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都市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2文化基础
都市是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彰显其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人文气质。随着都市咖啡馆、酒吧遍地开花,“品质第一”的文化消费观念,显然已在许多市民心中扎下了根。但在奥运文化的辐射下,体育文化消费成为颇具个性化的时尚消费,“与其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在居民生活中颇为流行,让人流汗的运动健身项目也因此成为一大热点。许多体育场馆的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场馆异常火爆,如不预订,根本没有场地,文化消费逐渐成为都市生活中的“黑马”。都市生活中,体育文化需求不再依赖于“需求原则”,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欲望原则”。体育文化不仅为居民带来了归属感与安全感,也丰富了都市生活,加速了体育文化消费走向大众化的趋势。
1.3精神基础
都市体育文化丰富都市精神的内涵,都市精神为体育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体育设施的完善,更取决于都市精神的支撑,都市体育文化对外展示的是形象,是吸引人才、资金和旅游的重要方面,对内凝聚的是力量。梦想、创造、竞争的纽约精神；时尚、浪漫、文化的巴黎精神；干练、优雅、合作的东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些都是都市精神文化的生动展现,深切的体现了都市的传统文化、精神状态、社会风气和人文价值。体育文化不仅拥有都市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且也有自己的精神偶像。姚明就是一种精神的代表,不仅拥有高超的技能,而且凭借个人的魅力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也成为上海市民的精神偶像。1.6教育基础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教育相伴而生,互为前提,互相激励。都市经济发达,政府对都市的教育投入力度大,体育院校、高等学校以及社团协会等专业素质较高,指导能力较强,同时教育硬件设施配备健全,这些雄厚的教育资源为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教育条件。教育是使人“文化化”的活动,体育文化是培养人对真、善、美的认识过程,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知识经验的共享,因而获得认同感,提升居民接受教育的能力和综合文化素质,也塑造了都市居民的教育观念,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精神支撑。都市的教育法规、政策措施较健全,能深刻领悟教育部门的教育思想,顺利的执行和实施教育文件建议,为都市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教育法规保障。
2都市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2.1人文关怀与科技教育的统一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对经济活动而言,对于文化建设和发展,也应高度重视科技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体育文化发展中,科技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文化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创新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鸟巢和水立方、世博园等呈现出都市独特的魅力,为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并依靠科技教育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展现文化的表现力,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
2.2行政管理与市场调控的统一
实现都市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培育大众化体育文化消费市场,构建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创新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管理、体育协会自律、社会监督的文化管理体制。政府要转变管理职能,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市场层面上,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打破按部门、按行政级次划分体育文化资源的体制。改革政府包办体育文化的状况,理顺政府与文化单位、体育协会之间的关系,使各部门组织间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将体育文化产品、服务、文化资金、设施、人才等市场系统有序的运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手抓。
2.3财政投入与企业融资的统一
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提高体育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拓展体育文化投入的来源渠道。调整和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支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坚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市民为服务对象,推动完善都市社区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以企业的投融资为主体,逐步改变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投融资格局,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文化投融资体系。
2.4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统一
都市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转化再造的能力。对待外来文化,应以都市的实际需要为前提,进行有机的“化学反应”。都市体育文化拥有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吸引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都市化、本土化。注重把优秀的外来文化与都市的传统体育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体育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
篇2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篇3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为游客(特别是散客)、市民提供诸如信息咨询、投诉、救援等服务功能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相关服务设施与机构总称。主要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信息网、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服务界面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共同承担采集、编制、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旅游救援与投诉帮助、票务预订等服务功能。它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游客与市民的外出旅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可以将其归纳为六种构成类型。(1)从服务范围划分,包括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站点、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集散地或旅游景区(点)访客中心(问询处);(2)从服务内容划分,包括综合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专项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3)从服务界面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网络服务、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4)从服务市场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国际访问者站点、外国旅游咨询服务站点;(5)从服务形态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在线旅游咨询服务网;(6)从服务周期划分,包括固定式(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流动式(非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分析
作为一个每年接待几千万散客旅游的国际大都市,应具备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城市功能。通过咨询服务体系与各方游客共享都市文化、都市商业、都市风光的资源,可以宣传都市旅游设施和旅游环境,展示都市改革成果和都市新风貌。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将在强化政府职能,完善都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对都市旅游市场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对都市商业发展、文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对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运作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依托其服务载体为城市接待游客,方便出游提供服务,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发展,充分发挥都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市场的繁荣。
(一)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
近十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改善旅游信息服务手段、优化服务功能、规范服务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发展阶段(1998-2004年),工作重点在于为旅游者提供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旅游咨询服务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规范发展阶段(2005-2007年)工作重点在于相关法制与标准化建设、提升服务能级与管理质量、深化发展模式等。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功能结构
1.服务项目。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功能差别不大,一是咨询、二是服务,其服务项目可归纳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对都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服务项目及供给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来看,公益性项目供给程度较高,而经营性项目供给程度欠缺;(2)行李寄存服务项目需加强,仅28%供给程度,便民服务与旅游救援等项目供给程度较低,未达到六成,其中郊区旅游救援,因条件限制而严重缺失;(3)经营性项目在票务预订、酒店客房预订、出售旅游产品和线路等有较好供给程度;而大部分项目供给的相当不到位。
2.空间布局。各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设置是按行政区落实,自行选址。选址主要依据因素是客流规律占28%,交通情况占26%,周边环境占30%,地形特点占6%,城市规划要求占8%,服务对象占2%。然而,根据以上因素考虑确定,缺乏对市场需求、功能定位、服务项目等分析(图1);就全市而言,缺少统一的科学规划,各站点设置与市场脱节,服务目标不够明确,数量、类型配置缺少合理。如: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火车站、飞机场、海港及其它交通枢纽(除都市南站外)等客流量较大地区咨询站点缺失;浦西与浦东相比极不平衡,站点数之比为10:1。随着都市都市旅游的发展,许多旅游景区、街区、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都已逐步被开发利用,吸引越来越多旅游者,现仅有22家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数量明显不足。
