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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动态评价过程中，教师通过与学生上课，了解学生的动态认知过程和随时的认知变化，进行适当干预和互动，推动学生进步。Lantolf＆Poehner认为，动态评价模式可分为干预式模式和互动式模式(2004)。动态评价在心理学、中小学教育、高等外语教育等领域研究硕果累累，彭湃，周兰兰(2016)发现学生反馈和自我评价是研究最多的主题，其次是评价方法以及教育测量等主题，而且更多聚焦于微观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管理类教学评价大多集中在实验教学中。张夏(2016)通过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同行评价达到经管类实验教学互动、师生互动的目的，而对于微观会计类理论课程教学研究并不多。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对该课程过程性动态评价设计方案、设计方式进行探讨和应用。
三、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建构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针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会计类学生的特点，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以动态评价为理论指导，通过建立“课程学习档案袋”，运用按照预先准备的案例教学设计的干预式模式，同时课程设计和答辩的互动式模式，教师评价学生，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和教师的三位评价的全方位评价，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以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一)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课程学习档案记录的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和该课程的每次课的学习情况，包括课前学习、课堂学习、课后评价，以及这门课的课程评价、自我反思。另外一方面，也记录着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干预和课程反思等。
(二)干预式模式———案例教学设计
干预式教学模式可运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一般操作程序是:“教师课前选编典型案例→学生自主解读案例→师生就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师总结理论提升→学生交流推广”的思路展开研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案例，教学全过程师生应该是全程参与的。案例教学的优点是一箭双雕的，不仅满足了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但是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需要根据学生的自身理解能力和课堂大纲共同决定的，需要将这三个因素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教学案例置于为教学目的服务作用，若应用不当，案例教学就会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三)互动式模式———课程设计和答辩
互动式动态评价模式强调学习是教师、学生和学习任务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内容有意图的安排和设计相关知识点，适度放开教学范围，唤起学习者的求真意识和追求知识的想法，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下进行多方面的评价和指导，最终实现学生学习潜能的评价，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获得专业能力，拥有人文、科学和专业素质。
(四)全方位评价
(1)教师评价学生。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干预式模式时，每章节的主要知识点，教师在网络社交平台通过在线测试的形式或在上课的时候通过课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的方式，了解该课程的运用情况和学习效果。运用互动式模式评价时候，适度给学生设置积分奖励，锻炼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2)学生互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将一个班分成若干3人左右的小组，小组之间的合作与互相学习是以学习任务为主题开展的。以PPT或WORD的方式向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答辩。在这些课前讨论和课堂答辩的过程中，学生不再仅仅是学生，更是合作伙伴。学生在伙伴式互动学习中内化知识结构的同时可以进行打分。学生合作撰写课程论文或PPT答辩是打分的主要依据，学生在与其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注重各类专业知识的积累、专注相关知识，同时培养自己团队合作的精神。(3)学生自评。从学生的角度结合制度建设、学习内容及课程收获等多个因素进行调查问卷，设计评价教学效果的指标，培养学生反思学习的能力和自学的意识。学生自评过高或过低都将引起师生的重视。(4)教师的三位评价。在严格执行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各种规章制度基础上，学校坚持“评教”、“评学”与“评管”“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建立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学校每年公布评教结果，加强课程主讲教师的被评价效果。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应用
(一)每个学生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作者选取了本校会计学院17级会计1班和会计2班共计99人，运用了动态评价法作为动态评估的推行对象。17级会计3班和4班作为参照组，仍采取过往的考试评价方法。本校教师让实验班学生登记好课程学习档案的基础资料，并让学委统一汇总。在参照组仍让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结果表明，建立了课程学习档案组的班级学习效果更佳，师生互动效果更好。
(二)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加强干预式模式
由于本校是武陵山片区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源质量以及学校品牌效应较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高校较低，学生理解力不强，干预式模式的应用要注重不要设置的太复杂深奥，因此，在讲授第三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概念和应用这一节时，课前选取了与学生日常生活相互融通的“请客吃饭”案例教学，让干预式评价更接“地气”，学生更容易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教师要求学生对该案例进行衍生和拓展，上课时该小节的内容是由一名学生讲授，5名学生代表进行点评，使得学生明白了效用的不同计量方式和方法，若讲课学生讲的不够好，则要求其他的学生进行补充和解释。最后，教师对学生自己讲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打分，明确学生的不足和优点，并将学生自评的部分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
(三)采用课程设计和答辩加强互动式模式
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师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境进行课程设计和答辩。在讲授第二章供应和需求理论时，课前在社交平台上组织学生明白该章节的知识结构图，因为该章节比较特殊，属于学生过往已经学过的内容和知识，因此，在具体问题的探讨和理解时，就会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在讲授第九章市场失灵的时候，该章节的内容从未讲过的陌生章节，有些学生由于理解力较差或个人原因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不太明白，因此就会针对性的先鼓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和表现一般的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索感兴趣的微观经济学的专题，主动查阅资料和搜索信息撰写课程论文和进行答辩。答辩的时候，每个人就自己各自所作的工作和内容进行阐述，教师将根据答辩内容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评价评分准则现在调整为考勤10%、作业10%、课堂提问10%、课程设计40%，期末考试30%。
(四)扎实推进全过程评价，教学评价全覆盖
在学校质量监控处的统一领导下，学校建立学校督导、二级学院督导、教研室三级教学督查制度。会计学院建立了由教学副院长牵头、各专业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教务秘书、学管秘书、教师代表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小组，对教学中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会计学院对教案、教学文件、课程PPT、学生课程档案进行检查。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会计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作者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公布评教结果时，评教等级达到优秀，学生对动态评价方式反应较好。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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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
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
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关于教育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
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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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02
作者简介：刘振亚（1964-），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陈宇 （1981-），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09JJD790050。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已经连续20余年增长率超过20%，该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采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区域CGE模型GTAP及其数据库GTAP V7，在统一的模型设定和框架下对中国及其他4个国家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并做分析和比较。
一、 模型的设定
回顾历史，Debreu（1951）讨论非最优（Pareto意义上）环境下无谓损失（dead loss）的数值分析，并引入资源利用系数来计量经济效率。Alfred Harberger（1964）最早提出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的直观表示“Harberger三角区”（Harberge triangers），并推导出计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提出税收“边际”负担的概念，他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测量了美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计算出美国劳动税的超额负担在0.32-0.47之间。Charles Ballard，John Shoven和John Whalley（1985）开创性地构造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根据1973年的数据库全面分析了美国税收系统，并测算出其超额负担。Jorgenson和Yun（1990）使用动态跨期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Devarajan、Thierfelder和Suthiwart-Narueput（2001）用类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边际成本，他们的研究引起了特别关注。
根据现有研究对税收超额负担的测算，各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值变化很大，在-0.52-1.29①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各不相同，即使对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测算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各国税制结构相差较大，税种设置、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难以对各类税收进行横向比较。此外，各学者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年份跨度也较大，不宜根据现有的测算值对同一时期的各国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横向比较。而GTAP数据库拥有基期年份统一规范的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产出、投资、贸易等各项经济数据，运用GTAP模型又能在同一理论框架和模型假设下进行分析，很适合进行税收超额负担的国际比较。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国家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以Warlas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比较静态模型，模型首先构建单国家多部门一般均衡子模型，再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结成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成本最小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出清。劳动力在国内自由流动，土地在部门间不完全流动。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不同质，服从Armington假设。
模型中的区域部门行为表述区域产出在私人部门支出、政府部门支出及储蓄之间的分配，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即这三类当期消费的比例固定。其中，私人部门支出首先用CES函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组成综合商品，然后采用CDE效用函数决定产品组合，即家庭对个别产品的消费量既受所有产品价格相对变化的影响，也受私人支出总金额变化的影响，其影响幅度取决于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各自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及收入弹性。
厂商的产出采用Leontief函数，在此假设下厂商的综合要素投入与中间投入呈固定比例关系。合成要素投入由原始要素经CES函数组合而成，中间投入由不同来源的进口品和国产品经CES函数两层嵌套综合而成。模型设计了一个虚拟的国际运输部门用以处理国际间的运输活动及其费用，用各国进出口货品的到岸价（CIF）与离岸价（FOB）的差值反映运输需求，其生产函数假定为C-D函数。在均衡状态下，世界总综合运输供给等于世界总运输需求。
由于政府的税收或补贴的干预，模型中有两类价格：市场价格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等行为主体面对的价格。本国生产者的供给价格加上生产税即为“国内市场价格”，再加上国内货物税就是本国消费者面对的“国产品需求价格”。对于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加上出口税即得“本国出口品的FOB价格”，再加上单位运输成本得到“进口国进口货品的CIF价格”，加上进口税即为“进口国进口品的市场价格”；若进口国再对进口品征收货物税，则是“进口国消费者的进口品需求价格”。 国产品与进口品可用CES函数组合成综合商品，该综合商品的价格即为消费者面对的综合商品需求价格。
二、 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税制结构的不同，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韩国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及比较。由于税制结构及税种设置差异较大，且各国税收体系的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不易也不宜对具体税种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本文将税收按间接税、直接税分类进行国际比较，所用的GTAP数据库为第7版，包含113个国家（地区），基期为2004年。为测试边际福利负担，设定模型的外部冲击为将全部税收提高1%。
（一） 对各国GDP及构成的影响
税率提高将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及经济主体的反应，进而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产生变化，从而GDP也随之变动。在GTAP模型中，经过外部冲击即税率变化后得到各国的GDP及其构成变动如表1。由表1可知美国由于其经济总量最大，GDP的变动值也最大。从变动率来看，变动最大的为中国0.89%，其次为韩国0.86%，美国0.82%，澳大利亚0.66%及巴西0.48%。从GDP构成量的变化值来看，各国的消费、政府支出及出口都随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投资和出口都随之减少。从变化的比率来看，投资（最大为-7.08%）和进口（最大为-3.92%）的减少比率较大，出口的增加比率较大，而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比率较小。从各国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变化最大，分别为0.93%和0.91%；巴西的投资和进口变化最大，分别为-7.08%和-3.92%；美国的出口变化最大，为6.13%。
（二）各国福利变化及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根据上述方法，冲击后各国的福利及其分解变动如表2。其中总福利变动由分配效率、贸易条件和投资储蓄平衡三部分组成，超额负担为总福利变动和税收差额的比值。从配置效率看，中国和韩国有小幅增加，其他几国为减少，从而增加1%的税率对中国和韩国的配置效率有较小的提高作用，对其他几国为降低作用，从而以间接税为主体或双主体国家的配置效率，将会随税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间接税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从贸易条件看，各国都有较大的减少，税率增加会降低该国出口品竞争力，对各国贸易条件都有较大的损失。从投资储蓄平衡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为增加，其他各国为减少，从而增加税率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储蓄平衡，而其他几国则相反。从总福利变动值来看，税率增加均导致各国福利减少，美国约为106.7亿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国约25亿美元、巴西16.1亿美元、澳大利亚13.4亿美元及韩国9.5亿美元。
从税收超额负担来看，巴西最大为0.44，接下来分别为澳大利亚0.27，中国0.24，韩国0.19及美国0.09。在本文的测算结果中，中国的税收边际负担为0.24，居于5国的中间水平。这说明如果通过征税为公共项目筹资，则须公共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1单位税收，加上0.24单位的税收额外福利成本时，该项目才能被接受。此外，从各国的测算结果比较来看，并不能简单得出发展中国家税收超额负担大，或是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边际超额负担大的结论。税收超额负担是由具体的国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税制结构，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超额负担
由于各国税制存在较大差异，而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是进行税制比较时常用的分类方法。本文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对分配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从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间接税占主体的中国和巴西整体福利分别增加约4.6亿美元和1.1亿美元；间接税直接税双主体的韩国整体福利增加约4.4亿美元；直接税占主体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整体福利分别减少约8亿美元和0.4亿美元。从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各国福利均减少，美国减少最大约为31亿美元，韩国减少最小约为2亿美元。由此可见间接税占主体或直接税间接税双主体的国家，适量提高直接税税率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调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四） 敏感性分析
本文对要素替代弹性做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中国的情况。本模型中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取GTAP的默认值，农业部门为0.214，工业部门为1.24，服务业部门为1.37。其他参数不变，将要素替代弹性在0到2倍的默认值间取值，得到总福利变动值范围为2 135-2 904百万美元，从而计算出税收边际福利负担值为0.2-0.28，变化较小，测算结果对要素替代弹性不敏感。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从而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广泛争议。本文从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的角度，基于GTAP模型对中美等5国的税收福利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增加税率各国的总体福利都将降低，即文中5国的税收都存在超额负担；从本文测算结果看，我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处于中等水平。（2）从税率增加造成的福利变化的构成来看，各国的贸易条件都将恶化，而配置效率由于税制的不同而不同，总体来看对于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增加直接税的税率，有助于配置效率的提高。（3）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增加直接税税率将带来福利增加，而增加间接税税率将造成福利减少。因此，对于我国等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调整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减小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总体福利。
注释：
①税收边际福利负担为负值表示税收能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对经济存在促进而非扭曲作用。
参考文献：
[1]Debreu， Gerard.The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J].Econometrica， 1951，19（3）：273-292.
