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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至2018年已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榜首，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达46.2亿吨标准煤。在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8》报告中指出，在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攀升的带动下，能源消费不断向亚洲迁移。与此同时，我国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2018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9.8%，2019年或将突破70%。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效率低下与能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各国在寻求解决能源问题和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时，都将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能源消耗列为能源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产业结构是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产出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农业，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同时工业能源消费量几乎为零，因而能源消耗强度接近于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重心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截至2018年第一产业占比为7.2%，第二产业占比为40.7%，而我国近70%的能源消费集中在第二产业，随着高耗能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及技术资金投入的减少，能源高投入低产出现象频出，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同时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变迁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抑制效应。而进入后工业时代，第二产业产品需求弹性变小，资本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移动，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过渡，由于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相对较小，特别是服务业能源强度较小，随着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不断提升，能源消耗强度也随之下降。节约能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分别把能源消费强度下降20%、16%和15%列入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三个五年计划累计能源消费强度下降超过50%。节能的核心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通过提高能效、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和产业发展，形成节能环保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中国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1、文献综述
杨正林（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效率、技术进步、能源价格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马晓微以产业结构为基础，定量分析了引起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他在文中指出：“从各产业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上看，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因素对总能源强度下降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第一产业的正向影响程度，但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效率因素对总能源强度下降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余秀华（2011）基于DEA对我国能源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第二产业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的主体。随着各地区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为此，建议实施差异化能源政策，以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也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罗朝阳通过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将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推广到非线性影响关系，认为影响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有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只有在技术进步达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升级才会显著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甚至有学者的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Zhang(2003)通过分析1990—1997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效率改进的情况，指出工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作用是负面的。
2、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
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之间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为进一步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利用分解法将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分为效率因素和结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工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促使能源消费不断增加，但高耗能、粗放型的第二产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推动作用很小。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处于高耗能增长模式，能源消费大于经济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费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变动是促进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有学者通过对各产业的效率因素贡献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第二产业的效率因素贡献份额是最高的，年均贡献率达70%以上，我国总体能源强度变化趋势与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很吻合，存在很高的关联性，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能源强度变化不大，这说明第二产业与能源消费关联度最高，第一、三产业对能源效率增长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在结构因素贡献方面，近年来第一产业的结构因素贡献份额逐年上升，这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结构调整使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从而使得其对能源强度下降的结构贡献相当明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减小作用不太明显。为深入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需要对各产业、产业内部主要部门的能源消费强度（产业或部门能源消费量与增加值之比）进行比较、分析。为了检验各产业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特建立无截距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判断三类经济部门对能源消费强度贡献的权重：D=K1×D1+K2×D2+K3×D3其中D表示总体能源消费强度，D1～D3分别为农业、工业、服务业能源消费强度，K1～K3分别为各产业的权重。由调整R方=0.999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很好，农业，工业，服务业所占权重分别为0.776，0.474，0.120，且显著性水平都接近于0，各权重系数十分显著。当产业结构不变时（静态），总能源强度与各部门息息相关，其中农业占比权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来农业大力实行机械化，化肥，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开发使得农业产值大幅上升，而其能源消费增加却不明显导致的。从总量上来看，工业和服务业仍然是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主力军，二三产业优化对能源强度影响巨大。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探讨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的内在作用机制，将经济结构合理化程度，经济结构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为提高经济效益，对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进行协调，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另一重要衡量指标，是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国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低向高调整的过程，学者大多按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能源强度变动具有显著性影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调整产业结构都能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但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强度变动具有短期性的稳定影响，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程度变动并不明显，我国产业变动已经到了稳定性的阶段，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治力度，如何突破现有结构，加大经济结构合理化建设，跟上工业智能化变革之路，降低能源强度，进行结构化升级，发挥自身市场能量是我国的重中之重。
3、结语
我们看到经济合理化程度变动对能源强度变动具有显著性作用，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耗能第二产业的发展，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实现工业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通过“互联网+”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工业生产智能化。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技术进步推进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能源效率提升的关键，外商直接投资本身承载着东道国所不具有的新技术和专有技术，通过竞争效应、示范和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及前后向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我们应该加大外资引入，当然，也要防范外商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移入我们国家，而且外商投资亦有可能对我国发展产生高碳锁定的状况，给我国低碳、低能耗升级产生负向影响。
参考文献[1]ZhangZhongXiang.WhyDidtheEnergyIntensityFallinChina’sIndustrialSectorinthe1990s[D].n:East-WestCenterWorkingpapers,2003.[2]余秀华.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分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1(6).[3]杨正林.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4]马晓微.石秀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7(12).[5]罗朝阳.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与中国能源效率[J].经济问题探索,2019(1).
作者：李昭；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