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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电子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 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较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较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障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较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为缓解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点取向应是解决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证券投资方面转化等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较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关于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在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高度依赖出口打破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弊端终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露无余。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提出若干针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并简要探讨了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改变中国经济窘境,实现经济增长路线回归正常运行轨迹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一、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窘境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较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3.促进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应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双向平衡,同时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改善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要素及路径的良性转变。合理应用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来调控就业结构、产出结构,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积极迎接新经济的严峻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浅谈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摘要:本文首先从土地政策具有的调节和控制功能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论述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理论基础,提出在当前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中要重视土地的有效需求、加强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正确界定政府在调控中的地位角色等要做好的几个重点。
一、国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概念理解
土地政策作为调控的一种工具,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的一个要素,所谓调控是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调节功能。这是因为单纯依靠市场配置,会导致市场失败,市场失败的原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土地政策进行调节使之与市场配置相机协调,实现土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以及各类用地结构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控制功能。土地资源是稀缺的,即土地供不应求,在此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就会形成垄断[2],因此,国家必须对土地进行调控管理,以便合理配置各个部门的土地资源。
目前,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是首次,首先,土地作为国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的供应与需求对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成为能够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另外,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这在客观上使国家具备了调控的能力。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土地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之内的:
生产要素理论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对土地要素加以调节与控制,不仅会调节土地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与利用,并且会对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以及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3],而通过土地政策就可以实现对土地市场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调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与。
地租理论
土地政策是土地收益分配的调节器,实质上通过地租理论来实现的,因为地租理论的核心是对土地与其他要素的收益分配及土地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配置[3],可以说,地租的作用,就在于保障平均利润率规律对经济的调节[4],地租的合理分配也是有效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常常会出现土地所有者拿的多了,用地者得不到平均利润,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竞争力和积极性;或者是土地所有者拿少了,用地者有超额利润,就可能盲目投资、盲目扩张,这两种情况都是市场机制没有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所以,必须通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来协调土地收益在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
3.公共利益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尽管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成本最小化与效益较大化,但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1],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产权拥有者很容易垄断;二是土地利用造成的外部性;三是土地关系到粮食安全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为了克服和纠正市场失败,需要政府进行调控,而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丁伯根法则与蒙代尔法则
根据丁伯根法则,在政策手段选择时,应做到政策工具变量数必须不少于政策目标的变量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那么土地政策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政策工具。同时蒙代尔也指出,在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实现中,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相对效应就可以[3],这样把每一种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响力较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用N个政策工具实现N个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法则。所以,不论是丁伯根法则还是蒙代尔法则,都说明要实现相应数量的政策目标都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三、做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重点
1.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供地方式为供给引导需求,同时要重视土地的有效需求。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一直以被动式供地,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管理中也造成了土地利用的粗放,土地市场秩序紊乱、土地利用效益的低下等等,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从市场供应方式和市场结构调整入手,加强对土地供应的宏观管理,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5],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盘活闲置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调节房地产开发的结构和房价。
2.加强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实物土地,可以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这样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目前,由于国有土地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造成增量土地出让主体的混乱。同时,存量划拨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补办出让手续进入市场流转以及土地隐形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众多划拨土地使用者或其主管部门,也成为土地的供应者,等等这些造成了土地供给总量失控。所以,以储备的手段,实现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是土地储备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①缺乏法律支撑。虽然我国各地已开展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但全国尚未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土地收购储备专门法律,明确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功能定位问题,将土地收购储备纳入法治轨道,保障政府依法行政。
②融资问题。土地收购储备过程实质是资金循环的过程,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土地收购储备就难以有效运作。目前,我国解决资金制约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这不仅不能满足需要,还有可能带来银行贷款的风险,所以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是必然选择。
③土地储备中心的性质应尽快明确。性质不同,决策方式肯定不同。如果属于盈利性质,就必然追求利益较大化,收储哪些土地、储备多长时间、开发成何种用途以及开发程度、上市方式(是招标还是拍卖)等就全由预期带来的利益决定;如果属于非盈利性质、注重社会性,就要视政府的目标而行。
④土地收储的费用支付问题。现在都将其称为收购价格,事实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有用地行为都属于租赁,用地者使用土地即使有所付出也属于租金性质,因此收回用地者使用的土地肯定就不属于购买,自然不存在购买价格;收购价格在农地征用环节倒是存在的,但也存在农地农用价格和农地非农用价格的问题。同时,价格与权属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用地者拥有的权力大小决定着收储土地所付出的资金的多少。
⑤各级政府的收益分享及其实现形式。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已无争议,而且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谁能代表国家拥有是存在争议的,相应地,土地收益归谁享有也不明确,但像目前各地操作的那样归城市享有肯定不行。到底如何分享,采取何种形式,是税、是费还是租,应尽快明确并加以统一。3.正确界定政府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中的角色。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目前,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供应政策、地价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在土地供应政策中,政府是一级土地市场的供应者,政府要做好的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在这里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来供应土地,是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
其次是地价政策,政府通过对土地市场的价格水平进行管制和引导,影响土地的需求,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该政策中政府依然充当是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政府根据土地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适时地做出调控判断,或者对土地政策的执行与落实进行监督。当前的低地价政策不但表现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就是市场配置较为充分的经营性用地价格也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大多偏低。
另一个就是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在土地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的措施之一。在土地税收政策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在以上调控经济的土地政策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将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正确界定政府角色,遏制地方上随意的管理,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同时政府的角色应弥补市场的缺陷,达到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4.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使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评价。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国民经济的总量、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大的指标。微观层面包括如土地年度供应总量、结构比例,主要是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比例。在选取以上两个层面的指标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化分析不同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土地供应及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区域的特点,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未来时间段内科学的土地投放指标,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时,不能建立在土地供应的平衡的条件之下,这里必须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土地的基本国情、土地自然供给的刚性、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土地利用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趋势等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摘 要: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关键词:滞胀风险;边际滞胀;滞胀治理;人口红利;通货膨胀;通胀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 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滞阻了经济增长。
(2)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效率、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变
尽管城乡居民的巨额储蓄曾经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投资来源,然而,由于国民的高储蓄、低消费,我国经济步入恶性循环:低消费率—市场疲软—投资利润率下降—市场主导的投资减速—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好—低消费。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给国有企业,银行的坏账风险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但这种做法却助长了国有企业投资的盲目性,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任志军,2007)。可见,非市场方式的利益驱动最终只能是扭曲投资,降低投资效率;而解决的方法是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另外,三十年多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压力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急需向集约型转变。然而目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优化受阻,这也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