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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若干独特优势
当今社会是一个众声喧哗、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获得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更庞杂，同时因为各种声色影像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往往流连于各种轻阅读和图像中，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学作品的美的感悟力和经典阅读的耐心和耐力。但是，少数民族文学仿佛一个清新剂，可以帮我们暂时逃离这纷扰的尘世，回归传统阅读的美的享受。这样说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恰恰相反，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的正是当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其中有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的喜悦，也有面对世界越来越快的变化产生的焦虑；有想要摆脱现状尽快跟上时代步伐的急迫心理，也有守望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坚守心理。种种情绪都是当下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特殊性，使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一些更接近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什么都求新求变的年代显得特别可贵。
一、原初的单纯品质往往能够触动人心
首先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单纯。程光炜在谈云南青年诗人李贵明的诗歌时曾说到，李贵明的诗中充盈着单纯的幸福感。读他的诗仿佛回到希腊的远古，回到中国商周，那是朴素自然的年代，是一个以单纯为较高品质的历史时期。有评论家曾说，我们现在的作家会写复杂，不会写简单；会写卑鄙，不会写崇高；会写小人，不会写英雄。我也深有同感。太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让人厌倦。而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经常能看到美好、善良、单纯的人物形象，以及让人敬仰的英雄形象。比如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中的主人公春香，郭雪波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里可爱的少女牡丹和民族英雄嘎达梅林。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深深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烙印，也有着人类共有的最闪光的品质。这样的人物，给人带来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用现在的流行语叫正能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因此有了阅读的价值。还有语言上的特色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清新的气息。少数民族作家的语言通常是质朴的，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有的还使用了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音译词，使作品读起来充满泥土味，显得真实而可爱。
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单纯，一方面来自作家所面对的现实生活比较简单。现代文明的发展往往是与人类精神的堕落为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世界的迅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原有道德制度的混乱。我们国家现在也面临相类似的问题。人们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但这终究不应该是物质文明的错，人类应该有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能力。这时候，文学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使命就显得格外重要。回到少数民族文学，当前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要落后，相应地，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处于一个相对原初的状态。简单的生活往往对应的是单纯的精神追求。因此，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也就天然地呈现出单纯的品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单纯还来自作家所面对的自然环境比较自然。现代文明基本上是以现代化大都市的出现和不断扩张为表现的。在几乎全部东西都是人造的大都市里，真正的大自然成为城市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来说很不好，但对于人们的精神需求来说，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净化心灵、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先条件。无论在草原上还是在大山里，还是在大海边，少数民族总是表现出与大自然的亲近，待人的豪爽。这样的性格，影响着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审美体验和写作风格。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都呈现粗犷、开朗的气质，还有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使他们的诗歌中常常出现让人惊艳的独特意象。
但实际上，要做到单纯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所说的单纯，不等同于简单，而是看透了复杂表象直达本质的纯。这需要作家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有宏观的、透彻的认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思考，形成独有的见解，再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样产生的单纯，才是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的境界。由此看来，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呈现的单纯品质还停留在自发的状态。想要进入自觉的状态，还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不懈努力，不断提高。比如通过学习一些文学理论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自己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这样才具备宏观把握表现对象，把自身原初的少数民族特性自觉转化为文艺表达的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表现手法。就像《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一文中所说，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坚持和运用本民族的审美眼光，去感受现实，去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从各自民族传统的美学追求中选定自己的艺术观点，达到熟练地运用本民族的审美眼光，便可以达到对创作题材的能动超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已经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面对商品经济大潮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所产生的焦虑、疑惑，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也体现出作家的疑惑和思考。诗人南永前的诗歌从根上寻觅人类文化的源头，表达了作家对生态危机的思考。西海固作家群正是因为其作品紧扣当地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受到评论界的关注。
作家所面对的现实生活日益复杂化，文学作品想要保持单纯的品质就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发展，原初的单纯都应该要保持，这是文学作品能够触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同的生命体验可以带给人美的冲击，而相同的生命体验才能触动人心。每个人的遭遇不同，看世界的眼光不同，对生命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但人类共有的那些最单纯的情感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的，这也是全世界人们能够沟通的心灵基础。
二、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使少数民族文学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很强
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可贵特点是，文学与现实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著名的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一直以少数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为表现主体，开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
今天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是现实性极强的。无论是历史题材作品，还是现实题材作品，无论浪漫主义作品，还是写实主义作品，都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有的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真善美，有的作品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中发现生活的真谛，有的作品给人以启迪，有的作品让人警醒，有的作品引人深思。
因为极强的现实性，少数民族文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很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作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写作者，更是文化发展的引导者，是精神需求的供给者。特别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一般都有相当的民间基础，本民族认可度高，受众广，影响大。少数民族作家大多表现出可贵的担当意识，自觉以表现当代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为主，做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与时代的沟通者。他们注重挖掘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在深入理解本民族认识世界的心理方式、追溯精神根源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认识当下世界的革新与变化，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少数民族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向世界展示本民族，也带领本民族走向世界。如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深度理解和有价值的思考。新疆各民族作家将本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本民族的发展，使自己的创作不仅仅代表本民族的形象，更能成为国家的缩影。西藏藏族作家的创作，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次仁罗布、尼玛潘多、江洋才让等藏族作家深入本民族广大农牧民的现实生活中，运用藏文表现藏族的生活。
少数民族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还可以说源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来说的一个概念，区分概念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其中涵纳的少数民族特质。少数民族特质包含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心理状态、精神追求、审美习惯等方方面面。正像《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一文中说到，状写本民族历史的及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是文学民族化的手段。一个民族独特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风土民俗，以及该民族特殊的历史进程、矛盾冲突、思想脉息，都是其民族特质的必然外化形态。
