 （下转256页）（ 上接21页）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对未来的改革也是如此，在这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替代的。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许多人所给出的彼此矛盾的应对之策说明，其对于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没有弄清楚，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从而其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尽量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国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决定型经济，为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我们认为下一步中国在一些重要关键领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
一是民营经济主体化。在这里，民营经济主体化主要指的是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创新驱动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和占主要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无论是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并且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还是其他事，地方政府日子都比较好过，少许多麻烦。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如果不能实现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就只有数量的变化而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不可或缺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大发展。所谓创新，首先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高风险特征，创投成功的比例非常低，一旦成功，则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其去冒高风险的动力不足，而民营经济在创新上有着更加强烈的意愿。
面向未来，中国要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也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以发现：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只有对私权尽一切可能去保护，同时对公权力尽一切可能去制约，才能为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
私有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当前贪腐猖獗除了一些干部本身的素质不硬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越位。因此，反腐的一个重要出路就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民营化，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使其不敢贪。
二是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改革发展动力的支持。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一个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准入壁垒森严的国有垄断市场，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还未打通。这有赖于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深化方面的配套改革，由市场决定不同期限、不同风险特点资金的价格，建立多层次市场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多样化投资品种的市场结构。
金融体制改革的下一步目标应是形成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非国有、民营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和投资选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要增强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尽管几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与包括美国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体系大量衍生产品的推出不无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禁锢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中国面临的问题关键还在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足，开放竞争程度不高，金融市场自由度不够，阻碍了金融改革和创新，损害了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公平。对于政府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只有合理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才能兼顾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使中国经济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
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要转换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由于土地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价格居高，使得中外粮食价格对比中，中国处于劣势，并有扩大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土地制度存在着问题和隐患。
通过构建开放和包容的土地市场，让市场在土地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土地真正得以在农户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让民众（尤其是农民）分享更多土地红利，为经济社会构筑更牢固的发展基石。
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有很大一部分预算收入需另辟财源。可采用国际通常方法，将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环节的税费，整合成或增加房产物业税，每年征收。一方面，通过提高持有环节的成本，可以让投资者把房子投放到租赁市场和二手房市场上去，形成真正的消费品，降低高空置率。另一方面，通过此项税收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和平衡收入差距。
责编/张蕾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产业视角下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潜力研究
【摘要】 本文在产业视角下构建了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潜力指标，运用加权主成分TOPSIS价值函数模型对区域发展潜力和相对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并通过建立PVAR模型研究了产业发展潜力与经济产出间的动态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仅第三产业潜力呈增加态势；现阶段及时产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第三产业长期发展潜力巨大；及时、二产业潜力逐步释放，而第三产业潜力逐步累积，其中及时产业潜力经济拉动效应较大。同时，根据区域三次产业发展潜力的强弱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策略。
【关键词】 环渤海经济圈 产业发展潜力 加权主成分TOPSIS模型 PVAR
一、引言
自“大渤海地区”的概念提出以来，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由最初学者的理论研究逐步提升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30年来，环渤海经济圈始终没有形成有区域发展特点的发展模式，一体化进程依然步履沉重（周海燕，柏杨，2013）。许多学者认为，区域产业结构雷同、分工合作淡化是阻碍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徐健，2008；江曼琦，席强敏，2011），而正是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因素决定着一个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胡乃武等，2010）。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期（陈昌盛，2013），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通过大规模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未来较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资源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就环渤海经济圈而言，识别和分析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潜力情况，研究如何抓住机遇挖掘并释放地区优势产业潜力迫在眉睫。
二、经济发展潜力研究综述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学术界很早就针对经济发展潜力开展了相关研究，自上世纪3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这一领域更是受到学界乃至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Stewart（1947）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最早地研究了经济发展潜力，并提出了经济潜力指数，一些学者运用这一指数分析了人口及产业分布等问题（例如Rich，1978）。而经济潜力指数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批判，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纳入主流经济分析。Abizadeh等（1990）运用因子分析法，从不同方面研究了52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这一研究较早地运用了综合性指标，是经济潜力研究从单指标向多维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Roberts等（1998）则将经济潜力与投入产出法相结合，以美国为例对区域产业核心优势进行了分析。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经济发展潜力的相关研究重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Barber（2010）重建了欧洲经济增长潜力指标，以使这一指标能够拟合当今国际趋势，并指导相关政策制定。相似地，Donaldson等（2012）通过设置相应指标对南非各地区的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Kl？]r（2013）则在核算地区潜在增长率的前提下，对金融危机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例如谢三明等（2008）通过构造生产函数的方法来测算我国产出的潜在均衡增长趋势，一些学者还对我国整体或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余晓霞、米文宝，2008；柯善咨、韩峰，2013；高孝伟等，2014）。张芳、陈家作（2013）则对浙江省嘉兴市16个产业的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并确定了四大支柱产业，为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依据。
在经济增长潜力研究中，AHP法（例如高孝伟等，2014）以及因子分析法（例如金延杰，2007）得到了广泛应用。作为对上述方法的延续，吕萍、李忠富（2010）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引入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价值函数模型，将多维指标降为一维指标，从而便于分析评价。当然，许多研究也将计量经济学模型纳入到经济发展潜力评价体系中来（Halmai，2012；张延群、娄峰，2009），但这些方法更注重于预测，难以对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研究，吕萍、李忠富（2010）也仅涉及比较静态研究，缺乏动态特征的体现。同时尽管加权主成分TOPSIS模型方法克服了层次分析法在权重确定上的主观性问题和因子分析法所得主因子存在正负之分的问题，但缺乏产业结构信息的体现，最终得出的经济潜力指数也缺乏明确的经济意义。本文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补充，可能的贡献有三个方面。及时，将现有产业结构信息体现在发展潜力之中；第二，引入相对发展潜力指标以同时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第三，在得出产业发展潜力和技术效率的基础上，建立PVAR模型分析三产发展潜力和效率和经济产出的动态相关关系，从而试图探寻发展潜力指标的经济意义。
三、环渤海经济圈产业发展潜力核算
1、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定义，本文提出建立综合经济潜力和产业发展潜力两个一级指标，分别用于度量经济整体发展潜力以及由行业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的行业发展潜力，进而建立产业视角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1）综合经济潜力。综合经济潜力主要衡量区域内整个社会经济上行空间、发展趋势以及发展动力等，从整体上体现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依据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指标选取如下。
及时，生产要素能力。生产要素包含人力与资产两个方面，其中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人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人口质量的高低也对经济发展速度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选取指标：人口密度、城镇就业率、青壮年人口占比、高等教育人数占比以及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第二，资源总量。资源是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一个地区资源分布的多寡极大地决定了地区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然而限于我国地区矿物储量数据库尚在建立之中，此处部分能源以生产能力代替。选取指标：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煤碳储量、电力生产能力以及人均水资源量。