[2]Harberger Arnold.The Measurement of Wast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4，54（3）：58-76.
[3]Browning Edgar K.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2）：283-298.
[4]Ballard， C. L.， Shoven， J. B. & Whalley， J. General equilibrium computations of the marginal welfare costs of taxes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128-138.
[5]Jorgenson， Dale W. and Kun-Young Yun， The Excess Burden of Taxation in the U.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1991，6（4）：487-508.
[6]Devarajan， Thierfelder， K. and Sethaput.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Policy Evaluations with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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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拉姆・潘迪特有个显赫的姓“潘迪特”，印度男子的名字前面是名，后面是姓，平时相互招呼时只称姓。“潘迪特”的意思是“学者”，尤指精通梵文、科学、法律和印度宗教的学者。因此，“潘迪特”意味着受人尊敬。
16 岁那年潘迪特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求学。他寒窗苦读数年，先是在纽约州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电气工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又在这所大学取得了金融学博士学位。
潘迪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拉吉尼希・梅赫拉曾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梅赫拉回忆，当时分配给潘迪特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难的题目之一《不同家庭的递归竞争均衡》。“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给了他，而他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梅赫拉对潘迪特大加赞赏，认为潘迪特不只是极其聪慧，而且还极其乐观。
大学毕业后，潘迪特在美国老牌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1983 年，潘迪特投身摩根士丹利，从此开始了他的金融职业生涯。
蛰伏摩根士丹利22年
潘迪特在摩根士丹利大显身手，他曾管理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曾出任机构证券及投资银行部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潘迪特不仅为大摩赢得了更多 IPO 承销咨询等业务，还创造了电子交易系统，将交易成本削减了一半。此外，他还积极拓展大摩国际业务，尤其是在中国的业务，13年前，在潘迪特的努力之下，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同建立起内地首家国际性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事隔数年后，其他同行纷纷效仿潘迪特的策略。
潘迪特的出色表现，让他一度被视为当时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克的接班人。但大摩的公司政治却让潘迪特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才华横溢却又遭人妒忌。
潘迪特的事业极为成功，尤其是在经营摩根士丹利的证券业务方面。但在他最后几年担任机构证券业务部门负责人时，同事们抱怨他优柔寡断，不敢冒险。事实上，在冒险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方面判断失误，已经导致花旗和美林（Merrill）等银行出现近百亿美元亏损。
尽管潘迪特与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的高位擦肩而过，但在摩根士丹利前任 CEO 麦克的眼中，潘迪特是个“聪明的家伙，具有市场与风险概念，并拥有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位置上的领导能力”。他强调潘迪特“对花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麦克离去的4年中，摩根士丹利逐渐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其起点是继任者裴熙亮（ Phil Purcell ）的保守性格，因裴厌恶负债和风险，他每每要求提出新想法的员工进行更多研究调查，以降低行动的不确定性。这种缓慢的决策方法，让新想法难以浮出水面，最终在公司上下形成一种“否定文化”。而其结果，就是错过了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在裴熙亮当权摩根士丹利数年中，他用不间断的公司政治手段成功地挤走了一系列潜在对手。于是摩根士丹利业绩欠佳，员工士气低迷，甚至公司政治盛行，管理层尔虞我诈，这让潘迪特感到无比失望。
2005年，摩根士丹利进行了一次管理层调整，潘迪特没能获得仅次于裴熙亮的“二把手”位置，愤愤不平，于是拂袖而去。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潘迪特在摩根士丹利蛰伏22年，却最终黯然离去。但潘迪特利用摩根士丹利这个金融平台，积蓄了一笔雄厚的能力资本，运作庞大的金融机器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已历练成一匹振鬣嘶鸣的千里马，要奔向广阔的金融天地。
执掌花旗帅旗
带着满腔委屈，也带着满腹经纶，潘迪特离开了摩根士丹利。 2005年潘迪特筹建了一家名为Old Lane Partners 的对冲基金公司。凭借其卓越的理财能力和领导艺术，Old Lane Partners风生水起。
潘迪特异军突起，受到花旗高层的关注。买凤又买巢， 2007年7月，花旗斥资8亿美元买下潘迪特管理的对冲基金，同时委任潘迪特以高位――另类投资集团主管。
在华尔街，金融大鳄们互挖墙角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像花旗这样，不吝花费血本，只为一个人才就把整个公司买下，着实是令人惊叹的大手笔。
而在时任花旗集团CEO的查尔斯・普林斯看来，这笔交易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一笔投资。他对潘迪特十分器重。
事实上，花旗招募潘迪特已有培养接班人的潜意识。那时候花旗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已接近退休年龄，正在全球收罗接班人，显然潘迪特已进入花旗当家人的候选名单中。
来到花旗以后，潘迪特保持低调作风。他委婉地拒绝搬入前任另类投资集团主管的办公室，称其太过奢华。相反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地方，这里让他更容易与他的团队接触，便于沟通。
仅仅用了5个月时间，潘迪特就完成了执掌花旗帅旗的“三部曲”，从最初的机构客户部主席兼CEO，到负责管理所有交易和投资银行部门，再到领导整个花旗集团。
担心和期待同在
有消息说，当初其实潘迪特并非花旗董事会的最佳人选，董事会的意中人还包括花旗前董事长维伦斯坦德、花旗企业信贷部门主管尼尔等人。对潘迪特的领导能力，花旗决策高层曾有异议。只因寻找接班人好事多磨，加上投资人已等得不耐烦（普林斯辞职后，花旗 CEO 空缺一个月时间），才让潘迪特得以脱颖而出，这是个次优的方案。
进入最后遴选时，其他董事似乎对潘迪特不太放心，但美国前财政部长、花旗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力挺潘迪特，因为他认为潘迪特思虑周密，称其分析能力过人，并擅长拓展资本市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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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和扶持，农村居民收入不断上涨，收入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农村的教育程度、城镇化建设的水平等。另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金融改革的大力推进，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
1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条件日渐宽松，各种创新型的农村金融形式层出不穷。但是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导致尽管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迅速的态势，但相对于城市来说依旧落后，且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作用有限。当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1金融组织形式单一，数量有限
虽然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日渐增多，但是总体看形式单一、数量有限。当下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为农业银行、农商行以及正在探索试点阶段的村镇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农村地区难觅踪迹。即便是以上提到的三种银行，在农村地区也仅存在于村镇上，网点设置少之又少。因网点路途较远，增加了农民利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对银行的利用率。
1.2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滞后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例如信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的金融业同城市的金融业相比显现先天不足，不但业务发展滞后、职能弱化，而且连基本的金融机构都较为缺乏，无法完全覆盖，因此导致信贷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剩余资金大量外流。
2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的关系
农村人口占比重非常大，因此其收入的增加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农业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开，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经济发展相比城市速度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以致形成目前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
2.1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农民收入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要素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二者构成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
2.2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发挥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来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农民通过在乡镇企业的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来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其次，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使通过向农民提供家庭贷款，以帮助农民发展经营性农业投资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再次，农村金融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储蓄利息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的转移性收入部分依赖于国家政策，属于转移支付范畴，跟农村金融基本无关。
2.3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
由于农村金融作用发挥比较滞后，农民由于没有充足的抵押等原因无法充分大量获得农业贷款，导致农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程度有限。由于农民扩大经营主要是中低端的种植、养殖业，附加值低，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无法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生产周期长，且受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贷款风险高，农村金融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作用不明显，部分贷款甚至成为农民的债务，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被企业或个人雇佣，为雇佣者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如外出务工、在乡镇企业中务工的所得。随着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农民更多地参与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因为农村金融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贷款，促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民提供更多务工机会；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金融贷款的支持下，一方面会吸收大量农民来务工；另一方面，会促进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的产业化以及农村产业的规模化，从而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助于农产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向高附加值及高收入的工业、服务业等转移，增加了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和工资水平，增加了其工资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小，同时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财产状况的不同，二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不同。当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以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为主，金融机构的种类单一、数量少，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有限。主要集中于存取款、贷款，极少有投资、理财、保险等财产保值增值服务。农民由于知识有限又缺乏投资渠道，因此更愿意将钱存放于金融机构获得微薄的利息收入，无法获得证券、基金等投资理财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承担代政府发放涉农补贴、救济金等政策性资金，因此金融机构本身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主要通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本身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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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金融稳定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而金融泡沫的破灭则对经济运行具有“金融加速因子”效应。自金融业诞生起，银行一直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银行系统的失灵，会损坏整个金融系统的功能，严重程度可能激起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二十国集团峰会、欧洲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英格兰银行等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讨论。与国际上类似，我国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张晓朴（2010）的研究为系统性风险的理论与实践搭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主要围绕系统性风险的定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等方面。
2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定义与特征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Kaufman and Scott（1996）、De Bandt and Hartmann（2000）、Group of 10（2001）、European Central Bank（2004）、Bernanke（2009）、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09）等从不同角度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义，并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Kaufman and Scott（1996）强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由于个人或机构间通过资产负债表建立起来的资金链条关系使得外部冲击得以传染。De Bandt and Hartmann（2000）认为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可以在流行病学的研究中得到类比，用在经济领域中，金融体系更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尽管其他经济部门也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Group of 10（2001）认为系统性风险会使得相当一部分金融体系的经济价值和信心受损、不确定性增加，甚至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European Central Bank（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一家机构到期不能履约引起其他机构到期也不能履约，并进一步产生流动性问题和信用问题，从而影响到市场的稳定和信心。Bernanke（2009）认为系统性风险会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更大经济范围的稳定性，而不仅仅是一两家机构。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09）界定了“系统性事件”以及“系统重要性”：“系统性事件”是部分或全部金融体系受损引起金融混乱，并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的经营失败，不管是通过直接影响还是间接传染，都会使得危机扩散。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翟金林（2001）、范小云（2004）、董满章（2005）、包全永（2005）、万阳松（2007）、张晓朴（2010）等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义，范小云（2004）、张晓朴（2010）等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翟金林（2001）引进“银行系统性事件”和“银行系统性危机”两个概念，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界定为“由于银行系统性事件的大规模冲击导致了大量的银行机构或市场的逆效应诱发银行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范小云（2004）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一个事件在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损失的可能性”。董满章（2005）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是对银行业中存在的风险状态的一种描述，是指受银行业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对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是潜在的或现实的。包全永（2005）认为广义系统性风险指整个金融系统丧失基本功能的可能性；狭义系统性风险指系统中个别单位（或个体）或几个单位（或个体）受到其他不利冲击，其损失给系统中的其他单位（或个体）带来的负外部性，当这种负外部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的基本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丧失，或者能给一般经济系统带来溢出效应，以致给不相关的第三方也产生损失的风险。万阳松（2007）认可Kaufman and Scott（1996）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并且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表现是：一个或者多个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如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或者被清算，并通过信用或信息渠道对其他银行产生冲击，从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张晓朴（2010）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或然性”。
范小云（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具有外部性、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传染性、损害实体经济、与投资者信心有关五大特征。张晓朴（2010）认为系统性风险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快、波及广、危害大五个基本特征。
3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