少数民族文学天然地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这与我们一直提倡的以人民为本的创作导向恰好吻合。这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学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巨大能量的重要原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多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一直以此为方向。近年来提倡文学创作要讲真话、接地气，就是这一创作导向的延伸。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不断被证明着的真理。少数民族文学一定要坚持这一传统，把本民族人民的当下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同时关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文化上、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把本民族的发展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大视野中去考量、去探寻，从而找到确立本民族特色的基本点，也为整个中国文学提供新鲜的文学形象和艺术样本。
三、民族风情为文学作品带来让人惊艳的艺术特色
各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俗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读者来说充满着神秘的吸引力。就像前面说过的，不同的生命体验可以带来美的冲击。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为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不少的亮色，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维吾尔族的智慧风趣、藏族的虔诚坚定、蒙古族的血性豪放、傣族的温柔善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被天然地赋予了鲜明的民族性格。
但这些天然的文学气质对当今对阅读要求越来越高的读者来说还是不够的。最初的惊艳过去后，读者对文学阅读的需求会回到通常的状态，那就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在艺术手法上更下功夫。大部分伟大的作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或者是演讲高手。他们能把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讲得意义深远，发人深思；能从平常小事中发现美，发现动人之处。这是文学技巧。写作是需要技巧的。对于同一个主题，恰当的有感染力的表述方式更能激发人们的阅读热情。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艺术性方面有两个特殊的问题。一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翻译成汉语时如何保持原著的艺术特色，二是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少数民族语言的比例如何把握。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语言习惯不同，在语义、语法上都有明显区别，从而造成文学作品写作上的差别。在翻译过程中，在词汇的选择上、语法的转换上，又会因为翻译者不同的语言习惯造成差别。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无法在汉语里找到对应的词，比如蒙古语中的“梅林”是一种官衔，只能音译，维吾尔语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那么，当音译的词汇超过一定比例后，就会对阅读造成障碍，从而影响整个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甚至影响读者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词汇在进入文学作品中时，如何把握一个适当的“度”，能够既让读者感到新鲜、有趣、真实，又不破坏阅读的兴致，顺应读者的阅读惯性。这也是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中，有一大部分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因为语言的问题而限制了其阅读量和影响力。这一问题在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中尤其突出。这不仅需要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更需要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的努力，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成汉语，也把汉语文学作品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增强双方的文学交流，这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欣赏方法
内容摘要：本人认为，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欣赏方法大致包括通过作家创作主张欣赏作品、通过文学思潮欣赏作品、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欣赏作品、通过少数民族文化欣赏作品与通过文学接受欣赏作品，这些有助于当代各族大学生提高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欣赏水平。
关键词：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欣赏方法 创作主张
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诸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李、回族作家白先勇、张承志、霍达、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等等，不仅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代表。这些作家的突出成就与重要文学史地位内在地决定了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那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欣赏方法主要有哪些呢？笔者对此作一些简单的探讨，供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参考。
在我看来，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欣赏方法表现如下：
及时，通过作家创作主张欣赏作品。作家是创作的主体，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结晶。作品的主题内涵、表现形式与艺术风格等等，往往是作家创作主张的直接体现。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同样如此。像沈从文、阿来作品的主题内涵等等，就是他们文学主张的直接贯穿。1936年1月，沈从文曾经明确地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这些话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沈从文核心的文学主张。对他来说，文学就是对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讴歌，是对美好道德精神的崇尚。这种特立独行的主张体现了沈从文对现代工业文明与都市社会的强烈不满，因为后者带来了人的道德的下滑、人性的异化与人的精神的萎缩，他希望通过文学来修复与重造民族道德，让人的精神重回农耕社会自然、和谐的美好状态。拿沈从文《边城》来说，无论是作品主题还是人物塑造，毫无疑问都是他这一创作主张的成功实践。《边城》的主题，质言之，便是对古朴、原始的人性美的赞美，对农耕文明的讴歌。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翠翠、大老、二老，还是老船夫、船总顺顺抑或杨马兵，都是那样善良、质朴、厚道，堪称人性美的浮雕。尤其是少女翠翠，天真活泼，善良温顺，从无机心，“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甚至“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他的《长河》《三三》《会明》《柏子》《夫妇》等等，也是《边城》一类的作品。而他的《八骏图》《大小阮》等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则表现了对现代都市人思想、性格、情感被权势、金钱等异化、扭曲的批判，是他表现人性美创作主张的间接体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阿来指出：“我始终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可以互相沟通的一个基础。”[2]新世纪之后，阿来则重申：“文学从来就是这样――用特殊来表达普遍，讲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但往往映射的是一大群人的命运，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遭遇，但放眼整个世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类似的遭遇，也就是说反映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我说文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观点需要加一个前提，即体现普世的价值观，在特殊性当中包含一些普遍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人类普遍价值观上的意义，不是简单的思想意义，不是某一个思想潮流的意义，一个政党的什么意志，甚至不是一个民族一个阶段大多数人的某种情绪。”[3]对阿来而言，文学或民族文学不仅要表现民族性，而且要表现人类性，也就是要从人性层面寻找不同族群、民族之间的共性，表现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表现人对金钱、权力的态度等等，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与共同命运，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由此需要超越特定的时间、地域、民族、阶级与党派樊篱，应上升到人类的高度，追求普世的价值。阿来的创作主张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飞跃，也因此把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许多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大容易读懂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与《格萨尔王》等作品，因为他们不了解阿来的这一创作主张。而《尘埃落定》《空山》与《格萨尔王》等作品，也正是阿来这一文学主张催生的果实。拿《尘埃落定》来说，作品着重表现的主题――如麦其土司追求权力与欲望、人类生存的荒诞与虚无等等，正是阿来对普遍人性与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与思考，是阿来上述创作主张的外化。也因为如此，它不仅是藏族部族生活的叙事，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寓言，是超越民族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第二，通过文学思潮欣赏作品。文学思潮往往是时代多种因素的结果，并反过来左右作家的创作。“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形成了“五四”新文学思潮――如强调文学主题上的反帝、反封建，形式上的“拿来主义”，文字上的白话文。文学巨匠鲁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正是自觉践行这一文学思潮的结果。鲁迅作品的主题、形式与文字手段等，都可以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找到依据。而大批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又何尝不是鲁迅的后继者呢！就沈从文而言，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表现人性美或文化守成主义取向的《边城》等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类型，这便是与鲁迅一样，表现现代启蒙精神、反对封建愚昧主题的作品。《萧萧》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了一个三岁男孩做童养媳，两年后受长工花狗勾引怀上了私生子，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婆家认为萧萧败坏了家风，欲按族规将萧萧沉潭处死，或发卖。后来萧萧产下男婴，婆家转怒为喜，对萧萧不予追究。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六年之后，萧萧又给自己的儿子牛儿娶了一个童养媳。昔日的生活悲剧将重演。从这些不难看出，《萧萧》的主旨便是审视萧萧这样的湘西普通民众精神上的愚昧，以及形成这种愚昧的封闭自然与社会环境。沈从文表现启蒙思想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巧秀与冬生》《新与旧》《夫妇》《贵生》《旅店》《爱欲》等等就是。就启蒙主题而言，沈从文与鲁迅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启蒙的具体路径有所不同罢了。比如，站在现代人本主义的立场，沈从文认为男女之间自然而然的是美的与合乎人性的，封建禁欲主义则是不人道的与反人性的。鲁迅小说主要是审视与批判国民愚昧、麻木不仁等劣根性。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题上大量地表现为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40-70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推涌的结果。
