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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实践探讨:管理经济学理论实践探讨
[摘要]管理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它利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技术去分析和解决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问题。战后的管理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系统论的、决策论的、权变论的、企业文化论的、比较管理论的管理学理论流派相继崛起，各领风骚十余年。但是管理经济学体系于50年代建构之后就没有吸收诸多管理学理论流派的精粹，重铸自己的体系，从而难以为管理学提供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基石。这无疑是管理经济学两大缺陷产生的根源。中国的MBA教育已将管理经济学列为其学位课程，但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基本承袭了西方的学术传统。本文在比较西方管理经济学体系、分析其缺陷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需要，对管理经济学体系进行了变革，构建了一个新体系。
目前，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东方的印度以及以色列等国的大学，工商管理院系及相关经济系的本科生和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班都开设管理经济学。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发育，中国的MBA教育也将管理经济学列为必修专业基础课，课程设计基本承袭了西方传统。
然而，中国有中国的独特国情，我们不想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管理经济学》，而是针对传统的管理经济学的缺陷和中国企业的实际需要，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变革，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
1西方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体系
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产生于西方，其诞生的标志是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的著作《管理经济学》的问世。以后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美国学者海因斯的《管理经济学：分析和案例》、帕帕斯和布里格姆的《管理经济学》、特鲁特夫妇的《现代美国管理经济学》等。
管理经济学的历史不长，47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这门学科却传播迅速，影响深而远。
1.1研究对象、内容
正如帕帕斯和布里格姆两位教授所指出的：有的学者用管理科学的一般原理和运筹学的概念来解释它，有的则认为它是一门实用性的微观经济学，还有人把它的作用看成主要是为企业决策等问题提供一个总纲，这些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都只反映了问题的某一个侧面。因此，他们认为：管理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它利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技术去分析和解决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问题。
我们认为，帕帕斯和布里格姆教授的管理经济学界定虽然更接近管理经济学的真髓，但是，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经济理论都具有社会属性，也即与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有关。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其合理的应用界限应是现代市场经济。
其次，管理经济学要解决的和能够解决的也绝非具有独立而完整决策权的企业经营管理决策问题的全部领域，甚至不能解决企业管理决策的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若依现代管理系统论者北原贞辅教授的观点，企业系统是以人为核心的系统，应把人的关系与管理放在管理系统的首位，管理系统的目的是“包含成长与发展的生存”，而企业系统的生存则依赖于企业参加者是否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有发挥其创造力的机会。我们认为：北原贞辅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而解决北原所强调的“首位”、“核心”问题，则是管理经济学力所不及的。因此，管理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只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经济决策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把管理经济学进一步界定为“管理经济学是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研究和解决具有独立而完整决策权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经营管理领域的经济决策问题的一门经济学科”或许更为精当些。
1.2体系
管理经济学目前在我国依然处于引进吸收阶段。因此，当我们谈到所谓管理经济学体系时，只能分析比较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两本管理经济学名著的体系结构。一本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莉拉?J?特鲁特和戴尔?B?特鲁特夫妇合著的《现代美国管理经济学》。该书是这两位教授的力作，深受各界欢迎，既被誉为当代企业家的“理论根基”和“成功的钥匙”，又几乎为所有美国大学作为教材使用。另一本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詹姆斯?L?帕帕斯和弗罗里达大学教授尤金?F?布里格姆合著的大学教科书《管理经济学》，这也是美国经济学界公认的一种好教材。《现代美国管理经济学》运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投入产出、计量经济、项目评估、线性规划、控制论、概率论、对策论、弹性分析和边际分析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以企业利润的较大化为主线，以企业决策为重点，描述了企业及其环境，论述了成本、收益和利润的构成、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阐述了在各种类型的市场环境下，使企业利润较大化的定量分析技术和决策技术。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较大化”，这既是该书假定的基本前提，又是决定该书基本结构的总纲。此外，为使研读者迅速掌握一些关键经济概念和识别与企业决策有关的资料，该书在及时、二篇集中介绍了以后各篇分析特定决策问题所必须的全部方法和决策准则。及时篇讨论企业利润和市场需求，第二篇讨论企业的各种成本，第三、四、五篇专门讨论与管理人员必须制订的企业经济决策有关的一些特殊环境因素。
帕帕斯和布里格姆的《管理经济学》则把企业视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提出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最重要的有关经济学和决策学的观点，建立并使用了一个基本估价模式，该估价模式一反经济学界的企业目标是利润较大化或财富较大化的观点，而意味着一种新理论观点：企业目标是在资源、技术和社会等条件约束下谋求企业价值的较大化。正是由于该书强调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突出了基本估价模式的长期性，这就决定了其体系结构的特点，即把化原理与方法集中在一起，特别是把风险分析独立出来放在全书介绍基本理论之前。突出这二者的重要性是该书的较大特点，也是它与《现代美国管理经济学》一书的较大差别之一。两种教材体系间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关于企业目标的假定，即利润较大化假设还是价值较大化假设。至于其他内容与结构，两书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忽略的。帕帕斯和布里格姆教授基本上也是按需求理论生产理论线性规划成本理论市场结构与价格投资项目决策这条主线进行的。
2西方管理经济学存在的缺陷
如果随意取一本经典性的或流行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譬如享有盛誉的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教授的《经济学》、斯坦利?费希尔和鲁迪格?唐布什教授的《经济学》、K.E.凯斯和R.C.费尔教授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亚瑟?A?汤普森教授的《企业经济学》与前述管理经济学名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管理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在重复经济学，它几乎被经济学压得透不过气来，只在需求估计、成本估计、广告决策等几个小小的领域显示出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有不同的色彩。虽说这表明了管理经济学是经济学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但这又不能不说是管理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企业管理决策实践是丰富的、多彩的，但管理经济学却过多地偏向或者说更靠近经济学原理，而不是贴近管理决策实践，为战后发展起来的企业决策方法提供更直接的理论根据。这突出表现在企业面临的是多种境遇条件下的多层次多目标不确定性决策，而管理经济学所提供的仅仅是单目标的忽略企业境遇的决策方法。这就必然使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与实用的企业决策方法之间产生一道相当宽阔的深沟。显然，不消除这道宽阔的深沟，就不能弥补管理经济学的第二大缺陷。
战后的管理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系统论的、决策论的、权变论的、企业文化论的、比较管理论的管理学理论流派相继崛起，各领风骚十余年。但是管理经济学体系于50年代建构之后就没有吸收诸多管理学理论流派的精粹，重铸自己的体系，从而难以为管理学提供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基石。这无疑是管理经济学两大缺陷产生的根源。
