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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绘画家之一，亦是一位值得道赞的音乐家。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皆有不凡的见识，他从小就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少教的醇厚积累，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并得到当时文学大儒欧阳修的大家褒扬。少年得志，头角峥嵘，在初入仕途，秉承儒家的入世思想。他在青年时期有过较为顺畅的仕途。然而，之后三次被贬，使苏轼苦尝了人世的苦难波折。体会了由辉煌耀眼之高处，猛然坠入尘埃里的失落黯然。苏轼的思想跟着产生了变化，追求前人归隐山林，以琴为伴，舆情山水的恣意快活。他的心境也随之悄然转变，由悲愤、失望、苦闷、压抑种种到心态归于平和，坦然看之，淡然处之。这些人生经历对他音乐美学思想上有着诸多影响，使其音乐美学思想有着积极和落后两个方面。
一、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苏轼（1037-1101年）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旷世通才。对苏轼的研究主要在文艺方面：《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黄鸣奋）、《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刘国珺）、《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冷金城）等，这些学者从文艺的角度剖析苏轼在整个文学艺术思想上的造诣。而早期对苏轼音乐思想的研究具代表性的为《中国音乐美术史》（蔡仲德，2004），书中阐述了作者对于音乐之道的认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梳理了苏轼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想言论，回答了中国音乐之路的出路--人本主义。毕乙鑫（2017）认为苏轼的音乐美学观念主要主要围绕在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以平和为琴乐审美准则几个方面。林克仁在《苏轼与音乐》（1985）中认为苏轼是一位出色的音乐理论家，文中将其在书法、文学、佛学方面的成就与其音乐成就相并论，认为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在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陈四海在《论苏轼与古琴艺术——兼论其音乐美学思想》(2002)一文通过对苏轼在古琴艺术方面的成就来探讨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苏轼特别注重对客观事物进行审美观照的同时，又强调审美主体的作用，他通过诗歌把哲学上的：局部到整体、具体到抽象、客观到主观的规律有声有色地阐发出来，表达了深刻的哲理。白海燕（2016）以苏轼的音乐思想在其人生践行中的众多体现和价值为研究对象，辩证审视苏轼不断践行中的音乐思想，认为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及他本人豁达的人生价值观，才形成了独特的苏轼兼容并包的音乐美学思想，它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一面旗帜。作为宋代的文学艺术大家，苏轼将看似颇具差异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巧妙的调和统一，令其所建构的音乐美学思想，呈现出儒、道、释三重内涵。苏轼的平生还有大量与音乐相关的活动、事迹及诗文著述。从当前既有研究成果可知，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期待着更多学者的深入挖掘。
二、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隐含于他见存的300多首词、2700多首诗、4800多篇散文等文学作品中。由于深厚的儒家家学渊源，再加上仕途追求的环境需要，这使得其音乐美学思想中较为彻底地贯彻并发展了儒学思想。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继承与发展了儒学思想中以人本为核心的“仁乐”的观念，即强调“乐以辅政”“乐以辅教”，“仁乐”的哲学思想指导着苏轼一生的音乐美学实践，并在其有关音乐美学的一些主要观点上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
（一）礼乐一体
苏轼的礼乐思想，除了表现在《易解》、《书传》、《论语说》等书外，还见于他的史论、策论及书信中。如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所言：“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苏轼在这些作品中认为，音乐始终不是一种孤立的音响形式，它和社会文化、治国方略和礼乐制度是紧密相关的。苏轼在《林希中书舍人》中说到：“文章之变，与时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观政。”懂乐理、音律和礼教便可观政治制度，知国家兴衰。乐和礼一样，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都与“文化”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而且，这“一体”也不是主与奴、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正是互渗互补的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苏轼认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他在《策问六首古乐制度》中说到“圣人之治天，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觉得音乐可以移风易俗、教化大众，同时对个人也能够陶冶性情。
（二）崇雅抑俗
