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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研究: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近年来，随着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纵向新体制的建立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垂直管理体制的强化，地方尤其是县域金融方面出现了两个越来越明显并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权力上收导致地方金融服务越来越薄弱：二是在中央银行地方分支行彻底垂直领导并定位于金融监管后，地方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越来越不被重视。这种格局客观上将地方推到了一个无所适从、难以作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对地方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负责，但面对地方经济遭受信贷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困扰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虽然对地方金融问题缺乏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却不得不为确保一方金融安全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只从纵向金融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处于最底层、最末端的一个小问题，但由于地方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最基层的县域范围，也分布着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农业生产和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因此，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重视并及时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前一时期，随着上海、北京等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巨大示范效应的直辖市设立金融办公室，地方金融管理问题终于引起了上海各界的正面关注，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地方金融办公室之所以设立后面所依据的逻辑，以及导致其逻辑的现行金融管理体制所存在的又一种内在缺陷等深层次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势头。但近来关于银行管理体制的传言中关于地方政府金融办公室又可能成为银行监管分支机构的说法，似乎又要使问题复杂化，甚至由此导入另一个与初衷背道而驰的轨迹，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思考。
一、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
地方范围内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活动，必须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点没有成为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管理哪些事项，并应该由谁管理。在我国，与金融有关的工作事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监管，二是货币政策，三是金融改革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金融发展甚至比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更加重要并更具有根本意义，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从层次分布来看，货币政策主要任务分布在中央一级，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与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分布则基本是均衡的。毫无疑问，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既是货币政策当局也是金融监管当局的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的主要职能，与金融监管关系比较密切的金融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进入其职能范围、由其管理和协调，但金融发展问题究竟由哪个机构负责，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
与金融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和各级政府负责发展计划的部门。中央银行明确的职能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金融发展虽然应该是份内工作，客观地讲，上上下下的确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重要性排位显然比较靠后，加上金融发展牵扯的面比较广，比金融监管等更加具有宏观性和综合性，中央银行也难以全部承担，因此，既不是中央银行的重要工作更不是主要工作。各级政府的发展计划管理部门，作为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计划和规划方面负有责任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综合管理部门，有能力也有责任对金融发展负有部分重要责任，但鉴于金融工作的特殊性，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以致无论是在国家的十五计划还是中央银行的十五计划都没有关于金融发展规划的论述，金融发展尤其是地方金融发展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金融发展没有明确负责机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一方面全国的金融发展处于不自觉状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各自为“战”，自行发展，甚至背离整体发展的理想方向和目标。由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缺乏金融发展整体规划的严重性，而在四大银行相继撤并“淡出”的地方尤其是县市一级，金融发展规划的缺乏导致了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难不可避免。可以说，地方金融发展尤其是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域金融发展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中最被遗忘的角点，重视金融发展尤其是包括县域范围的地方金融发展问题势在必行、刻不容缓。鉴于地方尤其是县域范围内货币政策的任务比较轻，金融监管已有明确负责机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地方金融管理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金融发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还应该在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信用体系建立健全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归纳起来，地方金融管理职能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1、制定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地方金融发展规划应该是地方金融管理的首要职能。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个人和企业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规模、特征以及增长趋势的分析预测，参照千人和千企业平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数量和结构及其与全国和当地平均水平的比较，制定地方金融发展的总体规划，包括5年和10年发展计划。
2、指导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根据全国金融改革的精神和方向，负责地方范围内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与发展方面的重大决策问题。包括以政府和所有者双重身份，负责地方政府全资或部分出资的金融机构发展和改革方面的重大决策，负责新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组建的指导和协调等工作。
3、推动地方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建设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信用体系建立健全理所当然是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能。包括地方范围内的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都应该纳入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
