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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罗纳德科斯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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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发展 农业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 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 环境 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 林业 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 市场 ，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 国际经济 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 投资 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 中国经济 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 管理体制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 预防 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 工业 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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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备课活动中面临的问题
1.复制已有的教学课件
备课工作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关键步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时间一久又会丧失新鲜感，会觉得十分疲惫，所以许多教师就将它当作一种很耗时间而又没有乐趣的无聊的劳作，在上课之前没有安心下来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只是在网络上复制已经有的教学课件，不管不顾地复制，也不想想这些教学课件是否适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虽然相同的教学文案能够学目的与练习，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成效是有一定好处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学文案的活动中也会出现错误，某些教师就会依靠整体的力量，变得更加懒惰，致使自己的教学技能落后，出现语文课堂的教学成效不佳等情况。
2.过分依赖课本
很多语文教师在备课活动中只是重视课本中需要教学的重点知识，而忽略了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与经历，致使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因缺乏教学经验而无法应对一些意外情况，师生之间就缺少了那份沟通。另外，因为太关注课本上的知识，教师不重视知识的开拓与创新，跟不上时代步伐，而备课的东西又枯燥单调，有些已脱离时代的发展了。此外，有的教师不仔细，在平常写字写得很不错，可是在备课活动中完全看不出来，字写得很乱。还有一些教师的备课很仓促，内容简单，毫无新意。许多教师在上完当天那节课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没有对今天所传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许多教师的教后语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没有教学活动的优点与缺点，无法起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积极作用。
二、对于小学语文教师备课工作的建议
1.仔细研究课本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点，不仅要分清各个专题在课本中的位置，还要把握好每册之间的关系，做好章节的处理工作，仔细思考每册课本之间的关系，做到从整体上了解课本，进而确保备课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讲解《草》时，一定要仔细地钻研课本，对于不了解的生词一定要查找有关的教学信息，传授给学生正确的“枯”与“荣”的关系，不可以轻视。并且教师自己也要多多诵读课本，还要带着感情地去朗诵，才可以了解作者当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教师还应认真研究教材，在每个教学步骤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对教学过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师还要努力做好一节课的备份工作，查询资料，准确把握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对于语文课文的知识要保证非常熟悉，做好课堂练习的准备；还应正确地认识学生，设计好教学活动。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责任意识，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此，我们才可以确定教学工作。
2.要多储备语文内容
课堂教学的好坏和教师的知识积累是有联系的，所以，语文老师在准备教材课件的时候要查找很多教学资料，以更多地累积有用的教学材料，为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可以仔细查找有关作者生前的事迹、写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学材料，来更好地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另外，还要仔细考虑怎样将这些教学东西传播给学生，让学生懂得语文教学的意义。在查找教学材料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查找，也可以阅读有关的教学刊物等。
3.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重视学生个人的发展，争取备课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准备备课工作的时候，教师还要预设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处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知道教学的主次，努力思考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挑选适合学生的学习能力的。例如，当教师在教学《笋芽儿》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教学导入环节可以出示笋的图片，给大家看笋尖在哪儿，学生一个个指着笋尖所在的位置，这样就能激发起学生对小学语文的学习热情，不但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笋，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活中笋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识，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教师只有将上课的知识和学生实际的学习科学地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地跟着老师的思维去学习，才能够有效加入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师进行有趣的沟通，才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李海旭.浅谈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J].教育实践与研究：小学版，2009（02）.
