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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高校会计信息经济学论文
一、理顺委托关系，维护投资人权益
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性资金，即中央财政拨款或地方财政拨款。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指定雇佣人对象为其服务，同时授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人保留剩余索取权，经营权则让渡给人。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高校中存在两层委托关系。及时层是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以校友为代表的捐赠者等与高校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多元化投资者为委托人，高校为人。委托人提供资金，要求人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中为民理财、科学理财、平安理财。第二层关系是高校与内部各基层的委托关系。学校是委托人，各基层是人，学校将从政府取得的财政拨款下拨到各基层，各基层履行其职责使用资金。本文主要分析及时层关系中的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中，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并将资金托付给高校。政府追求的是资金的有效使用，但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否达到要求，这种无法考核的现实也成为人存在“侥幸”心理的重要原因。对于人高校而言，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下，高校在面对经济决策时都是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身利益较大化。在履行职能的同时，在国家利益与学校利益的考量中，可能通过“三重一大”的倾向性决策保护学校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个别高校还可能通过套取捐赠配比、虚列人员数量来增加收入；资金使用中的挪用专项，超预算支付，虚报冒领等问题也会时有发生。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应该采取财务信息公开的方法，要求高校必须要向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描述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及相关财务决策。另外，为使高校出具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障，必须加入第三方，即注册会计师来对高校出具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以增强除高校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信赖程度。因此，通过建立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唤起社会的公共权力监督意识，强化社会监督作用；提高高校经费使用管理的透明度；维护投资人依法获取高校信息的合法权益。
二、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规避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高校在与其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高校处于信息的优势方，而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却处于获取、掌握信息的劣势方。高校存在利用这一优势为自身谋求利益的可能，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高校掌握着大量有关自身财务治理模式、资产总量及其分布状况、资金来源及其构成情况、财务风险及其应对策略，有关收入总量及其分类、支出结构及其合理性、结转结余资金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这些信息如不公开，外界很少清楚其真实情况，高校与外界的利益相关者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逆向选择问题主要发生在高校与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高校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促使政府签订对高校有利的协定，而政府由于信息的缺乏则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就目前高校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来看，主要包括招生规模与收费标准、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预决算报告等。这些信息无中介机构的鉴证报告，透明度及质量可能存在问题。另外试编的财务报告尚未披露，无法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检查。这表明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不够、质量不到位，使投资者处于无法获得高校真实财务数据与管理结构的状态。同时，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存在依据各高校上报的数据拨付款项，易导致资金低效率配置的风险。高校在披露会计信息时不可能顾及所有投资者决策依据的侧重点，所以有公开会计信息反而导致投资人减少投资的可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高校为获得投资做出“逆向选择”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资源的低效分配和使用。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已连续3年公布了部门预决算报告，同时设立独立的信息公开栏目，不仅为公众监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是为高校试编财务报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道德风险方面存在于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产生之后。一旦政府无法接触到高校完整真实的会计信息，同时监督的成本又过高，高校便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这一契机通过粉饰财务信息、隐瞒或夸大真实的财务数据，以套取人员经费、骗取捐赠配比等手段谋取私利，从而牺牲国家利益。另外，高校管理者的任期并不算长，虽然有离任审计，但大部分高校都采用“先离任、后审计”的审计模式。这种审计模式达不到“边审边改”的效果，发现问题时已无法督促高校整改。因此干部往往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夸大个人业绩，搞个人“形象工程”。通过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落实高校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鉴证服务，提交审计报告，可以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高校会计信息披露不仅是落实“高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规定的要求，也是建设诚信高校的重要渠道，是高校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平台。
三、兼顾高校与投资人双方的利益，实现双赢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之间会形成博弈。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决策各方相互作用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及有关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目前，高校资金的来源包括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前者主要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后者主要包括学费收入、宿费收入、校办产业收入、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款、银行贷款、其他自筹经费等形式。高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必将使其经济利益相关者群体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目前状况来看，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高校的内部人员，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捐赠者、校友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笔者以高校为主体，分析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及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揭示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
（一）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在委托关系成立之后，必然会衍生出委托人与人利益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拨款下拨到高校，希望高校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为社会培养大量人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高校则希望在履行高校功能的同时将自身利益较大化，如高校的社会地位、声誉或者其他利益。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高校缺乏披露会计信息的动力，会将会计信息“隐形”，而这种“隐形”也就成为高校腐败频发的根源。国家要根治腐败现象，必须从根源抓起，阳光财务就是遏制高校腐败现象的一剂良药。强制要求高校披露会计信息，不仅可以减少高校腐败现象，还高校一片“净土”，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措施。
（二）校友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之所以将校友捐赠者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分开分析，是基于这一群体捐赠行为的特殊性———捐赠者对高校进行资金捐赠投入是不图回报的，出于捐赠者对高校的感情因素。正是因为这一投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与其他投资主体不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中，高校希望校友增加捐赠资金，而捐赠者则希望高校高效率使用捐赠资金。为实现博弈效果，高校必须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尤其要披露完整的捐赠收入及使用状况，并要在高校的信息平台进行公示。这不仅可以方便捐赠者及社会公众监督资金的使用，更能体现出高校对捐赠者的尊重，进而塑造高校的新形象，提升其软实力。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推动高校依法办学、阳光办学，从根源上抑制滥用职权，遏制高校腐败现象。同时，这也是落实责任主体的需要，避免信息者各自为政或主体责任缺失。
四、保障师生与社会公众的权益，发挥公共产品的较大效用
高校会计信息的属性决定了其由谁披露、由谁管理。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把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描述为：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对高校会计信息的属性进行分析。高校披露会计信息时的供给成本除现实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后，虽不会直接增加现实成本，但随着会计信息的扩散，便存在着高校资金使用模式被他人模仿或利用的可能和风险，大大增加了披露主体的机会成本。这时的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拥挤成本便不会是零。显然，对高校会计信息的消费是存在着竞争性的。当然，随着高校信息平台的建立，其会计信息成为公众皆可获取的数据资料，不会因为个人的使用而影响其数量和质量，因此会计信息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从上述分析来看，会计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两种特征，也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由高校来披露。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了规避风险和节约披露成本，可能会不充分披露甚至不披露会计信息。为解决这一现象，需要引入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注册会计师鉴证，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另外，会计信息是高校业务活动的综合反映，是反映高校内部治理质量的一面镜子，所以笔者建议将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纳入大学考评指标中，以达到完善高校财务管理机制、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的目的。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是信息社会信息共享的必然选择，是发挥会计信息的“准公共产品”效用的途径。制度化的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社会民众了解、理解、支持高校的办学举措，较大限度地保障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作者：高曼玉 吴国萍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信息经济学论文: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
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形成宏观信息经济理论与测度、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国际信息贸易以及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四个主要研究领域。
一、宏观信息经济理论与测度
宏观信息经济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述：
首先，从相对静态观点来看，经济过程由两大领域组成，一是包含物质和能源的转换领域，一是包含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信息转换领域。这两个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物质和能源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计划、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播又离不开物质和能源。在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一方如何为对方做出贡献及做出多少贡献，正是信息经济研究的课题。
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商品及其服务为基础或基本形式的经济，这是一个与物质经济相区别的概念。马克卢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信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规定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如厂商或研究机构、个人或家庭等，其目的是将这些个人或组织重新划分为教育、研究发展、通讯、信息服务和信息设备五个部分，从而限制信息经济的范围。然而，在波拉特看来，信息活动或信息市场才是信息经济的基本单位，其目的是将信息活动创造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范畴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经济看做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其目的是降低产品能源消耗，这种由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过程。在这里，信息经济已不再是一种预测理论，而是在向人们说明如何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迄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1880年前后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石油、内燃机、发电机以及电力的配置使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再就是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物质（大众）经济，因而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仍然属于在同一形式下的经济转变。与及时次转变相区别，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却是由旧的经济形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及时次转变深远得多。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经济或物质经济与信息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圈套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信息经济能否取代大众经济，而取决于大众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二者能否有机地溶为一体。
随着物质经济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信息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并有什么后果呢？法国经济学家琼•沃格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基于n•帕金森定律和热力学中引出的定律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及时，信息部门增长比整个经济快一倍；第二，当信息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这种增长就趋向于达到“经济成熟”的较高界限，物质生产将会出现倒退。然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在90年代得到行政机关发展的事实，使人们对沃格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最早由马克卢普确立，后经波拉特和鲁宾等人充分发展。马克卢普认为，国家生产部门中知识及其分配活动的测度，可以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个类别来进行。波拉特则认为，应该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以此分别测度这两个信息部门产值，从而计算出国家信息部门总产值。在测度方法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也不相同，马克卢普采用最终需求法测度信息部门产值，波拉特则采用增值法测度信息部门规模。从总体上看，这两 种方法各有长处，但目前许多测度模式都采用增值法计算信息经济规模。
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测算国家信息经济规模，是波拉特对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他创立的信息经济测度模式被称为波拉特范式。按照波拉特范式，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规模：一是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波拉特范式的较大缺陷是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一般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这样，数据来源不同，应用波拉特范式测度的结果也就有所差异。尽管如此，波拉特范式仍然是目前较为地考察国家信息经济规模的理论模式。
二、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
第四产业及市场的形成，信息市场功能与特征，信息产业及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构成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第二部分内容。80年代后，以电子通信产业及服务为核心的狭义信息产业（市场）概念，渗透到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形式中。目前某些研究者使用的信息市场概念，已不再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人创立的广泛意义的信息市场概念。这样，研究文献中的信息产业（市场）概念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信息畜牧业（市场）主要指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处理产业（市场），广义信息产业（市场）不仅包括狭义范畴，而且凶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产业（市场）。
费希乐—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及时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产业分类体系。然而，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却认为，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信息产业应当作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产业存在，也即所有国民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纳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大产业概念之下。这种观念最早出自波拉特，随后得到宏观信息经济学者的普遍赞成。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业主要包括哪些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西方学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第四产业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与信息设施及服务相关的活动识别出来而形成的产业群，它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1）信息生产产业，即主要直接生产可消费信息。（2）信息处理产业，该产业主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依据，不涉及信息生产。（3）信息分配产业，即从事信息传播与分配活动的社会部门。（4）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生产、安装、操作及维修等社会部门。在此信息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四种信息职业：（1）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市场研究与协调人员，信息收集者，咨询服务人员，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员等。（2）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职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商人，办事员及领导者等。（3）信息分配者，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4）信息基础设施职业，包括信息机器操作人员如邮电通讯人员、打字员、信息交流员和数据加工人员以及专职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保障信息畅通的安装、维修人员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及信息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构成宏观信息市场。与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相对应，宏观信息市场也由一级和二级信息市场构成。在一级信息市场中，信息技术及信息的传递技术都由企业来组织，其交换价格按照确立的时间地点而形成。二级信息市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市场，因为其信息产品不在公共市场上交换，也不形成市场价格。但是，二级信息市场既发挥社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市场的功能，形成信息贸易内部化，同时，也起到支持一级信息市场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一级信息市场还是二级信息市场，其最终产品是知识。它们都具备符号性经验交流，学习乃至再学习，改变认识乃至确认某项知识，降低不确定性，扩大选择范围，实施合理选择，评价各种决策，控制经济过程，传递经济知识等14项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宏观信息市场具备以下特征：所有权外在性，公共商品外在性，消费过程无损耗性，收入与财富再分配效应，生产与交换不确定性，技术外在特征，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和试题的局限等。