3设计管理经济学的新框架
为了回应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向传统管理经济学的严峻挑战，以便管理经济学能被改革中的中国企业所应用，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设计了一个新管理经济学体系框架，按此体系进行的MBA教学实践深受欢迎。
这个框架与传统管理经济学体系有如下几点不同：
（1）重新界定了管理经济学，突出强调了应用管理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体制前提：即企业必须是市场经济中具有独立而完整决策权的企业。这一前提要求：1）整个社会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2）企业是具有明晰产权的现代企业；3）政府行政干预降到必要的最小限度；4）企业--市场--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基础坚实完备。
（2）精炼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部分，把原体系中庞杂的体系概括在一章之中阐释。
（3）针对中国企业的两大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规模不经济、经营非集约化，提出规模经济、集约经济概念的新解释，并给出实际可用的主要方法，以期对解决中国企业两大痼疾有所裨益。
（4）吸收了系统管理学派特别是权变管理学派的理论精粹，即卢桑斯教授的“如果……就要……”思想，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系统权变决策思想，即“如果……就要……才能……”，从而以境遇权变决策的“境遇--手段--目的”模式替代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目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模式。
（5）为了使读者掌握“境遇--手段--目的”模式，提高解决各种企业经济决策问题的能力，新框架广泛涉及设备投资方案选择、设备更新方案选择、生产与库存决策方法、定价决策、广告决策、人力资源配置等领域。
总之，我们探索的目的在于使现代管理经济学离开传统管理经济学，贴近经济学的原有位置，而向管理实践和现代管理学理论贴近。
经济学理论实践探讨: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摘要]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体制转型是社会的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发国家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动力基础，而“学习”的性质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转型的实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构建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知识约束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解释政府的改革行为及其差异：中国平滑式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互替代，这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它不仅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而且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保障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 中国改革实践 体制改革 体制转型
一、基于中国实践构建转型经济学理论
转型研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热点领域吸引了众多学者，但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从而使得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众多分支重叠交错，呈现出斑驳纷乱的景象。因此有必要对转型经济学的性质、它所研究的问题和对象领域进行界定，因为这是引导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深化和走向成熟的一个基本条件。
首先涉及的是转型经济学的概念。与它对应的英文概念是transition economics，国内经济学者分别使用过“转型”、“转轨”和“过渡”三个词。尽管三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它们各自突出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过渡”突出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着的过程，“转轨”则注重了变化的内容是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的转变，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是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显然，转型是最能表达这一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术语，因此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把转型看作主流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应用。然而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源配置，经济转型虽然与资源配置有关，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是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结构的调整问题。资源配置依赖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标准――均衡价格，而转型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决定价值的这个标准是如何变化的问题。因此。转型显然并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决定的技术问题，在这里，“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都反映出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很显然。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创造出一种更加适合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领域的理论范式。
一个非常流行的转型定义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然而，转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转型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两点重要区别：及时，它是着眼于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整体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着眼点是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变化。如果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称为制度变迁的微观分析，转型经济学则是制度变迁的宏观分析。第二，转型是指一个相对较短时期内体制的急剧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其间往往包含着秩序的崩溃、中断、跳跃和转变，而新经济史学所研究的制度变迁则是在一个相对漫长过程中制度的连续性变化。与历史长程中相对平滑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是一种急促而剧烈的变化。正因为变化程度剧烈和显著，使得改变之后的体制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人原来体制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
如果与演化经济学作个对比，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事实上，演化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经济学说，而是具有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化思想的非常庞杂的一种理论潮流。尽管它把创新、不确定性、异质性假定和复杂系统及其动态演化这样一些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所谓演化指的是一个由经济系统内在原因自发的漫长的逐渐变化的过程；而转型则不同，它是指制度发展轨道的跃迁，甚至方向的改变，因而是急剧的和骤烈发生的。转型的原因和动力并不全是来自系统内部，也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变化。转型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打个比方来说，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比较，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因此可以说，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
西方和东欧的学者一般是把转型与改革区分开来。诚然，改革(rcformation)和转型(transition)这两个词的含义的确存在着不同：首先，在变化的程度上，转型是指体制模式的转换，是体制的结构和状态的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则不一定。其次，在变化的方式上，改革表述的是一种主观掌控着的变革过程，转型则是对变革过程的客观描述。再次，就二者的关系来说，转型可能包含着改革，并且通过改革来完成，在这里，改革是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转型的方式和手段；但是转型也可能经由其他途径来实现，譬如崩溃或者社会革命。改革可能把转型作为目标，并且最终导致体制模式的转型；但也可能只是转型的序曲和前奏，或者半途而废，不能使转型最终实现。在中国，体制转型始终是在改革的推动下完成的：但在前苏联和俄罗斯与东欧，以原来国家的宪法性秩序崩溃为界线，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样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改革理论研究是以指导和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为目的的政策和策略：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理论研究，其目的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是要对改革和转型的客观过程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