苏轼音乐审美中出于礼乐教化的目的而采取“崇雅抑俗”的态度，其表现主要见于其《延和殿奏新乐赋》、《陈隋好乐》、《唐制乐律》等政论作品。比如，他在《延和殿奏新乐赋》中，对范镇新制的雅乐一律表达了其由衷的赞美：“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声”；“铿然钟磬之调适，烂然笋簴之华好”。他在这些政论中向我们展示了对于雅乐的推崇，对于雅乐中不断掺入俗乐的情况表示反对。苏轼在音乐审美上表现出的“崇雅抑俗”态度，在本质上就是对礼乐制度的推崇，苏轼将雅乐观念和礼乐制度合二为一。在苏轼看来，对礼乐的遵从是一个人的高尚品德的体现。古代社会中礼乐制度反映统治阶级的雅乐观，这在审美中是排斥俗乐的。另外，苏轼这种“崇雅抑俗”音乐审美态度还表现他在琴乐审美中的追崇雅声。如他在《琴非雅声》中所言：“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他将琴乐作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主要载体，认为其声雅。但他以辩证的观点认为，琴在上古之时也属于民间俗乐，只不过现在才将其视为雅声。这不仅可以看出他对琴乐雅声的辩证态度，也反映出他对俗乐的真正态度。
（三）以悲为美
由于自身的悲惨政治遭遇作用于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使得原本潜藏于心的“悲”美情怀得以发展。“以悲为美”反映的是苏轼音乐美学的一种独特审美心理机制。苏轼音乐思想中的“悲美”内涵主要体现在其论乐的诗文中，它们或以直接的音乐品评而体现，或以听乐抒怀而隐喻，或以托物言志而意指。比如，他在《念奴娇》（1082）中写道：“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24小时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全词清旷飘逸，以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万里长空的浩渺。但词中以“醉拍手狂歌”、“起舞徘徊”表现了对“人间”的留恋。但吹断了的横笛，体现其政治处境的进一步恶化。词借对“清凉国”的向往，表达他心情的悲凉，其思想之“悲怆”透露笔端，“悲美”音乐思想于此亦可见出。概括地说，苏轼“悲美”音乐思想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来展现的。一是直接通过琴乐等乐器演奏来展现音乐的悲美和苏轼的心境间的关系。二是通过悲美的音乐意境描写来展现物是人非、悲苦离别的审美感受，以此来展现美学思想的。三是通过悲壮的悠远感、深邃感来展现悲美的多层次感，加深了悲美的纵深层次。
（四）浑然天成
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自然之美。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不是好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审美境界也是苏轼对其音乐审美思想的毕生追求和诠释，他的美学思想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强调各类音乐作品创造的自然之美。他主张音乐不应过于僵化，默守陈规，同时更反对生搬硬套一些创作方法，如他曾经填《醉翁引》。引起良好的反响，引来一些好事者刻意模仿他填的《醉翁引》对这样的的行为，苏轼进行了批驳：“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依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他的这种“浑然天成”之意突出反映在其儒、道、禅三教思想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中和之美”思想上。在他看来，较高妙的艺术，应该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在这里，枯淡只是外表上的，内里却是丰美的。就是说，外表的枯淡掩映的却是内在的丰腴，看似平淡的外表却有着美好的内涵。苏轼音乐上的“和美”思想，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是，对于音乐艺术，重要的不在形式的华丽，而在内容的充实，对生命感的表达遒劲有力；对于形式，则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越平淡越好，越朴素越好。苏轼音乐上的“和美”思想是对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以及禅宗“不修之修”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
苏轼爱好广泛,善作词、能度曲,更会赏乐。他音乐上的造诣在古代文人音乐家中也是较具代表性的。特别是他音乐美学思想上体现出的思辨性和同时代的其他文人音乐家相比是进步的。他强调主客观相统一的重要性,矛盾双方选择顺应趋势发展的一方的观点和他“天成”的自然论审美观念在我国封建后期的文人士大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后世的文艺思潮、文艺创作都有较深远的影响。
（一）、苏轼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影响很远。苏轼的这种平淡超然的美学思想对以后的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影响深远。明代徐上濂在《溪山琴况》中论述了弦、指、音、意之间的联系，认为只有弦、指相合才能奏出乐声，指、音相合才能传达出音律的韵味，音、意相合才能表现出乐曲的情感和演奏者的心中之意。这与苏轼的《题沈君琴》中提出的乐器、表演方法和表演者的关系非常相似。在后来元代戏曲和明清音乐中，我们也能看到苏轼的影子。比如元代关汉卿的剧作《单刀会》在及时折中就用“大江东去”开头起唱，在紧接着的《驻马听》中又遥想周瑜黄盖，这可谓苏轼《赤壁怀古》的翻版再唱。苏轼的砍外枯而中膏”的枯淡论，开启了后世平淡论的新领域，影响了许多文论家，如南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平淡”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在宋代以后，“平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人的共同审美取向。处在北宋时期这种风气渐盛的时代，苏轼以其对艺术高度的鉴赏发现了陶渊明诗歌的“枯淡”美，他认为陶诗语言质朴但意蕴深远，并由此对“平淡”作出了自己的深刻的见解。具体表现为作品内容要丰富及深刻，要求作者在作品中的真情真切的自然流露苏轼的这种平淡艇然的美学思想对以后的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影响深远。苏轼的音乐实践的美学意义在于他救词乐于颓靡，为词坛注入了豪放矿达的新词风。他对词乐的突出贡献不仅表现在革新词风、幵拓词调这两方面，而且还开创了宋词的豪放风格。苏轼对词体进行了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苏轼以词调歌曲的形式，反映以前词人从未涉及过的广阔内容。还在民歌的传承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创作改编的民歌《陌上花》等。他推崇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追求大音希声的天籁之音的审美境界，在音乐实践中力求人的本质力量的释放，遵循人的现实操作性和自然天成的原则，在精神追求中向往至高无上的境界，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则坦诚开放和坦然处之，这种寓意于物、游于物外的审美心胸和人生态度都值得后辈学习。
