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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与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所勾勒的民事司法的理想蓝图相比，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这些改革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未能有效地减轻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对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透明度以及可理解性也助益不大。相反，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暴露，并且逐渐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改革法案将这些缺陷归纳为：
（一）和解结案率低
通过诉讼来形成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也就是快速、经济以及有助于保持当事人和谐关系的结局显然要比法官简单、直接的裁判更为有利。然而，这一理念在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在德国民事诉讼实践中，一审案件以和解结案的比例始终不高。
（二）程序法透明度不足
德国过去十年的诸多民事诉讼改革措施，比如逐渐提高上诉案件标的额的门槛、逐渐提高州法院一审案件的标的限额、设置特殊的救济方式以及为某些特定案件（如家事案件）制定特别的条款等，使程序规则越来越复杂，难以为普通人所理解。
（三）争议标的价额不是获得上诉救济的适宜标准
以案件争议价额作为当事人获得上诉救济的标准的传统做法缺乏正当性，因为对于那些寻求司法救济的普通市民来说，仅仅由于其案件标的额较小就无法获得上诉救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一个普通市民在一宗小额纠纷中由于难以获得公正裁判而蒙受的冤屈，远比那些诉讼标的额巨大的公司财团因案件败诉所承受的损失大得多。另外，金钱价值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衡量纠纷在法律上的意义。由于现行的价额门槛较高，在普通法院提起的民事案件有40％以上从一开始就未能获得上诉救济，而最终能够进邦最高法院获得上诉审的案件只占所有民事案件的5％。这事实上就使那些纠纷标的价额较大的当事人在实际上获得了不当的特权。德国的民事上诉制度因此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四）第二审程序中的误导性规定
1．上诉投机。经过第一审程序的审理，当案件被上诉到州法院或州高等法院时其事实通常已经被确定了。但是依据现行的法律，案件在第二审中应当如同没有经过一审那样，对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或对一审中所提出的证据从新的角度进行阐释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在现实中极为普遍。久而久之，寻求上诉救济的当事人就会对二审程序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诉讼完全从头开始，二审只是一审的重复。而对于那些在一审中承担不利裁判的当事人，即使一审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准确的，并且实体法的适用也是正确的，他也会存在利用提起上诉来获得有利裁判的投机心理。
2．规避证据义务。按照德国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其攻击与防御方法，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此义务且又无迟延的充分理由，法院将排除其主张。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来规避这一规则，即只要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新证据将会被法院所接受。
3．拖延诉讼。对于那些显无胜诉希望的案件，当事人提起上诉往往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并达到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现行的法律缺乏一种简易的程序来处理那些无实质意义的上诉。
（五）法官分配的失衡
德国现行法院体制在一审与二审法院之间的人员配置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年，初级法院一审法官与州法院上诉法官的比例为2．81；而州法院中审理一审案件的法官与州高等法院法官的比例则达到2．41。考虑到与一审案件相比，上诉案件相对较少，并且上诉案件胜诉率不高，分配到上诉机构的法官人员显然过多。为了更好地发挥审判人员的作用，改革法案提出应加强一审程序中的审判力量。这样，一审法院中的法官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案件、提出和解建议并作出容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的裁判。
三、改革：德国民事诉讼的新规则
认识到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上诉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对近十年来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进行了反省，指出这些措施并未触及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全局性的改革事实上是被回避了。通过提高上诉案件争议价额来限制上诉并缓解司法制度压力的做法，更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意图通过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来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托以下几项关键的改革措施：
（一）一审程序的强化
为实现在一审程序中解决民事争议并加快程序进程的目标，必须特别重视一审程序的强化。在德国现行的法院体系之下，审理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包括初级法院与州法院，而当事人究竟应向哪一个法院取决于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这一区分在改革法案中得到保留。强化一审程序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官推进诉讼职责的强化
法官推进诉讼的职责是指法官应该通过明确的指令，将法院的相关法律意见告知当事人。这将使当事人更有效率地把握诉讼的进程，并且更容易接受裁判结果。对于那些对最终裁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实，当事人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法官是否全面地厘清并评估了这些事实。
2．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理念的贯彻
为提高案件的和解结案率，鼓励法官努力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改革法案在民事诉讼中设置了“预备仲裁听审程序”。该程序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法官尽可能早地在诉讼的初期将和解提议提供给当事人，以避免用裁判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并减少案件的上诉率。另外，为了增加法庭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改革法案规定法官必须命令当事人亲自出庭参加诉讼。与德国传统的司法实践相比，该规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长期以来当事人通常并不亲自庭审而是由律师。而司法实践中由律师诉讼的经验已经表明，离开当事人的参与往往难以查清案件的事实。为了使程序更具透明度，并且更易为普通人所理解，改革法案强调应该尽最大可能使程序一启动就将当事人包含在内。
然而，一旦上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法官在一审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将大大增加。为了应对因此而增加的工作量，有必要对法院的审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改革法案认为可以通过精简上诉法院审判人员的方式来加强一审的审判力量。
3．法院内的纠正程序
在原来的民事司法体制之下，如果一审裁判侵犯了当事人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1款可以获得的公正审判权，只能在联邦提起宪法上诉。为强化一审程序，同时也为了减少联邦的案件，改革法案规定一审法院可以通过纠正程序自行纠正一审裁判。
（二）独任法官的发展
根据德国现行法律，初级法院审理案件只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而州法院审理案件则是由3名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在州法院审理的案件通常会交由3名法官中的一位独任审理。相关的调查显示，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并不存在不可接受的难题，并且较之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独任审理的案件的和解率更高，而上诉率则更低。为了有效地区分合议制与独任制的功能，改革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无论在法律还是事实方面均非重大疑难的案件统一交由独任法官审理。不过对于那些疑难案件，改革法案依然在州法院保留了合议制，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并发挥其培训年轻法官的作用。
（三）上诉救济中价额标准的降低与废除
在改革法案中，作为一项原则，所有案件的裁判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上诉救济。为此，提起控诉的标的价额从1500德国马克降至600欧元（约为1200德国马克）。同时，考虑到纠纷的标的价额不是一个评价案件法律意义的合理标准，改革法案规定了许可上诉制度。这就意味着，如果该制度获得实现，即使诉讼价额低于600欧元，只要纠纷涉及到法律原则问题或该纠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法官也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这样，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就扩大了，而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就变得更加合理。
对于针对州高级法院在控诉审中所作的终局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告，德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较为复杂。改革法案规定以单一的许可制来取代原有的“价额＋许可”的混合标准，只要案件存在法律意义或者需要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最后的裁判以进一步发展法律或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都允许提起上告。
（四）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
改革法案的核心之一是要把上诉程序重构为错误控制与纠正的机制。这就意味着，那些事实已经通过一审程序得到完全的与令人信服的认定的案件，在控诉审中将不会再对事实进行调查。在控诉审中，如果法院在审查了证据之后认为适当就应直接解决，而避免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加快诉讼的进程。另外，改革法案还试图通过将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等方面，并将控诉审集中于州高等法院。这样，上诉程序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将更具透明度，也更有助于增进司法权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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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德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介绍，主要并不着眼于某种具体的制度和程序，而是为了体现改革中如何对各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及分配正义思想（philosophyofdistributivejustice）②的具体运用，以期对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能有所启示。
一、德国的法院体系简介
德国的法院体系相当复杂，这主要归因于法院体系组成中的两个原则，即专业化原则和权力分散原则。①现行的体制反映了保持各州在法律和司法事务上的独立性和希望法律统一之间的一种妥协。专业化是指德国的法院在处理案件方面专业性程度很强，体现为建立了五个不同的法院体系，即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和财政法院。每个法院体系各有其自己的专业管辖领域，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互相独立。这样的划分使得某一特定种类的争议和有关事务能够由为此目的而特别设立的法院来审理，由于法官对这类事务有专门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对于个人而言，其法律适用的质量更高。权力分散主要是由于联邦和州法院的划分而引起的。②联邦法院作为每一法院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法院，其主要职责是作为州法院的终审法院，以确保德国法律的统一解释和协调发展。由于所有民事诉讼案件及非讼民事案件均归普通法院管辖，本文所论述的法院系统仅针对普通法院。③
德国的普通法院共分为四级：初级法院（Amtsgericht）、州法院（Landgericht）、州高等法院（Oberlandesgericht）和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shof）。对涉案标的额1万马克以下的民事案件，初级法院有管辖权（有关婚姻法、土地租赁关系的争议不适用这一最高限制）。1997年7月1日，初级法院又设立了分支机构，即“家庭法院”，专门负责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而对所有不由初级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和商事案件，则由州法院管辖，因而州法院是普通法院体系中的重点法院。初级法院审理案件只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而州法院审理案件则是由三名法官组成法庭进行，至少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是如此，但通常法庭会将案件交由三名法官中的一位独任审理。
在德国，对法院裁判的上诉规定较为复杂。④目前，当事人只能对一审中争议标的额在1500马克以上的案件提起上诉。原则上，对这类上诉的审理是对原先程序的重复，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均进行重新审理。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或对一审中所提出的证据从新的角度进行阐释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在现实中极为普遍。
对初级法院判决的上诉只能向州法院提起；对州法院一审判决的上诉应向州高等法院提起，若有必要，可进一步就法律问题向联邦法院上诉。对于家庭案件，可以从初级法院向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在一定情形下，经州高等法院同意，可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对于针对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法律的规定更为复杂。对不涉及财产权的争议或虽涉及财产权争议但标的额低于6万马克的案件，只能经州高等法院允许后就判决中的法律问题提起上诉。如果案件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州高等法院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与联邦法院过去的判决所确定的原则相抵触，则必须允许上诉。争议标的额超过6万马克的案件，当事人不必经过州高等法院允许即可就法律问题提起上诉，但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有权依法决定不予受理。
二、德国民事司法中现存的问题①
（一）德国法院体系存在的问题
此方面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德国法院的专业化划分。这种划分存在较大弊端：多种一审法院的并存，造成了有关法院规则的繁杂化。这种繁杂化使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理解，即使是专业人员有时也感到无所适从。再者，各种法院规则之间可能不同甚至相互冲突而影响法律的统一。另外，还有可能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院体系对某一案件都有管辖权的情况，这又会涉及到一个如何选择正确法院的问题。有不少学者建议对现行的法院体系进行改革。目前，立法及实践中已考虑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为了统一解释和适用全联邦法律，协调各法院的活动，专门设立了“各联邦法院联合法庭”，减少不同法院根据同一事实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的可能性，以使各联邦审判机构的裁判保持一致。
（二）诉讼案件的数量过多，导致积案率上升，