4、配合、协调中央驻地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为了搞好金融监管并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要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作好与中央驻地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工作，配合金融监管机构作好工作，形成合力，共同确保一方金融安全。
二、地方金融办公室的定位与走向
地方金融办公室的成立实际上早已铸就于垂直化金融管理体制的建立，对垂直体制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导致新问题出现的这种按下葫芦漂起勺现象的逐步发现和认识，促使一些地方政府从一两年前开始设立自己的金融管理机构，近来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巨大示范效应的直辖市金融办公室的设立，使得地方金融管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可能引起或存在的问题也随之被揭示，而对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下一步走向的推测更使这一问题备受关注。
1、关于地方金融办公室的名称与职能定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为了促进驻地金融机构改进服务、填补地方金融管理的空白，一些地方政府成立了独立或挂靠于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金融办公室（也有与地方党委的金融工作委员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运作的），总体来看，应该说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有力举措。因为，中央银行分支行主要关心的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虽然也为地方金融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毕竟不是其法定和主要任务，在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范之间难以兼顾和平衡，尤其是当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出现明显的矛盾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向金融监管方面倾斜，无意或善意地忽略了地方金融发展，这正是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金融创新大大滞后的原因。所以，地方金融管理职能不能由中央银行分支行来兼职行使，有必要由地方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成立地方金融办公室，而是应该赋予地方金融办公室什么样的职能？就现实情况而言，目前与金融相关的地方政府机构，有些名为金融服务办公室，但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职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有些名为金融研究办公室，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有些是地方金融安全办公室，协调有关金融安全工作；有些类似于联席会议机构，主要是沟通协调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和驻地金融机构。总体来看，名称不统一，也不规范，更与预期的职能定位不符；职能不明确，也不，更不尽合理。名称、职能尤其是职能有必要进行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可正名为地方金融管理办公室为宜，其职能可明确界定为制定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指导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推动地方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工作、配合协调驻地金融监管机构工作等几个主要方面，以便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推动不能再忽视的重要工作，履行不可或缺的职责。超级秘书网
2、关于地方金融办公室的走向。近来在关于设立银行监管机构的传闻与讨论中，地方金融办公室被有意无意地涉及其中，有媒体认为，各地政府迅速成立金融办的司马昭之心是使“金融办”成为拟议中的“银监会”的派出机构，以期得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权；即便并非如此，地方政府纷纷推出金融办也是令人不安心的。就个别情形而言，不能排除“金融办”希望成为“银监会”派出机构的主观意图和现实可能性，但并非所有的金融办都希望如此，即使金融办真的成了所谓“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能否如愿以偿得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权恐怕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金融办”既然成为了“银监会”的派出机构，恐怕就不再听命于地方政府而只能或主要听命于“银监会”了，地方政府也就难以收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权了，这一点已经有前面的地方证管办成功收编为证监会派出机构为例。因此，即使有些金融办或地方党委金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机会纳入正规的垂直管理体系，以增加机构的稳定性、性甚至工作的优越感，恐怕也很难说所有或大多数地方政府迅速成立金融办有什么司马昭之心，不必为此而过分担心。相反，真正令人担心的倒不是一旦金融办成为“银监会”派出机构后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而是地方好不容易开始的纠偏努力又将前功尽弃、回到起点，地方金融发展等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又将处于无人问津、停滞不前的状态，地方金融服务的改进又将处于听天由命的境地！据此，我们主张，地方金融办的未来应该是地方金融发展的规划、管理和金融监管机构而不应该是“银监会”的派出机构，“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应该顺理成章地从中央银行的分支行或金融监管办公室产生，而不能也不必收编地方的金融办公室。希望地方金融办的纷纷设立能够是借十六大的强劲东风，加快金融管理体制向良性发展和地方金融发展走向正规的良好开始！
区域金融研究:研究区域金融流动思考
摘要：研究区域金融，必须考察货币资金在区域之间的流动。货币资金区域流动的非均衡性直接制约着区域资本的形成、积累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影响着区域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乃至整体宏观经济增长。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西部地区资金流向东部地区，近年来尽管有一些东部资金往西部流动的迹象，但仍然没有改变金融资源分配的“东高、中中、西低”的状况。对此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作初步评析。
一、货币资金区域流动的表现
1从存贷款变动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从银行系统角度看，区际货币资金的流动可以表现在区域资金吸纳和运用能力的差异上。而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变动情况来分析，区域资金运用能力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变动情况加以衡量。
从表1可以看出，在存款资金的分布上，东部地区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且比重逐步上升，2003年高达6479%，而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在2000年后却逐步下降，其相对差异东部对西部由1999年的379倍提高到2003年的402倍，东部对中部由1999年的316倍提高到2003年的339倍。存款的增长速度方面，虽然东部地区2003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在贷款资金的分布上（表2），东部地区的优势依然比较明显，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一半以上，且逐年上升，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比重却逐年下降。应当说，这种情况是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的。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能够反映在存贷款增速的不同及其差额中。从增速上看，2000年至2002年，东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大于贷款增速，但在2003年，东部地区的存款增速大幅度减少至2083%，甚至低于贷款增长速度2283%的水平，而中西部的贷款增长速度则大幅上升。由于各地区企业在本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一般直接转化为该账户的存款，这对银行来说，存款与贷款的变化就具有同步性。因此，东部地区存款增幅小于贷款增幅的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部资金向西部流动的趋势。此外，从银行系统存差的角度看，2000年以后三大地区银行系统都是存差，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3年存差增长率分别为4146%、2242%，高于东部地区1571%的水平。而2000年以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部分都表现为贷差。中西部地区贷差转变为存差的情况也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资金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在提高。
