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篇领导艺术探析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领导艺术探析:对领导艺术的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 的领导艺术堪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体现在善于做调查研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进行科学预见与决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依靠、联系、服务群众，善于选人用人等等。的领导艺术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对此进行认真研究、深刻认识、合理借鉴、运用，无疑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这里面至少有四点现实启示可以汲取：即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相结合，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抓好中心与统筹全局相结合，走群众路线与防腐倡廉相结合。
【关键词】 领导艺术 现实思考
【作者简介】 王锦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领导艺术是对领导方法的巧妙综合和得心应手的应用以及随机的恰当的处置，表现为领导者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已掌握的多种知识和领导方法，具体分析各种复杂因素，妥善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领导艺术的培养和运用。他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的领导艺术堪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体现在善于做调查研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进行科学预见与决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依靠、联系、服务群众，善于选人用人等等。依靠这些领导艺术，等中央领导人领导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建立了新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领导艺术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对此进行认真研究、深刻认识、合理借鉴、运用，无疑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这里面至少有四点现实启示。
一、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实事求是”是领导艺术的基础和根本。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概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往往能够审时度势作出科学预见和决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确立的过程是个长期的艰辛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拓过程。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排除各种干扰，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符合中国工人力量不足、城市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情，不同于教条主义者主张的照搬苏联经验，通过发动工人在城市采取暴动方式夺取政权，也不同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盲目硬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生搬硬套道路。
在此基础上，宏观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及时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性地把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联系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者、主力军、同盟军等问题。在这些正确策略引导下，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预期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受到苏联模式的严重束缚和影响。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1956年发表《十大关系》，提出要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的探索进程随之被运动、化运动及所打断。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央的决策逐渐脱离了中国国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中国领导人试图开创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受到苏联模式的束缚，如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应符合“四个单一”的标准即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正是由于脱离实际，导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曲折。
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还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以及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考验着领导者的执政智慧。研究的领导艺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解决问题时，一方面要从本国、本地、本单位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照搬他国、他地的现成做法；另一方面，要迈开步子，甩开膀子，开拓进取，不囿于既有的做法，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只有如此，才能顺利实现每个阶段性目标，最终实现中国梦。
二、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
在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上，相比前人，发展得更完备的是。在看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世界上任何高明的人，其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
纵观他的一生，许多重大关节点的转折都与调查研究有关。如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之前，就听取了关于井冈山地区地势及当地革命斗争的情况汇报。秋收起义后，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井冈山的情况。到了井冈山后，他又走遍整个罗霄山脉。认为该地在地理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党群基础上都具备有利条件，而且北段地势太接近大城市，不如中段。南段地段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只有井冈山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建立武装割据政权。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再比如，中央作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也与调查研究有关。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哈达铺后，等人借助当地邮政代办所的报纸作间接调查研究，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这就解决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问题。
在调查研究方面，认为：一是要做正确的调查，调查要具体，要深入，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为弄清事实，亲自到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得最猛烈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最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得出的结论是：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这个结论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二是调查要和研究相结合，调查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