三、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从信息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系统可以分信息和生产两个子系统。为简化模型，假定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在生产子系统内生产；信息子系统所生产的只是经济数据（知识）的搜集、传递、加工、储存、检索，以及分析、命令或其它指示的联络与沟通、决策实施的评价中的反馈。如果市场参加者不断增加，职业类别将会增加，或者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复杂，或者经济系统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于是，信息过程变得更加集约化。据此，通过对信息子系统与生产子系统各自的投入效用与经济系统的实际产出效用的比较，能够得出信息生产效用，即信息的生产率可由实际产出对信息投入要素的比率而获得。根据该原理，研究认为，美国经济中的信息生产率除1929-1934年呈上升趋势外，1934-1974年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活动的扩大，为获得1美元的产出，生产者需要耗费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活动支出；信息环境“质”的改善与信息成本的上升似乎同步进行。运用乘数方法对其他国家信息生产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象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象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
目前，妨碍不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主要因素不是缺乏有形资本，而是缺乏人力资本；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较大差别已经不在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论文:外贸制的信息经济学思考
一、引言
在我国，推行外贸制是当前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竞争手段。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分工理论、市场营销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对我国推行外贸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认为，对外贸制进行研究，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即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从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asymmetric information）入手，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种外贸制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内在缺陷的较优契约安排形式。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以出口为例，对外贸制在我国的推广及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 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 player ），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bazard with 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 model ）：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 ）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较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 ％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信息经济学论文:改进信息经济学 适应现代大市场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大量现实无法解释，从而导致其可用性差。例如，对“中国农民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有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就无法解释，更谈不上解决。
本文对信息及其对称性原理加以改进，在“两人”模式之外加以“三人”模式，并以此改进当前信息经济学，提高了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可用性，使其可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信息现象并可应用。
本文对当前信息经济学加以改进后，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需指出，本文各种信息原理不仅适于经济领域及其信息经济学，而是普适整个人类的各种信息生活，只是本文仅仅讨论经济问题。
关 键 词：信息原理 改进信息经济学 现代市场 两个应用
任何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应用。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目的就应该是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能否”和“怎样”将不对称的信息转化为对称。但目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因其解释范围狭窄，解释能力不足，所以很少能指导社会的经济实践。例如对“中国农民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就无法解释，更谈不上怎样解决了。
当前信息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是因为它们只是“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模式。但是两人模式只适合范围狭小、操作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而在当今“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只靠供求双方的“两人”就不够，需要在两人之间加上第三方，为双方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成为“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更广义地说，与“类市场”（例如农业资金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就可以在农民和市场之间添加“农业经营性服务”的“第三方”，使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转为对称。
一、信息经济学及其当前的“两人”模式
信息经济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我国七十年代末引入信息经济学（注1），至今主要是叙述国外理论。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这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传统的经济学设定了若干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信息对称”。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生活透明，从而使得每个参加经济事务的人（供应者或消费者，统称“经济人”）都已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但是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的情况不多，多数倒是“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对经济人来说，他拥有的信息和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常常不足，因此在市场中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严格地说，“信息不对称”的思想要比信息经济学早得多。曾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已有悖传统经济学“信息对称”前提）。但是信息经济学毕竟把“信息”问题从各种经济现象中专门提出来，应该说是很好的贡献。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们实际的经济生活很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所谓“消费者知情权”，就是要使消费者从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公司选择经营者，公司对经营者的实际能力或道德水平可能不了解，候选的经营者却可能对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人际关系等等不了解，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其实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并非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普遍适用人类的各种生活，例如恋爱双方就常发生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性，是指信息需求人和所需信息两者之间对称与否。因此研究信息的对称性，首先限于信息供求的两者之间，是正常的。诚如华人学者钱颖一说：“他们（阿克洛夫、史宾斯、斯蒂格利茨）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注2）。换言之，以阿克洛夫等学者为代表的当前信息经济学，是仅仅以买方和卖方的“两人”说明信息不对称。
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课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注3），就是仅限于“两人”之间。逆向选择，就是“选劣不选优”：选择者因信息不足，为降低“错选”风险，因此只愿出较低价格购买，致使较优的被选者退选。例如雇主因不知各应聘人员能力而怕错选，因而降低工资，进而使优者拒聘。至于道德风险，则已被社会公知了。
逆向选择如果改称“趋劣选择”，不但更通俗，而且更。
逆向选择其实也是道德风险，就是候选人的“自荐道德”风险。换句话说，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是使经济学“非经济化”，变为经济学以外的、道德等等的研究，目的是使人“讲真话”（注4）。经济学“非经济化”虽然不妥，但因与本文无关，所以我们不说它。
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所谓“解决问题”，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即“能否转化、转化条件、怎样转化”。不幸，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令人满意。
当前信息经济学解决信息不对称，是假定可以在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之间实现对称性转化。（由于当前信息经济学的非经济化，转为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所以当前信息经济学的对称性转化的方法，都是以非经济的方法，主要是进行更完善的机制与合约设计（注5））。
但是这里就有问题：无论保持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性质还是“非经济化”，无论是“两人”模式还是其它什么模式，也无论使用“机制与合约”还是其它办法，信息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信息转化。但是两人模式因其局限，就对一大批现实的信息转化现象无法解释。
对“信息转化”来说，能且只能有如下三个可能之一：自力转化（只靠信息需求人自己的能力就能实现对称性转化）、无法自力转化、但是添加第三方的能力就能转化、即使添加“第三方”也无法转化。然而在这三种可能中，两人模式只适合其中的两种，即“自力转化”和“无论如何也无法转化”。而对第二种可能：“虽然无法自力转化、但添加第三方能力就能转化”，是两人模式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的。它需要在“两人”之上添加第三方，形成“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不妨假定这个农民是新疆某县的农民）。这位农民需要市场信息，他和市场就形成了“两人”模式。那么如果1、家里有一棵苹果树。由于产果少，只须到“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市场）卖掉就可以。或2、他不但是大面积种植苹果的果农，而且种的是一种青苹果（非食用果，而是工业用果，用于制造苹果汁），苹果汁以美国和欧洲为市场。上述及时种情况，由于信息获得简单，仅仅农民和市场的“两人”模式就足够了。但若是第二种情况，显然，两人模式就不够。若没有例如龙头企业、项目设计、法律服务、新闻、政府等“第三方”，这个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欧美市场信息的。
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某人想办某事，只靠自己的力量办不成，别人（相对于“某人”和“想办的某事”来说，就是第三方）帮帮忙，就办成了。但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只有两人模式，实际就是排除了“别人帮忙”的可能。如此认识世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
二、一般信息原理和信息经济学的改进
两人模式和三人模式，其实只是理论的结果，但却不是理论本身。我们应该对两个模式加以理论的证明。它将先从一般信息原理说起，最终才论及具体的信息经济学。
一般的信息原理，那么及时条：什么是信息？
某人为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某知识。
知识来自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的现象，经过思维过程，变成知识。
但是同一事物，常有若干种不同现象。例如水，既有“滋养生物”现象，又有“浮力”现象。不同的知识需求人，只关心和他所需知识相关的现象。例如农民关心水“滋养生物”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浮力；船夫关心水的“浮力”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滋养生物”的能力。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提供信息的事物，是信息的供体。
例如对“水”这一客观事物来说，“浮力”现象是船夫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信息；“滋养生物”的现象是农民的信息，对船夫来说就不是信息。而无论对农民或船夫，“水”都是他们的信息供体。
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信息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注6）。“信息”不过是事物的现象。它虽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被特定的人关心的特定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是事物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具有明确的物质性。
这样定义信息，还把“信息”和“知识（也包括经验）”区别了（注7）。信息不是知识，而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人们获得信息后，经过“思维”的加工，就使它们变成了知识。“思维”就像一个生产“知识”的工厂，信息和知识分别处于思维过程的两端。思维的过程，就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知识源于信息，我们可以把知识看成信息的变形，就像钢是铁矿、电力、工人劳动、企业管理等资源的变形一样。
知识不仅是信息的变形，而且是信息凝固的、固化的变形，所以“知识”可以看成是已有信息的存量。反过来说，对继续供应的信息，相对于知识来说就是流量。
下面说说信息的对称性。
某人想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相关的——下同）信息，该人就称为信息需求人。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是以已经有若干知识存量为前提的。一个文盲想设计航天飞机，这虽然是异想天开，但却绝非毫无知识。至少，他有“某些物体能在天上飞”的知识，这可是“设计航天飞机”所需要的重要知识。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和他为实现该欲望而有的知识存量，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知识差距。然而由于知识差距必须由信息补足。因此所谓“知识差距”，也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注8、注9）。
这就是说，信息差距=所需知识－知识存量。
信息差距不大于0，是知识存量不少于所需知识；信息差距大于0，是知识存量少于所需知识。前者是知识过剩或均衡，后者是知识不足。知识过剩或均衡，就是知识对称；知识不足，就是知识不对称。那么假借地，就可以称为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为信息的对称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信息的对称与否，实际就是信息充足与否。因此平心而论，所谓信息的对称性，倒不如直接就称为信息的充足性。这不但在理论上同样严格，而且更为通俗。只是由于当前“对称性”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如此应用。
信息差距必须被消除。而消除信息差距，就要获得和处理信息。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信息需求人自有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0。
只有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时，信息差距才能够被消除。
信息能力是否大于信息差距（即：信息能力的可获得性），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方面观察。
有了“信息能力”的认识，就可以这样理解信息的对称性：
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如果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信息的“对称性”。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还应该说明信息的“相对”和“”不对称。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能力不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即使信息需求人自身能力（自力）不能消除信息差距，也未必是“信息差距”本身不能被消除。如果添加信息需求人以外的信息能力（外力），就仍有可能消除这一信息差距。这一外力，就是“第三方”的信息能力。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自力，添加第三方的外力，就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即使添加第三方的外力，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不对称。
信息的相对和不对称，统称为“信息不对称的相对性”。
信息需求人添加第三方的信息能力，这时第三方就是插入信息的“两人”之间，从而就截取了原有“两人”模式时的一段信息差距，这就缩短（直至消除）了原有“两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另一方面，第三方插入后，实际就代替了原来的第二方（即：变成信息供体），而成为新的第二方。
同样地，添加第三方能否消除信息差距，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个方面观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信息需要人所需要的知识，和他已有的知识之间的差距，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
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他自有的信息能力（自力）。消除信息差距，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信息需求人如果能自力实现信息转化，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时，如果添加第三方信息能力就能消除这一不对称，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如果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的不对称。
三、信息经济学及其两个重要应用
信息经济学，就是将一般的信息原理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化。
我们以“农民（假定他是新疆某县的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举例。某农民需要把他种的哈密瓜卖往市场。如果他只想把瓜卖到附近的“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由于他对这个“巴扎”很熟悉，所以他已经具有的这个“巴扎”的各种知识（例如怎样安顿卖瓜摊位），和他今天进入这个“巴扎”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今天瓜的价格），两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以“信息差距”为代表），他自己就可以消除。
这就是说，这个瓜农对他所需要的那个“巴扎”的信息是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巴扎”的“两人”模式，瓜农就可以实现信息转化。
但是如果这位瓜农的瓜不是卖往附近“巴扎”，而是卖往（例如）遥远的欧洲市场。那么他关于欧市场的现有知识（知道有个叫“欧洲”的地方），和他的瓜进入欧洲市场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市场法规、贸易壁垒、商业渠道、汇率机制、结算方法）两者之间的信息差距，他自己是不可能消除的。
这就是说，这各瓜农对他所需要的欧洲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瓜农不可能实现信息转化。
既然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不能使这位瓜农实现信息转化，那么就需要第三方插入其间，例如农产品销售公司、政府外贸机构、质量和认证机构、新闻宣传、法律服务等等，于是形成“三人”模式。
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之间添加第三方后形成的三人模式，如果能使这位瓜农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但是如果即使为他添加了各种“第三方”，也不能使他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
对某种商品说，“不但市场容量大、而且可以密集销售”的市场，是主体市场。市场容量小，或虽然容量大，但却不能密集销售的市场，是边缘市场。
例如对新疆的葡萄来说，北京、上海、美国等市场就是主体市场，附近的“巴扎”、在县城推车叫卖就是边缘市场。边缘市场的特点是：范围狭小、开发容易、操作简单、风险易知。主体市场则正好相反：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
用信息经济学可以看出，由于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不同特点，对新疆的葡农来说，边缘市场的信息是对称的，可以实行两人模式；主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两人模式行不通，必须实行三人模式。
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认识，结论就是，“全民皆商”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而是应该有专业分工。例如农民，不能像现在常说的那样，“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但决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龙头”企业、各种服务商等等。把农民还原为“种田人”，还原为“只埋头种田，不抬头看市（市场）”的生产者，才是现代农业方向。
2、建设服务经济学：
现有的服务经济学由于只是两人模式，因而没有“服务”的余地。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证明了三人模式，在信息的供求双方之间添加了“第三方”，即是“服务”方，所以可以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服务经济”研究，实际只是单种服务（例如银行学、技术经济学），而对“服务经济”本身的研究却很薄弱。国内虽然有“服务经济学”文章，但实际只是生活性服务，或是附于企业生产的“售后服务”（注10），所以实际仍是单种服务。也有的用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加几个“服务”名词（注11）。
应该建设一般的服务经济学，首先要对“服务”定义。
某人需要某资源。使其可能获得该资源的行为，是服务。
也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某资源，资源需求人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能力存量。现有能力的存量和为获得该资源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两者间的差距，是资源需求人的能力差距。消除这一差距，就是服务。
服务经济学所说的服务，不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服务业”范围。