[2]赵亚红.加强教学反思，促进教师成长[J].新课程：上，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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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学习汉语，来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这些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不尽相同，学习时间也有长有短，从几周的体验式学习到几年的专业学习都有。对外汉语教学除语言的教学外，文化教学也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逐步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展开了研究讨论，到现在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教学，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教学，如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教学。本文所谈论的对象是后者。
根据当前的对外汉语课程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一般开设在中高级阶段，学生水平一般较高。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这门课作为必修课开设在本科三年级。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他们也有学习这门课的愿望，而他们的汉语水平又处于较低的层级。那么，我们能不能为这部分学生开设这门课呢？如果可以开设，该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我们认为，可以为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开设这门课，只要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提出以下几点教学方法和策略。
一、教师用语的运用
合理运用教师用语，这是教师讲课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教师的课堂用语必须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否则，教学目的就很难达到。我们在面对初级阶段留学生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时，如何运用教师用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尽可能地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
这首先要求授课教师了解初级阶段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这样，在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就能很好地把握学生的特点，使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教师用语。
比如我们在向学生介绍故宫的太和殿，可以在展示图片的同时，告诉学生在故宫中“太和殿最大”，再告诉学生“皇帝最大”，然后再告诉学生只有那些重要的日子如“皇帝登基（可用“新皇帝第一天”来表述）”“皇帝结婚”“元旦”（用“中国的新年”表述）等，皇帝才会在太和殿举行仪式。这样，学生便能够明白太和殿的重要地位和它所象征的意义。再比如，我们向学生介绍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结合图片，告诉学生这些兵马俑的身高，兵马俑的数量以及这些兵马俑相貌、神态的差异。这样，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几个句子和词语，便能让学生感受到秦始皇兵马俑的气势以及古代中国工匠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二）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汇和句式
上面我们谈到在教学中，要尽量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但初级阶段分初级上班和初级下班，这部分学生水平也是有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词语、句式。
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太和殿时，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最、大、重要”;在介绍秦始皇兵马俑时，使用的关键词主要有“多少、多、高、一样”，这些词语都是初级阶段学生学过的，易于理解。
以上两点，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需要授课老师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并能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适时调整。
二、身势语的使用
在语言教学中，身势语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有些内容用语言不易解释清楚，但有时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个简单的表演就能解决问题。在对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适当地使用身势语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在介绍京剧旦角的分类时，老旦、武旦容易讲明白。但青衣和花旦则不易说明白，这两种角色除了扮相的不同外，还有性格的不同，一个文静，一个活泼。可“文静”“活泼”都是比较抽象的词语，我们很难跟学生解释。这时候，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演，用表情和动作将动、静两种性格展示出来，学生便不难发现这两种角色的差别了。
在初级阶段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合理地使用身势语除了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以外，还能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
三、问题的设置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强调师生互动，它几乎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的。而问题的设置，教师问，学生答，是师生互动的一种常用的形式之一。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我们也要设置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之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以我们教学过程中的实例来做简单说明：
（1）龙门石窟有很多佛像，有的大，有的小，一共有多少个佛像？
A.90多个 B.900多个 C.9000多个 D.90000多个
（2）徽州的传统建筑修建“马头墙”的目的是什么？
A.为了好看 B.为了防水 C.为了防火 D.为了防小偷
（3）兵马俑有多高？他们一样吗？你觉得有多少个？
问题的类型可以是选择题，如上面（1）（2），也可以是问答题，如上（3），也可以是其他题型。问题提出后，给学生自由讨论的时间，再分别请学生给出答案。最后，教师公布答案，说明原因。如第（1）题，公布答案：D。然后简要说明。很多学生可能想不到数字会这么大，也必然会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再如第（2）题，公布答案：C。然后我们再做说明。马头墙除了它的功用之外，现在已经成为了徽派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设置问题，实现课堂中的师生互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积极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完成学习，更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
四、教学内容的选取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值得留学生去学习了解的方面很多。而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门课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得全面透彻。在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初级阶段的学生时，我们更要顾及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接受能力，必须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切不可不分详略、主次而面面俱到。
