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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的创立者张颂教授将中国播音学分成了三个子系统：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1］。张颂教授的划分为播音主持探索提供了一个骨架，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播音主持学科的各项探究基本围绕这个框架展开。从概念的界定上看，前两个系统为播音学科的外延，基于播音主持的实践特性，播音理论研究者可通过结合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新媒体研究、广播电视学、戏剧影视学、口语传播学等众多学科，博采众长，汲取与播音学科相对应的理论，逐步探索出一套独立的、具有适应性的理论体系。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属于播音主持学科的内涵部分，是播音主持学科的理论根基，是维护其理论合理性和学科主体性的关键所在。在此类研究探索中，需保证播音学的主导地位，以播音基础理论思辨和形成一般性规律为主要目标，辅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因此，播音主持学科发展应该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并且是从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向其他两个系统延伸。
一、播音主持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瓶颈
张颂教授在《回眸播音主持专业30年》一文中为播音主持学科正名，强调播音主持是一个专业，是一项工作，是一种理论，是一个学科［2］。从一项实践工作上升为一门学科，是因为播音主持专业有着丰硕的学术研究理论成果作为学科根基。播音主持学科诞生于传媒实践之中，很多理论基础来源于一线工作者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因此其学科理论体系被打上了深深的实践烙印，并且这种理论模式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容易被广为传授。在多年的播音教学和实践中，这种模式反哺出一大批优秀的播音主持从业者和媒体从业者，为传媒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无疑证明了播音主持学科理论的强大价值和学科逻辑的科学性，也充分肯定了前代学者对播音主持学科建立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各类新技术和媒体运营新模式喷涌而出，播音主持岗位也出现了适应性变化，播音主持学科的学者们也探索出与此对应的理论模型。但部分理论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成果呈现一定的主观性。从研究现状上来看，“岗位本位”的思想在学术探究中占有一定比例［3］。部分播音主持研究缺乏对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的进一步探究，还有部分理论成果则停留在实践层面，故在新媒体环境中难以产生更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回归到上文提到的三个系统中，新媒体时代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对前两个系统的探索，对播音主持理论子系统的探索相对较少。根据前代学者对于学科的定义，不难发现，一门科学系统的学科，它的学术内涵不应该只有经验性的认识，还应该包括对学科一般规律的总结，再辅以一系列严谨的思辨研究、实证与实验研究进行佐证［4］。显然，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播音主持学科还很年轻，其理论发展的潜力依旧巨大。从媒介实践中看，当下媒介环境的发展离不开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或者说，媒介环境的变化对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新媒体环境的发展与播音主持学科的要求来看，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新媒体研究停留于技巧层面，解释角度呈现主观倾向
新媒体时期的播音学科探究多数停留在前两个子系统中，较少接续探讨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笔者对中国知网中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如下检索和分析。在高级检索中，将主题关键词设定为“播音”或“主持”或“播音主持”或“播音与主持”分别并入“新媒体”，将时间范围设定为2019年7月至2022年7月，共检索出967条结果。笔者根据这967篇文献题目进行了词频分析，排前45位的热词。研究成果，与播音学交叉的相关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猛，媒介形态也是日新月异。播音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支撑，因此，如何将各类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播音学科中，成为学科探索的重要命题，而这一命题又可细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人文科学理论应用于播音学科发展。在新媒体时期，此类探索有着较明确的方向，也形成了系统的学科体系，例如主持传播学、口语传播通过对967篇学术文献题目进行词频分析，不难发现大部分学术探究以应用型研究为主体，也就是播音学科的外延部分。“环境”“语境”“语言”“语言艺术”等词语的频繁出现，说明很多研究是从主持人的话语呈现角度展开，具有较强的实践属性，也就是对语言传播系统的探究。“艺术性”“电视新闻”“广播电视”“电视台”此类词语的出现凸显了播音学科的多样性和学科的交叉性特点，但也体现出部分学术讨论命题依然停留在一线媒体的实践经验中，更多是在探讨艺术化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而“技巧”“策略”“实践”等词就更加直观地展现了针对“播音主持技能”层面的探究。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中的播音主持理论研究虽考虑到了学科交叉、艺术性发展、语言创新、教育教学等问题，但其实践意义远高于理论本身，且对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补充研究较少。一旦脱离本时代的媒体语境，理论就较难形成更为广泛的实践价值。由于对播音中新媒体的研究停留在技巧层面，创作主体的感性经验、受众反馈和创作语境成为重要的理论论证依据。因此，如何选取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成为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部分理论在推演中由于样本量较小、样本量分布不均、研究视野受限、研究方法不明确等原因，导致研究容易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同时，理论缺乏对播音主持理论系统的思辨和验证过程，会使得理论后续的解释角度容易产生歧义。
（二）新媒体时代科技发展迅猛，播音学科中的技术应用相对延后
