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篇漫谈中外文化交流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漫谈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文化间的交流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推动文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留学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交流;留学生;传播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及时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及时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漫谈中外文化交流: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漫谈中外文化交流:龟兹石窟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但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龟兹石窟中的波斯艺术元素再现了波斯精致奢华的城市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优雅、富丽的波斯艺术特质。龟兹石窟中对波斯文化的模仿与移用，体现出龟兹古国对波斯工艺的追捧和生活的向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波斯物质生活的巨大诱惑力和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蓬勃。龟兹石窟中的波斯艺术元素，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场景构图、装饰纹样、器皿造型、乐器形制和祆教题材等几个方面。
一、龟兹石窟中所见波斯艺术元素
（一）人物形象
龟兹石窟中的世俗供养人，身穿长至膝部的长袍，一对夸张的大翻领，腰部束带显出腰身的纤细，足蹬护小腿的皮靴，整个形象显得挺拔而修长，在体型和服饰装束上体现出波斯的特征。同时，他们的站立姿势也是独特的：与人物体型不成比例的、又尖又小的双脚，脚跟向内、脚尖向外，以类似芭蕾舞的姿势脚尖点地站立。这种造型源于波斯，波斯银盘中骑士的脚就是这样表现的。因为萨珊人的坐骑没有马镫，所以成就了这种独特的足部造型，脚前伸紧绷，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无镫的马背生活。波斯金银币中表现火坛祭司的场景中，也有很多人物是以这种姿势站立的。龟兹石窟中武士的装束也来自波斯。早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已装备了由铁甲片编缀而成的鱼鳞甲，在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波发现的遗迹中就有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骑士。在波斯文化范畴内的粟特所发现的穆格山皮盾囊上的骑马图，与克孜尔14窟智马本生图相比，人物的装束、骑马的动态、画面表现的角度都很相似。武士所着的横条纹的甲胄，弓箭袋的大小和放置方法，马匹的形态，以及身上的装饰，都显示出二者的渊源关系。龟兹石窟中有的金刚神形象，也借鉴了波斯货币上的头像。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龟兹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流通的货币就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克孜尔207窟金刚神造型无疑包含着丰富的波斯艺术元素，人物头冠两侧的双翼、头后两条卷曲的飘带、联珠纹的耳饰和项链，都具有波斯艺术的典型特征。加上头发以圆形凸起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物优雅的神态，都向人们暗示着波斯艺术远播的痕迹。此外，据《周书•异域传》记载，波斯人有剪发之俗。龟兹壁画中的王族是剪发齐颈的，也是受到了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场景构图
龟兹石窟中表现狩猎场景与波斯银盘狩猎图的构图方式非常相似。狩猎是波斯人喜欢的题材，他们乐于把国王射杀动物的英勇形象制作在银盘上，以此来颂扬国王的英勇与威猛。最早的这类主题就源于波斯，并在公元4世纪形成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龟兹的狩猎图采取了波斯银盘的构图形式，骑马的人物位于画面的正中，右手从头后边拉弓、露出脸部。动物就在狩猎者身边奔跑，四蹄张开腾空，摒弃了实际的距离感和空间感，却使画面达到一种丰富而均衡的效果。波斯艺术家把诸多对象紧凑安排的手法被龟兹石窟所继承。有趣的是，这种狩猎图像到了敦煌，采取了中原山水画的表现方式，狩猎者与动物的距离变远了，而且描绘出其间的山川和树木，更趋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波斯狩猎图在公元4世纪，所射杀的是狮子和野猪两种野兽，但是到了5-6世纪，动物则变为对人没有威胁的食草类，如野牛与瞪羚等。约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198窟，商莫迦本生图中所射杀的动物为鹿。龟兹石窟中狮子捕食的场面也源于波斯。史籍中多次记载波斯国遣使献狮子的史实。“狮子”的汉语发音正是源于波斯语“Sheer”一词。狮子常常出现在波斯萨珊的狩猎银盘纹饰中，前后肢角度分开极大，几乎呈一条直线，与森木塞姆第41窟狮子形象如出一辙。此外，龟兹石窟的八王争舍利图也借鉴了波斯王位继承图的形式。萨珊的王位继承图无论是双人、三人或是多人，多采用左右对称构图。人物身体部分常常是正面，脸大都是半侧面的。阿达希尔一世登基纪念浮雕与克孜尔224窟的八王争舍利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匹和人物在画面呈对称式分布，马匹微低头、抬起内侧的前腿，与对面的马相呼应。而且马匹的类型也与波斯相同，头小、胸宽、腿细高、腹围窄、蹄大，马鬃结三绺，显得矫健而善于奔跑。这几项正是伊兰马种的特征。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波斯特征，尤其人物腿部被刻画得丝毫没有力量感，柔软地从马背上垂下。