关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典型的方法主要有基于银行间业务联系的测算方法、基于边际分析的测算方法和基于宏观指数的测算方法等。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基于银行间实际业务联系的系统性风险传染主要有两个渠道：银行间市场和支付系统渠道。Lelyveld and Liedorp（2004）利用矩阵法对荷兰银行业的风险传染情况进行了分析，Christian and Andreas（2004）利用矩阵法研究发现德国银行危机传染与金融安全网的存在有很大关系，Diamond and Dybvig（1983）、Chakravorti（1996）研究了支付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从国内的文献来看，马君潞，等（2007）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主要有由共同外部因素诱发的、银行间实际业务传染的以及由信息引发的三种。包全永（2005）研究了一个封闭银行系统以及银行间市场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理，研究结论显示，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传染与扩散效应，这种传染与扩散效应具有自放大性，并最终可能使银行系统失去基本功能。马君潞，等（2007）使用我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利用矩阵法估算了我国银行系统的双边传染风险，分析了不同损失水平下单个银行倒闭及多个银行同时倒闭引起的传染性。周再清，等（2012）借鉴投入产出分析中列昂惕夫逆矩阵求解的思路对传统矩阵法进行改进，求解风险传染逆矩阵，构建银行风险传染测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进行测度。
国外有代表性的基于边际分析的测算方法主要有Adrian and Brunnermeier（2009）提出的CoVaR方法和Huang，Zhou and Zhu 2009年至2011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CoVaR方法用于衡量当一家金融机构处于危机中时，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Huang，Zhou and Zhu的研究主要是对由异质性银行组成的金融系统组合的风险程度以及单个银行或单个银行集团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进行测度。国内李志辉，等（2011）用CoVaR方法以及分位数回归技术，衡量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价。高国华，等（2011）以CoVaR模型为基础，应用股价数据对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
基于宏观指数的测算方法为很少或没有发生过银行危机的国家建立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国外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Illing and Liu（2003）、Hakkio and Keeton（2009）、Cardarelli，Elekdag and Lall（2009）、Balakrishnan，Danninger，Elekdag and Tytell（2009）等。国内吕江林、赖娟（2011）构建了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贺聪，等（2011）应用宏观压力测试和蒙特卡洛模拟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对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4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对系统性风险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界定、过于专注复杂模型、缺乏系统性风险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定量研究以及缺乏针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等方面。
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界定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探寻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及防范机制。然而，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来看，尚未形成对系统性风险的权威界定。而对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实际上是对系统性风险的特征的定量研究。
本文认为系统性风险的显著特征在于其积累性、共振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系统性风险在爆发前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积累。系统性风险的共振性一方面表现为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机构间的传染，另一方面表现为外部冲击对金融机构共同风险因素的出发。另外，系统性风险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会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系统性风险也可能由实体经济因素触发。
系统性风险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因此应将系统性风险作为一个矢量进行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方向一方面表现为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机构间的传染，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另一方面表现为系统性风险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这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截至2011年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资产90%，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我国银行体系自建立以来，通过转化经营机制、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步骤，增强了赢利能力。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年度排名，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占全球利润的近三分之一，获得了陷入困境的欧洲银行的市场份额。《银行家》杂志的数据显示，三家中国银行占据利润榜前三位，中国工商银行连续两年位居榜首，税前利润达到432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建设银行，税前利润为348亿美元，位居第三的中国银行利润达到268亿美元。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我国银行业在风险防范机制、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对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针对性、前瞻性与探索性。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后续研究可以着力于以下两个问题：对系统性风险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针对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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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结构,又称资本结构,是从融资方式的角度对企业资金结构的划分,指在企业融资总额中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所占的比重。我国关于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国外现有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综述介绍,或在已有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各自相应的研究。因此,资本结构理论部分的文献综述大都集中于国外文献,国内文献相对较少。国外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1958年发表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的MM理论为界,将资本结构理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MM理论之前是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之后被称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于1952年在题为《企业负债及权益资金的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包括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负债程度越高,企业的价值越大,当企业100%使用债务资金时,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净营业收益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企业成本与企业的价值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优化问题。传统理论介于以上两种理论之间,认为每个企业都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使用来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增加企业的总价值。但财务杠杆的利用伴随着财务风险,从而引起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提高。可以看出,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视了财务风险,净经营收益理论又过分夸大了财务风险,传统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而且三种理论都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统计分析,是不成熟的理论。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跨越到七十年代后期,它以MM定理为中心,沿着两个主要分支发展:一个分支是探讨税收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被称为“税差学派”;另一个分支研究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展成为财务困境成本学派,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和“财务困境主义”,这两个分支最后合并为权衡理论。
(一)MM理论。在最初的MM理论中,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设了一系列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如无税收、无交易成本、无破产成本、无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在这些假设基础上,他们运用套利原理,证明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其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的总价值将不受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然而,公司所得税是客观存在的,无税收的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于是1963年Modigliani在《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中引入公司所得税因素,得出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融资结构应该全部为债务融资的结论。1976年Miller在美国金融学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引入个人所得税因素,指出当存在个人所得税时,负债经营的节税效应会被个人所得税所抵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这就是所谓的“米勒修订”。
修正后的MM理论虽然较先前有了一些改进,但在其理论背后的假设条件中,仍然存在非现实的假设――公司不承受任何与财务风险相关的成本。然而,在公司经营的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司负债比重的增加,不仅仅增加了公司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效应),而且也增加了公司破产的可能性。
(二)权衡理论。六十年代末,资本结构理论沿着MM定理的假设条件形成两条分支――“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主义”。这两大学派最后归因于罗比切克和梅耶斯所倡导的权衡理论。Robichek和Myers在1966年所写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问题》中指出在债务的减税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它是负债的税收收益与发行债务所引起的破产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这就是权衡理论。可见权衡理论是建立在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相互权衡的基础上的。随后,DeAngelo、Masuli和Kim等人建立了后权衡理论,将负债引发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等方面,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权衡理论中成本和收益所包含的内容,把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看成是各类税收利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
权衡理论放松了MM定理中无破产成本、企业投资决策和金融决策相互独立等假设,引入了均衡的概念,讨论了破产成本对企业不断增加的负债抑制作用,解释了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的原因,使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取得了极大进展。相对而言,权衡理论的结论比较贴近实际,因而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它一度成为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主流学派。但也应看到,权衡理论考察的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都是以信息完全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而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再加之成本的量化存在困难,这就使得权衡理论应用起来大打折扣。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的引入,使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新资本结构理论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大量引入经济学各方面的最新分析方法,从新的学术视野来分析和解释资本结构问题,提出了不少标新立异的观点,包括委托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金融成长周期理论等。
(一)委托理论。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提出委托理论,首次将委托关系引入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中,发现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将公司资本结构看成是一种用来最小化成本的工具,指出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在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企业要在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融资次序理论。1984年梅耶斯和梅吉勒夫提出不对称信息下的融资次序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融资决策应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来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企业融资选择总是先内源、后外源,在外源当中,又总是先债务、后权益,即遵循“内部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融资顺序。该理论强调信息问题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这比各种使用均衡方法来寻求最优融资结构的主流理论有所进步,但这种理论重在解释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增量资金的融资行为,具有短期性,无法揭示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
(三)信号传递理论。1977年罗斯首次提出信号传递理论,他指出MM理论中假定了市场对公司的经营行为拥有充分信息,然而现实中经理人员本身是内部人,了解其企业收益的真实分布状态,而投资者不了解,如果市场高估企业证券价值,经理人员将从中受益;反之,如果企业破产,经理人员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投资者将高负债看作是企业高质量的一个信号。对任一负债水平而言,低质量企业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都较高,其经理人难以模仿高质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这样,高质量的企业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可以将自己与低质量的企业区分开。可见,该理论是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条件的。
(四)控制权理论。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接管活动的日益活跃,有关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就是以融资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公司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为研究目的,分析资本结构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控制权进而影响公司价值。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阿洪和博尔顿认为,对于一个对企业控制权有偏好的经营者来说,企业融资结构的先后顺序是内部融资、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但从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和建立约束监督机制来说,其融资结构的顺序正好相反。
(五)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20世纪七十年代,Weston与Brigham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假说,Berger等人将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结合,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金融成长周期,即小的新建的信息不透明的企业多依赖内部融资,贸易融资或天使融资,当其逐步发展时,可获得间接融资,最后是公共权益和债务市场进行融资。该理论虽然涉及到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但它只是对企业融资路径的一般性描述,不适用于所有的小企业,因为企业的规模、年龄和信息不透明程度等并不是完全相关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从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融资结构的决定因素及最优选择问题在国外理论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融资结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的融资结构理论是针对一般企业提出的,且都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这与中小企业主的目标函数多元化的实际情况有出入,而且每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具体使用时需要考虑理论的产生背景和适用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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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十分经典的问题。资本结构是上市公司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筹资模式进行筹资组合而得到的结果，资本结构的最优化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十分必要。西方经济学对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大多都是开始于1958 年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所提出的十分经典的 MM 理论。并且在随后的理论研究中，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有大量的有关国外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的现实观察的背景尤其是国外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欧美国家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中国资本市场是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很多地方并不是很成熟和完善，从而不同理论观察的视角更应该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来进行考虑。
第二部分，运用前一部分综述的理论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进行梳理。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要短一些，但却是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资本市场，同时中国的银行信贷体制和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本身与国外市场中上市公司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财务决策时面临的税收、财务困境成本、成本等情况均可能不同于国外资本市场，从而在资本结构选择模式上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为此，该部分所做的是结合国情和国外资本结构理论，因地制宜的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国外相关资本结构理论回顾