新媒体时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播音学交叉的相关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猛，媒介形态也是日新月异。播音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支撑，因此，如何将各类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播音学科中，成为学科探索的重要命题，而这一命题又可细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人文科学理论应用于播音学科发展。在新媒体时期，此类探索有着较明确的方向，也形成了系统的学科体系，例如主持传播学、口语传播学等等。二是技术科学应用于播音学科发展。由于学科背景受限，技术逻辑又晦涩难懂，所以相较于人文学科的交叉探究，技术应用的探究显得稍显迟缓。这一情况在词频分析图中可见一斑，“技术”一词排在第35位，远远落后于“语言”“技巧”“艺术”等词。以“技术”和“播音”同时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检索，以2019年至2022年为例，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15篇、12篇、7篇，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从文献题目内容上看，基本以某种技术（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多媒体技术）对播音行业的影响、启示或应用进行探讨，探讨技术种类较为单一，技术类型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科技现状较为滞后。通过对探究技术类的文献进行研读，论文探讨主要为三个方面：技术本身的种类和性质、技术给播音带来的影响、播音如何适应技术。此类探索基本还是停留在播音和技术的相加探索上。此外，播音学科中的技术应用研究又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媒介形态的技术应用，主要探究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完成播音主持工作；二是理论研究工具的技术应用，主要探究的是如何利用技术探索播音学科内涵。上文的文献题目词频分析中，“技术”一词出现46次，通过具体查找分析发现，除去小部分文献是将“主持”作为一种“技术”来讨论，其他文献无一例外是在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问题，也就是探讨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将媒介技术应用于播音主持工作中。因此，具体到技术应用的研究，利用各类技术工具对播音理论进行探究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播音学科新理路
（一）新媒体语境中明确播音学科探究路径
关于新媒体时代中的播音主持技能探究是必不可少的，此类研究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播音学科探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播音学科的研究路径，而明确研究路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要素需要明确，各要素间可形成一个可逆的验证过程。对于以经验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脉络需清晰可证，关于这方面，播音学科常借鉴人文社科类中参与观察式的研究方法。在使用中需适配播音学科，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模板。二是加强传统播音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嬗变研究，以扩展理论的适用性，补充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除了探究广播电视、口语传播、新闻传播中有关于播音主持技能的热点问题外，相关的传统理论也富有很高的探讨价值。吐字发声、语音语调、内外部技巧、备稿过程等等都在新媒体时代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探究这些命题既能指导这个时代中的播音实践，也有助于预测未来媒体语言发展的趋势，最为重要的是，其能够推动播音主持理论子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在这个路径的不断探索可将技巧层面的探索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论。
（二）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联动促进理论创新
新媒体环境对主持人播音员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因此指导实践的播音理论更应该保持理论创新的势头，并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形成由播音学科主导，多学科形成联动机制，文理学科有机融合的学科新模式。上文中提及，在文理融合的播音学科探索中，理学相关的融合发展出现一定的瓶颈。首先需在意识层面上明确，无论是作为媒介形态的技术应用还是作为播音学科探索的技术应用，在播音学科发展中，技术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媒介形态的技术应用而言，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麦克卢汉强调说“媒介即讯息”。就播音工作者来说，媒介技术决定着声音和图像的传播方式，唯有对方式有了深刻的逻辑认识，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现阶段，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各种技术概念成为未来媒介发展的方向，播音学者也应该紧跟趋势，主动学习探索技术逻辑。在热点问题的研究中，需提出播音领域的解决方案或者播音行业的应用方向，充分了解技术的逻辑脉络，将技术渗透于播音学科的每一环节。精确指导在技术的媒介应用过程中，播音在当前过程的具体样态和作用，让其走在技术的前端，引领技术的发展。对于作为播音学科探索的技术应用而言，其研究潜力巨大，随着现代医学、心理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人体结构、心理认知、声音性质有了更明晰的解读。具体而言，可从张颂老师所提及的播音主持理论子系统角度出发寻找文理学科联动的落脚点，播音主持作为一门语言类的实践性学科，至少具备两个可深入探讨的地方，即语音的发声机制和情感表达的底层逻辑。一直以来，情感表达的底层逻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研究方向，语言的多义性、情感的复杂性和不同受众的理解程度造就了表达的复杂性。但随着理学的发展，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播音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播音学者可结合播音学中的学科骨架，运用实验、数字模拟的研究方法，更为严谨细致地了解发声过程与声音的变化过程，可通过实验得到相关的声音参考数值（音高、音强、音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语音实验学，它是以实验仪器为基础、分析语音的特性为目标的学科［5］。该学科通过数学上的“傅里叶变换”实现了可视化的语谱图，对播音学科研究发声机制和情感表达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因此，语音实验学可作为播音学科中嫁接文理学科形成联动的桥梁。单向的相加模式缺乏深层次的内涵，故多学科的文理相融应该重视联动作用。文科学者不能畏惧技术，唯有对技术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媒介发展脉络，使播音学科的内涵更加丰富，适应性更强，在新媒体时代更具解释力。
三、结语
播音主持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播音主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表达，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发挥自己的学科价值，这也要求理论的发展更加开阔，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提供指导意义。基于此，理论发展要更加兼容并蓄，在维护核心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使学科框架丰满起来，并通过文理联动的新模式，使学科变得更为严谨细致。
参考文献：
［1］张政法.播音主持学科新理路：理念、定位、结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1）：161-163.
［2］张颂.回眸播音主持专业30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1）：113-116.
［3］宋扬.回望与启示：从八十年代书刊出版看播音学科体系的建立［J］.中国主持传播研究，2020（1）：185-200.
［4］汤丝敏.我国播音主持专业学科建制基本矛盾探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1）：86-88.
［5］曲海红，孔江平.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考量播音艺术用声气息的变化［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8）：132-133.作者:曹泽壮单位:硕士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