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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摘 要：中印作为世界上较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关系上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印合作是双方的必然选择。因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印关系;政治;经济
2007年12月5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提到：中国和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对双胞胎巨人，两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其力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两个国家如何联合，怎样才能实现联合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恩在其《中印将如何重塑未来》中提到，虽然两国经济近年都在飞速发展，但中印是很难成为同伴的。两国发展道路是那么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印度是世界上较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两国的不同又给双方提供了很大的合作空间。在新形式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中印关系呢？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对两国合作所产生的影响。既然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对两国合作的影响，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1 为何要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又称世界政治经济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所倡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西方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用石油作为武器，反对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美国的霸权，欧盟和日本的日益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面对这些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国际政治分析法和国际经济分析法来做出解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条是关于国际体系层次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 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主要有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霸权稳定论以及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的存在，国际社会将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霸权国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如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都是在美国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同时又被美国所控制，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金融主导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相互依存论则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经济上已经表现出敏感性和脆弱性，比如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国际政治由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过渡；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各国已经不能够闭关锁国，而是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只有实现国际合作，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物中获取较大的利益。
2 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印关系可以分为5个阶段。及时阶段为从1950年两国建交至1958年,中印两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政治上，两国不仅在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与支持，共同倡导了现在对处理国家间关系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高层之间的对话与互访也较为频繁。经贸合作方面，两国互助互惠，共建美好家园。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各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组合。中印关系也进入了倒退期和破裂期。中苏关系的破裂和苏联寻求印度作为新的同盟国，这些变化的产生使印度领导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印度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开始咄咄逼人，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双方关系降到历史低点。政治上的对峙，也使两国频繁的经贸往来中断长达14年之久。中印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开始到1988年，这一阶段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时期。在政治关系上。两国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总体层面上官方的正式接触并不多，反而是民间交往十分积极，而且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仍然十分严重，但是经贸合作方面，两国开始了缓和的进程。中印双方的商团代表开始互访，两国也就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并在多个方面展开了合作。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开启了两国较高层领导频繁互访的友好开端，也使中印关系迎来了崭新的时期。在拉・甘地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协定，这些协定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后李鹏总理和拉奥总理进行了互访，1996年主席对印度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就双边经贸合作，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协议，并就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使双边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经济层面上，两国的经贸合作势头不减，进入了稳步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在各个经济领域都开展了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额的年增长率一般均为两位数，1990年贸易额2.6亿多，增幅近80％以上。
从整个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作用十分明显。中印经贸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被中断也是因为两国政治上的对立冲突，而两国对外关系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必然要求。印度政府也一直利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来调节与中国的关系，对印度政府来说，1962年的边界战争打破了印度的大国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痛，但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作为中国较大的邻邦，印度必须抓住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才能够使印度更加强大。因此，一方面印度要积极促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变得更加强大。于是，印度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总是设立各种壁垒，以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以保护本国企业。从中印这几年的贸易额就可以看出来，在2002年前，中印贸易基本上上是中国处于优势地位，但2002年后，印度在中国出口印度方面增加了贸易壁垒，而中国为了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又大量从印度进口，直接导致印度出口中国的增长，在中印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显然印度的政府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中印双方来说，如何利用政治与经济的互补性来发展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3 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建议
