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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文化文学:浅谈民族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影响
【摘要】云南地处我国的低纬度地区，地形上多高原、盆地和高山，在气候上属于高原季风气候，属于热带雨林。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气候环境的孕育下，云南省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云南有佤族、傣族、白族、拉祜族、基诺族等等在其它省份很少见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经历着洗礼，特别是逐渐被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本文从民族文化的概念出发，重点分析民族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文学 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 云南
20世纪在法国就兴起了女权运动，女性迫不及待地要求恢复其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行使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在家庭生活中也要求得到家庭成员与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尊重。法国妇女解放运动后解放妇女的思想在英国、美国等欧洲国家迅速蔓延，而这种女权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还要在时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的概念与价值
1.民族文化的概念
民族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能够呈现本民族特色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文化形式。民族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民族的政治、历史与经济的浓缩，是人民生活水平与精神水平的最直接展现。我国的民族文化中将人们生活中必须的衣物、食物、房屋、以及交通、生产与生活的工具都纳入到了物质文化的范畴当中，而民族宗教信仰、民族习俗、民族语言与文字以及民族发展中形成的科学与艺术都被纳入到了精神文化的领域当中。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发展状态与发展水平都可以通过其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完整地展现出来。例如，语言这种精神方面的民族文化可以将民族故事、人物事迹、历史发展、政治与经济变化等口口相传下来，是人们沟通、交流、记载文化的重要媒介，一个民族的文学、科学技术等都是通过语言进行记录的。在早期的民族文化发展当中宗教信仰在民族文化的精神领域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反映了当时民族的内部矛盾、社会形态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状态。民族文化中如泼水节、火把节、燃灯节等节日文化传播着各个民族特殊的节日习俗与节日文化，民族文化中的竹筒饭、糯米饼、米线等民族食品文化也在传递着各个民族的食品喜好。可见，民族文化中不但能真实再现民族生活，还能够表达各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能够对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2.民族文化的价值
民族文化对于我国各类文化形式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帮助与借鉴作用。从其价值意义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及时，民族文化中传承了高尚且有较高影响力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因为是随着民族的形成而逐步得到发展，其中蕴含了民族在各个时期的思想与精神，对于了解和掌握民族历史，借鉴发展经验，总结失败教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印记。民族文化在保护传统文化、促进文化间交流与进步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甚至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教育作用。因为民族文化当中总结和刻画了众多的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塑造了诸多的英雄人物，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大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作品内容感染至深，好的民族文化文学作品甚至能够打开人们的心扉，鼓舞人们克服困难、继续努力生活、向着自己恒定的目标前进。第三，民族文化具有的民族性将能够永不凋零地世代相传。很多民族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都包涵了各个民族的民族特征，表达着各个民族对于生活、人生、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特殊的民族性让民族文化永远都充满着独特的力量，特点鲜明地屹立在各类文化形式当中。
二、民族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影响
民族文化是各个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各个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将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等呈现出来，女性文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学术研讨、培训的方式得以交流和传承。民族文化对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1.民族文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个性影响
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种类占据了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总数的一半以上，不同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政治发展不同，各个民族的饮食文化、居住文化、婚姻文化等等也都各不相同，并且具有民族特色，许多的文化都包涵了很多原生态元素，这些民族文化都深深的影响着少数民族女性创作者的写作个性与特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因为这些民族文化的影响，也让作品的语言风格、情节内容等等都具有了各个民族自己的特色，让作品充满了吸引力，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如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说《月亮营地》里边就有很多内容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作品也揭示和批判了女性的软弱，启迪藏族妇女要尽早获得解放，传达了藏族文化。
2.民族文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思想影响
民族文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或者神话故事等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灵魂，都能够传达出作者的初衷，而具有原生态特色的民族文化能够影响作品的创作思想，如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人物情感的纠葛等等无不流露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很多云南女性文学作品都在审视与重拾女性的存在与命运的安排，很多作品能够让丢失的灵魂尽早回归。蒙古族女作家萨仁图娅创作的《寻梦者》、水族石尚竹的《水家山妹子》、鄂伦春族空特乐的《图腾之灵》、达斡尔族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等，这些作品有的从作品名字就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文化，在作品的内容里更是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熏陶下的女性文学传递的思想力量。
3.民族文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风格影响
文学作品要想引人入胜，光有强有力的中心思想、华丽的辞藻甚至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都还不够，还要有独特的创作风格。而民族文化因为其文化的广泛性，可以涉及到人们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这就让作品的风格定位很容易进行把握。例如，白族景宜的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彰显了作品独特的写作风格，文章中将独龙族、纳西族以及汉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集合在了一起，风格独特，耐人寻味。
三、民族文化影响下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
1.建国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少
