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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4页。）90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如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引驰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芭特勒的《性别麻烦》(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别、意识形态——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吕正惠主编《文学的后设思考》，正中书局1991）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借到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说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及时，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妓女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pèi＠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 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及时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情欲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情欲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情欲的挑逗。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隅》（《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学”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较为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4页。）。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 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81页。）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材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的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128页。）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与价值：“相较于一般士人对于从事书写活动之认知与自我约束，传统之女性书写者则另具有不同之书写认知与个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仅受限于传统之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加之性别与地位之相对差异，对于书写之认知较男性书写者更为复杂与多元”。作者说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历代对女性书写活动之认知、女性自身之书写自觉及实际作品表现，以期对于传统女性对于书写活动之意识与反省”。学者们的这种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对年轻的研究生们当然会有影响，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爱欲恐惧等种种心理。辅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王学玲在《古典诗歌中“妓女”形象的运用及转变——以李白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在近五万首的唐诗中，有关妓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见妓女形象的运用构成了唐诗中极有风韵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礼教为重点传统社会中，‘妓女’向来遭受鄙视和轻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总是视之为妖魔祸水而痛加挞伐。奇诡的是，她们往往又是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话题”。（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9-2,12,111页。）作者通过对李白在咏妓诗上的贡献的肯定（即将以色艺供人娱乐的妓女变成抒发个人情志的女性）来批判传统的两性观。
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
女性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不再是以传统的标准和男性眼光，而是改为女性的角度来看待历代男性作家书写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并对历代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发掘和重新评估，不但视角新颖别致，而且在价值判断上发生扭转。东海大学中文系的钟慧玲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钟是东吴大学的博士，曾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对台湾的女性文学研究有较大的推动，本人的研究领域则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清代女诗人研究，著有《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金川诗草百首鉴赏》（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97），主编有《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等。她的《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从“翠袖”、“依竹”的象征意义，“性别自觉的痛苦”和“男装的意义”等独特的考察角度，来发掘这为清代女诗人在性别意识觉醒时的痛苦与困惑，对其诗作的价值做出重新评估。钟慧玲有关唐代文学的女性研究有《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东海中文学报》10期1992）、《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东海中文学报》11期1994）等论文，也同样以研究位置的转换为其特色。过去研究杜甫的家庭生活，总是从杜甫的视角来肯定他独喜幼子、关爱老妻，甚至同李白的家庭观念作比，来突出杜甫浓厚的家庭观念。《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却专门讨论杜甫妻子杨氏的情感世界，体察她在离乱和贫困中的思念和忧愁。这与探讨杜甫的内心世界的通常做法，在研究位置上发生了置换，可以说是体现了女性文学及其研究者的典型特征。《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分析了元稹在《莺莺传》中赋予张生形象的几个重要特质：守礼不乱、诱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与审判的双重心态，并以此来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对爱情充满了不信任，眷怀旧情的矛盾心理，指斥莺莺是“妖孽”又比拟为“仙女”——对莺莺无法定位。如此的感觉与体察，恐怕也只能来自于女性学者。张淑香的《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则从女性角度来观察刘鹗，解析他的创作动机。她认为“刘鹗似乎是有意突破传统，为女性打造新形象，表示他对女性的重视和认知”。（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390页。）东华大学外文系的曾珍珍从女性文本出发，对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进行了重新解读。历来谈到陶渊明的乌托邦乐土，总是以《桃花源记》为例。曾珍珍认为大家都忽略了《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作者认为该诗所启示的是母权乐土，是“以阴阳两仪并立、开创多元共荣的结构原则”在“这组诗文本两性化”中的体现。