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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国际化逐渐成为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作为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德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拥有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国际化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洪堡时期，“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大学理念推动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学术王国;“二战”后，德国以欧洲为重点，不断加深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2005年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DorotheaMerkel)执政之后，为了提高德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卓越性，赢回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地位，彰显本国高等教育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先后颁布了《联邦政府科学与研究国际化战略》《联邦与州科学部长推进德国高校国际化战略》《联邦政府教育、科学和研究国际化战略》等政策，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得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迎来重大转折。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在全球不同区域抬头，为我国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加了困难。研究21世纪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创新举措，对于推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促进中德两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一直致力于通过高等教育增强其国际影响力。默克尔执政以后，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从欧洲扩展到全球，从持续性的国际化活动逐渐发展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在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德国曾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难度:学位完成与认可的障碍
德国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政策，多数德国教师认为，德国大学的潜在功能是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筛选，不仅考试的内容难度高，评分标准也较为严格，导致德国的高等教育辍学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在留学生群体中对比更加明显。在美国、英国等重要留学目的国当中，留学生辍学率都比本国学生低，而在德国恰恰相反。德国大学高辍学率给留学生造成了“毕业难”的固有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选择赴德国留学。留学生辍学的原因，包括语言、生源质量、文化适应、学校培养模式等多方面因素，对大学的教学、管理和国际化政策都提出了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相关支持，学生即便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在升学和找工作时依然面临不被认可的风险。一直以来，德国综合性大学及与其同等级的高校实施硕士/博士二级学位制度，虽然德国在签署《博洛尼亚宣言》之后，引入了世界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度，但是很多留学生考虑到部分德国企业对学士学位持有怀疑态度，在面临新旧学位制度选择时，往往选择传统学位制度。因此，留学生如果选择回母国升学，还存在学分和学位互认的问题。由于课程体系不相容和相关政策不完善，部分国家尤其是非欧盟国家无法认可学生在德所修学分，导致留学生往往需要在母国学习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具体学业要求，获得国家专业认证。
(二)多难民:社会动荡与资源拓展的压力
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境内外难民不断涌入欧洲等地寻求避难。默克尔宣布暂停执行《都柏林协定》，标志着德国正式对难民敞开怀抱。仅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德国就接纳了约130万难民。［1］开放性难民政策为德国赢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留学生对于德国国内社会治安的担忧。接连发生的科隆、柏林骚乱中，大多数参与者拥有移民背景，严重破坏了公共治安，造成社会动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难民潮的影响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占用。大批难民学生涌入扩大了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直接表现为更多的学生挤进研讨会和讲座，学生与教授的比例扩大，师生间联系时间缩短，公共教学空间变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占用了本该属于普通留学生的资源。教育部门是难民重新安置的关键参与者，根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说法，德国在2016—2020年间有3万～5万名难民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2］，预计占国际留学生总数的10%～15%。为使难民融入德国高等教育系统，德国高等教育需要更加广泛的支持与服务，包括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验证、语言预备课程、额外的指导计划与教育咨询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三)高门槛:签证与就业政策收紧
近十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美国宣布提高关税以及退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一些老牌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反全球化力量，国际秩序呈现出逆全球化特征。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内向保守的政治气氛一直存在［3］，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对科研合作、签证和学者跨国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在人员流动最关注的签证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国收紧了签证的申请政策，尤其是纯语言签证，德国给予的最长期限由一年半缩短为一年，材料审核更加严格，拒签率较高。在人才引进方面，蓝卡政策门槛持续提高。2015年至2021年，蓝卡对普通职位的年薪标准由48400欧元提升到56800欧元，远远高于德国24000～36000欧元的平均工资。在就业方面，德国2016年的“PuMa”计划对申请者的学历和经验等条件进行打分，根据得分对他们进行排序候选，无形中提高了申请者获得工作的门槛。