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形势好转，国家也鼓励大量的进行文学创作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国的文坛已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类文体、各种形式的文化纷沓而至。在这期间云南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了很多民族文学作品，如作品风格清新的白族作家那家伦、擅长写乡村题材作品的彝族作家李乔。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属诗歌较多，这期间涌现出来的诗歌作者如傣族的康朗甩、藏族的饶阶巴桑、纳西族的牛相奎等等，他们的诗歌作品内容联系少数民族生活实际，诗歌蕴含的情感浓烈，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在文坛中堪称典范。在这样的利好政策与百家争鸣的时代，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作者大都是男性，很少出现女性作者。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各个方面倡导提高妇女地位，在各个行业里通过政策规范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要发展起来还是相当困难。首先，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要发展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思想解放的过程，政策虽然快速下达，但思想的转变与更替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次，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要想发展起来也需要较为的文化背景做依托，需要作者们有语言、经历等长期沉淀作为支撑，而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与外界各民族的沟通与交流甚少，在语言与交流方面还存在许多障碍。这些都造成了建国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数量较少，女性文学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2.以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逐渐发芽
后文学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又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工作者，而后的中国文坛里逐渐看到了女性作家的身影。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在初期很多以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电影都在全国广泛传播开来，一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进入人们的眼帘，如普飞、晓雪、杨苏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云南民族作家。随着国家体制的逐步健全，对文学的发展与作用就更加重视，各少数民族也受到很多优待，国家提倡各个少数民族是一家的号召，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得到了营养，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一批批女性作家在当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教育，同各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开始增多起来。
如果说四、五十年代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多半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那么后在八十年代，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时候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则是由于经济腾飞的影响。经过长时期的教育积累，女性作家在这时候已经具备了全方面的文学素养，作品也都非常成熟，得到了我国文学界的高度认可。这时期比较知名的布朗族女作家岩香兰还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上获得了奖项，其作品《土壤和花朵》充分代表了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开花结果。而白族女作者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也冲破了常规写作手法，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与高超的写作技法获得了全国文坛的高度认可，影响着当时的一代人。其后，佤族也涌现出来了很多女性小说作家，比较著名的董秀英的《的微笑》也是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很多像方云琴、黄雁等女性文学作家的作品也逐渐扎根文坛。
3.当代云南民族女性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国家、人民对于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有很多读者专门愿意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被其独特的内容与写作风格所深深吸引。这标志着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已经具备了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云南少数女性在经过长时间思想意识转变后，也逐渐变得独立、自强起来，很多女性作家也将写作题材转到女性自身思想与生活的变化上来，如描写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由佤族作家董秀英写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就是这样的立意。哈尼族作家黄雁在自传中也表达了自己应该多承担女性的责任和使命的思想转变，同时也号召广大少数民族女性从过去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传达着女性也有追求平等与幸福的权利，也应该去争取自由，要用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奋斗。
在当代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学的较多感染，而是依然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自身的创作独特性。比较出名的神话故事、诗歌或者神话传说就充分的体现这种特点，作者一般都会赋予作品人物以神话的色彩，人物故事的展开中都能够发现许多民族文化的特征，人物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回族作家马丽芳就在诗歌当中赋予主要人物龙的妹妹的女性神话角色，让诗歌具有传奇的神话色彩，通过神话表现诗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云南小说女作家的作品也非常成熟，如纳西族和晓梅的小说《深深古井巷》就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去观察纳西族女性的生活，描写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时揭露出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号召女性要觉醒并要努力转变思想，追求自由。
近十几年来，女性逐渐在各个行业中奋勇拼搏，在各个行业领域都能够看见女性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女性的地位已经同男性平等。在近几年的云南女性文学中对当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人民的情感生活等内容关注的比较多，如景颇族女作家玛波就创作了以当代社会激烈的商战为题材的小说《江岸别墅》，内容曲折动人，故事情节变换有趣，非常吸引人阅读。还有很多的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作品如白族景宜就创作了很多的女性文学作品，比较有名的如《茶马古道》、《东方大峡谷》、《骑鱼的女人》、《岸上的秋天》等。还有很多知名的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也纷纷在民族文学界站稳脚跟，如佤族的袁智中、回族的白山等等。可以说，现在的社会为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站在女性视角对于各民族女性生活、命运的记录与描绘，传统的民族文化为这些创作带来了创作个性、思想以及风格上的影响，让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得以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势必会继续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浅谈民族文化文学:民族文化差异在英美文学评论的作用
虽然英美两国文学有了彼此不同的发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学的交融中仍然体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学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英国的社会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文学中处处显露出时代变革的烙印。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乌托邦情结和帝国情结。帝国情结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殖民文化和国家性质，它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同时也随着它的没落而消失。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体现出强烈的侵略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乌托邦文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的政治猜想热潮，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尽管这种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曾经推动了人们对强权的戒备和反省。相比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由于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淀，但是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美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较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剖析。美国文学作品善于描写和揭露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反映社会的本质。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创造性较强，并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英美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差异同样离不开历史的影响。例如时代和继承历史的抉择中犹豫不前。尽管近代以来出现的新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文学和文学评论，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学评论还是进入了蛰伏期。与英国文学评论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文学体系的形成源于美国自身，它形成于欧洲大陆，然后在北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新旧文学交替出现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体系。美国的文学评论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国文学，它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使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评论时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评论家个人的喜好和专长等。