2.从回购、同业拆借市场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银行间的回购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也可以反映出区域间资金流动。按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至2005年4月各地区净拆出拆入的资金额，如表6、表7。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5年，东部地区都作为资金净融出方，中西部地区基本上都为资金净融入方，尤其在2001年和2003年，回购市场和拆借市场资金量都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但是由此并不能简单得出东部资金往西部流动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作为回购市场和拆借市场的主要资金融出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是位于北京，北京的资金融出量肯定占有较大的比例。从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东部城市是主要的资金净融出地区。所以，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交易情况，我们能够大致看出区域资金的流向，是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当然，也能大致判断中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趋势。
3从资本市场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资本市场筹资情况同样可以反映资金在不同区域中的流动。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完善，证券市场融资的区域结构极不均衡，东高西低的格局十分明显。2000年到2003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20589亿元、56495亿元、50794亿元和24611亿元。东部地区的融资总额分别是中、西、东北部地区的364、405和837倍。这说明资金是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的，这种资本分布的局面，必然引起资本配置效率的损失，不利于总体经济增长。
4从外商直接投资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外商直接投资也是资金流动的直接表现，只是这种资金流动是增量上的流动，而不是既定存量下的区域资金流动。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对外资的利用有区位优势，从而使东部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为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资金基础。不用置疑，我国外资在全国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向东部地区倾斜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比例很少。截至2000年底,东部地区占据了全国外资利用总额的8143%，中部占据了733%，西部为459%，东北地区为665%。但到了2004年底，这种格局出现变化，一方面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降到了7715%，显示出轻微的降低趋势，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也在缓慢下降，但是中部和东北地区，从2000年到2004年利用外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尤其是东北地区增长速度很快。这体现出资金往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的迹象。
5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区域间资金流动。
固定资产的投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基本建设及贷款投资总量的50％以上是在东部地区完成的，中、西部地区不足20％，这是国家采取了政府投资倾斜政策和吸引外部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结果。从2000年至2004年的数据来看，虽然中间有一定的波动，但2004年相对于2000年来说，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所占比例是上升的，而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较小幅度的下降。这体现了中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的逐步健全，造成一定的资本流入。
综合以上资金流动的表现，我们认为，当前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仍然占较大比例，其中包括中西部的资金流入和外资流入。但已出现了东部资金向中西部扩散的迹象。
具体说来，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主要有以下渠道：及时，资本市场筹资推动的资金流入。在西部地区，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很差，选择能够上市标准的企业很困难，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因此，由券商推荐的上市公司及上市的基金较多。在一级市场上，会导致全国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入。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的资金流入。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及经济开放程度，东部地区外资投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占相当大的比例。第三，银行系统资金调度的资金东流。自1998年取消贷款限额控制以后，各国有商业银行对东部地区分支机构实施全额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西部地区实行新增额度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会导致资金东流。此外，商业银行实施不同的存款利率，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行上存存款，然后将其运用到经济发达地区较高收益率的贷款项目上。应该说，银行系统的资金调度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社会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第四，区域金融机构的成立也是资金东流的表现之一。改革后所创建的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现了按经济合理性原则配置分支机构和市场非均衡性区域发展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地方区域性
金融机构如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而且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分支机构也是按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要求设置,这从增量的意义上改变了原有的均衡性区域结构。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东部地区；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基本上在本区域内。第五，商品交易导致的资金东流。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门类齐全，许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要向东部地区购入，通过这种购买渠道，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但这部分资金流动主要表现为地区银行存款的变动，从银行的存款余额上不容易表现出来。资金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也有几个渠道：及时，我国东部地区资金和部分外资在寻求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开始向中西部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中西部优势的资源性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带来资本的流动。第二，对西部支持的政策性贷款以及国债投入等资金流入，这是全国资金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入。第三，中西部劳务输出所形成的回流资金，具体表现为东部资金向中西部的流入。随着西部投资环境的完善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逐步深入，及时和第二个渠道的资金流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影响资金流动的因素分析