3.免费信息。对全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提供免费信息资料收集、分类、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咨询服务站点提供的资料种类有限,大多数为都市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制作的免费信息,以及部分旅游企业制作的宣传资料,各区(县)旅游局可提供的信息很少;(2)内容较陈旧,以文字介绍性信息居多,数量高达96%,而具有实用价值信息(如都市市交通图、景点图等)很缺乏,地图类、影像制品类仅占3%和1%;(3)外语免费信息也多为英语和日语的版本,其分别占外文资料语种类型的80%与17%,其他小语种很罕见。
4.运作机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结构,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业务上对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提供各站点信息种类多,内容丰富的定期或非定期的免费信息资料,同时,兼有旅游网、旅游热线、旅游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等旅游信息咨询界面的开发、管理及旅游委政务网、机关处室业务网站维护和新项目开发。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建成后均实行属地化,根据需要自行选址设立站点,开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在提供公益功能的前提下,各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结合所辖区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及自身特点等,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从事拓展业务,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服务运作模式,前两者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力强,核心是如何协调好公益性与经营性问题;后两者业务依附性强,核心是如何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功能问题。
三、网络化:都市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
都市是以其整体属性以及能提供一系列专业化功能和服务而吸引旅游者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科学、完善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正是发挥大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为适应都市都市旅游发展需要,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将应从规范发展阶段向创新发展阶段转型,遵循在布局上的网格化、运作上的差异化、手段上的多元化、营销上的一体化、管理上的标准化等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构建以旅游热线、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组成的四级纵向层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以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和系列服务;同时,链接都市旅游的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统计网、导游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会展网、旅游节庆网等多项横向信息网络共同组成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同国际化旅游城市接轨的为海内外游客服务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一)实现公共旅游信息服务与旅游电子商务有机结合
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负责旅游咨询管理,建立集中式公共旅游信息数据库,行使建设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提升旅游产业信息化水平、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发展等社会职能。同时,通过投资、合资、引入风险资金等多种形式,从事旅游网旅行服务,提供旅游信息增殖服务,开展旅游电子商务。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充分挖掘都市旅游信息资源的价值,也能通过开发旅游电子商务使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的建设得到稳定、持续的支撑。
(二)建立旅游数据采集中心和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
旅游数据采集中心主要功能是实现对都市市各旅游企业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管理,实现对旅游市场全面掌控,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都市旅游接待情况,整合接待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对都市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的挖掘、统计分析,实现对旅游情况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三)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建设、提升旅游热线能级
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支持。充分利用基础系统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旅游热线规模,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项目。如:旅游信息咨询要覆盖各种相关旅游要素;处理游客各类预订业务;提供自动导游服务;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的设计;及时提供旅游投诉咨询和受理反馈功能;自动提供旅游紧急预报信息;提供GIS旅游地理信息导航;提供人性化的信息配套跟踪服务和延伸服务。
(四)完善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和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
丰富都市旅游网的网络旅游产品,提升电子商务比重。在游客集中区域增加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的设立,同时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问询处作为补充。在高星级宾馆和交通窗口实现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的全覆盖,同时在本市游客流量较大的品牌经济性连锁酒店、地铁、重要商业区,部分居民小区等处增设立一定量的旅游触摸屏。继续丰富信息内容,提高时效性,使游客能够尽可能方便及时地得到各种旅游信息服务。适时建设中小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三角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长三角旅游城市信息化公共平台。
(五)重视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和服务标准化建设
信息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目前,旅游数据交换各自为政,必须加强旅游信息交换标准化工作,建立统一的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体系。同时,为提高各站点服务质量,应重视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规范各站点或问询处的接待环境、外观装潢、设施配备、资金投入、服务项目、服务流程、人员配备、员工培训等质量要求。这将有助于旅游信息咨询业务指导与服务提升,将对都市国际旅游大都市整体形象的塑造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广瑞.国际旅游城市的三件宝——关于北京市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议[A].2006北京旅游发展研究报告[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2]张捷,刘泽华,解杼.中文旅游网站的空间类型及发展战略研究[J].地理科学,2004,24(4):493-499.
[3]路紫,樊莉莉.中小型旅游网站服务功能与商业模式的区位问题[J].人文地理,2005,20(1):103-106.
[4]路紫,郭来喜,白翠玲.河北省旅游网站使用评估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2004,6(1):67-71.
[5]孙中伟,,路紫.我国“人文地理学以信息为对象的研究”:15年发展回顾[J].地球科学进展,2006,21(9):925-930.
篇4
密云县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脚下，县域面积2229．45km2，其中平原面积占11．8％，山区面积占79．5％，水域面积占8．7％，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县。舒适宜人的气候温度与优质安全的水源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水热基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与优美秀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林下经济、籽种产业、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与有机农业等提供了生产基础，优良的空气质量与广阔的旅游资源是发展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生态保障，京承高速、101国道等公路干线贯穿全境，京承高速联络交通网与城镇乡村公路的建设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及农产品的对外销售创造了优越通达的交通条件，明确的区域布局与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扎实了密云农业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与品牌效益日益明显，农业标准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整体发展势头较好。2008年密云县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成为北方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北京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把密云县列为“北京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按照密云农业“十二五”规划“立足全局、抓住机遇、转变方式、主动融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形成特色、京郊领先”的发展思路，结合密云农业发展实际，以生态保护为建设基础，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落实生态涵养区发展方略，融合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链条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京郊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密云县建设成为以绿色生态农业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国家高标准、重大项目为支撑，以优化产业升级为促进，以挖掘特色产业为形式，以健全机制体制为保障，宜居、宜业、宜游、宜人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3密云县“三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密云县积极推进“三化”的发展建设，至2014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土地收益与工资性收益，土地确权总面积为28万亩，累计流转土地8．5万亩，流转面积所占比例为30％，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建设规模化设施园区33个，农业观光园149个，年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3亿元收入，推进了园区化的建设。创建了蔬菜市级优质标准化生产基地17家，有市级蔬菜标准园3个，标准化养殖场达到101家，标准化生产稳步发展。“三化”建设为改善生态环境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优势主导产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