（三）装饰纹样
龟兹石窟中有丰富的装饰纹样，尤其是以菱形划出边界，在菱形内填充动物、植物和故事的“菱格画”，更是全国石窟中的。这种菱形格的构图方式，早在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的“袭击黑人的牡狮”就以规则的拱形叠加构成故事的背景。虽然在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为波斯所灭，但其形式却被波斯艺术所继承。到了萨珊时代，装饰性是其突出特征，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朝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耶路撒冷梅耶尔•伊斯尔伊斯兰艺术纪念所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银瓶，虽然年代约公元7世纪，但它体现着萨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每个拱形内，绘以不同的动植物。既有独立的纹饰，又有整体的构成效果。同时，由于波斯人的兴趣不在于创造一个幻想中的大自然，而喜欢在平坦图案上表现他们的装饰能力，所以他们热衷于使用大色块来获得辉煌的效果[10]。龟兹的菱格画中，工整的装饰纹样、对称的图案表现、以及大面积的蓝绿色调的运用，都拥有波斯艺术元素的特质。同时，在龟兹石窟中，无论是什么题材或内容，常常在背景中规则的装饰着花朵或其他抽象的图案，也是受波斯发达的装饰技巧的启示。龟兹石窟中人物的头冠、耳环、项链、腰带、衣服的纹样以及壁画背景的装饰图案等，广泛地使用着波斯创造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联珠纹。这种纹饰与波斯的祆教信仰有关，象征神明居住、光明常在，并能赐福的天空与光明、华丽而又具神圣的珍珠等[11]。这些美好的象征意义很受青睐，大批量生产在波斯锦当中。4世纪中叶，波斯先后建立起了一些丝绸作坊，生产的绸缎带有特点鲜明的图案，最典型的就是联珠纹围绕着中央有兽或鸟的造型。这种联珠纹的形式，在龟兹也受到了喜爱，并在石窟中广泛地运用。而龟兹王室成员所着的联珠纹“波斯锦”，更明确反映出波斯货物在当时是时尚和权贵的体现。此外，还有编带和绣花，都是仿波斯的装饰风格。
（四）器皿造型
龟兹石窟中还有一些波斯的器皿造型，最典型的就是多曲长杯。这是一种平面呈椭圆形、由杯沿到杯底纵向分瓣的器皿，犹如盛开的花朵，器型优美华丽。多曲长杯是波斯人在萨珊时期创造定型的器物，3至8世纪，不仅流行于波斯，而且逐步向外传播，并被仿制[12]。这种器物不仅出现在龟兹石窟中，还给唐代带去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重要的器物造型之一。克孜尔38窟中，两位天宫伎乐手中所持的就是典型的多曲长杯。及时个杯的形制、色彩与萨珊王朝的多曲长杯一致；第二个的形制为萨珊王朝多曲长杯，但是其清淡透明的色彩却显示出玻璃的质地，这或许是玻璃制品模仿了金银器的形制。因为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已经能够很好地使用罗马的玻璃技术，并且形成了有独具特色的萨珊玻璃造型[13]。与犍陀罗石刻中天宫伎乐多为手持莲花的造型相比，更富于生活气息，体现了龟兹文化多元性特征。
（五）乐器形制
波斯艺术元素在龟兹石窟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乐器形制。龟兹乐的主要乐器———曲项琵琶和竖箜篌，就是来源于波斯，这在龟兹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中都有着丰富的遗存。波斯帝王宴饮图银盘中的曲项琵琶与公元7世纪克孜尔尕哈石窟壁画中的曲项琵琶在形制和弹奏方式上是一致的；波斯萨珊朝塔卡依博斯坦石雕中出现的竖箜篌，与克孜尔石窟出土的公元7世纪木雕伎乐天手中所持竖箜篌的形制也基本相似，只是琴弦的倾斜角度和弦数的差异较大。克孜尔石窟中的竖箜篌琴弦几乎垂直于底部，所以琴弦所系的另一端就制作得较长且圆。而弦数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实质的问题。因为从二者的造型风格上看，克孜尔木雕较为简约、概括，有可能是克孜尔的雕刻者对琴弦也采用了简化的手法。龟兹壁画出现曲项琵琶和竖箜篌的时间在公元5世纪间，和丝绸之路发展、与波斯交通进一步加强的历史相一致[14]。著名的龟兹乐舞受到波斯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乐器方面的受益更深。
（六）祆教题材