1资金报酬率。
现代比较利益理论的代表俄林认为，地区间要素供给差异及其价格差异，是造成要素流动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对要素流动的刺激来源于地区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对作为要素的资金来说，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这一要素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由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这动若是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被称为扩散效应，它将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则称为回流效应，它将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发达区域的比较优势强，经济增长速度快，因而回流资金要超过扩散资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区域的经济趋于成熟，区域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时，由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受资源、市场的限制，继续投资将遇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这时发达地区将开始向落后地区投资，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劳动力优势，此时资金流动以扩散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趋于缩小，最终达到平均。因此，我国早期资金往东部流动与现期向中西部流动的趋势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在起决定作用。
2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也是造成资金流动的根本原因。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微观经济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完善，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这不仅能加强区域内资金的积累，同时能有力地吸引外部资金的流入。前文所述的几个资金流入的渠道，如商品交易、外资引入、资本市场筹资等，都是建立在东部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另外，我们从东部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资金流动与经济增长是呈循环互动关系的，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金流向该地区，资金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相对薄弱，再加上资金的规模效应不足，造成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决定，中西部资金往东部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过这种区域发展差异及资金流向的情况。
3货币化程度。
所谓货币化，是指非货币化经济向货币化经济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规定。从量上看，货币化是指在一国全部总产品中，通过货币进行交换的产品所占的比重扩大。从质上看，货币化是指货币功能的深化。就经济货币化与资金流动的关系而言，货币化为资金流量的扩大奠定了必要的价值前提，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配置要通过货币与资金运动的形式加以实现。同时，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差异会引起资金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而且这种资金流动主要发生在货币化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之间和货币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地区之间，而在货币化程度都比较低的地区之间，资金相互流动的量是很小的。
现实地看，东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较高，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方面进步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以此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相应推动了金融结构的调整。这时候的货币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核算工具，而是具有资产的功能，对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货币的功能会得到充分发挥。随着货币化的推进，大量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产形式，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出现，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便捷的媒介和渠道。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货币化水平和众多的盈利机会，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沿海发达地区。
4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改革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反观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的进程滞后，改革的动力不足，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因此资金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果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得不到提高，即使有资金流入，西部地区较低的金融发展也难以将资金留住并难以使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5政策倾斜的地区差异。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东部地区往往通过试点等政策优惠享受到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也是形成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实施东部提前发展的战略之后，政府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战略，这种地区倾斜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资金注入该地区，通过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兴建一些大型项目等，吸引其他区域的资金流入。政策支持与资金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光靠政策支持促使资金流入是不够的，中西部地区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将资金留在区域内，让它充分发挥作用。
区域金融研究:区域金融支持研究
技术进步率的区域比较