3．1农业规模化发展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主要是指集成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内部规模化使用建设，或某一区域集中发展某种类型或特色农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收入，是实现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的最终发展趋势。
3．1．1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密云农业以保证农民利益为根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建设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的有序健康发展。2013年密云县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5．1亿元，同比增长9．3％，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2亿元，同比增长4．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同比上涨4．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1．6亿元，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4．4亿元，同比增长7．4％，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同比增长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实现至2015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2亿元，年均递增6％，一产总值年均递增3．5％，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县域林木覆盖率达到76％，森林覆盖率达到65％，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价值目标，实现建设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社会发展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特色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与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密云县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特色资源，根据区位、构造、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从实际出发，由资源开采加工型逐步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与产品，生态农业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密云农业形成了以奶牛、柴鸡、肉鸡、蜜蜂为主的生态养殖业，以苹果、板栗、梨为主的绿色林果业，以有机杂粮、无公害蔬菜、花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的“三个三”主导产业格局。“十一五”时期密云建设板栗、苹果、梨为主的果品基地45万亩，芦笋、红薯、糯玉米、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产业基地5万亩，奶牛存栏2．2万头，肉鸡年出栏3600万只，柴蛋鸡存栏270万只，年商品鱼总产量达460万kg。有穆家峪红香酥梨、大城子红肖梨、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巨各庄蔡家洼樱桃、西田各庄坟庄核桃、设施草莓、密云板栗、有机蜂蜜、柴鸡蛋、有机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培育出了百年栗园、绿润、绿湖等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品牌，密云农业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加速了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1．3经营形式推动规模建设
为了推动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产出率，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依托巨各庄、北庄、西田各庄、高岭、河南寨等规模设施园区，创新规模建设形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重点建设工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与综合服务体系，发展集规模化、休闲化、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为一体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新增设施农业园区2万亩，其中蔬菜15000亩，果品基地2000亩，花卉1000亩，休闲农业园区10个，总面积3．5万亩。密云乡镇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涌现出较多优秀典型，以新形式带动产业发展。西山村依靠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对接帮扶，发展蘑菇特色产业，建立百余栋温室大棚，投入百余万元配套现代化设备，通过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环境整治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现已是全县闻名的蘑菇专业村，截至2014年全村已发展蘑菇种植户65户，预计年出菇100万kg，若每公斤4．4元，年产值500万元，户均增收两万元，“蘑菇花”让村民心里乐开了花，富裕了一方农民。太师庄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进设施农业专业村建设，土地流转，统一管理，分户经营，统一育苗，技术服务，销售对接，创新发展，是密云县以设施农业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典型。
3．1．4经营主体完善产业结构
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密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负责研究拟定发展规划，推进组织建设与规范化运行。“十二五”时期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工程，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发展基础好、带动能力强、发展收益高的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实现企业联合发展，实现2015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000家，九成入社农户，80家产业化重点合作社，40家市、县级示范社，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到90％以上，完善服务平台，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规范化、组织化、联合化发展。引入张裕爱斐堡、汇源果汁、天福号农庄等项目工程，形成了“龙头加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3．1．5重点工程促进规模发展
密云农业立足实际，以实施重点项目工程促进农业规模化的长足发展，提升农业内在品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夯实农业生态基础。依托张裕爱斐堡、吉马、优龙、丘比特葡萄酒等加工企业的集聚优势，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庄入驻，实行国际葡萄产业聚集区建设工程，实施种苗繁育、休闲园区及种植专业村建设，发展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2万亩。实行菜篮子市级重点建设工程，建设规模化奶牛场、养猪场、蛋鸡场、标准菜田、温室基地、养殖水面等，2013年建设市级蔬菜标准园2个，提升县级标准园11个，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畜禽养殖由传统家庭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转变。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与山区冷凉气候，实行冷凉菜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冷凉菜基地1万亩。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基地建设，建设有机果品基地、有机杂粮基地、绿色蔬菜基地等，实行环湖“三品”基地建设工程。实行籽种产业发展工程，发展食用菌、双孢菇、优质玉米、花生的特色种植，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与生产供应体系，建设特色产品配套基地。依托密云水库的“北京明珠”优势，实行休闲渔业发展工程，加强育种基地、有机鱼生产基地、设施渔业生产加工基地、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在保护北京生态净水的同时，提升了密云鱼文化的农业品牌。
3．2农业园区化建设
农业的园区化建设主要是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等形成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区域范围，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为目标，应用现代工业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成果，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市场化、专门化、规模化、企业化、休闲化，进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农业新市场的宣传与拓展，具备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多功能性，以园区化建设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标准化生产的实施载体，主要有产业带动型和休闲文化型两种主要形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1扎实基础发展
密云农业园区化农业园区化是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的重要形式，是开拓现代农业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密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秀美的自然环境景观相得益彰，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气息，依托四通便捷的交通线路，为发展密云高端观光休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京承高速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云蒙风情大道、101农耕文化休闲产业带、酒乡之路建设规模发展，紫海香堤香草艺术庄园、汤泉香谷香汤生活等创意农业，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等休闲体验项目及鱼王美食一条街等休闲产业项目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良好收益。
3．2．2休闲文化型园区丰富农业形式