比较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同样都是研究社会的经济体制，但它是立足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着眼于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对比。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体制的形态学和分类学上的区别，而是着眼于经济体制自身的生理和解剖机能。探讨其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以揭示体制发生转型的根本原因、动力机制、转型方式和推进机制、转型的风险控制和绩效评价等问题。青木昌彦等人运用进化博弈方法发展出新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成为一种探究体制内部机理和动态演化的有力工具，但其关注的重点仍是多样性的体制和制度如何演化的问题，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是体制形态和结构的转变过程。虽然二者存在诸多重叠，但是在侧重点上还是有差别的。
欧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是把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学放在一起，甚至当作一回事，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指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转型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后者是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认为它们都是正在向着市场经济转化的、不发达或者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他们是把转型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或者分支来看待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双重转型中，即从发展角度来看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两种转型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学者提出“转型期经济学”的概念，即研究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欧美学者从发展角度来看的转型是一个空间范畴，中国学者所说的转型期则是一个时间范畴，二者都没有把转型作为经济学 中一个特定的对象或者问题领域来看待。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交织和相互作用并不应当成为妨碍对转型问题独立进行研究的理由，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依赖着对研究领域的抽象和分离，因为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对对象进行提纯和简化，从而达到对对象认识的深化，建立起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的目的。
综上所述，转型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尽管它与多个分支学科和多种理论存在着交叉，它们之间不仅可以并行发展，而且各自的理论成果可以相互吸收和借鉴，但是转型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体制在性质、结构和模式上转变的原因和过程，而这是其他相关学科都没有专门加以研究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扩展，转型的含义已超出了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范围，出现了多种含义各不相同的转型概念。为了便于理清问题的范围和性质，我们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及时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指从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心。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或者说社会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体制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这是历史长程意义上的转型，它是指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可以称为广义的转型。按照转型概念的三个层次逐步扩展，即在经济或体制转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或社会转型的研究，进一步再从事文明转型的研究，这就使转型研究发展成一种跨学科和综合的研究。
二、转型中的理性与演化
转型研究中也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一样，存在着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两种力量的作用和两种对立的理论主张。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政府主导一切，因此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构建观念占据着统治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自由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演化论的思想拥有了广泛的市场，两种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严重地影响甚至左右着转型理论的发展取向。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制度选择中理性构建思想的伟大试验。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也就被认为是理性构建思想的失败。人们一般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当作制度自发演化的范例来看待的，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却是，市场经济体制最成熟完善的美国恰恰是在法国启蒙主义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指引下建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这应该看作理性构建思想的成功。因此，问题就不是在制度选择中应该不应该进行理性构建，而是理性构建的不同实践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两种不同结果?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是要用社会的理性取代和消灭自发演化的力量，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不给市场的白发力量留下任何一点作用的空间；而契约论的思想是建立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所以美国宪法设计的初衷根本没有要取代市场自发演化的力量，反而是要依赖和利用这种力量。由此可见，如何对待社会中的自发因素是理性的制度构建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契约论和计划经济理论同样都是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却对自发因素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两种理论对人性和权力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假定。契约论是建立在霍布斯人性恶的假定上，因此对权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心理，美国在最初的制宪过程中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成了中心环节。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上，对于现在人的恶可以通过思想改造使其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并且天真地认为国家权力将会消亡，因而在制度设计的理论原则中没有任何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而赋予国家以历史上空前强大和集中的权力。这或许是计划经济在与契约论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竞赛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地说，演化论者与理性构建主义争论的实质并不是承认不承认理性在人类社会制度选择中的作用，而是理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分布状态。理性构建主义强调制度设计和计划管理，是因为他们把理性赋予了国家，而演化论者则把理性百分之百地给了独立的个人，这也就是哈耶克特别强调分散的个人知识的原因。然而事实上，国家、个人和每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都是具有理性的，但又都是不的有限理性。不同社会主体的选择对社会制度的发展和演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不是他们各自的理性程度，而是他们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演化论者否定国家在制度选择中的主导作用，原因是他们否定作为社会整体存在着的集体理性。不可否认，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整个历史中是自发演化的盲目力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文明的曙光初现，人类就一直是在追求理性的道路上探索发展的，人类的理性在精神领域表现为科学理论，在实践领域表现为政府的自觉行动。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一种整合与协同的功能，各种制度和组织的作用就是把个体理性整合成集体理性。尽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到能够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程度，但是人类总是力求更加自觉，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控制环境，把握自身的命运。如果否定丁社会集体理性的作用，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文明本身。