善于做调查研究的领导艺术对各种领导实践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研究、思考、确定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013年7月23日，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改革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提高深化改革决策科学性，并指出了深化改革需深入调研的六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坚决克服带着结论搞调研或“坐在车上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座谈会上谈一谈”的形式主义，坚决克服借“调查研究”之名行享乐之实的奢靡之风。真正做到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真调研、深调研。
三、抓好中心与统筹全局相结合
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领导艺术的最显著特色。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应及时转变工作重心，集中力量去完成新的中心任务。又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日本侵华期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及时提出“联蒋抗日”主张，指导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由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进入抗战阶段后，中共根据抗战需要适时改变土地政策，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口号，较大程度调动了最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告诫大家，要以“生产建设这一中心”来安排各项工作。后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主要原因就在于等中央领导人放弃了党的八大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误判了国内外形势，错误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认识到时期发展至顶峰。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实现全党工作重心战略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践证明，在领导艺术中，当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取得重大的顺乎民意的进步；当不善于抓中心任务或错误判断主要矛盾时，就会贻误时机，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但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各种问题相互叠加，纷至沓来。面对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如何把握并利用好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善于抓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降低改革发展成本，是呈现在各级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份考卷。要取得好成绩，有赖于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赖于提高从纷繁复杂问题中判断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的能力，有赖于从党的执政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四、走群众路线与反腐倡廉相结合
在的领导艺术中，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他把群众比作真正的铜墙铁壁，把党和群众比作种子和土地、鱼和水的关系，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小情都放在至高位置。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呀？”在革命斗争，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善于联系、依靠、服务人民群众的领导艺术中，有三个特点特别突出。一是善于站在群众立场思考问题，运用群众语言，解决群众问题。二是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拒腐防变，坚信为政清廉方能取信于民。认为，共产党要想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必须保持本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认为，鱼离开水就会干死，党离开了群众就会失去根基。1949年3月，由涿县乘火车进北平。抵达北平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当时北平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很多，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把原来住在颐和园里的僧人及工作人员都请出园外。看到里面空荡荡的场面，顿时发火：“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当大家解释清园是为了安全时，气得说：“屁话！你蠢么，你把水全排下了，你那个鱼还能活？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三是注重制度建设，以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廉洁本色。1927年，在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就宣布了“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到1929年又增加了“八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被称为人民军队。
的这一领导艺术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下，全党正在扎扎实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重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只有把群众利益放在及时位，牢记党的宗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才能使这次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只有敞开心扉，面对面，心贴心地用群众语言了解群众问题，才能听到群众的心声，看到问题症结。只有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才能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党员、干部长期的自觉的行动。
领导艺术探析:论的战略思维与领导艺术
【摘要】是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关键作用，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他善于处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善于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在重大转折关头随机应变，及时转变战略重心；实施战略时稳扎稳打，稳步推进战略步骤。的决策方法和艺术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统揽全局，驾驭全局，抓住中心和关键环节。
【关键词】；战略思维；战略决策；领导艺术
战略思维，从横向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的关系；从纵向上来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关系。简单地说战略思维就是全局性思维、前瞻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发展性思维，即把现象放到本质关系中来看待，把局部放到整体来看待，把静态的问题放到运动过程中来看待。而战略领导者必须以整体性、过程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以清醒理性、不断创新的科学态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一、的战略思维及特点