（二）、苏轼音乐美学思想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价值
21世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已经应运而生。西方音乐体系移入中国之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音乐的主流和话语。我们不禁扪心自问：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化将向何方变化？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保持文化特性原来只看作是地区和国家的需要，现在则被看成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责任，因为它关系到文化的多样性，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同志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立足自身，充分注意挖掘自身音乐传统的美学、艺术价值及人文精神，发展创新中国音乐传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苏轼音乐美学思想重“心的文化”。所谓“重心”、“重情”，实际上就是“重人”。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强调心的作用，必定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主张情与理的统一；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心与物的统一；佛家强调人与人心的和谐，追求心灵的澄净，所以“重情”、“重心”的文化特征也正是儒道佛合流的音乐文化人文精神的体现。产生于宋朝的苏轼音乐美学思想，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在21世纪的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从个体的和谐目标出发，我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方式，不能走极端，应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恭敬待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代，我们还要调节自己的内心，不躁、不功利，以平和的心态应对一切，用“中”的标准尺度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事业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注重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要“和而不同”。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苏轼的音乐作品大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继承与发展苏轼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大众音乐事业，对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升民众的道德品质和精神气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和”美学思想具有极大意义。宋朝时期的古代中国人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虽然当时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导致的人对自然的畏惧及顺从，但是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关系法则却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乃至破坏程度愈加严重，以至于近些年来各种自然的反作用力显现得越来越明显，沙尘暴、雾霾、全球转暖等现象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改造自然的“度”严重超标，在全世界都在呼唤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我们既要认识到应合理地、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不能矫枉过正，裹足不前。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强调：“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24小时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命运，决定在其与自然的关系上。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应注重修明政治，只有秉持“中”的尺度，中正、公平地处理国家事务，才能达到“协和万邦”的美好状态。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互相依存、互融共生的密切关系，另一发面各种摩擦仍然不断，因此我们要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大目标下，本着全世界人民安居乐业的原则适中地处理国际关系，力争达到“万国咸宁”的美好状态。“关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强调，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他又强调：“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苏轼的“中和”美学思想与的这些观点不谋而合，苏轼的“中和”美学思想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具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