案件审理程序受阻据统计，全德国1991年的一审民事案件为163万件，1994年上升到213万件。案件数量的持续增加使得德国司法体制不堪重负。②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1.德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较强，一旦发生纠纷，一般都希望通过诉讼这一途径来解决。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德国，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很高。
2.德国的诉讼费用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就是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也仅仅为中等水平。诉讼费用的低廉及其可预见性，培育了繁荣的诉讼费用保险市场，约1/5的诉讼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④对于当事人来说，较低的诉讼成本对其在发生纠纷时提讼起了一个很大的鼓励作用。
3.在德国，诉讼中能被合理地预见到会胜诉而又经济状况不佳的当事人可以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权在于法官。一般情况下，只要申请人披露其财务状况，法院对申请人多会慷慨地给予法律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提讼，但同时也导致了法律援助费用的逐年上升。
（三）案件上诉率过高
据1990年的统计，州法院一审的案件中有55.4%被提起上诉（初级法院一审的案件由于法律对上诉权有较多限制，上诉率为35.9%）。而且，由于允许对一审中认定的事实问题提起上诉，使得受理上诉的法院的工作量大为增加。这一现象，除了从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及上诉权利的限制方面寻找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律师的利益驱动。在律师收费被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律师收取的费用不是按其工作时间计算而是按案件的审理阶段来计算。由于律师在一审中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他们更倾向于提起上诉，以便能在二审中花较小的额外投入就可以获得较大的额外收入。
（四）法院运行所需经费捉襟见肘
由于德国在民事诉讼中采取当事人主义，当事人及其律师过多的不必要诉讼活动造成了诉讼费用的昂贵化。德国法院对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用较低，远远无法弥补法院为审理案件的支出，有关数据表明连50%都不到。①同时鉴于1990年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司法系统重建的需要，以及近年来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窘迫的经济环境，要求大幅度加大投入也是不可能的。
（五）审判人员数量有限
与相邻的欧盟国家及其他同属大陆法系的国家相比，德国的法官队伍是较为庞大的（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按人口平均计算，在德国每3600人就拥有一名法官。但是，在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上诉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多年来法官的总数量一直保持不变。法官人数不能随着案件的数量和人口的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法官的负担过重，是造成拖延诉讼的一个原因。②
综合上述五方面主要问题，可以看出，目前德国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包括法官数量、诉讼成本的限制等）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包括一审和上诉案件）。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颁行以来，截至1999年底，已经修改过了95次（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12月17日）。其中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加剧，德国法律界对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许多新的改革方案，其中有些已付诸实施。
三、德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
（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的改进
1.德国民诉法规定，初级法院的法官审理不能上诉的小额案件时，在程序方面有特殊处置权，可决定依照简化的程序进行审理，可以不进行言词辩论，判决不附事实（§495aZPO）。这一规则的适用在将来有可能超出现有的范围，并且扩大适用于上诉案件，这样将会使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大大简化。
2.通过对由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扩大适用，将会使法院系统受理案件及处理案件的能力得到提高。如前所述，现在德国法院中案件由独任法官审理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初级法院中的独任审理，二是州法院审案时由三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将案件交由其中一名法官独任审理。扩大适用独任审理的途径主要有：（1）扩大初级法院的管辖范围（如1993年有关法律就将初级法院管辖案件标的额的上限从6000马克提高到1万马克，近年来有建议将这一限额进一步提高到2万马克）；（2）将直接由独任法官审理的规则扩大适用到州法院一审的案件及州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这是1998年7月的一份“简化民事诉讼程序”的议案（下称“1998年议案”）中所建议的；（3）扩大州法院一审中可由法庭将案件交由独任法官审理的案件的范围。尽管尚无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类规则的适用能够缩短审理时间，但立法机关认为扩大此类规则的适用可以使法院受案能力得到提高。
3.为了克服德国民事诉讼法推行直接开庭制度所产生的重复开庭、诉讼拖延等弊病，学者们大力倡导以集中审理原则对民事诉讼制度实行改革。其结果是在实践中产生了所谓的“斯图加特模式”（StuttgartModel），①这一模式主张将诉讼分为书面准备程序和主辩论两个阶段，通过对言词辩论进行书面准备，以使裁判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中作出。这一做法旨在减少开庭次数，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②基于此模式，1977年7月1日德国开始施行“简化司法程序法”，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大规模修改。修改后的德国民事诉讼程序向集中审理、口头审理、分阶段审理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法律明确规定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要求法院开一次庭集中审理后终结案件（§272aZPO）。为了充分进行审理前的准备，法官可以采用提前进行准备性的口头辩论，或以在规定期限内当事人之间交换书状方式进行准备（§275，§276ZPO）。不管哪种方式，当事人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当事人，如果在法庭上提出事先没有告知的证据，那么就产生失权效力，即法官可以根据情况不采纳该证据（§296ZPO）。学者们认为继续坚持这一模式有望在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较短的审理时间。
4.要求当事人承担在诉讼开始后即提供证据的一般性程序义务。这一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开示（discovery）”制度。建议引入证据开示制度的学者认为，此举有利于消除由于当事人对证据掌握的不平衡而可能导致的判决不公，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法官对案件的管理（CaseFlowManagement）。③
5.如果法院不经过口头审理而代之以书面审理进行判决，那么，诉讼程序会进一步简化。但目前书面审理只存在于初级法院，且有一定条件：（1）案件争议标的额在1500马克以下；（2）当事人一方因住得太远或其他重要原因而无法出庭。将来，这种书面审理的适用将会不受争议标的额的限制，只要法律对初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不强制要求聘请律师且当事人一方不出庭时即可适用。
6.一般而言，在德国的判决书中，运用逻辑推理到了极端，并且不厌其烦地追求法律细节。正如HarryLawson曾经说的：他们不给想象力留下任何的余地。一份初审法院的判决书可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之多。①针对这一特点，法律规定在判决不能被提起上诉的案件中，法院依法可以不在判决书中写明案件事实及判决理由（§313aⅠ，§495aⅡZPO）。这样，法官特别是初级法院的法官，可以在处理有关争议时节省时间。
（二）上诉程序的简化、规范化及对上诉的限制②
1.对于有关上诉的一般性问题进行规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错误的发生。这类问题诸如：提起上诉的期限、上诉的理由的限制及针对上诉进行答辩的一般性义务的规定等。
2.按内务部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为使法院运行更有效率，司法救济应包括对事实的一次审理及一次上诉，其中上诉只进行法律适用方面的审查。但是这又将与判决质量的保证存在一定的冲突。
3.“1998年议案”主张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除非其有迟延的充分理由，否则在上诉中将不被接受。这就要求当事人必须将其所有的攻击和防御方法在一审中就全部提出，这样，除可以保证一审判决的质量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数量，同时，也减轻了上诉审中法院进行事实审查的工作负担，有助于将上诉审进一步发展成为法律审。
4.针对上诉率过高的现状，学者们多主张应对上诉的条件进行更多的限制以减轻上诉法院的负担，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对上诉案件争议标的额的限制入手，即将原来允许提起上诉的案件标的额下限从1500马克提高到2000马克（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不受限制）。二是实行上诉许可制度，要求当事人提起上诉前必须先经过一审法院的许可，当上诉许可申请被驳回时当事人可以就驳回申请的裁决提起上诉。对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如与联邦法院的判例相冲突或程序严重违法的案件），则必须允许上诉。
5.现行的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是以6万马克的争议标的额对案件的上诉进行区别对待，导致对当事人的不平等待遇；二是联邦法院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个案的审查上，而无法更好地关注那些对法律统一和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案件。针对这些问题，联邦法院希望将争议标的额6万马克以下案件上诉的许可权交给州高等法院，而争议标的额6万马克以上案件则由联邦法院自行决定是否许可上诉。但这并未完全克服上述弊端（主要是第一个弊端）。因而，联邦政府建议：应将许可案件上诉的权利赋予州高等法院（无论案件标的额的大小），而对驳回许可申请的裁决的上诉则仅限于争议标的额在6万马克以上的案件。总之，针对法律适用问题上诉到联邦法院将不再是一个普遍而自由的救济方式。
四、其他相关配套性制度的改革①
（一）法院体系的结构改革
1.由于初级法院与州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差别不大，且目前多将案件交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因此，有人建议将二者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一审法院。这将使得德国普通法院体系由“四级法院”变为“三级法院”。这一建议最早是在1971年12月一份“第一次司法改革法案”的草案中被提出来的，而且该建议也启动了向三级法院体系过渡的步伐：1977年家庭法院被并入初级法院，同时规定家庭案件的上诉直接向州高等法院提出，也就是说，三级法院结构目前已存在于家庭案件的审理中。但对整个普通法院系统的合并问题，政府以新建法院成本过高及调动法官困难为由认为在近期内是不现实的。
2.对法院体系进行改革：短期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服务于所有法院体系司法事务的规范化的行政部门，以期能形成更有效、更经济的法院行政管理，并使法官在各法院系统间的调动更为容易；长期的目标是将现在的五个法院体系进行缩减，形成两个法院体系：普通法院（主管民事、刑事案件，并将劳动法院包含在内）及行政法院（主管行政、财政及社会事务），同时，制定一部各法院体系统一适用的程序法。
（二）一审法院人员素质的加强
为了提高一审判决的质量，使当事人能更好地接受一审判决，除了在法律规定中加重当事人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外，应尽量由那些高素质的有多年实践经验的法官审理一审案件，这就要求在初审法院中增加高素质法官的数量。但是这种调整要求在法官编制和报酬等方面的旧思想观念能有较大转变，而由于旧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这种调整审判人员结构的建议在短期内难以实现。②
（三）法院管理的改善
为了使法院内部资源利用合理化，除了改革法院司法运作外，还应运用现代商业管理原则及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法院内部的管理工作进行改进。
（四）降低法院系统运作成本的耗费
1.开始考虑通过对法院收费制度的规范来降低法院作出最终裁判的成本耗费，同时提高收费以减轻法院的工作量。③但这些改革又不能给低收入当事人的正当诉求造成困难。这就要求必须同时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2.自1980年修改《诉讼费用援助法》以来，国家在法律援助方面支付的费用显著增加。据估算，目前联邦及各州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费用约为5亿马克。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应将审核给予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的权限交还给社会福利机构。
（五）通过推广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来缓解法院运作的紧张状况
注重利用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来缓解法院运作的紧张状况，这是目前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趋势。其中荷兰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德国法律界的极大关注。在荷兰，拥有相对快速、廉价的民事司法系统，避免了诉讼拖延和耗费过大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荷兰存在着能够与律师行业竞争的其他法律服务业和社会机构。这些非律师行业和社会机构提供了替代诉讼的有效率、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方式，从而使法院能够集中精力处理那些真正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争议。德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有以下几点：
1.在向法院寻求救济之前通过律师达成庭外和解的解决争议方式的推广适用。为达此目的，法律对律师参与庭外和解规定较高的收费标准，以调动律师以庭外和解方式解决争议的积极性，同时，简化对达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和解协议的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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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与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所勾勒的民事司法的理想蓝图相比，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这些改革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未能有效地减轻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对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透明度以及可理解性也助益不大。相反，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暴露，并且逐渐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改革法案将这些缺陷归纳为：
（一）和解结案率低
通过诉讼来形成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也就是快速、经济以及有助于保持当事人和谐关系的结局显然要比法官简单、直接的裁判更为有利。然而，这一理念在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在德国民事诉讼实践中，一审案件以和解结案的比例始终不高。
（二）程序法透明度不足
德国过去十年的诸多民事诉讼改革措施，比如逐渐提高上诉案件标的额的门槛、逐渐提高州法院一审案件的标的限额、设置特殊的救济方式以及为某些特定案件（如家事案件）制定特别的条款等，使程序规则越来越复杂，难以为普通人所理解。
（三）争议标的价额不是获得上诉救济的适宜标准