的战略思维为他的战略预见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决策基础，因为有了战略思维就可以提出一系列攸关全局的问题和战略决策，而所谓战略决策就是要涉及到战略预见，就是着眼事物或时局发展前景来决策，就是在风起于青苹之末之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尽早采取措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名论文和演说中，论述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必须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整体与部分、过程与阶段）、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以及在运用战略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事实原则、价值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是他战略思维理论的主要基础。纵观的一生，可以看出，战略思维与实践在其思想和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的战略思维体系中，主要有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开放性思维的特点。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思维，所采取的行动就带有战略决策的浓厚色彩。一般说来，革命要成功了，马上要进城了，这是何等值得庆祝的大胜利！进城之后要好好摆宴席庆祝一番也是情理之中的啊。但是，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及时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是对整个中国革命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的逻辑必然，同时具有开放性特点。因此就对革命胜利后所可能出现的消极和懈怠发出清醒的警告：决不学李自成！所以在新中国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他才那么果断。刘青山、张子善是新大腐败案，是干部队伍出现的及时大案，两个老红军高级干部，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当时有很多人去说情。就说了两句话，不谓言之不预也，在1949年我就讲过这个事，第二句话就是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起码可以管20年。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决策的典型事例。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一些情况给抖了出来，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评，弄得别的国家的党也非常被动。原来我们都是跟着苏联走，学习苏联的经验，结果苏联党的历史有这么多问题，斯大林有这么多错误。虽然发生在苏联，但是马上抓住这个苗头，作出了一个预见性的思考，就是中国要赶快走自己的路，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战略思维的如下特点：
及时，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任何事情都是分阶段来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无不如此。怎样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到了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我们领导团队应该把事业推向哪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领导核心要考虑的事，而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前面的。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1940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搞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革命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包括抗战胜利前夕，对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了规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界定。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这种国体，都是在1949年7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确定的。
第二，随机应变，及时实施战略转变。领导核心的战略决策，体现在当下思考的主要矛盾，在时局转变来临前或出现的时候从复杂的局面当中看清主要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就叫战略转变。从土地革命到抗战的战略转变的标志就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提出的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过去我们土地革命时期是反对，“西安事变”之后我们提出的是拥护抗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就是战略转变。1953年又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八大又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等等，这都是大的转变。围绕一个工作领域也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开始是一边倒向苏联，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回来跟汇报，谈到了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动向，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外交战略要有所变化。在1954年7月7日就说了，现在看来我们要把门关死是不可能了，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我们的外交战略要进行一些调整。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举措在党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西方世界孤立我们，我们跟法国建交就意味着我们在西方的封锁圈里撕开了一道裂口。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依然孤立我们，中苏关系又闹僵了。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特别重视亚非拉穷朋友，并且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到了7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苏联取攻势，美国取守势，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威胁又是苏联了。在这种情况下，又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联美抗苏，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外交一边倒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步一步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实现战略性的转变，这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稳扎稳打，稳步实施战略步骤。战略转变后如何用具体的战略步骤去实现它就是战略步骤。这就是经常说的：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反对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作战略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战略叫“持久战”，但是光一个持久战战略还不能够很好地去实现这个战略，还要对这个战略的步骤作出分解。作的步骤包括三个阶段，及时阶段就是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叫战略相持，第三阶段叫战略反攻。这就是战略步骤的决策方式。后来邓小平深得的精髓，搞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搞现代化无非就是三个步骤，及时步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第四，以小搏大，决策定下来以后善于采取一些具体的小步骤、小措施去推动。用的话说叫下毛毛雨，心里有个大主意，要推动这个大主意的实施就要慢慢地在一些场合下点毛毛雨。1970年底说要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中美双方都有这个愿望，通过互相试探，通过华沙谈判，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传话，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都有了互相接触的愿望，但是怎么才能见面？尼克松能够着手的是利用巴基斯坦总统到美国访问，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说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美国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承认的是台湾，但是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尼克松用了一个概念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是放个气球，但是当时由于国内比较左，这个方式没有起到效果。开始也放了一个气球，也采取了一个小步骤，在1970年12月单独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愿意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游泳，作为政治家去不方便，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也可以，我还可以和美国的总统边游泳边聊天。他通过斯诺传这个话，但斯诺这个话也没有传过去。这时尼克松和作为战略家，作为要打开中美大门的战略家都苦于找不到时机。后来尼克回忆说这个消息使他又惊又喜，说从未料到对华的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来回应。后来为什么把这个决策叫做小球推着大球转，就是一个小步骤推动了一个大战略的变化。