三、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多数研究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都把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型视为理所当然，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这并不符合转型的实际。转型过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包括改革的目标和转型的方向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而向市场体制转型是制度发展方向上的180度的大转弯，其间必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决不是一个自然和简单的过程。因此，改革的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转型经济学需要回答的及时个问题。
把转型和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产生作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类型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先发国家的变迁是一种自然自发的演化过程，而转型则不同，它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目标，变迁路径往往有一个基本的指向，存在着尽可能缩短接近或达到目标模式的时间要求。由此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般地，转型总是发生在一个相对落后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改变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先发国家是不会发生这种转型的。因此，后发国家的体制转型可以称为“学习型体制转型”。其含义是：转型是在强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转型的方向主要是受外部强势规则的牵引，是以先发国家的经济实绩为：参照系，为了缩小体制落差通过制度学习而形成的；与先发国家自然自发演化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具有更多的可判断性。经济主体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转型目标是在意识形态的局部调整、及其决定的潜在改革度、新制度知识的习得量和社会利益博弈的公共选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目标，长期目标是在阶段目标的递进累积中逐步形成、逐步清晰的，它是一个序列目标的自然延伸。
提出转型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问题，除了有利于区分和深入认识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特殊类型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转型起步时特殊的初始条件。这可以用“体制落差”的概念来刻画。国家的竞争地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地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把各方面制度因素的作用都集中在其共同的结果国家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上，就可以用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来衡量各个国家之间的体制落差了。在体制落差基础上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及其结合构成转型的动力结构，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对应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外部压力，促使行为主体对基于体制落差而存在的潜在利益的追求是转型的后发性内生动力。体制落差越大转型的动力也越强，反之则越弱。当然，这还只是转型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至于有一些甚至更为落后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进行改革从而发生体制转型，则需要用经济以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原因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转型的成功既是制度学习的过程，但也离不开自己的创造。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外部引进的规则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指通过对新制度知识的有选择利用，使得其真正成为符合主体内在利益追求的自组织过程。因为一切外部引入的制度(主要是正式制度)，要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匹配、与既有制度系统相互融合，从而真正能够在转型国家的自然历史文化土壤中有效地植根。就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单纯的学习不可能引导转型国家实现超越先发国家的民族振兴的梦想。如果放弃了自主进行的制度创新，一味地与国际接轨，在好的情况下也不过会成为外部强势规则制定者的附庸。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才能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国国情和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先进的体制，才能实现超越和做到后来居上。这是转型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利益动机和权利结构与转型的实质
人们一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是严格地说，转型的实质是在人们的利益动机驱动下对权利结构进行的调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权利结构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利结构中退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微观主体之间的权利重新配置的过程。
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不同的行为主体合作生产共同创造财富时，主体的利益与权利变化的方向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反，当二者相反时，主体就有可能主动推动使自己权利减少但利益增加的制度变革。这就是政府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原因。在多方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下，各个行为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主体也就是直接生产者，他的利益变化对合作生产的财富总量大小起决定性的作用，变化方向必然会与其权利变化方向一致。如果行为主体的利益变化方向和权利变化方向相反，那么就可以断定他不是其中的直接生产者，或者在财富创造中并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主体。
另一种情况是当主体所分享的利益并不是他们合作生产的结果时，利益与权利变化的方向相同，行为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要争取更大的权利。如果社会利益总量不能随着权利结构的变化而增加，行为主体在利益上的对立就会直接导致权利的对立，不同权利的拥有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直接的对抗。这种情况下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可能以两种形式发生：其一，双方以市场的方式对权利进行交易，这就是“科斯定理”所揭示的情况；其二，只能通过第三方强制力量实现权利结构的变化，而具有这种强制力的合法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的强制可以避免出现体制的革命性变迁。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双轨体制的实质，是国家在改革中对既有权利结构的一种保护。双轨之间的价差可以称为“体制租金”。人们普遍认为承认既有权利结构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因此被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但是，当体制租金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或者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而缩小，缺少权利的行为主体同时也缺少足够的财富来赎买对方的权利时，权利在社会主体间的重新配置就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这种条件下，对既有权利结构的保护就会使转型难以继续进行。由城乡户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正是如此。
五、转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