第三，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欣赏作品。国外著名文艺理论家荣格说过：文学就是代集体无意识“立言”。所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就是千百年来的种族远古文化记忆，是经过无数次重复的原型、原始意象或神话形象，它存在于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为人类群体所共有。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在遭遇同样历史情境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4]。荣格的解释有些玄奥，且排斥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存在一定片面性，但又不无道理。他的集体无意识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传统文化，他的观点强调了传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从古到今，我国文学一直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国中华传统文化既包括被称为中华元典的先秦文化，也包括东汉之后从印度传入我国、并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儒、道、释与侠。杜甫的诗歌称得上儒家精神的文学阐释，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陶渊明诗歌更多的是道家隐逸思想的显现，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的诗歌、《红楼梦》、《金瓶梅》与《西游记》等大批作品，显示了佛教思想的深刻浸润。唐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现代新武侠传奇、金庸小说等等，则反映出侠义文化的源远流长。所以，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有利于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同样，中华传统文化对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沈从文作品受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沈从文强调表现“自然”的人性美，其哲学基础便是道家的自然哲学观――所谓“道法自然”。老舍《宗月大师》描写宗月大师的散财济困、乐善好施，同时表征了老舍对佛教精神的高度认同。张承志《精洁的精神》等作品，津津乐道于以荆轲为代表的古代侠客精神，也联结着一条与传统侠义文化之间的文化脐带。而无论沈从文、老舍，还是其他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普遍赞美下层民众的侠义精神，毫无疑问都是传统侠义文化精神的重现。对当代各民族大学生来说，注意把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能够打开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方便之门。
第四，通过少数民族文化欣赏作品。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光辉灿烂、多姿多彩。无论是古代少数民族文学还是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也包含着汉族文化、外来文化与时代文化等诸多因素，但更多地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折射。就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折射不仅显示出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与独特性，而且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沈从文的《媚金、豹子和那羊》描写苗族青年媚金与豹子真心相爱，并不以“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为前提，所表现的正是苗族重情轻利的文化精神。他类似的作品还有《月下小景》《阿黑小史》《边城》等大量作品。他的《虎雏》《虎雏再遇记》《柏子》等作品，则极力渲染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彪悍与血性，内中所透出的也正是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活力。霍达、张承志、石舒清等回族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对伊斯兰教文化精神的诠释。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描写梁亦清一家“笃信”伊斯兰教，恪守伊斯兰教教义，“伊玛尼”就是他们的精神生命。正如有学者所言：“对穆斯林而言，信仰是一种终极的关怀，一种获得终极价值的力量。穆斯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一个小小的念头，都能与信仰联系起来。信仰成了穆斯林的力量源泉，信仰也是他们判断是与非，美与丑的较高标准。他们为信仰而活，也能为信仰而死。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信仰为指导的。”[5]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着重表现了回族伊斯兰教的“精洁”精神，以及清清白白过一世的人生价值观念。许多藏族作家、蒙古族作家则在他们的作品里用力表现了佛教文化精神，因为佛教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深深地融入到藏族与蒙古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比如，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就大量地写到了藏民到拉萨的“朝佛”，表现了藏民对“佛”的信仰的执着。阿来的《格萨尔王》更是写到佛教与藏族之间的血脉关系，格萨尔作为神子下凡拯救人间，秉承的正是佛的旨意。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与《活佛的故事》等，也都写到了蒙古族对佛教的信仰。所以，汉族大学生尤其少数民族大学生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仅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了解寻找到理解的钥匙，而且更是有必要、深刻地学习少数民族文化。
第五，通过文学接受欣赏作品。所谓文学接受，这里指的是作家对前辈作家创作经验的学习与接受，或者说他们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一样，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也受到了两大方面的影响：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阿来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最悠深最伟大的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我自己的文学，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的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其中较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的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阿来的创作既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又受到了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就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言，阿来承认“美国当代文学给了”他“更多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给了他“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纯情人格的失语症。”[6]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身上不难看出其与美国犹太作家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之间的似曾相识之处。当然，《尘埃落定》所受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还包括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略萨《绿房子》等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沈从文、老舍等前辈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沈从文曾说：“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觉得方法上可取处太多。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7]这表明了沈从文对外国文学表现技巧的借鉴。尤其是他的《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所采用的景物描写与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对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写作经验的成功借鉴。老舍则这样说过：“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Nieolas Nieklebv（《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Piekwiek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8]对老舍来说，英国小说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无论是作品主题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如此。除了老舍说的《老张的哲学》受到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影响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比如他的《猫城记》就受到了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深刻影响。从上述分析看出，大学生们对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欣赏，还需要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寻找源头，进一步认清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创作特点，把握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如此，方能开阔眼界，顺流溯源，由此及彼，融会贯通。
上述是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欣赏方法。在阅读与欣赏中，每种方法的运用并不一定彼此截然分开的，相反，却很可能是彼此交叉或重叠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阅读习惯使然与缺乏阅读与鉴赏经验，汉族大学生也好，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好，往往只局限于阅读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本身，而不去查阅相关参考文献或外围资料，不懂得了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谈、创作主张、中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接受对于欣赏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与意义。在此，也呼吁他们改变以往的阅读习惯，培养新的阅读习惯，扩大知识面，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提高鉴赏水平，增强阅读效果。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特性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体系中混杂性理论，以贵州少数民族仡佬族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其民族文化自身的混杂性，以及民族文学主体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性。
关键词：混杂性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文化身份