二、战略决策的方法和艺术
把战略思维运用得挥洒自如与他独特的战略决策的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战略思维和大局观也为他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事物的全局考虑问题以及他过人的胆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及时，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曾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171也就是说，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09的名言。在1931年4月2日他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的关于进行社会调查的指示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说关于农村各阶级的区别和土地革命的很多政策，就是经过调查研究才弄清楚的。在《〈兴国调查〉前言》中，他深有体会地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必须作详细科学的实际调查。
第二，统揽全局，驾驭全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1]176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在看问题时，就总是首先从全局着眼。在辽沈战役中，首先是打锦州还是打长春，在和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东北战争的全局出发，认为应该先打锦州。打下了锦州，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东北的敌人就跑不掉。当然，先打锦州是有风险和困难的。正是看到了这种风险和困难，才不愿意先打锦州，而主张先打长春，因为长春比较好打。作为东北地区的军事长官，他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但从全局来看，却不是高明的。实践证明，的主张是正确的。
第三，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曾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在处理问题时，就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敢于牺牲局部的利益，去换取全局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为以后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准备，必须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而要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必须作出让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明显地是对局部利益的牺牲，甚至是对奋斗目标的暂时改变，当时很多人都想不通。但指出：这些让步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让步是正确的，没有这种让步，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第四，抓住中心和关键，学会“弹钢琴”。认为，在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在很多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在工作中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以带动其他。他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901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在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多，可以说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明确地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还不能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75-76现在，我们在工作中也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不要“四面出击”。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同时，还提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就是说在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以其他工作配合中心工作。因此，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正是因为善于“弹钢琴”，所以在各个时期，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三、战略思维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
贯穿在战略思维中的价值原则以及他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乐观精神是我们必须汲取和弘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及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党情和民意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二，独立自主的原则。一直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希望有外援，但又不主要依靠外援。必须破除迷信，彻底打倒依赖别人的奴隶思想，应该独立自主地搞农业、工业以及技术革命。他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也是争取外援的前提和归宿；而外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去换取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点，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才使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善于从矛盾论角度看问题。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认为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顺利地解决矛盾，从而使得社会得到发展。
第四，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被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战略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凭借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纵横驰骋，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构思新奇的活剧。所谓战略思维是一种总揽和驾驭全局、照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和阶段、从事物的整体和过程出发思考和认识问题，以追求整体的思维方法。“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战略思维是一个出色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是领导者进行战略决策的主要思维方式，领导的决策水平和领导艺术往往取决于战略思维能力水平的高低。作为一位领袖，的思维大多数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思维艺术中的精华，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的战略思维对于我们更深刻理解思想，优化思维品质，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对于我们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领导艺术探析:基于组织行为学角度的领导艺术探析
摘要:同志的“出主意,用干部”的领导艺术,从组织行为学上说,是影响大批人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地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领导艺术,它的内容包括用人艺术、决策艺术等方面。
关键词:领导;决策艺术;组织艺术
思想不仅领导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成功指导着今天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据笔者研究,比如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盛大的陈天桥等等。