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一个突出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是，无论是成功维持了原有政权的平滑式转型，还是宪法性秩序断裂、发生政权更替的突变式转型，最初都是由政府发动的改革而启动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各国政府例如中国和前苏联却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当然二者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的改革基本达到了决策者的目的，而苏共却因此丧失了执政地位。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呢?
以往对政府职能和政府改革的研究，大多都忽视了对政府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就是从增进经济效率或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企业本位论或者社会本位论的政府研究当然无法解释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只有确立以政府为本位的研究视角，对政府的改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要坚持自利和有限理性的假设，通过分析政府的偏好和目标，以及政府受到的现实约束，来探讨政府在体制改革和转型中的决策行为及其特征。就政府的决策行为来说，其目标函数提供了政府行为的动力和目标指向，知识约束主要影响可选策略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政府的决策模型可以解释转型中政府的诸多行为特征，可以用同一原因来解释中国和前苏联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
政府的目标函数呈现出“核心一保护带”的体系结构，维持既有统治地位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处于核心层的价值目标，保障民族利：益、特定的制度偏好和其他目标三者共同构成了第二层的保护带目标。一般情况下，各种冲击首先通过影响保护带目标的实现，进而传递到核心层，政府通过监控其目标体系的实现程度来感知压力，判断冲击的方向、性质和程度，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在政府目标的达成出现困难时，政府会通过对制度运行绩效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调整自己的偏好结构和进行体制改革。有限理性决定了知识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政府决策行为至关重要的是有关制度的知识、有关风险的认识和决策技术的知识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了解。尤其对于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来说，这些知识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知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策略集的约束作用上，它决定了何种策略选择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直接决定了可供政府选择的策略集的大小，从而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对知识的掌握状况和获取知识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方式、路径和最终结果。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始就进行企业改革，从1990年代中期正式推动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已有十多年了，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存在着统一的经济逻辑?如果存在的话，它是国有企业及其产权制度本身改革内生的要求，还是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这种内生的产权改革又会收敛到一种什么状态呢?探寻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演化的内生机制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 题。赵志峰运用动态演化方法建立了一个较高(政治)决策者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之间的二元博弈模型，二者主要围绕着是否解雇企业冗员展开博弈，而较高(政治)决策者的成本最小化决策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的结论是，在给定初始条件下，包括当时的失业状况、意识形态状况和制度知识水平，模型将收敛到的民营化。加入主管政府的三元博弈模型，由于加入了社会公平和腐败的因素，不会收敛到民营化。然而事实上，失业压力并不是决定政府对企业改革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只是一个对企业改革的速度起调节作用的变量，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功能的定位，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内生机制恐怕还应当从国有产权制度的性质和特征，即其内部结构中去寻找。
乡镇企业是中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主体，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启动而迅速崛起，90年代中期以后又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成型和竞争的加剧而普遍改制，转变成一般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作为中国体制结构变动中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它的出现和发展演变具有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意义，因此是联结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枢纽。乡镇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社区性质和内在的市场取向。社区性质具体表现在生产要素的获取和使用、企业经营目标、经营管理三个方面的社区性上，概括地说，它是通过社区关系来获取和经营社区资源以实现社区目标。乡镇企业的产权可以定义为社区所有制，一方面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明确界定的，无论农民与社区政府，还是社区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他们的权益都存在较大的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权益又都局限在社区的范围内，一旦脱离本社区，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它实际上并不像一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模糊不清，而是能很好地发挥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乡镇企业内生的市场取向是指它明显的获利目的和受到较硬的预算约束，因此具有一种国有企业不具备的优势。乡镇企业包括乡镇(村)集体企业和乡村个体私营企业两种类型，前者的社区性更为典型，与后者相比，在获取社区资源上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使用效率上的劣势。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渐削弱了乡村社区的资源优势，从而改变了二者之间的竞争地位。这正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平滑转型推进的动力与机制
苏联和东欧在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宪法性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因此我们把它称为突变式转型，而把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动荡过程的中国的转型称为平滑式转型。平滑式转型最一般的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继替代。过渡性制度安排产生的原因，从决策者的主观原因来说，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出于控制改革风险的考虑，采取了试验和探索性质的改革策略；从客观原因来说，则是由于转型过程中利益结构的调整出现了利益结构非均衡，利益关系还没有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过渡性制度安排可以划分成四种类型：(1)作为目标搜寻机制的搜寻型过渡性制度安排：(2)由于未能预见到后来的发展而作为改革目标推出的正式制度演化成为过渡性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目标型过渡性制度安排；(3)作为分步骤推出的改革措施的阶段型过渡性制度安排；(4)作为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而实行的策略型过渡性制度安排。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种降低改革成本、减小改革阻力和控制改革风险的机制，它可以使整个体制改革达到平滑转型的目的。改革决策是决策者在不确定性。包括参与人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与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进行决策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决策主体在制度选择中的信息搜寻问题和改革决策者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和风险的控制问题。根据新的制度知识的来源渠道和变迁过程风险的大小，可以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成设计发明型、学习引进型、试验推广型、经验总结型四种类型，它们对改革决策者理性倚重的程度和其中所包含的风险都是依次递减的。但是，只有生产性改革才能创造出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实现平滑转型的目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有分配效应，但是只有能够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改革才具有生产效应。生产性改革需要满足速效、向生产者倾斜和改革措施后向可加等三个条件。