(四)数字化: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国际学生接受国际化教育的途径，也对德国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设施和国际化参与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挑战。数字化教学要求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德国大学普遍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设备资源不足问题，其中互联网的稳定性和在线教学程序的开发与维护，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化课程的效果，给德国大学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难以满足师生的期待和需求。［4］此外，由于信息技术不断更新，既要求学校的技术人员具备技术更新的能力，快速准确地掌握数字化领域新技术、新趋势，并服务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课程和教学研发，也要求高校开发数字化教学需要的技术支持和易于使用的在线平台来支持线上课程。［5］因此，大学不仅需要承担必备的数字化教育设备、数字化课程开发、在线课程录制等费用，还需要支付教师的数字化培训和为使教师更快地融入数字化教学的额外激励。这就需要大学与各科研组织、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开展广泛合作，以填补大学技术人员的空缺。默克尔执政前的政策不足以适应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变，需要政策制定者将数字化教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系统地消除大学在技术和资金上的障碍，以保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措施
高等教育国际化推动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其流动过程涉及人员交往、贸易流通、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在跨境教育理论中，简·奈特(J．Knight)以流动性来指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各个主要因素，提出了政策流动、人员流动、教育提供者流动、项目流动、计划工程与服务流动这五类流动性类型［6］，各要素在纵向上体现了人员与教育提供者之间流动，横向上体现了由政策导向到教育联系再到贸易合作之间的传递，全面概括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流动类型。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措施可分为以院校政策和国家政策为内核的政策流动，以学生、教授、研究者和专家为主体的人员流动，以教育研究机构、公司和企业为主体的教育提供者流动，以传统国际化项目和数字国际化项目为内容的项目流动，以资金资助、学术支持等形式进行的计划工程与服务流动。
(一)政策流动: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融合力
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流动按实施主体可分为院校政策和国家政策两部分，具体形式是通过引入世界通行的学位制度和学分体系，实现政策的跨境流动，推进本国高等教育制度与世界接轨，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融合力。世界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迫切要求高等教育一体化，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人才交流。大多数欧美国家实行学分制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但是，德国实行学时制和硕士/博士两级学位制度，不同的教育教学体系阻碍了德国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交流。因此，德国在签署《博洛尼亚宣言》后，全面引入三级学位制度。在此基础上，默克尔执政后对学位制度和学分体系持续进行优化。在学分体系上，德国在课程模块化的前提下基于ECTS评分体系建立集学分转移和学分积累于一体的学分制度，对学分积累和转换体系进行了数次适应性改革。近年来，德国积极支持和配合学分学历自动化认可体系，通过资格认证的学生拥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可以到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高一阶段的学习或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2014年，德国参与制定了《欧洲高等教育区域认证手册》，它将学分学历自动化认可体系的各项准则具体化、可操作化，同时增加认可程序的透明性和公开性，非欧盟国家的学生也可以根据ECTS体系，将学生的ECTS成绩转换到本国的学分系统，大大便利了不同国家间的学历学分互认。［7］
(二)人员流动:激发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力
人员流动是国际教育竞争的基石，德国一方面通过对外输送留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与培养，激发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力。德国通过针对性的营销战略，将自身宣传为科学、发展和研究领域的重镇来吸引国际学生。德国大学联盟(GATE－Germany)通过会议、网络研讨会、广告活动、官方代表团访问其他国家以及德国国际研究项目在线数据库来“描绘”德国生活。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德国研究－思想之乡”(ＲesearchinGermany－LandofIdeas)和“德国学习－思想之乡”(StudyinGermany－LandofIdeas)计划，该计划除了包含众多活动和出版物外，还注重利用在线平台帮助学生了解德国的经济社会与教育现状，为他们今后在德国的学习提供支持。此外，德国大学还通过降低对难民的入学要求吸引学生，例如采信外国资格的认可和评估数据库提供的证明，减轻难民无法提供本国证书证明的压力，叙利亚难民学生在高中毕业考试中获得70%或以上成绩，将有机会直接接受德国高等教育。［8］根据《科学大都会2020》(WissenschaftWeltoffen2020)报告，自2010年以来，国际学生的数量共增长了76%。在学生流出方面，德国以多元化的资助方式，不断支持学生走出国门。［9］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德国学生出国人数已由2000年的5．21万人上升至2018年的13．53万人。［10］学生留学目的国较多的为欧盟国家、英美等高等教育强国和像中国这样与德国长期保持高等教育伙伴关系的国家。在促进德国高校的国际教师、学者流动方面，吸引大批教师、学者前来的首要原因是德国卓越的科研声誉。多年来，德国为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做出了包括精英计划、高校协定等在内的诸多努力，使德国科研与世界各地紧密交织，积累了良好的学术知名度，许多教师和学者都愿意到德国从事科研工作。德国还为国际教师、学者提供丰厚的生活支持:在薪酬激励方面，通过引入绩效工资概念，提高人员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同时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形成良性循环;在生活保障方面，高校通过提供住所或者推荐住所的方式吸引人才;在人才融入方面，以歌德学院为代表的文化组织，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德语培训和文化活动，解除学者们对语言障碍的担忧。2019年在德国高校工作的外籍学者达49601人，五年内增加了20．9%;外籍学者占高校学者总人数的12．3%;2019年高校外籍学者中外籍教授3416人，比上年增长5．2%。外籍教授占德国教授总数的7．1%，其主要专业领域为数学和自然学科，共有757人，占22．2%;外籍教授中来自奥地利的人数最多，为675人(19．8%)，其次是瑞士314人(9．2%)和意大利276人(8．1%)。［11］在德国校外科研机构的外籍教师、学者的分布上，2018年在马普学会、亥姆霍茨研究所、莱布尼茨研究所和弗朗恩霍夫研究所等四大校外科研机构工作的外籍科研人员共计13015人，较上年增长10%。从外籍科研人员来源国看，中国、意大利和印度学者人数最多，均约为1200人，其次是俄罗斯800人，50．3%的外籍科研人员具有博士学位。［12］