随着全球化时代和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混杂性理论作为核心命题的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得以凸显。“混杂性”一语，赛义德探讨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时分析：“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极端不相同的”。霍米・巴巴使用“混杂性”一词用以描述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间的特殊文化形态：殖民者话语必然在被殖民文化土壤上与被殖民文化发生接触与交流。在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语言、心理机制相互交融的“第三空间”，原本异质的两种文化于此产生“混杂化”，在“混杂化”过程中，殖民话语本身的意义有所流失与变革，并同化和吸收了被殖民话语，于是殖民话语具有混杂性，其性就此消解。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性让“被否认”的知识进入霸权话语体系并疏离了其的基础，逆转了殖民者话语的主宰性。“混杂性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中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在中国文化多样性体系中，存在着汉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西方文化的交融互渗现象，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既保留了独特民族文化传统形态，又兼容“汉文化”以及其它民族文化养分，此即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在“第三空间”产生的的新型文化样态，此新形式本质上打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以人类普遍性代替民族特殊性，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存在，真正意义上维护并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平等共生。
一、当代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混杂性
无可否认，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与特殊的表现形式都由内而外地呈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差异是族群差异的关键差别，文学作品作为创作主体具个性化精神追求的艺术表现，固然表现迥异于它民族的自我特色，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独善其身，以一种封闭固守的状态传承民族文化，而是以一种开放与对抗的方式交融于它民族文化，在传承与变革的状态下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与构建。
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混杂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以仡佬族文学作为个案分析文学作品中文化身份混杂性的现象。仡佬族居住在环境相对封闭的贵州地区，居住地区相对集中，独特的人文环境对文化身份的建构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仡佬族作为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生存状况较为严峻的民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包容心态接纳它民族文化影响，并涌现出一批民族作家创作的聚焦当下时代热点问题的文学作品，颇具典型意义与研究价值。
仡佬族古代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西、川南、滇东北、桂西北一带，在历史长河中，苗瑶族群自东向西，氐羌族群自西向东，百越族群自南向北，移入贵州。贵州成为我国西南民族大对流的交汇点，仡佬族正处于交汇的中心。经过汉代的郡国并立，两晋南北朝的郡县与大姓并治，唐宋时期的经制州、羁縻州和邦国并存，元明清三代的土流并治和“改土归流”等多种统治方式，西南边地各民与仡佬族长时期、大范围地杂居，在经济上相互交往，文化上彼此渗透。可以看出自存在之始，仡佬族文化作为弱势民族的文化，就处在与强势民族文化或它民族文化的冲突中，这样的冲突一方面表现出强势民族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弱势民族时时刻刻的抵抗与接纳融入来保护本身的民族文化。从结果上看，除墓葬习俗很大程度地保留民族特性外，仡佬民族与杂居的各民族通婚，其宗教信仰也带有它民族色彩，仡佬语音夹杂苗族、布依族、彝族的语音，已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混杂性特点。堪称为仡佬族艺术精品的安顺文庙龙柱，属于仡佬文化与汉文化混杂化的典型例证。“龙”本是汉族图腾，但其旺盛的生命力，突兀不凡、横空出世的气势，玄奥莫测的威力等特征同样吸引了仡佬族人民，一双“龙柱”将灵物“龙”以传统仡佬族石雕技艺刻画得栩栩如生，出神入化。另外，遵义正安县仡佬族在春节以舞“金格老龙”来祈福，墓葬中“龙”图案的运用，都意在以“龙”保护其灵魂。仡佬族直接将汉文化中的“龙”移植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中，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为己所用，一方面源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下各民族共同的生命期望，另一方面折射出仡佬族文化的开放性与混杂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仡佬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和平共处，混居现象延续。以贵州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为例，“全行政村有142户695人，分属于仡佬、苗、彝、汉等4个民族”。仡佬族群虽还占据人口大比例，但民族混居现象已非常明显。目前，贵州的两个仡佬族自治县、十二个仡佬族自治乡均有苗族、彝族杂居，更有大量汉族生活其中。多民族混居现象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当代民族文化不可回避的现状，对于民族文化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在与它民族交往过程中，本民族特性得以在差异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在长期与它民族的文化碰撞中发生汇集融合，使本民族文化于不自觉中发生混杂化。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是民族混居的伴随物，亦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面对民族文化生存环境的混杂性，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秉承种族记忆对传统文化进行内向抉择，同时对它民族文化借鉴吸取成为其外向抉择，于是既要寻找民族踪迹又要超越传统，在民族文化积淀中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又在社会变革中推动民族文化的变革，完成主体文化身份的构建。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但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最终必然地呈现为一种“混杂性”。这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的交融与对话中形成的必然状态，而这一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
二、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因素
文化认同感是民族作家内在民族意识、生命意识的外显，是具有现性精神作家对传统民族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是构成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核心价值。民族文化背景的混杂现象广泛存在的当下，造成了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性，主要表现在语言混杂、视域混杂等两个方面。
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在于简洁地表明民族文化身份，地表达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理念。但是，民族文化的现实是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大多使用汉语进行书写，民族语言在构建民族文学主体文化身份时，让位于汉语。在现代主义文学领域中，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混杂性”存在于“两种语言意识”中：“在同一种语言的限度内所表达的两种话语的混杂，是时代、社会差别和一些其它因素分割开来，在同一种表述中相遇的两种不同语言意识”。语言混杂除了表现为语音、语意等表现形式的杂交，还会出现语言意识的杂糅。以《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在《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剖析自己文化素养的形成：“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家族传说、人物故事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而“汉语和汉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汉语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民族作家的文化态度、审美情趣中，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使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具有多重文化因素，呈现文化身份意识的混杂性特点。
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主体处于视域的混杂状态，既用“自我”视角内省传统民族文化，又站在“他者”的立场审视评价本民族文化，从而在内心发出文化反思。这里涉及“自我”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作为成员之间的关系，民族‘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于‘他者’定义的。民族自我还根据对立面的性质和规模而包含更小的‘他者’――历史上曾经互相达成过不稳定的和解的他者和潜在的、正在建构其差异的他者。”“自我”的建立是通过“他者”凸显的。民族意识之间本来并非截然对立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文化交融产生的可能性，民族文化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存在，从单纯性走向混杂性，打破了“民族”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文化接受中自觉营造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接触区，自觉地走向文化混杂化。“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以直观地表述为‘镜与灯’：自我想要认识自身，必须通过自我以外的他者进行观照，这对于任何个体或文化的身份认同而言都不例外。然而，正如‘镜’的隐喻所揭示的，自我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他者（“镜”本身），而是自我的镜像，即一个由自我建构并予以阐释的‘他者’”。这段话的核心要旨在于“自我”对“他者”的构建起着决定作用。其实，“自我”与“他者”的确立到底哪个居于主导原因在于文化的张力，从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来看，广泛使用的强势文化势必会影响使用频度较低的弱势文化。
综上所述，在文化混杂的情况下，民族文学主体文化身份“自我”构建的并非纯粹客观“自我”，很难撇清“他者”对“自我”的渗透影响。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文化空间即霍米・巴巴论述的“第三空间”，此空间中的异质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建构其文化主体性，并产生出既不全是本民族文化又不全是它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新样式，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主体放弃本民族意识形态立场，而是选择一种具有“混杂性”的独特方式来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它民族文化的交融。
[课题项目：2014年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JD2013222）]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困境与前景分析
【摘 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史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更涌现出一大批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文章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与当下发展困境进行梳理分析，对其未来创作前景进行评估预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出一些积极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民族性 民族意识 现代性