转型并不只是设定目标之后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在转型过程中从经济体内生出来的，一个适宜于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长期的转型过程才能形成，这就牵扯到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问题。这意味着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且必然内含着一个转型中的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最独具特色的是在制度变革的同时兼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渐进改革措施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速效的，即能够在当期创造出一个增大了的经济剩余，从而使改革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成功的绩效就是推动转型深化的动力。经济变化与制度变革的适应性或者契合，是经济增长与体制转型双向协同的原因，经济增长是改革和转型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力。
适应性分三个层次，分别是利益主体的适应性、契约的适应性和制度的适应性。其中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收益增加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既有制度给定的选择集内的偏好调整，另一个层次是扩大选择集的调整。利益主体扩展选择集的适应性调整是借助契约进行的。因为利益主体的行为。既有生产性行为又有分配性行为；而通过契约形成的合作组织，既有创利集团又有分利集团，而且还存在着创利集团蜕变为分利集团的倾向，因此，总体经济剩余的获得要以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为保障。因此，对体制转型的绩效则应以适应性效率来评价。
七、结构动态变化中的稳定和秩序
转型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一个结构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经济体如何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转型成功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这就是稳定性和延续性的问题，也就是秩序问题。秩序是社会的动态稳定性，而非僵化的静止和不变性；只有在此意义上的持续的稳定性才能带来秩序，而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形成秩序。
包括情绪变量在内的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机制，提供了分析制度变迁和转型的微观基础。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有依照某种“经济”原则做出选择性反映的倾向，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会(往往是不自觉地)依照信息状态和其他环境因素来调节情绪和推理在选择行为中的作用，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决策”。所谓的制度约束，本质上是群体的约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个体选择的过滤作用下，制度只能影响行为，而并非决定行为。从长远来看，个体的选择模式同时亦改变着行为规则，改变着社会结构。
按照制度的实施方式或强制的性质及范围将制度结构划分为法律和规范两个部分。前者指由一套强制性机构来保障其施行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总和；后者指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循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其他社会规则，社会结构是根据群体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互动以及互动的有效程度划分为单群和复群。前者主要通过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来维系，并完成群体目标，例如家庭；后者是由单群组成的复合体，其群体成员可以是单群，也可以是较小的亚复群。例如国家和企业集团。单群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同时它们所奉行的规范是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单群可以无需法律制度的介入而仅依赖一套规范体系来维系，而复群则需要明确的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存续和运转。但法律只有与(社会)规范相互适应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制度的变革需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适应，才能形成有效的秩序。
制度变迁过程具有多向性，而且很难达到“有效”的渐进均衡。国家如果在社会变迁中没有受到彻底削弱的话，不仅对制度的“效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通过随机动态博弈阐明不确定条件下规则遵循与理性选择在人们决策过程中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解释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转型过程中秩序形成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实践探讨: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融合教学模式探讨
摘 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计量经济学教学不但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提升学生应用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计量经济学教学要走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融合模式，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模式
1 引言
计量经济学与宏观、微观经济学共同构成经济类专业三门核心的必修课程，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仍明显落后于宏、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理解与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熟练运用，以解决实际中的经济问题。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融合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协调发展，是实现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
目前，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教师难教”与“学生难学”的双重困境，对于这样一门教和学难度都很大的课程，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发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必要手段。
2 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是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基础，国内高校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课堂讲授书本知识，由于理论本身的枯燥乏味，很容易使学生感到疲惫厌倦，很难形成感性认识，这种为应付考试而进行的学习，并不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思考。这一教学模式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虽然在人才的培养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效果却不甚理想，要提高理论教学效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变当前教学模式。
2.1 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人才培养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要敢于打破落后的教学计划，根据社会需求来制定教学内容，争取在有限的时间传授给学生有用的知识，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欲望，为实践教学奠定基础。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且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深化，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和教材的选定上，要推陈出新，引进前沿的学术理论和近期的经济范例。同时，鉴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教师要对教学内容及时进行调整，以缩短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强化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2 创新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打破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互动授课方式和反向教学模式。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理论教学枯燥乏味，适当增加互动式授课，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自己的观点，理论知识变得更生动、更形象，通过同学间的相互讨论，互相补充和启发，化被动为主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既活跃了学习氛围，提高了学习效果，又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反向教学模式是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一种有效方式，学生发现一些在实际生活中不能理解的经济问题，带到课堂向老师请教，在与老师探讨的过程中，深化了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完成理论与实践的初次结合。教学手段的丰富不仅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得到提升，而且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明显增强，从而提升了理论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2.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水平
