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篇民族汉语文学研究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台湾民族汉语文学的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族群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为争取族群政治利益,保护族群传统文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历史命运为己任,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从少到多,民族文学从粗糙到精致,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从利益抗争到审美追求的超越。他们特色鲜明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局面,生动地展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个性和精神风貌。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并对当代台湾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反共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 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着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苏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着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及时本较为、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着。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
梁国扬也指出:“即使台湾原住民研究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那至少资料搜集有没有足够的来源,提出的观念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证,那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规律的合理解释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9]这都表明了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跨过政治与地理的鸿沟去开展台湾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研究,资料尤为重要。但囿于资料不足而陷研究之窘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缺乏田野调查,相关文献资料、文本资料尤其是大量网络文本资料的搜集困难,都会对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念产生影响。目前的一个事实是,大陆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这和早期大陆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人员的构成非常相似。资料的不易获得,也使这一领域存在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这与其他研究领域是不尽相同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正是因资料的搜集困难或不足,致使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和文学思潮上,对新兴的、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关注不够。“应该说,由于我们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情况无法作实地深入地考察,掌握的>文秘站－您的专 属秘书，！
在实际的研究中,大陆学者多是把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视为文学新地景,或是视为80年代台湾多元文学思潮之一,或是将其与客家文学和眷村文学等相对的势群文学置为一谈,如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就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政治小说、环保小说、女性书写、选举文学、大河小说、网络文学、同志小说、台语文学、客家文学等一并放在上编第四章“文学生产”中论述。弱化或“边缘化”的处置方式,难以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上升至一个“民族文学”的层面予以研究,这无疑制约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三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对于丰富祖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以及重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学价值。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创作潮流,尽管两岸政治体制不同,社会环境相异,但战后两岸少数民族被迫纳入文化全球化体系中去,共同经受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相对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更早地经历了这些经验,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更普遍意义上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研究。同时,文学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精神反映,台湾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两岸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着各自的优势。岛内学者有地缘和资料方面的优势,他们近距离、多方位、全过程地见证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渐行渐壮、渐行渐美的历程,分享了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其间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欣喜与焦虑。这种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生息相通、休戚与共的关系,让岛内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视会更加清晰与细微。大陆学者研究优势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在大陆,当代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研究也日渐成熟,丰富的民族文学研究经验、理论和方法,为大陆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此同时,隔海相望又让大陆的研究者能够置身台湾族群政治纷争之外,站在祖国多民族文学的高度开展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共构了祖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生命形态,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容。当下,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两岸学者既要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置于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内进行考察,也要注意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两岸学者加强优势互补,促进学术交流,携手共进,以推进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更深入地展开。