龟兹石窟中，有许多表现萨薄燃臂引路的题材。在克孜尔石窟第8、17、38、58、63、114、178、184都曾出现[15]。这些图像无疑表现的就是粟特商人的形象，而其熊熊燃烧的双臂能够指引商旅走出迷途，或许也与火的崇拜有关。祆教在萨珊王朝时期，它重新被奉为国教，进入了强盛时期[16]。波斯文化圈内的粟特人是信仰祆教的一个重要民族。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初叶开始，就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到7、8世纪，还在龟兹城东建立了一个粟特聚落[17]。《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隋唐时专门设置了管理祆教的特殊机构，名为“萨薄府”，或“萨宝府”，并设置祆祠及官员“萨簿”，是根据西域祆教的习俗，沿用此制，由祆教徒自理其内部事务[18]。随着这些波斯或粟特的信众到来，也带来了祆教的画师和粉本，祆教题材也融入了龟兹石窟当中。此外，龟兹石窟天象图中出现日天乘四马车辇的图像。据研究，日天形象最近的图像来源，就是祆教的密特拉神[19]。因为，粟特地区遗迹表明祆教诸神常常和特定的动物相伴出现，如密特拉和马，动物或作为神的坐骑，或作为座椅的装饰[16]。此外，佛教造像的佛座、座上的狮子以及承托两足的莲花座与波斯王座的基坛、王座以及足台的构成形式相关。狮子座以及座上的三角靠背，都与波斯的王座相关。[20]龟兹石窟中的狮子座也是来源于波斯。龟兹石窟不仅仅吸取了波斯世俗艺术的样式，而且对波斯的宗教艺术也进行了吸纳和融合。
二、波斯艺术元素传入龟兹考
波斯大致位于今伊朗高原。波斯艺术是在继承巴比伦、亚述等西亚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特征鲜明的艺术形式。注重画面的装饰性、歌颂世俗的享乐生活、热衷于祆教题材的表达，都是其独有的。这些丰富的创意，在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下，广泛的传播并流行。不仅仅是对西域，也对中原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唐代流行的联珠纹、对鸟对兽纹、狩猎纹、翼兽纹、忍冬纹等织锦纹样，以及带柄杯、高脚杯、长杯等金银器的形制，都是波斯艺术影响的结果。波斯艺术精神后来又被伊斯兰美术所吸取，成为伊斯兰工艺造型和装饰的基础。波斯与中国的交通在汉武帝时已见于正史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较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公元226年，波斯公爵阿尔达西举兵独立，推翻安息的统治，重新统一波斯帝国，史称萨珊王朝。《魏书》、《周书》、《隋书》等史籍开始改称它为“波斯国”。当时波斯中央集权巩固，经济繁荣，贸易发达。凭借着强盛的国力以及地理优势，波斯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权。商队穿过帝国境内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业中心之间。公元4世纪中叶，波斯的势力直达今日阿富汗境，喀布尔等处的贵霜族的国王和波斯联盟而为其藩属[21]。对龟兹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经过这里，波斯与中原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从北朝至隋唐时期，波斯使节与中国多有往来。《隋书•西域列传》记载“：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中国的丝绸大量涌入波斯，而波斯的银币也大量流入中国[22]。甚至还有波斯人定居中原，入朝为官。《北史•安吐根》记载：“安息胡人安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波斯艺术元素的传播，粟特人是最为重要的中介，即中国史籍所称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粟特文化是属于以波斯为中心的伊朗文化范畴之内的[23]。他们居住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所谓索格底亚那地区，包括康国、安国、曹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几个城邦国家。《隋书•裴矩传》记载：“（丝绸之路）其中道从高昌、焉者、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他们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业民族，《唐会要•康国条》记载“：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由此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他们充当着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中介者，向龟兹传递着波斯艺术元素。
三、波斯艺术元素对龟兹石窟的构建
以支持和推广佛教著称的迦腻色迦王，在苏尔赫•科塔尔建立了一座大型的国王祆教寺院，并在金币上装饰了各种各样的祆教神仙[24]。体现出贵霜王朝对波斯文化的青睐。波斯人也很早就参与了佛经的翻译及传播工作，波斯帝国前的安息时期，中国典籍中就记载了“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志性贞白，深沈有理致，有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赏洛阳”“；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当时一定形成了安息的佛教文献，在安息摩尼教著作中也含有许多佛教外来语。3世纪中叶，驻在木鹿的波斯统帅佩洛次所铸造的硬币上还印有他礼佛的画面。[24]所以在佛教造像的过程中，波斯文化和佛教文化进行了融合，佛教艺术借助了波斯文化的成分。如佛像的头光、背光及焰肩[25]。波斯艺术元素对佛教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波斯的富饶以及商业贸易的推动，使其物质生活达到了鼎盛，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样式，又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蔓延开来。