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注：《粲粲三颗树：论六朝诗赋文本两性化的表现》，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年，第316页、317页、340页。）这种研究位置的转换，也导致她对阮籍等人的六朝诗赋作出独特的理解。她认为：魏晋风流可能与男同性恋有关系，“说六朝诗人独具双性想象，应非妄议”，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咏男同性恋的”，而且这种双性想象是屈骚传统的流被。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了体验神灵宇宙的阴阳相生、浑然一体，巫者必备雌雄同体的双重身份。《离骚》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诗人的双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铃在研究“代言”、“拟作”这类古典诗词时，也从女性角度确立新的界定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她的论文《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兼论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等皆作如是观。在后一篇论文中，作者对拟作、代言现象以及女性价值观重新作了分类，并试图以新的判别标准勾画其发展流变线索。她认为“拟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纯拟作，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纯代言，如曹植《七哀诗》、徐干《室思》、张华《情诗》以及二陆的代妇赠夫等；兼具拟作、代言性质，如《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汉人骚体辞赋，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离骚》运句遣词的方式。但无论那种方式，所表现的都是男人的视角和社会、家庭主体者的心态。欧丽娟则认为《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传统的咏史、咏怀诗，是“开显女性主体意识到咏叹调”，“一阙歌赞女性价值的颂歌”。诗中被“指斥、痛讥、鄙弃的英布、彭越、汉元帝、石崇和杨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处张扬横行的浊臭男人的代表，他们或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浅短或昏聘无能，在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才性焕发的女子对照之下，都显得多么卑微，龌龊和渺小”。（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0年3期，第6页、121页。）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如1995年12月，东海大学中文系发起召开“妇女文学学术会议”。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曾珍珍、张淑丽等16位女学者参加会议，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古、现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探讨与研究。其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则由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召开“水＠②＠②——女性形象学术对谈会”，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胡晓真与南华管理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淑娟，就“中国古代诗词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对谈。同时还进行史学和当代影视方面的对谈。同年4月30日，淡江大 学举办“中国女性书写研讨会”以及“女作家座谈会”和研究生会；2001年8月20至22日，“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隐、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义”、“应循何种途径与策略，探讨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闺秀日记、日记、游记中所表现的对个人私密世界的兴趣与经验”？“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倾向，此时之男性情感世界别开生面，如何从文人画和笔记小说中窥一究竟”等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观察员参加旁听。会上发表的26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如日本学者青木敦的《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习惯关系再考》，英国爱丁堡大学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莱加州大学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私情？公义？——孟姜女故事流传探析》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程念祺也在会上作了《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与私情》的发言。紧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召开“近代中国的妇女、国家与社会”研讨会，集中讨论1600--1950年间性别与国家、性命、法律、社会，妇女与美感、教育、文艺、家庭，以及性别与战争、跨文化的妇女等女性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胡晓真、华玮、吕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3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这两次研讨会皆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时的盛大聚会和军力的检阅。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胡晓真、衣若芬、刘苑如三位女学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如前所述，亦多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题材亦多是女性。这些海内外研讨活动的开展，自然扩大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展开，除了上述的女学者主观努力外，更是台湾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支持和扶植的结果。淡江大学就专门有个女性文学研究室，上述研讨会就是由她们与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而会议的及时场主持人则是当时的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双英。提供经费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外，联合报系的文化基金会、淡水镇公所也提供了赞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纪开始时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前者是由“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举办；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财团法人纯智文教基金”提供资助。
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综述