尽管两岸学者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后及未来一个时期两岸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重点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民族文学理论的研究。民族文学理论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卑南族的孙大川、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邹族的浦忠成以及排湾族的温奇等人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相较于蓬勃发展的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其民族文学理论建设还较为薄弱。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维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台湾少数民族世居于山林海湄,独特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形成了他们有异于“他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显然,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受到其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精神的影响,并在实际的创作中表现和丰富了其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气质。加强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建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将是当前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项紧迫议题。二是加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文学影响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台湾社会的“族群政治”、文艺思潮、文学传统、文化生态等对其形成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同时,台湾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又丰富了台湾汉语文学的内容,促进了当代台湾文学多元化格局走向。两岸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发展进程、审美形态不尽相同,二者间既有“共相”又有“殊相”,两岸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共同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放置于当代台湾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分析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规律、审美品质和发展困境,也能很好地把握当代台湾地域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潮演进。三是加强全球化、现代化语境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遏止地冲击着世界每个民族,特别是对那些饱有原生态文化的少数民族冲击尤甚。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既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话语书写空间,同时也为少数民族作家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挑战,使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边地文化间痛苦地抉择着。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撕扯、冲突与阵痛在台湾少数民族作家身上也有鲜明地体现并将长期存在。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性是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作家的价值与使命,不仅是通过文字去反映民族特定的历史与文化风貌,更在于他能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展示自我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独特的“文明形态”,进而守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加强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解读、分析与阐释,更重要的是推动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当我们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学术胸襟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持之以恒地展开研究,定会开拓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也会促进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健康永续地发展
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较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较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较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及时，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民族地区儿童汉语文学习困难分析及对策
摘要：文章分析了新疆小学维汉双语班学生在汉语文学习困难的特征，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切实提高新疆小学双语班的汉语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汉语文学习困生；问题表现；形成原因；对策