教师是创新理论教学的主体，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导因素，计量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提升其教学水平的关键。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新的知识和理论不断涌现，因而要重视对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提升其理论水平和创新意识，引导其投身于教学和科研之中，从而提升教学水平。
3 计量经济学实践教学
经济学的宗旨就是要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须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经济规律做出解释，能否地解释经济现象与规律，能否有效地指导社会经济实践，是评判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使学生对理论知识产生而感性的认识。但目前许多高校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只是做做形式，走走过场，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相匹配，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我们要想使实践教学真正取得实效，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3.1 加强理论教学的过程化学习，为实践教学夯实基础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活动中有实验教学环节，安排在计算机房进行，在每一章都有一个综合案例，既能诱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使学生熟悉计量软件操作。将抽象的计量经济建模方法贯穿于具体的经济范例分析之中，将枯燥而乏味的理论分析变为生动而有趣的案例分析，从而使学生能够主动接受相关的知识。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教学模式，契合大多数学生的认知习惯，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使学生能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并提升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实践教学夯实基础。
3.2 调动师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是进行实践教学的关键性因素，要适当地引导并激励学生，发挥其在实践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只有提升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被动状态，才能真正达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老师既是理论教学的组织者，又是实践教学的引导者，学校应鼓励和支持老师进行更多的课程实践教学，还应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老师多接触社会，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教育能力，同时邀请社会上一些有实战经验的专家来学校做专题讲座，让同学多了解社会，以弥补校内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
3.3 重视探索性实践教学，强化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
计量经济学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切忌照本宣科，作是一门应用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其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计量经济学教学不仅要使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通过“探索性案例”使学生深刻体会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学会如何进行定量分析，并清晰地进行阐述。在这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探索性学习过程的引导和考核，以提高教学的效果，真正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4 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融合模式
理论与实践教学相互依存，相得益彰。扎实的理论功底是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基础，实践教学改革必须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同时，失却实践的理论是空洞而乏味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具有内在依存性和统一性。我们按照问题导向――研究探索――理论提升――指导实践的教学思路，建议采用如下几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4.1 案例教学与课堂讨论
首先利用案例教学提出问题，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然后进行课堂讨论，让他们提出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师然后针对学生的分析进行指导，对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总结，让学生较好的体验与感受计量经济学，而不只是空谈理论。利用案例来提出计量经济学所探讨的问题，案例教学可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与掌握抽象的理论，提高其学习兴趣，教师对关键知识点进行讲解，鼓励学生相互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让学生在独立探索和共同探讨中，获得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4.2 学术论文探讨模式
阅读一些经典的学术论文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计量经济理论，采用学术论文探讨模式应注意论文的选择，既要尽量贴近现实生活，又要难度适中，教师可选择一些经典的学术论文让学生先阅读，然后进行讨论，这可对有学术兴趣的同学进行启蒙，而且学术论文的精读是把握计量经济学前沿的有效方法，对那些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来说，研读学术论文更是一种将其引入计量经济研究的有效方法。
4.3 项目团队学习模式
由教师设计教学项目，将学生分为几个团队，引导学生团队协作完成教学项目，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提升其理论和实践能力。基于项目团队的教学模式，既能够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又能够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社会调研，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去，加深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和运用。
5 结论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既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的特性，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融合应是一种互动的发展模式，符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将理论和实践教学有机融合，才能达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最终目标。
经济学理论实践探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实践意义
摘要:新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产物,其研究方法与理论拓展了传统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为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改革实践提供了可资批判地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整合研究;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西方产生并得以迅速发展。它从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切入政治学领域,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及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代表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研究的发展趋势。目前,虽然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多数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和个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三方面关系,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主要强调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以及政治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概括而言,它指的是研究决策的政治性质怎样影响政策选择并最终怎样影响经济产出的社会科学。