第三，资源利用水平。除资源总量外，资源的利用水平同样制约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发展质量，本文主要考量电能与天然气的利用水平。选取指标：单位生产总值电耗和城镇人均天然气用量。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标志着地区经济发展承载能力的高低，本文考虑了交通承载能力、科教设施建设、环境承载水平以及通讯交流情况等相关指标，以客观反映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选取指标：人均道路面积、货物运输总量、市高等学校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建成区绿地覆盖率、人均移动电话数以及宽带普及率。
第五，政府支持力度。本文主要通过地区政策倾向以及政府投资和吸引外资情况来考量地区政府支持力度。选取指标：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教育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以及外资投资金额。
（2）产业发展潜力。产业发展潜力指标用于衡量在经济基本情况确定的基础上，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历史发展情况、技术水平高低等因素的不同所体现出的同一地区在不同产业中发展潜力的差异。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特征，分别选取耕地面积占比、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三次产业各自的就业人员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和总产值占比等指标。
本文选取环渤海地区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锡林郭勒盟和河南安阳外41个地级成员市2003―2012年共10年的各项指标数据，并对各项数据指标进行同向标准化处理，以去除量纲以及符号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2004―2013》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
2、因子分析
为评价各市发展潜力情况，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首次降维处理。因子分析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描述众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就能够在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众多指标之中提取出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信息。
本文分别对三次产业的三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在80%左右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并确定各主成分权重，同时通过主成分中各因子贡献率确定公因子所代表的经济含义。
由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其一，无论就何种产业而言，政府支持力度都对其发展潜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这是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其二，第三产业对政策的依赖程度更为突出，这就表示在发展这一产业时，政府也应具有更大的能动作用。
3、加权主成分TOPSIS法排序
为了便于分析和评价相关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本文采用加权主成分TOPSIS法，在因子分析基础上，将所得指标进一步降维为一维可排序指标。TOPSIS法的基本思想是方案应接近正理想方案，而远离负理想方案。将这一方法与因子分析相结合，就能够对因子分析所得指标进行进一步降维成为一维指标，从而可以对个体进行评价和排序。具体步骤如下。
经济发展潜力是大多文献在评价地区发展潜力时所采用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单纯采用这一指标将出现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由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间长期存在着显著地经济差距，使得不发达地区各产业经济发展潜力处于劣势，而京津等发达地区各产业增长潜力排名均在前列，这就为这些地区的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不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落后地区同样具有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为便于纵向比较并确定各成员市何种产业发展潜力更为突出，本文引入产业相对发展潜力指标Cij，其中i表示市，j表示产业，该指标由下式计算得出：
产业相对发展潜力数值越大说明该产业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当这一数值为零时则说明该产业在这一地区发展潜力薄弱，应适当减弱对这一产业的投入并转向更具发展潜力优势的产业。引入相对发展潜力指标使得地区内各产业间能够进行比较，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表1显示，邯郸市表现出较高的及时产业相对发展潜力，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邯郸市大力发展现代高效设施农业，重视将近期科技成果与现代农业相结合。2014年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量达750亿元，居全省及时，其农业优势不仅能够增加及时产业产值，同时有助于食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作为第二产业相对发展潜力较高的城市，阜新市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但由于煤炭资源逐渐减少，阜新市开始了经济转型。以建成工业强市为发展目标，阜新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以绿色增长为发展方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成了阜新具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
4、结果分析
结合发展潜力以及相对发展潜力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当前环渤海地区及时产业蕴含较大发展潜力，农业转型升级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内蒙、河北和山西大部分城市都具有这一特点，应当逐步发展集约型农业，更多运用高新技术提高农业效率，并进一步带动相关二、三产业发展。
（2）津京两市具潜力的是第三产业，这一产业的溢出效应也最为明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不仅有助于两市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带动周边较为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为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注入活力。
（3）山东省各市具有较高的综合发展潜力，其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第三产业是这一地区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发展效率是这一地区经济取得进一步增长的关键所在。
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贡献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以经济发展潜力的静态评价居多，但经济发展潜力与经济增长却是密切相关的，两者间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相关关系，而对于这一变化规律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环渤海地区自2003―2012年连续十年的三次产业经济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并建立了发展潜力（三次产业发展潜力分别表示为yc、ec和sc）与GDP之间的面板数据VAR模型，为消除自相关性，本文对GDP序列进行对数处理，所建3阶滞后模型如式6所示，其中yit={lnGDP，yc，ec，sc}T，为因变量向量。表2则汇报了该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yit=？琢i+？茁t+Ayit-1+Byit-2+Cyit-3+？着it i=1，2，…，41；t=1，2，…，10 （6）
总体而言，无论从参数估计结果抑或是从脉冲响应分析来看，经济发展潜力都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体而言，通过分析上述结果能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是从GDP各滞后项对自身的影响系数来看，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惯性，当期的经济增长1%能够引致下一期经济增长0.5%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增长潜力十分巨大。
二是短期内，及时产业的发展潜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也与前文结论相一致。但在经济发展后期，第三产业将有极为突出的表现，值得期待。
三是观察GDP各滞后项对三次产业发展潜力的影响系数不难发现，及时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潜力正处于逐步释放的过程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产业中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因而系数为负。有趣的是只有第三产业系数总体表现为正，且第三产业增长潜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就表示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源泉极有可能来自于第三产业发展潜力的不断提升，因而第三产业仍然应该作为环渤海地区后期的重要发展方向。
五、结论及对策
1、结论
本文从产业视角重新构建了区域产业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并对其环渤海经济圈各成员市产业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和评价。通过运用TOPSIS法并建立PVAR模型对我国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动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我国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能够自我持续，其中蕴含较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并非现阶段所屡屡强调的第三产业，而是我们较为忽视的及时产业。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能够促使及时产业优化升级，同时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二是环渤海地区在第二产业尽管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潜力并不明显。辽宁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其大部分城市综合发展潜力均排名靠后，同时第二产业依然体现出相对发展潜力优势，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改变，极有可能阻碍这些城市的后续发展。相反，第三产业不仅在后期能够带来经济的巨大增长，同时其潜力也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积累，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的提升还是释放，这一过程都较为缓慢，因而第三产业更适合作为环渤海地区较为长期的发展目标。
2、启示
上述结论对于逐步形成并挖掘我国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潜力的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对于河北、内蒙和山西大多城市而言，及时产业应该作为其较大的潜力挖掘点，无论是发展特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还是将科学技术逐步与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都将带来十分巨大的发展机遇，应在优化产业内部结构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二是北京和山东是环渤海地区技术较为发达的地区，第三产业是这一区域的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后劲。
三是第二产业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潜力不足，导致辽宁大部分城市发展后续乏力，因而需要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制定偏向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从而改变现有较为不利的发展局面。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研究
摘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新疆十五地州市为例，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水平、社会基础水平和竞争力四个方面构建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TOPSIS评价模型对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差异虽然较小，但呈现小幅度加大趋势；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熵值-TOPSIS模型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把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转化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实力，已成为现在的热门研究主题。“一路一带”建设的提出，对“丝带”沿边省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受到国家领导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对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估，分析新疆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及原因所在，挖掘并转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实力，为新疆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本文首先运用2004-2013年新疆十五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数据，通过构建熵权―TOPSIS评价模型，解析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变动及地区差异情况，在此基础上，运用雷达图对其变动和差异进行成因分析，提出充分发挥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的科学可行途径。
1.测评方法与变量选取
1.1测评方法
测评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TOPSIS评价模型对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价。TOPSIS法是一种适用于根据多项指标、对多个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的分析方法，由Hwang和Yoon于1981鉴于TOPSIS评价模型的参数稳健性，本文采用优化后的TOPSIS模型，即距离度量参数选择3[8]。步骤如下：