(三)教育提供者流动:增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力
教育提供者主要指国际化教育机构以及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的公司和企业，具体参与形式除了传统的合作办学、海外分校，还包括近年来兴起的远程教育、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等。［13］目前，德国教育机构提供五种模式的海外教育:一是合作学院，即德国在境外高校建立的学院，如中国的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泰国的国际泰国德国工程学研究生院;二是德国政府的支持大学，即由国家出资或私人资助在国外建立新大学，这类大学将德国高校文化与当地教育体制相结合，并可以颁发自己的学位，如布达佩斯安德拉斯大学;三是海外分校，如德国FAU釜山分校和亚深理工阿曼分校;四是离境机构，如德国海德堡大学拥有位于智利的海德堡中心;五是联合项目，即多个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在一起组成的大学群，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征，可以极大地降低建校成本，吸纳各国教育理念和课程的精髓，成为近几年跨国高等教育兴起的一种全新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7年在德堡欧洲峰会首次提出的“欧洲大学”21世纪初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措施与经验(EuropeanUniversities)倡议，该倡议于2019年从愿景变为现实，德国15所大学参与到首批的17个项目中，各国的大学生、博士生、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可以在其中无缝流动。［14］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基于相同的教育战略，在知识、平台、数据和资源等层面可以优势互补，获得更高水平的合作。［15］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教育国际化的经济作用日益显著，许多侧重于创造竞争和利用市场激励措施来实现目标的逻辑相继出现，并将科学和市场的逻辑融入大学环境。企业发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潜在的高回报率，希望深入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实现资源控制力、技术创新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德国企业广泛参与包括合作办学、远程教育、创办独立的海外分校、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等形式多样的跨国教育活动，与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企业通过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等手段促进高等学校的国际化发展，例如，建立德国国际管理和行政研究生院(GIMSA)，为学生提供在国际环境中学习的机会，并吸引优秀的国际人才到德国学习工作。不管是和高等院校合作搭建创新基地实现技术突破，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拓展国际资源，还是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途径提升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教育国际化领域，抢占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先机，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以大众和博世为代表的大批德国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国际合作中的特色和环境条件，既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又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声誉，树立了企业关心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形象。［16］
(四)项目流动:注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力
项目流动的主体是教育项目，德国国际化教育项目始于20世纪末，以“伊拉斯谟计划”为代表，进入21世纪后，信息化程度加深促使知识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教育项目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数字化建设中。作为欧洲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项目，“伊拉斯谟计划”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为世界各国的国际化教育项目提供了参考。德国是“伊拉斯谟计划”的倡导者和参与者。2004年欧盟发起“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Mundus，2004—2013)，作为“伊拉斯谟计划”的升级版，将范围由欧洲扩大到全球。2014年欧盟又推出“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Program，2014—2020)，该计划投入经费147亿欧元，比前一期增加了40%。［17］该项目分为三个关键行动:一是个人项目，用于教育、培训和青年领域的流动项目，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联合培养的机会;二是组织项目，用于参与国之间高校、政府机构、企业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知识技术联盟的建立;三是政策项目，用于教育政策改革，提升政策透明度，并帮助政府评估和监测政策改革的效果。为了应对数字化对工作过程和企业结构的影响，德国职业教育启动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专门项目“职业教育中的数字媒体”(DigitaleMedieninderberuflichenBil－dung)，该项目着重提高参与者的数字化修养，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在职人员都可以通过该项目进行职业进修和继续教育，持续更新和拓展职业知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18］最新的《研究与创新公约IV》(PFIIV)特别强调要深化科研网络体系建设，促进各科学组织与大学、企业和其他合作伙伴构建广泛、紧密的科研网络，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的战略规划、建设运营、开放使用和专业管理。