陕西省教育厅2010科研项目《贾平凹小说创作与佛禅思想关系研究》（2010JK052），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媒介发展与红学革命――以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与红楼续写为例》（2013Z004）。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创作的一大批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的强大冲击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因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仍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其创作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替代的优势，但这些优势也会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束缚与限制。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近年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情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展现出气象蓬勃的生命活力。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其他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及作家，通过神话、传说、史诗及小说等体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民族性格为基础，来表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宗教文化、自然风光，使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从汉族受众陌生的视角切入，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绽发出独特深邃的艺术魅力。
1.民族特质的执著坚守与独特表达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少数民族创作中着力表现的艺术内容。我国少数民族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外，多集中生活在荒凉边远地区。雪山、草原、盆地、沙漠、戈壁及原始森林等，这些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沈从文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赵银棠纳西族世代而居的滇西风情，无不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的神秘深邃与独特美好。这种独特的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以及透过各种文化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共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
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及其神秘性与传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指向和灵魂的栖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也着力表现本民族宗教及文化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且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奇异性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思索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均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及当代生活中所起作用进行细致的美学审视。
浓郁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简朴的人际交往环境，滋育了少数民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坚忍、乐天助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深深塑造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取向。
2.民族历史的忠实继承与积极抒写
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自有其悠久历史。这种历史积淀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要取材资源。他们以沧桑感伤的笔触将少数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对社会现状和人民苦难进行细致的描述，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揭示，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悟和丰富的文化内蕴。阿来《尘埃落定》叙写康巴藏族土司由神秘辉煌走向没落消亡的悲剧历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与生存现状。这类作品常具有史诗性质，通过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本民族发展的兴衰荣辱，加深广大受众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理解认同。
“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①少数民族文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直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展示着生活的真善美，并通过作品启发和教育广大受众，引导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沟通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这既是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工具，也是民族传统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让外界认识本民族的同时，也引导本民族文化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急速行进，时代变迁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融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发展与变革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
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创作中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深入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在与他民族及世界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思量本民族特色、发掘民族内涵，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再是狭隘的、单一的思想元素，而是以开放眼光、包容心态，在多元化文明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思考。因此，作品既具有丰满的民族特质，又充溢悠远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因此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在其未来发展中，也存在诸多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解决的问题。
1.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少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坚守，从而陷入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当中。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故意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用汉语进行写作，在题材上避免留下少数民族的特征。即便是一些已经在文坛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其作品不涉及民族题材，避免在作品中出现民族人物形象。
2.民族文化创造自觉性的缺少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汉族文化，长大后还到汉族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限于浅表层次，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体认理解，不具备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猎奇式的表现本民族风俗习惯，浮光掠影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因为没有汲取到本民族文化土壤的丰富养分，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把握能力、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
3.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不够密切
身处急遽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有不适应感，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对时代把握出现偏差，过于流连于本民族的辉煌过去，使作品过多地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而忽略对现下状况的关注与思考。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击，如何深入地把握本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以求开拓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4.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缺少高层次的思考，其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还有待提炼。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缺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机会，他们对当今世界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接触理解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文学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每一种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经历阵痛，但阵痛过后伴随着的可能是成长和发展。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时代洪流、文化思潮和文艺理论的不断洗礼，少数民族文学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在中国文学界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未来发展如何？抑或如何发展？
及时，不断加深的民族认同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与原动力。以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的发展经验为例，该地文学虽然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有很多相似相通、可加借鉴的地方。在题材上，两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文学群落中，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却在当代世界文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 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非洲文学得到了振兴发展。