首先，构造规范化加权矩阵Ppijm×n，其中Pij=xij∑mi=1x2ij，则加权的决策矩阵：z=zijm×n，其中zij=wjpij（i=1，…，m；j=1，…，n）。
然后，确定正负理想解。本文的正理想解为x′j=maxjzij，负理想解为x″j=minjzij。
第三，计算各方案到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到正理想解的距离为：S+=∑nj=1zij-x′j313 ，到负理想解的距离为：S-=∑nj=1zij-x″j313
，分别计算各方案与正理想解的接近度C：Ci=S-S++S-
1.2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选取了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一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的核心部分，主要从对外贸易总额、国际旅游收入、外商直接投资、外贸依存度、国际旅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等几个方面衡量；二是经济基础水平，经济水平的高低是支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包括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和工业化程度；三是社会基础水平，包括城镇化率和政府管理；四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水平，包括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和贸易综合指数。
2.测评结果分析
2.1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如下表所示。
（1）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表1显示，从三大地区的情况看，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呈现北疆较强、东疆中等、南疆较弱的空间差异分布格局。从三大地区内部情况看，东疆和南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处于中下水平，且地区间差距较小，而北疆地区存在两级分化的发展趋势。而具体从各地州市情况看，2004-2013年间，北疆地区乌鲁木齐综合评价均值较高，塔城综合评价均值处于倒数第二位，两地区发展效率值相差0.5；而南疆地区哈密综合评价均值低，仅为0.107；2004-2013年间，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好地区（乌鲁木齐）与最差地区（和田）的差距依次为0.444、0.414、0.629、0.654、0.291、0.755、0.578、0.319、0.612、0.391，差距呈现波浪形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差距具有缩小趋势；较大差距为2009年的乌鲁木齐和阿克苏，差距为0.767。
（2）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非一致性。本文通过2013年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情况比较分析（见表2），将新疆区域划分为经验丰富地区I（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超潜力发挥地区II（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低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落后地区III（较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低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以及潜力未发挥地区IV（较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4个象限区域。由散点图1可见，第IV象限区域包括的地州市居多；其中，北疆城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均属于经验丰富地区，具有较高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能够保持一个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因而能够获得更高的持续竞争力；喀什、石河子、伊犁属于超潜力发挥地区，应该加大外向型经济效率的培育与开发力度，否则外向型经济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吐鲁番、昌吉、巴州属于潜力未发挥地区， 2013年阿勒泰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发展潜力均排名第四，表明阿勒泰地区在较高的现有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上；其余地区均为落后地区，对于这些地区不仅要加快培育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而且要不断将外向型经济效率转化为外向型经济水平。
3.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进行测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差异较小，且其空间集中度呈现小幅度加大趋势；（根据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一致性，将新疆十五地州市分为超效率发挥地区、经验丰富地区、效率未发挥地区和落后地区四类。
为更好的释放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结合本文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潜力开发与培育路径。
（1）新疆整体应采取“梯度开发”路径。以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较强的天山北玻经济带城市群为潜力极，政府对潜力极地区进行扶持，从而使其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并辐射并渗透到周围潜力较弱城市，从而促进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
（2）对于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省市区，要继续保持其优势，把握能够促进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对于经济发展潜力较低的省市区，要努力克服影响其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比如乌鲁木齐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应该加大外向型经济潜力的培育与开发力度；对于塔城、和田等落后地区，在加大外向型经济效率的培育与开发力度的同时，还需不断地将外向型经济效率转化为外向型经济水平，使得新疆外向型经济效率能与外向型经济水平契合。（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也带动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兴经济活动逐渐普遍。越南工商会与技术项目研究中心于6月举行了“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的报告会。这是越南工商会推进的“支持企业和手工艺村加强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提高货物销量和出口总量”项目框架内的活动之一。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越南工商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40%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自2010年至今，越南互联网用户占据人口总数30%，连续多年跻身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前20个国家名单。预计到2020年，越南互联网用户可能提升到占人口总数的45-50%。
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知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越南工商会常务委员阮光荣表示，每一项有关科技的工作就能创造新的5到7个相关就业岗位，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每增长20%将带动国家GDP增长1%。然而，最近公布的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考察结果却不如所望，在对50个国家进行的考察中，越南排在第45位。因此，越南希望尽快加速相关技术的发展。
关于亚洲数字经济的榜样，越南技术项目研究中心总经理约翰认为，越南有能力发展成为像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那样的数字经济社会国家。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外，人才培训和宽松的政策机制也极为重要。以韩国为例，早在2010年，韩国即在政府政策与蓝图和社会与文化环境领域的数字化方面，分别仅次于瑞典和美国，排名世界前茅；在互联网上网及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与蓝图、社会与文化环境等三个领域，韩国位居亚洲国家榜首。
亚洲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转型，IT技术发展浪潮席卷工业、贸易和医疗事业领域。相关领域包括：物联网、低成本传感器、无线射频、移动、数据安全、社交商务等。因此，越南关于其数字经济的发展报告，给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越南在这一领域有重要发展机会；二是亚洲已有的成功经验对地区社会经济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企业也应该利用好相关机遇，将自身尽快融入到较高水平的发展链条中。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
【摘要】
本文采用《丽水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测度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研究表明，丽水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莲都区发展潜力最强；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为处于中间水平；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发展潜力较差。
【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潜力
丽水市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该省西南部、南邻福建，古称处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较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下辖莲都区及景宁畲族自治县、缙云、青田、遂昌、云和、庆元、松阳七县，代管县级龙泉市。
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能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也是评价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由于丽水市各地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差异，对各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客观评价，可以为丽水市今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本文首先以丽水市为基本空间单元收集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下处理主因子得分综合，得到区域空间发展潜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多元统计方法，由皮尔逊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经众多统计学家不懈努力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
在建立县城单元评价指标选择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响县域乡镇地域空间差异的主因子。对各县城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本文选取2011年丽水市13项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为镇域户籍人口、县域暂住人口、及时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镇域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对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较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超过80%，可见提取三个因子后，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间分布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分析主因子含义，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各乡镇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表1可知：及时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户籍人口、镇域暂住人口、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区绿化面积及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指标，可命名为社会经济发展因子。空间分布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青田县、松阳县、龙泉市、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面积、及时产业就业比例，可命名为传统产业因子。其值排名为遂昌县、龙泉市、青田县、莲都区、景宁县、缙云县、庆元县、松阳县、云和县。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释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可以名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因子。其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云和县、松阳县、龙泉市、庆元县、青田县、景宁县、遂昌县。
三、发展潜力评估
依据主因子得分乘以贡献率权重得到的发展潜力是基于现状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格局。其结果如下表：
从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莲都区是丽水市综合发展潜力最强，以的优势名列及时；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为处于中间水平，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发展条件较差。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浅谈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对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挖掘作用
摘 要：文化产业是公认的21世纪最有生机活力的朝阳产业，近年来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引人注目的新文化现象“十八大”的召开更是提出“把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因此笔者以黄冈特色文化为主体，试图找到黄冈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文化产业；人文资源；发展