组织行为学上对领导的定义就是:管理者用人格魅力影响组织成员一起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领导艺术是指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
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讲的“用干部”指的是用人的问题,这是确定的首要的基本的领导职责;“出主意”,即为领导决策,这是领导者的最重要的职能职责。
1用干部――用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人才,并且知人善用,凝聚力量一起实现组织的目标
1.1吸引人――塑造个人魅力
的领导艺术首先是以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在革命战争中,共计牺牲了5名亲人,革命胜利后对族人“四不”原则。可以说他毫无私心,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曾说过: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这种人格魅力一方面吸引了大批人才集聚到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或者周围,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非凡的人才鉴别和使用能力。
及时,立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坚不可摧的威信,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永远的爱戴和敬仰。的威信来自于他不计私利、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等高尚的品德、伟大超人的智慧、才能和领导艺术。
在1934年1月27日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所以才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牢固的威信。
还有的“四不”原则,新中国刚建立时对秘书田家英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一生艰苦朴素,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低水平,一件睡衣补了40多个补钉。此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方面都是身教重于言教的,从国外留学回国后,把他送到农村进行实际锻炼,后来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以上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以身作则、关心百姓等,所以才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坚不可摧的牢固威信,所以的号召、主张才得以一呼百应。
第二,塑形象。正如在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的: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召力。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面对邪恶,一往无前;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作为伟大的理论家,他独辟蹊径,超越前人;作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书法家,气魄非凡。也很善于树立形象。在领导实践中,他成功地运用各种媒介,如交谈、诗词、书法、文章、风趣幽默的语言努力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如《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文章气魄令文化人非常震惊与敬佩。
第三,顾全局。指出:“必须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参加中国革命工作以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接受。然而,总是能从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大局出发,服从党的分配,积极工作。而当他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时,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团结党内外一切力量干革命搞建设,这对于夺取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建设事业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1.2组织人――围绕目标,凝聚人心
及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他把这种统筹兼顾、全局考虑的领导艺术形象地比作为“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比如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村,但不能忽视城市;
第二,抓中心,带全局。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比如在建国前夕,他强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且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建设,“城市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第三,高瞻远瞩,决胜天下。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高瞻远瞩,决胜天下地科学预测未来以能动地指导革命斗争,这是杰出组织艺术在革命生涯中的表现。比如从对抗战持久战的预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驾驭全局的、深谋远虑的组织艺术。根据抗战10个月来的战争实践,在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的发展: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发展的进程也证实了的科学预测,也更加为中国人民所爱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出注意――做决策,保障实现组织目标
用好人之后就可以“出主意”了。认为“主意”出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领导事业的成败。出主意、做决策的目的是引导群众。领导者出好主意,指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抓住中心、统筹全局的原则;集体决策的原则。
(1)群众观点是决策思想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是我党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石。
的群众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充分运用决策的群众性原则,每制订一个战役计划,必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指导,必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和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2)实事求是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准则,也是思想活的灵魂。
同志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决策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就是说在领导决策时,要从决策对象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出发,要分析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群众的心愿、觉悟程度和承受能力等诸因素提供的可能性,把决策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内,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二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计划和措施。三是要注意吸取我们一些决策失误的教训。“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指出决策决不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凭想当然办事;也不能从别人经验或上级批示出发,缺乏主观能动性;也不能从原则出发,呆板而又抽象地决策。
(3)抓中心,把握主要矛盾,总揽全局,这是领导者能否做出科学决策的基础,也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全局性问题。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领导艺术的突出风格,就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引导人们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的中心环节,从而保障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善于掌握中心,抓主要矛盾的典型事例。