例如，我们给学生讲“中国古代的神话”，只应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神话作为教学内容，讲清楚神话的内容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可。比如反映人类产生的女娲造人、反映天地产生的开天地、反映对自然现象认知的后羿射日、反映不屈精神的精卫填海、反映人类始祖奉献精神的神农尝百草等等。这些神话基本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对宇宙、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知，对待生活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众所周知，多媒体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多媒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它的使用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对初级阶段学生的教学更是如此。图片、视频、一些文字内容的展示都需要使用多媒体。
例如，我们要告诉学生秦始皇兵马俑里的兵佣和马俑各不相同时，只需要通过播放图片即可达到目的。再如，我们想告诉学生长城有多长，只需要展示一张标有长城的中国地图，告诉学生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便能让学生感受到长城工程的伟大。再比如，如果我们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可以用图片展示少数民族传统的服装、民居、美食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通过视频展示少数民族的舞蹈、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等等。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学生直观生动地了解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要注意时机的把握和时间的控制，应以适时、适度作为基本原则。
以上我们谈了几点对初级阶段留学生的历史文化常识课教学的几个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学生个体不尽相同，即便是在初级阶段，学生的水平也有高有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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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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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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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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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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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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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5-0076-05
一、引言
明末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徐光启（1562―1633）翻译或编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和《崇祯历书》等学术著作，“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它介绍给中国人的科学家”[1]，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是中国科技翻译的奠基者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
21世纪的翻译事业迅猛发展，翻译教育方兴未艾，科技翻译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交流渠道，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2]。围绕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和“会通”翻译思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回顾研究文献，清楚地认识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2）审视中国科技翻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发掘徐氏翻译实践及思想的现代价值;（3）借助对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探索“研究翻译人物、超越翻译人物”和“研究历史、回归现实”的实现途径，尽力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日趋关注翻译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有关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1）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Mona Baker所撰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马祖毅所撰《中国翻译通史》，罗新璋、陈应年所撰《翻译论集》等。（2）科研论文。截至2011年，CNKI收录的研究或论及徐光启科技翻译的论文共130篇，典型的有吴进的《翻译・会通・超胜――徐光启与中国近代科学》，张秀燕的《徐光启――中国科技翻译先驱》，张德让的《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此外，王重民的《徐光启集》、阮元的《筹人传汇编》等为全面研究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及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日益丰富的研究文献记载、描述和展现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和历史价值，增强了中国科技翻译史研究的衔接性，促进了科技翻译史的现代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路径大多是“生平简介―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史实考据多、理性思辨少，记载引用多、创新挖掘少，未摆脱“为史论史”的传记式窠臼，缺少指导翻译实践的针对性。
那么，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如何用于反思和解决现实的翻译问题呢？如何借以促进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呢？下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徐光启翻译实践对现代的启示
16～17世纪，中国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自然科学停滞不前;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致力于科技翻译实践并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翻译思想，努力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当今译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本土意识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本土化策略”[3]。徐光启品味“Geo”（拉丁语）的科学涵义并发掘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几何”之内涵，翻译“Geo”为“几何”;另外，他创造出的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译名，既切合科学涵义又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接受习惯，提升了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并沿用至今。
徐光启洞察到中国文化崇尚道德哲学而忽视自然科学、注重形象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突出经验和引经据典而缺乏实验的特点，故推崇“西洋实学”。徐光启的科技翻译致力于提高本土科技水平、弥补传统文化不足，他编译西洋历法时明确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4]
本土化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基本策略，如《几何原本》中的ABCD译成“甲乙丙丁”，《泰西水法》中的Archimedes schrauben译成“龙尾车”等，这些译文的文笔风格更像徐光启发挥母语及汉文化优势的本土创作，而基本没有露出翻译的痕迹。