文化产业是一个涵盖文学艺术业、广播影视业、文化教育业、信息文化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等在内的广大产业系统，是公认的21世纪最有生机活力的朝阳产业，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不断提高，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探索。
一、黄冈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
文化产业的发展建立在丰富的文化基础之上，而黄冈有着众多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以下将分别论述。
1.悠久的人文历史
千古伟人苏东坡，于黄州留下壮美诗篇，铸就其文学巅峰；佛教禅宗四祖、五祖落根黄梅，潜心修行，发展到今天的禅宗文化；大明医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万古传；北宋发明家毕发明活字印刷术更是为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传统戏曲黄梅戏产生在黄冈这片淳朴的土地上，并发展为中国五大曲种之一。质科学家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哲学家熊十力，文学评论家胡风等文学巨匠均诞生在这里。
2.星光闪烁的革命传统
黄冈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历史上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新四军中原突围”等革命事件在这里进行；革命人才更是层出不穷，这里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王树声、韩楚先等200多位开国将帅，还有三位中共一大代表。
3.得中独厚的地区优势
黄冈地处湖北东大门，于鄂豫皖赣四省交界处，与省会武汉山水相连，是武汉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水道，京九铁路、沪蓉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覆盖全市，已构筑起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相互衔接的大交通格局。
4.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
生态旅游业是黄冈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罗田县天堂寨风景区，英山县桃花冲风景区，溪水三角山风景区，蕲春县三江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无一不显绿色黄冈的原生态气息。
二、黄冈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尽管黄冈有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众多优势，但黄冈的文化产业发展并不充分，无论是产业规模、结构，还是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与一些文化产业大市相比相差甚远。下面笔者对黄冈文化产业发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与概括。
（1）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据统计，2012年全市建有文化馆11个，公共图书馆12个，文博单位25个，文物藏品总计14.4万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1个，城关电影院7个；县级以上新华书店11家。这一串数字对于有着745万人口的黄冈来说，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文化体制改革落后，文化发展政策有待完善。具体表现为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开发力度；人才缺失，没有引领行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队伍；文化资源保护力度不够，管理措施不得力不到位；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力量不足。以蕲春古镇为例，由于一开始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古镇破坏严重，直到近年相关部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有了重塑古镇的呼声。当然，只有更好地认识发过程的不足，及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黄冈的文化产业才能更快地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三、黄冈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尽管黄冈市文化产业起步较晚， 但在实践中得到较快发展，文化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在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的改善为黄冈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牢固根基。在“十一五”完成之际，广播电视、电话“村村通工程”和“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进展顺利，数字电视实现整体转换。广播覆盖率97.93%，电视覆盖率97.94%。文化惠民工程进展顺利，建成标准农家书屋4388个，已建成乡镇文化站124个。
（2）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市娱乐文化、音像制品、艺术教育、书刊发展等产业初具规模，随着2010年大别山生态旅游节，2012年东坡文化节等大型活动的开展，以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相关产业发迅速，展加上武汉―黄冈城际铁路的发展，极大缩短了两市间的距离。
四、关于黄冈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虽然我市文化产业近几年才进入迅速发展轨道，发展状况落后于周围文化产业强市，但只要努力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众多优势，就有可能把黄冈建设成文化产业大市。结合我市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文化发展，广电先行。广播电视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是对外展现黄冈风貌的窗口，对内宣传黄冈文化的平台，因此要打造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电视节目栏目，树立和谐黄冈良好形象。
（2）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以旅游激发文化活力，靠文化增添旅游魅力。以这些黄冈特有的红色资源为品牌，可带动红色影视、红色歌曲、红色会展等音像产业的发展，一则避免与周围各市文化产品竞争冲突，二则突显红色黄冈的革命老区优势；加快生态旅游发展符合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是黄冈构建宜居城市的绿色外衣；黄冈人才辈出，深度挖掘名人文化，再现历史风采，通过名人效应让人们更好的了解认识黄冈。将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形成文化产业链 。
（3）建设一批重点文化产业。政府要加大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重点建设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和城乡基层文化设施，发展一批重点文化产业。例如以黄冈中学为代表的教育文化业，活字印刷术的现代版印刷发行业等；大力培育新兴文化产业，壮大一批文化企业，带动群众文化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培养一批的文化产业人才。一是要靠政府扶持引导，促进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二是要加强与高校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培养文化专业人才。目前黄冈师范学院和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都开设了一些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已迈出脚步。
五、结束语
通过分析，众多资源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当然，黄冈要想在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产业大花园中绽放光彩肯定任重道远。但笔者相信，在黄冈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文化产业能 开花亦能结果。
指导教师：
刘燕，黄冈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师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本文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价，以期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进而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能力。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综合性产业，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旅游经济会对区域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是指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非现实的、潜在的、在一定要素的刺激下能够发挥出来并能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与旅游经济相关的产业在本身及外力的影响下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潜在能力。这一能力是未来可能实现的竞争实力，是旅游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因此，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可了解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强弱，为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方面的研究较少，多集中在对旅游产业潜力的研究。如袁明达认为大湘西旅游业发展潜力主要由该区域旅游潜力保障力、旅游潜力支持力和旅游市场潜力决定；武传表从综合经济实力、旅游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教卫生五大方面构建旅游产业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陈钰萍从区域旅游的需求潜力、供给潜力、潜力保障力、潜力支持力四个方面构建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西省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在旅游经济方面，刘占明论述了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钟睿分析了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模式，栾福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比较了新疆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小。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视角，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价，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概况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滨海旅游业在山东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滨海旅游经济有望成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小会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及全省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地级市域的完整性，为便于研究，本文所指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研究范围不包括滨州市的无棣和沾化两县。
二、研究方法
（一）模糊聚类分析方法
模糊聚类分析是从模糊集的观点来探讨事物的数量分类的方法。在模糊聚类分析中，把研究的对象称为样本，影响样本分类的因素为属性指标，设有n个样本，每个样本有m个属性指标。模糊聚类分析的一般步骤为：步骤1首先对样本进行调查，建立样本属性指标矩阵。步骤2数据标准化，对描述各分类对象的各项指标（原始数据）运用极差标准化或标准差标准化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样本数据压缩到[0，1]闭区间内。步骤3建立模糊相似矩阵用数rij∈[0，1]来刻画对象xi，xj之间的相关程度，而设模糊矩阵为R=（rij）m×n，rij=l，rij=rji，其中确定rij的值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常用的方法有相关系数法、夹角余弦法、较大最小值法、算数平均最小值法等几种，计算出rij以后，建立模糊相似关系。步骤4改造模糊相似矩阵为模糊等价矩阵运用将R自乘的方法将模糊相似性系数R改造为模糊等价关系R*。步骤5得出模糊等价矩阵后，选取分类水平λ∈[0，1]，计算模糊截矩阵R=（rijλ）m×n，确定分类结果。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是一个综合的、相互作用的、并与社会各方面相联系的系统，它渗透到旅游业各个方面，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旅游经济发展快慢依赖于旅游市场潜力，而旅游效益中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是游客前来旅游的驱动力。此外，经济社会支撑、旅游开发保障条件都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本文遵循完备性和独特性相结合、客观性和可行性相结合、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系统性的原则，以四大系统25个具体指标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三）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来源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市的旅游政务网、旅游资讯网及《2012年国民经济和发展统计公报》等。
四.评价结果
（一）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
运用DPS统计软件，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市数据进行标准化及模糊相似矩阵处理。根据标准化处理结果，运用相关系数法确定rij的值，运用自乘法得到模糊等价矩阵R*，取不同的λ值进行聚类（图1）
（二）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聚类谱系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可划分为强潜力、较强潜力、一般潜力、弱潜力四类区（图2）。
强潜力区（λ∈[0.89，1]）包括青岛、烟台两市，其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强大，在蓝色经济区中处于高水平。青岛市和烟台市都属开放式滨海城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经济发展迅速，这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从而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由客观数据可知，青岛市和烟台市旅游总人数居于六市之首。青岛啤酒节对青岛市旅游经济的促进，烟台市强大的旅游投资环境都使二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强大。
