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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传播的工具。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尽管我国是世界语言资源大国，但少数民族的语言资源传承和保护现状堪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有上百种濒危语言，有些语言尽管使用的人数较多，但仍被鉴定为濒危语言，因为使用该语言的青少年和儿童越来越少。土家语亦如此，在几百万人口的土家族中，母语在绝大多数人中已经失传，除少部分村落的老年人交流时使用土家语外，青少年群体基本已发生语言转向，土家语的代际传承中断，处于濒临消亡的危机状态。
土家语传承面临的困境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土家语是“毕兹萨”。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聚居地一般在群山耸立、河流纵横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1950年9月，永顺县女教师田心桃代表中南区少数民族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向中央领导人提出“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应该是一个单一民族”的请求，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为此，中央专派学者深入湘西地区进行土家族民族识别调查工作，1957年中央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语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交流，其传承也面临危机。
代际传承的中断问题
土家人自古就以土家语作为社会交际和传承文化的主要工具，土司时期也仅有少数土司、土官略懂汉语，日常交流第一语言为土家语。清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人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与汉人交往紧密，很多人逐步学会了汉语，这一时期土家人既能说土家语，也能说汉语。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一些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土家村寨保留土家语交流习惯外，其余商业繁荣、文化教育较为兴盛的城镇，逐步转用汉语，土家语在这些城镇近乎消失。即使是保留母语的村寨，其语言使用情况也不乐观，青少年儿童几乎都不会说土家语。以龙山县说母语较多的坡脚地区为例，青少年的家长陷入了矛盾中，坡脚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育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但有使用母语进行交流的环境，县城学校相较乡下教育条件会更好，但缺失母语交流环境。在这两者的矛盾中，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选择去县城读书。这也使得原本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因为教育迁徙，而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疏离感，使得年轻一代不仅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缺少认知，更缺乏认同。
语言学习的消极淡漠态度
土家语濒危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因此语言保护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其中有很多学者对土家族人使用母语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熊英（2005）以坡脚土家语为个案，从土家语态度看土家语濒危，调查发现更多人认为汉语比土家语更为体面和有用，相较于一些知识分子，农民对土家语的感情相对较浓，对母语的感情程度与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小感情越淡薄[1]。许琛（2013）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土家族人积极认同汉语，对其持开放态度，而对本族语言土家语则持消极、淡漠的态度[2]。可见，土家族人消极淡漠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土家语的发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放弃使用土家语，都使得土家语的影响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使得土家语濒临“消亡”。
语言典藏的技术困境
在语言典藏数据库中，录制一种语言的语音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并不困难，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是对语言进行记音、标注、理解和翻译，从而使这些录音能够被人们理解。任何一门语言的内容都是独特的，因此在为土家语标音和翻译时，需要既懂母语又懂汉语的双语人承担，不仅要会用国际音标标音，还需要了解土家语语法结构，以便按照土家语的语法规则正确理解意义，准确进行翻译。但是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工作量也巨大，因此土家语语言典藏任务十分艰巨。目前语言学家利用AI算法，将已标记的语言数据训练出一套土家语语言识别系统，方便为后续收集到的语料进行标音。虽然土家语语言典藏取得巨大进展，不过目前的识别系统还不够完善，经电脑标记的语料仍需要语言学家对其结果进行校正，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土家语传播中对数字化应用的不足除了日常交流使用的口语外，土家语还包括土家舞蹈、土家歌曲以及各种土家文化、习俗中所呈现出的语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速发展的信息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数字化生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土家文化的对外传播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以新形式、新样貌呈现在大众面前，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不过，在其数字化探索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挑战。
媒体融合不够深入
新媒体环境下产生了两类“弱势群体”，第一类是过分依赖新媒体的群体，如青少年群体，他们对传统媒体的淡漠和对新媒体的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日常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大部分都是通过新媒体实现的。这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传统媒体要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做好转型升级，从而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发挥作用。在我国，当前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资金、人才、技术等问题的存在让当地的主流媒体很难真正做好媒介融合。具体体现在：一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大多局限于形式和内容的嫁接上[3]，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出现越来越多的传播形态，如数字化报刊、微信、微博、微网站、微视频等，但当地的主流媒体在传播土家语的过程中，很难利用各大传播平台的优势进行内容宣发，通常是同样的内容进行重复转发，造成数字资源的浪费；二是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当前H5、微视频、微动漫、VR/AR等新技术形态已经成为公众青睐的内容体验方式，当地主流媒体对土家语的宣传形式更多的还是以图文视频为主，很少出现这些新形式。总体而言，当地主流媒体在土家语的宣发及其与新媒体融合上不够深入，公众的参与度、互动性、体验感都不强，面临用户黏度低、传播效果差等问题。
数字化外表下内容与时代脱节