以案件争议价额作为当事人获得上诉救济的标准的传统做法缺乏正当性，因为对于那些寻求司法救济的普通市民来说，仅仅由于其案件标的额较小就无法获得上诉救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一个普通市民在一宗小额纠纷中由于难以获得公正裁判而蒙受的冤屈，远比那些诉讼标的额巨大的公司财团因案件败诉所承受的损失大得多。另外，金钱价值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衡量纠纷在法律上的意义。由于现行的价额门槛较高，在普通法院提起的民事案件有40％以上从一开始就未能获得上诉救济，而最终能够进邦最高法院获得上诉审的案件只占所有民事案件的5％。这事实上就使那些纠纷标的价额较大的当事人在实际上获得了不当的特权。德国的民事上诉制度因此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四）第二审程序中的误导性规定
1．上诉投机。经过第一审程序的审理，当案件被上诉到州法院或州高等法院时其事实通常已经被确定了。但是依据现行的法律，案件在第二审中应当如同没有经过一审那样，对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或对一审中所提出的证据从新的角度进行阐释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在现实中极为普遍。久而久之，寻求上诉救济的当事人就会对二审程序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诉讼完全从头开始，二审只是一审的重复。而对于那些在一审中承担不利裁判的当事人，即使一审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准确的，并且实体法的适用也是正确的，他也会存在利用提起上诉来获得有利裁判的投机心理。
2．规避证据义务。按照德国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其攻击与防御方法，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此义务且又无迟延的充分理由，法院将排除其主张。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来规避这一规则，即只要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新证据将会被法院所接受。3．拖延诉讼。对于那些显无胜诉希望的案件，当事人提起上诉往往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并达到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现行的法律缺乏一种简易的程序来处理那些无实质意义的上诉。
（五）法官分配的失衡
德国现行法院体制在一审与二审法院之间的人员配置是难以令人满意的。1998年，初级法院一审法官与州法院上诉法官的比例为2．81；而州法院中审理一审案件的法官与州高等法院法官的比例则达到2．41。考虑到与一审案件相比，上诉案件相对较少，并且上诉案件胜诉率不高，分配到上诉机构的法官人员显然过多。为了更好地发挥审判人员的作用，改革法案提出应加强一审程序中的审判力量。这样，一审法院中的法官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案件、提出和解建议并作出容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的裁判。
三、改革：德国民事诉讼的新规则
认识到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上诉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对近十年来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进行了反省，指出这些措施并未触及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全局性的改革事实上是被回避了。通过提高上诉案件争议价额来限制上诉并缓解司法制度压力的做法，更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意图通过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来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托以下几项关键的改革措施：
（一）一审程序的强化
为实现在一审程序中解决民事争议并加快程序进程的目标，必须特别重视一审程序的强化。在德国现行的法院体系之下，审理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包括初级法院与州法院，而当事人究竟应向哪一个法院取决于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这一区分在改革法案中得到保留。强化一审程序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官推进诉讼职责的强化
法官推进诉讼的职责是指法官应该通过明确的指令，将法院的相关法律意见告知当事人。这将使当事人更有效率地把握诉讼的进程，并且更容易接受裁判结果。对于那些对最终裁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实，当事人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法官是否全面地厘清并评估了这些事实。
2．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理念的贯彻
为提高案件的和解结案率，鼓励法官努力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改革法案在民事诉讼中设置了“预备仲裁听审程序”。该程序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法官尽可能早地在诉讼的初期将和解提议提供给当事人，以避免用裁判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并减少案件的上诉率。另外，为了增加法庭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改革法案规定法官必须命令当事人亲自出庭参加诉讼。与德国传统的司法实践相比，该规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长期以来当事人通常并不亲自庭审而是由律师。而司法实践中由律师诉讼的经验已经表明，离开当事人的参与往往难以查清案件的事实。为了使程序更具透明度，并且更易为普通人所理解，改革法案强调应该尽最大可能使程序一启动就将当事人包含在内。
然而，一旦上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法官在一审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将大大增加。为了应对因此而增加的工作量，有必要对法院的审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改革法案认为可以通过精简上诉法院审判人员的方式来加强一审的审判力量。
3．法院内的纠正程序
在原来的民事司法体制之下，如果一审裁判侵犯了当事人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1款可以获得的公正审判权，只能在联邦提起宪法上诉。为强化一审程序，同时也为了减少联邦的案件，改革法案规定一审法院可以通过纠正程序自行纠正一审裁判。
（二）独任法官的发展
根据德国现行法律，初级法院审理案件只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而州法院审理案件则是由3名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在州法院审理的案件通常会交由3名法官中的一位独任审理。相关的调查显示，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并不存在不可接受的难题，并且较之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独任审理的案件的和解率更高，而上诉率则更低。为了有效地区分合议制与独任制的功能，改革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无论在法律还是事实方面均非重大疑难的案件统一交由独任法官审理。不过对于那些疑难案件，改革法案依然在州法院保留了合议制，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并发挥其培训年轻法官的作用。（三）上诉救济中价额标准的降低与废除
在改革法案中，作为一项原则，所有案件的裁判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上诉救济。为此，提起控诉的标的价额从1500德国马克降至600欧元（约为1200德国马克）。同时，考虑到纠纷的标的价额不是一个评价案件法律意义的合理标准，改革法案规定了许可上诉制度。这就意味着，如果该制度获得实现，即使诉讼价额低于600欧元，只要纠纷涉及到法律原则问题或该纠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法官也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这样，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就扩大了，而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就变得更加合理。
对于针对州高级法院在控诉审中所作的终局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告，德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较为复杂。改革法案规定以单一的许可制来取代原有的“价额＋许可”的混合标准，只要案件存在法律意义或者需要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最后的裁判以进一步发展法律或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都允许提起上告。
（四）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
改革法案的核心之一是要把上诉程序重构为错误控制与纠正的机制。这就意味着，那些事实已经通过一审程序得到完全的与令人信服的认定的案件，在控诉审中将不会再对事实进行调查。在控诉审中，如果法院在审查了证据之后认为适当就应直接解决，而避免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加快诉讼的进程。另外，改革法案还试图通过将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等方面，并将控诉审集中于州高等法院。这样，上诉程序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将更具透明度，也更有助于增进司法权的统一性。
篇4
英国启动民事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现行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根据欧文勋爵的介绍，英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五个主要缺陷：案件审理过分拖延；诉讼成本过高；不适当的复杂性；诉讼中对可能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的不确定性；不公正性，即财力强的当事人可利用制度的所有短处击败对手。[1]据此，对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一项针对1000家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的调查表明，9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进行民事司法改革。[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关于英格兰及威尔士民事司法制度的两份调查报告的相继公布为标志性事件，[3]英国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事司法改革。以上述两份报告为基础并作为其法律化形式，英国于1998年10月公布了《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新规则于1999年4月26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最终报告》的设想，民事司法改革应该实现以下目标：尽可能避免采取诉讼；减少诉讼的对抗性，增加合作；简化诉讼；缩短诉讼时间，并且使其更具确定性；诉讼费用变得更具可支付性与可预见性，与个案的价值及复杂程度更相称；经济拮据的当事人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进行诉讼；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在民事司法制度中的职责分工更为明确；设计法院的结构与法官的配置以满足诉讼的需要；有效地配备法官，以便使其能够根据新民事诉规则和议定书管理诉讼；民事司法制度能够对诉讼需求作出反应。[4]根据新规则第1条的规定，新规则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统一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的诉讼规则；为加强法院对诉讼的控制，重点推行案件管理制度；为防止诉讼过分迟延，采取在快速程序中制定确定的时间表等措施；通过|完善“早期卸除”(frontloading)程序，严格控制诉讼费用；鼓励当事人采用ADR解决纠纷。[5]可见，促进ADR实践是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1年3月，英国大法官办公厅公布了《初现端倪：民事司法改革的初步评估》(EmergingFindings:AnEarlyEvaluationoftheCivilJusticeReforms，下称《初步评估》)，对1999年以来的民事司法改革做了冷静、客观和开放式的评估与展望。《初步评估》认为，总体上说，两年来民事司法改革受到了普遍欢迎。根据纠纷解决中心（CEDR）所做的一次调查，80%的受访者对新规则表示满意，其中“十分满意”和“相当满意”的比例分别占7%和73%。具体来看，两年来民事司法改革在减少诉讼数量、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重构诉讼文化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就。当然，在某些方面，特别在法律援助方面尚未取得明显成效，在降低诉讼费用方面目前则无法作出结论。
有学者认为，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最令人吃惊的，也是最伟大的成就是诉讼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即强调当事人间的合作，[6]而这完全与ADR运动兴起的文化基础相契合。
二、英国的ADR实践
（一）民事司法改革前的ADR实践
对于ADR，长期以来，英国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法律服务阶层基本上是持一种怀疑，乃至排斥的态度。就法律服务阶层而言，长期以来，英国律师对ADR不屑一顾，认为它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7]与此同时，英国的立法者和法院似乎也不赞成ADR，仲裁法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英国，立法者和法院长期固守所谓的司法权的“不容剥夺原则”(thedoctrineofouster)，即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排除法院对特定法律问题的管辖权。比如，根据1950年《仲裁法》第4、10条及第21条的规定，法院有权裁定仲裁条款无效，有权下令特定案件必须由法院作出判决。施米托夫教授(CliveSchmitthoff)感慨地指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制度像英国那样特别强调司法因素。”[8]基于此，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称《示范法》）的通过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鉴《示范法》完善既有的仲裁制度给英国的仲裁制度造成强大的压力。有学者认为，《示范法》是导致英国制定1996年《仲裁法》的直接原因。[9]
随着诉讼费用高昂、诉讼迟延的问题日趋突出，寻求通过诉讼外方式解决纠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法院角度看，1994年，商事法院首次了《诉讼实务告示》(PracticeNote)，[10]要求律师提醒当事人考虑使用ADR，并且要求在所有案件中法律顾问应该“(1)和客户及其他当事人共同考虑试图通过调解、调停或其他方法解决特定纠纷的可能性。(2)确保向当事人全面告知解决特定纠纷的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这一《诉讼实务告示》仅仅规定律师负有与其客户和其他当事人考虑采取ADR的强制性义务，而并未规定当事人在法院程序中负有采取ADR的义务，因此该《诉讼实务告示》后来被废止了。[11]但在1995年的《诉讼实务告示》中，法官创造了一种“劝导”当事人使用ADR的所谓“劝导性命令”(persuasiveorder)，尽管该“劝导”并不是强制性的，但考虑到如果拒绝使用ADR或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当行为，则法官在裁定诉讼费用时会予以考虑，毫无疑问，当事人都会认真考虑这一“劝导”。[12]
商事法院的上述立场全面体现于1995年高等法院的《诉讼实务告示》中。该《诉讼实务告示》首次明确了法官在案件管理中的作用，法官据此可以要求法律顾问至少必须在审判前两个月提供一份清单(checklist)，清单必须涉及如下问题，比如法律顾问是否与客户及其他当事方探讨使用ADR的可能性、是否考虑使用某种ADR帮助解决或缩小争议等。[13]
从民间角度看，民事司法改革前ADR实践的主要成就体现在ADR组织的逐步建立，从而为ADR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在这方面，英国三大ADR组织，即专家协会(AcademyofExperts)、ADR集团(ADRGroup)以及纠纷解决中心(CEDR)的作用尤其重要。这些ADR不仅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在ADR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专家协会在培训中立第三人方面成就卓著。[14]另一方面，ADR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实效尚不显著。以CEDR为例，自1990年成立后的五年内，CEDR仅受理案件约1000件，年均不过200件。与CEDR相比，ADR集团虽然在受理案件的数量方面表现略好些，但许多案件仅仅是由于当事人不了解ADR而最终无法达成和解。但到了1994-1995年，ADR集团不仅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而且至少60%的案件进入调解审理阶段，其中的90%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15]