德国于2020年新成立了高等教育创新基金会，并通过该基金会发布首份“通过数字化加强大学教学”的公告，其目的是不断激励教学创新，支持教学模式的数字化变革。伴随数字化启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歌德学院也在为其新的数字化项目“VOＲsprung”做准备。依托“VOＲsprung”项目开展数字化的预备学习，国际学生可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根据个人需求灵活地安排学习内容和进度，在专业、持续的咨询和支持下，在本国就了解德国的教育教学文化，从而降低在德国的就学难度。为应对疫情影响，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还推出了“国际流动和数字化合作”项目(IMKD)，其中涉及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人员流动进行扩展，对于目前由于疫情仍处于关闭状态的高校极具价值。在2019年，约有15万名学生、毕业生和学者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33000名学生在全球范围内参加了德国跨国教育课程。［19］
(五)计划工程与服务流动: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吸引力
计划工程与服务流动的主要形式包括学术规划和教育服务，就其内涵来看，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教育支持，对内提供策略支持和资金支持以提升德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国际地位，对外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为加强德国高等教育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德国于2005年正式宣布实施“卓越计划”(ExcellenceInitiative)，计划由德国研究基金会(GermanＲesearchFoundation)、联邦政府咨询机构德国科学和人文委员会(GermanCouncilofScienceandHumanities)共同组织实施，分为三条主线:第一条资助主线为“研究生院计划”(GraduateSchool)，占“卓越计划”总经费的10%，主要用于为博士生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平台;第二条主线是“卓越集群计划”(ClustersofExcellence)，占总经费的60%，主要用于与校外研究机构和企业伙伴进行合作，发展交叉学科;第三条主线是“卓越大学战略”(UniversitiesofExcellence)，占总经费的30%，用于提升高水平大学的整体实力。最新的“卓越计划”第三阶段于2019—2025年实施，这一阶段取消了“研究生院计划”，资助周期从原来的5年延长至7年，每年为所有受资助项目投入增长至5．33亿欧元。［20］2019年，德国科学联席会议(GemeinsameWissenschaftskonferenz，GWK)通过《未来协议:加强高校学习与教学》(ZukunftsvertragStudiumundLehrestärken)，该协议作为“高校公约2020”的后续计划，旨在进一步加强高校能力建设，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协议从2021年起实施，原则上不设期限，联邦和各州计划每年联合投入约40亿欧元，惠及近300万名高校学生。其中，2021年到2023年，联邦政府每年投入18．8亿欧元;从2024年起，每年投入20．5亿欧元。联邦经费根据各州高校在校生、毕业生以及新生数量等指标及相应权重计算而定，并按程序分配各州，每年重新计算在各州的资金分配额度。［21］
三、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
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创新路径涵盖教育主体、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等多方面内容。德国凭借自身教育优势，立足本国特色，通过促进国际化进程中各要素流动，最终形成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化经验。
(一)汇聚合力:四位一体构建高教体系
教育国际化实质上是对全球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需要政府、高等院校、第三方教育机构和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应对。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联邦政府、高等院校、第三方教育机构和企业的四方合力，构成“四位一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体系。政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政策保证，颁布兼具连续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化政策，内容涉及学生流动、教学推广、经费支持、科研合作等各方面，给予各方对外文化服务部门和文化外交力量充分重视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丰富的内涵、周全的考量与稳定的时效保障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高等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扩大了对教授聘任、课程设置、教学活动等方面的自治权，这无形中增加了它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自由度，使之可以跨越国际化的各个领域，通过积极参与国家高等教育项目、跨境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等方式寻求多元发展。第三方国际化机构是四方合作的枢纽，作为服务高等教育的专门组织，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强的特点。它们也是德国有组织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初发起方，与高校、政府和企业保持着长期良好的互动，既获得德国大学认可，又与政府合作默契，可以以非政府的身份体现政府意图，便于形成政、学合流的力量。不仅如此，它们还拥有自己的校友网，用以保持与受资助学员之间的联络，这为展开后续的交流合作奠定基础，在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中运转有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企业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鲜血液，为各组织、高校和其他合作伙伴构建了广泛的科研网络，拓宽了资金来源的渠道，建立了国际范围内人才输送与互通的路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多层次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创新理念:多元网络跨越教育国界