本土化是译者调试或改造源语文本的文化异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视野、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翻译方式，具有文化再造性、译文明晰化和适应主体文化读者的特点。翻译本土化策略和文化身份息息相关。翻译本土化策略是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本土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身份是翻译本土化策略的决定因素。文化身份是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蕴涵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和相对稳定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及个体的行为方式，译者和译文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亲近、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完善、增强本土文化。“翻译拥有形成文化身份的力量，创造出一种异域文化的代表，同时构建一种本土主体性，该主体性由于关注本土符号和意识形态而使得文本可以理解并发挥文化功能。”[5]“译者的文化选择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受主体文化的影响，许多译者大都有意无意间认同主体文化并采取一定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文化选择。”[6]徐光启的文化身份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①他选择本土化的翻译策略也就顺理成章了。
今天，翻译成为学习和借鉴先进科技和文化精华的重要渠道。文本的译介选择应该符合国情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兼收并蓄、以我为本，内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并避免翻译的民族虚无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提高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实力。选择本土文化需要的文本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翻译操作则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充分条件。汉外互译对本土化策略的需求与日俱增。外译中需要避免洋腔洋调，Coca-Cola（可口可乐）的翻译堪称本土化翻译的范例。②引进新鲜文化因素需要运用本土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目标语读者并尽力发挥翻译的最大作用。中译外需要避免“中腔中调”。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译者须要考虑译入语的本土文化特征，译文要尽量贴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身份与价值观。 翻译须要恰当运用“文化适应策略”，竭力避免片面追求忠实的“抵抗式”翻译。 本土化具有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那么，本土化翻译如何面对突飞猛进的全球化浪潮并深入促进跨文化交流呢？
固然，翻译缺乏本土化意识容易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但极端绝对的本土化翻译则容易走向文化保护主义、阻碍异质文化间的广泛交流和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同质化的全球化和增强异质化的本土化对立统一、依存共生，逐渐融合演变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新趋势，个体和民族越来越体现为全球本土化的新的文化身份。全球本土化要求翻译既要贴近目标语文化、增强目标语读者的亲近感，又要引入异质因素并为目的语文化输入新鲜血液。“文化意义高度依赖于跨文化交流，相异的文化传统间的互动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跨文化想象――分享他者的经历和感受他者体验。”[7]本土化翻译承载文化他者的价值――体现着裹挟异质文化的全球化，并承认自身文化的局限――凸显着服务自身文化发展的本土化。
（二）翻译战略规划
善弈（译）者谋全局之胜，不善弈（译）者谋数子之得。翻译战略是文化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局性整体规划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翻译的战略思维不可或缺，而国内的翻译战略意识较淡薄③，中国尚未制定与语言战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翻译战略。徐光启是“善译者”，其科技翻译的国家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突破了中国传统翻译“译技”④ 的局限，对今天翻译战略规划的制定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启迪。
面对明末中国科技的时代断层和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徐光启把科技翻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必须翻译。”[4]374
“翻译、会通、超胜”是徐光启科技翻译事业的战略核心：翻译是手段，会通是桥梁，超胜是目的。徐氏的翻译战略远见超越了唐宋以降聚焦于佛经翻译“译技”的研究和论争，尽管限于时局未能完全实现，却成为中国翻译史的转折点。
当下，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正经历着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的历史阶段，尚缺乏完整明确的语言和翻译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翻译教学大国和翻译资源贫国的现状与中国国家形象不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关注和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8]那么，中国的现代翻译事业需要怎样的国家战略呢？
第一，应设立统管外语及翻译事业的专门机构。翻译是最重要的外语事业，也是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胡文仲等呼吁引导、规划外语及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实施翻译战略的当务之急。[9]第二，制定翻译战略，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规划。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是“翻译―会通―超胜”，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增强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而超过西方，“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胜其术，必造我器如彼器，精我法如彼法，练我人如彼人而后可”[4]289。表现出非凡的战略勇气和远大志向。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仍然适应当今的中国。
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应制定翻译事业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要基本涵盖发展翻译的战略原则、战略措施、战略目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避免翻译事业发展的无序和盲目，让翻译界和翻译者更加清楚翻译工作的责任及努力方向，发挥翻译的长效积极作用，为促进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家硬实力、实现“超胜”作出贡献。第三，创设和谐的战略环境，促进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翻译的可持续和谐发展需要国家的战略规划、翻译界的战略视野、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协同作用，发挥综合影响力。翻译界要有迎接挑战的战略视野，发挥各级翻译协会的作用并为国家的翻译规划提供参考;加强翻译的战略研究，介绍国外翻译战略和规划的做法和经验，提高翻译规划政策和法规的研究水平。翻译者要有个人的战略定位，融个人翻译行为和国家及社会的翻译需要为一体，实现自己的翻译价值。完善的体制和法律能够激励、管理、调控翻译事业的发展，是翻译事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日实现翻译立法，将是翻译行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使翻译行业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对外交流与发展大局的必要手段”[10]。
翻译的国家战略、翻译界的战略视野和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共同构成了翻译的战略框架。翻译战略的落脚点是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途径是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问题的核心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何提高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呢？