1.1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总的来看，公司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早期以杜兰特（Durand，1952）为代表的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学派。他系统地总结了早期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三种观点，净收益理论、净营运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总的来说，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为零的条件下提出的，同时考虑了融资结构对公司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是这三个理论都只是从直观观察的视角来提出，既没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模型，也没有运用数学方法来严密推导，同时缺乏充分的经验事实和统计数据分析做支持。
1.2资本结构的经典理：MM理论
MM 定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核心和开端。Molidiglianni和Miller 教授在1958 年的经典文章奠定了公司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石，他们的理论被称为MM 的资本结构理论（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of Molidiglianni and Miller，1958），通常称之为MM定理。MM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对公司资本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框架是建立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之上的，在一个完美市场中，没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信息是对称的（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无破产成本（no bankruptcy costs）和无成本（no agents costs）。这个完美市场的假设实际上和物理学中无摩擦力的假设很相像。虽然 MM定理是建立在完美市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是经济社会本身是有摩擦的、是不完美的，从而这些经济摩擦成为了随后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的主题，许多学者分别扩展MM定理中的假设使之更接近现实中的经济抹茶，所以MM 定理的意义更在于提出一个理论框架。
这个后续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以 Modigliani&Miller（1963）、Farrar（1967）、Shavell（1966）和 Brennan（1978）等为代表的税差学派，关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以Warner（1977）、Betker（1978）、Altman（1968）等人为主的破产成本学派，关注企业财务困境成本（financial distress costs）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后经Robichek（1967）、Mayers（1984）、Scott（1976）等人进行总结和归纳为权衡理论（trade off theory），他们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决定于公司各种税收收益与公司所面临的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在这个理论中借债的好处是可以减税，坏处是会产生财务困境成本，一个公司的最优负债比率应该是对这两种因素的权衡（trade off）。最后是由于 1970 年代以来委托理论的发展和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许多学者开始从许多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提出各种新的观点，例如融资啄序理论（Myers & Majluf（1984））、成本理论（Jensen & Mckling（1976）、Jensen（1986））、控制权理论（Harris & Raviv（1988）等）、信号理论（Ross（1977）等）
1.3现代公司的资本结构理论
这个阶段主要分为：权衡理论、资本结构的委托理论、非对称信息下的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公司资本结构理论、行为金融学视角的公司资本结构理论。
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研究
2.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结构，其筹资模式和筹资偏好往往相悖于西方经典的筹资理论。上市公司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源融资，而是外源融资。外源融资又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在西方还是比较受欢迎与认可的，而且市场也对其表示出一种信任。西方国家这种先考虑内部资金、再选择负债，最后以股票为权宜之计与我国的认知恰巧倒转了过来，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调整时更加偏向于股权融资，存在较多的股权再融资行为（配股和增发），差异非常显著。其中债务融资部分，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有I资需求时，仍然会首先选择银行贷款方式，银行贷款长期以来占据着上市公司筹资方式选择的首要位置，即使银行贷款的难度逐渐加大。
2.2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形成原因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的主要成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借款比率与股票风险在某种情况下往往呈现负相关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在筹资时更加倾向于银行贷款，这也直接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负债率；其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相抵较低，内部治理体制并不健全，在筹资融资时"内部人为控制"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内部人员"往往会选择约束较少、成本较低的股权融资，这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外部融资时偏好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我国资本市场起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较晚，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而股票市场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发展现状，相对来说，债券筹资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往往更加偏好于股权筹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2.3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劣势分析
一方面，该资本结构符合我国国情，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灵活性高，融资成本低，可以降低信息处理成本。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筹得的资金具有长期性，不需要定期偿还，可以有效保障上市公司的经营需求。另外，通过股权融资的筹资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影响企业价值，上市公司的资本融资绩效下降，债务融资引起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银行贷款筹资模式的适用范围还是相对有限的；最后，近些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难度和成本显著增加。
2.4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其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量化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干预；一类是可量化因素，盈利能力和成长机会的影响非常显著。另外，投资周期、负债水平、政治关联性都会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
3研究结论
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融资的来源其实就包括这样三个部分：内部融资（公司收益留存）、银行、股权再融资（配股和增发）。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跟市场行情和证监会的行政规定等有直接关系的，公司再融资行为（增发和配股）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中国证监会的允许；同时我国独特的银行体系和发展不足的债券市场对资本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或者是股权控制结构使得这证券市场发现价值的功能大大减弱，尤其体现在已经有很多国有上市公司尽管已经上市，但其背后的控股股东（集团股东或者国资委）利用上市公司这一途径进行"关联交易"，同时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不完善，这就使得投资者很难认清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资本结构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要有灵活性，兼顾融资方式的影响、管理者监督等因素，避免市场化融资导致企业过度举债，完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避免圈钱现象；使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形成制衡体制。
4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文献分析，在资本结构同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关系上研究不足，值得深入探讨来进一步完善资本结构。同时，从在宏观方面入手，面对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市场和政府的干预的实际情况，进行细致分析，努力探索，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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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小额贷款；违约风险；行业及职位等级
一、引言
小额信贷（Micro-Credit）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个人。银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目前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以下挑战：首先，“只贷不存”的模式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更容易出现资金紧张情况，进而影响到业务发展，因此小额贷款者能否到期还款是小额贷款公司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其次，小额贷款一般是无抵押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贷款者的违约风险，小额贷款公司与迫切的需求去评估其客户的还贷能力。最后，小额贷款公司无法像传统银行业那样从征信系统中获得的客户信用信息。因此获取并分析贷款申请者的信息是小额贷款公司降低信用风险的重要措施。小额贷款申请人的职位等级来源于职位分析和职位评价，根据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等对职位进行分类。职位等级往往与个人的社会阶层密切联系，职位所带来的收入是社会分层变量中的主要变量。在我国背景下，行业及职位等级对小额贷款者的违约风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不同行业背景下的职务等级可能蕴含着个体隐形的社会资源，而这些隐性资源可能会对小额贷款者的信用水平和违约风险造成影响，学术界尚缺少此类研究。本文采取了国内山东省某家小额贷款公司的12172笔小额贷款业务的客户信息，实证研究了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小额贷款者的职位等级对其贷款行为的违约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高管人员有更低的违约倾向，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相对于高管人员的违约风险更高。另外贷款者所处行业的所有制性质也对其违约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在中国背景下，复杂的所有制性质对其从业人员的“隐性经济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影响想到其还债能力。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发展
（一）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学术界对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已有较多研究，但是由于各国市场的信用制度的差异性，对于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中小额贷款信用评分模型的实施效果不如发达国家（Schreiner，2000）。信用评分模型更适用于拥有个人借贷技术和大量历史贷款数据的小微金融机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小微金融机构完全依赖信用评分模型对客户违约风险进行评估,将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营风险。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生存风险和操作风险（吴瑛，2008）。其中信用风险可能是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最重要风险，而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贷款人信用，即主观违约风险（张晓倩，2008）。因此对贷款者信用风险因素的研究非常重要，一些学者认为贷款者的财务因素会影响其到期还款的能力，其中包括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李洁，2012）。关于非财务因素的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作为贷款者的公司法人的背景风险点、所处行业环境、持续经营能力等会影响其贷款违约风险；对于自然人而言，其环境调查、客户经营状况和以往还款资讯等情况会影响其未来还款能力。
（二）行业和职位等级学术界对灰色收入至今没有准确定义。有的学者认为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王小鲁，2007）。也有学者认为“灰色收入”就是介于不法收入和是公开透明的合法收入之间的收入,属于为纳税所得的收入,更多是区别于违法的黑色收入,其特点是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林喆等）。因此灰色收入等隐性社会资源很难被监管衡量。
（三）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与行业及职位等级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历史财务信息来分析申请者贷款者的信用状况，多数学者认为，财务状况是衡量信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现有的研究可能忽视了行业以及职位等级对小额信贷者违约风险的影响。贷款者的财务状况并不能被历史个人财务信息准确地衡量。历史财务信息反映的是贷款者基于合法收入产生的信用状况，但是不同行业和职位会产生不同的隐性收入。因此我们推测行业分布和职务能够通过影响贷款者的隐性收入进而影响其在贷款合同中的违约风险。小额贷款者所属行业和职位等级对其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如下：首先，在中国背景下的不同行业所有制性质的贷款者享有不同的政策优待，特殊行业的“隐利”会对个体财产情况产生较大影响，而这些财产因素往往不能被可靠计量。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行业和职位变革频繁，简单的公开收入数据可能无法完全解释小额贷款者的信用状况。尤其在互联网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下，隐性经济利益的对小额贷款者信用水平的影响可能放大（朱卫平，2011）。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具有较大差异的公司组织结构，这必将导致企业内部经济利益分配的差异化。因此对借款者的信用评估时，需要考虑其所在行业所有制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小额贷款者所处行业的所有制性质会影响其在贷款合同中的违约风险其次，不同职位享有不同的政策待遇。一方面是高职位者有更好的待遇，比如说股权激励、专车接待等，这些信息很难在财务信息中反映。另一方面，高职位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更广（李伟民，1996）。他们在面临财务危机的时候能够比同收入的一般劳动者更为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为此本文建立以下假设：H2：小额贷款者所处职位等级会影响其在贷款合同中的违约风险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税法制度背景下，个人收入容易被刻意低估，因此其对贷款人还款能力的解释并不全面；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准确计量的“隐性经济能力”的存在，不同行业及职位的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的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值得研究探索。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与处理本文选取了国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数据，并对数据做了如下筛选：1、删除重复借贷的贷款人，防止其个人数据重复影响回归结果。2、对各个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减少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最后，我们得到12172个贷款者贷款记录，其中出现违约的小额贷款者有684个，占总体比例的5.6%。
（二）回归模型和变量我们研究的是不同行业及职位等级对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为此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1。1、模型一：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研究，我们认为贷款人所在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对贷款人违约风险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引入了公司性质的变量。对此建立如下模型：2、模型二：我们认为小额贷款人的职位等级对其违约风险有重要影响，因此引入职位等级作为解释变量，并将行业作为控制变量，考察职业等级对贷款人违约风险的影响。对此建立如下模型。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了将样本按照是否出现违约行为的标准分组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组数据在较多变量特征方面的均值和标准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说来，没有违约的小额贷款者在职位等级（Post）、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家庭规模（Familysize）、基本薪资水平（Salaryclass）、银行资产规模（Bankasset）等指标的均值水平都显著高于违约者。说明在这些指标更高的贷款者可能有更低的违约风险。
（二）行业所有制性质对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回归表3列示了行业所有制性质对小额贷款人违约率的实证结果，其中我们发现贷款者工作的公司是否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对违约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股份以及具有外资背景的公司都对贷款者的违约风险起到负相关作用；社会团体对违约率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会团体的构成复杂，导致其“隐性收入”难以量化，另一方面社会团体的从业者在数据中的比例较少(0.55%)导致了其回归结果的显著性。
（三）职位等级对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回归表4列示了职位等级对小额贷款者违约风险的影响回归结果。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小额贷款者是否为高管人员（Post0（0/1））与违约行为成显著的负相关，即处于高级管理岗位的贷款者的违约风险更低。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说明在中国环境下，高管人员的确拥有更强的“隐性经济能力”。一方面，高管人员处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顶端，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隐性收入”；另一方面，当高管人员出现还贷压力时，可以利用自己的广泛的社会资源筹集资金用于短期还款。回归结果还表明中级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与高管相比，都显著地增加了违约风险。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随着职位等级的下降，社会资源将会减少，而“隐形”的社会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一种对贷款者的违约风险会产生显著影响。男性贷款者比女性有更大的违约风险，这与Hartog（2002）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女性相对与男性表现出更高的风险规避倾向。贷款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显著降低了其违约风险，贷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越大，稳定性也越高，同时由于高学历客户的风险管理能力更加出色，其对风险的认识及较好的风险应对能力较强，因此贷款违约概率相对较小。基本薪资水平（Salaryclass）和银行资产规模（Bankasset）是显性的经济能力指标，前者从动态的角度对贷款人的经济能力进行了度量，回归结果表明薪资水平与违约风险成显著负相关；银行资产规模（Bankasset）则从相对静态的角度对贷款人的财产积累进行了度量，表现出了对违约率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