1．技术进步率变化的时间趋势分析。为了研究资源富集区与资源贫乏区两个区域技术进步率的动态变化，探寻变化的根源，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两个区域的技术进步率，并根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时间，将整个时期分为1990—1999年和2000—2010年两个阶段进行考察，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表1显示，1990—2010年我国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分别为1．031和1．50，即两个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年均分别提高3．1％和5％。分时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前，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49，平均每年增长4．9％，而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82，平均每年增长8．2％；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14，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年均技术进步率比西部大开发前减少3．5％；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21，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年均技术进步率比西部大开发前减少6。l％，但仍高于资源富集区，具有显著优势。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力度，由于能源行业自身具有高额的行业利润，对技术进步及技术更新速度的需求偏低，因此在资源富集区高份额的能源工业会间接抑制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速度。表1反映出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富集区的年均技术进步率已低于西部大开发之前，可见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该区域能源产业的大力发展，但其技术进步的速度却趋缓。非资源富集区不同于资源富集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后，由于国家西能东送等宏观政策的倾斜，西部能源富集区向东部非资源富集区的能源输出量非常巨大，对非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充裕的能源流入也间接抑制了该区域的技术进步，延缓了该区域技术进步与技术升级的速度，因此相对于西部大开发之前，其年均技术进步率也出现了下降。总体来看，由于要素禀赋不同，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产业结构不同，造成了两个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存在较大差异，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要高于资源富集区。
2．分地区的技术进步率。表2是本文测算出的12个省份技术进步率的排名结果，从中可见，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整体来看，资源贫乏区的技术进步率基本排在资源富集区之前，上海与浙江分居前两位，技术进步率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2％与6．7％，江苏、广东、福建分列第五至七位，年均技术进步率增速分别为5．4％、5．4％和3．5％，优势显著。能源富集区各省排名整体靠后，其中内蒙古和新疆排名较前，分列第三、四位，其原因在于当地自身基础条件较差，技术进步的空间巨大，容易形成后发优势。
计量模型和变量定义
为了进一步判断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率的作用，本文通过改进检验资源诅咒的截面数据模型¨，建立了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其中，TECHCH为技术进步率；lnGP为滞后一期的人均GDP自然对数；SXP为能源依赖度，反应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本文借鉴奥蒂(Auty)的做法，并参考当前我国资源依赖指标使用的度量方法构建了资源依赖指数，即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与采矿业职工收入占职工总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Loan为金融支持度，本文借鉴金(King)等所采用的金融深化指标]，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E代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不同的区域其产业结构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用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E代表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是实现持续性创新的基本条件，本文使用九年义务教育人口(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与小学在校生之和)与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代表技术创新投入，即各省R&D的研发投入(由于数据统计不全，这里使用R&D内部支出)占各省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i对应于各城市截面单位，t代表年份，‰一为待估参数，为随机扰动项。数据选取1990—2010年间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实证结果及讨论
1．整体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与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能源依赖度SXP对技术进步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资源富集区为一1．358，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该区域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形成了对创新行为的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技术的进步；非资源富集区为2．071，但显著度不高，说明该区域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关系并不显著。从金融支持度Loan来看，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与金融支持率均呈正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0．625和0．944，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见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源富集区明显低于非资源富集区。据相关统计，西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因此资源富集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因自然资源所形成的先天资源禀赋优势产生了以能源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禀赋特性决定了该产业具有超额利润，所以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萎缩，过多的初级产品挤出了具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现了对创新的挤出效应，因此金融支持的作用对技术进步是有限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经济对于能源行业的依赖程度，固化了原有的产业结构。而非资源富集区明显不具备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但却拥有发达的市场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制造业部门发展迅速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据高额比重，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行业利润平均化，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才是获取更高行业利润的途径，因此金融体系对于资金的合理配置有效地推动了该区域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实现其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资源富集区的系数为0．478，在10％的水平上显著，非资源富集区为19．738，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禀赋的不同造成了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资源富集区形成了以能源产业为丰导的产业结构，间接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技术有较强需求的制造业的衰退，对技术进步形成挤出效应，非资源富集区中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大，其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更新的速度。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在资源富集区均为负相关，在非资源富集区均为正相关，表明在资源富集区存在大量的人才流失、教育水平过低和科研技术转化低效等问题。