培养和选拔精通中西科学的人才是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是复兴中国科学、缩短中西科技水平距离的当务之急;“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精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4]74当前，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并经历着时代转型，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紧缺和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是应对翻译产业化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质言之，翻译价值观、翻译知识和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首先，翻译价值观的培养是良好译风形成的前提和保证。译者价值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徐光启的价值观是“经世事功”――疗救时弊、治国济民、富国强兵，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科技翻译。端正翻译价值观是翻译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价值观教育能够避免单纯注重翻译技巧或具体的语言纠错、忽视翻译价值观的倾向。其次，翻译知识涵盖通识知识和翻译专业知识，拓展翻译知识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基础和关键。通识知识是杂学知识，徐光启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广博的国学知识和科技知识;翻译要求具有能用广博的知识解释和传递文本意义的能力。从事翻译活动的人需要不断更新通识知识;翻译专业知识则直接影响翻译能力。最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翻译价值观和翻译知识是软实力，翻译实践能力是硬实力。目前，一些语言服务企业非常注重应聘者的翻译实践经验，学位、学历及翻译资格证书则屈居其后，实践技能型训练是翻译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最主要内容。[11]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训练合力及效果。文学翻译具有巨大的语言文化价值，能够培养跨文化的转换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情趣，但现代社会更需要实用性的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师亟需打破中国翻译教育的文学翻译传统，提高非文学翻译实践水平，培养社会急需的翻译人才。高校必须结合社会、地方的需要和自身优势培养特色翻译人才，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的特长选择翻译领域，避免一刀切和千人一面，以满足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才需求。坚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丰富的翻译知识为基础，勤学苦练，就能够有效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事业需要宏观的战略思维，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远见对今天翻译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三）科学的翻译精神
徐光启融西学翻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一体，徐氏的科技翻译表现出科学的翻译精神：严谨的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
1.严谨的翻译态度
严谨的翻译态度是造就科技翻译佳品的重要保证。翻译能力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翻译态度是译者的必备素质和译作质量的保证。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成就了《几何原本》等不朽译作。今天的不少翻译人员认为自己是外语专业科班出身，自认为精通外语和母语，或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失却了兢兢业业的翻译态度，导致不少翻译质量问题，严重损害了翻译效果乃至国家形象。近年来，机器翻译大大冲击着翻译态度及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有电脑、会上网就能做翻译”的偏颇认识有增无减。信息时代跨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工翻译的费时耗力和迅速增长的翻译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翻译在某些翻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提高翻译效率、解放人工翻译的有效渠道。但自然语言的无限灵活性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机器翻译运用的有限性和辅。因此，高强度、高质量翻译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发挥译者个体的创造性以及译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要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配合，以此更好地避免翻译的“机器依赖症”。
2.合作翻译的方法
合作翻译方法是译者科学精神的重要反映，团队合作能集思广益、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当年徐光启和传教士的合作，首创了中外译者合作的科技翻译方式。“先生（徐光启）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授焉”[12]、“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4]343等记载是徐氏合作翻译方式的真实写照。时展至今，可以说“翻译者不再是高校教师而是专职的翻译工作人员（译员），翻译的形式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大兵团作战，翻译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等的译介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13]因此，合作翻译是必然的选择。翻译的本质决定了译者更擅长将外语译成母语，合作翻译之于外译别是中译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外翻译者合作则更能提高中译外的水平。中外人士合译中国文献的优势是：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的差错;增强译文的流畅程度，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加思想火花碰撞的机会，促进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合作翻译模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翻译事业不但不能忽视合作翻译，反而应该拓展它的运用范围。
3.超越翻译的实践验证
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巨大闪光点。《泰西水法》的翻译和制器、实验同时进行，并记录了制器和实验的方法及结果，译成之后，徐光启又在天津采用新的水法开辟水田，进行大面积实验并获得成功;徐光启“昼测日、夜测星”，验证翻译引进的西方历法;翻译西学后他又注重引申、发展和创作，翻译《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后写成了《勾股义》和《测量同义》。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但实现了翻译实践本身的意义――语言转换，而且超越了翻译实践本身――实现了翻译的应用价值。今日译者应当做到：（1）译有所译，翻译目的语需要的科技文献，尽力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和译文 “无人问津”的状况;（2）译有所学，翻译是深度理解的过程，译者需要学习原文的先进技术、思想精髓或文化内涵，避免纯粹“传声筒”式的翻译;（3）译有所感，翻译是译技揣摩、思想升华的过程，译者需要不断总结、归纳翻译的方法和经验教训，避免脱离实践、玄而又玄的翻译论调;（4）译有所为，科技翻译实践须要促进翻译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结合，验证、应用和推广科技翻译成果，使之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体现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
翻译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需要具有科学的翻译精神，徐光启的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成就了他26年的不朽翻译人生。
四、结语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战略论断，译以致用，精心实验。研究历史的关键是吸取经验，指导现在与未来。那么，如何进一步搜集、梳理研究徐光启的资料？如何进一步建立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不断发掘徐译及其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借助传统推动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建设？如何学习古人而超越古人，清楚地定位中国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现代任务？以上诸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说：“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引以共勉。
