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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乡土小说经验的丰厚，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可供汲取的高质量文学范式，但以既定的经验方式去应对日益更迭的乡土生活变迁，它可能又成为隐秘制约文学行进的禁锢之牢，造成文学审美的同质化泛滥。于是，寻求乡土世界的“新”的讲述方式，发现乡土生活被遮蔽的真实面向，展示乡土在人世沧桑与人心激荡中的永恒力量，就成为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情境中新乡土小说所着力构建的方向，而历史语境的转型也不断重新赋予乡土之叙事以新的思想和美学活力。
王秀琴的小说集《婚驮》回避了将乡土视为文化观念演练或先锋艺术实验的窠臼，而将乡土作为一个“各类生命体的景观域”，小说中活跃着的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生命，演绎着北方乡土民间的基本要义，有大爱、善性、宽容、仁厚，有狂野、嫉妒、复仇、乖戾，也有辛酸、悲苦、超脱和禅悟，他们将“生活”这一抽象概念化为具象的日常细节，也将乡土民间的空洞想象雕刻为普遍的生存姿态。当然作者并未停留于只对日常生活进行客观描摹的自然主义，而是以其内敛的“温情现实主义”的叙述透视法，去洞悉世道人心的诡谲，察明人性肌理的深邃，触摸命运之神的法门。王秀琴的乡土小说始终将“记忆乡村”与“现实乡村”进行叠加，在“虚构”和“再现”兼备的小说空间中，形塑出乡村的“自足”和“撕裂”、“循环”和“孑行”、“恒定”和“变异”的叙事机杼，作者僭越了日常生活对生命体验的掣肘，以回望与想象的姿态记录着一种乡土生命的存在方式，乡土在作者的文学镜像中呈现出鲜明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乡土民间的良莠芜杂，乡土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既有的乡土秩序和民间机制随时面临冲击和瓦解，这让她的乡土体验乌托邦层层褪去浪漫瑰丽的光芒，裸露出人性、生活和世道的原始生涩。王秀琴以个人化的乡土记忆去一次次碰撞和直视隐秘变动的日常生活，以静态的民间抗衡动态变迁的乡土，衍生出其小说的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悲剧美学”，而这种悲剧性往往又生成于人所面对的“卑微”与“尊严”、“民本”与“政治”、“欲望”和“自守”、“人性”与“生命”、“原始”与“神性”、“进步”与“蜕变”等之间的生存错位或压制，完结出作者对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遭遇现代化裹挟的艺术性民族寓言。
民间乡土文化在现代经济话语的冲击下所日益濒临破碎的危机，诱导出静谧人性的躁动和心灵异化的裸露，当道义话语被消费主义和欲望放纵所取代之后，既有的道德秩序对人的制约渐趋失去其集体性和内在性的制约，而个体的物欲在经济时代取得政治合法性之后，人性欲望及其泛滥不仅带来人的精神无序，还带来现实秩序和集体狂欢的混沌，在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当中的道德话语就在后现代语境中被转化为一种重新进行价值整合的话语机制，无论这种整合和救赎的文化效果如何，但唯有将乡土精神与现代性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才能检视其参与人文精神重建的实绩。在《脉门》当中，宋玉珍充满对权力的崇拜，张家辉处处流露出对物质的强烈渴望，玉凹村的村民几乎都在以最朴素也是最务实的生活观当中进行着日常的人际交往，“世俗”维系着人的生活热情，也让人沉溺其中获得乡村平庸生活困境的企盼，而村主任张冬生以“公开”作假的方式应对上级检查以获取资金扶持，甚至不得不和儿子家辉进行分工协议，但张冬生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修缮校舍和修路铺桥，体制的局限和政策的纰漏让张冬生在法律层面上违规，但他的公而忘私、一心为民、信守保障等乡绅风范却获得了民间道义的胜利，他被免职之后的无奈和落寞，反衬出的是被物质和权力所异化的乡村文化生态的蔓延，但在生活的边缘处他却寻觅到了早已遗失的本真自我。王秀琴发现着乡土文明的守灯者，却也只能以道家的禅悟抵抗变动不居的世道困境。
王秀琴的《婚驮》是一篇精彩的杰作。米家庄最为尊贵的婚姻仪式就是能邀请楚贵贵担任婚驮人，他驮婚时的舞姿和步伐不仅是每位新娘的身体享受，更是新娘和女性身份尊贵的一次显赫凸显而转化为一种精神享受，作为驮婚者的高贵不仅在于他的较高经济回报，并让刘贝贝一家羡慕不已倾心追随，这种身份尊严更在于以道德理性对人性欲望的战胜——“每驮一次婚，就是对男人的一次大考验”，“这碗饭不好吃就不好吃在这里”，驮婚这一过程是两性之间的孤独游戏和精神仪式，却无法逾越现实理性的道德羁绊，驮婚成为楚贵贵对人性和理性的较量，而每次精彩而成功的驮婚又是对人性压抑的加剧，王秀琴洞悉到了乡土民间的道德话语对人性压抑的深刻伤害，楚贵贵以自我满足的方式来弥补现实情爱的匮缺，乡土人际当中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实则是以巨大的人性阉割和情感失落为交换，“以前，我记不住她，她可是跑了，现在，我记住她了，她却不再回来了。柳翠花，柳翠花，柳翠花却再也不回来了。”在《婚驮》当中，王秀琴对乡土欲望的书写深入到更为隐秘而强大的人的命运无望的苍凉感知，揭去了经济话语与人性物欲相互激发的帷幕，凝望着乡土民间所无法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重，也将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上升到人的存在悖论的高度。
至此，王秀琴的新乡土叙事完成了其立体型的多棱镜观照，她将日常民间置于经济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关系网络当中，去审视人的本能、欲望与道德、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捕捉到了乡土文化在时代诡谲当中坚守抑或放弃所诱导的人生悲欢和人性悲剧，她的新乡土文学小说系列，肯定着乡土对现代资本和权力话语接受的生活诉求合理性，但又否定着这种被现代物质话语所绑架的人的生存姿态，更揭橥出乡土文化自身难以进行自我调和多重文化冲突的内在性状态。当然，文学更需要聚焦于外在性制约之下的人性、人心、精神和存在的肌理，王秀琴在小说集《婚驮》当中充分展示出她对乡土人性的普遍性的熟稔，并在乡土日常生活叙事的细节中看到了人控制生活以及生活反制人的或胜利或困境的丰富性，这让她的小说叙事具有鲜明“在地性”的同时亦不失对现象之下所涌动的无物力量的触摸，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文学与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因此，《婚驮》系列小说对叙事细节的密集调动，能够越过宏大的历史表象，并把意象和观念诉诸触手可及、历历在目的心灵感觉，告密出最切近人的生命本真和生活体验，而这些细节所蕴含的巨大叙事能量，海纳着丰富的艺术暗语，也努力化解着一切生命当中的尖锐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