总之，民事司法改革前，英国ADR的实践是初步的，其主要成就体现在ADR组织化建设和ADR人力资源建设方面。
（二）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1）英国司法当局对ADR态度的转变：从《中期报告》到《最终报告》
应该指出，在《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中，ADR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二者对于ADR的态度不尽相同。
《中期报告》指出，在诉诸法院前的任何时候，当事人针对他们之间的纠纷实行和解（不管是全部或是部分的纠纷）都是合理的；如果存在着与法院程序相比更为经济、更为有效的、适当的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院不应鼓励当事人启动法院程序，除非当事人已经使用该机制；在启动法院程序之前以及法院程序进行中，当事人应该能够了解并且应该被充分告知可能的诉讼成本和诉讼结果，以及所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16]总体看，《中期报告》对ADR的态度是一种期待性的，没有制定促进当事人使用ADR的措施，比如利用诉讼费用杠杆促使当事人采取ADR。如下所述，这一措施广泛见诸于《中期报告》以及《民事诉讼规则》。
《最终报告》指出，鼓励人们只有在用尽其他可资利用的、更为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后才诉诸法院程序解决纠纷；所有民事法院均应提供有关替代性纠纷方法的来源的信息。[17]可见，《最终报告》仅仅要求法院提供有关ADR的信息，而并未要求法院直接提供ADR程序，这与1998年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法》第3条明确规定联邦地区应该制定并实施相应的ADR计划有着显著差别。据说，司法改革的领导者沃尔夫勋爵本人不赞成法院设立附设ADR程序。[18]尽管如此，《最终报告》在促使当事人采取ADR方面也并非毫无作为，与《中期报告》相比，《最终报告》对ADR的态度已经不局限于一种敦促或期待，而是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特别是如下两类措施，其一，法律援助资金同样可以适用于诉前解决争议以及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解决争议。[19]其二，一方当事人在提讼前，可以就全部或部分争议提出和解要约，如另一方当事人不接受的，诉讼费用将适用特别规则，承担的利息适用更高的利率。[20]如果当事人在案件管理阶段以及审前评估阶段不合理地拒绝使用ADR或者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合理行为，法院可以对此加考虑。[21]可见，《最终报告》已经考虑通过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援助和诉讼费用促进当事人使用ADR。据此，可以认为，司法当局对ADR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2）《民事诉讼规则》对ADR的支持：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
新规则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对ADR实践给予了有力支持。
从基本原则层面看，新规则第1.1(1)条规定，民事诉讼规则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第1.1(2)条规定，公正审理案件应切实保障当事人平等；节省诉讼费用；应该根据案件金额、案件重要性、系争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采取相应的审理方式；保护便利、公平地审理案件；案件分配与法院资源配置保持平衡，并考虑其他案件资源配置之需要。
从具体制度层面看，首先，法院通过案件管理制度促使当事人采取ADR。根据新规则第1.4条规定，法院在认为适当时，可以鼓励当事人采取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并促进有关程序的适用(第5项)，以及协助当事人就案件实现全部或部分和解(第6项)。新规则第26.4条规定，当事人在提交案件分配调查表时可以书面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但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中止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尝试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解决争议。特别是，法院可以通过诉讼费用杠杆，根据当事人的不同行为给予诉讼费用补偿或惩罚。
其次，法院利用诉讼费用制度促使当事人采取ADR，这主要是通过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含诉前行为和诉讼中行为）并结合诉前议定书制度得以实现的。新规则第44.3条和第44.5条规定，在裁定诉讼费用时，法院可以考虑当事人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任何有关诉前议定书的行为及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为试图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比如提出和解要约或向法院付款。具体说，新规则第36.10条就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启动前提出和解要约的，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应该考虑有关当事人提出的和解要约。新规则第36.13条规定，原告承诺接受被告提出的要约或付款的，有权获得最高至承诺通知书送达之日止的有关诉讼费用。第36.14条规定，被告承诺接受原告提出的要约和付款的，其有权获得最高至被告送达承诺通知书之日止的有关诉讼费用。第36.20条规定，如果原告不接受对方的和解要约或付款，并且在其后的诉讼中没有取得比该要约或付款更好的结果的，原告应该补偿对方的任何诉讼费用以及附加利息。不过，有学者对新规则未能采纳1995年商事法院《诉讼实务告示》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因为与后者不同，新规则未直接规定当事人拒绝使用ADR或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当行为的，法官在裁定诉讼费用予以考虑，而统称为“当事人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任何有关诉前议定书的行为以及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为试图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22]
（三）新规则实施后的ADR实践
如上所述，新规则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为ADR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除了积极实施新规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外，以此为基础和依据，英国在促进ADR实践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
首先，法院积极利用民间ADR资源。比如，法官在当事人之间缺乏有关协议时可以命令ADR提供者，比如CEDR有权任命调解员。在KinstreetLtd.v.BalmargoCorpnLtd.(1999)案中，法官就作出了此类命令。[23]从一定程度上说，与直接提供ADR产品相比，法院通过积极利用民间资源无疑也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可谓殊途同归。
其次，消除了某些阻碍ADR实践的消极因素。在这方面，当以法律援助资金扩大适用于ADR程序最为重要。长期以来，法律援助资金只适用于诉讼当事人，而不适用于ADR当事人，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当事人采用ADR的积极性。1998年10月，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下属诉讼费用与上诉委员会作出Wilkinson决定，确认在计算报酬时应该把作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之人的律师为参加调解而花费的时间计算在内。新规则实施后，Wilkinson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了。目前，法律援助资金同样可以适用于包括调查、仲裁、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在内的ADR方法。[24]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实践表明，在新规则及其后续有关措施的推动下，晚近英国的ADR实践取得明显的进展。上述《初步评估》认为，新规则的实施使得英国诉讼文化中的对抗性有所降低，而合作性有所增强。比如，在使用快速程序审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表明，在新规则生效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诉的比例有着明显差别，即从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50%提高到1999年11月至2000年12月的70%，而同期实际审理的比例则从33%降低到23%。不过，在使用多极程序审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表明，在新规则实施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销的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即仅从1998年7月至1999年7月的63%提高到1999年11月至2000年12月的72%，而实际审理的比例从22%下降到20%，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法院做出相关的命令是促使当事人采取ADR的重要措施。《初期评估》披露，从1999年4月26日到2000年6月间，商事法院做出的ADR指令超过130个，而一年前这个数字仅为43个。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调查也表明ADR实践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Lovells事务所中71%的诉讼律师承认，他们的客户现在把法律程序视为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据统计，自新规则实施后，商务调解的数量增加了141%。《初步评估》预计，随着当事人对ADR方法的逐渐熟悉以及信任，以后运用ADR方法将更为普遍。
（四）英国ADR实践的基本特点
可见，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尽管立法与司法部门都大力支持发展ADR——这从新规则第1条的规定即可管中窥豹，从法院授权ADR组织（如CEDR）在特定情况有权指定调解人也可略见一斑，但它们都不倾向于直接提供ADR产品（但这不排除法院向当事人提供有关ADR的信息，如提供ADR机构的清单），即设立法院附设ADR，而主要试图通过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援助资金和诉讼费用促使当事人自觉地采取ADR。这表明，由于仍然努力维持其作为裁判机关的纯洁性，英国法院不愿意过多地介入ADR机制，如直接提供ADR产品，而主要着意于为ADR的自足性与自治性运行提供间接但却有效的支持。为此，从立法与司法部门角度看，不妨把英国的ADR实践模式称之为“大力支持，谨慎介入”模式。如下所述，这种ADR实践模式与美国的ADR实践模式——不妨称之为“大力支持，积极介入”模式，即法院通过直接提供ADR产品，即设立法院附设ADR（包括任意性和强制性法院附设ADR）的方式推动当事人采取ADR有着显著差别。
三、英国ADR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诚然，目前我国尚未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所谓的“司法危机”，但ADR的推行与“司法危机”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尽管其司法制度运行良好，但德国也开始大力推行ADR。直言之，发展ADR是实现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5]因此，英国的ADR实践对我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应着重从两方面研究并考虑借鉴英国的ADR实践。
其一，法院在推动ADR实践方面的作用问题。如前所述，从法院角度看，英国采取了“大力支持，谨慎介入”模式，即不倾向于直接向当事人提供ADR产品。与此相反，美国采取了“大力支持，积极介入”模式，据此向当事人直接提供丰富的ADR产品，即法院附设ADR(court-annexedADR)。应指出，美国学者批评ADR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法院附设ADR。我认为，虽然ADR有助于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但它客观上也存在着反法治化的倾向。因此，应该考虑到我国ADR实践处于特定的法治化语境中，即依法治国刚刚被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化水平还亟待提高，因此，确立适当的ADR模式极为重要。英国的ADR模式既较好地维持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纯洁性，又有力地推动了ADR的发展，应该说这一模式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其二，ADR实践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尽管司法审查制度对于监控ADR的运作具有安全阀作用，但不可否认ADR程序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司法体制之外，因此人力资源建设对于ADR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英国，三大ADR组织长期致力于ADR的人力资源建设，成就卓著。在我国，近年来我国调解制度的渐趋式微和仲裁制度的逐步发展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相继颁布相关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调解员的人力资源建设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人民调解制度重新焕发活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如此，对于整个民间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英]欧文勋爵，：《向民事司法制度的弊端开战》（1997年12月3日在伦敦普通法和商法律师协会的演讲），蒋惠岭译，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期。
[2]SeeLordChancellor,EmergingFindings:AnEarlyEvaluationoftheCivilJusticeReforms(March2001),（下载日期：2001年7月8日）。
[3]AccesstoJustice:Interim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1995)andAccesstoJustice:Final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1996).以下分别简称InterimReport或《中期报告》和FinalReport或《最终报告》。
[4]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
[5]关于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49页。
[6]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4.
[7]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3.
[8][英]施米托夫著，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8页。
[9]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10]PracticeNote:CommercialCourt;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1994]1AllER34.
[11]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3.
[12]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157.
[13]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3.
[14]PeterHibberd&PaulNewman,ADRandAdjudicationinConstructionDispute,BlackwellScience,1999,p.36.
[15]PeterHibberd&PaulNewman,ADRandAdjudicationinConstructionDispute,BlackwellScience,1999,pp.37-38.
[16]InterimReport,Chapter4,para.7.
[17]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a)(b).
[18]SeeMichaelPalmer,DisputeProcess:ADRandthePrimaryFormsofDecisionMaking,Butterworths,1998,p.201.
[19]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1(c).
[20]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1(e).
[21]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2(b).
[22]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157.