休闲文化型园区是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依托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乡村资源，以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活动为基础，融合农村民俗文化、产业文化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农业观光园、果品采摘园和农事体验园等农业产业节点，提供乡村休闲、农事体验、观光采摘、品尝购物、农耕文化、民俗欣赏等农业经营形态，塑造高水平、高标准的农业园区品牌，具备观光、体验、文化、创意等特色功能，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拓展与延伸，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形式，是优化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形成具有“农游合一”与产业间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代表着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十二五”时期，发挥现有休闲农业优势，提升发展内涵，以“五园一区”推动农业园区建设，已有设施园区150个，连栋温室237093．8m2。1）休闲农业。密云县有机结合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实施休闲农业改造提升工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民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成功引进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港中旅房车小镇、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高端项目，成为京郊休闲文化新地标，打造绿色、生态、精品、精细的休闲产业，推进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建设，2013年荣获北京市唯一“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市（县）称号。2013年东葫芦峪村挖掘葫芦特色资源，推出“葫芦宴”，引入观赏葫芦、把玩葫芦、食用葫芦等品种，建立葫芦长廊、展室，举办葫芦文化节，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民俗旅游。2014年上庄子村实行民俗户星级评选，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水平。目前，密云县共有民俗户3606户，大力发展“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乡村酒店”的管理模式。汤河特色产业沟将旅游景区、民俗旅游、主题观光采摘园、香草观光产业带有机融合，发展“农庄＋民俗户”的产业模式，结合土壤气候条件，利用林地资源，建设以观光采摘园、反季节特色种植采摘、农事体验型为主的休闲设施农业园，形成独特品牌。“酒乡之路”精品葡萄产业带项目在张裕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依托葡萄产业基础，延伸“酒庄＋种植基地＋庭院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加强酿酒用葡萄基地及企业建设，建设休闲葡萄园，2013年已发展鲜食和酿酒葡萄基地7000亩，建设葡萄长廊10000m，建设精品葡萄采摘园14个，完成景观节点建设16处。利用休闲渔业资源加强休闲渔业园区建设、改造与升级，建设养殖、垂钓、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功能集合的休闲渔乐园。发展休闲果园建设工程，进行低效果园更新改造、观光旅游果园、设施果品采摘园等现代化果品生产示范园建设。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点创建工作，石城镇荣获“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称号，蔡家洼荣获“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传统农业结构得以改善，农业经营效益得以提高，带动民俗旅游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景观农业。密云县发展景观农业建设工程，2012年已建设北庄油菜花观光园、新城子雾灵西峰彩葵园、蔡家洼五谷花香园、车道峪人间花海景观园和古北口汤河薰衣草景观园五大景观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以药材、香草、油菜、油葵等为主题的景观农业2000亩。2014年围绕清水河、潮河、白河、京承高速、101国道、酒乡之路沟域等地区打造“六河、三路、一沟”生态景观农业带，建设6000亩油菜花、彩葵、荞麦等大地景观农业主题公园示范区，在密西路造林区域种植万寿菊、二月兰，实施造林工程景观，发展林下经济，新建5个2300亩果园，续建18个6700亩特色果树基地。北庄村的五谷丰登园形成了大地景观、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科普展示等多种农业景观。景观农业提升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美化功能、综合生产功能，普通农田由单一模式转变为园区观光、休闲消费、农民增收的有效实体。3）创意农业。创意农业融合文化与科技要素，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艺术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特点，其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与高科技性。蔡家洼玫瑰情园创新发展思路，打造北京首家融合玫瑰文化与玫瑰产业，集休闲观光、产品展销、农业科普及徒步和骑行基地为一体的多功能主题公园，在玫瑰园设计微缩景观欧洲浪漫城市之旅，不仅可以观赏采摘，还能DIY玫瑰产品与婚礼摄影等，结合餐饮住宿配套设施服务，满足人们对安全食品与养生农业的需求，创意出的豆腐宴声名远扬。推出休闲加工农业园，改造加工厂房、车间具备参观、品尝、观赏、休闲等功能，拓宽体验农业与会展农业的经营领域，是休闲加工产业的创新型发展。新城子小学推出“欢乐农场”教学模式，蔡家洼推出农耕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以实践提升孩子们的农业认知能力。创意农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开发种类多样的“玉米迷宫”休闲旅游产品，收益是玉米生产价值的20～50倍。［2］
3．2．3产业带动型园区拓展农业链条
农业产业园区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以科技研发为途径，以产业基地为支撑，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生态旅游为依托，利用资源、区位、产业、资金、人才等优势，以工业化的理念聚集与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最终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模式。北京康顺达农业科技生态园依托政策扶持与良好环境，利用土地与自然资源，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与都市型生态功能，是一家集生态基地、食品研发、加工制造、休闲旅游、观光采摘、生态美食、科普教育、会议接待等“一园多能”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建立产业间互动机制，创造了农工、农商、农旅的新思路，形成一二三产业连接的产业化链条，发展有机农业，建设高标准蔬菜园区，是生产、加工、流通、推广的“标杆”示范基地，被评为北京市“标准园”、“密云县示范合作社”、“北京市京郊农产品示范店”，有独特的产业文化。
3．2．4沟域经济是园区化建设的推手
依托密云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政策集成、全程打造的方式发展“一沟一品”沟域经济建设，投入建设休闲农业、景观农业与创意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工程，提升生态环境整治，推进景观节点建设，推出农业特色品牌，重点建设沟域发展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打造融合观光、休闲、体验、养生多功能的休闲农业产业区。司马台—雾灵山国际休闲度假村沟域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建成司马台长城景区、雾灵山龙潭景区、东极仙谷、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30余家景区，紧密围绕古北水镇龙头项目，形成“龙头景区＋农户＋民俗游＋休闲农业”的高品质、多功能、综合性的沟域文化发展体系。［3］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以发展沟域经济为载体，突破传统的建设思维模式，优化山区种植结构，引进香草特色种植品种，打造形成了一个集养生、度假、休闲、体验、艺术创作、婚纱摄影、影视拍摄为一体的综合性都市型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区。
3．3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是指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经营管理活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利用标准化手段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发展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及有机产品，完善标准化体系范围，规范指导农业生产，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园区化建设的标准手段，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意义。
3．3．1“三品”及基地建设是实现形式
“十二五”期间密云农业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基地建设，培育绿色、安全、生态、有机、健康的密云农产品品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建设工程，按照集约性、休闲性、综合性、智能性的要求，完善现有规模设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标准化生产、休闲旅游、规模化设施农业的生产基地。重点建设45万亩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万亩有机果品生产基地，果品销售企业有100家，果品加工企业达5家，10万亩有机杂粮基地，8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5万群有机蜂养殖基地，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225个、有机食品基地7．8万亩、绿色食品基地6．5万亩，新增设施农业2万亩，发展10个休闲设施农业园。以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为目标发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穆家峪红香酥梨是经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其观光采摘园是北京果品协会果品物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生产基地，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有1000亩有机认证基地，蔡家洼樱桃全部采用有机果树栽培技术标准和节水灌溉技术，密云板栗自2004年实施有机基地建设，有机蜂蜜实施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百年栗园北京油鸡养殖示范基地致力于鸡生态化养殖与有机食品研发，凯诚柴鸡蛋获得“三品”质量认证。加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产品的认证力度与基地规模，鼓励巩固、提高绿色食品，提高“三品”质量水平，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与检疫检测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影响力，共同推动农业标准化有序发展。
3．3．2信息化管理搭建新型服务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是开展农业标准化的新型沟通渠道，拓宽业务推广领域，提高标准化水平与更新工作进程，促进标准化进步。2014年密云引进首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包装、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建立“密云休闲生态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微时代搭建微信平台推送密云旅游信息，展示旅游资源与特色产品，开展主题营销与特色宣传，未来将上线全县景区和旅游乡镇微信平台。菜农上传图片到微信，网络远程问诊蔬菜病例，寻求各地专家会诊，快速解决生产问题，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减少农民收入损失。北京绿润食品公司利用电子交易平台网络销售农产品，北京农副产品交易公司作为创新型的投资平台整合双方电子交易、资金、信息等优势，建立综合易平台，发展海外订单，扩大市场份额，创新服务流通体系的标准化形式。
4推进密云农业“三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4．1提升整体水平实现持续发展