2．分时段回归分析。同样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本文将面板数据分为1990—1999年与2000—2010年两个阶段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资源富集区的能源依赖度SXP与技术进步率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负效应在不断加强，大开发前，资源富集区能源的开发对于该区域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性，大开发后，能源开发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工程，“西气东输”等能源项目的实施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的强度，进一步形成了对能源产业的依赖，强化了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非资源富集区能源依赖度SXP与技术进步率在西部大开发前后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增幅巨大，大开发前二者关系并不显著，大开发后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的能源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向非资源富集区的输入，不仅弥补了该区域的资源劣势，而且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有效地补充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能源缺口，从而推动了当地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技术进步。金融支持Loan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差异较大。资源富集区在西部大开发前为0．277，金融支持对于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大开发后为一1．619，变为了负作用，其原因在于大开发加强了资源富集区的能源开发力度，不仅满足了本区域的使用需求，而且还满足了非资源富集区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需求，能源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价格的快速提高，促使金融支持对其的投入不断增加，推动了富集区能源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的进一步繁荣，最终加剧了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富集区，金融支持在大开发后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增强，主要是由于在大开发弥补了该区域资源劣势的基础上，金融支持扩大了制造业的发展规模，为了获取更高的行业利润，企业提高了技术进步的速度。需要指出，除了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其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匹配的，由于非资源富集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远高于资源富集区，因此金融发展水平在两个地区存在差异，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对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由正变负，非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后有了明显加强，原因同前文所述。人力资本投入是技术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人力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由正变负，主要是由于大开发后国家对能源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加大，而初级产业部门的扩张不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因此该区域高技能劳动力难以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导致其大量外流，而大量低文化水平劳动力进入了能源初级部门，使得该区域缺乏对于劳动力培训与教育的动力，延缓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同时导致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以高技能劳动力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其他工业部门的萎缩，遏制了技术的进步；非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均为正，且增速明显，原因在于大开发间接影响了资源富集区高级劳动力的外溢，而提高了非资源富集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源泉，科技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均为负，且关系不显著，说明大开发后能源行业的发展吸引着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挤出了技术创新，导致资金从R&D部门流向初级产业部门；非资源富集区则由负变正，说明科技转化能力与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拉大了两个区域的技术进步差异。
本文作者：薛晴1常建新2作者单位：1西安交通大学2西北大学
区域金融研究:金融资源配置非均衡区域差异研究
提要: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配置非均衡在一定程度加大各省区之间的差距。本文从省级角度出发，通过对我国31个省份2009～2014年金融资源配置状况通过统计指标进行分析，得出各省区在金融资源规模和结构方面存在差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差异不显著，然后探讨我国各省区金融资源配置非均衡的原因，对如何协调金融资源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异；贷款余额；保费收入；上市公司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区域发展中，已经成为决定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第二的喜人成绩下，我国区域金融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现象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白钦先率先提出金融资源概念及金融资源理论。在金融资源配置非均衡原因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有李兴江、赵峰（2003）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是由于我国改革发展中造成的区域差异使得金融资源配置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特点；金融发展政策环境的矛盾性使金融区域发展呈现梯度格局。丁文丽（2006）认为，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特性是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引起的，这种差异性直接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失效，并呈现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杨东亮、陈守东、赵晓力（2008）认为，影响我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政府出台的金融支持优惠政策和地方财政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马太效应”、区域性信贷规模的差异和证券类金融市场的空间分布差异等。安烨、刘力臻、周蓉蓉（2010）指出，造成国内金融区域差异的深层原因包括政府制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为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根源；“一刀切”的金融调控政策没有考虑到区域消化政策的差异性，导致进一步扩大金融差距。累积因果效应使区域金融差距不断扩大。王佳（2012）通过对安徽省17个地市的金融资源分布和结构进行比较，并运用SPSS软件对17个地市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安徽省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非均衡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经济初始条件差异、政府干预及政策因素、金融生态环境地区差异、金融组织体系安排不合理等。罗玉冰（2016）对金融资源配置赋予新的界定和内涵，并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金融效率、普惠金融四个维度对2000～2013年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状况进行动态与系统分析。本文在上述文献基础上，从省际角度分析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异现状及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选择