较强潜力区（λ∈[0.78，0.89）包括东营和威海两市，其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较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处于较高水平。东营市虽属旅游发展较晚的城市，但生态资源丰富，空间资源优势突出，文化资源源远流长，使得旅游投资环境优异，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使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较强；威海市虽配套设施不健全，社会保障不足，但城市生态环境优异，如城市绿化率47%，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53天，都列居及时。这使得二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较强。
一般潜力区（λ∈[0.67，0.78）为潍坊市，其旅游经济发展潜力一般，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处于较底水平。潍坊市作为新兴旅游城市，拥有独特资源，如“潍坊风筝”，又由于潍坊市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使旅游经济均衡潜力较靠前，但旅游基础较青岛市和烟台市仍较弱，使得旅游经济仍发展较慢，使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受限，处于一般潜力区。
弱潜力区（λ∈[0.45，0.67）为日照市，其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弱，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处于最底水平。日照市作为新兴的港口旅游城市，由于政策支持，使旅游经济开始发展，但总体发展相对较晚，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不健全，尤其是海、路、空交通发展缓慢，制约了日照市的可进入性；资源也无特色，难以吸引高端客源，从而使日照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处于低水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4个系统及其25个指标，根据相应的数据，运用DPS统计软件，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六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聚类分析，避免了人为主观性。最终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划分为强潜力、较强潜力、一般潜力、弱潜力四类区，比较客观地体现了目前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并针对各区进行了分析，为今后提高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整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而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浅谈农村信用社经济发展潜力目标
摘 要：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信用社健全运作规范的治理结构、坚持双重目标的经营原则、朝农村合作银行方向发展等相应发展目标。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经济发展；目标
引言
中国的农村信用社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它的本质特征是：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信用服务，合作制是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制度，以农为本，为农服务是农村信用社的办社宗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及时阶段（1979—1996年），农村信用社初步形成，主要开展存贷业务。
第二阶段（1996—2003年），明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和思路，增强服务三农功能。
第三个阶段（2003年至今），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扩大改革试点范围。
2003年，在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3]15号）中提道，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从以上三个阶段不难看出，农村信用社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市场经济规律对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反市场行为的校正，客观上暴露出农村信用社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必然需要进行改革。
一、农村信用社发展面临亟待破解的问题
1.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性质定位模糊。农村信用社是以农民为主体，实行同股同权，以合作成员为服务对象，以满足合作成员金融需要为目标的信用合作金融，也不同于一般性的商业金融，如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农民股权，以及在金融信贷上向具有股权的农民倾斜等要求。但从运行机制上看，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是游走于信用合作与商业银行两者之间，更多倾向于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的金融机构。因此，信用合作金融的性质很难体现，对信用社的管理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2.管理存在制度上缺陷。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信用社管理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从外部管理体制看，地方政府存在对信用社的行政化干预。金融资源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千方百计使金融资源向有利于自己需要的方面来配置。因此，尽管央行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的时候，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省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和方式，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省级政府干预农村金融的现象有所抬头。例如，省级联社的领导要由政府来安排，而不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甚至一些市、县级农村信用社领导的产生，也出现了省级政府和当地政府干预的现象，破坏了农村信用社领导产生的制度。从内部管理体制看，上级对下级依然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尽管省级联社定位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是行业管理部门还是经营实体都不确定，但在现实发展中，省联社拥有对下属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这样一来，本来是由市、县级农村信用社出资成立的股份制省级联社的地位发生了扭曲，完成了从接受股东监督到领导、管理股东身份的转换。
3.服务三农程度有限。目前，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户金融需求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满足三农发展，应该是所有银行的责任，那种按地域和行业来划分金融机构职能与服务对象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4.经营范围和空间难以突破，金融业务类型缺乏创新。经营范围和经营空间难以突破，是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又一问题。对大多数农村信用社来说，它的信贷市场规模就是县域范围内的金融需求规模。然而，这样一种金融市场规模，一是比较小；二是因为在县域内有中、农、工、建等多家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十分激烈；三是业务拓展渠道较窄，受国民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较大，因此，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限制。
5.历史“包袱”沉重、化解难度较大。近年来，中国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数达到30%，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向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减免营业税或延长兑现宽限期等举措，从而置换不良资产，以减少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险，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能否顺利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是农村信用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轻装上阵，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按照农村信用社改革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权归省级政府，对此，市、县、乡政府认为责任与利益不对称，缺乏主动参与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的清收、资金筹措、整治农村金融环境等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的进展缓慢。
6.竞争环境更加严峻、人员素质较低问题凸现。随着国内市场的日益完善，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竞争环境将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及时，金融监管将更加严格，对信用社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增加，创造了竞争环境，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从目前农村信用社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看，员工文化素质、专业技术技能和道德素质与当前改革与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不相适应，与提高管理效率的发展要求不能适应，与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求不相适应。受人力资本状况的影响，农村信用社在依托市场经济平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上的进展缓慢，以存贷款为主的单一业务格局依然没有打破，有市场竞争力的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还没有形成。
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目标
基于以上的分析，总的讲，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坚持合作制的方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农”字文章，切实抓好风险防范，兼顾盈利性和为社员服务，朝农业合作银行方向发展。
1.健全运作规范的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在长期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产权结构已相当模糊，“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组织有的没有建立，有的形同虚设，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严重——在与农行脱钩前后，基本上充当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受各种开发热潮的冲袭，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因此，必须重新进行产权的评估和认定，补充股本金，建立和完善“三会”制度，真正发挥社员民主管理的作用。
2.坚持双重目标的经营原则。即坚持商业化经营和非商业化经营原则相结合，对社内实行非商业化经营，对社外实行商业化经营。非商业化经营是主要的，农村信用社要做好“农”字文章，将市场定位于为农村、农民和城郊居民、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服务，为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调整和规模化经营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科技农业的发展。信用社的双重经营原则既符合信用社合作金融的特点，又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实行双重经营原则，其盈利性资产与非盈利性资产的比例划分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3.朝农村合作银行方向发展。在中国，农村信用社服务对象随着其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变，他们所要求的金融服务层次也会相应地改变。农村信用社应在坚持以合作制为基础，以为社员服务为主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市场要求和服务对象的变化，实事求是地对发展目标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21世纪发展的趋势是：为社员服务为主、兼顾盈利性的信用合作组织以盈利性为主、兼顾为社员服务的组织农村合作银行。
4.创新业务品种，拓展业务领域。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还处于创始阶段、乡镇企业经营风险较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为防范新的金融风险，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惜贷”现象，对此，要加强创新，拓宽业务领域。
5.积极培训员工，提高农村信用社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信用社必须转变观念，牢固树立人力资本是竞争基础的理念，从而在发展指导思想上，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本培养模式还应与企业远景相结合，与企业用工和招聘人才相结合。既要利用福利政策和绩效激励政策，吸引有能力、有管理经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充实与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状况。
6.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监测制度。基层人民银行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应自觉地把监管的重点转移到农村信用社上来，正确履行监管职责，经常开展对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的稽核和评价，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督促和指导农村信用社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7.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力度。农村信用社作为经济弱者的合作组织，更需要外部力量的扶持，在目前经营比较困难的形势下，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