例如一，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的农民，所需要的资源是欧美市场。显然，对欧美市场来说，诸如市场设计和开发、销售渠道、商业关系、法规适应、壁垒突破、汇率知识、结算方法等信息、知识和能力资源，与新疆农民的知识存量相比，有巨大的信息差距。这一差距不能由新疆的农民自力消除，就是新疆农民的信息（或知识、能力）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者”，例如大型“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者协会、农业市场设计公司、现代经济新闻、律师等等，就把“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巨大的、农民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农民和“龙头”企业之间“产品订单、质量、价格”等等非常简单的、农民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例如二，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某家小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是资金。我们假定（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符合新疆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现实的）该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设计项目、开发市场，无力编制规范的项目报告。简单地说，企业目前的知识存量，和获得资金所需要的信息、知识、能力等等资源相比，有很大的信息差距，这就是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需要筹资的小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方”，例如项目设计公司、招商公司、现代招商新闻、律师、法制经济评估等等，就可能使“筹资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很大的、筹资企业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筹资企业和‘已经对筹资项目非常熟悉’的投资商直接商谈”的、筹资企业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信息经济学论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土地制度变迁
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折衷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
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
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
旧中国内政部在1932年对849个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个县租地押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1934年的国民政府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年至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位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为0.24％。
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子、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子、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民国统计署，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Feuerwerker，1983，第72－90页）。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而现代所有权结构理论（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错误的。
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折衷。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高于1930年代中国的佃户比例），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例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Feuerwerker，1983，pp.85）。
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变成非法行为，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
然而，1930年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规定，佃农有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妨碍自由契约的形成，并不利于建立有效率的土地制度。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但却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有长期的负面影响。
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在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年实行。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Feuerwerker，1983，pp.72－85）。
19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时的日本，比1930年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整个20世纪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耕者有其田"，被对现代经济学无知的人们盲目接受了，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的形成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默克（Mokyr，1990，1993）从比较英法16－17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经济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Cheung，1969）也发现台湾的和平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近期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信息经济学论文:信息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因有若干较重大的理论不足，因此至今基本处于“黑板经济学”状态，很少能被实际应用。
本文先定义信息，再区别信息和知识。知识存量和需求量的距离，是信息差距。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不小于”或“小于”信息差距，是信息对称或不对称。从而改变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均以 “信息能力不小于信息差距”为前提，致使实际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在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之外添加第三方。第三方能力“不小于”或“小于”信息需求人能力之外的信息差距，是信息相对或不对称。
当前信息经济学以“道德风险”为主，就和该学科“信息不足”前提矛盾。信息对称性是资源对称性特例。改变当前信息经济学仅限“契约与机制”的较为狭窄范围，而普遍适用整个经济乃至人类生活。
本文认为“对称性”是信息经济学的中心。信息经济学可能消失，演化为更广泛的资源经济学或“不对称经济学”。
关键词：信息差距 信息能力 第三方 普适性 不对称经济学
当前国内外对信息经济学的讨论非常热烈，得出很多成果，不同观点也很多。但是尽管如此，却感到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比如，所谓“信息经济学”，那么，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经济学？各种说法虽然不少，但真正令人信服的似乎还没有发现。
当前信息经济学理论基础不足，在学科的内部和外部均有体现。从学科内部看，当前信息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定义和逻辑关系不够好。例如信息、信息经济学、信息的对称性，以及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前流行的各种说明都难承受严格的逻辑诘难。而从学科的外部看，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一般性不够好，没有形成和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
一、信息及其对称性
研究信息经济学，那么首先就是，什么是信息？。
某人为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某知识。然而知识只能来自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的现象，经过思维的过程，变成知识。
但是同一客观事物，通常有若干种各不相同的现象。例如水，既有“滋养生物”的现象，又有“浮力”现象。而不同的知识需求人，只关心和他所需知识相关的那些现象。例如农民关心水“滋养生物”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浮力。船夫正好相反。他只关心水的浮力，而不关心它的“滋养生物”的能力。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是信息。提供信息的客观事物，是信息的供体。
例如对“水”这一客观事物来说，“浮力”现象是船夫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信息；“滋养生物”的现象是农民的信息，对船夫来说却不是信息。而无论对农民或船夫，“水”都是他们的信息供体。
这里所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
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信息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信息”不过是事物的现象。它虽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被特定的人关心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总是事物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具有明确的物质性（注1）。
其次，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和“知识”区别了（注2）。信息不是知识，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由信息供体供应给信息需求人。经过思维的加工，变成了知识。信息和知识分别处于思维过程的两端。思维的过程，就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如此定义信息和知识的关系，换句话说，信息是知识的来源。
知识需求人所需要的信息，是以已经有若干相关知识为前提的。一个文盲想设计航天飞机，这虽然是异想天开，但却绝非毫无知识。至少，他有“某些物体能在天上飞”的知识，这可是“设计航天飞机”所需要的重要知识。
知识需求人已有的知识，是他的知识存量。知识存量和所需知识，两者差距，是知识差距。知识差距≤0 ，是知识存量不少于所需知识，也就是知识过剩或均衡；知识差距＞0，则是知识存量少于所需知识，也就是知识不足。
知识需求人为消除补知识差距，就要增加新的知识。新增的知识，是他的知识增量。但是由于我们前面说过，信息是知识的来源。为弥补知识差距所需的每一份知识增量，都只能来源于相关的信息。因此知识差距就成为“信息差距”（信息存量和所需信息之间的差距）。信息过剩或均衡，是信息差距≤0；信息不足，是信息差距＞0。
以下所说的信息差距，都是指信息的正差距。即：信息差距＞0。
信息差距必须被消除。而消除信息差距，就要获得和处理信息。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信息能力。信息能力≥0。而只有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时，信息差距才能够被消除。
信息能力是否大于信息差距（即：能力的可获得性。进一步说，资源的可获得性），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方面观察。
我们所说的信息能力，未必仅仅是信息需求人自己所具有的能力（自力）。信息需求人自己的信息能力当然是必须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信息需求人“自力”之外的、其它方面所提供的信息能力。这些“其它方面”，称为“第三方”。
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对称；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信息差距，则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时，就要添加第三方，以求使得信息对称。
信息需求人添加第三方信息能力，这时第三方实际就成为第二方（即：变成信息供体），从而缩短（直至消除）信息差距。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是指“人”形成的信息供体。某人如果靠地图寻找目的地，地图不算第三方。而如果问路，“答者”就是第三方。
添加第三方，是“以求”消除信息差距。但是添加第三方“能否”实际消除信息差距，却是另一个问题。有些差距添加第三方可以消除，也有些差距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前者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后者是信息的不对称。
同样地，添加第三方能否消除信息差距，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个方面观察。
总结地说：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以及他所面临的信息差距，两者之间的差距关系，就是信息的对称性。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如果不小于信息差距，就是他的信息对称；如果小于信息差距，就是他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小于信息差距，就需要添加第三方，以求消除这一差距。但是即使添加第三方，也未必能够消除信息差距。添加第三方就能消除的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相对不对称。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不对称。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信息的对称性”。
从“信息对称性”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虽然都说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可是实际他们说的都是信息对称。这是因他们都只研究信息的供求双方，而不是研究第三方（注4）。而且这样研究，就只可能有下述两种结果之一：1、信息需求人可以“自力”消除信息差距。依我们的说明，这其实就是他的信息对称；或2、信息需求人不能自力消除信息差距。这虽然属于信息不对称，但对这种信息不对称却没有解决办法，终于使当前的信息经济学成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黑板经济学”。
二、什么是信息经济学
什么是信息经济学？目前国内好像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论者认为，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的对称性。广义论者则认为，除去以信息对称性研究为主以外，信息经济学还研究其它许多（注5）。
但是我认为，信息经济学对“广”、“狭”两种研究范围的区分，虽说重要，但却非首要。首要的是说清这种范围区分的依据何在。
信息经济学属于产业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就像例如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一样。
因此，信息对称性的广狭认识，就来源于对信息产业的广狭认识。
我国当前多数理解的信息产业，其实是计算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系统建设、通信产业等等。总之，多数是当前“信息产业部”管的事。
本文认为，这些产业其实不是信息产业，而是信息工具制造业。就像拖拉机、化肥等制造不是农业，而是农业工具制造业一样。我想，信息产业部如果改名为“信息装备部”，好像更。
本文认为，所谓“信息产业”，是使用信息工具生产信息产品，从而实现信息对称性转化的产业，“信息对称性”是信息产业的核心。
应该指出，信息工具的含义很广。不论古代的结绳记事、烽火台、抗日战争时的鸡毛信，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计算、通信、演示等设备。而信息产品的含义很明确，是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传播、使用。
“信息对称性”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因此也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而信息工具只是支持信息产业的硬件，却不是信息产业本身的产品。信息产业的产品是思维产品，是比软件更“软”的“超软件”。
或者退一步说，信息产业不应该只是信息工具制造业，它应该是“软硬皆备、分工明确”：有“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两项制造，还有两大制造业各自的流通业。前者如电脑销售商，后者如出版商。
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两大制造”，可以先用政治信息举例说明。
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他说：“科学和技术可以向我们地提供某一具体国家有多少战舰、这些战舰停泊在什么地方。但是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打算使用这些战舰，则只有靠人类的判断才能得出结论”（注6）。
同书里的同页还这样介绍中情局：这里的“情报官员并不是……专搞阴谋活动的‘间谍’的形象，他们专对某些具体的领域进行分析、研究，比方说国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等。”这些专家讨论时，“更像大学讨论会。”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互为较大的情报对手。可是双方都说：“我们获得的对方情报，绝大多数来自对方的图书馆、公开发行的报刊以及其它公开物”（引自作者年轻时见的一份材料）。“抄袭一遍是抄袭，抄袭十遍是综合研究。”情报箴言，信哉信哉。
经济生活也是这样。例如在当前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查、技术调查、市场分析、项目设计、新闻、展览等，才应该算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和信息装备产业相区分，国内外许多学者有类似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把信息经济分为及时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及时信息部门是指以信息的处理、传输、使用为主的行业和生产信息设备的行业；第二信息部门是指非及时信息部门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部门。”（注7）同文还说：“知识经济更着重于软件性(创造力、创新性)……；信息经济则着重于硬件性(数据、图表、信号、设备)，注重信息高速公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化的建设。”
国内学者也有同样观点：“以信息为主题的中央某部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给他们讲信息经济学。（该大学）教授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们关心的不是真正的信息经济学，而是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产业经济问题”（注8）。
有学者提出“宏观”和“微观”来区分信息经济学的“信息工具”和“信息对称性”：（国外信息经济学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领域，即以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为核心的领域，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信息经济的测度，信息系统经济学，企业的信息组织理论，信息的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国际信息经济学等8个领域”（注9）。
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场合见过一首（作者亦忘记）小诗，一些话是：“钱可以买来美食，却买不来香甜；可以买来补品，却买不来健康；可以买来书，却买不来知识；可以买来性，却买不来爱情；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幸福。”用它来分析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十分贴切。信息工具是可以用钱买来的，“贵贱”而已。即使所谓“信息高速路”，说到底，也不过就是大笔的人民币或美元。但是信息产品可不是这样。信息品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却真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能堆起中国版的MBA，却堆不起的企业经营和管理高级人才；能堆起经济学的博士和“海归”，却堆不起产业经济的设计和运营者，都是类于“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即：思维产品）之间的关系。
三、信息经济学的普适性和一般性
“信息对称性”的研究，是狭义信息经济学。其实“狭义不狭”，在很多领域普遍适用。举凡宏观经济的产业结构、地区发展、财政、金融，农业、采掘、制造、商业、服务、交通、建筑、旅游等等产业、微观经济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管理、企业教育、招商引资等等操作，一切经济活动均被信息经济学所覆盖，称为信息经济学的“普适”性。
信息的对称性不仅涉及经济问题，甚至也不仅涉及法律、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等学科，“信息对称性”其实涉及一切人类生活。
军事领域如果没有信息的对称性，侦察、分析等等就没有用处。同样，每个政治家或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信息对称性”在政治中的实际意义。
信息的对称性，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
比如，当小伙子追求某姑娘时，他已经知道姑娘的姓名、年龄，这就是信息对称。通过接触，他可能从姑娘的谈吐中知道她的喜好。由于这是他“自力”获得信息，所以也是信息对称。但（我们假定）若仅靠“自力”，小伙子无法知道姑娘对“未来郎君”的各种期望，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然而他如果能通过表姑（姑娘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得到这些信息，就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当然，如果即使有表姑帮助，姑娘也坚不吐口，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宽泛的普适性，源于“信息对称性”高度的一般性。信息也是资源，因此信息的对称性，其实是“资源对称性”在信息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人们常所说的资源，涉及范围较狭。不但通常只在经济范围中，
而且更仅限煤炭、棉花等自然资源。其实资源涉及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张三饿了想吃饭，“大米饭和白菜炒肉丝”就是他的资源。李四知道“雨天外出要张伞”，就是他的知识资源。
那么，什么是资源？
对使用者有用（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害）的各种事物，就是资源。
“资源”是相对于使用者而言的。《红楼梦》对读者来说是资源，对正在收麦子的农民就不是资源。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唐·王维《西施咏》）。西施美貌在越溪莲女（注10）中不是资源，而在吴王夫差的宫中却是资源。
需要说明，所谓“对使用者有用”，未必是对使用者的私利有用。举起炸药包，为胜利开辟道路，“炸药包”就是他的资源。
只有在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使用者有用”才仅仅是对使用者的私利有用。
当资源需求人的资源不足时，获得的最终资源，是他的直接资源。为获得直接资源所需要的外部资源，是他的间接资源；间接资源的需求量，称为“资源差距”。
有些资源差距可以被他自力消除，有些差距却不能被自力消除。那些不能被他自力消除的资源差距，就需要添加第三方帮助他消除，这就是他的资源不对称。添加第三方以后，如果能够消除资源差距，就是资源相对不对称；如果仍旧不能消除差距，就是资源不对称。
这样说明资源及其对称性，和对“信息对称性”的说明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不奇怪的。信息是资源的一种。因此不是资源对称性“套用”信息对称性，而是相反，由于有了资源对称性及其各项规定，相应地，才有了信息对称性及其相应规定。
具体到信息经济学，就是信息对称性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即是：1、通过经济活动的信息差距，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对称还是不对称；2、如果信息不对称，能否通过“添加第三方”办法使之转化为对称（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和不对称）；3、如果处于信息相对不对称，那么信息需求人、信息供体和第三方的各自行为。
其实如果以“第三方”为标志认识信息的对称性和信息经济学，那么在经济活动中就不仅是“信息”经济学，它还含有了更多领域，例如农业产业化中的主体市场开发、社会就业、企业融资和风险投资、企业管理……。在这些领域中，许多不对称已经不仅是信息不对称。例如当前我国企业招商，即使（虽然很少可能）全部熟知项目的市场、竞争、风险、资源、运行等等，绝大多数企业也无法自力设计项目，就连符合投资商要求的项目报告都编不出。这已经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其它的能力（例如项目设计能力、文本编制能力）不对称了。
之所以“信息对称性”可以将信息经济学扩大到经济生活各方面，根本地，是因为如前说，信息经济学不过是资源经济学的形式之一，因此信息的对称性就是资源对称性的形式之一。然而除了信息以外，例如“能力”等等也是资源，因此当然同样也有自己的对称性。