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和政治分析纳入统一框架中,对转型经济的分析具有独到见解。它虽非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同经济社会现实接近,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有益补充,并对现实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中存在可加深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识的思想。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将衰竭。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部分地吸收和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把国家、民族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要素,从世界历史出发来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强调研究世界整体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中寻求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法。
当然,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它不可能适应我国改革的需要,因此,我们应把握好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的合理内核给我国实践的启示,摒弃其糟粕。其理论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及时,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不尽完善。新政治经济学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它突破了主流经济学和传统政治学的束缚,将这一范式由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决策领域。这种方法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但它认为“经济人”范式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的一切主体行为,显然将其过于简单化、化了。新政治经济学用“追求个人利益较大化”的偏激人性倾向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抹杀了政治、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和人的动机中的社会属性与差异性,过分强调了个人利益在支配人的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人的需求简单、一元化。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将“经济人”的化假设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础是不尽合理的。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实质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入学术界各领域所导致的结果。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成为“万金油”学科,其理论被扩展、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显然,新政治经济学注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是其值得肯定的创新之处;但这种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政治问题与政治过程的取向大大加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趋势,使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与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各学科领域广泛交叉、融会的新兴学科,甚至更宽泛化地成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入的明显表现。
但总体而言,新政治经济学显然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其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联,并可直接运用于现实中,为现实中各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启示与理论依据。因此,它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现实中无疑也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可资借鉴之处。
1.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为我国防止政府失灵,优化政府行为,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均衡结合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方法。及时,应对我国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公共机构引入竞争机制,有效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与工作效率,减少政府“不作为”事件的发生,改善政府绩效。第二,必须整合有关制度,合理界定公共权力边界,将政府权力撤出经济领域,抑制腐败。我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资源使用的无效率、市场和社会活力的丧失以及政府有效性的下降。由于制度的虚置与供给不足,我国未能建立起有效扼制腐败现象的完备体制,导致寻租行为滋生,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我国应努力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形成真正廉洁高效的政府组织。第三,大力推行法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对改革加以干预、调节和整饬,使我国改革有效运转,保障改革政策的系统化和严肃化。
2.通过对其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要加快我国产权改革的步伐,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能。产权能清晰地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产权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产权界定越清楚,市场活动主体的权、责、利越明晰,市场运行的效率也就越高。因此,我国政府更应该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健全相关法制、法规,向社会一切合法利益集团和个人提供产权保障。
3.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启示我国政府提升自身自主性程度、调整自然垄断行业。及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制度短缺与私欲膨胀,部分政府官员被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俘虏”,成为其牟利的工具,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决策的努力不断减弱,导致政府自主性亦不断弱化,政治市场上寻租活动增多,政治腐败日重。因此,我国应进行政治体制与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制度化、透明化程度,使政府权力受到制度制约和社会制衡,提高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自主性。第二,政府应借鉴国外经验,依法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调整,打破这些行业中存在的垄断现状,对部分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分步、渐进的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离,引入竞争机制。
4.其理论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强化公众对政府组织的有效监督,真正发挥制度对我国政府机构与官员的约束、激励作用。其一,建立行政责任制度。从官员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三个维度,明确政府组织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规则。其二,建立对称的激励制度,以使政府官员的付出与所得之间取得平衡,使他们更好、更有效率地为人民服务。其三,建立高效的监控机制和民主参与制度,促使政府组织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其四,建立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废除政治职位上的终身保险制,使公务员通过政治市场的竞争机制产生,优胜劣汰。
简而言之,新政治经济学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着重关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拓展了政治与经济的分析范围,并为许多国家解决现实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不可否认,其理论体系中仍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因此,我们对新政治经济学要有客观、辨证的态度,批判地看待其理论给我国改革带来的启示。我国学术界也应重视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取其精华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