密云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涵养功能尚需提升，区域优势特色有待强化，优化集中单一的产业布局形式，加强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支撑力度，合理利用农业空间，挖掘潜在土地资源，保护农业水资源，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比例，加大疾病防范与生态保护力度，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问题，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专业化农业人才，提升信息网络化水平，加快有机农产品认证推广，壮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休闲产业基础，升级高效规模经济，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不利因素，加快规模化发展、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通过行之有效的农业工程推动密云农业的长久发展，以基础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4．2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生态建设
农业建设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坚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和保护作为第一任务，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提升生态屏障与服务功能。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农业休闲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合理规划农业资源，统筹规划休闲农业发展布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延伸一二三产业链条，以产业化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长。重视发展循环农业与节水农业，深入推进循环经济，提高农资使用率与利用率，变废为宝，拉伸循环产业链，既保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又能获得实在经济效益。
篇5
Key words： Xi'an；city；cultural diplomacy；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olicy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005-03
0 引言
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外交。2014年5月15日，出席了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推进城市外交，促进中外地方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1]2015年，在西安接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标志着西安成功以城市身份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并且已经超越了国际友好（交流）城市间的这种地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初级形式，这为西安发展城市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契机。西安政府可以借助这样的机遇，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下，创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以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彰显西安城市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1 城市文化外交的内涵和特点
城市文化外交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外开展的人员往来、文化推广和思想交流，以实现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等目的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文艺外交、思想外交和文明外交三个层次。[2]一个城市的文化外交水平和能力代表了该城市软实力的影响力。具体讲，西安的文化外交大部分从属于其城市公共外交的范畴，是由西安市政府配合国家文化外交总体战略，大众参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及西安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认知，即推进和拓展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与传播。
与其他外交形式相比，文化外交有自身特点：
首先，内容属性的柔和化，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经济或军事外交等“硬性外交”，它属于“软性外交”，平和而且贴近人心，形式灵活多样，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群体，更易达到对文化外交实施国或地区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形式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辅助或补充，而是一种可以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3]
其次，行为主体多元化。传统外交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外交部门，但是文化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但是文化外交的主导者必须是政府，这是区别于民间“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标志。也就是说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组织或经过政府授权并委托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实施行为后果由相应政府部门负责；最后，实施路径多重化。由于文化内涵丰富且行为主体多样，文化外交实施路径从简到繁、从浅到深，形式多种多样。从常见形式看，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影视、音乐、美术、绘画、餐饮文化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文化外交的开展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传递时是一种精神文化信息；从追求目标上看，其实践路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播。概括讲，实施文化外交就是要使国外民众接受并认同实施主体的文化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想价值观念。
2 西安文化外交的现状与问题
西安能够以城市身份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说明西安具有良好的外交基础，而文化历史底蕴是西安的城市符号和特色优势，因此，西安实施文化外交既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又可以巩固西安的城市发展定位。
目前，西安现有国际友好城市27个，友好交流城市51个（信息来自于西安外办2016年工作总结），西安领事馆区建设进展顺利，2016年底前将建成4个统建馆，力争外国在西安新设立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芬兰、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在西安设立签证中心，吸引涉外机构等入驻西安领事馆区，西安市已经形成与五大洲对外开放联系紧密的网络与渠道。2011年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其文化外交能力的成功展示，但之后的持续性影响不大，在西安“城市品牌”中很容易被忽略，说明此类活动的文化外交功能发挥不到位。因此，西安需要通过借力和造势提升西安文化外交水平，进而提高西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认知尚缺乏。
文化外交是提升城市形象重要手段。可以说自2011年启动世园会海外推广以来，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历史契机，顺风而动，西安文化外交迈出了坚实一步，先后举办了国际文化周、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欧亚文化论坛、丝博会、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议等，但是与其他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一些硬指标上虽有所建树，但过度追求拥有跨国公司、国际航班、五星级酒店、酒吧、别墅、高尔夫球场、地铁、西餐、外国乐队、巨型建筑这些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就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或国际会议级别和次数、一流大学数量、大型剧目年演出数等文化资源指标来讲，西安的进步并不冥想。
所以，需要把城市文化外交纳入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构建与推广的系统工程中来，使其成为系统的常态运作机制，让西安的文化外交布局涵盖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要求。
第二，西安文化外交框架还未形成。
西安政府在城市文化外交实践中具有主导和统筹作用。西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政协等机构部门是西安对外文化交往的核心。另外，企业、非政府组织、文艺团体、普通民众等都应该有意识参与捡来，共同建构城市文化外交的组织网络。相比国内其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公共、城市或文化外交协会，在城市的对外开放上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而西安开展城市文化外交的依托仍然是传统机构部门――外事办，1985年外事办下设成立西安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性质，它通过举办文化等领域的民间对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或参加纪念会、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双边及多边会议，交换资料、举办演出和展览，青少年之间的国际交流等活动助力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目前这个协会还没有荣誉大使，没有形象代言人，并且包括西安海外华侨华人、外籍友人和“西安荣誉市民”等大量西安可以开展文化外交的潜在人脉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三，西安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保守且单一。
从现状来看，仍是以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传统的文化外交方式为主。随着国际文化交往的深入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文化外交方式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而变得灵活多样。
经过调查，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主要来自于三条渠道：一是互联网传播（47.6%）；二是人际传播（1%）；三是亲身体验（41.2%），因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对互联网的熟悉度要高于其他群体，其他传播方式不能忽略。可以借助互联网发展人际传播，并分享体验信息，鼓励他们把在西安的切身感受、见闻或旅游经历制作成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依托媒体传播效应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西安文化外交对硬实力的依托不足。
2015年《中亚留学生眼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调查研究》显示，外籍人士对西安的第一印象分别是历史文化名城（62%），现代化城市（24%），国际化大都市（12%），这说明，在外国人眼中，对西安的历史文化认可度最高，而对其经济和现代化程度上评价却偏低，其中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历史古迹，如兵马俑、大雁塔、钟鼓楼等。而西安的文学、影视、秦腔等这类文化产品在外籍人士那里认知度较低。这都说明大众对西安国际大都市认同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非城市的现代化，这显然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也是就说，西安城市经济影响力远滞后于其文化影响力，而城市的经济影响力恰恰是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重要一极。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要把西安建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西安不能仅满足于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而应当继承历史上西安的区位优势和开放传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成亚欧合作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成亚欧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巩固和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西安外国籍人口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人际传播效应的发挥。