既然如此，信息经济学也许就会消失，演化为更为广泛的经济学（例如资源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例如“能力经济学”等以研究“对称性”问题为主的学科并列。这不是信息经济学的不幸，而是它的大幸，因为它终于能被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广泛应用了。
四、对当前信息经济学的若干评论
信息经济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
它萌芽于早期，成型于中期，发展于七十年代。我国从七十年代末引入信息经济学（注11），多年来主要是叙述国外理论（注12）。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这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传统的经济学设定了若干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信息对称”。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生活透明，从而使得每个参加经济事务的人（供应者或消费者，统称“经济人”）都已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但是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的情况不多，多数倒是“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对经济人来说，他拥有的信息和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常常不足，因此在市场中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严格地说，“信息不对称”的思想要比信息经济学早得多。曾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已有悖传统经济学“信息对称”前提）。但是信息经济学毕竟把“信息”问题从各种经济现象中专门提出来，应该说是很好的贡献。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们实际的经济生活很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所谓“消费者知情权”，就是要使消费者从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公司选择经营者，公司对经营者的实际能力或道德水平可能不了解，候选的经营者却可能对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人际关系等等不了解，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信息”定义不够好，另一是实际仅仅研究信息对称，而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第三个问题是狭义信息经济学“过狭”（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仅仅是“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注13）。
“信息”的定义目前不少，甘仞初在《关于信息属性的再认识》（注14）一文举了3个例子：“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信息是“人的认识结果，是人的大脑关于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再现”、“信息可以指一切有意义的，或说对人类有用表达”。
从及时个定义看：“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定义的作者解释，有A、C两人（原文还有B，但是本文可以不讨论），又有某知识S。假如A所掌握的S多于C，而且多出的部分向C传递（例如教育），这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信息”（注15）。
这个定义是说：如果S的数量是K，而C有知识存量T（T≤K），K－T=R。R就是A比C多的S。如果R由A向C传递，R就是信息。
这个定义其实是这样：信息是“知识增量”。即：C有知识存量T，而需要A的知识增量R。如果R能从A获得，R就是C的信息。
这个定义首先就有一个弱点，就是信息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换句话说，信息的供体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非人”的事物。例如作者紧接着就举例说：“如果C从某种途径如阅读报纸获得S，那么……S对C来讲就不属于信息。”这种把通过读书、观察自然等“非人”获信渠道排除在信息之外（注16），是使人费解的（注17）。
有人也许说，可以把这个定义扩展开。例如读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只不过这里的A不是直接的人，而是编辑和记者。可是这样扩展也难服人。因为对那些通过自然现象而形成的信息（例如乌云显示的“可能要下雨”的信息），这个定义无论怎样扩展也无法容纳。
除去这个弱点外，这个定义还有一个弱点：把“信息”和“知识”相混同。信息和知识是思维过程的两端，三者是“信息思维知识”。定义所说“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所谓“传递中”，就是在“思维”环节。然而此时它既不是信息，也不是知识，而只是半成品。
这样分析定义中的“信息”和“知识”的关系，并不是吹毛求疵。如前说，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常把信息业和信息工具制造业相混。本文把信息和知识通过思维过程严格分开，就是表明了不同的意见。
目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没有“第三方”认识（注19），因此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其实都仅仅研究信息对称，而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他们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其实只是“能够自力获得”的信息不足，因此仍然属于“信息对称”的范围。
五、过于狭隘的当前信息经济学
除去信息定义和没有“第三方”、从而实际没有信息不对称以外，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还有一个“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狭义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对称性。可是目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却把一般的信息不对称，缩小为仅仅是道德信息不对称（注20）。
当前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课题（注21）。逆向选择，就是“选劣不选优”。即：选择者因信息不足，为降低风险，因此只愿出较低的价格购买，致使较优的被选者退选。例如雇主不知各应聘人员能力，怕承担“错选”风险，因而降低工资，进而使得较优者拒聘（注22）。至于道德风险，则已被社会公知了。
阿克洛夫因信息经济学，而成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举的旧汽车市场例子，就是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其实也是道德风险，就是候选人的“自荐道德”风险。因此本文不专说逆向选择，而是将其归到“道德风险”（道德不对称）。
然而把信息经济学缩小为仅仅是道德对称性，就有如下不理想：
首先，不全符合信息经济学前提——不信息（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是以不信息、换言之，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的。而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一般的信息不对称。它既有道德不对称，也有非道德的、其它经济因素的不对称，例如能力不对称。举例说，中国大多数农民无法自力把产品送进美国市场，就含有能力不对称。
但是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把一般不对称缩小为道德不对称，实际就是说，如果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信息经济学“不信息”的前提错了。全社会仅仅在某一领域、具体地说，仅仅在道德领域，才有信息不对称。除道德以外，社会其它任何领域，信息都是对称的。
其次，不符合我国和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现实：
理论可以证明，各种非道德因素不对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但是我们无须说理论，只消看到各种微观经济的大量事实，就可以了。操作能力及其它许许多多资源不对称（例如原料不足、环境恶化、政府低效），不但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微观经济面临的大问题。
第三、“道德”不是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和理想因素：
和任何其它科学一样，经济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环境。然而所谓“理想环境”，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虽说可能影响（甚至严重影响）本学科、但毕竟本身不属于本学科的各种“非学科因素”先行排除。至于非学科因素的逐次添加，那是另一个问题。
信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之一。“信息不对称”不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而是理想环境之上的添加。但“信息不对称”却是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
但是无论什么学科（例如经济学），只要将某因素设为理想环境，那么该因素也会被设为理想因素。例如无论一般经济学还是其子学科——信息经济学，如果将“信息”设为理想环境（无论对称或不对称），那么学科所理解的信息，就只能是理想信息。
所谓“理想因素”，我认为，就是本学科的某个（或某些）因素，经过不断的“内涵/外延”变换，直到外延能够涵盖整个学科的时候。以此内涵所定义的概念，就是学科的理想因素。
具体到信息，那么，无论一般经济学还是信息经济学，所要求的“理想信息”，我想，应该是经济信息，而不是道德等等非经济信息。例如信息经济学的“理想信息”不对称，是指即使所有的经济参与人（经济人）都如天使般纯洁高尚（排除“不德”因素）；甚至再加之：所有经济人都是本项业务的专家（排除“不知”因素），仍然会发生（而且实际确实大量发生）信息不对称。
恩格斯有一段史实性论述，依据当时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不同，以东欧、德国、英国3个地区为例，非常精彩地说明：经济越发达，道德风险越低（注23）。
道德因素当然会严重影响经济，但是“道德”毕竟不是经济因素。因此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只能把道德当作非学科因素先行排除，随着研究的进展而渐次添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如目前信息经济学，用道德解释经济现象，就一定没有前途。
信息经济学论文: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
0 引言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配置和效率较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着,这种状况导致信息
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着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较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着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较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较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较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信息经济学论文: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经济学
【摘 要】文章概括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含义，说明了网络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影响。通过对国内外网络经济学发展的研究，简要分析了我国网络经济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信息经济；网络信息经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一、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
在经济理论中，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减少，这便是信息经济学的起点。而作为网络经济的起点，计算机网络是以能够相互共享资源的方式互联起来的计算机系统的集合。
信息经济是以高技术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对于网络经济的含义分为两类：及时类认为网络产业即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就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群；第二类认为网络经济包括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在内的一个总体经济的概念。二者都是对新经济形态的描述，表达的对象是一致的，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有区别，信息经济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网络经济强调信息及其技术与经济的网络化特征和效应。
二、网络经济的内涵
从经济形态和规律角度来看，网络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作为信息经济的产物，与传统物质经济不同，网络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基础经济形态和结构。网络经济更关心信息商品、版本划分、网络效应、路径依赖、锁定、正反馈、电子版权、竞争与合作、信息政策等这些在传统经济领域和信息经济初期没有的新事物、新规律。
从产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看，网络经济的主体是网络及其相关产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CREC）1999年的研究报告把以因特网为核心的网络经济分作：网络基础结构层（Internet Infrastructure）、应用基础结构层（Internet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网络中介服务层（Internet Intermediary）、互联网商务应用层（Internet Commerce），每一个层次都有其代表产业和公司。
从商业模型的角度来看，网络经济促生了电子商务和虚拟市场。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就是指计算机与电子网络基础上，利用现代电子设备和软件实现商业交换和业务管理的全过程。虚拟市场是伴随着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市场环境，是网络环境的产物。在虚拟市场中既有对现实市场的模拟，又有全新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体验。根据梅特卡夫原则，因特网的价值会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呈平方级的增加，所以网络经济对社会实际的经营活动影响潜力不可估量。
三、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源于网络改变了社会信息交流的模式，进而改变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运动规律。在这些改变中，较明显的有2个方面。
（一）挑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工业社会中，边际收益递减是普遍的经济规律在网络经济中边际收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显现出递增趋势，这种特征来源于信息的共享性和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网络经济的主要产品是信息产品，它可以零边际成本大量复制生产，而每一份信息产品的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从而在信息产品生产领域，网络经济表现出强烈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
（二）对市场均衡、垄断等产生重大的影响。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有着特殊的成本结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产出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在网络经济中，供求难以均衡或即使均衡也不稳定的特点不仅使市场充满了不稳定性和风险，也增加了确定信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难度，产品的价格更多地由市场的需求曲线和市场结构所决定。
四、国内外网络经济学学科发展综述
国外网络经济学研究起步早，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谢伊提到网络经济产品区别于传统经济产品的四个重要特征：互补性、兼容性和标准；消费外部性；转移成本与锁定；生产的显著规模经济性。他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按产业类别讲述了软件产业、硬件产业、电话、广播、信息市场及其它网络产业。
国内学者将网络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纪玉山等指出网络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不会改变和取论经济学揭示经济本质的规律，但在经济现象形态上会拓展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周朝民针对网络经济这一新兴现象进行理论探讨。他认为网络经济学较之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黄宗捷等（2001）介绍了网络经济和网络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的十大瓶颈等。濮小金、司志刚介绍了网络经济的概念、特征、基本理论，网络产品生产、营销、网络垄断和竞争，网络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及网络安全问题等。
五、存在问题
没有将网络经济学与网络实务区分开来，大部分学者的著作内容有关网络实务，不讲隐藏在网络经济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原理，网络经济学学科内容与名字相去甚远。
已有的研究是零散的，没有系统化。个别教材或教学也讲了网络经济学原理，但宏观的多，微观的少，不系统、不完整。宏观知识多，微观知识少，并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也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我们应把与相关学科交混、粘结在一起的网络经济学从这些学科中剥离出来，确定网络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和理论框架应该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针对国内外网络经济学教材偏重实务、很少讲原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应抽出隐藏于网络经济背后的规律、定理和原理。研究中要更侧重于微观，并且重点应放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未探讨或未做深入探讨的问题上面，对网络经济产品的特征进行详细论述。网络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内容、定理、规律等，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规范出来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和学术争鸣中形成。因此十分有必要介绍解释网络经济现象的不同观点。
信息经济学论文: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研究
摘 要：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一同而来的是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营销渠道的建立，良好的营销渠道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利益较大化。但是营销渠道中存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严重的影响了营销渠道给企业带来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如何对营销渠道冲突进行管理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研究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营销渠道对其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强。企业对营销渠道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寻求通过营销渠道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的方法。随着营销渠道冲突逐渐的发展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渠道管理将其列为重点管理内容，有效的实现对营销渠道冲突管理和控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效益。
一、营销渠道冲突产生的原因
1.营销渠道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
国外营销渠道专家认为，形成营销渠道冲突的根本原因有目标不相容、归属差异和对现实认知的差异。目标不相容是指渠道成员在实现渠道整体目标的方法上各不相同;归属差异是指渠道成员在目标顾客、销售区域等方面的归属上存在矛盾和差异;对现实认知的差异是指对于渠道中的状态、形式，每个渠道成员的看法不同。
信息经济学认为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营销渠道中，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因，营销渠道里各个成员都在追求自身利益较大化，这样必然会损害到其他成员的利益，就会导致冲突的产生。
2.营销渠道冲突产生的市场环境因素
市场环境因素同样是引发营销渠道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状况对企业的影响，当宏观经济繁荣时，会促进各个渠道成员之间的合作，但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渠道成员会因为经营压力增大而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减小库存，这时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变的很大;二是技术环境，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网络营销渠道逐渐的建立和普及，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都积极的建立网络营销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渠道中间商的利益，为出现冲突埋下了隐患;三是社会文化环境，它决定了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影响企业渠道结构的选择，渠道结构不同，渠道利益分配模式也不相同，这样必然会存在有些渠道成员不满利益分配模式，从而导致冲突的发生。
3.营销渠道冲突产生原因的具体表现
营销渠道冲突产生原因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1）在营销渠道中经常会发生渠道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定价策略不满意的现象;（2）各个渠道成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较大化，都希望把库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中间商为了保障自身的销售会向生产企业提供乐观的市场需求信息，让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增加库存;（3）有些生产企业直接与大客户建立购销关系，将零散的小客户分给中间商经营，导致中间商出现不满的情绪;（4）在市场交易中，生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希望中间商先付款，而中间商为了保障自己的销售利润，则希望货款等销售后再付，这样的做法会大量的侵占对方的资金，当发生不守信用的情况时，冲突在所难免;（5）生产企业都希望中间商能够代其履行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的职能;（6）在市场中存在生产企业同质竞争的现象，大多数的生产企业都希望中间商只自己一家产品，而中间商则希望尽可能多的其他同类产品;（7）中间商存在着“窜货”行为，同一产品在不同的省份销售价格不相同。
二、营销渠道冲突的类型
1.内部冲突
内部冲突是指在同一个渠道系统中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比如厂商与总、总和一级、一级和二级之间的冲突。在同一渠道系统中，每个渠道成员所处的位置都不一样，根据不同位置的成员间所发生的冲突，可将其分为三类：水平渠道冲突，指处于同一位置的中间商之间的冲突;垂直渠道冲突，指不同位置的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不同渠道间的冲突，指当一个生产商建立了多条营销渠道，在同一市场销售时所引起的冲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冲突，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渠道成员的利益，严重的还会引起整个渠道系统的崩溃。因此，内部冲突是一种恶性冲突，在营销的过程中要尽量的避免，一旦发生冲突要努力地想办法解决。
2.外部冲突