随着双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跟不上各学科的教学要求，感到学习困难而厌学、逃学、辍学现象。为今后我区双语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维汉双语班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小学维汉双语班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的特征
1．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汉语文学习中的师生语言互动、教学交往存在严重的困难。本课题组成员跟学生一起听课、与学生进行双语交流过程当中发现，小学低年级双语班大部分学生汉语听说能力差，当教师课堂提问时，部分学生听不懂，需要班里个别汉语较好的学生进行翻译；部分学生能够听懂或者是部分地听懂老师的提问，但回答问题时表现出发音不准或者是汉语表达断断续续、不连贯；有时回答不上来，就以母语回答老师的提问；部分学生甚至不会说一句汉语，也听不懂课堂基本用语和指令，课堂汉语文学习中的师生语言互动、教学交往存在严重的困难。
2．小学低年级学生汉语文学习中的音调困难较突出。小学低段学生汉语文口头语学习很困难，维吾尔族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受到的母语干扰较多地表现在语音方面：四声不准，f、c、r、zh、ch、 sh发音错误。汉语语音学习中读音困难，主要体现在声母 f与P不分， c与s不分，zh与j不分，ch与q不分，sh与x不分，韵母中ou与u不分，以及前鼻音与后鼻音不分等。如、从cóng读成sóng；错cuò读成suò；上shàng读成xiàng；楼lóu，读成lú。因为维吾尔语是一种无声调的语言，所以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过程当中经常出现掌握不准四个声调的现象。如，育yù，读成yǔ。
3．从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学生量词、介词、同义(近义)词、语法使用、字词区分、字、词、及课文理解等方面的困难较为突出。
随着教材难度的加深，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学习困难除了声母、韵母区分困难外，还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及时，汉语量词、介词使用困难。学生往往用错量词或介词。如：一位贼、一双帽子、一片电影、一根领带；我们对雷锋同志学习等等。第二，同义（近义）词使用困难。到了高年级，随着词汇量的增加，出现的同义（近义）词也随之增加，这时学生会出现同义（近义）词使用混乱现象。例如：青年人的良心受到了责骂。（“责骂”应为“责备”）你自己弄丢了斧头，不看你自己，看别人干什么?（“看”应为“怪”）等等。第三，形体相似的字、词区分困难。如：洒酒、句旬、折拆、瞧雎、休体、未末、己已已、戊戌戊、赢赢赢、冶治等等。第四，学生很难理解有关汉语文化的字、词、句及课文。如学生对“长城、泰山、天云、中秋”的文化含义不知道，对“无欲而刚、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的词语不懂含义；少数民族学生不过春节、中秋节、泼水节等，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因而学生在学习有关“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课文时，对内容不理解，也难以理解。中高年级部分学生虽然具备了较好的汉语听说和课文朗读能力，但对词语和课文内容不理解。如：对“亭台、观、中餐、肿瘤”不解其意，还有六年级学生不知“山峦”为何意。第五，缺乏汉字结构的理论认识，对词语含义理解不透。如：把“暖”的“日”字旁写成“目”字旁，显然没有明白“温暖”与太阳（日）有关这一含义。第六，学生课文朗读困难较突出，学生课文朗读过程中经常出现朗读课文不流利、语句不连贯、文中个别词语不认识，以及部分词语发音有误等现象。
4．小学高年级学生的作文困难最为突出。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作文学习最为困难。特别是通过叙述要说明的一个道理的的作文，例如“最成功的一件事”，“最尊重的人”等，需要发挥想象的描述性文章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十分容易。
二、小学维汉双语班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的原因分析
1.学前教育缺失，学生学好汉语文的自信心不足。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前，接触和使用的都是民族语，因此，入学后直接学习汉语文产生了严重的学习障碍。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小学绝大部分双语班学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前双语教育，这直接影响到学生第二语言能力的培养，加上入学后缺乏帮扶，学生不能自然跨越“拼音关”、“识字关”、“说话关”、“阅读关”、“写作关”，逐渐导致汉语文学习困难学生的产生并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2.使用的《语文》教材难度较大，学生学习比较吃力。供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全国通用的人教版的《语文》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与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适应，而且在文化背景上也与少数民族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造成较大困扰。比如：学生教材中的古诗词、文言文及神话故事等的掌握与理解比较吃力，他们只是表面上理解或死记硬背。目前，相当一部分一年级学生是在既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语的情况下，就开始学习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1年9月份开始，虽然有些学校对人教版的《语文》教材进行了整合和删减，但是还是存在着前后内容不衔接、教材内容与练习册的内容不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教材问题已成为导致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
3.双语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较低。
（1）教师具有高学历、低能力的现象。小学汉语文的学历较高，80%以上的教师已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但是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民汉兼通”的教师较少，教师的汉语语文专业知识极为匮乏，基本不具备应有的专业教学能力和双语教学能力。
（2）教师语文文化素养较低。虽然有的教师汉语发音标准，能熟练运用汉语进行交流，能流利的朗读课文等，但由于大部分教师自己接受的是母语文化教育，所以对《语文》教材中蕴含的相关文化知识和内容不了解。
（3）教师驾驭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的能力欠缺。
（4）教师不能根据学生实情进行教学。部分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较低，教师却不能根据学情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实施教学，如：对学生进行汉语的简单听说训练等。