再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并且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不断的审视与反思。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第二，创作人才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近年我国涌现出一批的少数民族创作人才，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对文化与科技的接受水平较高，更容易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也更具有批判思想与世界意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与理性的思维。而且近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00部，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学门类确定扶持项目;鲁迅文学院也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合作，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支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通过各种办法与措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内蒙古作协提出“草原文化”概念倡兴民族文学;宁夏作协通过举办回族作家笔会、刊发回族作家专号等形式，大力扶持回族文学;延边作协通过各种途径集资设立文学奖项，促进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创新血液与发展土壤。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超越，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思考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不断的解放，对题材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与生态文明题材的把握，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定路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性”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普遍遭遇。少数民族即使地处偏域，也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浸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挣脱原有禁锢，走出对民族性无休止的展示，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而在工业文明的强劲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愈加严重的破坏与挑战。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关注点。少数民族受地域的影响，与自然生态有着独特的关系。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作题材将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现代化创作环境与传媒手段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打开更为畅通的渠道。相对主流文学而言，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仍将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其纵向发展阶段与特点进行梳理，都足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推广、博客微信等现代传媒的普遍应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不断超越传统媒介，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因而，可以自信地预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 陕西西安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及发展
摘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汉族文学一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当代文学 少数民族 民族性
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制度的建立,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50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多民族、多语种、多梯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创作出一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映时代主旋律、表现民族特色和时代变革的好作品。在新时期,为什么小说创作比较繁荣,而且写出那么多有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它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一个民族,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为其他民族所取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上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有别于他民族的文化,又是由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的共同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直接反映着该民族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又使这种关系细致地体现到人们的意识、行为之中,使其稳定和持久。这些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学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趋势,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地叙写民风民俗、俚语服饰、传奇故事的平面化叙事套路,而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环境下独具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积极调动各种手段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譬如叶广芩的《逍遥津》,视角独特,语言娴熟,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颇具艺术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说集《麝香之爱》,文学性很强,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叙述手法颇具灵性。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轻松平常处显现意味甚或沉重。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代藏族知识青年男女――画唐卡的画家、歌手等等,折射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21世纪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补,对于藏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有着别具特色的艺术呈现。
二、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底线
(一)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底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发展的一条底线。“五四”以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的争论一直是个热点,坚持民族性书写,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基点。在中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作者从大山深处的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往的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作品的写法新颖别致,在传统中融入新的时代气韵,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也以一个哈萨克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一匹外来的健壮的黑马去窥视一个民族最隐密的心灵世界。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民族性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又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区的人与事,把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张力。她的《丑女秀姑》讲述的是一个山寨丑女人秀姑与几个矿工的情爱故事,一个苦难女人的忠诚和质朴跃然纸上。读后给人一种刚性与硬气,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
(二)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现象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要历史地、客观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就不可能不对本民族宗教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察和描述。而且,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属于上层建筑,都是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自省的过程中,对宗教表现出三种态势:及时,否定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和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等;第二,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将笔端渗入到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孙健忠的《死街》,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朝佛》,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棕色的熊》,以及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等等;第三,肯定宗教文化,如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的现代宗教意识在《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三、在批评中促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消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文化,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地位,不仅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抵抗,也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目前的话语地位和文化处境,应该承认自己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弱势地位,应该承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现实。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却缺乏自觉地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开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致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作,还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民族文学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壮族文学、哈萨克族文学、白族文学等,人们很少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个体民族作家和作品。这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曲解和淡化。此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缺少清醒的批评意识,有些批评者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难以对民族文学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艺术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作家很难从批评中受到启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中应有的作用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