外部冲突是指在同一个市场中，两家生产商渠道系统之间在同一渠道层面上发生的冲突，这类冲突多数由市场竞争引起的。一般来说，外部冲突会促进一个渠道内各个渠道成员之间的合作，属于一种良性冲突。在现在的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同质产品，生产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经常会与其他厂商的营销渠道发生冲突，这会让同一营销渠道的渠道成员有一种危机感，促使渠道成员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提高生产企业的竞争力而努力，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三、营销渠道冲突的管理
1.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目标
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目标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将冲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既不影响渠道绩效，还能够维持渠道的活力。具体管理目标的制度要结合企业的分销战略和具体的营销渠道的特征，由此，可分为预防性目标、缓解性目标、化解性目标和无冲突目标四类。
各个企业的负责人要意识到营销渠道冲突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此必须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从长远的角度看，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目标应该是有效的预防恶性冲突的发生，解决现实中的冲突问题，从而保障营销渠道整体的运转效率;从近期的角度看，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目标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及企业的发展阶段来制定。
2.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基本原则
因为渠道冲突对渠道具有双重的作用，所以在进行营销渠道冲突管理时要遵循以下原则：（1）权变原则，渠道管理者的冲突管理策略要随着渠道环境的变化及时的进行调整;（2）选择原则，要有选择的对渠道中发生的冲突进行管理，不必对所有的冲突都进行管理;（3）公平原则，渠道管理者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要保障对冲突双方都公平，不能出现偏袒;（4）平衡原则，是指在效率和效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能只重视效果而不重视效率。
3.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内容
营销渠道冲突管理包含在渠道管理的内容中，因此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内容也是管理者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预防和避免恶性冲突的发生;将冲突水平控制在对渠道有益的水平上;在渠道活力不足、成员缺乏合作时，激发冲突;利用冲突资源，激励和约束渠道成员;化解冲突危机，改善渠道合作关系;从源头上切断冲突，调整渠道关系。
4.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的基本步骤
每一个渠道冲突的表现形式都不相同，所以采取的管理手段也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个大的框架步骤可供参考。
首先进行渠道分析，包括对渠道成员、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接着是进行冲突分析，这一步是对已经发生的冲突按照冲突水平或者冲突性质进行分类，然后选择能够处理的冲突;第三步是设计方案，要确定解决冲突的人和解决策略;第四步是执行方案，选择一个恰当的人去推行和落实方案;是进行效果评估和反馈，看实际解决冲突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存在差距，及时的进行反馈，为以后进一步完善冲突管理措施打下基础。
四、营销渠道冲突的管理策略
信息经济学中指出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基于这个理论建立相应的营销渠道冲突解决机制，制定符合信息经济学特征的营销冲突管理策略，从根本上预防进而解决营销渠道冲突，保障渠道运作的效益。营销渠道冲突的管控策略主要有三种：激励策略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减少冲突的发生;监督策略能够实现对于定价冲突的管理;信号传递策略有效的减少“窜货”冲突的发生。
1.激励策略
信息经济学中指出委托方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而在营销渠道中，生产企业和中间商的关系就是委托和的关系，因为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生产企业和中间商在建立合作关系时，希望能够达到双赢的局面，不愿意看到冲突发生。为此，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一个有效地激励机制，让中间商根据生产企业较大化自己效用的要求来选择行动，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建立一个有效地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营销渠道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缓解了因渠道冲突而带来的不良影响。生产企业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中间商自愿提供其私人信息，从而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冲突的可能性，保障营销渠道正常的运行，将营销渠道冲突所带来的损失降到低。
生产企业和中间商在制定合作合同时，会预期出不同的冲突来，可以根据不同预期冲突来制定出不同的激励政策分，比如折扣价激励策略，根据中间商提供信息的价值，给予中间商不同的折扣价，对于能够提供信息量大、价值高的中间商，生产企业可以给予低价格。再比如股权互换激励策略，生产商和中间商积极地参与到对方的股权中，让双方的利益一致化，从而促进中间商心甘情愿的提供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冲突，保障生产企业和中间商的利益。
2.监督策略
形成了激励策略之后，还要建立监督策略，有效的对中间商的行为进行监控，减少渠道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监督策略可以起到监督中间商行为的作用，解决定价冲突问题，定价冲突是指在中间商不愿意按照生产企业制定策略来制定自身的销售策略。比如生产厂商站在自身产品的角度，为了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自身品牌的知名度、显示产品的质量，会采用高价格的策略，而中间商出于销售量的考虑，不愿意按照生产企业的高价策略来销售，这就导致了冲突的产生。对于这种情况，生产企业将激励策略和监督策略进行有效的结合，选择出的监督和激励政策，来实现自身的效益较大化，在保障自身效益较大化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损害中间商的利益，以此来化解冲突，减少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
3.信号传递策略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发生“窜货”冲突，导致营销渠道冲突的发生。生产企业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市场策略，商品所实行的价格策略也不相同，以求实现利润较大化。随后，根据区域市场策略将中间商划分开来，这在无形中为中间商的“窜货”提供了机会，中间商频繁的“窜货”行为会影响到生产企业的利润，即使这样生产企业也不愿意放弃区别定价策略，从而导致了冲突频繁的发生，严重时会导致渠道关系破裂。
假如有一个办法能让中间商将私人信息传递给生产企业，就可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营销渠道冲突，因此，就有了信号传递机制的建立。
在实现激励策略和监督策略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地信号传递策略，能够解决“窜货”冲突频繁发生的现状。在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对称状态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利用信号传递策略来尽量的达到信息对称的状态，避免“窜货”冲突的发生，保障营销渠道正常的运作。
五、结论
在营销渠道冲突的种类中，垂直渠道冲突是经常发生的问题，而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发生营销渠道冲突最重要的原因。通过激励策略、监督策略和信息传递策略的建立，有效的减少了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发生营销渠道冲突的可能性，从而保障了营销渠道正常的运行，有利于实现生产企业和中间商双方的利益较大化。
信息经济学论文: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互联网金融的反思
摘 要：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互联网金融的运作模式进行剖析，提出了解决互联网金融运作过程中信息非对称的途径，为建立合理的监管框架、设计成熟的行业标准作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互联网金融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现状
在当代经济中，金融对于资源配置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当其时，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行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对创新支柱型产业、环保产业、小微企业、“三农”以及贴近民生领域的金融资源配置是金融改革的关键。
然而，由于我国银行业多年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以及审批过程的繁杂、时间拖延等问题，这些领域的企业往往在正规信贷市场上被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挤出，只能诉诸于小额信贷和民间借贷这样的外源融资渠道；而伴随着消费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第三方支付与小额借贷结合起来的，正是眼下“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和“P2P”公司。
金融本来就是个高风险的行业，而互联网金融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风险又增加了很多：行业内部的盲目扩张、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风险控制不透明、监管缺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二、如何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是关键
当前我国发展相对比较成熟、运作企业比较多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集中于以电商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电商金融，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以及P2P领域。总体而言，这三种互联网金融业态，大大提升了交易过程的透明度和灵活性。然而，不论是理财产品的线上销售抑或是民间借贷的网络形式，信息对称是市场实现有效率交易的基本条件之一。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解决线上交易过程信息非对称问题的样板，可以发现，专业化信息交易市场的缺失，使得我国线上金融模式的运作效率大打折扣。
1.逆向选择
阿克洛夫（Akerlof）在次品市场模型中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信息对称是市场实现有效率交易的基本条件之一，信息非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诸如“次品车”、“劣币驱逐良币”等市场失灵问题。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准银行业务”的范式，相较于已经成熟的商业银行标准化信贷合约模式，该市场失灵根源于2“P”之间的信息非对称：首先，资金的供需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资金的贷款方对借款方的资质和属性并不了解。道德风险的存在，又阻碍了信息在市场参与人之间传递，信息不通畅的恶果就是市场运行不良；其次，从信息市场的角度来看，“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其积极的外部效应使得该市场容易产生“搭便车”和“次品市场”现象，最终交易市场上流通的信息可信性下降。
2.道德风险
由于信贷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因此对贷款进行有效的事后监控同样重要。而这一过程往往会产生激励问题和委托成本问题。P2P信贷合约属于单一委托关系，而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融资模式属于双重委托关系，在存款人和金融中介之间、金融中介和贷款人之间存在着监控和激励的成本。根据戴蒙德（Diamond，1984）的受托监控模型，即使考虑了双重成本问题，商业银行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仍然具有信息监控的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总监督成本。很难想象P2P除了技术优势之外能在成本和风控方面优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
三、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的途径
在发达国家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可以诉诸于建立健全的信息交易市场，通过完善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系提升信息市场的透明度。
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个人征信体系，专业化、商业化的信用调查机构非常少且品牌信誉度不佳，央行征信局虽拥有一些有价值的信用信息但尚未实现与互联网平台对接。在这样的条件下，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很难诉诸线上渠道。实务中，中国的P2P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的主流方式是“线上基本资料认证+线下信用调查+线上或线下信用担保”。此外，近前不少P2P公司的倒闭，与其资金实力不足、技术条件不过关、营销能力欠佳、风控水平不高等密切相关。
不同于P2P，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行业巨头――阿里金融集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基于大数据来处理信息非对称事件的解决方案。阿里金融平台能够对借款人进行量化分析，并通过优化体系降低坏账率，对商业银行不愿意接手的小额信贷业务实现了高效率的处理。但是，阿里金融模式的覆盖面也是有限的。因此，如果可以将银行、政府体系内的征信系统与阿里金融这些电商平台的大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并实现整个社会征信信息的互联网共享，那么信息非对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四、总结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普惠金融和“金融民主化”，在宏观上互联网金融与政府提出的“存量调整”有重大关联，通过进一步疏导存量资金，将资金传输到最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开放性的交易平台，平台的运作效率取决于信息的质量，信息非对称导致的风险积聚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因此，在完善社会中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系、构建合理的监管框架、设计成熟的行业标准这些方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信息经济学论文: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困境与对策研究
摘要：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松散、理论抽象以及教学参与主体专业背景局限等原因，导致信息经济学教学难度大，教学效果不佳。学校和教师应从科学设置课程体系、精选教材、重组教学内容、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师素质等方面采取措施，来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教学困境；教学效果
1引言
信息经济学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适应社会经济信息化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中国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自此，国内许多高校的经济类、信息管理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随着教学实践的开展，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逐渐凸显出来，已引起一线专业教师和理论界的关注。本文在教学实践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对策，以期对信息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改善有所裨益。
2信息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
2.1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松散、理论抽象
信息经济学自产生至今，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在西方一开始就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一是以马尔萨克、施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又称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和理论的角度，研究市场信息及其特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后果，从信息分布的不、不对称出发，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其要旨在于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种种机制，包括不确定性与风险、委托关系、逆向选择、信号传递、道德风险模型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二是以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应用信息经济学，是从宏观和应用的角度，研究国家和世界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作用等。这两个研究领域，虽然都与“信息”一词相关，但“内容上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逻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
在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产生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国内学者来自经济学界和信息科学界，其研究角度不同，对信息经济学学科理解不同，使得其研究范围和领域很难统一，导致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差异较大、内容庞杂。
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松散，给信息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在有限的课时内，将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一一讲述，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如果每个部分只介绍最主要的理论，课堂教学缺乏连贯性；如果只侧重于某些理论的详细讲授，又使得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
信息经济学内容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使得教学方法难以把握。在信息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分析、博弈论和委托人理论方面的内容，“运用的数学知识较多”，“侧重于把经济现象用抽象的数学模型来刻画”，如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味的以传统的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仅讲授吃力，而且学生很难理解和掌握，甚至造成一些学生的畏学情绪；而关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系统、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及其测度理论等内容，相对枯燥，“可讲性较差”，如果照本宣科，会使课堂变得无趣，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较差。
2.2教学参与主体专业背景的局限
信息经济学既是一门经济学，“同时又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高校开设该课程的主要是经济类和信息管理类专业，许多授课教师在讲授该课程之前，并没有对相关理论进行过系统的学习，而且不同专业的授课教师，只拥有本专业的理论知识，而缺乏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样，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拥有的相关背景知识是不同的。如信息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缺乏信息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使得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存在着困难，尤其是“如何实现对学生的区别教学”。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3信息经济学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3.1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从学校和院系层面上，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课程的设置要符合教学规律，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和教学参与主体知识掌握的渐进性，来安排有关选修课和后继课，确定各门专业课的授课顺序。具体来说，就是将先修基础课放在低年级阶段，后继专业课放在高年级阶段，这样先修课的学习就为后继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如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信息管理学基础》、《信息资源管理导论》课程后，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信息资源配置和博弈论等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学习信息经济学课程时，就容易理解和掌握该课程的相关知识。
3.2精选教材
信息经济学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这直接导致以“信息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内容差异较大。综观国内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著作，在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方面，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具，在宏观信息经济学方面，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较具代表性，二者适合研究生层次的教学；陈禹的《信息经济学教程》是横贯微观与宏观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国内成果，理论体系较完善、内容，比较适合本科层次的教学。所以，任课教师在选择教材时，首先要看面对的是什么类型的学生（本科或研究生，经济类或信息管理类），需要向他们讲授信息经济学哪方面的知识；其次，选用的教材内容既要反映这门学科的前沿性，又要符合学生的专业特点，符合培养目标。综合考虑选择相适应的教材，才能实现不同专业背景学生效用的较大化，也会使信息经济学教学更为有效。
3.3重组教学内容
在精选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重组。具体为：及时，教师应根据学生专业培养目标，设置主干教学内容。如根据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信息经济学的主干教学内容应确定为不对称信息理论、信息商品、信息系统、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第二，分析章节教学任务，确定重点和难点。第三，优化课程内容。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新知识、新理论不断出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补充一些与课程密切相关的新知识，少讲那些陈旧过时的内容。
3.4多元化教学方法