摘 要：古典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它承上启下，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古典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基础，它是中国文学最根本的东西。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走过了长远而又曲折的历程。本论文对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了简略梳理，总结了研究中得出的经验，以期对古典文学学习者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较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第三种方法是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学者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是从单一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联系古今中外来研究学问。在国内，较早地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王国维和鲁迅，虽然他们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他们为以后的学者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典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正做到打通古今中外的学者有陈寅恪、钱钟书、吴宓、季羡林、刘晓峰、叶舒宪等。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对于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此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这种精密考证的方法，成就超过了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回顾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历程，我们看到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世纪的方法论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使古典文学方法论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
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要］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学潮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及时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作者：殷陆陆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语文教学中古典文学研究论文
《语文教学大纲》谈到基础知识要求时指出：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必要的文学知识文体知识。高招试题中有对古诗词的鉴赏和对名言名句的默写，而名言名句除了一部分出自教材外，另一部分中的大部分就出自古代诗词。在小学初中阶段，虽然学生已接触过一百多首古诗词，但我发现大多数同学对这些诗词的理解还处于皮毛状态，只是会口头背诵，却不知其蕴藏的丰富内涵。这远远满足不了高中阶段的需要，还必须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知识并不多的基础上了解更多的内容，有步骤地指导演讲的学生向同学介绍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著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其重要成就；介绍初唐四杰、苏门四学士、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及其影响；介绍古体诗、近体诗等有关文学常识，进而达到丰富学生文学知识和文体知识的目的。
其次，课前五分钟演讲古诗词有助于开发学生智力。
学生为了使自己在讲台上讲好，必然会积极思考，翻阅资料，请教老师。由往日的“老师教我学”的状态进入到主动钻研一首诗词的境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知识逐渐渗入的过程。其获得的知识量远远超过单听老师讲的内容。例如刘禹锡的《乌衣巷》这样写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通过查阅资料，学生透过诗的字面，可以发现：诗人从“朱雀桥”想到“乌衣巷”，从“野草花”想到“残照的夕阳”，在这种景物的烘托下，作者把笔触转到上空正就巢的飞燕，由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联想到王谢权门昔日的辉煌，唤起读者的想象。在指导学生背讲时，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深入观察生活进而联想的方法。
第三，课前五分钟演讲名诗名词对于培养学生理解分析能力大有好处。
古典文化，尤其是诗歌的语言是凝练而深刻的，要真正弄懂古诗词的含义，决不能停留在诗句的表面上，而要挖掘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深层内涵。比如高中语文教材中《病梅馆记》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中“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而要联系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挖掘出“万马齐喑”的比喻义。在探究诗词的过程中，学生理解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
第四，通过课前五分钟赏析古诗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大凡作家、诗人在青年时代都背诵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所以写起文章来才会左右逢源，出口成章。像台湾作家琼瑶，她的作品尽管有人视为“穷极无聊”，“爱情模式”，但她的古典文化功底不容忽视。她作品下的主人公，现代的多能赋词作曲，信手拈来；古代的多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出口成章，下笔成诗。她赋予她故事中的人物一种超乎常人的语言能力：《一帘幽梦》中的紫菱会写“一帘幽梦”，费云帆便能把它谱成歌曲；《彩霞满天》里的殷采芹更是从小就会歌唱“彩霞满天”。她的语言让人细细品味起来，总有齿颊留芳的感觉，这种运用诗词营造美轮美奂意境的功夫，怕是每位读者都会大加赞赏的。
由此可见，要求学生在紧张的高中阶段，每节课前有5分钟咀嚼玩味古诗词的时间，可以帮助学生积累语言材料，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咏”是很有道理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之下，我竟发现不少同学在周记、作文里谈到、用到往日讲过的诗词。这一点很能说明学生在写作时已经有了一种意识：想用恰当的诗词名句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第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准备课前五分钟古诗词演讲，还可陶冶学生情操。
古代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精华。研读古典文化中的精品，不仅可以学到文化知识，而且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学习杜甫的《望岳》，可以激发同学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学习诗人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学习岳飞的《满江红》，可以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学清照的《夏日绝句》，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可以让我们体会作者在当时那个时代有才干却不能施展抱负的惨况，进而珍惜现在的生活，争取早日拥有一技之长。
，对于课前五分钟演讲过的古诗词，教师还可要求背诵其中的二到三首。
只要合理安排，一周背二到三首可以做到。毕竟，背诵有助于培养学生记忆能力，而记住的知识又会为日后学习新内容打下基础。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对课前五分钟绝好的善后措施。它可以巩固对诗词句的理解认识，长期坚持下去，学生的记忆力必会提高。“脑子越用越活”讲得就是这样的道理。
总之，倡导课前五分钟古诗词演讲，寓古典文化于语文教学，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继承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产。因为，学习不应仅仅拘泥于中学课本上选的篇目。
【摘要】进入高中阶段，好多学校在语文课堂上开设了课前五分钟演讲，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关键词】语文教学古典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