本文从省际角度出发，对我国31个省2009～2014年的金融统计数据进行整理，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方面去分析各省区的发展现状；选取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情况；选取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占比来分析各省份金融融资的结构情况；选取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资源在各省份的产出效率。
二、数据统计与差异比较
（一）各省区发展现状分析
1、银行业。本文从各省区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总额两个方面比较各省份金融资源在银行业分布差异。（1）各省份金融机构数量比较。2009～2014年，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川的金融机构数量都超过10，000家，河北2013年超过10，000家，浙江2010年超过10，000家。2009～2014年海南、西藏、宁夏、青海的金融机构数量在全国一直处于最少，到2014年也没有超过2，000家。（2）各省份金融资源总额。各个省份在金融资源总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截至2014年，广东的金融资源总量达到175，296亿元，而西藏只有3，311亿元。2009～2014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金融资产总额每年都超过5万亿元，2011年山东超过5万亿元，辽宁2013年超过5万亿元，河北、福建、河南2014年超过5万亿元。2009～2014年，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的金融资产总额低于1万亿元，贵州、甘肃2009年和2010年低于1万亿元，2011年开始超过1万亿元，贵州2014年达到20，186亿元，甘肃2014年达到19，140亿元。新疆2009年低于1万亿元，2014年达到21，982亿元。
2、证券业。本文从各地区上市公司数（家）和股票市价总值两个方面比较各省份金融资源在证券业的分布差异。（1）各省份上市公司数（家）比较。2009～2014年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是广东，2009～2011年上市公司数量最少的是西藏，2012～2014年上市公司数量最少的是青海。广东、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北京2009～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都超过100家，2012～2014年以后年份全部超过200家，四川2011年超过100家，河南2012年超过100家；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2009～2014年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26家，海南2009年和2010年也少于26家，2014年达到29家，内蒙古2009年也少于26家，2014年达到33家。云南、江西、新疆、陕西、重庆、海南、广西上市公司数量也相对较少。（2）各省份股票市价总值比较。北京2009～2014年的股票市价总值一直超过10万亿元，在31个省份中以优势排名及时，西藏、宁夏2009～2014年股票市价总值低，低于1，000亿元。北京、上海、广东2009～2014年股票市价总值都在1万亿元以上，江苏、浙江2010年之后也达到1万亿元以上，山东只有2010年和2014年超过1万亿元，其他年份低于1万亿元，福建2014年超过1万亿元；海南、甘肃、广西2009～2013年股票市价总值在1，000亿元～2，000亿元之间，2014年在2，000亿元～3，000亿元之间，2009年重庆、江西、黑龙江在1，000亿元～2，000亿元之间，黑龙江2011～2013年在1，000亿元～2，000亿元之间，吉林2013年在1，000亿元～2，000亿元之间。青海2012～2014年股票市价总值小于1，000亿元。可以看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省份上市公司数量、股票市价总值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是较高的，在这些省份资金充足，市场占有率高，证券机构向社会提高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这些省区较完善的证券市场，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各省区资本市场使用效率、扩大了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这些省区与其他各省区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而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份上市公司数量和股票市价总值在全国是低的，这些省份资金短缺，融资能力不强，导致了这些省份的资金外流，加剧了与其他省份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3、保险业。本文从保费收入方面比较各省区保险业的差异。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是指区域内所有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而向投保人收取的保险费总和。由于保费收入是保险公司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是保险公司履行保险义务的资金保障，区域内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反映了该省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广东、江苏2009～2014年保费收入一直较高，西藏2009～2014年保费收入一直低；北京、山西、上海、江苏、山东、广东2009～2014年保费收入在600亿元以上，浙江、河南、四川2010年之后超过600亿元，辽宁只在2013年超过600亿元；海南、西藏、青海、宁夏、贵州、甘肃2009～2014年保费收入小于210亿元，广西、新疆2009年和2010年也小于210亿元，天津、内蒙古、吉林、江西、云南2009年也小于210亿元。
（二）各省区金融资源规模比较。本文选取贷款余额占总贷款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来衡量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哪个省份的比值越大说明金融资源集中在哪个省份。广东占比在2009～2014年都是较高的，有个别省份占比是0（四舍五入造成，实际数值接近0）。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山东、上海2009～2014年占比一直高于6%，五省占比加总在50%左右，说明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这五个省份。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甘肃、海南2009～2014年占比都不超过1%，五省占比加总在4%左右，说明金融资源在这五个省份很少。贵州2009～2013年占比都是1%，2014年占比达到2%。其他省份占比在2%～5%，金融资源规模相对比较合理。
（三）各省区金融资源结构比较。本文从融资结构方面来说明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差异。间接融资是指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的资金融资行为。间接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直接融资是指没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借贷双方直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的行为。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融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本文将各省市的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比重与全国水平进行比较发现，2009～2014年北京、山西、辽宁、浙江、河北、广东、安徽等省份直接融资比例在全国排名靠前，而且这些省份融资结构较合理，融资渠道广泛。2009～2014年宁夏、青海、宁夏、广西、贵州等省份排名靠后，而且这些省份融资结构单一，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