根据信息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章节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课时安排、学生接受能力等，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1）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由于教学课时少、课堂人数较多等原因，目前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主要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法，但应对这种方法进行优化，即课堂教学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重视知识的简约化、结构化，让学生着重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对于难以理解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尽可能的多举些案例；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做到教学内容的适中性，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也是许多学科教学中常采用的方法。案例教学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判定、分析和研究，多方位启发学生思索。在信息经济学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信息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可以是教材中的经典案例，也可以是经济活动中的现实案例，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真实性、适用性和启发性。
（3）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或称现场教学法），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情境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各种真实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与现实经验关系密切的条件下进行学习，以便学生将抽象的概念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达到更佳的学习效果。”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应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讲授阿克洛夫旧汽车市场模型时，可以带学生到二手车市场，让学生亲临其境感受我国二手车市场的现状，在实践中直观生动的理解抽象的“柠檬理论”，关键是要通过实践教学“把隐性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4）研讨教学法。一种教与学互动的研究性教学实践方法，是指在每一章内容讲授结束后，让学生对本章的某一内容进行深入探讨的教学方法。研讨教学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是让学生认识到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其学科内容和理论体系有待充实和完善；二是培养学生主动收集、分析资料的能力，使学生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三是引发学生之间乃至师生之间的讨论，形成师生互动和形式多样的共同参与的研究型学习，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总之，恰当的教学方法能使学生更好的吸收消化教师所讲的课程知识，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3.5提高教师素质
高素质的师资是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信息经济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理论知识和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信息科学相关知识，同时运用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在既定的教学时间内做到深入浅出的讲授，让不同水平的学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学校要加强对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的培训，给教师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同时任课教师要积极主动学习，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把教学和教研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来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学水平。
总之，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其内容和理论体系尚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在尊重学科理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学内容，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教学能力，提升课堂教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方可达到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预期目的。
信息经济学论文:信息经济学的形成和在国内外的发展
摘要： 信息经济学在国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我国近几十年引进后开始蓬勃发展。本文阐述了信息经济学的含义和产生、初步形成的过程，以及在国外和国内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信息经济学对于信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国内外；发展
1 信息经济学的含义和产生背景
1.1 信息经济学的含义 信息是由信息源发出的，经过传递而被人们接收、感知并且利用的信号和消息的总称。信息无处不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信息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的科学，是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因素和影响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而产生，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到今天的蓬勃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理论和科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应用，是信息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学科，是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其中，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从本质上讲，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不仅是博弈论的分支，很多理论也是在研究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发展起来的。博弈论研究的是给定信息结构后可能的均衡结果，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的契约安排。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产业经济学，通过分析信息的价值、生产、流通、利用，以及信息活动规律和影响，与经济产业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每个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对于信息化社会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也有重大影响。
1.2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信息经济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而产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取代了以物质和能源为主导地位的农业和工业社会，随着信息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大，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加大，信息的作用日益明显。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信息化的趋势，也是信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客观原因。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也是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出现的经济状况的原因。古典经济学假想的理想状态，是市场竞争下的一种效率较大化的状态，不存在资源浪费问题，人们的经济活动能达到帕累托状态。而事实上市场是局部的不竞争的，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帕累托状态是达不到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忽视了信息的作用，已经无法指导和支撑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于是信息经济学应运而生。
2 信息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2.1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初步形成 信息经济的启蒙思想可追溯到1918年，美国经济学巨匠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在《资本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
1921年弗兰克·耐特（F. H. Knight）《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的出版，使信息经济思想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出现。他发现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发现各种组织的经济活动中都参与信息活动，并对于不确定性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后来信息经济学科的形成，有启发作用。
在此后的四十年左右，博弈理论有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以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形成的基础。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发表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标志这博弈理论的开始，他们创立了预期效用理论，这主要是合作博弈论的发展。由于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人数一般是有限的，因此在有限人数下市场不可能是竞争的，在不竞争的市场中，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直接影响的，一个独立的人或者一方要受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方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人。因此如何进行个人选择就是博弈论要研究的问题。初始研究的博弈论一般是合作博弈，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相互作用的时候，当事人是不是达成了一个对各方有约束力的协议，从而约束各方遵守这个协议。合作博弈发展到鼎盛时期，标志比如纳什和夏普里分别于1950和1953年提出“讨价还价”模型。
50年代，非合作博弈论开始创立，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的贡献也主要在非合作博弈方面。非合作博弈主要是说各方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是非合作的，每方都选择对自己的决策，也就是个人决策问题。纳什发表的两篇非合作博弈的文章，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塔克在1950年定义了“囚徒困境”，都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60年代后，泽尔腾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即动态博弈。海萨尼把不信息引入到博弈论的研究。后来，博弈论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博弈理论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申农（Claude E Shannon）在1948年创立了信息论，维纳（N.Wiener）又将其拓展为通讯系统控制论，为信息经济学产生提供了技术理论基础。随着信息科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和渗透，1959年，关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提出信息系统理论，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他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及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信息经济学的最早的理论文献，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C.J.Stigler）于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他首次提出了信息的经济问题。他指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不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还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与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活要素的影响。此后他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探索，这些探索性的成果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信息经济产业的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欧国家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继马尔萨克提出信息系统理论后，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克道诺创立了以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经济学”。赫伯特·西蒙（H. A. Sunon）、肯尼思·阿罗（K. Arrow）等经济学家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的信息提出质疑。
到七十年代，学者们从经济实践中还发现，市场活动的行为各方拥有的信息不仅仅是不的，也是不对称和不均匀的，这会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导致市场失灵。从此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并且兴起。肯尼思·阿罗所涉及的社会选择论、一般均衡论、不确定经济学等领域中尤为着重于个人决策、信息与组织的研究，并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后来他将主要研究成果编成《信息经济学》论文集出版，揭示了信息优、劣势的各方在资源配置中所处的有利和不利地位。1970年，阿克洛夫（G. Akerlof）在研究了二手车市场的失灵，提出了“柠檬”理论，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劣品驱逐良品的状况， 即“逆向选择”。
二十世纪的七十到八十年代，是西方信息经济学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经济学家在微观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代表人物比如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杰克·赫什雷佛（Jack Hirshleifer）提出信息市场理论，1973年迈克尔·斯宾基（A. Michael Spence）提出信号理论，包括信号显示和信号传递等。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z）等提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还研究了信号甄别模型。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信息经济学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而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和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委托理论和模型。莫里斯抓住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指出委托人需要面对来自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维克瑞提出了维克瑞拍卖法，又称第二投标法。他们还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机制的建立。此后，委托理论也有了持续的发展，形成了包括不利选择与道德模型、市场信号模型、团队理论、拍卖招标理论以及税制理论和信息资源的配置等理论。
2001年，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等研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运作机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奠基石。2002年，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分别进行了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以及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2005年，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等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07年，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等人提出和发展了机制设计理论，有助于各国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和政策手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不断加剧，传统经济学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的审视并得以修正。
2.3 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最早研究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学者是马克卢普（F.Machlup）。1962年，他发表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完整概念。他对美国的知识产业还进行了统计测算，标志着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信息商品的经济规律相比较，宏观信息经济学派把研究落脚点放在信息产业引起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上。在继承了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77年，波拉特在其著作《信息经济》中，提出了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将产业划分为两种信息部门，并且对其结构和规模分别进行详细的测算和分析，为信息产业结构的测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他的四产业法，把信息经济列入第四产业，研究了社会的信息化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以信息部门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运行机制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由于信息经济学科一开始就显示了它在经济中的作用，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把“不确定性与信息经济学”列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此外，澳大利亚还出现了信息经济学的教材。受到欧美国家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日本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兴起。1976年，日本学者增田米二在《信息经济学》中阐述了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指出信息时代的特征和产业结构将产生根本的变革，侧重对信息系统的费用和效益问题进行研究。1983年，荷兰创办了国际性学术杂志《信息经济学与政策》，这是一份专门刊登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服务以及信息政策的专业性期刊，从此信息经济学有了自己的论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制定了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也抛出类似的宽带信息网络计划，后来日本又相继制定E-JAPAN、I-JAPAN计划等。
3 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
随着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信息经济学也开始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起步。几十年来，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到国民经济信息经济成分的测算，信息产业运行机制以及信息市场商品价格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急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在国家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的组织下，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1989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我国及时个信息经济学会，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1992年，《信息经济与技术》杂志在国内外发行。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学者积极探索信息经济学领域，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比如徐开明、林德金、葛伟民的、张远、乌家培等。1995年，由谢康编著的《微观信息经济学》是国内及时本介绍委托理论的书籍。而在1996年张维迎编著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则详细介绍了委托理论，并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联系起来。在1996年，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中，把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单独列出。
1995年起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了十几次国民经济信息化论坛，讨论信息经济理论与实践。1997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召开“全国信息经济与管理研讨会”对信息社会的经济和信息经济管理的诸多特点展开讨论，并介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克里教授的第二投标法以及在政府信息和政策选择中的应用。
进入21世纪以后，乌家培、张守一、娄策群、陈禹、马费成等专家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信息经济学研究角度和内容进行了划分。乌家培系统地考察了信息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信息化的科学概念做了正本清源的历史考证。他认为网络经济将发展成为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与以往的经济形态不同，它将以智能化网络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并使信息成为同物质、能量并列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
4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热点