“逆全球化”趋势增高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壁垒，伴随着留学生走向变化、学生签证和相关工作人员签证的收紧，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新的理念指导和技术创新来打破流动困境。理念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行业的全面发展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随着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不同国家间教育竞争加剧。如何在保持最重要的传统价值的同时，接受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变化成为德国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教育机构必须要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应变力来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服务，这也是显而易见。如果想要保存最基本的传统和价值标准，大学就必须改变自己。”［22］因此，德国在不断探索既适应本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关注未来技能、学习无边界，推出包括“双元制”职业教育、“卓越大学计划”等一系列教育举措，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应用于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技术创新，加快了高等教育的流动速度，使之产生新型教育模式。尤其在疫情横扫全球之时，数字化手段无疑是拯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剂良药。开放交流是大学的天然属性，在已建立的不同国家间交流机制的基础上，考虑到多语种和跨文化的要求，德国科学联席会议(GWK)连发三份协议:《研究与创新公约IV》(PFIIV)、《未来协议:加强高校学习与教学》(ZukunftsvertragStudiumundLehrestärken)、《高校教学创新协议》(InnovationinderHochschullehre)，深化科研网络体系建设，使德国高等教育向全球化的工作和生活世界开放，强调依托现有的或新的国内外重要合作网络促进知识转让，主动谋划推动高校之间合作交流，在未来实现将网络空间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环境，实现网络教学应用、教学管理、教育治理常态化，网络赋能高等教育跨越国界，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23］
(三)顺势而为:把握时机拓展国际影响
德国历来有把握世界变革机遇，促成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传统。“二战”后，面对世界格局的重整，德国借助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欧洲共同体维度”为着力点，加大与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共同实施“伊拉斯谟计划”，使德国的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加快了德国回归世界高等教育大国的速度。［24］默克尔执政期间也延续了这一经验。默克尔执政期间带领德国先后应对了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后的欧债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五场危机，在这期间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历程几经波折，最终都以快速的反应、精准的对策一一化解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后各州的大学学费争议，联邦政府、第三方教育机构等推出一系列针对不同来源国，覆盖各个学生群体的奖助金，在不破坏各州立法自由的前提下，巧妙解决了学生经济问题，成功地将“高含金量”与“高性价比”打造成德国大学的金字招牌。欧盟在债务危机背景下发布报告《警惕差距:欧盟各区域间教育不均等》，引发对于欧盟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德国作为成员国签订《2020流动战略》，以此为契机成为欧洲教育一体化的领航者。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多国政府纷纷向难民关上国门，而德国于2015年9月单方面中止《都柏林协议》，对难民敞开欢迎的怀抱，“开放性”的难民政策扭转了德国长久以来的纳粹印象，形成开放、包容的良好口碑，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在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欧洲一体化备受挑战的情况下，德国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欧洲领导者的角色，于2020年7月至12月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并通过在教育、研究和创新方面提供卓越举措，协调欧盟各国的关系，推动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使欧洲研究区有了新的立足点。四、结语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为我国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一是坚持“教育开放”战略，开展“在地国际化”。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和中美关系危机，亟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文化，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开发适合我国国际化发展道路，实现“在地国际化”:聚焦以学生为中心，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稳定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聚焦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外聘和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教师，提高教师整体层次和水平;聚焦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国际化的观念与运行机制进入课程和教学等具体环节;聚焦人文素养教育，通过人文课程体系的建设、校园内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的建立，把国际化元素融入人文素养教育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二是顺应虚拟国际化趋势，推进开放实践创新。充分利用现有的在线远程学习平台，着力开发新的在线教学平台，在教学手段上利用“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的教育技术推动国际化，共建共享在线教育资源;运用信息技术来突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物理限制，探索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新形态;借助计算机技术探索全球远程实习，获得跨国工作的机会，帮助学生提升专业技能、数字应用技能和国际素养，成为更好的全球公民。三是把握人才回流契机，促进国际化人才汇聚。我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显示了卓越的治理实力，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这使得我国将成为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并将带来留学生和外籍人才回流的趋势。把握契机，吸引友好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建设“留学中国”品牌;优化中外合作办学，使得学生便捷地获取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制定更加积极的吸引留学生和外籍专家政策，加快建设人才汇聚区和人才回流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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