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发展伴随着许多问题，其中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小额贷款互补了传统银行业的部分功能，为中国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可行的融资渠道。但是由于其发展迅速和业务的特殊性，现有监管制度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从而导致监管风险暴露。本文利用国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数据，对其信用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难以量化的“隐性经济能力”显著地影响了贷款者的违约风险，其中贷款者所处行业及其职位等级起到了重要作用。处于高级管理岗位小额贷款者的违约风险显著低于中基层管理人员；另一方面贷款者所处行业的所有制性质也显著影响了其违约风险，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户有更高的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成果说明信贷业务信息、个人收入等财务信息以外，贷款人的行业及其职位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信用风险，为小额贷款公司评估贷款申请者的信用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传统信贷风险的评估提供了量化的经验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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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面临的环境和问题
我国会计人才素质培养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加剧，知识经济时代特征日益明显。伴随着原材料、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我国企业生存环境逐步恶化，竞争日趋激烈残酷，部分上市公司舞弊案件的出现使会计职业界在公众心目中的诚信度降低。此外，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以及国际人才流动加速，我国人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在教育环境方面，会计专业教育面对的是经过十余年基础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学习习惯已经基本形成。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基础教育环境始终得不到改善，应试教育的氛围依然浓厚，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较差。而且，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毕业生众多的现实带来的就业压力给学生戴上了无形的紧箍咒，使得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各种资格考试，由此形成了轻视素质培养、急功近利的学习风气。另外，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和学校都被一系列量化的指标考核所束缚，加之不合理的师生比，使得教师工作压力巨大，和学生交流的时间匮乏，这些都给会计人才素质培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表现有：教学中主要采用教师向学生讲授书本知识的教学方式，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展开，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双向交流与互动，缺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从会计专业知识的传授角度来构架，以会计职业的知识需要展开教学，学生所学的知识局限于满足未来所从事职业的要求。
二、需要认识的会计人才素质观
对会计人才素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是导致我国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现状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明确会计人才素质这一概念，必须从素质、人才素质进行分析。
关于素质与人才素质，1998年5月，在我国教育部高教司组织召开的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上已进行了讨论。各素质教育试点高校对素质概念达成的共识是：素质是人们经过学习而形成的内在素养和品质；素质可以而且必然转化为人们的外在行为，表现为如何做人，表现为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等（罗嵘2004）。
人才，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罗洪铁2002）。可见通过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成果的人即为人才。而要完成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素质，这些必备的内在素质即为人才素质。具体分析，人才素质包括不同的具体要素。如，钟志贤（2004）指出，知识时代在不忽视人才的基本素养（读写算能力）的前提下，比较强调人才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信息素养、团队协作能力、兼容能力、获取隐性知识的能力、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九大能力。
由人才素质的含义可以得出，会计人才素质是指能够在会计领域完成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创造性劳动的人员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相关的机构和学者对会计人才素质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很多研究。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公布的《国际教育准则第9号》中，将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分为知识、技能和职业价值观三类。同时，将职业道德和职业价值观、沟通技能、交流技能和理性思维能力作为核心素质。
有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会计职业界、会计教育工作者以及会计专业学生等利益相关方，总结归纳了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林志军（2008）通过因素分析，从国内外学者研究得出的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多项不同素质中总结出几点最重要的要素，分别是商业/管理技能、商业/管理知识、核心会计知识、个性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基础知识和技能（general knowledge and basic techniques）。
根据人才素质的定义，总结之前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会计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包括职业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三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包含多个具体要素，不同层次的会计人才应具备的具体要素不尽相同。
可以认为，会计人才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基本要素：
（一）职业道德素质
职业道德不仅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而且是本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职业道德一方面调节从业人员的内部关系，加强职业内部人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调节从业人员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塑造本职业从业人员的形象。会计职业道德素质是会计人员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标准和要求，是会计职业界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我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提出了敬业爱岗、熟悉法规、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保守秘密等项目。特别指出会计人员还应当熟悉本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情况，运用所掌握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方法，为改善单位的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应当指出，会计职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还应从社会经济效益角度出发，提供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和服务。
（二）知识素质
从事会计工作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组织和商业知识、信息技术知识以及会计专业知识。一般性知识包括数学、语言等基础知识，是进行思考、交流、逻辑思维、判断、分析、决策的必备知识；组织和商业知识是指有关企业、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性质和运作的知识，以及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原理的基本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包括使用、管理、评价、设计信息系统的知识；会计专业知识指会计学科体系内的具体知识，是直接指导具体会计工作的理论和技术规范。如林志军、熊筱燕和刘明（2004）通过调查发现，财务会计、金融学、管理会计、税务学、商法、审计/鉴证服务、职业道德、信息系统、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是最重要的知识要素。会计工作的要求不同，应具备知识素质可以有一定的差别。
（三）能力素质
会计人才的能力素质是指从事会计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国际教育白皮书》（IEP2）《成为胜任的会计师》中将职业能力定义为：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按规定的标准承担某一工作角色的能力。从事不同层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能力素质不完全相同。近年来得到普遍认可的会计职业能力素质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职业判断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等。
三、需要确立的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理念
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和基础教育在某些重要环节的缺失，以及会计人才素质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在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中要确立终身教育、创造性教育以及人本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理念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着重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树立终身教育理念，要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学习习惯，这种热情和习惯使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依然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不断地去主动学习。
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面对基础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欠缺，在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中必须树立创造性教育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做出及时和恰当的判断，最大化企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人本教育认为教育就是发现人的价值，也即人的应有地位、作用和尊严，需要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在这种理念下，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会计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对于经济生活发展变化的兴趣和关注度，培养学生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趣味。同时，在学生个性被尊重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四、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实施思路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特点，结合会计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依据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理念，笔者认为，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实施思路为：
（一）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教育环境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本科教育的生源质量、不同院校的教育资源都存在差异。高等院校可以根据会计本科人才的需求情况、生源质量和教学资源设定差别化的培养目标。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例如，生源质量较高的院校，可以设定培养高级会计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的目标，确定的具体素质要素可以偏重于高层次经济管理知识、数量分析知识、研究能力以及思维决策能力等。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可以提高会计本科教育的效率，利用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办学特色有重点地进行某一会计领域人才的培养，从教育主体来看有利于实施人本教育，有利于会计本科学生的个人发展。
（二）整合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
目前会计本科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财经类公共课程、会计专业课程和会计专业方向课程。可以根据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整合教学资源，调整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会计本科教学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应该是相互交融与促进的，需要从会计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的具体方面进行整合。其中会计知识掌握主要以“会计学原理”课为起点，从各门会计课程的理论讲授与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展开；会计诚信品格塑造以属本科公共课程的“伦理道德”课、属会计专业课程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课为主线，并融合在“会计学原理”以及各门会计专业课程与会计专业方向课程中实施；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形成则应从“会计学原理”课着手，融合在各门会计专业课程与会计专业方向课程中实施。
（三）创新会计本科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体系及其课程内容确定以后，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实施教学，是体现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的关键。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资源以及生源情况进行具体设计。1.创新教学方法。要体现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引导学生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即要了解学生的求知需求，把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帮助学生建立新的探索式、研究式学习方式，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能够主动地去寻求知识、拓宽知识领域，逐渐形成独立发现问题、善于分析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习惯。2.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实施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构建由网络支撑的师生互动系统，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学服务。除此之外，通过网络系统可实现与国家教育网络乃至国外教育网络的链接，充分利用精品课程等各种教学资源，开阔学生的视野，进一步提高教学的质量。
（四）构建适应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
在会计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受到来自社会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学生知识内化、能力拓展、创新精神的形成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会计实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等方面。会计实践教学应围绕会计人才素质构成要素设立具体教学目标。会计实践教学内容是在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具体开展的实践教学课程的内容，包括会计实验与实习、案例分析、科研训练、毕业设计、社会调查等，应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特点进行差别化的设置。
五、结论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存在诸多不利于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因素，同时环境的特点也为会计人才素质培养提出了要求和挑战。本科会计教育工作者应该依据经济环境、生源质量和教学资源的具体情况，确定会计人才素质的具体要素，依据终身教育、创造性教育和人本教育的理念，整合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创新会计本科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构建适应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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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68-08
A discussion of the stochastic relation between Stock Price and earnings per share
SuPinggu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Be directed a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price and earnings per share，the paper discuss stochas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ck pricewith earnings per shareand their variation rateswithby viewingwithas two-dimensional stochastic vector，andwithas two-dimensional stochastic vector ，and by using the ratio of price to earnings per share as a index of valuing stocks． Under the analyses of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conditional varia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 a stochastic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del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tion of stock price and the variation of earnings per share， and it also uncover the way and size of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variance of earning per share， the variance of price itself， the coefficient of the two variablesthat cause the price to vary． Beside， the model is a stock valuing model that is based on earning ability of company， so it has special meanings to china stock market， because it is irrational． It can help the investors to invest with rational sense．
Key wordsStock Price， earnings per share， stochastic relation