加强中印关系，不仅对中印双方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加强中印关系。
首先，加深了解、促进互信。两国政府要继续推动高层领导的互访，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双方应加强区域性合作，建立区域合作制度，将中国和印度纳入到地区合作制度当中。对于双方仍然存在的边界问题等历史性问题，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
其次，积极扩大中印经贸合作的范围和力度。要积极推动贸易的多样化，加强在重点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信息技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农业等各具优势，互补性强的领域。两国政府应该着眼大局，加强磋商和对话，妥善处理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消除贸易投资障碍，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创造有利于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的环境。中印应积极探讨贸易自由化。中印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基本条件。中印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把两国经贸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同时将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应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印关系已经不单单是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和综合。政治上的友好为中印的经贸发展提供了前提，但是经贸合作的加强又促进了政治关系的改善。要巩固中印关系，我们应积极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相互依存。因此，作为东亚区域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南亚区域大国的印度，两国间不断推进的多方面合作将使得两国间关系逐步加深。中印两国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亚洲区域的和平与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区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在世界经济学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以来，美国成为自由贸易区积极倡导者与执行者，本文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目前美国双边贸易蓬勃发展的动因及中美区域合作前景问题。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区域主义 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在区域贸易方面进展
2000年以来，美国对区域内及双边自由贸易合作（FTA）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外，美国积极与多国协议及签署FTA，组建自由贸易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已经与智利、巴拿马、秘鲁、哥伦比亚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与厄瓜多尔、乌拉圭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在亚洲，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美国同东亚国家签署的及时个自由贸易协定。而后又与韩国签署了协议，与东盟其他国家的谈判或是因为政局动荡或是因为立场不明确而中断。2003年布什总统发表了10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其目标就是要推动北非和中东的自由贸易的扩大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十年内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目前已经生效的双边协议的对象是：以色列、巴林、约旦、阿曼。美巴协议是与海湾国家签署的及时个贸易协定。但美国和海合会的谈判因美巴协议的过早缔结所生产的政治影响导致美国与海合会其他五国的谈判陷入僵局。当然，布什眼中的宏伟构想也包括非洲。目前美国已经与埃及、摩洛哥签署双边协议，美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FTA的谈判还未有结果。2008年，美国和格鲁吉亚讨论签署FTA的可能性，美国与乌克兰签署贸易与投资合作协议等一系列谈判都在进行中。
美国推进FTA的战略动因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双边FTA的数量迅速增长。目前世贸组织150多个成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美国是一个习惯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国家，追逐贸易体系的领导权一贯是美国所热衷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全球双边FTA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如果美国被排斥在多数双边FTA之外，就失去制定规则的机会，将对美国利益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影响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领导地位。
第二，世贸组织旷日持久的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一些议题的磋商在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提出或支持的一些议题，如人权、环境、劳工标准等，受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美国对此表示十分不满，希望通过双边FTA迫使有关国家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做出让步，尽早达成协定，由此弥补多边谈判的不足。
第三，更好地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美国希望更多的国家支持其打击恐怖主义、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孤立和打击“无赖国家”等外交努力。缔结FTA将有助于美国强化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合，巩固和扩大美国的战略同盟，从而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第四，近年来，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下滑。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就业率持续下降，社会环境不稳定。这些状况与美国倡导的贸易自由化背道而驰。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不能持续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就会获得力量，使美国经济失去动力。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双边FTA，有助于营造自由贸易的环境，有效促进美国经济贸易发展，高就业、增强社会稳定性，也更加有利于与欧盟的进一步竞争。
美国FTA谈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霸权衰落学说的解释
随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合作机制”正在衰落，世界进入了一个“霸权后合作”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就是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和对抗交织在一起，而合作将是其最主要的趋势。国家间经济上的合作将影响乃至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使之比过去更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基欧汉认为美国国力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关键是国际合作，也是要通过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对美协调把这一体系维持下去，让大家共同受益。他对后霸权合作的形式也作了分析，其中之一便是合作，即虽然彼此关系不和谐，并有利益冲突，但是通过政策协调和谈判也能开展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当代全球国际体系中的公共产品大部分是协调产生的（霸权衰落之后）。当非霸权国意识到没有的（或力量）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一般会选择相互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召开会议来创制新的公共产品，从而弥补它在霸权衰落后的不足，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缔结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它霸权衰弱集中的体现。目前区域化组织的发展正是说明了现在维持秩序的主权不是一国而是多国，由于不存在一个具有压倒一切优势的国家，所以所有的事都要协商解决，与此相应，国际公共商品的提供也是大家共同出钱出人。外交也因此称为实质性的，其结果也变得不可预测，后霸权体制表面上看来争吵激烈，但是由于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已经一致，出现了结构性的稳定。