注释：
① 出自《周易・系辞上》，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引以自我激励，表明徐氏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认识、同化西学的意识。
② CocaCola 1927年现身中国上海，最初的译名是“蝌蝌啃蜡”，销路不佳;1928年，CocaCola公司登报征求译名，旅英华侨蒋彝（1903―1977）的译名“可口可乐”形神兼备、音意俱美，脱颖而出。
③ 国内尚未出现研究翻译战略的专著;CNKI中，题目包含“翻译、战略”的论文共15篇，而核心期刊论文仅2篇（截至2011年）。
④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焦点是“译技”，如安世高的“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的“多用音译”，支谦的“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不翻”等。
[参考文献]
篇11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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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论文下载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篇13
宋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 ，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明朝末年，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发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 。他还与顾宪成讨论格物，并且说：“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间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 高攀龙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总的规律，但万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规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还明确地说：“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 显然，他主张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明确地把方以智的“质测之学”诠释为“格物”。王夫之曾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理学家陆世仪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张履祥“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他认为，“吾人学问，舍‘居仁由义’四字，更无所谓学问；吾人功夫，舍‘居敬穷理’四字，更无所谓功夫” ；同时，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发挥。他说：“致知者，所以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岂非好言精微，反遗却平实。” 张履祥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力行”。为此，他还强调“当务经济之学”，这就是：读有用之书，不可当不着实际的学究；学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实践，不尚空谈；要留心世务，学以治生为先，即要经世道济民生。 他还说：“学者肯实去做功夫，方是学，如学耕须去习耕，学医须去习医。” 可见，他的“力行”、“经济之学”还包括农业生产的耕耘之类。
由以上可见，朱熹之后有不少理学家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与理学家把自然科学包括于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早在宋元时期就开始把科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
作为金元医学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刘完素撰有医学著作《伤寒直格》，开头第一句便是“习医要用直格”。大约同时代有《格物粗谈》，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后来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余论》，明确提出“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也把数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他的重要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和高阶等差级数等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 Sarton）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其中说道：“凡习四元者，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也”。 在朱世杰看来，数学之理与宋学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过研习数学之理达到“尽性”。这就是理学家所谓的“穷理尽性”。莫若在《四元玉鉴》“前序”中还说：“其学能发先贤未尽之旨，会万理而朝元，统三才而归极。乘除加减，钩深致远，自成一家之书也。方今尊崇算学，科目渐兴，先生是书行将大用于世，有能执此以往，则古人格物致知之学，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数学与理学的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
明代的李时珍则提出研究本草为“吾儒格物之学”。他说：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认为研究本草为格物之学。明代学者王世贞甚至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 。在明清时期的科学著作中，还有不少是以“格致”作为书名的。
当然，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和科学家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即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在逻辑上存在着两个问题：
其一，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只是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换言之，理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形而上之道”，因而科学研究本身只是手段。所以，无论是理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虽然把研究科学看作是“格物”，看作是为学成人所必不可少的，但目的还在于求“道”，体认“天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还尚未独立，还附属于理学。正因为如此，科学还带有许多理学的成分。
其二，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还必须回答研究科学是否能真正求得“形而上之道”。朱熹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把科学与“形而上之道”联系在一起。王阳明则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予以讥讽。应当说，王阳明的讥讽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理学家事实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研究科学不能求得“形而上之道”，那么，或者科学就可能被否定，就象在王阳明那里，或者科学独立于理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但无论如何，把研究科学称作“格物致知”，或包含于“格物致知”的概念之中，实际上承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朱熹之后的许多科学家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开展科学研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并且最后使科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科学之所以能从理学中分化出来，还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其中徐光启是关键人物。徐光启是明朝末期的科学家。他主持修改历法和《崇祯历书》的编撰，翻译出版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并且编撰了《农政全书》。徐光启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问分为两大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 。