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事关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之间相互关系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证券市场中股票估价与投资理念的实际问题，是证券市场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课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国内外许多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证实了：作为虚拟资本的股票，最终必然要受制于实体经济，其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而其市场价格则要遵循“价格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实际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理论研究是一种确定性关系研究，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的结论很难适用于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现实股票市场；而大多数实证研究本身则并不能揭示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随机关系，也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因此很难用来指导股票投资活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考察现有有关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关系研究的贡献及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将公司盈利（及其增长率）与股票价格（及其变动率）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运用概率论中的条件概率分析方法，来揭示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将运用所建立的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一、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盈利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在理论上探讨股票内在价值或称理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以下观点基础之上的，即股票是权益证书，代表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持有人有权获取公司未来的盈利。公司未来盈利越高，股票的价值就越大。所以，股票内在价值可以用现金流贴现方法加以确定，主要包括两类现金流贴现模型：第一类是股利贴现模型，该模型将股票的内在价值看作是公司未来所有各期每股红利支付额的现值。由于未来各期分派的现金股利等于各该期的每股盈利与派息率的乘积，所以可以将股利贴现模型写成
第二类贴现模型关注的焦点不是股利，而是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角度看，股票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现有规模和状态下公司业务持续经营所产生的未来一系列等额现金流X1的现值X1/r；二是从下一期开始公司未来投资机会的净现值，即从下一期开始未来各期每股盈利在现有基础上增加额的现值与引起这种增加的留存收益再投资额的现值之差。所以第二类模型可以写成
上述现金流贴现分析模型的贡献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公司未来盈利对股票内在价值的决定作用；建立了股票内在价值与公司未来盈利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证明了公司未来盈利是实现内源融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价值创造的源泉；是进一步增加未来盈利和投资者取得更多红利的可靠来源，因此是股票价值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如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因素，虽然也对公司股票价值有影响，但它们都是通过影响公司盈利而间接对股票价值产生影响的。
然而，这类模型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确定性关系模型。在这种确定性模型下，投资者要准确估计股票的内在价值，就必须准确地预测公司未来所有各期的每股盈利、派息率、留存比率等，而这则要求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各期是否具有投资机会，是否需要减少当期红利支付额，留存部分盈余用于再投资，这些投资是否具有正的净现值，能否增加未来的盈利和红利支付额，未来各投资项目的风险有多大，相应的折现率应该为多少，都作出准确的预测。而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要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类模型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其适用性很小。
第二个方面是从实证角度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这种研究主要是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法，将公司每股盈利作为解释变量，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历史数据，直接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证实，成熟市场的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每股盈利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就国外的研究来看， Ball和Brown (1968)首次发现，美国股票市场股价与公司的会计盈余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二者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1957―1965年间，经历正的盈余变动的股票具有正的价格变化；反之，负的盈余变动与负的价格变化相连[1]。Beaver， Clarke和Wright(1979)扩展了Ball和Brown的研究，结果显示，盈余变动对股价变化的影响远大于Ball和Brown 所估计的幅度[2]。后来的许多研究如Ohlson（1995）的研究也相继发现，股价与盈余数字有显著的相关性[3]。
就国内的研究来看，赵宇龙（1998）较早地发现中国股市会计盈余数据具有信息含量[4]。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对1994―1997年A股市场的研究证实，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5]。陆宇峰（1999）的研究发现，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力度在逐年增强，特别是在机构投资者比重增加情况下，影响股价的基本面因素日益重要[6]。陆静、孟卫东、廖刚（2002）利用1999年到2001年的数据，比较了公司每股收益和自由现金流量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程度，证实了公司每股收益比现金流量能更精确地解释股票价格[7]。这些研究说明，随着我国股票市场日益健康，价值投资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理念，会计盈余越来越成为影响股票估价的重要因素。
上述实证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利用公司盈利与股价变动的实际历史数据证实了市场价格与公司每股盈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揭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公司每股盈利变动的依存关系。
然而，大多数实证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类研究并不是在深入分析公司盈利与股价这两个变量客观上存在的某种联系机制和随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和构建二者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的，而是在首先假定二者存在线性或某种非现性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历史数据来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这种线性或非现性关系。也就是说，大多数实证研究本身并不能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及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随机关系给出明确的理论上的阐述，也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因此很难用来指导股票投资活动。
二、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随机关系分析
正因为有关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的实证研究本身并不能给出二者之间明确具体的随机关系表达式，而现金流贴现理论模型则没有考虑到随机性，是一种确定性关系模型，无法用来指导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现实股票市场的投资，所以有必要从不确定性角度来探讨和建立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之间的随机关系模型。为此，本文以下部分将从随机性出发，通过将股票价格及其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及其增长率分别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和，借助于市盈率这个联系股价与公司盈利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运用条件概率来揭示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进而建立一个反映股票市场价格随公司盈利变动而变动的随机关系模型，从而从根本上克服现金流贴现理论模型及大多数实证分析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和缺陷，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基于公司基本面和盈利能力的实用的股票估价模型。
(一)作为二维随机变量的股票价格与公司盈利
尽管现金流贴现模型和实证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股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盈利，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贴现模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确定性关系，而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机关系。这是因为，公司赢利受宏观及微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红利政策、投资机会、留存收益再投资的回报率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随机性，是一个随机变量；同样，由于股票价格不仅受具有一定程度不确定性的每股收益的影响，而且还受股票市场本身其它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甚至还受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股票价格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由于公司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都是随机变量，并且后者除了受前者的影响之外，还受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每一个可能的公司每股收益下，股票价格都会有众多的可能取值及相应的发生概率。于是，可以将公司每股收益X和股票价格Y看作是一个二维随机变量(X,Y)。
正因为公司未来每股盈利是随机变量，股票价格也是随机变量，所以投资者无法通过准确地预测公司未来所有各期的每股盈利，依据现金流贴现模型，一次性评定一个确定的股票价值。而只能从随机性出发，通过将股票价格Y及其变动率y与公司盈利X及其增长率x分别看作是二维随机变量(X,Y)和(x,y)，根据公司盈利对股票价格的决定作用，在深入分析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公司成长机会以及内部管理等偶然因素变动的基础上，首先对公司下期每股盈利Xt+1及其在已知的本期每股盈利Xt基础上的增长率x=(Xt+1-Xt-Xt)/Xt的概率分布作出预期；其次要借助于联结公司盈利与股价的某种估价指标如市盈率指标，对其所估计出的每一个可能的下期每股盈利水平下，股票下期价格Yt+1及其在已知的本期股票价格Yt基础上的变动率y=(Yt+1-Yt)/Yt的条件概率分布作出预期。并且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经营环境的改变、投资项目的变化，不断调整他们的预期。
（二）公司盈利的概率分布及投资者对其的预期
在二维随机变量(X,Y)和(x,y)中，由于公司每股收益X及其增长率x影响着市场价格Y及其变动率y，所以为了探讨Y及y与X及x之间的随机关系，需要首先从影响因素和投资者预期的角度来研究X及x的概率分布。
从影响因素角度看，由于X是受大量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影响的随机变量，并且每一种因素在总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都很小，因此，根据概率论中的中心极限定律，这样的随机变量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四）股票价格变动率与公司盈利增长率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
正因为无论从影响因素角度看，还是从投资者的预期角度看，(x,y)的分布都可以近似地看作服从二维正态分布，所以我们可以在(x,y)服从二维正态分布的条件下，构建二者之间的随机关系理论模型，以便从总体上了解和掌握：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xi（i=1,2,…n）时，股价变动率y的平均水平是多少？股票投资的预期差价收益率是多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多大？特别是，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x为其所有可能增长率的平均值E(x)时，股价变动率y的总体平均水平E(y)是多少？股票投资的总体预期差价收益率是多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多大？
在(x,y)服从二维正态分布的条件下，根据概率知识，当公司下期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的条件数学期望E(y|x)的表达式为：
式（5）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它表明：
①股价变动率y与每股盈利增长率x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这是因为，公司盈利不仅决定着股票的内在价值，而且还通过市盈率指标影响着市场价格，它的变动必然会引起股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
②当每股盈利增长率为x时，它的这一增长能够引起股价发生多大幅度的上涨，一方面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ρ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股价自身波动的不确定性σ2与每股盈利波动的不确定性σ1之间的比率σ2/σ1的大小，即取决于一个单位的每股盈利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价格发生多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股票的市场价格不仅受公司每股盈利这一随机变量影响，还受其他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因此，股价的变动与每股盈利的变动并不完全同步，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样，当一单位的每股盈利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价格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时，即当σ2/σ1较大时，则每股盈利增长一定幅度x就能够引起股价发生较大幅度的上涨。
③当每股盈利增长率x围绕它的均值μ1上下波动(x-μ1)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就围绕它的均值μ2上下波动ρ(σ2/σ1)(x-μ1)。
正因为式（5）明确具体地揭示了y与x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及其联系机制，反映了影响股价变动的各种随机因素的结构及各自影响作用的大小，因此，投资者可以用它来预测股票价格的变动。不过，由于股价的变动不仅受公司每股盈利变动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还受其他众多偶然因素变动的影响，所以投资者运用（5）式进行预测和决策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则是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之一。式（6）中的σ2y|x=D［y|x］=(1-ρ2)σ22就是衡量这种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大小的指标。它表明，股价变动的不确定性σ2y|x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股价自身波动性σ22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y与x的相关系数平方ρ2的大小。股价自身的波动性σ22越大，二者的相关系数ρ越小，股价变动与每股盈利变动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弱，则投资者运用上式进行预测和决策的风险就越大。
三、 随机关系模型的运用
为了运用式（5）进行预测和决策，需要估计它的各个参数μ1、μ2、σ1、σ2的具体数值。对此，可以利用股票价格变动率与每股盈利增长率的历史数据进行估计。这是因为，这两个变量的历史关系反映了历史上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否建立在对公司盈利预期基础之上。或者反过来说，这两个变量的历史关系反映了公司盈利的变动是否改变了投资者对公司及其股票的认识和预期，从而改变了其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和股票投资收益率。
当采用历史数据估计（5）式的参数时，它的含义就是，当公司每股盈利增长率x围绕它的历史均值μ1上下波动(x-μ1)时，股票价格变动率y就围绕它的历史均值μ2上下波动ρ(σ2/σ1)(x-μ1)。这样，如果根据历史数据对（5）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显著相关，则说明公司每股盈利增长对股票价格变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历史数据估计出的参数确定的模型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投资者就可以根据其对公司下一期每股盈利增长率的预期，运用该模型对公司股票下一期价格的变动作出预测，并将它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
为了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否建立在对公司盈利预期基础之上，考察公司盈利变动对投资者行为和投资收益率的影响，检验公司盈利变动对股票价格变动的解释能力，了解市场的成熟状况和投资者的理性程度，本文选择1994年底至2005年底上证A股指数成份股加权每股盈利及股价指数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此，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加权每股盈利年度增长率按百分比增长率x=(Xt+1-Xt)/Xt计算，对股价指数年度变动率即年度投资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y=(Yt+1-Yt)/Yt≈ln(Yt+1/Yt)计算（见表3）。在此基础上，绘制上证A股成份股股价指数变动率与加权每股盈利变动率相互关系图1，并对式（5）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4。
观察图1可以看出，上证A股指数变动率与加权每股盈利变动率总体走势基本一致。这表明随着中国股票市场逐渐向健康方向发展及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日益成熟，公司盈利能力正在逐渐成为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司盈利的变动正在成为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预期，随着中国股票市场日益健康，这种情况将日益显著。
从表4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0．0806的P值表明，回归系数在8%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所以可以在该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而接受回归系数不为0的备择假设。这说明上证A股加权每股盈利的变动是引起股价指数变动的重要原因，模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而R2=0．274205则表明，式（5）中-μ2的变动中只有27%能够被(x-μ1)的变动所解释，模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从以往情况看，公司盈利能力虽然是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政策变动、投机炒作、股票操纵以及公司盈利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散户投资者脱离公司基本面跟风投资等，也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打击股票操纵，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是今后中国股票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相信随着中国股市逐渐走向健康和成熟，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公司基本面和盈利能力分析的股票估价模型的实用性将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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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在产业国际化的过程中,由FDI流入所诱发的后发型产业集群日益发展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所在。这主要在于FDI的循环累积效应,即引入FDI的地区在国际分工过程中诞生了产业集群,而该类集群能够吸引更多后来的、潜在的FDI进入。FDI在国内引发了一个新产业后,还会促进产业内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并使这种专业化分工达到最佳规模和最佳效率的状态。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集群经济区之一。这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的比重较高,一般都在20%以上。其中,上海与江苏一直是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数量最高的两个省域。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9.2亿美元,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218.9亿美元,合计占长三角利用外资总额的59.4%,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44.3%。受多重因素等影响,2008年上海制造业利用外资下降幅度较大,制造业共批准项目444个,合同外资42.02亿美元,同比下降18.1%,占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24.6%。但部分先进制造业继续保持增长,如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合同利用外资9.09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多;鞋、帽制造业合同外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多;电气机械同比增长52.8%。而原来属于江苏省外资发展大户的第二产业在2008年也下滑明显。但无论是户数还是规模,制造业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特别是从大项目产业分布看,制造业依然是1 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的主要载体。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江苏,制造业一直是利用外资的重点领域。那么对于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FDI集群来说,FDI的持续流入对产业集群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究竟如何?本文将以此为研究对象,在阐述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对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FDI集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地FDI集群内互动效应的差异,并指出主导产业的制定应以此为基础,从而可以避免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1.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主要是通过产业集群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和FDI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的。