（5）部分教师主动学习的意识不强。少数民族教师约占70%以上，绝大多数教师自己既没有汉语文学习的经历，也不熟悉《语文》教材的编排体系，但主动深入学习和钻研教材的教师为数却不多；大部分教师在备课中多为抄写教案，对教案也不进行符合学情的再加工等。双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是造成这些学生汉语学习困难的根本原因。
4.维汉民族语言差异。维吾尔语和汉语的相异性比较大，虽然有某些相同之处，即都有字母组合的拼音，但是二者的性质迥然，维吾尔语属表音文字，而汉语属表意文字，维吾尔语的语序是主语在前，宾语在动词前，定语在中心词前，而汉语的语序是主语在前，定语在中心词前，状语位置较灵活，补语在谓语动词后面，宾语直接在谓语动词后面。因此，语言文字性质和组合规律的不同，也就造成了维、汉民族人们思维习惯，对社会客观事物的认识，对客观事物作出的反应都是大不相同的。为此，维吾尔族小学生学习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尤其是第二种语言的文化知识，更是有一定难度。如果幼儿时期一直在汉语幼儿园，其较容易培养第二语言的输出能力，并容易理解和掌握第二语言的文化知识；如果在幼儿时期没有上过汉语幼儿园而是上的维吾尔语幼儿园，其第二语言的文化知识学习是很困难的。所以，汉语文学困生有的上过维吾尔语幼儿园，有的没有上过幼儿园，这是造成这些学生汉语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
5.部分学校缺乏必要的双语教学教材和设备。学校供双语教学使用的各种教材和设备一般包括：教科书、教学参考书、补充读物、教学挂图、字词卡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幻灯片、电视机、多媒体设备等。但是，有些小学双语班所使用的汉语文教学教材只有汉语文教科书、教学参考用书、教学挂图和字词卡片，而其他可视性和有声教材却比较缺乏。在绝大部分教室里没有幻灯片，电视机、多媒体设备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甚至有的学校还处于“一支粉笔+一个黑板+一张嘴”的教学状态，影响着双语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6.家长的文化素质较低，学生在家庭中得不到适当的学习辅助。通过调查了解，汉语文学习困难学生家长大多学历比较低，基本上不懂汉语。这些家长根本就没有能力指导孩子的学习。部分汉语文学困生家长的“读书无用论”思想较严重，不太关心孩子的学习。部分汉语文学困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一般只靠社区发放的低保金来维持生活，这些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除此之外，大多数父母由于工作忙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辅导孩子的学习，这也是导致孩子汉语学习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解决小学双语班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问题的建议
1.教育部门重视落实国家的学前教育政策，坚固的打好学生的汉语基础。为了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了“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为了顺利推进新疆的双语教学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抓好机遇重视落实国家新出台的这些学前教育政策，保障每一个幼儿享受学前教育，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在学前教育双语教学中，应当重视对维吾尔族学生的语音教学。双语教学自小抓起，自语音教学抓起，这是很重要的。
2.优化汉语文教材教法，积极开发地方和校本课程。
（1）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改善部分小学的“一支粉笔+一个黑板+一张嘴”的教学现状，尽可能利用一切资源，开展视听教材教学。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相关部门应该配备《汉语口语》教材的相应的图片、录音和录像材料。
（2）汉语文教师一定要在引导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字知识的同时，加强其中蕴含的汉文化背景知识。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教材、实物、声像进行直观情景教学。
（4）教育部门应从学生的语言背景、社会环境、地区特点等多种因素出发积极开发能够满足双语教学班特殊需求的多种地方和校本课程。
3.要重视提高双语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和工作积极性。
（1）各级各类学校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引进一些高水平的具备良好双语教学能力的专业性人才来充实小学汉语文教师队伍。
（2）各级政府要重视汉语文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一方面学校可采用民、汉语文教师相互听课、集体备课、汉语演讲、课堂教学竞赛、观摩、汉语强化、微格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多种校本培训的办法，提高教师的汉语文授课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汉语文教师参加区内外的学习、培训、交流等途径，进一步提高汉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为开好汉语文课程打好基础。
（3）各级政府在重视加强对现有的“双语”教师培训工作的同时，更要重视从源头上培养合格的“双语”教师。要从现在起就制定本区高、中等师范院校各学科“双语”教师的招生计划，逐年增加招生计划，为中小学培养合格的双语教师。
（4）为了提高汉语文教师的理论水平，交流经验、总结教训，应该多开办有关汉语文教学的理论研讨会。
（5）建立合理的汉语文教师激励制度。汉语文课是一门语言文字和文化教学相统一的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教师必须要付出相对于其他学科教学更多的艰辛，引导学生了解文化背景，学习教材内容，克服困难点，学生必须做大量练习才能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所以，要从职称评定，课时量的分派等方面优先考虑、照顾汉语文教师，尤其是那些工龄短，但是教学成绩比较突出的汉语文教师；建立汉语文教师超工作量补贴制度，或适当的减少工作量以保护教师勤奋工作的积极性。
4.优化语言要素教与学。
（1）针对小学维吾尔族汉语文困难的特点，应该对双语班学生进行语音训练，纠音、正调。为了防止和校正汉语文教师和学生发音不准的现象，双语学校可以采用汉语文教材配录音磁带的补救方法来提高师生的正确发音能力。
（2）在词汇教学中始终贯穿汉字结构分析，认真讲解词义，使学生把词语的音和义有效结合起来。文字是汉语的结构单位，而且汉语言文字是一种形义结合严密的文字。所以词汇教学必须以分析汉字为基础，尤其在教合体字时要进行部件分析，即偏旁部首的组合规律。
（3）语法教学中应该加强汉语文的语法对比分析。维吾尔语在语法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主语在前，宾语在动词前，定语在中心词前，这与现代汉语的语法逻辑不一致。所以有意识地加强汉语语法教学中的结构分析，运用母语辅助对比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汉语的语法特征。
（4）强化阅读训练，掌握写作技能。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学生从典型段落或全文中学习、领悟、理解、消化其中的精髓。不仅让学生知道文章“写什么”，还要让他们懂得“怎么写”，让他们学会总结，进而提高写作水平。