（二）中心-外围学说的解释
该学说主要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为依据，旨在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该学说认为，整个国际贸易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体制，其表现形式就是“中心-外围”结构，即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处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而广大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地位。在这种国际贸易体制下，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经济，并通过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交往，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其发展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为条件的。根据依附理论，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从属地位，好的衡量办法就是看贸易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性质和外国投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如果出口集中在一种或两种商品上，如果经济中的要害部门为外国公司所控制，就可以说该国处于高度依附状态。阿明认为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或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只能开创一个以“新的国际分工为特点的帝国主义剥削新阶段”，因此他提出外围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推迟或切断同中心国家的经济联系，打破中心国家所强加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
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牧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墨西哥农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墨西哥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出口增长下降，而美国却增长了数倍。墨西哥于2003年已经解除了20种农牧产品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农牧业主每年享受8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而墨西哥农民享受的补贴仅为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这实际上是一种“非零和”竞争，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发达国家设下的圈套中，这种境况是由中心-外围这种特殊地位决定的。
（三）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不应把相互依赖的定义仅限于相互间的均匀依赖，在行为体相互交往中，最有可能为行为者提供影响力的是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状况。依赖性较少的行为体，可能把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某一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或影响其他问题的手段”。在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国家之间在依赖关系上往往是不对等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两者之间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必然不会是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往往占据了较大的主动性，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的依赖性而言要小得多。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没有任何东西来保障双方“相互依存”是以互利互惠为特征的，收益与代价的付出取决于行为体的价值与关系的性质。如果有朝一日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成立，那么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将更加明显，中东国家在与美国实力的较量中必将是付出代价更多的一方。
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区前景
近年来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2001年的曼谷协议，2002年我国与东盟签署“10+1”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2009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6个东盟老成员国之间93%的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4个东盟新成员将在5年后实施零关税。针对中国的举动，美国在亚洲采取的是“迂回”战略，避开中国，愈来愈多地与我国贸易竞争对手缔结自由贸易协议。它先是推出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各种旨在应对与消解东亚地区的泛亚太区域合作倡议，奥巴马上任后为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重要伙伴的双边关系，高调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经济主权上的“不甘落后”促使美国紧紧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动向。
从当前的贸易合作动机来看，政治利益发挥着主要作用。目前政治利益上的障碍是美国权衡选择双边贸易协定对象的一个因素。经济上的弱国，但是政治上可成为其同盟的国家。虽然中美经济各领域关系在不断加强，但不能指望美国与中国在短期内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美的双边关系远没有改善到可以互为伙伴，即使是伙伴，也是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美国根本上是把中国、欧洲看作是竞争对手，在这方面美国选择的是对抗而非联合。不过政治利益最终会让位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基础是经济利益，任何政治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不可能偏离促进贸易增长和经济收益的初衷，反过来，政治上的支持又可以大大加速这一进程。从美国FTA谈判的对象来看，“从政治障碍最少的地方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一条尚佳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共体得到启发，英国出于政治原因不愿意参加由德法主导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60年联合欧洲七国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成立一年不久就立刻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英国战略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利益。英国对欧共体的信赖程度远高于欧洲自由联盟，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双重作用，解释了为何在经济利益上相近或有条件加入欧共体的英国在一开始时拒绝加入，却由在经济联系和经济利益上关系不大的国家组成了欧自联。同时经济利益的根本决定性作用又促成了英国在欧自联成立一年后申请加入欧共体的现实。
美国与英国的情况不同，英国与德国处于同一洲，它只能选择合作。而美国与中国更大程度上是对抗，在中长期内，中美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已超过3000亿，中国是美国及时大债券持有国，但因为中国、美国都是两个具有有政治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2009年金融危机促使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再一次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浪潮；2010年“轮胎特保案”尚未平息，对华反倾销便持续上演；2011年，美国参议院又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通过干涉人民币汇率改革来达到转移本国政治危机的目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背后掩藏着美国的政治意图。作为全球经济、政治利益的守卫者，美国宁愿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也不愿意付出政治利益。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双方未来政治利益交集在缩小，政治障碍使得美国不会相信中国。从而可以断定，在争夺亚洲的竞争中，中国会努力完成使命，而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没有硝烟的竞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