龟兹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是波斯及粟特商人来往、居留的重要地点，波斯的织锦、银盘、金银币等工艺品，以及波斯的信仰和习俗，都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来到龟兹，龟兹石窟则记录了当时交往的盛况。波斯艺术在龟兹影响强烈的原因，除了物质、文化的交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龟兹人与波斯人有种族上的亲缘关系。据国外学者考证研究，他们大部分是操“吐火罗”语的东伊兰人。这里的人们与波斯人在语言、心理素质、风俗等方面会有许多共同点[26]。这种生理上的渊源，使得文化趋同更为容易。龟兹石窟中的人物形象、场面构图、装饰纹样、器皿造型及祆教题材，都体现出鲜明的波斯艺术特质。上述史实说明，即使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及手段很不发达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依然大量存在。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繁盛和传承，都必然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波斯艺术元素真实地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龟兹古国的历史与文化轨迹，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不同种族的共存、多元文化的碰撞、异文化的态度等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文明有不同的起源地，但都是依靠与其他文明的交往才能获得新的动力。不断的流逝，不断的充实，不断的你融入我，我融入你，奔流不息，充满生命力。龟兹始终以探索的眼光、热情的心态、开放的思维，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敞开胸怀。龟兹石窟艺术融合东西文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东西文化碰撞何去何从提供借鉴，有益于我们解决目前在中西方绘画融合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还将有助于启发人们思考人类存在、人类交往中的异向理解问题。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是面对多元文化时应有的心态。
漫谈中外文化交流:面向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
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受今后的中国走向和世纪风云变化所制约。从当前的中外格局去观察，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而且会步伐加快；二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来越来紧密。由此两点就必然引申出来一个基本的结论：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必然会更加扩展，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理由很简单，现代化就意味着走向世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一个矢志不渝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不会把交流的大门关上的。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互为因果，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增大。一则世界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会难分难解地掺和起来，跨到中国和中国跨至外国的世界跨国公司将使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将来中国经济的变动会直接对西方乃至世界发生比较大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对外国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强，与中国的交流会越来越迫切；二则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必然继续引起世界各民族的关注和广泛研究。古典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难有惊人的魅力，但不等于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力。文化的暂时落伍不等于文化的无用。被封存了的古典文化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受到不同层面的关注，所以古典文化对人类进步的辐射作用，从某种角度讲是永恒的，只是随着时间的不同关怀的角度有别。中国文化在现代化方面可能是低能儿，在后现代方面则可能会受人青睐。总之，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为世界各国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再加上现代化的交流手段，信息时代的到来，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无限广阔。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 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