除此之外，学校要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争取家长的合作。学校应该采取开展活动式或交谈式的家长会、开展家访、组织专题讲座等多种措施争取家校合作。
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突破“语言关”,提升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学习能力
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小学语文教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低年级学生的汉语文学习能力差，教师教学难度大，教学举步维艰。
新学期开学了，五十个七周岁儿童整齐地坐在了我校一年级的教室里，穿着新衣服，脸上甜甜的微笑，双眼充满了渴望与期待。一会儿，老师来了，标准的普通话：欢迎同学们来到学校，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一年级的学生了……（学生茫然），下面我们开始发新书了，一本本崭新的汉语教材发到了学生面前，欢迎词说完了，新书发完了，学生脸上的微笑也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呢，原来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连最基本的汉语日常用语都听不懂，（这些孩子长这么大，没接触过汉语言氛围，更没说过一句汉语），他们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更不认识面前的教材是些什么。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一年级学生的老师都会担心同一个问题：这群学生能承提一年级汉语教材的学习任务吗？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低年级识字量大幅增加，困难很为突出，学习质量实在令人担忧，引起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文教师的高度关注。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语言关”，提升学生汉语文学习能力，提高语文学习质量已经成为摆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语文教师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语言关”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困难，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区学生的汉语文学习质量呢？
一、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低年级“双语教学”模式
老师在教学中，以普通话教学为主线，既在教学及与学生的各种交流中以标准普通话为主，同时，以本民族语言为辅线，在教学及与学生的交流中遇到学生难以理解的词语句子则以本民族语言予以协助过渡，帮助学生跨过理解难关。如在教学“衣服”时，学生从课本上知道了画在这图上的就是衣服，但有时他就会认为只有这图上画的叫“衣服”，这时老师就需要用本民族语言过渡一下：小朋友身上穿的都叫“衣服”，这样学生才能理解“衣服”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这样一主一辅的“双语”教学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有很大帮助的。“双语”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关”的燃眉之急，但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关”所带来的学习困境。
二、大力兴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前幼儿教育
学生进校出现“语言关”学习困境，这除去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没有汉族居民，缺少汉语氛围之外，笔者以为，另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一年级之前，普遍都未进行学前幼儿阶段学习，这不仅使学前幼儿失去了学前智力开发的机会，更失去了从根本上消除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关”学习困境的良好时机。让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表达与理解困难消化在学前幼儿教学阶段，保障进入一年级的适龄儿童都能进行简单的汉语日常用语表达与交流，听懂老师所讲的话，基本能够看懂汉语教材，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汉语文的起点，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因“语言关”所带来的学习困境，顺利完成以后的学习目标，大幅度提升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学习的能力与质量。
三、加强学生的汉语表达与理解能力训练
低年级语文老师要有意识、有步骤地加强学生的汉语表达与理解能力训练，较大限度地缩短学生汉语表达能力形成周期，提升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提高语文学习质量。我在一年级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尝试：（1）进门一句话：每天早晨学生走进教室，在老师的组织下，每个学生用一句话表达一件事或一种感受，这样，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就进行了百余句“一句话”训练。（2）早读一文：要求学生在每天朝会的8分钟时段，有感情地朗读一篇课文或诗词，既训练了口语表达能力，同时养成了良好的早读习惯。（3）“一句表扬”游戏：利用班会或队会让学生用一句话表扬你最喜欢的同学。因为是最喜欢的同学，所以说的同学会竭尽全力说到好，同时，受表扬的同学也会认真倾听，通过这个游戏，所有同学都会得到最棒的语言训练。⒋班级故事会：学生在经过其它途径慢慢具备一些语言基础后，就安排班级故事会，内容上可从简单到复杂，时间上可从每月一次逐步到每周一次。通过这一系列的训练活动，我班学生的汉语表达与理解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总之，夯实学前幼儿学段的汉语学习与表达基础，稳步实施“双语教学”方法，教师多途径开展丰富的语言训练活动，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关”学习困境将不复存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作者单位 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小学）
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较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较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较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着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及时,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 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