按照国际大都市的普遍标准，外籍人口占人口比例不低于5%。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外籍人口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上，而西安还不足1%，西安在这方面同世界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外籍人员少是西安的短板，意味着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人员少之又少，那么要把西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跨国人员流动无疑是传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西安不仅要扩大海外人才的引进规模，更要深挖现有的存量资源，把现有的百分之一外籍人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对象，激励他们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口碑传播者，在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视外籍新西安人的声音，这是西安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3 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目标与对策
第一，文化外交目标设定对接城市发展需要，把服务推进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文化外交的布局统一起来。
西安并不缺乏文化交流形式，但在战略沟通谋划上缺失某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城市发展目标层面的详细规划，并且相互重复和重叠的活动内容很多，这就要求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相关部门整理并明晰相关信息，建立明确的文化外交目标方案。西安文化外交的目标框架设定可以围绕短期见成效、中期见特色、长期见机制的方案展开。
①从短期目标上来看，以政府为主导或牵头，尽快成立西安公共外交协会，以发展和扩大文化外交为先发机制，抢占时机。目前，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扬州、温州等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城市基本坐落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城市中还没有。西安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迅速崛起，提升国际影响力，顺利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借力造势并抓住当下机遇是关键。当然，这里要打破一种旧观念，文化外交不是政府单独的行为，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或特定的文化活动项目中需要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并保持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
②从中期目标来看，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对西安精神的认识，塑造更加多彩立体的城市形象。西安精神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西安的文化内核，更代表西安的人文特色。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动方式来”[4]传播西安精神，强化西安现代文化吸引力；
③从长期目标来看，坚定城市发展定位，维系国际社会对西安市的知名度、热衷度和满意度，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融入到城市管理的长效工作中来。
第二，加快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从观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入手突显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彰显西安在走向国际化城市中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就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对策而言，首先在观念层面，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中央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地方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必须提升西安市政府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开展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共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了这样的观念，西安政府的宣传部门应该立即启动打造专门的文化交流中心计划，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在这点上，西部地区另外两座较有影响力城市――成都和重庆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转变观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机制层面，实现文化外交工作有政府外事部门“独家”统筹向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家”协作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行动层面，文化外交活动的开展必须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通过文化外交让市民感受打到更多的自豪感，概括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共建共享的局面；最后，从国际经验层面看，国际经验特别是治理经验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有必要对世界国际化大都市进行个案比较，特别是重视对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对外推广的案例研究。
总而言之，西安市在积极探索国际化道路中，就自身城市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胆摸索和创新，应利用中央大力推进城市外交战略的契机，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建设发展中的部门化、政府化、零散化，将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优势发扬光大，把文化外交定位为西安城市公共外交的核心，实现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最有投资价值和适宜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参考文献：
[1]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1）.
篇6
一、教材简介
《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是国家汉办针对乌尔都语的学生编写的汉语课本，使用对象为11――16岁的中学生，教材内容的设置参照了部分乌尔都国家的中学课程大纲和考试大纲。全套教材包括学生用书和配套的教师用书、练习册、词语卡片、教学挂图、CD等。
二、教材文化因素的设置特点
课本一共8个单元24课，由于课文采用的是话题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式，每一课的话题内容都以交际为主要目的，课本中也没有专门的版块和文字讲解中华文化，而唯一有专门涉及中华文化方面的，是课本配套的教书用书，在每一课最后的“语言点与背景知识提示”中，可通过以下表格归纳。
1.文化因素的体现不够明显。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教师用书上每课的文化因素和课文都有一定联系，作为背景知识可供教师选择性讲解，大多数中华文化内容都附有乌尔都语解释，方便学生理解。但是这些并非是学生必学内容，也基本没有出现在学生课本中，所以学生并非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中华文化知识。在配套的教学挂图中，有零星几个词语（上海、北京、成都、月饼等），学生不一定会注意到，所以《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文化因素体现不够明显。
2.文化因素所占课文比重很小。在上表显示，虽然24课中有16课涉及中华文化相关知识，但是因为其出现在教师用书中，所以在学生课本里，文化因素的呈现较少，只有在13、16、19课中的语音练习里，是中国的一个顺口溜，还有第22课最后有一首中国古诗《春晓》，而在以对话为主的课文中，会零星出现几个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字和词，例如茶、北京等。作为启蒙教材，本书更多关注于实际交际的实用性，故文化因素所占课文比重很小，同时分布的较为零散。
3.文化内容不够丰富。从上表中看出，《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文化因素设计到知识类（汉字造字法、日晷、中国气候等）和交际类（中国的交通规则、北京飞机场和火车站等）两大方面，虽然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字数不多，但表达了基本概念，对学生掌握知识和汉语交际都有一定帮助。但是，课本中的文化内容并不丰富，一些初级的文化因素并未涉及，例如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元宵节），名胜古迹（长城、黄河），汉民族的颜色文化（红黄为贵，黑白不吉）等等，这些文化内容对于学生理解中国和汉语交际都有重要意义。
三、教师在中华文化教学中的建议
1.中华文化教学不能成为教学主体。《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适用对象是汉语零起点的学生，所以根据课本内容进行基础教学和交际训练才是汉语教师的主要任务，中华文化的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可以适当穿插在教学任务里，但不能作为教学的主体。
2.对教材的文化因素选择性讲解。教师在使用《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教材中，如果需要讲授中华文化方面的知识，可根据教材内容和课堂进度进行选择性讲解。例如在茶文化的讲解中，教师课本中讲了中国茶的分类和各地所产的茶叶，但是对于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学生来说，这些内容难度较大且实用性不大，教师可以适当删减内容，增加沏茶泡茶的相关视频为学生讲解，有机会可以给学生品尝茶的味道，这样反而更能吸引学生注意力。
3.结合社会背景并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使用乌尔都语的国家多为穆斯林人，汉语教师要结合教学社会背景，注意民族习惯和禁忌，例如一些带有猪肉的中国菜，并不适合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介绍。同时，教师可以调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中华文化的学习中来。例如中国电影的课程，教师可以事先让学生观看电影并思考相关问题，在正式的课堂上，学生上台发言谈及相关感想评论，再全班一起观看电影片段，这样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文化知识。
四、结语
通过研究《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系列教材，可以发现其中华文化因素的设置并不明显、比重较小且内容不够丰富，在汉语初级阶段，设置过多的文化因素或许并不实际，但文化因素不可或缺，因为只有通过了解和理解中华文化，才能让学生更加准确地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教师在使用此教材进行中华文化教学中，应该紧密结合教学任务和学生需求，并尝试利用配套教具和多媒体设备，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与和学习中掌握，从而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
篇7
【参考文献】
[1]陈芳.一城四报的“去同质化”之路[J].中国记者，2011（8）.