结束语
总之,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既能深入于自己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之中,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的束缚,克服单纯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思维定式和对强势文学、主流思潮的依附、趋同心理;不要让“文化自恋”情结和“民族自卑”意识禁锢头脑、限制视野、动摇胆魄,用清醒的头脑、现代的思想观念、先进的哲学理念来提升作品的品味。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析: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
摘要：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从理论观念和时代生活两个层面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生变化，其中包含着利弊交织的两种力量：它消解“整体”、“中心”观念，使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异质性和性等得到强调；它用“后现代”方式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学推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导致写作的浅浮化、碎片化。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影响
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和传统民族习俗大幅度变化之时，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确实正在发生。在后现代背景下，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环境不可能再固守传统，保持原有状态。后现代文化的挑战是强烈而复杂的。市场因素、消费主义带来的急功近利的文化观念，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是一种负面影响；但从积极角度看，“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1］(P374)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这又有利于其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既有巨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容之处。后现代主义，这个我们也许还十分陌生的概念，它宽泛而复杂的思想状态，已经成为影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以及我们对这种创作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后现代思潮的来临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人们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但这个开放的时代对理论有着强烈的渴求，伴随着现代主义带来的新奇与激动，西方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现论随后马上就进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青年学者间掀起一股对后结构主义的强烈兴趣。在大学与研究界也开始了对德里达、保罗・迪曼(Paul de Ma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认真地阅读和研究。”［2］(P239)这是理论界对后现代的关注，文学创作领域的反应确切地说是在90年代，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起点。尽管新时期的理论与创作界一开始就对后现代主义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确实来临了。
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西方，自后现代产生的那24小时起，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态度”，或积极或消极，以及积极和消极交织在一起的种种复杂状态。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更为复杂的后现代观念。在这里为它作出一个的定义是困难的，我想着重表明的是，“后现代”虽然不可以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时间分期，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带来并标示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包含着有利于和不利于民族文学发展的两种力量。我愿意在批判它的不利因素的同时努力找寻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
这种变化首先是相对于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的。在《后现代转向》中，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3］(P3)我们知道，这种新范式的内质实际上是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一种反驳，费瑟斯通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中代表欲望、本能与享乐的一种反规范倾向，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冲泻到千里之外，加剧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恶化，促使政治、文化和经济三大领域进一步分崩离析”［4］(P4)。在西方近论家看来，理性是人自觉意识的较高体现，是一种逻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追求事物的秩序和规则。这种人类理性的源头是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理性地具有了各自的不同独立价值，被提升的理性在启蒙运动中化为一种现实文化方式，开始具体地建构突飞猛进的现代世界，它带着科学的力量，构成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但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主义将人的理性主体极端抽象化，离人的具体存在越来越远。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生活不断制度化的条件下，理性日益蜕变为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压抑个体自由的手段。这种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与人的主体自由之间产生巨大的内在冲突和张力，使人开始渴望个人主体意识回归，渴望复活感性生命的欲望与快乐；同时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譬如科学的负面影响、自然环境的破坏等，也迫使人们反思、怀疑现代性的合理价值。在此意义上，后现论家站在现代主义的高度，希望通过对理性主体的有力消解，将个体的欲望、存在重新凸现出来，实现人的主体自由。［5］(P7~8)可见，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对个体存在不断被严重压抑的一种反省和批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文化交织与变化，体现了现当代文化在人的理性精神与人的感性生命之间的回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印迹［6］(P15)。
后现代带来并标示的变化还体现在时代环境上。换言之，我们如果从后现代角度审视西方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状态，我们会看到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进一步制度化，后工业化，市场与商业力量的加强，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力量，价值观的多元与相对，对崇高和宏大的解构与颠覆，日常化的审美与实用化的艺术，通俗文化的流行与蔓延，个人的自觉与自我注视，话语的狂欢与放任……都会迅速充斥我们的视野，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态中这些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被装进了一个巨大的框子里。这个巨大的框子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正是后现代的社会图景，是它置身其中并繁衍思想的摇篮。在它的内部，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的较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这是马丁・阿尔布劳的观点。然而，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它几乎对每一个个体都形成了诱惑与挤压，从而使他们的感受是那样的开阔又那样的狭小，因此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避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7］(P1)带着全球化强力的后现代，已经像一张巨大的网，将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笼罩其中。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文学状态如何？朱立元先生说：“我以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中……对这种具有自己特点的新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这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关注、研究并从理论上概括和阐释这一新现象，乃是文艺理论、批评界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8］(P224)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面临着后现代的诸多问题。在这里，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是人们持有怎样的文化态度。
二、影响的构成及重要体现
后现代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两个层面发生，一是理论观念的直接作用，一是时代生活的潜在规范。
就前者而言，随着后现论传入我国，一些作家在后现论的启示下，按其某种理论方式，改变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形成了某种具有后现代特点的创作思维，写下带着后现代主义某些特点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色渐丰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就是一个例子。新一代女性主义作家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将写作重心放在表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社会道德之上（这是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一项内容），而是直接展现女性的个人经验与个人感受，甚至以身体写作方式直接“敞开”自身，从而展示了以 “身体”、“性”解构权力的新的写作意义，显然这是西方女性主义所热衷的方式，用明确的话来说，那就是“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的表达必须由女性开始，并终将由女性完成。”［9］(P67)