在传媒发展的任何时期，内容都是基础，互联网时代亦如此。在海量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如果没有新颖或吸引人的内容，很难抓住用户的眼球。不论做得多么用心，都是无效产出。土家语的传播要想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活力，就要紧跟时代潮流，不仅表现形式要新颖独特，内容更需要与时俱进。例如，一些土家文化爱好者将自己原创的土家语歌曲发布在全民K歌或者抖音、微信上，除了认识的好友点赞或转发外，其他人并不关注，传播效果差。究其原因，这类新媒体作品披着数字化外衣，但其内容和审美相对落后，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标准，吸引不了更多受众的关注。当然，也有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得很好的案例，如两名藏族小伙演唱的藏语歌曲《Fly》，在冬奥会上一经亮相，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歌曲释放出的少年激情与奥运激情碰撞出绚烂的火花，点燃了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热情，向世界传递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展翅飞翔的时代姿态。当大家知道这首充满活力、编曲颇具现代化风格的歌曲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歌曲时，纷纷直呼“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也是少数民族对国家民族团结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这首歌的火爆也说明了民族音乐、文化要想走出去，就必须与现代文明接轨，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融合新时期的文化。这也给土家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意见领袖”面临的技术鸿沟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来源于1944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经过了两个阶段，即从大众传播到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播到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新媒体环境下产生的两类“弱势群体”，其中一类是年纪略大的老年人或者知识文化水平偏低的中年人，他们的互联网操作能力较弱，在新媒体面前总是不知所措。目前保留母语交流的村寨都是一些相对闭塞、现代化进程慢的地区，大多非遗文化传承人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年纪较大，技术鸿沟的存在让他们很难在新媒体、社交媒体上发布优质内容。作为文化传承人的“意见领袖”，他们虽然在土家文化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更娴熟的技艺，但作为互联网中的弱势群体，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设备不足和年龄因素等原因造成的上网障碍让他们在网络环境中失去了话语权，发挥不出“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传递信息以及设置议题上的缺失，很难让土家文化在网络上形成一种“圈层文化”，这对于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来说，是一种遗憾。
土家语的传播和发展路径
2015年以来，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按照统一的工作和技术规范，开展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以保护“濒危”语言。在国家语保工程的推动下，虽然土家语的数字化保护取得巨大成效，但仍任重道远。土家语代际传承出现的中断问题；内容形式过时带来的传播障碍；语言典藏复杂、工作量大等问题都是横亘在土家语传播发展中的大石，解决好这些问题才不会让土家语消失在人类文明的花园中。
创新双语教学
在民族地区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对土家语保护和传承十分重要。20世纪80年代，吉首大学叶德书教授在龙山县坡脚乡中心完小亲自主持开展“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2007年，湘西州政府下发了一系列通知文件，这些文件把土家语的抢救保护纳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中，用政策来推动土家语保护。按照文件要求再次选择在龙山县的坡脚小学、靛房镇中学、靛房镇中心完小等5所中小学校开展土家族双语双文教学试点，并且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土家语课本》，每年对双语教师进行集训，以保证教学质量。在土家语母语区开展双语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让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能学到本民族语言，也推动了学生语言态度上的转变。因此，对于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来说，继续开展双语教学非常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加强土家语师资力量的培养；另一方面扩大双语教学的实施范围，同时将土家文化活动融入土家语教学当中，创新课堂教学方式，融入多媒体教学，播放土家语相关音视频专题片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土家族地区的高校也应该利用区域优势，开设土家语相关课程，为学生学习土家语提供有利条件。
构建立体的土家语现代传播体系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不仅是打破体制和机制的融合，更是资源和人才的融合，只有真正做到资源共享、人才共享，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融合[4]。因此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形成一个多层次覆盖、全方位联通、多角度展示的立体的土家语融媒体现代传播体系，使土家语宣传深入人心。具体体现在：1.不断创新内容，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特色时融入新时代优秀文化，打破禁锢，与时俱进，学习并借鉴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方式，提高本民族文化传播水平；2.不断创新形式，利用好H5、微视频、VR/AR等新技术，传播土家语言文化，当地主流媒体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3.当地政府积极开展文化传承人的新媒体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相关新媒体传播活动，鼓励传承人传播优秀土家文化，激发传承人学习新媒体的兴趣；4.作为土家族的一分子，个人也要积极提高媒介素养，承担起保护和传播土家文化的重担，学习新技能，积极转发形式新颖、内容与时俱进的土家文化新媒体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土家文化。
发展科技，建立语言模型
AI算法的应用让学者有效克服了标音工作量大等困难，但土家语典藏工作仍任重道远。语音标音、翻译以及模型的构建需要我们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用技术推动语言保护工作。在土家语今后的发展中依然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土家语语言模型的基本算法，将语法和词汇融入语言模型中，构建土家语翻译的基本框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家语即使没有人使用，也只会被“冻结”，而不会“消亡”。土家语语言典藏数据库的构建，方便后人查阅、理解关于土家语的所有资料，土家语不会消失于人类文明的花园中。由点及面，土家语语言典藏工作的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濒危”语言资源的保护工作中，为每一种“濒危”语言建立语言模型，对我国民族文化保护所作出的贡献难以估量。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些语言还没有完全消失时，采取抢救措施。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为土家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传播和发展创新助力。当我们回望过去时，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消亡”而感到遗憾。
参考文献
[1]熊英.从土家人的语言态度看土家语濒危——坡脚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一[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4-8.
[2]许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人对土家语的语言态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3]谈国新,何琪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理论月刊,2021(09):87-94.
[4]赵子忠,郭好.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路径和关键[J].新闻与写作,2019(08):5-11.
作者:唐红丽 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