篇5
鉴于现代中国法学已存在近30年，此论仅适用于法史学科成立之初。但初始问题的派生结果对当下处境存在影响。对象的空导致现代中国法制史自始，就必须充实学术对象以维持学科存在。由于当代中国法律本身并无明显的直接历史传承，过往历史中中断的法律似乎由此必然成为替代研究对象。但其本身多因中断而失去与当代法学的共同基础，无法向后者直接提供关联知识。而研究的取向一旦形成，法史研究就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为构建其合法性所付出的代价。对象与当代法律的断裂构成了法史知识与当代法律知识功能关系的断裂。
当然，功能联系并不限于学科分支能否为理解当下问题直接提供帮助。也可以表现为提供理解后者所必须的方法。如尽管不能肯定两个时期的物权制度就同一问题的答案具有承继性，因而使前期解决方案构成了解后期知识的前提。但基本分类等方法论却可能通用，这些知识仍可辅助现有研究。尽管1949年前后法律存在断裂，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律建设却通过对台湾法律与法学的参考与始于20世纪初的法律改革恢复历史联系，从而使70年代后的法律与法学建设虽未明确承认与前者的关系，却与前者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
但攫取这类知识有赖于研究者的现代法律知识素养。而当代中国法学起步时目标、人才均未完备的背景不仅导致研究目标存在空白，初期研究者同样有待其他学科的人力支持，就此可从早期法学教研人员明显的政、史学科背景得到暗示。但这一背景使与对象的时间维度乃至政经联系具有更深渊源的法史成为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研究者的集中领域。派生问题在于，知识背景决定研究取向，学者选择研究对象，必然考虑知识背景对研究的支持。建国以来民国历史研究的薄弱和古代历史研究的相对发达，导致当这些分流到法史领域的学者选择研究对象时不免会自然地倾向将对法的关注集中于以律例为代表的古代中华法系。于是，由于民国法律无法获得深入研究，法制史中唯一能够与当代中国法律建立知识关联的领域，也就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扮演其角色，致法史知识边缘化加深。然而，即使重视这一与当代法律具有相当联系的领域，目前具有强烈政治、社会学背景的研究进路能否帮助研究者攫取有助于当代法律的知识？现有的政治、社会或者经济史研究中，不难发现大量对特定历史时期法律的描述。因此，在其他学科同样能够基于自身的需要，勾勒特定时期法律状况时，是否还需专设法史？
问题在于法史研究的独特性何在？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为法律，尽管可以在其关联领域中进行无限的发挥，但终无法脱离法学的研究中心——条文。较诸其他学科可见，若去除条文，法学即毫无个性，可被划入民俗等任何学科。故条文内涵及流变同样构成法史核心。当然，条文同样能够在其他史学范畴讨论其特定对象时，进行同步描述。更为精确的解释在于，尽管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观点仍难以动摇，但马克思同样承认，法律同样能够反作用于其他因素。该论断的技术形态如何，有待反思条文的工作原理。进入法律体系的生活因素必须直接由相关条文进行评价。此时，条文不完全根据事实本身的理性工作。基于对条文稳定性的预期，这些事实必须受制于条文工作原理，如条文所处体系原则的制约等。条文既吸收事实本身，又须表达自有理性，二者未必一致，结果往往是二者平衡，或者其一的胜利。这种具有内在独特性的思维方式，使条文不仅具有系统展现特定时期制度全貌的文本价值，同时也使之超越静态，而成为某种思维范畴的中心因素。法学核心正是以条文为基础，就其动静所进行的思维规范讨论。法史在展现以制度及以制度为前提的思维组成的法学时，势必以展现这种法学内涵为己任，方具备独立价值。因此，对象的法学属性，也导致法史讨论，应以法学知识及思维规范为基础，穷尽以条文为核心的现象后，才进而展现法学内在系统与特定历史时期其他因素的联系。而前论显示，问题在于现代中国法学发展的状态使法史分支的常规法学知识积累先天不足，从而无法轻易以之为基础，完成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关系的构建。法史学研究中，对于其他史学分支领域的知识虽有利于对法学所处外部环境的认识，但无益于法史学自身独立。
当然，目标的建立并不等于获取达致的手段。现代法学知识在常规部门法操作中，核心在于协调以条文为基础爬升的文义理解乃至价值判断矛盾，以获取其内部因素达到体系互适的知识范畴。尽管体系性认识是法律及其附属思维的前提，但并非法史的全部目的。在完成对特定制度的系统认识时，法史尚须展现这种体系在时间维度中的动态，即条文产生后，在现实的挤压下，进行的调整过程。因而产生纯粹法学知识与动态的过程如何结合，以达到展示效果的问题。
总之，不论问题如何，突破法史困境的关键无疑在于建立起法学的分析手段，而如何在法史所面对的复杂对象中，获取为法学提供知识的清晰表述，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答案有赖分析具体论述领域。民初合伙制度发展的特征，将为初步探询此类论述可能遭遇的技术问题，提供具体视角。
二、民初合伙问题的历史特点
合伙一般情况下指代由不特定多数人合作经营，分配利润，并以各自的全部财产，对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经营模式。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具有文本的理想形态，包括分配方式以及以强制或选择适用规范建构的组织、责任以及债务承担方式，从而使合伙脱离习惯或事实的恣意状态，成为具有指导及支配地位的规整。总之，现代合伙超越经验范畴，既反映实况，也为之预设理想状态，非与现实简单妥协。具备合伙特征的经营活动事实古已有之。明确的合伙记载见于唐初张建的《算经》。清代，具备现代合伙特征的经营方式极为普遍。对此，有合资、合股、合本、连财等说法。但如前所述，现代合伙作为制度的基础，不仅在于相应事实，也源于制度概括，其存在的另一要件在于立法介入。故现代合伙是事实与理念设计的融合。故在法律意义上，经济史中的合伙只是具备基本特征的事实。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合伙，则来自于法律对这种久已存在于民间的事实所做的抽象与提升。由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下称“民草”）公布以前，律例中未见合伙制度，因此，现代普通合伙的制度起源，当以1911年民草为起点。合伙自此成为确定的制度范畴——其作为制度的固定称谓，经立法确定。因司法运用而通行，取代各种习惯称谓。其次，合伙开始与特定操作技术，如决策、执行、损益分配以及债务承担方式结合，成为内涵确定的制度范畴。
但首次确立的合伙制度因政体更替，致其载体民草未能生效，因而只能作为法理。1911至1925年，合伙问题始终由大理院判例规范，这些判例继承，但也修改了民草。其结果直接波及1925年民律第二次草案（下称“二五民草”）。该稿成为1931年民国民法的基础。此前，1911－1925年构成现代合伙制度的早期阶段，经历从文本继受到司法实践，又复归立法的过程。期间，因缺少生效民法作为规范基础，而使判例及司法解释成为实践依据，但因民法草案在判例和学说形成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于是，形成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实证形态反映现代法律形成初期的现象及思维。于是，也使探询清晰展示这种关系方法具有现实意义。由于材料存在来源庞杂，因此，依据各种材料来源，形成界限清晰的类型，显然是获取分析方法的先决问题。
三、材料状况综述
从民草至“二五民草”，合伙纠纷众多。草案、判例、司法解释散见于各种文献，此外，尚有部分学术讨论。其中，立法文本、判例与司法解释构成原始材料部分，也是了解是当时合伙制度的核心。但这些材料并未被系统整合，并给予集中描述。其问题又可细化为法律草案、案例，司法解释以及由三者并列产生的彼此关系问题四部分：
（一）草案
1911及1925两次立法，揭示了上述历史时期的合伙制度文本样态。制度的基本环节均得以通过条文展现，但孤立的条文本身无法揭示司法实践遭遇的挑战及对此应变。同时，除立法草案全集外，并无展现两次立法的专门讨论。由此导致立法草案虽然能够展现条文本身，但其内涵、参引结构以及条文含义不足等则非罗列条文可以揭示。其次，单纯的立法草案无法显示法案的承袭关系。此外，近现代民法中的合伙制度源于继受，条文亦无法直接反映继受来源及条文究竟以何种方式再现继受母体等问题。
（二）大理院文件
基于上述历史原因，20世纪30年代以前，解决合伙纠纷以大理院判例为依据。由此构成判例来源。目前可见的该时期判例以《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中的合伙判例要旨为主。其揭示了当时合伙制度的实际状况。但由于判例按照编年排列，而从法学角度看，合伙制度是各种专项问题的综合。根据法学研究的需要，这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以特定法律关系为归类标准的排列方式下，方能呈现体系特征。因此，编年体判例要旨，尚须根据所针对的法律关系重组，再依编年顺序观察，以攫取专项问题发展脉络。其次，司法并非教学，制度预设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以均等数量显于判决，故判例仅能部分反映合伙各项问题，部分问题反映充足，而其他言之寥寥。现有材料显示，判决要旨多集中于合伙中的与债务两部分，合伙制度各项问题未必均能详细反映。
另就判例如【3年上字第766号】①这一涉及合伙合同中的行为能力的判例可见，尽管民初虽未形成以民法典为表现形态的立法指引，但判例中业已存在以外在规范体系为基础，方能形成的针对特定制度问题的体系解决方案。因此，实践中可能存在观念上的民法规范，或法理。就合伙制度而言，这套规范体系的具体来源，在探讨合伙问题时颇值斟酌。尽管根据1912年3月10日总统令，②《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可适用于民事案件。但在其中并无合伙制度。因此，合伙规范来源，亦非罗列判决要旨可得。
（三）立法与判例的关系
由此产生的技术问题在于。根据【3年上字第678号】，③民草虽未生效，但其条理效力已为判例承认。因此，民草合伙部分于合伙判决中的作用，无法单纯借独立列举条文和判例要旨加以判断。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若民草确实对判例要旨的形成存在影响，也就意味着其中已存在立法与司法在事实上的指导关系。当立法指导审判实践时，同时也开始接受实践基于现实考虑对条文内涵所进行的修改，从而产生二者对流，为新的文本提供基础。上举材料显示，存在前后两部文本。就现有判决例要旨观之，其形成时间大部分恰好位于两部文本之间。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时间顺序是否表明内容形成上递进。在民草与“二五民草”可能存在承继关系的前提下，问题可进而表述为，两部民草的递进过程中，判例承担何种媒介作用。此亦无法纯循排列上述两次立法与判例加以揭示。此为现存判例与立法资料不足所在。
（四）学术作品
学术作品构成理解特定制度问题的另一层面。与立法、判例及司法解释所构成的原始层面相比，学术作品作为理解特定制度的途径，更为系统协调。相对于立法，学说能够更为充分发掘、揭示立法限于篇幅，不能充分展现的制度来源、内涵等因素。即便条文可借立法解释扩张内涵，但仍无法抵消学说的优势。后者在任何时候均以其多源创作主体，在分析条文不同层面时，对立法解释具有数量优势。其次，立法作为创制主体的利益表达，无论条文和立法解释均可能只反映某种立法者试图在特定阶段突出的观点，无法全面解释条文其他思考角度。独立于立法的学术判断却能补充这些无法展示的内涵。再就条文内涵展示的技术角度考虑，条文以及立法理由仍有局限。如民草第803条①，其赋予所有经营合伙人以异议权，旨在以此明确制约其他经营合伙人的不当决策。但条文未指出，若后者无视异议，应就由此导致的事实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就此，此条文为不完全条款。但其立法理显示赔偿责任已由立法理由揭示。②却因条文与立法理由各自列举，难以迅速形成全面认识。此时尚应考虑，条文与立法理由并非随时并列。因此，如何在描述条文时，揭示因篇幅体例制约，无法经由条文显示的立法意旨，就有待学说指引。
再就学说与司法的关系而言，前者无疑是揭示后者推理的要途。后者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司法活动中未能充分展示，须待前者分析。其次，司法活动意味着以条文涵摄实际情况，以获取解决方案。如问题较为复杂，结果往往有二：或遵条文所定方案，或以否定或补充方法，偏离预定方案，从而形成学术加工的素材——预设规范与实际解决方案的关系，学术将为此提供相应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同样无法迳由判词展现。大理院判例即有此现象。【2年上字第238号】显示③，前期判例因无法律规定，就法人内容为依事实具体认定。此原则既而由【3年上字第901号】④承袭。从1913－1914年，除1914年《公司条例》（下称“条例”）具体规定商法人外，非商事法人并无正式立法。但在审判实践中将根据具体情况，承认具备法人实质的主体。其认定技术标准根据【2年上字第238号】为“事实上别于个人，有应独立享权利、负义务之能力之人类集合体，或财产固定体。”⑤其微妙在于未对确定的主体范围作出限制，由于民初未有正式民法，导致除公司外，不存在法人的一般制度，给法人资格的司法确认造成规范基础方面的困难，导致大理院须以判例创制规范基础。根据这一历史背景，【2年上字第238号】判例实际上构成司法确认法人资格的基础。但【3年上字第901号】显示，司法承认的法人主体范围已限于特种法人。各自内容显示，司法承认法人主体资格的范围缩小，起因在于“公法方面及商事公司”法律出现，即条例，故无须以判例代行商法人资格确认之责。该变化无法经由罗列判例加以明确观察，此为判例内涵有待学说揭示的著例。
此外，因无民法典作为规范基础，民初判例多基于法理作出。法理的取材范围，既有习惯，也有民草。【3年上字第678号】①表明后者实际支配着法官的涵摄思维。但因不具备直接适用效力，故法官无法引用条文作为具体案件的的适用规范，因而无法迳由判例精确判断条文运用于案件的情况，例如，是否于所有环节，均间接适用民草有关条文，抑或由于其仅具有非强制的条理效力，而受到法官个人的左右。故判例与民草的关系有待借助其他途径，如学说加以揭示。
同时，立法与司法，在总体上构成实证意义上的法律。该范畴的目的旨在为生活中的特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立法为解决问题提供基本指引，司法则以之为基础，依具体情况进行微调，以保障个别正义。但二者都存在独立性。就立法而言，尽管在特定条文制定当时，应考虑受众对于内容的观点。但社会发展使条文从确定依始，逐渐脱离现实，而成为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现实的存在。该状况在关于合同成立的“要约—承诺”模式中业已得到证明。现实生活中，由于连续交易等问题，导致出于降低成本考虑，从事交易的主体并不会严守合同法对于合同成立的规定。“要约－承诺”的理想模式因此只在有限范围内有效。其表明，观察条文本身，无法充分了解其作用对象对条文的态度。相对于司法于立法，立法以具体的生活事实为工作对象，因而贴近生活。但非谓立法问题将由司法永远解决。理论虽认为司法中存在法官基于个案正义，续造法律的现象。但仅为可能之一。其尚受制于稳定、可预测性，以及政府体制对于司法权的制衡给法官自由裁量预设的限制。法官受良心引导，自由探索的论述更像追求绝对正义的梦呓，支配其中的是对于绝对真理的渴望。实况多为法官在条文预设的理解范围内带着锁链跳舞。这种现象在民初司法中极为明显。因无正式民法，除清律中的部分既有规定外。多数问题均无答案，只能以判例征引法理暂时解决。制度空白及派生的自由裁量可能并未导致此时的法官潇洒运用法理或良心审案。以财团法人为例，因无明确规范指引，尽管庙产的财产独立性、管理人独立决策一再为判例承认，但就庙产法律地位的定义，判例始终拒绝直接陈述。【4年上字第1372号】②虽曾就其性质明确定为财团法人。但此后判例如【5年上字第255号】③等，虽描述上趋近于财团法人，但未再直呼财团法人。反之，在民初两项庙产法规，《寺庙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④和《管理寺庙条例》第10条⑤有明确规定的主持对庙产的管理权部分，判决如【3年上字第33号】极为清晰。⑥综上所述，虽可遵循体系理解，从独立于捐助人的主持对庙产的独立管理能力间接推论，庙产基于其管理机关，因而已具有独立于捐助人的实质，可确定为财团法人。但上开分别涉及庙产主体地位和主持对庙产处分的判例显示，民初法官对法律空白，依法理或其他生活原则进行发挥，较为谨慎。支配判例的仍然是明显的严法态度。因此，仅就大理院判例而言，判决并非打通条文与其所作用之社会的当然渠道。故而，综上所述，在认识法律与其所作用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学术作品将突破条文与案例的局限。但此时期鲜有关合伙的学术作品。现存材料明确以民国合伙制度为对象者仅有土肥武雄《合伙股东责任之研究》一书。其侧重于合伙责任中的股东责任分担，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几种股东责任形式在可能遭遇的现实问题。同时录有部分民国时期对合伙责任的民间观点，以金融业对于无限连带责任的态度为重点，并阐明实施无限连带责任的困境，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缺位在困境中的背景作用。其弱点有二：首先，其对象限于无限责任问题，故无助于了解其他层面。其次，本书意在研究抗战前的中国商业法律状况，故讨论时虽触及民初合伙无限责任状况，但所定历史阶段——20世纪30年代，使之只能从辅助理解30年代民国民法制定后的合伙责任问题的角度运用大理院判例。
（五）小结
综上，民初合伙当前处于材料林立，但缺少有机组合，以达致系统认识的零碎状态。具体表现为立法文本承继关系模糊；以及立法文本与判例关系的模糊。此外，尚包含判例内各种问题与民法其他制度间体系关系的模糊状态。
四、研究方法
当然，对象确定不等于自然出现相应论述方式。首先要问题在于，应如何叙述这一阶段的合伙。合伙作为法律现象的重心无疑在于，该生活事实中的权利义务问题。一切有助于从制度角度理解这一现象的法律素材——条文、案例以及学说都应成为描述合伙制度的重点。但这些对象只能展示静态制度。于静态范畴内，只能就条文语意和逻辑关系进行梳理。由此将获得合伙制度体系。就理解法律基本面貌而言，明确其各种环节及彼此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对法律进行共时叙述即为已足。但共时角度无法展现法律的历史特征，例如其产生的现实理性及流变，即历时属性。法律为历史环境的产物，作为完整理解法律内涵的关键，历时性知识的地位取决于物质世界决定意识的简单理论。其深层原因在于法律制定后，多因历史阶段改变而失去其语言含义的物质内涵，而以单纯的观念形态影响此后的社会。仅通过平面展示合伙制度的各个环节不足以达到认识目的，其历时属性必须同时得到叙述。
由此形成1911－1925年我国合伙制度发展的共时和历时层面。对于前者，可就各种文本内容进行专门描述。而后，以其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再分析彼此独立的文本间的承继关系。但仍无法就此认为已经充分获得描述文本所定范畴的基本手段。常规下，似乎可以根据时间列出“民草－理院判例－二五民草”的讨论顺序。但材料表明，其缺少可行性。现有判例，最晚者为1926年【15年上字第1460号】，时间后于“二五民草”。因此，判例并未与立法草案呈现完美时序关系。如将历次判例按时间顺序拆开，分置于两次民草前后，将出现技术瓶颈在于，描述特定条文在何时，因何种特定原因而成形，极端考验材料保存细节。若无记录明示，难以确认两段相似的文字，具有真实联系。轻易以时间作为排列标准，未必符合史实。其次，鉴于认识完整，亦有不便。判例一方面具有历史性，但其内容，使之又在时间特征之外根据所针对的法律构成规整。若仅从时间角度考虑其与草案间的联系势必完全打破这些以调整对象为准构建的规整，致无法展现判例规则体系本身。