(4)集体决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牢不可破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三人组合就是集体决测的生动体现。
总之,农民出身的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阶段,对人性的体验和认识更加深刻和独到。当今的时代虽不必再经历赤裸裸血腥残酷的革命斗争,但对人性的了解和积极引导却是任何时期都必须的。研究和继承他们那代人留下的宝贵领导艺术财富,无疑能帮助我们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更强大的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领导艺术探析: 邓小平领导艺术差异性之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分析比较了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在领导艺术上的不同，展现了两位伟大人物的领导魅力。
关键词：领导艺术；特征；；邓小平
日本著名的学者竹内实曾经总结：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伟人，及时位是依靠权力统24小时下的秦始皇；第二位是依靠思想统24小时下的孔子；第三位是集秦始皇和孔子于一身即集政治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于一身的；第四位就是邓小平。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合理，可以肯定的是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伟大领袖。他们都凭借着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创造出自己的领导地位，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他们的成功是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的。那么什么是领导艺术呢？
一、领导艺术的哲理分析及其特点
领导艺术就是指建立在一定知识、经验基础上的非规范化的、有创造性的领导方法、方式、技能等的操作性综合，也就是那些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定量化的高超的领导技能。领导艺术是一种特殊的领导方法，是领导者的学识、智慧、才能、胆略、作风、经验等多种因素综合的反映，表现为领导者创造性的、灵活的运用已掌握的各种知识和领导方法，具有分析各种复杂因素、妥善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贯穿于整个领导过程和领导活动的方方面面。
领导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导方法，决非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建立在一定哲学基础之上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动的灵魂，汇集了文明社会的各种智慧。领导艺术作为领导者在特定历史条件特有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领导者个人哲学观的影响。因此领导艺术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领导艺术与哲学密切相关。、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之上才创建出各自独有的领导艺术。领导艺术作为特殊的领导方法，作为高层次的领导技巧，主要有创造性的特征、直觉的经验性特征、随机性特征、多样性的特征，还具有适度性、模糊性、经验性等特征。正是领导艺术呈现出某些共有的特征和特殊多样性，因此，、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就有了可比较之处，他们的领导艺术有共性，也有各自特殊的风格。
二、、邓小平领导艺术差异性比较研究
、邓小平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都在各自的历史时代舞台上创造出辉煌的领导艺术。邓小平作为的继承和发扬者，无论从科学的理论思想方法，还是从某些经验实践来说都具有一种历史传承性和相通性，使他们在历史中找到了某种契合点，例如：大胆创新的领导艺术、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注重从大局抓主要矛盾的领导艺术都是他们领导艺术的共性。相同的哲学基点和同样的领导艺术灵魂，这三点构成了他们领导艺术的根基。正是在这三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又深藏历史传承血脉的领导艺术。但是领导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导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没有相同之处的。他们的领导魅力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差异性上。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除了共性，还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
（一）的领导艺术特征
与邓小平有着不同个性气质和工作重心的不同时代，他的领导艺术与邓小平呈现出别具特色的风格。
1、非权力的个性魅力领导艺术
中国的政治文化历来十分强调领导者自身人格形象的领导功能，古人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就是这个道理。领导者的形象和气质对被领导者同样具有重要的教育和感染影响作用。成为人们心中的伟大领袖除了它的政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掌握了一个领导者的非权力的个性魅力领导艺术。他具有诗人般的豪迈和伟岸，在1945年重庆谈判后他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大手笔，其精神的威力几乎使蒋家王朝颠覆。六十年代初期当苏联撕毁条约逼债时，它又表现出一种坚韧顽强体现民族铮铮铁骨的英雄气魄，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争口气把债还清。人民热烈响应，即便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仍是伟大的。他自身的艰苦朴素和人民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上的镇定沉着、临危不乱，体现了大家风范和民族气节的人格力量，深深影响着他领导的人民，成为他领导的巨大力量。一个领导者能用非权力的人格领导方式影响它所领导的事业和人民也是一种领导艺术，甚至比一种权力的领导方式更为有效。
2、善于动员激发群众力量的领导艺术
虽然、邓小平领导的历史逻辑起点都是群众，但在动员群众充分利用群众力量上的领导艺术更为突出。在历史上对群众力量的充分调动和利用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充分利用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懂得领导群众的领导艺术。一方面他善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用真情实感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共命运，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挨饿，他也跟着过艰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团结人民上讲求政策和策略。如在抗战中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革命力量，他提出“三三制”的原则，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对人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且他还善于用崇高的社会理想、信念和真挚的情感激发鼓舞群众，使他们能在艰苦的革命建设环境中也能较大限度地激发他们进取的热情。
3、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善于遇见矛盾转化的领导艺术
是一个具有大战略家气魄和能力的人。在他革命生涯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刚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时，面对各方面的怀疑他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让革命者和人民从星星之火中看到革命力量必将强大的希望。在面对反动派的强大和革命低落形势下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预见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反动派一定会消灭。这种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极大激起了革命者和人民的信心、斗志，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同时他也深深懂得举轻若重的领导艺术。强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每一次战役的指挥和策划都是十分重视的。新中国在经历流血牺牲取得胜利后也没有显出自得高傲，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及时步”，更为艰苦的工作还在后面，时刻警惕着党和人民要不断前进。这种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善于预见矛盾转化的领导艺术是有利于推进革命和建设向前健康发展的，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预见性。
4、的军事领导艺术