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地域性差别对两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差异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受到语言差异及各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评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语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与再创造后，文学作品便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文化差异。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一方面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历史感，较大程度地促进文学评论的顺利开展。英国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为保守、中规中矩，这与英国人思维及个性带有保守、低调的特点有关。除此之外，英语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且作为英国的母语，人们对其的尊重与敬仰也能极大地影响到文学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历史上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语的运用方面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但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美国文学评论中使用的语言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常带有夸张语气，非常直接与大胆。再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从英国文学评论方面来看，评论语言主要处于继承与摒弃之间。英国人思维的固守性，使英国文学评论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还是现代诙谐色彩的文学评论手法，都展现了英国文学评论领域渴望突破自我与探索新兴评论方式。从美国文学评论方面来说，其文学评论发展方向与美国文学趋同，不但没有历史厚重感，缺乏深层次的含义，而且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难以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情况都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上的直接与大胆，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的角度更为灵活与，因此美国文学评论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意义愈来愈重要。
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包袱，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显然更富于创新性，这种文化差异对两国的文学评论影响深远。影响不同国家文学评论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背景以及评论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作用。美国文学评论在创新方面要胜过英国文学评论，而在历史积淀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则更有优势。
作者:肖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浅谈民族文化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勿忘民族文化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和联系，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凸显出来。为更好地对外发展关系，加强外国文学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进行外国文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过于强调了外国文学价值，而忽视了本民族文化价值，弱化了学习外国文学教育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为本民族服务以此彰显本民族的地位，这一错误态度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并危机本民族的地位，更不利于中国复兴之路的实现。我们要警惕这一文化变异现象，树立正确态度看待外国文化教育并采取积极对策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地位。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育；民族文化；价值；对策
一、阐释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是指精神层面的创造及成果。民族文化可以定义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观念和民族思想感情的整合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相对的独立性和丰富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凝聚力、号召力和意识形态产生的源泉。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有民族必定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反作用于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民族性。它是本民族在其领域范围内，集合了本民族自身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信仰、艺术、宗教、科技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只适用本民族，并获得本民族的认可，具有超越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其次，具有多样性。一个民族文化既是不同地域文化的集合体，又是吸取了外来民族的文化成果拿来为其所用；再次，相对稳定性。民族文化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而随的，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有时候民族文化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时候又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影响作用。
二、剖析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基于时代的诉求和破解当前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畸形发展的呼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文化全球化给本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呼吁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打破了地域和认知方面界限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拓展。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必将导致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使各国文化的同质性逐渐增多，其后果必然使本民族的文化面临着冲突和挑战。同时，西方国家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发展态势，不断向弱小国家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文化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利用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进行文化扩展，利用文化产业占领文化市场，企图在文化领域内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取代其他民族。这种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使本民族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纽带，使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文化认同出现偏颇，人们的精神文化贫乏，必将将本民族逼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中。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这一时代现状，迫切地需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巩固本民族文化地位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时代诉求。