在我国以信息经济学理论成果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诱导着信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向应用性和实用性方面转化，目前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政策法规、信息资源配置、信息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很多学者关注信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信息技术及其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问题等。靖继鹏、马费成和娄策群研究了信息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分析了信息的产值结构，还研究了信息产业的政策法规。由于信息资源的配置一直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而网络信息资源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因此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从信息系统扩展到信息网络。靖继鹏在比较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差异的基础上，概括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王健、黄磊研究了网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网络经济的安全问题，对于信息经济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探索。近年来，宏观信息经济学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即粘性信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粘性摩擦时的消费者行为特征、通胀与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
信息经济学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制度变迁、激励机制等。张春霖、翟林瑜、以及张维迎等，都应用了信息经济的理论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信息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多个领域的研究上也被广泛应用。
对于市场的信息不和不对称的现状，经济活动参与的各方无法在确定条件下做出自己的决策，在张维迎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继续进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研究。马费成和靖继鹏合编《信息经济分析》，在书中大篇幅地探讨了不确定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问题。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化，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并应用于实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形成，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各国之间联系紧密，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信息经济学也将拓展到国际领域，研究世界信息经济产业的发展和效率、国际信息资源的配置和效率，以及各国经济对于信息的依赖程度、信息经济的比较等内容。
信息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增强国家竞争力，并为提高生产率和市场效率，节约资源等方面服务，会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信息经济学论文:关于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信息经济学思考
摘要：本文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契约理论和逆向选择理论等相关原理，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最终改善当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理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财务丑闻，尤其是会计账目造假事件的不断曝光，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信任度几乎降至冰点。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将运用信息经济学的不对称信息原理，从会计信息失真所产生的更深层面进行分析，为其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一、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信息经济学思考
关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最富有生气和魅力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亦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不对称信息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活动主体对有关信息的了解度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其存在的根源不仅与市场参与者一方所拥有的商品信息有关，还与其获利能力息息相关。在市场交易中，当参与者一方无法观测到对方的行为或观测成本较高时，交易双方就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而会计信息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正是如此。下面，就结合具体的信息经济学原理来分析。
1.“委托理论”与“契约理论”
“委托理论”产生于上世纪的30年代。从法律上看，人总是因为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而受雇于后者，这是其最初发展。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在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同时，也追寻着自身利益的较大化。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和目标差异的主观意图，为人的行为背离委托人的利益提供了客观可能。委托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设计契约激励人。这就涉及到“契约理论”。
“契约”实质上是一种协议或合同，通常会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人以行动效用较大化为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二是人履行合同后，所获收益大于或等于某个预定收益额；三是合同被人执行后，委托人的收益应实现较大化。这个过程正是契约双方不断地进行博弈的过程。可见，如何利用“契约理论”来减少委托关系产生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资本市场中，公司或企业的会计信息制造者，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市场上众多投资者关于本公司会计信息的默认人，而投资者，恰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这种没有经过正式合同的签约——即自然形成的委托关系，尤其在资本市场信用体系机制建立不完善的状态下，必然为上述提到的会计造假行为和可能导致的错误决策，埋下深深的隐患。当一方（委托方）的权利十足，而义务不确定时，其必然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面。即使双方是自愿找寻并签订契约的，一方在不违约的前提下，依旧会选择使自己利益较大化的行为或决策。可见，这种存在的委托关系使得会计造假行为存在客观可能。
2.“逆向选择理论”与“道德风险理论”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的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研究这种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前者是指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进而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后者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较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两种结果在财务领域中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和决策者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尤其在会计信息批漏的环节上，会计信息造假者将“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体现的淋漓尽致。下述的“仕途发展”和“经济利益”可窥见一斑。
及时，仕途发展。用非正常的手段，获得个人仕途快速发展是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会计从业人员等相关造假者的一个重要诱因。同时当前的行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即“数字说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仕途发展”。这种充满急功近利又简便易行的短期行为常常利用会计报告做文章：通过粉饰经营业绩，虚增会计利润，调整会计支出等方式，以获取个人仕途发展和谋求经济利益。尤其在监管不到位、惩处没力度的情况下，这些行为还将会愈演愈烈。
第二，经济利益。在许多机构投资者来看，股票的发行类似于“圈钱”行为。然而， 发行股票是要受到我国诸多法律法规的约束。根据我国经济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企业必须至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保持赢利。对于经济效益不好的有些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便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会计盈利操作，虚假财务信息随之产生并呈泛滥之势。
可见，“仕途发展”和“经济利益”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会计信息造假存在主观可能。
二、对会计信息失真所倡导的激励机制
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人行动效用较大化，才有可能获得其自身效用较大化的收益。要使人采取效用较大化行为，必须对人进行有效的刺激：如果做真实账目与虚假账目的成本相当，基于信用的考虑，多数人会选择做真账；若做假账成本大于做真账成本时，基于收益的考虑，多数人会选择做真账。基于此，提出下面几点激励机制：
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就是信用问题。因此，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经济学家阿罗曾强调，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也不会实行欺诈。
对此，我们建议在Internet上建立一个信用系统数据库。它包括全国的企业及公司从成立至今的信用情况，任何人可以随时上网进行查询。从而，使得企业为了自身声誉及社会形象，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考虑，更容易做出正确的行动。最终，使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
2.加强企业内部信用体系的建设
加强企业内部信用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求：企业家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国内外企业的成败荣辱都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凡是企业主要负责人有理想、有道德、情操高尚、重视信誉、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风气就正，企业必定兴旺；相反，必然是歪风盛行，诚信缺失，人心涣散，企业的前途令人堪忧。
其次是建立现代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企业只有迅速建立和完善一套现代化的信用管理制度，才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改善企业信用管理状况，解决目前信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完善的现代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信用管理政策，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信用额度审批原则及程序，建立信用管理部门等。
再次是应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和方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客户信息管理技术，信用分析技术，应收账款管理技术等。企业遵守信用，可能会造成短期利益的流失，但却可以换来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和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3.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统一管理和持续培训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计管理部门，负责会计人员的管理、培训、协作与监督等。每个公司有权聘任不同的会计人员，但每个会计人员的归属、后续管理、持续培训等都由全国统一的会计部门负责。每个会计人员可以彼此监督举报，对于违规者，应终身取消其会计从业资格。对于其评价管理应实行业绩奖励和相应的惩罚。此外，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据信息经济学原理，应注意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委托人必须使人得到总效用；二是委托人必须使人劳动的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事实上，激励机制不可能解决非对称信息产生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但却有可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现实生活中的状态。
综上，我们应明确市场中的委托关系，运用激励机制，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使社会成员为了长远利益，传播真实的会计信息，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化。
信息经济学论文:探究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在新世纪的知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各个领域的产业化经济水平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才的竞争力日益凸显，人力资源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成为焦点，也就是说，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企业所拥有的人才成为发展的动力资源。但是，在目前的企业人力资源系统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对此作了一些详细的阐述，介绍了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后果以及相应的应对方案。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经济学 人才 企业 信息不对称
一、前言
随着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受到企业组织的高度重视。时代要求企业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发展的基础，现代人力资源理念强化突出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作为企业发展的潜力资源。拥有高端的专业技能、独特的知识是企业培养人才的主要问题。但是，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建设的进程中，免不了会发生管理不当的问题，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建设不够完善，还有待加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许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企业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用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理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模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各企业组织由于契约关系的存在，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之紧密相连。信息拥有量决定契约关系，以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常常把拥有私人信息量多的一方成为“人”，信息拥有量少或者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成为“委托人”。而发生信息不对称的时间也有不确定性，一是发生在合作签约之前，二是发生在合作签约之后。我们把签约之前的不对称信息称作逆向选择模型，而把签约之后的不对称信息称为道德风险模型。例如，老板（委托人）选择员工之前肯定不如员工（人）了解自己的能力，人比委托人对于交易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拥有更多的信息。
（二）信息经济学理论
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提出起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它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到70年代才基本成熟。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信息经济学研究主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信息经济学，二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在信息发展的基础上，主要是以信息产业经济为主，把研究信息产业链下特殊信息商品的价值、流通和利用作为重点的对象，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被称为理论经济学，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等信息，并且用微观信息学基调提出了不的信息理论，还对市场模型下的信息作出明确的假设。
三、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影响
目前，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中都会出现。拥有信息量多的一方对自己就会越有优势；人力资源管理资源有限，掌握的信息量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就是委托人与人的相互较量。往往员工（人）为了保护自己，会在进入企业前刻意隐瞒对自己发展不利的信息。
（一）逆向选择问题
为了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加强，招聘成为获得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教育，能帮助企业在发展中得到很大优势。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招聘人员和求职者的博弈会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路障。应聘者隐藏自己的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道德风险问题
（1）不利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追求更高的信誉、获得更大的利润是每个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员工的追求就是获得更多地利益回报和个人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雇主只能看到员工的工作成果，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员工的努力程度。这将导致员工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进而产生恶性循环，影响经济效益。
（2）导致企业工作效率下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的存在因素，员工的敬业程度被忽视，员工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权衡就会出现偏差，如果员工再继续消极下去，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态度，最终企业整体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就会偏离发展的方向，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四、应用措施
（1）建立符合企业人力管理的措施保障，有效地保障员工积极工作。
（2）加强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员工的档案要加入诚信入档。
（3）强化招聘流程，建立科学的招聘体系。
（4）加强员工的管理，防止弄虚作假。
（5）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估方案标准，鼓励员工上进。
五、总结
总而言之，面对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在信息化的经济发展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产生，只有解决这一问题，做到切合实际的强化管理体系，完善管理制度，挖掘更多地高端人才为我所用，更好地保障企业发展一帆风顺。
信息经济学论文:基于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殡葬市场现状
摘 要：目前，中国殡葬行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到殡葬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关乎到广大民生的基本权益。连续几年殡葬行业被相关评定机构列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巨额的殡葬费用不禁令人发起“死不起”、“难过第二道鬼门关”的感叹。殡葬行业反映的是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水平，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基本权益，所以应特别关注殡葬事业的发展。从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殡葬市场混乱的原因，并根据重复博弈、信息对称的思想提出针对性的监管建议，建立殡葬网络信息平台。
关键词：殡葬市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监管建议
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英文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数学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学、外交、军事、经济学等领域，特别在经济学当中，博弈论跨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的不足，即参与人多至使市场为竞争性和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建立了更符合现实的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范围存在一定争议，但不可否认信息经济学包括了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即研究什么是非对称信息情况下的交易契约，又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迅速成为传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和应用的新发现对非对称信息市场经济行为分析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运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目前殡葬市场现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促进殡葬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殡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中国殡葬市场现状
近年来，墓园价格不断攀升，很多地区都出现每平方米数万元的墓地，墓价远远超过房价，甚至赶超别墅价格，很多人一提到殡葬就想到“暴利”。普通老百姓千元的收入与数万元的殡葬费相比，“死不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网上有传言，“活不起，死不起！生无安居之所，死无葬身之地！”也并非无道理。殡葬费用如此增长将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因素。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作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保障民众基本的殡葬权益的重要方式，分析中国殡葬市场混乱原因是加强殡葬监管针对性的重要前提。
1.“暴利现象”为人深诟。殡葬服务市场的规制分为三个级别。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实行政府定价，选择性殡葬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殡葬用品实行市场定价。基本殡葬服务关乎到基本民生保障问题，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低，政府对殡葬服务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准入机制，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色彩。通过实地调查西安市三兆殡仪馆、咸阳市殡仪馆，发现其基本殡葬服务环节的经营成果都为亏损状况，而亏损的多寡则与殡仪馆的接纳量成负相关。规模相对较大的西安三兆殡仪馆年接纳量为3 500～4000具左右，比咸阳市殡仪馆能获得更好的规模经济效益。在此环节上，三兆殡仪馆的亏损比咸阳市殡仪馆较小。