其次，以立法、司法的阶段顺序为依归，将给展现立法文本间的联系造成困难。民初的两部文本表明，二者关系不仅在于以判例修改为媒介的实体部分。文本本身也存在着非实体内容演变。以抵销为例，内容分为要件、效力、行使及例外四类。前三项属基本问题，基于大陆法系一般到具体的分类，在条文顺序上，会被集中安排。但民草显示，在第465条谈罢抵销要件后，①插入第466条异地履行之债这一特殊问题，②而第467条关于债权性质是否能够适用抵销的一般规定却被置于其后。③此后，再次进入故意侵权之债等同样涉及具体债权性质的讨论，从而构成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排列。更明显的体例瑕疵表现为方式及效力两处在该制度中具有总则性质的条款，在民草中与同样具有总则作用的要件规定分设，前二者分列于第473、④474条。⑤
篇6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3]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9]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3]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注释：
[1]［美］张光直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2]参见苏力：“‘法’的故事”，载《读书》，1998年7期，第30～31页。
[3]［德］K·茨威格特等著：《比较法总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4]罗马法曾达到高度的制度化和法典化，但中古欧洲通行的是教会法、王室法和庄园法。在经济民事法律方面，习惯化色彩很浓厚，制度化程度因此受到限制。有关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情形，详见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传统中国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西方。这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终身求解的课题，谓之“李约瑟难题”。他主持编纂的7卷34册《中国科技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是对这一问题的求解。
[6]唐朝（公元618～907年）存续289年，历22代。依据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大抵以“安史之乱”为界，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天宝末年（公元755年）的130余年为前期，其后150年为后期。同时，在文史界也有初唐、中（盛）唐、晚唐的说法，一般唐建立政权的最初几十年为初唐时期。
[7]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多年努力完成《唐令拾遗》巨作的编纂，该书中译本1989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1997年池田温又出版了续编《唐令拾遗补》。
[8]参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4页。
[9]《新唐书·礼乐志》。
[10]该书广搜各类契约文书，特别是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11]参见前注〔8〕揭，第144～145页。
[12]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8页。
[13]《唐律疏议·名例》“序”。
[14]参见拙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
[15]唐代前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礼教，但有两种社会风气即胡化与功利主义对礼教形成冲击。此处的功利主义是指追求实利和享受的俗世生活态度。“胡”系古代汉族对异族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有礼教中心观下的轻蔑之意。胡化指唐代受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气的影响，不太受礼教的约束。（详见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17～142页）
[16]详见前注〔14〕揭，第二部分。
[17]［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18]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页。
篇7
二、农民旅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旅游消费层次低
统计数字表明，在消费水平方面，200元～400元的人均花费构成了当前农民国内旅游消费的主流，这种消费水平约为城镇人口旅游消费水平的1/4。农民旅游消费层次较低。
(二)针对性市场供给不足
现有旅游产品在供给内容、价格和服务网络三大方面都很难与农民旅游的特殊需求相接。目前的旅游企业还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农民设计旅游产品的意识。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很好满足农民需求。再就是价位问题。虽然一些农民富裕了，但农民出游一般还是能省的钱尽量会省下来，这和以营利为目的的旅行社形成很大的反差，认为利润不大，这也是旅行社不太愿意开发农民旅游市场的一个原因。现在的旅行社一般只设到县城，乡镇一级基本没有。城市化的旅游广告显然也不适合相对地广人稀的农村，成本太高，效度也低。
（三）缺乏成熟的旅游消费观念
农民游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旅游消费观念。集中的出游观念一般是想到大城市里看个热闹，或者到一些宗教文化比较浓郁的地方祈神纳福，旅游意识不强，旅游观念普遍落后，对于休闲游、专项旅游等旅游形式认识不足。
（四）缺少专门服务于农民旅游团的导游人才
我国为农民旅游团服务的导游大多数都是专门为城镇旅游者提供服务的，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与农民游客的要求差距太大，且思想意识又大有不同，交流沟通起来相对困难，造成服务质量相对不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将会制约我国农民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对于农民游客这一特殊群体，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提供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对开拓和占领市场更具有战略意义。
三、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开发对策研究
（一）高度重视农民旅游
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进一步使农民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群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在扶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工作中，应将农村居民旅游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规划中来，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事业。
（二）培养农民的旅游意识
我国更要加强对农民旅游的宣传力度，要使旅游丰富人生的观念深入富裕农民群体的心中。帮助农民正确认识旅游的价值，激发农民出游的热情，传输新的消费观念，创造一种适合农民旅游的出游环境。建议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将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全面规划，系统考虑，以使农民旅游适应我国农民旅游市场发展的要求。
（三）细分农民旅游市场，开发农民旅游产品
旅行社在开发农民需求的常规观光旅游产品的同时，必须为农民旅游量体裁衣，开发和丰富农民喜爱的旅游产品，形成一批适应农民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旅游产品，如城市精品游、宗教游等，以进一步推动农民旅游。旅游企业在确定农民旅游目标市场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我国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较富农村中的较富农民。富裕农村的旅游者在经济上与发达的城市没有多少区别，人均花费与城市旅游者比较毫不逊色。同时应积极引导、培育乡村旅游中介组织，如可以采取设立分社等方式，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充分享受现代旅游一条龙服务的便捷。
（四）重视人才培训工程
人力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和所有工作一样，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开展农业旅游的人才更是奇缺。客观来讲，农民群众普遍知识面不宽，文化程度较低，观念较陈旧，信息不通畅。旅游对从业人员素质有一定的要求、规范，农业旅游需拥有特殊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建议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把培训农民导游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尽量在农民中培养自己的导游。要选择一批在农村工作、生活过，对农村、农民有较深的感情，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形象气质较好，会讲普通话、特殊方言的人为培养对象，进行系统全面正规的旅游知识培训，并参加全国统一的导游资格考试，取得导游证，壮大丰富导游队伍。
（五）注重提高农民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市场的成功开发不仅得益于到位的宣传和适销对路的产品，还需要优良的服务质量。目前，我国农村基本没有旅游业务机构，旅行社在农村旅游市场的销售还是一项空白。对此，旅行社既可采取在农村设立专门门市部和收客点的办法，还可利用一些成熟的网络来方便农民外出旅游报名。从目前来看，利用一些成熟网络来方便报名可能更为有效。因为根据农民传统心理，相信熟人总比相信看不到、摸不着的旅行社好。因此旅行社可和各地的邮政代办点、村委会、居委会建立广泛联系，通过他们宣传来招徕游客。要注意解决旅游过程中的餐饮、交通、卫生、安全、回扣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以打消农村居民旅游的后顾之忧。坚决打击宰客和欺骗游客的行为，同时要做好投诉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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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教育部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增设了包括研究性学习在内的综合实践活动。为有效地推进研究性学习的开展，2001年，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更是明确了研究学习的必修课和它对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变化、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新课程重要内容的地方课程，如将具有本土性、特色性、生活性的优秀民族文化纳入课程资源，势必会改变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个体学习向合作学习、记忆学习向探究学习方法的转变。因为地方课程资源主要来源于地方的人文地理、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待，长期生活于该环境中的高中生会对其有天然的亲和力、课程的内容生活化教学更具形象化、课程的内容开放性会使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性，教学的效果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发展风云变幻的21世纪，在新一轮高中政治改革中，教师正遭遇一个全新的课程环境、全新的课程研究范式。为适应并在新课改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教师必须随着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优化自身素质、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参与到热火朝天的新课程改革实践中来。因为在新课改环境下，旧有课程观念已经被打破。《广西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施方案》则把“教师水平提高”和“促进教师成长”作为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方案》要求“进入新课程的普通高中教师坚持‘先培训、后考核，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加强培训，使其明确高中新课程的背景与目标结构和内容，把握新课程标准，掌握新教材教法，加强学习、研究和交流，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促进普通高中教师的专业化成长。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符合新课程要求的优秀师资队伍。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使教师理解新课程，接受新课程，创造性地实施新课程，形成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意味着教师不再是课程的消极接受者，而是作为积极的课程开发者，把本地区优秀民族文化教育资源纳入到地方课程建设中，为课程开发和改进献策献力的同时，也民族文化积极传承与创新起到积极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教师的各方面水平也会随之得以相应的提高。
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应成为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核心。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都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德育课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而新课程改革，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条件下实施的，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高中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新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地方课程建设，有理由、有必要更有责任把具有时代特征、地方风格、民族特色的，生动的、鲜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优秀民族文化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以最大限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育人的根本目的。
四、传承和发扬广西民族文化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哲学、道德、民族心理、行为准则、生活习俗等为内容的一整套独特的传统文化，而“文化是民族自身认同的根本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民族，民族就是它的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传承是又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前提。而且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对教育起着促进作用，还起是制约作用。一方面，民族文化的传承能够不断增加人们的文化知识、生活生产技能，能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还能够不断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增加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激发他们热爱家、爱国的情感和投身家乡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热情。而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承载着传承科学文化知识的重任，学校理应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广西丰富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应成为开发地方课程特别是思想政治地方课程的重要资源。
