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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一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审美关系和导向，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在文化产业逐步兴起，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文化消费持续旺盛的背景下，声乐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审美观念、艺术形式、传播手段、市场变化以及消费服务意识等方面，与以往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观。这一转变既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向声乐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文化世俗化是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
由于处于文化变化的中国音乐界较早地被经济的大潮卷入文化市场，因此声乐文化审美及独立性的丧失立刻呈现在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并产生被物质享受所挤占的状况，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精神和审美境界。加之，一些传媒受到商品经济中的拜金主义的影响，加速了大众文化审美标准的降低和变化的速度，它们创造或传播一些享受廉价和琐碎娱乐的东西，这意味着大众对声乐文化的需求或者好恶的态度，从此成为检验艺术水平高低、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大小的重要参照指数，这无疑为声乐的庸俗化、低级趣味以及不健康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生长环境和土壤。比如声乐作品特别是通俗歌曲，在数量激增的同时，平庸之作甚至是垃圾作品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事实上，低层次的艺术作品往往十分容易与低级的审美趣味结合在一起，充斥着低俗甚至黄色的语言的作品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并毒害着我们的青少年。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认识到，文化世俗化是我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它的评价要有一个较的分析。
二、精英和高雅文化的发展在于实现大众化
面对大众文化日渐浓厚以及与日俱增的商业气息，社会上许多知识分子不大理解大众音乐传媒过分的商业气息和过于肤浅、庸俗化，因而最终导致了一部分人强调“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的回归；另一部分人则一味地强调具有更多自由性、通俗性、直观性的大众文化。一时间，中国声乐文化出现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雅俗分流、各走一边的发展态势。造成了国家和政府不断地需要加大扶持和重视的力度。中国声乐文化出现的雅俗分流态势，是市场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998年歌剧《图兰多》和2001年帕瓦洛蒂、多明戈、卡雷斯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华独唱音乐会的演出，票价高得惊人，这种只有少数人买得起票的演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思考。国家扶持和重视高雅艺术的本意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却给了某些人不负责任地重新确立高雅艺术对通俗艺术、大众文化的优势性，以便进一步确立从事高雅艺术者曾经失落的、优越于大众的精英和高高在上的“皇帝、贵族气派”的机会。中国歌剧——这个曾经是20世纪中国声乐文化舞台上的宠儿的高雅艺术，处于创作演出与上座率、上演率形成巨大反差，观众大量流失，制作成本居高不下的窘况，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在我国目前尚不富裕的工薪阶层，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欣赏一部歌剧确实有些尴尬，何况近几年真正雅俗共赏的歌剧或是让群众喜闻乐见，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民族歌剧作品寥寥无几，往往是一部投资巨大的歌剧作品，演上几场，便束之高阁，甚至就此销声匿迹。中国歌剧舞台过去出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某些动人场面，现如今已经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人们对于中国歌剧艺术的欣赏和如此高价位的文化消费已经从过去的一种热情转化为一种习惯，由习惯转化为一种内心的需要了，如今，“中国歌剧”在中国普通百姓的记忆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遥远的和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诚然，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艺术中的确有些部分涉及深刻、超越的主题,对于没有一定文化准备和知识修养的普通人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的。但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没有大众的共鸣和支持，所谓的精英永远只能是受到局限的一部分人的“小文化”，这样的文化迟早会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最终进人历史的“博物馆”。纵然一时能够获得一些经济效益，但由于它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对整个社会并无多少贡献。许多外国音乐剧的成功引进以及中国音乐剧的创演成功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总之，意识形态的灌输历来为国家所重视，我们的国家需要艺术家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艺术水准，把高尚的审美理想和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带到群众中去。今天主导文化的这一灌输作用仍未丧失，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导文化的灌输只能进一步强化而不能削弱或丧失。事实上，我们从声乐文化的传播和表现形式来看，它在大众文化中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在现代商品社会中高效、隐蔽而又特别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