的领导艺术最经典的还是体现在他对军事的领导，他创下了许多军事领导的艺术。山地游击战的声东击西的斗争艺术；四渡赤水的巧妙周旋、随机应变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和谈斗争的那种“既要笑容可掬，又要铁的牙齿”，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斗争韬略；拿延安换中国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及三大战役中“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策略等等都是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体现了它的军事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使党和军队从一个弱小的力量成长为解放中国的强大的中流砥柱。
（二）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特征
1、求真务实的领导艺术
讲求实效是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特征，“猫论”、“摸论”就是最生动想象的体现。“猫论”，即无论“黄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1962年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时讲的话，也就是说不管白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边摸边探索。”反映出邓小平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务实风格。此外他还强调：在经济特区好不好问题上要“看实效”，“拿事实来说话”。在用人的政治标准上主要看“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在学习马列上“要精，要管用。”在国际关系上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较高准则。”等，它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些都体现他求实务真的领导艺术。
2、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局部后全局的领导艺术
任何一位领导，特别像、邓小平这样的，把握全局是他们的必须。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却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先易后难、先局部后全局的领导方法上，这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路。中国改革的思路是不同苏联那种首先拿难于解决的政治问题开刀，而是选择经济改革这一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容易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为难解决的问题奠定基础、创造条件。而且在解决经济问题上邓小平同样采取这种思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试点后推广。因为农村受计划经济影响相对薄弱一些，农村的改革取得成功后再向城市推进；在城市改革中沿海城市受商品经济影响比较广，改革相对容易；在经济特区的设立上也是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再到片。而且在改革中邓小平往往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以减少不利因素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动荡。这样一来就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同时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种领导艺术是非常行之有效和独特的。这种先易后难、先局部后全局的领导方法并没有影响邓小平作为大战略家的形象，反而从小中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他独特的大家领导艺术风范。
3、“不争论”“韬光养晦”的领导艺术谋略
“不争论”“韬光养晦”也是邓小平在领导艺术上的创造。他自己也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对于一个领导决断来说，一味争论会无人决断。因为过去有些争论坏过我们的许多大事，“”中的“文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事不宜争论，如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会妨碍我们大胆的去试验；有些问题也不必争，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好谁坏不是争出来的；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们过多地因争论而耽搁。在国际问题上还提出要“韬光养晦”，不当头，埋头搞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曾告诫我们说：“千万不要当头，而要韬光养晦”，遇到问题要“任凭风波起，稳坐钓鱼台”，“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中国不要过多地的介入国际争端，在国际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在韬光养晦中寻求发展机遇。可以说邓小平把中国古代智者老子的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用活了。他的这种领导艺术使我国能在国际国内风云动荡中保持中国稳定和经济发展。
4、巧借“尚方宝剑”，以威治乱的领导艺术
政治风云是变幻莫测的，怎样在治乱中有效的领导工作也是一种艺术。中期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在同“”进行斗争中，如何运用政治智慧寻求政治斗争的成功也是一种艺术。邓小平不惜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借用的“尚方宝剑”以威治乱。邓小平明白他当时每干一件事，必须处处以的名义行事，如此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性不会被剥夺。所以邓小平在每一次有关整顿的讲话中都没有忘记申明他是根据的某一项指示或经他同意的。邓小平推行整顿的主要武器就是的三项指示。巧借的“威”从各个领域向“”及其社会基础和“成果”展开了凌厉的斗争。
5、注重制度、组织建设，用制度解决问题的领导艺术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及时次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为全局性、作为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提出来并作系统阐述的是邓小平。他偏爱组织处理，按制度办事。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国家高层领导人如何协调调动领导集体的工作需要一定的工作艺术，尤其他提出的中央顾问制就是他作为领导人的独创。用制度领导工作、解决问题不仅是政治制度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也能让领导者自身从纷繁的工作中跳出来去思考谋略那些更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家，其职责就是出主意推动他人去做。
三、结论
从上述、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异同比较之中可以看到：领导艺术在一个领导者的执政生命中是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锐利的斗争武器，在和平的年代它是建设的动力。对两位伟大人物的领导艺术作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充实领导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领导者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掌握领导艺术，提高领导艺术水平都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领导艺术探析:基于组织行为学角度的领导艺术探析
摘要:同志的“出主意,用干部”的领导艺术,从组织行为学上说,是影响大批人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地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领导艺术,它的内容包括用人艺术、决策艺术等方面。
关键词:领导;决策艺术;组织艺术
思想不仅领导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成功指导着今天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据笔者研究,比如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盛大的陈天桥等等。
组织行为学上对领导的定义就是:管理者用人格魅力影响组织成员一起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领导艺术是指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
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讲的“用干部”指的是用人的问题,这是确定的首要的基本的领导职责;“出主意”,即为领导决策,这是领导者的最重要的职能职责。
1用干部——用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人才,并且知人善用,凝聚力量一起实现组织的目标