2.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传统教学目的和宗旨要求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语言与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密不可分的。语言具有选择、传递、传承文化的作用，而文化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增添了多样性和活力。同时，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它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使命，的传统文化能为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提供广阔的深厚基础，通过人文精神的塑造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对本民族文化存在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树立起爱国主义情怀为国家和谐发展努力奋斗。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对本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积极而充分的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语言教育本身十分有利，能起到促进和深化的作用。然而，对我国的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深刻的剖析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教学目的和宗旨还停留在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民族人文性价值。把教学目的和宗旨定位在对成绩、对升学和对考级的追求上，不能够意识到通过外国文学教学吸取积极的合理因素拿来为我所用，也不能够认识到学习外国文化其实是为本民族文化服务的。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过于强调外国文学教学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教育这种偏颇认识必将迷失教育方向，也必将失去本民族文化的前言阵地，最终不利于我国为之奋斗的有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建设。这种畸形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强烈要求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外国文学教学指引前进的方向。
三、探讨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举措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以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为出发点可以进行探讨：
1.审视和巩固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地位
外国文学教学与本民族文化教学是辨证统一的，不可割裂两者关系。只有把两者融和在一起，才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首先，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化教育活动时，要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哪些文学修辞和表达形式，它们如何结合巧妙地运用的。同时，回顾我国的本民族文化用语和文学表达方式，思索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吸取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加入到中国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来，以达到外国文化为中国本民族文化服务；其次，认真剖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凝结的其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从中国人的同质化思维角度对这些精神要素进行分析，从中了解到外国人的行为习惯和方式，以便于对外国文学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对外文化的交流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开辟新的道路，也使中国本民族的文化深入到外国民族文化中去。
2.提升教师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
在外国文学教育活动中融入文化教学已经获得教育工作者一致认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使学生了解外国一系列社会文化现况、掌握一门外语只能说是实现了外国文学教育的初级目的，能够使学生用外语表达本民族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才是达到了外语教育的终极目的。教师应该经常将外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比较，在对比中凸显二者的差异，通过引导学习者思考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差异敏感性，这样既有助于学习者避免交际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又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形成对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确态度。但是，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的教师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更缺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只是单线条化地去理解外语文化中所体现的外国本民族文化，在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没有从本民族文化角度去解读，僵化地灌输外国人文文化和精神，长期以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认同外国的民族文化而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思索和结合，最终导致本民族文化让位于外国民族文化，不利于本民族凝聚力的培养乃至国家的安全。
3.培养学生传承和推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交际与交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兼收并蓄、平等相处的，因此进行文化学习必须同时兼顾外国语言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由于我们现在实施的以成绩和分数定终身教育考察机制，使得许多学生对外语的学习过于追求价值性工具，而忽视了外语学习过程中所包含的人文性价值，使得许多学生对学习外语产生错误认识，认为学习外语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升学而升学，忽略了学习语言的真正意义，割裂了语言和文化交互关系，忽视了跨文化交流这一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作为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意识的在讲解外国文学作品时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和精神相结合，从而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性，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学习外语不应该只单一地了解外国社会文化，还应该担负起中华文化传播的和平使者使命，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精华并能够将的民族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国，使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认同中国。
总之，在外国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中，不能够单纯地为学外国文化而学，忽视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要树立把外国文化和本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在外国文化教育中体味本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增添外国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中找到契合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从而构建和谐世界。
浅谈民族文化文学: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浅谈民族文化文学:民族文化文学教育思维