五、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广西核心竞争力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指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必须依靠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干劲、激发热情。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枢纽、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省区，使文化软实力成为发展硬支撑。”而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文化的软实力从何而来？要有对本地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必须来源对本地区文化特别是独具特色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全面、透彻了解，必须是来源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对本地区民族文化的代代相承和深入发掘、发展与创新。为此，根据国家课程建设的相关要求，加大力度在地方课程建设特别是在思想政治地方课程建设过中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使广大高中学生增加对地区民族文化的了解、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广西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广西核心竞争力，实现广西“五区”建设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许序修，施仲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课程改革――兼谈香港《中华文化承传》教育[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教师版，20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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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四川张德军见义勇为的案件。2006年8月3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作为指导全省法院审判工作的典型案例加以。
（一）主要案情和裁判结论
2004年8月14日下午，胡远辉驾驶两轮摩托车搭乘罗军在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乡人民塘村，趁一妇女不备抢夺其佩戴的金项链后驾车逃逸。张德军和现场群众刘某、张某等人闻讯后，立即乘坐由张德军驾驶的轿车追赶。当迫至一立交桥上时，刘某和张某责令胡远辉、罗军二人停车，但胡远辉为摆脱追赶而驾驶摩托车高速蛇形行驶。张德军驾驶的轿车与胡远辉的摩托车并行时，摩托车与右侧的立交桥护栏和张德军的轿车发生碰撞后侧翻，致使罗军从摩托车上摔落桥面造成左小腿骨折等多处损伤，胡远辉则摔落桥下死亡。罗军在治疗期间左小腿被截肢。
2005年5月，胡远辉的家属和罗军向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德军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其丧葬费、医疗费。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首先，在胡远辉和罗军实施抢夺行为以后，张德军等人驾车追赶二人，只是意图将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机关，其行为是正当、合法的；其次，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张德军实施了主动撞击摩托车致胡远辉、罗军二人伤亡的行为；最后，胡远辉和罗军为摆脱现场群众的追赶而驾驶摩托车高速行驶，是造成摩托车侧翻的直接原因，这一危险状态完全是胡、罗二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张德军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逸而被动地采取高速追赶的行为，这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因此，张德军无罪，不承担民事责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①。
（二）案件争点分析
张德军案件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围绕“见义勇为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各抒己见，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张德军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成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很显然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一般的公众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张德军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不少法律专业人士则指出张德军的行为与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并不相符。双方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形成了对峙：
第一，当张德军驾车追赶时，胡、罗二人的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众所周知，不法侵害正在发生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早在与本案甚为相似的黄中权案件中就已经出现。黄中权为追赶抢劫得手后逃跑的两名男子而驾车将其中一人撞倒，致使该犯罪嫌疑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正当许多市民认为黄中权实施了正当防卫之际，一些法律专家则指出，歹徒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犯罪嫌疑人正在逃跑之中，所以黄中权的行为不能成立正当防卫②。
第二，张德军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必要限度？即使是承认不法侵害仍在继续，但就张德军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分歧。有律师认为，张德军面对的只不过是两名抢夺犯罪嫌疑人，因此他并不享有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杀伤不法侵害人可以免责的特殊防卫权。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也应当受到尊重，所以张在追赶的过程中就应当把握分寸，不能以暴制暴，采取不恰当的短距离逼堵方式致人死伤③。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法律对处于紧急状态下实施见义勇为的张德军不应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更何况歹徒在实施犯罪时就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所以防卫者没有义务去保证他们不受任何的身体伤害④。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专业性的法律解释和一般性的民众观念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方枘圆凿之处。这随即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刑法解释究竟应当对民众的朴素情感采取怎样的态度，到底是应当使法律解释最大限度地遵从于社会观念，还是应当迫使现有的社会观念服从于精英化的法律解释呢？
二、民众的朴素情感不是嘲笑的对象
在我们这块曾经缺少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浸润的国土上，在我们这个法典律条、法学理论多半是舶来之品的国度内，经过系统训练的法律学人往往会对法学专业以外的人对法律的看法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常常会对一般人冠以“法盲”的蔑称而将自己及其所从事的专业贵族化，更时时把普通民众的情绪与观念一概斥之为落后和非理性的封建意识而不屑与之为伍。似乎，老百姓的观念不是中国法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是法学家们力图改造和启蒙的对象。于是，当具体的刑法问题出现时，不少法律界的人士便不是致力于倾听和吸纳民众的看法，而是热衷于援引“正义”、“公平”、“法治”一类的抽象话语；不是努力使法律解释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感觉相一致，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和普通公民的意见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无可否认，在法律领域全面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随着法律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也许在法律人的职业性思考与平民的大众性思维、在司法公正与一般的公平观念之间形成某种隔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正如“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⑤一样，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随意地将民众的朴素情感和日常观念当作嘲笑和轻视的对象。这是因为：
首先，对刑法规范的信仰来源于法律解释与民众一般观念之间的契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⑥，“刑法必须得到公众认同，刑法的规范有效性才能得到维护。”⑦然而，对刑法的普遍信仰和公众认同必须依靠刑法学者对刑法规范作出符合民众一般道德情感的解释。学者们往往习惯于认为，当法律解释的结论与公众的普遍观念发生抵牾时，那么一定是民众的意识过于落后，而这样一种情与法之间的冲突越是激烈，它就越能证明法学理论的先进性，越能提供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但是，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由千百年积淀下来而广为接受的道德情感和伦理传统所铸就的秤，假如法律的裁判和刑法专家们对法律所做的诠释一次又一次地违背和践踏了他们心中的公平观念，那么他们凭什么还要信仰这样一种会给自己带来不公的刑法，又为什么还要去支持这样一种凭自己的道德情感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刑法理论呢？这与其说是一场法治教育，毋宁说是对法律威信的一次伤害。
其次，既然人们都承认刑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在解释刑法时也就必须对民众的一般善恶观念给予充分的尊重。“‘情’和‘理’对法的影响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主要是在立法层面。在司法层面，要牢牢地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既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⑧这是在我国刑法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它似乎是由来于贝卡里亚的名言：“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⑨但是，这种拒绝对法律作出任何解释的形式的、僵化的罪刑法定思想早已风光不再，而那种将法官仅仅视为机械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的观念也已然是明日黄花。法律被制定出来之后，并非意味着公正合理的判决就会一劳永逸地随之而来，如何保证国家所立之法在运行的过程中不违背作为其建立基础的公众观念的问题依然存在。况且，只要法律存在解释的空间，“情”和“理”就能够发挥使判决最大限度地接近实质正义的作用；只要法律解释有因过分追求概念的一致和体系的完整而脱离社会相当性的危险，刑事司法就不能对民众的一般观念置之不理。司法独立绝不意味着法律解释与民众的情感绝缘而成为不食人间烟火之物。尊重民众的法律情感，也并不是提倡为了迎合一时一地的“民愤”去作违法裁判，而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法律解释的空间当中，对刑法条文的解说与把握应当尽量以一种为群众所能理解、接受和信服的方式进行⑩。
最后，即使是在德、日等刑法理论高度精密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国度，刑法解释学也非常重视以民众的普遍法感情来检验理论的妥当性。20世纪30年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韦尔哲尔(Welzel)提出了社会相当性理论(Lehre von der sozialen Adaequanz)，主张“应于历史所形成的国民共同秩序内，将具有机能作用的行为排除于不法概念之外，并将此种不脱逸社会生活上的常规的行为，称为社会相当行为。”(11)实际上是把形成于社会生活中的国民观念作为解释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指针。在日本，大塚仁认为：“刑法理论要尽可能地符合一般人的感觉来构成。法律既然是社会的规范，法律理论就不能是只要法律家能够理解就行的，至少在结论上，需要社会一般人的认同和接受。”(12)大谷实指出，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而社会伦理规范是以社会一般人认为妥当的行为为标准的。他还反复强调，构成要件是以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心理为基础的可罚行为的类型(13)，所以“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基础。”(14)
因此，相对理想的刑事判决应当是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认同和支持的判决，而相对合理的刑法理论也一定是能够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观念相契合的理论，“合理地解释、适用刑法，就是在文本用语的最大含义范围内，选择适用最符合公众善恶观念的含义。”(15)
综观中国的刑法理论，不难发现，以正当防卫为代表的紧急行为是我国刑法解释学中理论和社会一般观念脱节较为明显的领域之一。例如，就防卫意思来说，权威的教科书总是为行为人必须具备的防卫认识内容开出一长串清单，要求防卫人在行为之时必须明确认识不法行为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者、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不法侵害能够以防卫手段加以制止以及防卫行为所需要的手段、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必要损害后果(16)。试问，除非经过特殊训练，现实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在情况危急、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去逐一“明确”认识这些内容呢？张德军案件出现后，这种无视社会通念和公众认知的刑法解释再度泛起。笔者打算结合前述由该案所引发的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社会观念化理解
在不法侵害的行为已经完成，但当场使用暴力能够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实施正当防卫呢？对此，德、日的刑法理论向来意见不一。日本学者大塚仁主张否定说，他以盗窃罪为例，认为对盗窃罪的既遂时期和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结束时期应当作一致性的理解。因此，在盗窃犯罪完成之后，被害人在犯罪现场或其附近从犯人手中夺回被盗财物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自救行为(17)。而德国学者罗克辛(Roxin)则赞成肯定说，他认为尽管盗窃行为已经既遂，但是只要小偷还没有把赃物隐藏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就仍然处于正在进行的状态。所以被害人在小偷逃跑时以强力夺回财物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18)。
在对张德军案件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对作案后逃跑的歹徒进行抓捕和为制止正在进行的犯罪而实施的防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19)这一观点在法律界有着不小的影响。例如，尽管成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张德军无罪，但在其裁判理由中却只字未提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问题，而负责审理的法官和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援用刑事诉讼法第63条关于公民扭送权的规定而不是正当防卫的原理来解释本案(20)。在黄中权案件发生后，法院和不少法律界人士都一致认为，歹徒抢劫得手后逃跑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只有歹徒举着刀对着司机砍，威胁正在进行，司机才算是正当防卫。”(21)然而，如果坚持以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来指导刑法解释，那么尽管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已经既遂，但只要犯罪人仍处于在现场附近的被追捕状态之下，就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的立法目的来看，犯罪既遂不是认定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绝对标准。