1.1 产业集群作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Keith Head , John Rise , Deborah Swenson(1994) 等美国学者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的对美投资中显著存在的产业集群现象为例,研究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中重要的因素, 包括: ①东道国企业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影响;②已有的投资国企业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影响; ③企业集团组织的集聚影响;④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企业活动。KeithHead等又根据Mc Fadden 1984年的Logit模型, 用极大似然法计算了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 集聚效应在外资地区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 集群存量每增加10%, 该地区被未来投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增加5%-7%。Wheeler andMody (1992) 认为集聚经济是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 并发现集聚经济和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上述文献都是侧重于从集聚经济或产业集群作为FDI区位决定因素之一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些研究一般认为,产业集群是东道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FDI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Lilach,Nachum,DavidKeeble(1990)通过论述伦敦传媒业中外资企业的子公司面临着全球及地区双重的影响,说明了外资企业在将全球网络与地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作用于集群,提高了集群的竞争力。恩赖特(Enright,Z000)通过香港金融产业的案例分析研究说明了香港的外资企业与当地集群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金融跨国巨头通过国际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为香港创造大量工作机会,贡献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集群中的知识外溢,完善了当地的产业链。布肯歇(2000)在综合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外资企业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他将产业群分为成熟产业群与高增长产业群,认为外资企业对成熟产业群的影响是正面的,对高增长产业群,对集群的短期影响是积极的,而对中长期影响不确定。EdmundR.ThomPson(2002)则通过对香港制衣公司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证明,集群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比非集群区更明显,外商投资的集群化更有利于技术与知识的转移,从而对集群技术升级和子公司能力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外资企业对集群的影响作用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外资企业集群的研究正逐步兴起并趋于完善的过程。最初学者的研究都是选择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外资参与的集群来进行数据说明或者案例分析,单纯从定性的角度来判断外资对产业集群所起到的作用。到布肯歇的研究已经开始深入,根据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明外资对集群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最后,有学者开始从定量的角度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外资对集群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外资集群的研究更加严谨和完善。
郭立伟、杨哲等(2006)运用大量统计数据, 对国内FDI的分布集中情况以及产业集群的现状做了比较分析,并对FDI区位集聚与产业集群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从实证层面, 对制造业的20个大类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N指数与分行业的FDI进行了Granger检验, 找出了其因果关系。吴丹丹、谢建国(2007)以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例,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而FDI的进入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陆妙燕、王焕祥(2007)从企业集群与FDI之间技术水平是否对接、产业是否同构、FDI来源地决定的FDI属性等方面对江苏企业集群与外资的关联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利用可得到的投入――产出数据,从产业感应度和产业影响力等方面,实证分析了江苏企业集群与FDI的上下游关联。
上述文献在实证分析时,可能受到数据的限制,都没有将FDI集群的分行业的集聚度和产业集群吸引FDI的力度同时做实证检验,也没有对FDI和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机制做出比较研究。而且在论证过程中,对产业集群、企业集群和集聚经济等概念没有严格区分。FDI在不同地区对不同行业集聚度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那么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就需要从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机理做出解释。
2.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理论阐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近年来随着FDI的持续流入,这种开放性程度在日益提高,并产生了FDI集群这种新的产业集群模式。FDI集群是指由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某个地区相对集中,并在当地相关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共同参与下形成的一种紧密的具有协同效应和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网络①。本文认为,FDI集群是建立在企业集群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产业组织形式,它具有较广的产业跨度和多元的产业参与主体,除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主体之外,还有政府、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及民间的商会组织等机构的积极促进作用,而且FDI集群并不是集中于个别行业,可能会表现出具有协同效应的众多行业的集聚。聚集经济只是FDI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一旦FDI集群形成之后,它可以是跨越省域或国界的地理分散型集群,只要在集群内存在企业之间的紧密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而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则是指FDI和产业集群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促进并形成FDI集群的一种机理,主要体现在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吸引FDI的区位优势,而FDI的流入也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集聚度较高的产业集群会吸引FDI的持续流入,这是一种循环累积的“相互联动”的关系,它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态的终极状态。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表现为:FDI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与产业集群中的内地企业之间的互动,在合作中伴随竞争,共同导致了FDI集群内部网络治理结构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下FDI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在宏观层面的互动,即存量FDI与产业集群集聚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FDI的流入在提高东道国产业集聚度的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的根植性。这里先对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微观层面做出解释,至于宏观层面,本文将在下部分选取江苏和上海进行实证分析。
2.1 “知识外溢”的循环累积效应
“知识外溢”是产业集群在经济活动中知识和技术的自然输出和外露,主要来源于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企业之间的合作、模仿和竞争,使产业集群内的知识传播速度加快,溢出效应趋于最大化。“知识外溢”使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得以在产业集群内迅速传播,从而提高知识的更新率,有效保持和增强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的“知识外溢”特性有利于跨国公司知识的获取和创造,一方面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和缩短创新时间,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和专业化程度,增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面对面地交流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从而加速创新过程。因此,“知识外溢”是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之一。然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跨国公司往往会对东道国的产业集群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主要是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技术波及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和以示范与竞争引致的技术传播效应(行业内溢出效应),它们共同促进集群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提升,进而推动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2.2 专业化生产的循环累积效应
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将生产活动集中在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受自身特点的影响,企业在产业集群内不断地聚集,日益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群,这是吸引FDI的另一区位优势。产业集群的专业化有利于跨国公司减少交易费用,隐性的信任机制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为了集中资源用于优势业务部门的发展,跨国公司需要把很多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外包出去,而同一产业链上有关联的企业群,有利于跨国公司迅速找到配套企业。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和迂回生产网络的延伸,必将对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上的产业集群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进一步促进集群内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2.3 市场竞争环境的循环累积效应
对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来说,它总是要吸纳和淘汰一些企业,这种优胜劣汰的体制无形中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效率,以保证在产业集群中的市场地位。这种良好的竞争环境会吸引FDI的流入,并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互合作。多种性质的企业聚集在一类产业集群中,同行业之间会进行相互比较,有了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评价标准,也使得集群内的企业有了绩效衡量的标准,从而促使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内的市场竞争环境更深程度地改善。
3.上海和江苏FDI集群发展现状的比较
FDI与产业集群在微观层面的互动机理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中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呈现出三维一体的特点:在FDI集群内,不仅存在FDI集群与知识外溢、专业化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循环累积效应,还存在着知识外溢、专业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这三个因素之间的良性循环,即任一要素都是其他两者的促进因素,如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专业化生产将会促进FDI集群内的知识外溢效应的发挥。在这样一个架构中,知识外溢、专业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将共同促进FDI集群的发展。
图1FDI集群互动机制的循环累积效应
3.1 FDI集群产业集中度的比较
目前学术界对于界定地区产业集中度有两种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专家观点,一般经专家、学者面谈后采用Delphi法等方法,借助相关资料,分析某个产业的集中情况。定量分析法主要有集中率(CR法)、赫芬达尔指数、洛伦茨曲线法以及区位熵法(LQ法)等。由于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考虑到论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区位熵的方法测度上海和江苏的主要工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区位熵又称专业化率,由哈盖特(Haggett,1996)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主要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用区位熵的分析方法可以确认在国家、区域、地方水平可能存在的集群。该方法从点到面、从中观到宏观表明本土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例,既提供了集群存在于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迹象,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选取上海市和江苏省主要工业产业的产值为指标,他们的区位熵表示为:
βij=qij/qiqi/q
其中,βij表示区域j行业i对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 qij表示j区域的i行业的产值, qj=∑ni=1qij是区域j的全部工业产值,qi= ∑nj=1qij是行业i的高层次区域总产值,q=∑i∑j是高层次区域工业总产值, n是行业数量。这个指标能够测度该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借此可以评价这个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如果βij大于1,表示区域j的行业i的集聚程度大于高层次区域行业的集聚程度,βij越大,表明区域j的行业i的集群程度越高。
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2-2007年上海市和江苏省两位数分类的二十七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并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他们各自的产业集群的区位熵指标,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二十七类行业中,上海市的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十二个制造业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而2002-2007年间,上海的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而江苏省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十二个制造业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而2002-2007年间,江苏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2002-2007年间上海市和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熵相对变动的情况。
表1 上海和江苏产业集群的区位熵的比较
行业/年份上海区位熵江苏区位熵
2002200320052006200720022003200520062007
农副食品加工业0.252 0.233 0.221 0.244 0.209 0.7720.6310.5120.5120.512
食品制造业1.062 1.250 0.920 0.672 0.867 0.5030.5240.3940.3330.333
饮料制造业0.502 0.625 0.558 0.812 0.462 0.6510.6510.5830.5830.539
纺织业0.505 0.370 0.433 0.413 0.348 1.9311.9311.8381.8541.76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177 0.833 1.071 1.028 1.053 1.5481.5481.6251.7131.684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0.493 0.625 0.493 0.763 0.462 0.7540.7540.5490.5380.53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099 1.429 0.467 0.540 0.444 1.2291.2291.2151.251.111
家具制造业0.916 0.900 1.271 1.681 1.500 0.6360.6360.5070.50.5
造纸及纸制品业0.501 0.556 0.483 0.629 0.500 1.0271.0270.8770.8750.87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225 1.429 1.038 1.855 1.400 0.5940.5940.5870.60.6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750 1.429 1.600 1.800 1.400 1.3351.3351.1871.1671.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085 1.136 1.280 1.045 1.000 0.3890.3890.3970.3960.38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0.933 0.769 1.054 1.084 1.106 1.5051.5051.481.4621.47
医药制造业0.853 1.000 0.920 0.631 0.750 0.8010.8010.8420.8130.75
化学纤维制造业0.660 1.000 0.344 0.2580.500 2.3692.3692.3212.42.4
橡胶制品业0.858 1.111 1.011 1.159 0.889 0.8560.8560.9040.8890.889
塑料制品业1.033 0.909 0.938 0.992 1.050 1.1381.1380.9971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524 0.500 0.502 0.540 0.500 0.8640.8640.6950.6760.65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25 1.000 1.090 0.872 0.867 0.9210.9211.0881.151.15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542 0.400 0.579 0.489 0.422 0.8520.8520.810.8290.8
金属制品业1.301 1.111 1.293 1.114 1.321 1.3061.3061.3491.371.357
通用设备制造业1.457 1.500 1.696 1.844 1.848 1.7861.7861.4031.41.348