8.应用现代科技，加强预警监测。预警监测是现代金融制度下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一种有效的手段，农村信用社应借鉴现代金融管理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经验，设计一套适合于自身经营特点和范围的监控指标，进行定期分析和预测，如信贷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和支付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贷款风险度分析等，通过分析和预测，及时提出预警信号，控制或减少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不可低估朝鲜社会经济发展潜力
对朝经贸应从战略着眼
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对朝经贸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甚低，远远不能与韩国相比。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36421亿美元，其中对朝贸易56.4亿美元，占0.15%；对韩贸易2456亿美元，占6.7%。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38668亿美元，其中对朝贸易60.3亿美元，占0.16%，对韩贸易2563亿美元，占6.6%。然而，仅仅根据贸易额及其占比来衡量对朝经贸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并不仅仅包括经济关系一个方面的内容。
即使不谈身为周朝诸侯的萁子朝鲜侯国，即使不谈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至迟从隋唐以来，半岛局势就开始纳入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地缘政治基本原理和千百年来的历史教训无时不在告诫中国人，中国必须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睦邻友邦。韩国官方和社会某些势力对延边乃至中国东北整个东半部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韩国女运动员在长春举行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上公然挑衅中国观众，并因此在归国后被视为“英雄”而备受追捧，表明此种建立在捏造和歪曲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和领土野心几乎已成韩国社会共识，韩国某些人更在2011年8月16日悍然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
近年来美韩两国密集军演，高调部署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3C远程巡航导弹（可覆盖中国京沪等数十个大城市），李明博提议开征“统一税”，2010年8月16日至26日，美韩联合军演首次加入假设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平壤政权的内容。2012年10月7日，韩国政府宣布美国同意修改《韩美导弹协议》，将韩国弹道导弹射程从3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同时将300公里射程导弹弹头重量上限从500公斤提高到2吨……所有这一切，让中国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美韩某些势力的野心，深切感受到何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
虽然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对中国周边环境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严重干扰，理所当然在中国社会招致了强烈的反感，但与在可预见未来也不具备实战能力的朝鲜核武器相比，驻韩美军和韩国海军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对中国东部经济精华区的威胁更为实在，更不用说韩国某些势力图谋借朝鲜核爆之际将美国核武器引进半岛了。尽管目前对朝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但地缘和战略决定了我们不能将朝鲜与那些对华贸易额相当的国家等量齐观。
朝鲜经济曾经辉煌
同时，我们也不要因为朝鲜这些年遭遇的经济困难而低估该国经济潜力，特别是不要低估这个国家发展开放经济的潜力。朝鲜这些年的经济困难并非主动闭关锁国所致，而是暴露了开放经济和石油农业的风险。须知朝鲜经济本来并不封闭，而是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前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体系，也因此而受益不浅，多年保持着比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某些工业比中国更先进，农业比中国更现代化。
在工业领域，朝鲜比中国更早完成了工业化。早在1970年，工业在朝鲜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已经达到65%；同年中国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为40.3%，其中工业所占比例为36.6%。1978—2010年间，中国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在41.3%（1990年）—48.2%（1980年）之间，其中工业所占比例在36.7%（1990年）—44.1%（1978年）之间。2000—2011年间，工业占比在39.4%（2002年）—42.2%（2006年）之间。
在单个工业部门中，最突出的是朝鲜化纤工业曾长期经验丰富于中国。朝鲜著名的咸兴二八维尼纶厂于1961年投产，到1970年化纤就占纺织品70%以上；而中国直到1963年才与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签约引进维尼纶成套设备，北京维尼纶厂1967年投产，但产量规模长期比不过朝鲜同行。1984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参观咸兴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时，就很赞赏朝鲜化纤工业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纤工业方面中国要向朝鲜学习。直到80年代末，笔者的同学中还有人被派往朝鲜留学，学习轻工专业。
在农业领域，根据中国学者温铁军（曾被联合国请到朝鲜担任农业顾问）提供的数据，到80年代，朝鲜已经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从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年收入人均900美元。虽然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农业蒙受了毁灭性打击，韩国统计厅公布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显示，2010年朝鲜大米、玉米等粮食产量仅有452万吨，但在朝鲜外部贸易环境正常时期，粮食产量1976年便达到了800万吨，人均粮食800斤。即使在苏联已经解体的1993年，由于外贸体系尚未彻底破坏，其粮食产量仍然创造了913万吨的较高纪录。
在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两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的基础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鲜城市化人口比例已达70%。与此相对应的是，1978年末我国总人口9.6259亿，其中城镇人口1.7245亿，城镇化人口比例17.9%；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城镇人口6.9079亿，城镇化人口比例51.3%，首次突破50%大关，但仍未达到朝鲜30年前的水平。
正是基于较高的发展水平，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以来及时次正式物资交往就是1984年朝鲜援助韩国，当时朝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韩国提供了5万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一些药品等救灾物资。由于苏联东欧剧变，朝鲜原来参与的国际分工体系崩溃，这个国家才陷入如此经济危机。特别是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使得朝鲜人丢掉了传统的农业技术，一旦苏联东欧剧变导致其外部石油来源大部分断绝，朝鲜农业顿时陷入困境，饥荒蔓延。
困境中的进步折射朝鲜复兴潜力
尽管如此，在严峻军事威胁下经历了近20年经济冲击和封锁而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反而在航天、核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开发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朝鲜社会的凝聚力，也显示了这个国家在渡过难关、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具有经济复兴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朝鲜的人力资源基础相当不错。这是一个继承了上千年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普及教育与医疗卫生保障双重传统的国家，一贯重视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制度。与世界其他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党旗不同，朝鲜劳动党党旗除了有象征工人和农民的锤子镰刀之外，中间还多了一支毛笔，充分显示了朝鲜劳动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重视。
多年来，朝鲜一直保持着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的纪录，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定义的“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此项指标平均也只有93.2%，巴西、印度、南非三个“金砖国家”目前分别只有90.0%、62.8%和88.7%，以至于印度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也要为印度文盲众多而喟叹不已。
美韩方面屡次声称朝鲜网军威胁巨大，将美韩多次重大网络故障归咎于朝鲜网军。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驻韩美军司令詹姆斯·瑟曼于2012年10月底声称朝鲜网军多达6万人，为世界及时。他们的指责恐怕不乏夸张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鲜为跟上世界网络技术发展潮流付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即使在严重经济困难之际，朝鲜仍然尽力在教育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维护其人力资源。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参与并认可的2008年朝鲜人口普查数据，虽然经历了苏联东欧阵营崩溃后的连续多年饥荒，1993—2008年间朝鲜人口仍然年均增长0.85%，从1993年的2120万上升至2008年的2405万。虽然多年的经济困难已经使朝鲜平均寿命缩短，1993年人口普查平均寿命为72.7岁，2008年人口普查的平均寿命缩短至69.3岁，但仍然优于全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某些“金砖国家”。
2006—2011年，朝鲜出生时预期寿命从67.0岁提高到68.8岁，在五个“金砖国家”中低于中国和巴西（73.5岁），与俄罗斯相等，高于印度（65.4岁）和南非（52.8岁）。其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印度、南非这样的“金砖国家”。2010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访问朝鲜后，称赞朝鲜医疗部门人力资源充沛，卫生体系可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国民可以得到的医疗保健服务，免疫接种及妇幼服务工作尤受称赞，确实是有据而发。
与此同时，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朝鲜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灵魂，也是目前西方大吹大擂的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国民所缺乏的品质。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永远不遭遇危机冲击，只有勇气、奋斗精神才是应对危机冲击的最支柱。朝鲜已经度过经济危机最严峻时期的考验，某些热门新兴市场一旦遭遇经济社会危机冲击，国民缺乏顽强拼搏精神的致命弱点将使得这些国家原形毕露，阿拉伯国家近两年的动荡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拉美和非洲国家继续看到这一点。
即使是西欧这样的发达国家，“活在当下，立即消费”的民风也使得他们只能继续“啃老”，消耗祖辈开拓留下的经济政治遗产，却不可能打开持续发展新天地。加上朝鲜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待到朝鲜彻底度过经济危机、国际环境正常化之后，这个教育普及、人民勤奋守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一支强劲新军。
中国企业不应让美国抢先
根据朝鲜经济和社会复兴的潜力，中国企业不能漠视这个市场，同样的道理对西方企业也一样成立。开辟新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企业家眼里的朝鲜并不例外，重要战略地位更大大提高了开拓朝鲜市场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每天对朝鲜恶语相向，但这些并不表明美国企业就不会探索门路打开朝鲜市场，不表明美国政府就不会试探与朝鲜改善关系。
实际上，从美国总统卡特1994年、2010年两度访朝，到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专家试图访问朝鲜，美国内部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主张与朝鲜开展接触、交流而不是对峙，朝鲜也一直对西方游客开放，某些做法还显得相当“体贴”。中国学者熊蕾2010年访朝时，她所乘高丽航空公司北京至平壤航班满员，除了她那一团中国人和个别朝鲜人，都是西方游客，其中不少美国人。为了让这些通过正常途径到朝鲜旅游的美国人回国后免于麻烦，朝鲜方面特地给他们另纸签证，以免在他们的护照上留下前往“敌对国家”的痕迹。至于2013年邀请美国前篮球明星罗德曼访问，甚至不顾罗德曼的奇装异服及其劣迹必然招致朝鲜民众反感，更充分体现了朝鲜决策层突破对美关系的迫切心态。
中国与朝鲜关系进一步紧密，中朝经贸进一步深化扩大，朝鲜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将促使美国等西方大国迈出对朝扩大接触、交流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改善朝鲜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开发朝鲜市场未来成功的概率。天安舰号事件后美国政府阻止了美国专家的访朝要求，2010年8月访华后却批准一个由美国专家组成的代表团9月18日起访问朝鲜6天，与朝鲜官员讨论两国“民间”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代表团成员包括朝鲜问题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卡琳·李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苏珊·舍克等人。
随着缅甸官方政策发生变化，开始比较积极地试探接触西方，美国内部主张与朝鲜接触的势力还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与此同时，也只有不断给中朝友谊充实新的内容，中朝友谊才能不断巩固发展，这一点与对朝鲜一意孤行的极端行为实施适度制裁可以并行不悖。