（四）各省区金融资源效率比较。本文用贷款产出比来评价各省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贷款产出比=各省区贷款余额/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由于省份较多，数据较多，所以对贷款产出比进行划分：贷款产出比值不超过1的省份定义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的省份，贷款产出比值在1～1.5之间的省份定义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中等的省份，贷款产出比值大于等于1.5的省份定义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省份。2009～2014年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份的贷款产出比值大于1.5，说明这三个省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青海、宁夏2009～2012年比值在1～1.5之间，2013年和2014年比值超过1.5，说明这两个省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变低；海南、甘肃、青海2009～2013年比值在1～1.5之间，2014年比值超过1.5，说明这四个省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变低。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2009～2014年比值一直小于1，说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江西、广西2009～2013年比值小于1，2014年超过1，说明这两个省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安徽2009～2012年比值小于1，2013年和2014年比值超过1，说明安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新疆2009～2010年比值小于1，2011～2014年比值超过1，说明新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西藏2009～2012年比值小于1，2013年比值超过1，2014年比值超过1.5，说明西藏金融配置效率下降严重。其他省份2009～2014年贷款产出比值一直在1～1.5之间，说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变化很小。
三、金融资源配置非均衡原因分析
（一）政策原因。政府前期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效果显现，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政策对省际差距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每个特区的建立，对其他地区而言就意味着丧失公平。沿海地区早期的“经济特区”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奠定了其先发优势，订单和市场份额又使其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结果必然是沿海与内陆省份的经济差距被逐步拉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必然要在追逐自身利益较大化的前提下进行流动，由于沿海各省区金融体系更加完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社会信用程度更高，致使这种不均衡更加严重。
（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
1、银行业。由上文银行业差异比较可以看出，江苏、浙江、河南、广东、四川等省份金融数量、金融资产总额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是较高的，在这些省份金融组织体系较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明显优于其他省份。各个省份在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质量，进而影响金融资源的回报与收益。不良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金融机构对该地区惜贷，从而导致金融资源从该地区流出。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由于市场参与主体对余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健全，更易吸引域外金融资源流入。这也使得上述省份与其他各省份在资源配置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各省份之间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2、证券业。由上文证券业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省份上市公司数量、股票市价总值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是较高的，在这些省份资金充足，市场占有率高，证券机构向社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这些省区较完善的证券市场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各省区资本市场使用效率、扩大了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这些省区与其他各省区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3、保险业。由上文保险业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广东、四川等省份保费收入在全国所有省份是较高的，在这些省份保险业比其他省份发达。这些省份较发达的保险产业能够分散及降低风险，这与其他省份相比较，也加剧了各省份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三）金融创新能力的差异。综合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上述分析指标可以得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广东等省份金融创新能力比其他省份都强，而相比较而言，甘肃、青海、西藏、宁夏等省份的金融创新能力较差。一个省份的金融创新能力，体现的是包括或受其影响的经济、科技、文化、人才等要素在内的金融业整体实力。创新能力强，意味着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是各个省份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四）融资结构的差异。由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统计分析指标可以得出，北京、山西、辽宁、浙江、河北、广东、安徽等省份融资结构较合理，而相对而言，宁夏、青海、宁夏、广西、贵州等省份融资结构不太合理。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由于国家20世纪末政策倾斜，加上这20多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各个省份金融创新能力的差异，使得目前金融资源在各个省份间存在非均衡性，这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本文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1、鼓励落后省份积极引进外资，努力扩大金融资产总量。要想解决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拓宽金融资源来源渠道，努力扩大金融资源总量。政府应当鼓励东部发达省份向中西部发达省份投资；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地方性、社区性、民营性中小金融机构，尽快扭转各区域金融机构数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局面。研究设立区域股权投资发展基金，利用股权投资方式吸引资金流入。
2、转化政府角色，实行差异化金融调控政策。金融资源要想实现合理流动，应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调控为辅助的协调机制。所以，政府应合理开展行政管理的改革，使政府行为更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
3、提升欠发达省份金融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增长极。不断完善金融组织机构，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促进金融业服务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利用地方政府财政、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等资本，探索成立政策性较强的区域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运用社会资金，重点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支柱产业发展等提供资金支持，切实解决地区金融弱化问题，进一步完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推动金融与经济更好地发展。
4、拓宽融资渠道。由于欠发达省份金融融资渠道单一，大部分融资需求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方式实现，直接融资比例很小。而银行贷款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来说，其形式不够灵活，且审批环节复杂，审批较为严格，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因此，要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加大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力度，完善区域金融体系，积极发展区域证券、票据、保险市场，增强融资灵活性和便利性。
作者: 张彦军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