专用设备制造业0.965 0.741 0.965 0.796 1.038 1.2821.2821.0891.081.0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823 1.772 1.358 1.553 1.582 0.7160.7160.6880.6720.68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075 0.893 1.176 1.046 1.203 1.2071.2071.1581.2461.28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94 1.532 2.135 1.914 2.309 1.0041.004
1.5041.4671.58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474 1.667 1.618 1.789 1.500 1.0631.0631.2671.4551.5
注: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2003、2004、2006、2007和2008)整理、计算。由于2005年年鉴工业产值、增加值数据未提供,故面板数据剔除2004年制造业分行业数据。②由于烟草加工业对外资开放有限,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数据,年鉴(2003、2004)均未单独统计,只以“其他行业”代替,所以上述三个行业数据剔除。③行业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数据均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统计数据。
图2 2002-2007年间上海市制造业区位熵的变动
图3 2002-2007年间江苏省制造业区位熵的变动
注:当某行业与全国整个工业成比例分布,其区位熵为1。图中相对集中的行业是指区位熵大于1的行业,相对分散的行业是指区位熵小于1的行业。
在上图中,横轴表示相应年份的区位熵,纵轴表示在2002-2007年间行业区位熵的相对变动。图中右上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布集中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更加集中;左上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散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趋于集中;左下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散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更加分散;右下部分表示原来集中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趋于分散。相对集中的行业更加集中,说明可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有进一步发展;相对分散的行业有所集中,说明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些相对分散的行业可能有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的趋势。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从行业数量来看,上海市在2002-2007年间,趋于集中的行业数量要小于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数量,截至2007年,上海市由集中变得分散的行业的数量占总行业的比重为14.81%,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总比重为62.96%,而由集中变得更加集中的行业的数量比重为33.3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在2002-2007年间,趋于集中的行业数量也小于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数量,截至2007年,江苏省由集中变得分散的行业的数量占总行业的比重为22.22%,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总比重为62.96%,而由集中变得更加集中的行业的数量为25.93%。因而,就行业集中度方面来看,上海和江苏的情况大体相似,但是在上海FDI集群的累积效应略强于江苏,表现在FDI更倾向于向集聚程度本来就比较高的行业集中,即FDI的进入类似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催化剂,使得本来就比较集中的行业更加趋向于集中,而这一比例,上海要略高于江苏。
3.2 FDI来源地结构与产业集群关联的可能性的比较
跨国公司FDI的来源地,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支机构的特定产业技术特征。一般而言, 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都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化工商企业, 一方面, 其所在行业大都为包括新经济在内的技术标准发展成熟的产业, 不但全球化经营程度深、分工规模大、 产业价值链条长, 而且分工体系成熟、健全,FDI 形式多样, 如绿地投资、并购、外包、合同制造、供应商、战略联盟等, 本地企业易于进入其分工体系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关联;另一方面, 这些跨国公司FDI 所在行业大都先于发展中东道国的主导产业而成长起来,在产业发展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着很大的互补性。而港澳台等地区的跨国公司多为新兴的中小型跨国公司, 与欧美日大型现代化跨国公司的FDI 相较而言, 一方面, 多集中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和中低技术产业, 全球化经营程度不高、 分工规模小、产业价值链条短、 分工体系不健全, 本地企业虽然易于进入其分工体系, 但不易与其建立较深程度的关联; 另一方面, 这些跨国公司FDI 的所在行业大都与发展中东道国的主导产业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具有同步性成长阶段的特征, 在产业发展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 互补性则不足。当然, 欧美日大型现代化跨国公司FDI 进入东道国企业集群, 也对企业集群的原材料供给、生产方式、市场定位等方面有着严格的配套要求。
表2和表3分别为截至2007年上海市和江苏省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的比重。通过对两表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和江苏均的FDI流入的国别基本相似,其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的FDI占前两位,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均占有一定比重。但是通过将来源地国家进行归类,发现两地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港澳台FDI合计流入的比重在上海为30.77%,江苏则为35.17%;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FDI的比重在上海为5.75%,而在江苏则为15.32%;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合计流入的FDI的比重在上海为32.53%,而在江苏则为13.90%。
众所周知, 来自于港澳台的FDI 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这些外资企业提供的技术多属装配组装技术和后工序生产技术, 并且其投入的中间品也主要依靠进口, 形成了“两头在外”的FDI, 因而很难与集群内的内资企业形成上下游关联, 出现了所谓“飞地”现象。就FDI来源地分布的差异可以初步判定,江苏省的FDI产业集群的“飞地”现象要比上海突出,其FDI与产业集群互动的累积效应要小于上海,这也与上文的结论一致,即FDI产业集群趋于分散化的程度较严重。此外,港澳台的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而欧美发达国家的FDI主要集中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所以FDI与产业集群可能存在的关联还表现在产业集聚度较高的行业的性质的差异。从上部分的分析结果来看,上海区位熵最高的行业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江苏省则为纺织业。
表2 截至2007年止上海市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比重(%)
排序上海(1985-2007年)
来源国/地区存量(亿美元)比重
1中国香港194.2826.01%
2日本103.9313.92%
3美国76.0610.18%
4德国37.244.99%
5中国台湾34.24.58%
6新加坡31.484.22%
7英国17.542.35%
8韩国8.991.20%
9法国8.111.09%
10澳大利亚5.040.67%
总计746.831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表3 截至2007年止江苏省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比重(%)
排序江苏(1985-2007年)
来源国/地区存量(亿美元)比重
1中国香港362.8625.50%
2日本137.809.68%
3新加坡122.848.63%
4中国台湾112.907.93%
5美国104.267.33%
6韩国70.484.95%
7德国31.612.22%
8英国25.421.79%
9荷兰20.901.47%
10法国14.140.99%
总计1422.981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江苏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而得。
4.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只有成为动态开放的系统才能保持其竞争力。外资进入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需求的信息,是产业集群融入世界经济,进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为了验证上海和江苏的外资进入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本文拟对两省市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与FDI进行回归分析,以对他们的相互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4.1 模型的建立及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是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2002-2007年的《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2002、2003年的分行业FDI数据缺乏,就用“三资”企业的工业实收资本来代替。为了更直观地反映FDI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弹性值,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因此,设定的模型为:
lnβit = a1i+ b1lnFDIit +εit (1)
lnFDIit = a2i+ b2lnβit+vit (2)
模型中,i代表第i个制造业分行业,t表示年份。a1i和a2i为待回归的常数项,b1和b2为待回归系数,lnβit和lnFDIit分别为i行业在t年份的区位熵的对数值和吸收FDI额的对数值。
4.2 回归分析结果
利用eviews5.0软件,模型使用了固定截距项检验,运用广义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表4 江苏省和上海市FDI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回归结果
地区江苏省上海市
模型(1)(2)(1)(2)
ai-0.460963(-4.753476)3.930309(37.85059)0.3808(0.766432)5.606241(196.3983)
CR1-0.024206(-0.66386)1.555269(3.820583)-0.32659(-3.65555)-0.03181(-0.48455)
CR2-0.146669(-3.696377)1.265072(4.968403)0.30039(4.89976)-0.72367(-1.71251)
CR3-0.012306(-0.294658)2.818374(6.238296)-0.16352(-1.83024)-0.05079(-0.30707)
CR40.246697(9.658421)0.735522(1.959401)-0.22539(-2.52276)-0.06303(-0.59007)
CR50.242395(8.439631)-0.04183(-0.08696)-0.06278(-0.70266)0.181275(2.229615)
CR60.00537(0.107418)3.569015(7.820911)0.17083(3.91206)-0.05671(-0.36388)
CR70.292272(5.76034)-9.05335(-7.45941)0.13155(4.47245)-0.28695(-1.81977)
CR8-0.056315(-1.188616)2.630475(6.835195)0.03149(-0.35251)0.543312(2.856011)
CR90.09647(3.577737)2.815092(1.333522)-0.17914(-2.00511)-0.0558(-0.37137)
CR10-0.029512(-0.525685)3.750721(8.334602)-0.01211(-0.13556)0.18019(0.691256)
CR110.28308(6.07013)-6.41918(-6.22076)0.014278(2.159819)0.067591(2.333114)
CR12-0.22388(-4.244697)1.938368(7.77884)-0.0498(-1.55737)-0.00541(-0.0075)
CR130.179837(7.631824)2.090171(3.533426)0.30015(9.78521)1.100747(3.633718)
CR140.071668(2.101539)2.97803(2.878692)0.10302(3.15308)-0.42903(-1.16065)
CR150.407089(11.78745)-0.82749(-3.05628)0.19434(4.17526)0.13185(2.18325)
CR160.103237(2.930189)5.519356(3.109651)0.06746(2.75513)0.308698(2.398177)
CR170.134478(4.42105)1.298693(0.577116)0.07032(2.78709)0.565731(2.354205)
CR180.042217(1.577988)-0.26942(-0.37148)-0.18543(-2.07556)-0.06116(-0.42471)
CR190.149809(4.40321)-4.26866(-2.22257)0.06769(2.75762)-1.21079(-1.74509)
CR200.088977(2.417212)4.568625(3.723711)0.19668(4.20149)-0.05919(-0.45846)
CR210.182772(6.70119)0.620223(0.773187)0.03152(2.35283)0.202703(2.459762)
CR220.201833(7.879502)0.863047(1.65595)0.022979(2.257208)0.150769(2.811358)
CR230.141606(5.260905)-0.40468(-0.29618)0.08702(2.97399)0.073248(2.133353)
CR240.022503(0.874456)-1.15984(-1.80522)0.016279(2.182207)0.018094(2.091742)
CR250.140792(5.899911)3.894891(3.381886)0.05455(2.61057)0.940541(3.279714)
CR260.125441(6.398161)4.519393(6.534919)0.400026(11.44801)0.152924(2.106404)
CR270.218691(6.059147)-2.95022(-3.5295)0.016513(2.184827)0.101067(2.503235)
调整后R20.9245530.7870450.8533860.75686
D.W.1.9520112.1786092.1418611.888496
注:括号值为t统计值。CRi表示与前文相对应的行业分布。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和上海市的FDI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两省份的互动机制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的影响。总体上看,江苏省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的影响要大于上海市,主要表现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1)在江苏省较显著,拟合度高。从弹性系数来看,江苏省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集聚度受FDI的流入最大,即FDI对数值每增加1%,化学纤维制造业集聚度的对数值就会上升约0.41%,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江苏省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弹性系数也比较大,说明这些行业的集聚度受FDI的流入也比较显著。而FDI的流入主要对上海市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度影响较大,从上表可以看出,上海的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受FDI影响的弹性系数较大,且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弹性系数最大,即FDI每增加1%,该行业的集聚度将会提高0.4%。从上表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FDI的流入甚至还会对某些产业的集聚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上海和江苏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石油加工、炼焦机和燃料加工业等行业都由于FDI的流入而出现产业集聚度的下降。
第二,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总体上看,江苏省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要大于上海市,主要表现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2)在江苏省较显著,拟合度稍高,且各行业的弹性系数较高。具体而言,江苏省的橡胶制品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较大,如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弹性系数约为4.52,表明产业集聚度对数值每提升1%,对FDI影响的对数值将会增加4.52%。这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将电子产业的研制、开发及销售放在发达国家,而将制造和组装环节放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江苏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而且依靠上海、接受着上海的辐射,因此是外商理想的投资地点。而上海市则表现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弹性系数较大,即这些行业的集聚度对FDI的流入影响较显著。这主要与上海的城市经济功能转换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密切相关。一来这些行业的高利润率持续吸引着外商进入,二来这些行业本来就是上海的优势行业,良好的产业环境、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广大的市场容量等也是吸引外商的重要原因。
第三,产业集聚度和FDI的互动关系。如前文的分析,这里主要是指FDI与产业集聚度的累积性循环作用,在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即表现为方程(1)和方程(2)的某行业的弹性系数同时都比较大。从表4可以看出,江苏省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的两类弹性系数都比较高,说明这些行业的FDI集群已出现FDI与产业集聚度互动的良性循环。而上海市的FDI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则表现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其中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互动效应最为突出。可以看出两省份制造业FDI集群内产生互动效应的行业重复度是很低的。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FDI集群及其互动机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5.1 FDI与产业集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FDI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设备等 ,更重要的是 FDI的流入会促进该地区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 ,从而促进产业网络的完善并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加速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形成吸引 FDI的优势 ,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该地区投资 ,形成良性循环。高度集中的产业固然是引入外资的重要区位影响因素,但在外资“引进来”之后,我们还需要关注外资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尤其是FDI对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实现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提高的积极作用。而对于那些由于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产生负面影响的产业,政府应该适当限制FDI的流入,适度保持这些行业的内向性。
5.2 立足FDI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效应来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
目前上海和江苏在引资过程中尚未形成市场化的产业分工,一些开发区产业结构雷同,缺乏产业特色。两地都将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等产业作为本地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这种忽视市场化的产业分工,将会造成资源和优势的巨大浪费,影响他们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实力。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效应可以给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两地政府应该将资源配置倾向于良性互动效应较显著的产业,避免两地的恶性竞争,而对于良性互动效应重合的个别产业,应该实行梯度化的产业分工,进一步提高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以降低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并提高产业群的合作效率和区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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