[2]王吉园.从长春都市报纸看长春都市报纸的新闻同质化现象及对策[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篇8
关键词：
城市旅游; 融合; 嵌入
1 引言
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6)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时,社会开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的社会,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再依据传统的零售服务供给、制造业等活动,而是依据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经济中的地位,来促进服务业系统性发展(Daniel Bell,1976)。由于服务业涵盖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等众多方面,因此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的综合性特征日益彰显。不断完善的基础和配套设施,日渐优化的环境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使城市不仅成为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为旅游活动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比较而言,中国城市旅游起步较晚。自199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带来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续繁荣。根据国家旅游局2010年5月公布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录》,截至2010年,全国先后有339个城市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占城市总数的51%①。实践表明,城市旅游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已成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整个旅游产业中地位突出。
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引起研究的关注。在国外,自Stansfield(1964)阐述了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发展,基本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领域涉及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的开发规划与管理等方面。随着城市旅游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城市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形成的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系统,造就了城市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评价国内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和现状,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分析,发现,国内的城市旅游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面临着转型问题,急需重新认识,廓清本质。
2 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2.1 研究的兴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国家发轫较早。Stansfield(1964)在其著作《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旅游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城市旅游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旅游学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未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导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乱的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古诗韵,保继刚,1999)。因此,尽管当时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Ashworth(1989,1992)、Ashworth and Tunbridge(1990)等都做了开创性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极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献(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关键词,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标准检索,截至1994年底,共检索到19篇文献),并且基本停留在简单介绍、描述层面。直到1995年后,随着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和全面发展,理论研究才得以兴起并不断跟进,陈传康(1996)、李蕾蕾(1995,1998)、宋家增(1996)等学者分别对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探讨,为城市旅游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之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的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的日益复杂,城市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秦学,2001)。
2.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995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 “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检索式进行高级检索,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关城市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共2139篇,除2011年外,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1)。从文献的年度分布来看,与旅游学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稳定性,这也与城市旅游在旅游业中的稳定地位相吻合。
篇9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
（四）动手能力弱化
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 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 6 个小麦品种，6 个玉米品种，4 个小豆品种，2 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 2003 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 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为加强实践环节，在教育部“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工程———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和校内外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02- 2005）教改项目的支持下，将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技能作为农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形成实践课程《农事学》教学体系。《农事学》在 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其配套教材《农事学实践教程》为 2005 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该课程改名为《植物科技技能训练》，成为植科学院所属农学、园艺、植保专业的基础实践课程，该课程从大学第一学期开课直到第四学期，每周 3 个学时。在农学专业两个新学习方向形成后，又对专业课学习增加实践环节。原则是专业课学时不变，调整实验课时和增加教学实习天数，同时安排一些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现在的专业课都增加或补充了实践教学，例如，《植物育种学》课程包括 30 学时理论课、10 学时实验课和 9 天教学实习；《种子加工与贮藏》课程包括 16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种子检验学》课程包括 8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等等。在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安排上，第四学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参加不少于 12 天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在学习专业课之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第六学期以毕业论文为主线，学生自由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活动，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前答辩。同时组织、鼓励学生申报市级或校级“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课题，通过参与项目研究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创新与创业热情，提高科学研究与创业能力，
篇10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转贴于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11
作者简介：
刘 彤，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与戏文系副主任、讲师;
篇12
3、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作者姓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或发表时间。
4、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NewRoman字体。
5、论文格式的字号：论文题目用三号字体，居中；一级标题用四号字体；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页眉、页脚用小五号字体；其它用五号字体；图、表名居中。
6、格式正文打印页码，下面居中。
7、论文打印纸张规格：A4210×297毫米。
8、在文件选项下的页面设置选项中，“字符数/行数”选使用默认字符数；页边距设为上：3厘米；下：2.5厘米；左：2.8厘米；右：2.8厘米；装订线：0.8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页眉：1.8厘米；页脚1.8厘米。
9、在格式选项下的段落设置选项中，“缩进”选0厘米，“间距”选0磅，“行距”选1.5倍，“特殊格式”选(无)，“调整右缩进”选项为空，“根据页面设置确定行高格线”选项为空。
10、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2002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正式)论文的基本格式：
一、题目作者：
论文题目(宋体二号、不超过20个字)
作者姓名宋体四号
(单位全名部门全名，市(或直辖市)邮政编码)宋体小四
二、摘要关键词：
摘要宋体四号：摘要内容宋体小四号
关键词宋体四号：内容宋体小四号
三、引言部分：宋体小四号
四、正文部分：正文文字宋体小四号，单倍行距
五、标题部分：
1一级标题宋体三号标题1
1.1二级标题宋体四号标题2
1.1.1三级标题宋体小四号标题3
六、图片格式：正文文字中，先见文后见图，全文统一按顺编号，
图片格式为JPG格式，分辨率为400DPI以上。
七、注释文献：
[注释]宋体五号
①注释1宋体小五号
②注释2宋体小五号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
[1]参考文献1宋体小五号
[2]参考文献2宋体小五号
日语文学论文范文欣赏：
《浅析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学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语的视点》一书中指出的，“语言正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而文学正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每一阶段的社会文化都会衍生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因而对于文学的学习，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就格外的重要。对于有一定日语基础的高年级学生，为了更好的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的水平，不仅仅需要加强文法知识的学习，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日本文学的学习与理解。
[关键词]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语言学；思维方式
当前，在高校日语本科教育阶段高年级，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日本文学这一课程。教学内容多为日本文学史简介和日本文学作品的选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调研中，却发现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兴趣不高，认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日语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因而忽视了这门课的学习。以下通过对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对今后的日语学习者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正如瑞士的语言学家索旭尔所说，语言是人们所进行的普遍的言语活动，其中又可以分为社会的侧面ラング和个人的侧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语言却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个国家的社会的侧面，即所谓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体到日语来说，如同桥本进吉博士说的那样，“日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是日语，作为日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来说，只能是日语。正因为如此，日语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的语言”。上田万年也曾说“国语是帝国的藩屏”。那么日语作为国家的语言，自然就伴随着日本人的主观感情，带有排外的情绪。可见，日语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的了解。而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学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特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因而日语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学习，而文学就恰是架在语言和文化间的桥梁。
首先来了解日本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日本社会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了奈良，平安，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江户，一直到发展到近现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这一点通过文学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日本，每个时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朴素的上代文学，到纤细优美的中古王朝文学，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学，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学，进而到受西方文学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的近现代日本文坛。换言之，日本文学史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以其特有的各种方式记载了这一文化变迁与发展。在今天的日语学习中，大家都不难发现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繁体字和变体字的存在，当然这些字中有同形同义的，也有同形异义的，甚至还出现了一类特有“和制汉字”。然而日语中的汉字的用法和意义和汉语不尽相同，要学好这些词单靠机械的记忆肯定是不行的。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如果结合日本文学来学习，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日本上代文学的产生就始于奈良时代汉文的传入，日本社会才从口承文学走向记载文学，也才有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记》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对汉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随着朴素的《万叶集》的问世，出现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雏形——万叶假名。日本人对汉字的使用开始了初探。然而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日语也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语，日记，到中世的随笔，近世的俳谐，近现代的小说等形式多样的文学发展，日语也经历从汉文，到万叶假名，和汉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汉字等，在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发展踪迹。由此可见，日本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加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学习日语。