就总体而言，我们如能早日介入朝鲜经济复兴，虽然要承担较多不确定性，但可望得到较多机会。如果我们及早介入朝鲜经济复兴打下坚实基础，未来西方认识到无法武力颠覆朝鲜而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时，他们的企业也将需要依托中国才能开拓朝鲜市场。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自己的地缘、人缘优势。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规划发展策略时需要前瞻，而不是被动地随大流，须知任何人更信任的都是与其“共苦”者而不是“同甘”之辈。愿中国投资者积极稳妥抓住这一契机。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分析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海洋资源退化和海洋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对于制定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概念出发，以海洋资源分类为基础，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和海洋环境生态损害造成损失，以较为合理的方法评估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海洋经济发展灌力是指海洋资源用于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潜在能力，具体计算时，应为海洋资源总价值扣除生态环境灾害造成损失后的价值。收益还原法是评估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的基本方法，对于不同的海洋资源潜力的评估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同。本文分别核算了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天然气业、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以及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同时评估了未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灾害的损失价值。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在199737.16－320335.57亿元，平均值为214150.1亿元。
关键词 海洋经济；潜力；价值量；收益还原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和环境问题。目前，海洋资源退化和海洋环境恶化已成为不争事实，已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对于制订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涵义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是指海洋资源用于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潜在能力。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依据勘察的海洋资源及开发条件信息，对其未来海洋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利用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具体在计算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应为海洋资源总价值扣除生态环境灾害造成损失后的价值，即：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海洋资源总价值(未来贴现价值)－海洋生态环境灾害造成的损失。
2 海洋经济发展的资源潜力分析
此处主要评估我国近海主要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潜力，主要海洋资源包括：水产、港址、海洋石油、海盐、滨海景观、滩涂等。以下采用收益还原法对我国主要海洋资源的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估。
2.1 我国近海海洋资源经济价值
2.1.1 海洋渔业资源价值
海洋渔业资源价值评价可采用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P：A/i=R-C/i (1)
式中：P表示海洋渔业资源价值；A表示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纯收益；R表示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年总收入；c表示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年总成本；i表示还原利率，理论上需根据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加海洋水产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值来确定还原利率。但实际计算时，海洋水产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值难以估算。因此，可采用多年海洋渔业增加值增长率近似估算。2000～2008年我国海洋渔业增加值增长率范围在3.3％～20％之间，年均增长9.8％。取海洋水产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值为3.3％～20％之间，平均为9.8％。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25％，则可确定还原利率为5.55％～22.25％之间，平均为11.05％。
据测算，我国近海捕捞渔业的较大持续产量为567万t(其中黄渤海捕捞渔业的较大持续产量为103×10t，东海捕捞渔业的较大持续产量为279×104 t，南海北部捕捞渔业的较大持续产量为180×104－190×104 t)。2006年我国海水水产品产量2887.68万t，我国海水养殖产量为1445.64万t，海洋渔业增加值为1708.1亿元。因此，经计算得到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合理年纯收益近似为1190.5亿元(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年纯收益近似采用当年海洋渔业的年增加值，其中计算时采用捕捞渔业的较大持续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计算)。因此，根据公式(1)，可得到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总价值范围在5350.56亿～21450.45亿元之间，平均价值为10773.76亿元。
2.1.2 港址资源价值
港址资源包括已开发利用的港址资源和未开发利用的港址资源。对于已开发利用的港址，可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港址资源价值评估的计算公式如下：
P=A/i=(R-C)/i (2)
式中：P表示港址资源价值；A表示港口运营的年纯收益；R表示港口运营的年总收入；C表示港口运营的年总成本；i表示还原利率。参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港址资源开发类建设项目还原利率取8％。
2006年，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为2842.1亿元，则可近似为港址资源开发的年纯收益。根据以上公式，可得到我国港址资源价值为35526.25亿元。
2.1.3 海洋石油资源价值
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价值可采用市场价值法和收益还原法评估。市场价值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P=Pe×Q×r (3)
式中：P表示资源总储量价值；Pe表示资源单位采出量价值；Q表示资源储量；r表示资源回收率(％)。
2006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洋原油产量3239.91万t，实现增加值668.9亿元，单位海洋石油开采量价值为2064.56元/t。根据2005年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组织的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t，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t。假设回收率为30％，采用市场价值评估，则我国海洋石油资源的价值为152364.5亿元。
2.1.4 海盐资源价值
海盐资源价值评估，可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假设海盐生产年收入扣除年成本(包括投资成本、生产成本、税费、劳动者报酬等)后的年纯收益和还原利率不变，海盐资源价值评估的计算公式如下：
P：A/i=R-C/i (4)
式中：P表示海盐资源价值，A表示海盐生产的年纯收益，R表示海盐开发的年总收入，C表示海盐开发的年总成本，i表示还原利率。还原利率根据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加海盐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值来确定。但实际计算时，海盐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难以估算。因此，可采用多年海洋盐业增加值增长率近似估算。2000年～2008年我国海洋盐业增加值增长率在－1.1％～17.4％之间，平均为3.98％。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25％，则可确定还原利率范围在1.15％～19.65％之间，平均为6.23％。
2006年，我国海盐产量3100.89万t，海洋盐业增加值44亿元，则近似确定海洋盐业职员开发的年纯收益为44亿元。采用收益还原法，我国沿海海盐资源价值为223.92亿元～3826.09亿元，平均价值为706.26亿元。
2.1.5 滨海旅游资源价值
滨海景观资源价值评估采用或然价值法、收益还原法和成果参照法。2006年，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2619.6亿
元，则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年纯收益近似为2619.6亿元。采用收益还原法，其还原利率根据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加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值来确定。但实际计算时，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调整难以计算。因此，可采用多年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增长率近似计算。2000年～2008年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增长率在0.2％～34.2％之间，平均为14.06％。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25％，则可确定还原利率范围在2.45％～36.45％之间，平均为16.31％。根据收益还原法计算，我国滨海旅游资源价值为7186.83亿～106922.4亿元，平均价值为16061.31亿元。
2.2 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根据陈新明，我国在太平洋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专属区，目前控制了4.2亿t干结核量，11175.52万t锰，406.4万t铜，514.42万t镍，98.49万t钴的资源量，可形成年产300万t干结核、开采周期20年的深海产业。初步测算，投资该规模的产业总资本14亿～19亿美元，回收期7～12年，可获利润40亿～50亿美元。
根据测算，未来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为26亿～36亿美元，平均为3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为212亿元。
3 海洋环境生态损害造成的损失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及海洋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海洋环境污染造成渔业损失、风暴潮和赤潮造成的灾害损失等。
3.1 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渔业损失
我国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次数仍然较多，损失较大。根据农业部和国家环境部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02～2007年，我国海洋渔业水域污染造成直接损失为2.43～10.8亿元，平均为5.6亿元，海洋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为27.4～42.7亿元，平均为31.86亿元(见表1)。根据收益还原法，取海洋渔业资源价值评估的还原利率，即5.55％～22.25％，平均11.05％。根据收益还原法，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渔业损失总计为493.69亿元～769.37亿元，平均为288.33亿元。
3.2 海洋灾害造成的渔业损失
我国海洋灾害类型主要有风暴潮灾害、灾害性海浪、赤潮、海冰、海平面上升等，其中风暴潮灾害和赤潮对海洋经济影响较为严重。我国沿海风暴潮主要造成沿海养殖业、港口设施等方面损失，赤潮对海水养殖业造成损失。我国2000～2007年风暴潮灾害和赤潮灾害损失(见表2)。2000～2008年我国风暴潮灾害和赤潮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平均为133.23亿元。采用收益还原法，取海洋渔业资源价值评估的还原利率，即5.55％～22.25％，平均11.05％。根据收益还原法，我国海洋灾害造成损失的现值为598.79亿元～2400.54亿元，平均为1205.7亿元。
4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综合分析
通过计算可得，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在199737.16亿元～320335.57亿元，平均为214150.1亿元，见表3。
5 结论
根据以上计算，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可开发潜力在5350.56亿～21450.45亿元之间，平均为10 773.76亿元，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潜力为35 526.25亿元，海洋石油资源可开采潜力为152 364.5亿元，海洋盐业发展潜力在223.92亿～3826.09亿元之间，平均为706.26亿元，滨海旅游业发展潜力为7 186.83亿～106 922.4亿元，平均为16 061.31亿元。未来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为26～36亿美元，平均为3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为212亿元。
根据计算，未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渔业损失总计将为493.69亿～769.37亿元，平均为288.33亿元。海洋灾害造成损失的价值为598.79亿～2 400.54亿元，平均为1205.7亿元。
根据以上结果，我国未来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应为海洋资源总价值扣除生态环境灾害造成损失后的价值，即：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海洋资源总价值(未来贴现价值)一海洋生态环境灾害造成的损失。通过计算可得，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在199737.16亿～320335.57亿元，平均为214150.1亿元。
经济发展潜力论文: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潜力的国际比较