1.1吸引人——塑造个人魅力
的领导艺术首先是以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在革命战争中,共计牺牲了5名亲人,革命胜利后对族人“四不”原则。可以说他毫无私心,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曾说过: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这种人格魅力一方面吸引了大批人才集聚到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或者周围,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非凡的人才鉴别和使用能力。
及时,立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坚不可摧的威信,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永远的爱戴和敬仰。的威信来自于他不计私利、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等高尚的品德、伟大超人的智慧、才能和领导艺术。
在1934年1月27日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所以才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牢固的威信。
还有的“四不”原则,新中国刚建立时对秘书田家英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一生艰苦朴素,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低水平,一件睡衣补了40多个补钉。此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方面都是身教重于言教的,从国外留学回国后,把他送到农村进行实际锻炼,后来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以上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以身作则、关心百姓等,所以才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坚不可摧的牢固威信,所以的号召、主张才得以一呼百应。
第二,塑形象。正如在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的: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召力。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面对邪恶,一往无前;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作为伟大的理论家,他独辟蹊径,超越前人;作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书法家,气魄非凡。也很善于树立形象。在领导实践中,他成功地运用各种媒介,如交谈、诗词、书法、文章、风趣幽默的语言努力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如《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文章气魄令文化人非常震惊与敬佩。
第三,顾全局。指出:“必须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参加中国革命工作以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接受。然而,总是能从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大局出发,服从党的分配,积极工作。而当他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时,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团结党内外一切力量干革命搞建设,这对于夺取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建设事业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1.2组织人——围绕目标,凝聚人心
及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他把这种统筹兼顾、全局考虑的领导艺术形象地比作为“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比如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村,但不能忽视城市;
第二,抓中心,带全局。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比如在建国前夕,他强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且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建设,“城市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第三,高瞻远瞩,决胜天下。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高瞻远瞩,决胜天下地科学预测未来以能动地指导革命斗争,这是杰出组织艺术在革命生涯中的表现。比如从对抗战持久战的预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驾驭全局的、深谋远虑的组织艺术。根据抗战10个月来的战争实践,在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的发展: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发展的进程也证实了的科学预测,也更加为中国人民所爱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出注意——做决策,保障实现组织目标
用好人之后就可以“出主意”了。认为“主意”出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领导事业的成败。出主意、做决策的目的是引导群众。领导者出好主意,指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抓住中心、统筹全局的原则;集体决策的原则。
(1)群众观点是决策思想的出发点和价 值取向,是我党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石。
的群众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充分运用决策的群众性原则,每制订一个战役计划,必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指导,必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和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2)实事求是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准则,也是思想活的灵魂。
同志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决策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就是说在领导决策时,要从决策对象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出发,要分析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群众的心愿、觉悟程度和承受能力等诸因素提供的可能性,把决策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内,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二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计划和措施。三是要注意吸取我们一些决策失误的教训。“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指出决策决不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凭想当然办事;也不能从别人经验或上级批示出发,缺乏主观能动性;也不能从原则出发,呆板而又抽象地决策。
(3)抓中心,把握主要矛盾,总揽全局,这是领导者能否做出科学决策的基础,也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全局性问题。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领导艺术的突出风格,就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引导人们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的中心环节,从而保障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善于掌握中心,抓主要矛盾的典型事例。
(4)集体决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牢不可破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三人组合就是集体决测的生动体现。
总之,农民出身的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阶段,对人性的体验和认识更加深刻和独到。当今的时代虽不必再经历赤裸裸血腥残酷的革命斗争,但对人性的了解和积极引导却是任何时期都必须的。研究和继承他们那代人留下的宝贵领导艺术财富,无疑能帮助我们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更强大的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