关于“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说：“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物，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 在这里，徐光启从科学的角度发挥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他首先从一般的学问分离出中“格物穷理之学”，然后进一步分离出“象数之学”。这里的“象数之学”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这样，徐光启就把科学从一般的学问中分离开来，而归属于“格物穷理之学”，这样的学科分类对于后来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与此同时，一些与西方科技有关的著作，包括西方传教士所撰写的一些科学著作，也被冠以“格致”之名。自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之后到清代中期，与科技有关的著作以“格致”为书名的有：熊明遇著《格致草》，高一志著《空际格致》，汤若望著《坤舆格致》，陈元龙著《格致镜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者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该书著于康熙戊子年（公元1708年），全书分为三十类：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燕赏器物，玩戏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完全是一种博物学著作。显然，这一时期的“格致之学”与西方近代科学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从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过渡到“科学”，是到了清代末期才得以实现。19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再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与明清之际一样，这一时期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也以“格致”为书名，据当今学者董光璧所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这类著作有：丁韪良编译《格致入门》，傅兰雅编《格致汇编》；还有一批以“格致”为题的科学通论著作，如《格致启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机》、《格致须知》、《格致略论》、《格致释器》、《格致举偶》、《格致问答题要》等；还有王仁俊编撰《格致古微》（1896年）。 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凡涉及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课程，大都以“格致之学”命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格致之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科学，并最终于19世纪末实现了向“科学”概念的过渡。
三．
谁也不会否认，在中国，“科学”概念的出现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科学”概念是从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中发展而来。除以上以历史为证之外，还可从理论上作以下分析：
首先，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格物致知”是儒家“三纲八目”的起点，也是理学家体认“天理”的出发点；就最终目的而言，“格物致知”不是为了探索科学规律，这当然也是“格物致知”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之处。但是，“格物致知”经朱熹诠释后，包含了格自然之物，也就是包括研究自然界事物，这本身与科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包含了科学的因子，尽管在“格物致知”中，研究科学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实践这样的“格物致知”的过程中，理学家可以同时是科学家。朱熹本人研究科学，后世一些崇尚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家也研究科学，更有科学家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研究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这在事实上证明了“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
其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以为《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就已经包含了要求研究科学的内容，显然难以接受。但是，“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发展的。朱熹的“格物致知”在当时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已较《大学》有了新的发展，更有后世理学家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发展出去。虽然王阳明发展出“格心”，但是，王廷相、高攀龙以及王夫之等都强化了“格物致知”中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尤其是，科学家对“格物致知”的各种诠释，实际上也丰富和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从总体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越来越显著。
再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儒家崇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习精神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精神。“格物致知”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决定了“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开放性。明清之际具有儒家精神的科学家们用西方科学诠释这一概念，引伸出“格物穷理之学”、“格致之学”，一步一步地在认同西方近代科学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的过渡表明，以“格物致知”为基础的朱熹理学包含了科学的内涵。这也许就是中国宋元时期的科学发展能够达到古代科技的高峰并且曾经令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哲学上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个过渡过于曲折和漫长，如果从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开始，到19世纪末“科学”一词的出现，经历了近300年，并且伴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衰落。
注释：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该文认为，首次用“科学”者，应归功于康有为；较早采用“科学”的另一位名人是严复；自严复以后，“科学”一词在知识界迅速普及。
《程氏遗书》卷十八。
《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参见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5—198页。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下》。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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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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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清史稿张履祥传》。
《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书四与何商隐》。
《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六《愿学记一》。
参见衷尔钜：《张履祥的“经济之学”》， 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
《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二《备忘四》。
转引自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钱宝琮：《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204页。
朱世杰：《四元玉鉴》“卷首”。
李时珍：《本草纲目》“王世贞序”。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