摘要：本文在探讨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基础上，对我国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形成较大压力，节能减排任重道远；我国在城市化率、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碳汇林业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应通过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实现国家和地区节能减排目标。
关键词：中国 发达国家 低碳经济 发展潜力
一、导言
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积聚人才、资本、物质、信息资源，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大量碳排放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就是明显的例证。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UKGovernment。2003)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随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创新研究方法，对“低碳经济”的内涵、指标、实现路径和战略措施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对实践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在研究探讨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基础上，对我国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进行比较分析，希望有助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并在实践发展中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实现国家和地区节能减排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
所谓“关联性因素”是指与发展低碳经济关联度较高的因素，包括：经济、技术、社会人文和制度环境等。
1、经济增长。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较大资源之一是能源资源，而在当今经济技术条件下，化石能源又是生产中采用比重高，且碳排放量较高的能源。因此，经济增长越快，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多，经济增长与低碳经济呈负相关关系。
2、城市化率。人既是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资源的消费者，人口的增长对低碳经济形成负面影响，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消耗更多的能源。有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约增加1,300万。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对能源的消费是农村的3.5倍。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和碳排放量，城市化与低碳经济呈负相关关系。
3、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工业生产所需能源资源较高，及时和第三产业生产所需能源相对较少。在工业化进程中及时产业比重逐步减少，因此，第三产业越发达，比重越高，即产业结构越高级化，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就相对较少，二者具有较高关联性，并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环保产业与低碳经济具有关联性，即环保产业越发达，对碳排放治理越有成效。
4、能源结构。能源结构指在一定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之间及其内部所占比重。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属于不可再生能源，且碳排放量高。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可以减少大量的碳排放。因此，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越高，即能源结构越优化，碳排放量就相对越少，二者关联性高，并呈正相关关系。
5、能源利用效率。所谓能源利用效率指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消耗一定数量的能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之间的比率，而能源利用效率又受能源利用技术水平的约束，即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越高，能源利用率就越高，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下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少，二者有较高关联性，呈正相关关系。
6、碳汇林业。“碳汇”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研究表明，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碳汇，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和固化二氧化碳，进而抵消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碳汇林业与低碳经济呈正相关关系。
7、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在低碳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制度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发展战略规划、建立资源和能源价格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市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补偿和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长效机制等。
三、低碳经济发展潜力的国际比较
1、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根据本文对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呈正比，对低碳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从表1上述国家2009年GDP总量看，美国和日本超过中国，但2010年中国为5.87亿美元，日本为5.47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增长速度看，我国达到9.1％，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总量的迅速扩张，对能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据近期数据，我国2009年能源消费量306,647万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150,406吨标准煤增长了1倍多，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带来较高的碳排放量。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分析，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达到43，4％，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因此，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存在较大潜力。从城市化率指标比较，我国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加快集聚，将增加对能源的消费，对低碳经济发展形成较大压力。我国和各级地方政府应采取积极对策，使城市化进程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协调。
2、能源结构与能源经济效率比较
(1)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2)能源经济效率比较
能源经济效率也称能源强度，是指产出单位经济量(或实物量、服务量)所消耗的能源量，能源强度越低，能源经济效率越高。能源经济效率指标通常用宏观经济领域的单位GDP能耗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单位产品能耗来衡量。
从单位GDP能耗指标看，2009年中国为1.077吨标准煤，比上年降低3.61％，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约是美国4倍、日本的7倍、韩国的2倍、印度的1.8倍。但由于各国单位GDP能耗统计方法的不同，进而导致统计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些学者建议采用单位产品能耗更具可比性和真实性。中国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见表3。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问题。实践表明，在一定能源生产和消费量情况下，能源结构的调整可以减少大量的碳排放。从表2看出，我国非煤能源比
重较低，仅达到29.7％，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在化石能源消费中我国煤炭消费占70.3％，石油和天然气比重占22％。可再生能源中核能、水电和风能仅占7.7％。因此，应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量。鉴于我国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能彻底改变，还应特别注重能源技术创新，应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从表3能源利用效率微观数据比较看出，我国主要耗能工业产品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节能降耗还存在很大空间。应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支出，构建起低碳经济技术体系，提高能源利用体系整体效率。
3、碳汇林业发展比较
碳汇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林业生长每一平方米，平均吸收1.87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发达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积极发展碳汇林业。目前，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67％，韩国64％，瑞典54％，加拿大44％，美国33％，德国30％，法国达27％，印度23％。2009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0.3％。中国国土辽阔，森林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低，地区差异很大。全国绝大部分森林资源集中分布于东北、西南等边远山区和台湾山地及东南丘陵，而广大的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贫乏。城市的森林覆盖率也有很大差异，2009年，北京为31.72％，天津为8.24％，上海为9.41％，重庆为34.84％。从以上数据比较看出，我国碳汇林业还存在很大发展潜力。因此，要加快植树造林，使碳汇林业在降低碳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
4 低碳经济制度建设比较
发达国家通过专门立法或强化已有法律法规和标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08年，英国率先颁布《气候变化法》，要求政府每五年公布一次碳预算，组建专门的气候变化委员会，评估减排行动和碳预算执行情况。美国国会也在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立法。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参议院也在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立法。澳大利亚也在积极推动低碳经济立法，《碳排放交易法案》虽然两次遭到参议院否决，但政府仍在继续努力促成立法，以保障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强化和配套现有法规和标准。德国《节约能源法》规定，新建建筑能耗必须满足节能标准才允许开工。欧盟和日本制定汽车排放标准，规定到2020年新车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分别降至95克／公里和115克／公里。
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还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英国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给投资成本高的海上风电项目提供30％-50％的投资补助；许多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行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如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对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免征个人所得税；部分欧盟国家还增设了碳税或气候变化税。同时，政府还通过与企业签订自愿协议，对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或其它激励。
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与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法规政策，但与低碳经济直接相关的法规政策还很不系统和完善。应制定《能源法》、《低碳经济法》、修订《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等，并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专项法律和法规标准。同时应建立完整科学的政策体系。并对以往颁布的不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清理和调整。同时，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应加快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起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和体系；加强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建设、促进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改革；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等。
四、简短结语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各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结论认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增加了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进而带来碳排放量的增多，对发展低碳经济形成较大压力，节能减排任重道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在城市化率、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碳汇林业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因此，・中国有信心和能力，通过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大力推进低碳经济，实现对国际社会节能减排目标的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高效、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