就后者而言，全球化是后现代的一大时代特征，后现代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还更多地体现在与之俱来的时代变化上。在文学发展中，生活影响才是最终根源，带有更多主观色彩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滋生后现代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0］(P11)经济全球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有力。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至今，可以说后现代文化观念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后现代生活却用经济的魔杖捅开了一个个缺口。经济是无孔不入的力量，它促使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以正当的生存权利为理由开始了融入现代生活的行程。经济诉求使全球化成为任何个人和民族都无法抗拒的趋势，它的结果却令人担忧，它带来了更为广泛东西，比如制度与体制，正如诗人于坚所说：“全球化正在把过去时代各民族的生活世界连根拔去，也许还没有消灭，但各民族显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传统和神灵体系继续持有坚定的自信了。我曾经去欧洲旅行，我惊讶的事情是，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后，在那土地上已经基本不存在云南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更别说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被地西化，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我写作此文时，无数的汉语知识分子正步入考场，为评定职称而考英语，对于母语为汉语的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愿与否，而是制度。”“而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只有通过汉语才可以得到中国文学界的承认，这在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常规。汉化、全球化，少数民族诗歌正在面临空前的危机。”［11］(P1~2)于坚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确实正面临着这样的文化境遇，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其少数民族色彩荡然无存，令人奇怪地汉化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全球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充满了两难选择。任何人都无力阻止或改变这个矛盾的进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选择的机会。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就目前情况看，在无可选择的世界整体意识日渐加强的全球化时代里，以弱势的民族文化和经济实力被卷进强大无比的全球化浪潮中的少数民族，更多地处于被伤害、被遗弃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方文化面前，这种伤害更是多方位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这种伤害，我从当下少数民族先锋诗歌里深深感受到了来自文化内部的浓郁的忧郁气质，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那样。”［12］(P2)一切都是了然的，在全球化生活力量的支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和内质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改变，它可以使文学带上某种标志，也可以使它失去任何标志。
全球化通过经济杠杆撬动自己的车轮，市场运作、商品流通起着润滑作用。当文化被推倒了市场之中，民族化的写作也面临着市场挑剔的筛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强调保护与保存某种民族文化的时候，经济与利益动因往往超越了文化本身的动因。我们正在为经济目的而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它。这种方式严重干扰了民族文化的独立生成，作秀的民族文化也成为一种鲜亮的合理的民族文化，这在旅游活动中尤为突出，不幸的是旅游已经成为多民族地区的主要经济方式。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直接走到了市场的前缘，带着他们的文化标志，作为主流文社会“他者”的观看对象，以主动被看造就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这种后现代方式一旦波及到民族文学写作之中，浅浮化、碎片化的产生是可想而知的，但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久之，它必然有力消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民族特色，缺少深层内蕴民族文学逐渐退步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影响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文学与影视结缘，文学影视化。电视和电影是实现全球化最有力的一项工具，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它们将时空压缩，使人处在一个同步的共时层面，同时失去了时间的绵延感觉和地域的阻隔感觉，世界变成平面并缩小了。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在《认同的空间》中引用社会理论家威克尔的观点说：“电视最巨大的影响力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媒介即时性的时间和距离的概念上。” 按照威克尔的解释，卫星电视的降临所扰乱的正是这种社会经历的时间分离，“没有滞后。住在伯利兹市郊沼泽地中摇摇欲坠的范围的一家伯利兹人不仅仅正同北美市区的人看着一样的节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收看这些节目……卫星电视已经消除了殖民地时间差中的一个要素。不再能从时间角度来判断宗主国同殖民地间的距离……电视时间现在只是单一的钟表，在每一个它所涉及的地方以单一的节奏滴答走过……直接体验一系列的事件，这话、这种体验曾经是遥远的、景观的过滤、因而只能朦朦胧胧地讲解观察。”［13］(P308~310)电视就这样悄然削去了地域和时间的差异，在它不知不觉的“过滤”作用下，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却得以发生。电影电视因此充当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种功能。所以，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顺利推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意识、政治、传媒系统、文化等被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专门化机构的力量。
电影电视就这样身价倍增，成为后现代的宠儿。它们以读图方式的浅近与直观，一方面获得广泛的受众，充当了后现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主角，一方面又担任了国家意识形态先锋，并以柔软的亲和之力与光影之魅起到其他意识形态机器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种皆大欢喜的效果暗含着的潜在吸引力量，那就是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向影视领域蔓延，或曰播撒。
事实正是这样，以广西为例可以看到很典型的现象。广西少数民族近年就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取得骄人成就，许多作家与影视联盟，其作品充满了先锋气息，有的作品甚至可与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抗衡。这个阵营首先是“桂军”的整体阵营，并非只有少数民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确实不在少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西作家中的三位领军人物东西、鬼子、李冯以及凡一平、张仁胜、胡红一、冯艺、林超俊、孙步康、韦俊海等新锐作家，均投入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改编之中。作家东西的影视作品编辑成就颇丰，他把自己的几部小说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作品都取得了成功。鬼子（仫佬族）则担任了电影《幸福时光》的编剧，这也是颇受关注的影片。最有影响的是李冯参与张艺谋的电影大制作，担任《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编剧，两片上映后十分卖座，票房收入能与美国大片抗衡。凡一平参与电影制作的剧本有《鲁镇的故事》和《理发师》。胡红一编剧的电影《真情三人行》获得中国电影金牛奖。冯艺参与创作了大型电视散文《西邮的发现》，等等。［14］(P4~5)另外周民震的《学生三部曲》，黄锦秋的《红蜻蜓》，陈雨帆的《布洛陀河的恋情》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电影作品。在这个有影响的“桂军”作家阵营中，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忝列其中，并且成就不凡。云南的少数民族电影电视制作业不落后，仅2004年，云南就有《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好大一对羊》、《心中的香格里拉》、《梯田边的孩子》、《传习馆春秋》近20部影片和电视剧推向市场。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奖和国内大奖，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故事片奖等。在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上，13部影视作品分别获一、二、三等奖，成为全国获奖数最多的省份。
依赖于现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电影电视艺术，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商业倾向，作为一种直观性明显的综合艺术，又具有亲和大众的优势，因此电影电视在后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潮流中注定要充当主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它表征了后现代通俗艺术的一种基本方式，即强烈的感官效应，媚俗的内容倾向，表浅的时尚情绪，等等，体现着后现代消费艺术的种种特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影视的趋近，也使相关的作品带上了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上述影视作品对通俗元素的倚重中明显感受出来。比如武侠与功夫（《英雄》、《十面埋伏》）、滑稽与谐谑（《鲁镇的故事》、《理发师》）、民族习俗的故意展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等，几乎使得作品的技巧超越了思想，形式胜过了内容，整个艺术观念仿佛都与传统经典作品的构成相左，其艺术目标被锁定在吸引观众获得票房收入之上，后现代的浅近与浮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正是后现代（而非现代）艺术的“先锋”之处。
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学后现代阵营的大众化先锋艺术的重要一部分，是由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作家（特别是广西作家）构成的，那丝毫也不过分。
三、应对的基本姿态
尽管后现代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日渐深入，但就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而言，我依然要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因素看待，这并不是因为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化上的封闭状态抵御（或迟滞）了这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现代社会，西南边疆也不可能置身世外。对于仍然要发展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与其沉潜寻找与后现代对应的写作，不如超拔审视这种影响力量的发生。说到底，后现代正是一种姿态，甚至确切地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状态，因此它才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学说与主义发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理论空间。［15］(P8)面对这样的理论，我们的视角有着重要作用，正如作家余华所说：“事实上，人们现在真正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是否存在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是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它更多的是作为理论影响着我们，还是更多地作为某种创作实践鼓舞着我们?”［16］(P105)在后现代性带来的观念冲突的迷雾中，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中的表达可能具有更大的启示价值：“并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界，而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变成了后现代的。我们现在开始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社会、自然和我们所创造的每样事物，因而，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后现代化’了，尽管后现代化的只是我们的认知和观看。”［17］(P5)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姿态。
因此，站在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立场上，我愿意重申:面对正在到来的后现代，我所要做的乃是批判它的不利因素，同时努力找寻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这有赖于更为艰难和细致的研究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