而媒体揭露殡葬行业的“暴利”根源为：选择性殡葬服务、殡葬用品、墓地经营。一个成本不到一百的骨灰盒流转到殡仪馆价格就升至上千成万，骨灰盒并不是高精尖产品，其价格何能这样高？选择性殡葬服务定价出现失控，整容服务费用有高达上千元，甚至还出现强制性绑定销售的现象。墓地炒作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一平方墓地价格可高达上万，堪比房价。这不禁令人发问，殡葬事业的公益性何在？
2.服务质量、作业流程标准化水平有待提升。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到殡葬服务的质量。殡仪馆的服务水平不仅取决于设备的先进与否，更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殡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不仅要满足死者物理上的需求，更要满足生者的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殡葬服务人员投入恰当的感情，同情理解丧属的心情。但目前中国的殡葬从业人员基于社会文化对死的禁忌等因素，未能较好地认识自己从事的行业价值，对工作满意度低，而在服务业服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之间影响到服务质量。媒体常常报道的殡葬从业人员出现情绪管理不当，二次伤害丧属客户的心理，引起广大的反响。
作业流程标准化程度不高。作业流程标准化有利于组织、控制以及监管的实行，为殡葬从业人员工作提供一个标准。民政部近年已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殡葬行业服务标准的制定，但尚未落实到殡仪馆。标准化不高给监管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以什么指标为准，这是迫切要确定的。
3.市场混乱，监管缺失。殡葬市场无序混乱，而丧属权益受侵害时，有七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不知应向何部门投诉。这无疑反映了政府对殡葬市场的监管上的漏洞，到底此类纠纷归谁管？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责，还是殡葬工作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中国现对殡葬市场的“政监”监管模式，实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怎能保障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监管呢？多数地区的殡葬监管执法上政事不分，职责不清、协调不足。
三、根据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分析殡葬市场混乱原因
1.殡葬需求特点决定丧属与殡仪馆之间为一次性博弈。“生”、“死”是人所不能避免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因此，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处理“死”的问题——处理亲属的后事。殡葬市场则是满足生者处理死者需求的市场。在正常情况下，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对殡葬产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而且殡葬需求有很明显的一次性，一般家庭正常情况下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殡葬产品有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丧属与殡葬产品供给方之间的交易行为是“一次性”的。双方参与人的博弈为单次，因此，每参与人只关心一次性的收益（支付），而不需要考虑到长期合作及长远利益。
相比之下，重复博弈是参与人能根据观测到的博弈历史作出当前阶段的选择，双方参与人会考虑长远的利益，有积极性共同遵守一项协议。重复博弈能有效提高参与人的“诚信”，使得一些在一次博弈中不会出现的结果出现。一次性博弈增加了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殡葬市场交易的“一次性博弈”使得殡仪馆的高收费、乱收费等行为频频发生，因为殡仪馆不需要考虑下一次与同一家丧家的博弈，离下次博弈来临还很远。这同样能解释为什么顾客流动性大的地方如火车站、旅游景点等地方的东西价格又贵，质量又差。因为这些地方的商品交易行为有着明显的“一次性”特征。
2.殡葬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目前殡葬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丧属了解到有关殡葬价格、服务、替代性殡仪馆等相关信息相对匮乏。这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文化原因，因为社会普遍对“死”深感忌讳，平时很少有人去关心留意有关殡葬的信息。每年清明时节，媒体报道有关殡葬行业的信息时才会有所涉及，更多的人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主动收集殡葬相关的信息。相比之下，殡仪馆等殡葬产品供给方则掌握着较为完备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给丧属带来了严重的劣势，大的方面对国家政府对殡葬市场规制政策缺乏了解，小的方面对不同殡葬服务、价格缺乏了解。资源、信息、时间、选项作为谈判是四大要素，直接关系到谈判的主动性、谈判的结果。信息不对称无疑严重影响到丧属在选择殡葬服务时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殡仪馆等殡葬供给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对殡葬市场监管的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殡葬市场要克服殡葬消费“一次性博弈”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随着网络工具的发展与应用，网络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建议一个殡葬网络信息平台实现通过殡葬信息的、消费者交流，使得更多的参与者的博弈历史成为共同知识，降低殡葬相关信息的获取成本，使博弈接力成为可能，实现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不同丧家与殡仪馆间的博弈实现有效链接传递，殡仪馆参与方成为车轮博弈的对象，此时殡仪馆参与方就必须考虑长期的利益，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几率。殡葬馆就会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位消费者，为了长期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它得考虑到这行为对它的商誉的影响。这无疑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制度上的改善，长期利益的改进。
此外，通过殡葬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丧属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被动性。信息平台能提供最基本的信息：可选择的殡仪馆、服务项目、价格、政策等。殡葬网络信息平台的交流也能有效促进殡葬改革的进行，特别是能对传统殡葬文化等有所改观，减少殡葬过程中的盲目性，促进殡葬消费理性化。最终能实现“死者安息，生者释然”。殡葬信息的完备，对殡葬馆也是有利的，减少了消费者逆向选择的可能。
五、结束语
本文只是根据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当前殡葬市场混乱的原因，只是抽象化、理想化的理论探究。假设人是理性人，人是谈判人，而且把殡仪馆作为具有独立产权的组织，并没有深入分析政治体制、公共产品供给与管理、消费者心理、社会文化等原因，因此有一定不足。应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殡葬市场混乱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促进殡葬改革推进，实现殡葬事业的健康发展。
信息经济学论文:浅谈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现代企业的竞争成为了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当今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角度，通过对信息经济学以及相关理论的分析，结合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提出了几点优化的措施。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 提升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个领域组织产业化步伐高速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成为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就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许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理念与具体操作上多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管理效率不足。本文则针对信息经济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具体探讨。
一、信息经济学及相关理论
1.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历经三十年的研究与探索，逐渐走向了成熟，具体来讲，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所谓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内容为研究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成本等方面，利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不信息理论，并对市场形势的信息提出假设。而宏观信息经济学则是侧重于研究信息产业经济，促使信息产业的视角下，企业的流通价值与整体经济效益等得以实现。
2.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指市场的信息只有一部分参与者拥有，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没有，这两者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进行市场博弈。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当中，通常将拥有私人信息的称作“人”，而没有私人信息的则称为“委托人”，而信息的不对称性有时发生在参与人签约前，也有可能发生在签约后，这两种状态有着不同的研究理论。事前不对称信息模型被称作逆向选择模型，而事后不对称信息模型则被称为道德风险模型，其中逆向选择模型具体针对人与委托人签订合同之前，人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拥有者更多的诸如风险状况等的信息，例如，企业在应聘时，人（员工）一定会比委托人（企业老板）更加了解自身的能力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模型则体现出了现实工作中的某种状态，例如，现实工作当中委托人（企业管理者）无法看到人（企业员工）是否有将百分百精力用到工作当中，而只是关注的工作成果。其特点体现在委托人无法直接了解人的行动，而只能掌握结果。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现实工作生活当中是客观存在的。针对企业人力资源来说，由于人力资源信息为私人的信息，因而各个参与者会掌握不同的信息，其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会尽可能地体现出优势信息而隐藏对自身的不利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来提升自身价值，导致企业经营活动效率的下降。因而，研究信息不对称等相关信息经济学理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
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掌握的差距，企业必须认识到负面影响并寻找优化策略。现对其影响进行具体探讨。
1.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招聘是企业获取人才的及时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高效的招聘能够直接为企业赢得人才与市场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则主要体现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应聘者为提升自己的价值，会在自己的学历、工作经历以及衣着等各方面进行“包装”，体现出自身的优势，而将缺陷与不足之处进行隐藏，由于私人信息存在，企业无法仔细鉴定每一个求职者的信息真伪，导致提供真实信息的求职者机会减少，长久的积累则会导致企业应聘人员的素质整体下降，并且，企业由于无法招聘到高素质的员工，在后期培训等相关方面就会投入更大的物力以及财力，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招聘以及用工成本，并且还面临着诸如劳动纠纷与劳动争议等各方面的风险。
2.道德风险的不良影响。道德风险具体来讲是指经济活动者为了较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有悖道德的行为。企业当中的道德风险产生原因为职工同企业领导之间的利益不协调，由于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思想认知差距，导致了利益持有态度的无法协调，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不利于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管理者无法知道员工的真实工作努力程度，而员工的态度则为以最小的劳动程度换来较大的自身利益，并且，道德风险问题极易产生示范作用，例如员工偷懒并且瞒过了管理者而没有受到处罚，这种示范作用就会使认真工作的员工产生动摇，导致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与态度。长此以往，企业将会面临着员工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基于信息经济学，要去除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必须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流程进行优化，针对性地建立起完善的各项制度，规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现针对此提出几点优化措施。
1.建立健全诚信与信用管理机制。企业需要发挥道德伦理的约束作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实行诚信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诚信评价并建立起档案，并且，不同企业之间需要增强交流，分享员工的诚信度，增加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弄虚作假等不诚信的现象，从根源处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不良影响。此外，企业需要加强惩治力度，要求求职者提供完善真实的资料，如果有隐瞒以及欺骗行为，则予以辞退，降低员工的“欺骗”概率，去除员工以及求职者的侥幸心理。
2.规范招聘体系与招聘流程。招聘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一套完善的招聘流程需要包含招聘需求、信息、背景调查等各方面调研与评估，首先，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等级的职位需求设定档次，并且对每一个档次的应聘者进行严格调查筛选，利用诸如情景模拟、心理测试、技能测试等多种方式，对应聘者进行甄别，充分了解应聘者相关信息。同时，企业也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在招聘成本的投入与收益间获取平衡。
3.健全员工激励机制，提升工作效率。激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实行激励的目的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升整体工作效率。企业需要随时了解并注意员工的多方面需求，针对员工的个性需求变化特征建立起一套绩效评估体系，并且将绩效评估同员工薪酬、晋升以及培训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不同的员工有着不同的需求，企业需要有灵活而的激励机制，做到人性化管理，积极体察员工工作困难以及家庭情况等，“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从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作效率提升。
信息经济学论文:信息经济学双主体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各大高校都非常重视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本文提出了“基于Web技术的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的理念、框架、优势和原则。并阐述建设信息经济学课程的双主体互动教学模式所涉及的核心知识模块、知识点和主要建设内容。
关键词： 信息经济学；双主体互动；教学模式；Web技术
基金项目：“信息经济学”辽宁省首批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辽宁省高校本科教改项目“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资源体系建设”（立项号2012-351）。
作者简介：屈莉莉（1981-），女，辽宁营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决策支持。
0 引言
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是目前高校本科教学的主导形式，而这种“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使得课程内容单向传递，学生们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新的以教师和学生共同主导的双向互动教学模式，注重师生双方的互动关系，使教与学得到有机统一，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1 双主体互动模式教学模式
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核心就是“参与性”，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双边活动，就“教”而言，教师是主体；就“学”而言，学生是主体。这种教学模式的实现必须依靠先进的信息化技术，而Web技术注重用户的交互应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1.1 基于Web技术的双主体互动教学模式框架 “基于Web技术的双主体互动”课程建设模式（参见图1）的设计理念为：
①教师主导。组建教学能力强、知识结构合理的授课教师团队；明确的课程定位和建设规划；选择国内外教材或自编课程讲义；建设课程资源，准备教学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大纲、授课教案、教学课件、参考教材、习题库、案例库、试题库等；制作多媒体教学文件，将全部教学内容转化为电子课件；录制与教学课件同步的授课实况
录像。
②学生主动。学生登录教学资源网站，利用网络化教学内容自主学习；利用习题库、试题库自行复习；根据参考资料和相关知识，自发参与课程建设，提供课程相关资料；在线提出话题，建立讨论主题；参与到师生互动之中。
③利用教学空间实现双主体互动。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实现上述两方面的建设内容。将授课教师准备的教学资源上传到网络中，包括电子化的教学内容课件以及制作完成的授课实况录像；利用即时通讯工具实现师生在线答疑辅导、互动讨论、交流、以及在线布置和提交作业；利用学生的反馈意见和提交作业资料，更新和完善授课内容。
1.2 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①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将完备的教学资料呈现于网络媒体之上，不仅包括讲稿，还包括授课视频，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不受上课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对重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可通过反复浏览课程资料得以实现。
②对教师是一种监督和促进。要求任课教师精心准备，发挥好的教学水平，展现教学风貌。通过网络的传播，可以增强该教师的知名度。
③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双主体互动教学允许学生反馈教学意见、在线提问、提供案例资料，而这些将成为新的教学资源，因此为了能够参与其中，学生必将积极思考，广泛的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从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④对外推广与社会服务。通过Web技术在Internet上课程资源，不仅可以服务本校学生，也将服务于更多的社会用户，更好的服务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1.3 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建设原则
①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应将课程按照知识模块进行分解，梳理各知识模块中若干知识点的连接关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条理化掌握。
②完备的网络和信息化基础设施。Web技术的实现需要软硬件、网络资源的配合，包括：网络服务器的、高速的Internet接入方式以及制作课程资源的相关多媒体
设备。
③高水平的授课教师和课程制作团队。教师要拥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较高层次的教学能力，发挥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课程资源制作团队要清晰、、完整的制作授课视频、教学课件、课程网站等。
④给学生预留足够的参与空间。对于学生的提问及时回复，对于提供教学资料的学生应有一定的奖励措施，要重点建设访问量和访问人数多的教学资源。
2 信息经济学课程双主体互动模式的实施
信息经济学作为从不同角度对信息进行经济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联系信息科学与经济学的纽带。我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和信息科学相关专业均开设该课程。
信息经济学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其研究范围广泛。应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该课程的讲授：一方面是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包括：经济信息的表现与机制设计，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以及信息系统；另一方面是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包括：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
2.1 划分信息经济学的知识模块，按照知识点准备相应的教学资源
将信息经济学课程内容按照知识体系划分为八大知识模块，各知识模块所包含的知识点如下：
知识模块1—信息经济学基础：信息经济学内涵；信息经济学产生与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与内容。
知识模块2—经济信息表现与机制设计：经济信息的表现形式；委托—关系；逆向选择与信号理论；道德风险与激励机制；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
知识模块3—信息商品：信息商品；信息商品价值与价格；价格离散与信息搜寻。
知识模块4—信息市场：信息市场的内涵与分类；信息市场模型；信息市场的运行机制；电子商务市场。
知识模块5—信息资源：信息资源配置；信息资源配置结构；信息资源配置测度；网络信息资源配置。
知识模块6—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基础；信息系统成本分析；信息系统经济效益分析；信息系统投资决策评价。
知识模块7—信息产业：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战略；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
知识模块8—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的内容；国外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中国信息经济测度模型；网络经济测度体系。
2.2 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建设内容
①按照三个层面准备课程理论知识：信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日历、教学大纲。每个知识模块的学习目标、指南、内容、练习、实践、作业、测验、案例、常见问题、知识结构。知识模块下每个知识点的内容、讲义、课件、视频录像、练习、测验、案例等。
②实践内容。按知识模块整理实践大纲、综合案例和素材资料。
③自测考试。在线考试、模拟试题库、仿真试卷等。
④互动式交流。利用即时通讯软件（课程平台自有的通讯模块以及商业化工具，例如：腾讯QQ、微信、飞信等）和网络社交平台（课程平台自有论坛以及商业化软件，如：人人网等），实现任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式提问、答疑和
交流。
3 小结
基于Web技术的双主体互动教学是一种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模式，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共享教学资源。基于这一模式所建立的信息经济学网络资源共享课程受到辽宁省本科教学网（http：//）的大力支持，相关资源已经在此网站，供Internet用户共享学习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