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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2021年10月26日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坚持“总体部署、分类施策，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双轮驱动、两手发力，稳妥有序、安全降碳”的工作原则，强化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全面准确地认识碳达峰行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但在我国仍然以煤炭主导能源结构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兑现庄严承诺？能源消费结构如何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实现转型？相关能源产业又如何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厘清上述问题，对于帮助我们明晰“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社会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研判意义。
一、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分析
（一）中国实现低碳社会的目标《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和低碳发展的总方向，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的统一安排。中国将努力扩大国家贡献，制定更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到2030年达到碳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预计用80年实现碳达峰向碳中和的过渡，而我国有信心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实现碳达峰向碳中和的巨大跨越。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节点，更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05万美元，而按正常情况，人均GDP在1万～2万美元的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持续增加，人均GDP在2万～4万美元的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缓慢增加，我国仍然会存在明显的耗能增加。但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碳新常态以来，转变能源使用方式，优化发展动能使碳排放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已经由10年前的5.4%下降到近两年的1.2%，增长速度已经趋于平缓，为我国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2020）。[1]而在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碳排放量达峰，其核心是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何建坤，2013）。[2]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党和政府提出2020—2035年中国GDP总量有望翻一番。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下降率要由“十三五规划”中的4.1%提升到4.5%的水平，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增长率，在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实现2030年的碳达峰目标。同时，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要大幅度提高原来自主承诺的单位GDP碳排放率下降幅度，实现碳排放下降幅度由60%～65%提升到65%以上的跨越，这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低碳排放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主要来自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多煤少油”的能源结构限制了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是世界上“以碳为基础”的国家，而碳丰富的能源结构是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国能源结构过于依赖煤炭资源，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有效减少和缓解我国高碳能源依赖和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其次，发展低碳经济，更多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低碳经济的核心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开发新的清洁能源，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低碳经济和绿色社会的发展。
二、中国目前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困难
（一）中国整体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中国既不具备老牌发达国家美国在碳达峰时具备的较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具备日本、德国在碳达峰时达到的较高的城市化率。[3]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占比较高，有很大一部分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存在能耗大、高碳燃料使用量大等问题，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着高尖技术型应用人才不足、自主创新不足、各类能源成本上升等挑战。我国现如今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新动能在产业转型升级与稳经济、保就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面临许多客观压力，经济结构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任务艰巨，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碳排放量与社会经济增长脱钩压力巨大。
（二）中国目前能源结构与低碳经济建设存在明显矛盾中国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符合当今世界能源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能源使用成本低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我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困难，不能一蹴而就，“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便是能源结构问题，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方向标，但我国的能源结构一直以来存在着“富煤贫油少气”的情况，严重制约了碳减排进程。经国家统计局核算，2020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中，煤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我国煤炭消费量与煤炭能源生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消费对外依赖度高，能源供给压力大（庄贵阳，2021）。[4]截至2019年底，中国煤电装机容量达到10.4亿千瓦，占世界煤电总装机容量的一半，煤电占中国煤炭消费量的50%以上。考虑到低碳减排的要求，大量以化石为主燃料的传统基础设施将在中国产生巨大的退出成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鼓励逐步淘汰煤炭和电力，这将加剧相关行业的动荡，而以密集劳动力生产为主的煤电行业动荡会造成大量失业，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三）中国目前低碳减排相关技术有待完善脱碳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相较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国的脱碳发展起步较晚，相关政策尚未完善。从各国脱碳战略的举措来看，优化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和设定碳定价机制是脱碳的战略核心，而化工能源产业和钢铁冶炼业更是低碳减排的重要领域。从资金投入的角度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脱碳技术的研发工作起步较晚，投入也远低于发达国家，部分领域的核心技术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握。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我国脱碳技术的发展有待成熟，各种技术难以整合，技术种类多，成本高。目前，投资和实现减排目标仍在继续，现有的脱碳技术很难帮助中国在2030年和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前已有数十亿元人民币投资于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但效果并不明显，影响了CCUS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此外，我国目前的碳减排技术仍然较为单一，能源系统的优化技术，低能耗、高选择性的加工技术，以及CCUS等技术研发进度较慢，推广难度较高，缺乏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辅助，低碳减排发展阻力明显。
三、多措并举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目标的实现
我国要用短短30年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过程无疑是困难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一艰巨任务，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更要有超前的部署和行动。
（一）积极推动绿色“碳账户”的建立建立绿色“碳账户”是市场在绿色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因为无论是通过政府还是市场实现低碳减排，都需要核算明细，因此也就需要以“碳账户”为辅助。碳账户首先要解决核算问题，包括碳核算和环境核算，这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创建碳账户，以形成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环境责任成本。明确所有公司减少排放的责任，以实现国家双碳目标。除了建立碳账户外，还应该探索建立企业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估体系和制度。确定更多的企业减排责任，将其作为企业的一种评价体系，让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参与其中。
（二）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绿色经济发展转型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稳固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拥有一个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作用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但总体来看，要想切实发挥绿色减排的调节功能，还需要针对短板精准发力。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处于建设阶段，制度体系既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在关键环节也缺少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制度缺陷日益明显。此后，一是要加快在更高层级建立部门联系的步伐，强调系统性、重视整体性，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二是要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积极融入现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的发展新趋势中，将数字化作为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核心，将数字化技术更大规模地应用在能源及其相关产业中，通过对数字化技术在各个环节的深度运用，持续降低企业碳排放量。只有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才能实现更为有效的低碳减排。
（三）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低碳技术的创新推广可以进一步增强低碳产品的竞争力，也能加快低碳市场经济系统的建立与完善。[5]“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我国政府在脱碳关键技术领域应当积极建立产学研创新体系，发挥各大高校优质科研资源与相关产业界配套设备和管理经验的联动作用，以研促产，加快碳中和核心技术如CCUS的市场化运用。政府还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大对碳中和相关核心技术研究人员的激励，促进相关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政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可以充分鼓励市场上的相关科技企业围绕碳中和实施相关市场措施，同时进一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加大对低碳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
（四）加快推动能源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与升级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能源系统种类繁多，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强能源风险控制，确保稳定低碳。还要合理限制石油消费，优化新能源的消费结构，积极推动能源加工技术的升级，深入开展CCUS技术的规模应用。同时，要树立低碳减排的风向标，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完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这一关键任务，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实现飞跃。[6]结合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对碳排放强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低碳减排在短期内造成了少量经济损失，降低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但低碳减排相关技术投资等提高能效的方式在长期显现出日益提高经济效益的趋势，能源结构优化是碳减排目标实现的关键。[7]由此可见，能源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对我国绿色低碳减排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在专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关注碳排量的降低，警惕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并向世界做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我国在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是挑战更是机遇，抓住绿色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机遇，推动社会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将赋予中国社会更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2]何建坤.CO2排放峰值分析：中国的减排目标与对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2）：1-9.
[3]丛建辉，王晓培，刘婷，等.CO2排放峰值问题探究：国别比较、历史经验与研究进展[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6）：774-780.
[4]庄贵阳.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21（18）：50-53.
[5]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吕，等.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J].管理科学学报，2013（9）：9-19.
作者:甘宇飞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