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俄罗斯文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作家们以反对封建农奴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身自由的抗争精神,以同情小人物坎坷命运的人道主义精神,促进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所展示给人们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们所创造的富有哲理、栩栩如生的语言,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俄罗斯社会的舞台,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此时,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亮相,出来表现自己。俄罗斯文坛上,出现了流派纷繁的局面。除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继续发展和创新之外,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等现代主义的流派也相继兴起,开创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向我们证实,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因此,一个人文学修养的高低,标志着他文化素质的水平。由此可见,不仅文学家、语言学家的文学修养要高,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对文学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物理学历史上的罗蒙诺索夫,既是一位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语言学家。我国的鲁迅和俄国的契诃夫都曾学习过医学,后来他们都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学巨匠。
文学有两个重要功能,即教育功能(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和教养功能(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前者为提高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功能,后者为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的功能。文学能促进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表现力。语言中的许多成语、典故、新词、新义或源于文学作品,或被文学作品所认定。如俄语中的человеквфутляре(套中人)源于契诃夫的作品;сплечдело(万事大吉)源于格里鲍耶多夫的作品;汉语中的“罄竹难书”源于《旧唐书?李密传》;“风马牛不相及”源于《左传》。这些语言现象没有文学、历史或其它方面的背景知识,就很难正确理解,更谈不上运用了。成语голодныйфранцузворонерад(饥不择食)中,为什么要用француз和ворона两个成素,而不用англичан和курица或其它词表示,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正如汉语成语“司空见惯”中的“司空”不能用其它官职代替一样,因为这一成语来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人们正是通过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及表现手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及表述能力,使语言有效地为社会服务。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这一切对语言都有直接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对这些现象有具体而形象的感受。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普希金在《杜布罗夫斯基》中对俄罗斯人犯讳的描写:Вдомесмотрителясиделвуглупроезжий,оннеспрашивалсебеничай,никофе,поглядывалвокноипосвисталквеликому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юсмотрительши,сидевшейзаперегородкой。(在站室的角落里坐着一位旅客,他不要茶,也不要咖啡,他望着窗口不断吹口哨;这使坐在隔壁的站长老婆老大不高兴)。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得知,客人吹口哨对主人是不吉利的征兆,会给主人带来麻烦,从而引来“站长老婆的老大不高兴”。由于比喻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广泛运用,某些作喻体的词逐渐获得了指喻或联想意义。如俄语中经常遇到трещатькаксорока(喋喋不休地说,像鹊鸟似的),болтливыйкаксорока(像喜鹊般的唧唧喳喳)。这种比喻使сорока(喜鹊)一词获得了“铙舌妇”的指喻意义。
俄罗斯童话中有сорока-воровка(偷东西的喜鹊)的形象出现,又使сорока能联想到воровка窃贼)。汉语中有一付广泛流传的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因而使得“松树”获得了“长寿”、“青春永驻”等象征意义。“松鹤延年”也对此作了印证。社会在不断发展,新鲜事物在不断涌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表达新鲜事物的新词新义必然在语言中出现。它们往往首先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后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传播,在传播领域和文学领域中进行加工和选择而加以确认和吸收。汉语中的计算机———微机———电脑和俄语中的э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аямашина----компьютер----электронныймозг就处于被选择的阶段。这里文学对语言起到了丰富和净化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教学中文学的教养功能是不可缺少的。文学作品能激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作者的思想感情借助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感染给读者,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教人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催人奋进;一部坏的文学作品能毒害人的心灵,把人引向邪路。这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无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学教学决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教授技能。它们自始至终承担着育人的职责。
正如伟大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说:Поэтомможешьтынебыть,ногражданиномбытьобязан.(你可能成不了诗人,但必须要做一名公民)。因此,文学的教育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去审视文学作品。作品中的思想和主张,我们或接受、或扬弃、或吸收、或排除。但文学教育功能的发挥,应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人,理寓于情之中,我们审视文学作品时就要以理释情,从审美的角度去发掘作品的内涵。在过去的文学教学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教育功能,在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时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特别偏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了审美原则对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这样,有些作家和作品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年动乱时期,有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称作“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称他的名着《一个人的遭遇》是宣扬“战争恐怖”和“叛徒哲学”的大毒草。我国着名翻译家草婴因为翻译了这一着作而受到了“批判”。这种做法,失去了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原则,也背离了基本的审美原则。在我们的文学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作品,正确认识社会和时代,从而正确对待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不仅要从中学到俄罗斯优美的语言,了解俄罗斯民族的生活,还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丰富我们的知识。只有这样,文学教学在俄语教学中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浅谈民族文化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论文联盟、《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社会功能表面上似乎有些减弱,实际上却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为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化多民族文学观念和意识,不仅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贯彻宪法赋予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精神,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民族自由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通过多民族文学的学习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帮助和尊重,也满足各族群众对文学艺术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创作出更多有影响的作品,潜移默化,以此推动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也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而积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到当代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