此外，从日文文学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要想学习好日语，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心理，否则很容易将文法用错场合，或听不懂日本人隐藏在言语中的真实意图。在这举出一个教学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写两位从山口县来到东京的学生在东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觉，即没有脚踏土地的感觉。很多学生学习这篇文章后觉得内容很可笑，纷纷会有这样的疑惑，“没有脚踏土地，难道天天是飘在空中的么”，“难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这样的疑惑的产生，是对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误解。其实没有脚踏土地的实感，只是日本人对于处于喧闹繁杂的大都市的一种压抑的感情的表达。然而，日本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压抑感呢？这与日本人的亲植物性的心理和纤细敏感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过对植物的描写来表达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词和季语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语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见日本人的对植物和自然的亲近与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很多章节，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称来命名，比如桐壶，帚木，夕颜等。芳贺失一先生曾这样说过：“将
人事和自然比较的话，从人生很容易联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达对人生的思念。”正因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强烈的亲自然性和亲植物性，才会有今天的“不能脚踏土地”的苦闷，在东京这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触自然接触植物的机会少之又少，满眼望去的都是现代化都市的建筑，没有了自然的实感的一种苦闷心情的表达。毫不夸张的说，日本文学是日本人思维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一部活的辞书。
再次，日本文学的学习与日语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学的学习研究简要说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词汇的变化发展，而是文法的变化与发展。今天当我们要对日语词汇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真实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从朝日新闻或青空文库等地方搜集资料。所谓的青空文库，便是集合了文坛大家的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文库。能被人广泛的传诵阅读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上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修改提炼后考究的语言，因而，无论是作为日语学习者的示例，或是作为日语研究者的语料，都是相当具有价值的。例如，对格助词“が”的学习中，对于在现代文中既可以来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词，很多日语学习者对这个很难理解，因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词“是”之间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语的主格助词“が”在一些场合可以和所属格助词“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学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则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来代替。对于这样特殊的情况，很多日语学习者颇感疑惑，但如果有学过日本文学的学生，应该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学中，《万叶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为主格助词出现的，而是作为所有格助词出现的。紧接的平安文学的早期，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和日本文学第一部日记《土佐日记》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词，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语》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为主格助词的用法，至此慢慢发展演变为今天的主格助词，但也还保留了其作为所有格助词的一些用法。
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而且对于了解日语本身用法和意义的演变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要提高日语学习的精准度，就必须要对日本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日本文学选集，赵晓玻，应杰，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2]新総合国語便覧，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编著，第一学習社，1998年.
[3]20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谢志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篇13
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社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物，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社区在当今存在的意义，它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还是如众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即将消解的存在？答案是无须质疑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社区是一种散发着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将从社区消失论和发现论两大理论谈起，分析社区在当今被“再发现”的契机。
一、社区概念的发展
“社区”一词，渊源久远。“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书。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文，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一词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转译而来。滕尼斯在书中以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德国为背景，论述了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滕尼斯把社区看成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会当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社区概念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化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区”概念。由此开始社区一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其涵义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区突出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特质，并不强调地域特征。之后社区概念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迄今尚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有学者粗略统计对其定义就有140多种。美国学者桑德斯曾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对国外社区概念的理解分为四种类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居住地方。②人类生态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空间单位。③人类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④社会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社会互动(桑德斯，1982年)[1]。简单而言，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定义怎样变化，在现代社区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地域、人群、社会关系、认同感。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论文写作，认同感。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发现论。论文写作，认同感。
二、社区消失论[2][3]
这种社区消失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社区概念的核心。
可以说，从社会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社区起，贯穿其间的一个主调就是认为社区作为地域性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终结。许多社会学的城市社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一点。如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除了某些种族聚居区，居民与地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弛，他们虽住在同一地方，却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识。美国社会学家斯腾指出，随着一体化的大众社会的到来，作为地域性共同体的社区变得难以界定，不同区域居民的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差异已减少到相当程度。而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更是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时代，共同体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经和地点脱钩。人们不应该在增强已经丧失的社区感上做文章，因为，他们并不能阻止社区的丧失。
总之，在这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看来，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时，维持社会团结和公共道德的传统机制也失去了社会的政治意义。
三、社区发现论[2][4]
60年代以来，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易斯、甘斯、费谢尔、斯塔塞等。如果说，认为社区必将走向衰败确实是自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生活以来的主调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一主调一直都伴随着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论文写作，认同感。
刘易斯提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些圈子内人与人之间仍保留着亲密的关系；圈外的陌生人对他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并没什么影响，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国学者霍加特通过对利兹市一个工人聚居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从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会同一性、社区居住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论证说明了现代都市中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的存在。
古斯菲尔德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地域性限制虽然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区这种地域姓的共同体依然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共同体中的一个。甘斯等人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更近的则如帕乔恩，他通过对英国格拉斯哥市760个被访对象的调查研究，断定了城市中有意义的、有相对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的继续存在。
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它的现实存在是无须置疑的。“社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社区化发展的趋势。
四、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机遇[3][5][6]
从这两大观点的争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一种夹缝中的存在。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都在极大地挤压着它；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到社区的现实存在是无需质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转轨带来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传统“单位体制”的解体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单位办社会”模式渐渐被“社会办社会”模式所取代。我国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撑体系的支撑点也由“单位”落实到“社区”。这些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第二，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来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区的居民的“社会同一性”也将越来越高。当居民自己拥有住房以后，一般会与居住地保持较为长久、稳定的联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拥有者要比租房者对所在的社区有更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论文写作，认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害一致性将导致他们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凝聚力，这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地发展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涌入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导致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区作为城市“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论文写作，认同感。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对外来打工者，社区都是人们较为稳定的生活、栖居的地方，成为人们联系最多的场所，社区在客观上就具备了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条件。这样，城市管理客观上要求“权利下沉”，而社区又可以作为“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
第四，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使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多样化了，满足文化需求成为都市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繁荣社区文化，让社区文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来影响人们，填补他们在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等综合需求发展，从低层次向低、中、高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对象则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这些都为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论文写作，认同感。
综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社区在当今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区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所以伴随而来的将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程玉申.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1998,(4).
[3]王小章.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J]. 浙江学刊，2002,(2).
[4]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5]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J]. 天府新论，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