刑法之所以将既遂和未遂严格地加以区分，是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地认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从而为正确量刑奠定基础。在此，立法者所预设的既未遂判断主体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而判断方法则是事后客观的认定。然而，刑法第20条第1款对不法侵害之存在时间的规定，其目的仅仅在于将公民的合法防卫行为限定在可以即时挽回损失、保全法益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为了确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所以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结束没有理由非要与犯罪的既遂保持一致。另外，立法者也必然会考虑到：首先，正当防卫的实施者以及防卫时机的判断主体大多是普通的公民，因此，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就必须符合他们的一般认识；其次，普通人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时，也不可能像法官审判那样去精细地区分既遂与未遂。当实施抢劫、抢夺的行为人已经取得财物但还没有逃脱被害人和周围群众的追踪时，一般人都会认为即时挽回财产损失的时机尚未丧失，权利侵害还可以马上被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机械地套用犯罪既遂的理论，简单地断定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从而不近人情地剥夺了公民实施正当防卫的权利。
其实，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的认定。为什么刑法理论一致认为，虽然从实行行为着手的理论来看不法侵害尚未开始，但是合法权益已经直接面临侵害的急迫危险时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22)呢？这是因为，按照普通公民的感觉，在不法侵害已经步步逼近、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丧失制止犯罪的良机时，就应当果断地进行防卫。这时，法律就没有理由要求公民严守犯罪着手的教条，只有等到按照教科书上的规定犯罪人已经开始着手实行的那一刻，才能去实施或许早已是回天乏术的“正当防卫”。
第二，对事后抢劫罪之暴力胁迫的实施时间的解释，也可以印证笔者观点的合理性。
日本学者认为，事后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犯罪，因此，只有在盗窃行为还没有终了的情况下，才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评价为夺取财物的手段。而盗窃行为尚未终了，是指“在社会观念上（不是在刑法上）认为盗窃行为还没有终了”，它包含了盗窃的现场以及与该现场相连接的追还财物或逮捕犯人的情况(23)。同样，我国刑法第269条之所以规定暴力、胁迫必须“当场”实施，也是为了使暴力、胁迫能够在实质上被评价为取得财物的方法，从而使之与第263条的普通抢劫罪等值。因此，对于“当场”的理解就必须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指导，认为它不仅指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现场，而且还包括行为人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现而被立即追捕中的场所(24)。可见，对正当防卫和事后抢劫罪中时间限定条件的解释都表明，“将刑法条文规定与社会现象中的事实对应起来，……在符合日常生活思维习惯和道德观念基础上作出的法律解释，往往会产生不容置疑的说服力。”(25)
第三，无论是自救行为，还是公民的扭送权，都不能对犯罪既遂后即时夺回财物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说明。
如前所述，有日本学者认为，财产犯罪既遂后被害人当场夺回财物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自救行为。但是这一观点存在以下两个缺陷：首先，按照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通说，自救行为仅仅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为限，所以“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权利的行为均不能作为自救行为看待。”(26)所以它无法为保护他人权利的义举找到合法化的根据。其次，自救行为毕竟不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所以其正当化的力度较之于正当防卫而言就明显略逊一筹。连大塚仁自己也承认：“自救行为只不过是超法规的在解释论上所认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法律明文规定为违法阻却事由的正当防卫相比，其要件应当更为严格，所以，可以说允许进行正当防卫更有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27)。另外，公民的扭送权虽然有刑事诉讼法第63条作为其法律依据，但是用它来说明张德军等人的行为也有不恰当之处。一则法律关于公民扭送权之规定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远远不及正当防卫，二则张德军等人之所以追赶歹徒，其意图虽然也包含有扭送和抓捕，但主要还是为了挽回损失、保全法益，这一主观心态实际上更符合刑法第20条对防卫目的的规定。
四、防卫限度的社会相当性诠释
在出现不法侵害人死伤的防卫案件中，如何认定防卫行为是否逾越了必要限度，这是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我认为，对于防卫限度的把握，不能简单地将不法侵害所威胁的法益与侵害人死伤的结果进行抽象、机械的比较，而应当以社会相当性为指导，站在人们普遍认知和一般情感的立场之上，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考量，从而使刑法解释对防卫限度的拿捏尽可能地与民众朴素的公平观念相符合。具体来说，相当性判断可以从以下两个步骤展开：第一，确定判断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性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就不法侵害来说，要考虑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尤其需要关注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民众对这类侵害行为之危险性的普遍感受；(2)就防卫行为而言，需要考察防卫人在特定条件下的主观状态和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强度。第二，刑法解释者将自己置身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普通一员的地位，以一般公民的道德情感和公平意识为判断标准，对上述两类事实进行评价和权衡，最终确定防卫行为的方式是否“在各个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为健全的社会一般观念所容许。”(28)如果防卫措施在一般人看来是合理而必要的，那就说明行为人在防卫手段的选取和防卫强度的把握上已经尽到了社会公众所期待的注意义务，所以即使出现了不法侵害者死伤的结果，也不能把它归责于防卫行为，而应当认为这是任何人从事不法行为必须自行承担的风险；如果防卫措施明显超过了一个理性公民凭其道德感和公平观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产生了假如不对这类防卫行为予以制止和惩戒，就会同样危及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强烈感觉时，那就说明该防卫行为已经失去了它得以正当化的法律感情基础。
在张德军案件中，出现了不法侵害人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民众都站在张德军的一面，认为他的行为没有违法呢？我想这绝非如有的人所言，是由于民众们抱有“凡是见义勇为，任何后果都不必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观点”(29)，而是因为张德军的行为能够为他们所拥有的生活经验和心中的正义感所接受。对此，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
首先，从不法侵害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不法侵害之严重程度的确定，除了考虑行为侵犯的法益之外，还必须参考特定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当防卫是正义对不法的反击，由这一点所决定，不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与防卫行为所损害的利益之间原则上是不需要进行权衡的，只有当两者的大小对比在一般人看来过分悬殊而无法接受时，才能认为防卫行为超出了必要限度(30)。因此，针对侵犯财产法益的不法行为，也并非不能实施有伤及侵害者生命健康之危险的防卫措施。更何况，在张德军案件中，胡远辉、罗军二人的飞车抢夺行为并非单纯侵害财产法益，它同时也可能对公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我国某些地区，目前驾驶车辆夺取财物是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而且行为人对财物实施暴力抢夺又极易造成猝不及防的被害人伤亡。所以，人民群众对飞车抢夺深恶痛绝，而司法机关也将其与抢劫并列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2005年6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列举了驾驶车辆夺取财物可能构成抢劫罪的三种情形。在德国和日本，虽然刑法典并没有规定抢夺罪，但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利用行驶的机动车抢夺财物的行为，可以评价为使用暴力夺取财物从而构成抢劫罪(31)。正因为驾驶车辆抢夺具有这样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对抢夺者实施带有暴力性质的防卫措施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理解，而不会使一般民众感觉“做得过分了”。
其次，从防卫者的角度来看，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及其强度是否必要，应当根据人们一般的生活经验来加以考察。法律解释者需要考虑，假如一般人处于防卫者的地位，当面对案件发生时的那种具体境遇时，采取何种措施是合情合理的呢？张德军防卫措施的适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得到证明。第一，就防卫人所用的工具来说，胡、罗二人抢得项链后骑摩托车逃走，这时张德军身边最为便利的追赶工具就是自己正在驾驶的轿车，况且也只有使用轿车才可能追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第二，就防卫人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强度而言，与张德军同行的两名群众已经在追赶的过程中责令胡、罗二人停车，但他们非但不听，反而高速蛇形行驶试图摆脱追赶，于是，张才不得已实施了短距离并行逼堵的方式。即使在这时，张也只是希望逼停歹徒的摩托车，而并没有实施直接的撞击。
最后，以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公平观和道德感对以上两方面事实进行综合评价。为什么人们会说：“如果劫匪真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就应该停车放弃逃跑，……我们不去指责劫匪自己对生命的淡漠，反而将责任强加于见义勇为的司机，又何忍其心？”(32)“如果真的追究了张德军的刑事责任，那以后哪个还敢去见义勇为？”(33)原因就在于：第一，只要行为人的防卫行为在一般社会观念上被认为是适当和必要的，那么就意味着他对防止不当结果的发生已经尽到了义务。此后再出现任何严重的后果，那都是不法侵害者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结果。不法侵害者作为一名公民固然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法律不能因此而走向一个极端，要求防卫人必须负责保护他的人身不受任何伤害。正如罗克辛 (Roxin)所言：“假如小偷们知道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生命危险，那么，这无异于在鼓励最严重的盗窃。”(34)在张德军案件中，短距离逼堵行为是在防卫人仁至义尽但毫无收效的情况下，为阻止犯罪嫌疑人进一步逃窜而使用的必要而正常的措施。假如这时法律还一味地强调对不法侵害者的人身权利也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那么就无异于要求张德军等人放弃追赶(35)，但任何一名具有基本正义观念的公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第二，中国人长期以来信奉“见义不为，无勇也”(36)的道德标准。同时，在当今这个互助精神日渐淡薄而治安状况尚未根本好转的社会，人们自然希望看到更多惩恶扬善的义举出现，所以也期待法律能对保护他人利益的防卫者给予更多的宽容。曾经有学者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等罪名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条有效途径(37)。但是，与其通过在立法上扩大惩罚面的方式强制一般公民去履行救助义务，还不如对刑法中早已存在的正当防卫作出更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从而以赞许和鼓励见义勇为的方式弘扬公民之间的互助精神。第三，防卫人在行为时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急迫的情形也不容许他去周全地把握分寸。刑法解释“不能以事后对客观环境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冷静判断来苛求防卫人，而必须设身处地的考虑防卫人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否则就是强人所难，给见义勇为者设置障碍”(38)。如果司法机关仅仅因为出现了不法侵害人死伤的结果，仅仅因为单方面强调对不法侵害者的人权保障，就认为防卫行为过当，那就意味着行为人要么停止防卫，要么在防卫时处处小心、全程保护侵害者的人身安全。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成了不法侵害者的护身符？“正没有必要向不正让步” (Das Recht braucht dem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39)的法律精神又如何得以彰显？
行为无价值论的首倡者韦尔策尔(Welzel)曾经指出，法益侵害说偏重于结果的无价值，以为侵害法益就是违法，这不仅是以偏概全，同时也不能充分说明违法性的本质。“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必须发挥生气勃勃的正常机能，可知法律所禁止者，仅是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中超过正常机能的必要限度的一切侵害行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纵发生某种程度的法益侵害，既系无从避免，如属于社会相当行为，仍非违法。”(40)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旦出现不法侵害者死伤，就认定为防卫过当，防卫人就一定要负刑事责任的现象(41)。这实际上就是只重视客观损害结果，而忽略了对行为方式的社会相当性和民众认同感的考量。难怪在对张德军案件讨论的过程中，有网友就对一些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提出质疑：“请问中国的法律‘专家’：在见义勇为中我怎样才能掌握好那个‘度’？”(42)
五、结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在代表人民说话，但实际上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出发思考问题，或美其名曰，要启蒙。我们往往依据一种所谓的普适的原则来说话，我们往往并不真正理解基层社会的普通人究竟需要些什么。”(43)也许是为了法治意识的早日普及，也许是为了对中国古代那种在西方法治原则看来是有损制定法权威的“法本原情”传统进行清算，我们的刑法学一直以来似乎过分渲染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冲突，过分强调了法律理性思维与大众一般观念之间的对立。然而，只要维护社会的正义观念和基本伦理仍然是刑法的重要目标，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断接近实质正义并合理解决现实问题是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只要刑法学者是以建立公众对刑法的信仰为己任，那么刑法解释学就必须对普罗大众的朴素情感和一般认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注。张德军案件揭示了正当防卫中法律解释与公众观念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刑法学其他领域的解释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参见胡强、张晓东：“见义勇为反被诉犯罪法院判决张德军无罪”，载《法制日报》2005年12月8日；“‘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
②参见“‘的哥’撞死劫匪是义举还是犯罪”，载《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③参见“‘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④参见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王刚桥：“法律豁免见义勇为‘伤害’有理有据”，载《羊城晚报》2006年9月2日。
⑤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⑥［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⑦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⑧顾婵娟、刘金平：“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⑨［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⑩尽管法学家们的确是在真诚地为实现中国的法治而奔走呐喊，但是目前不少民众却对刑法专家的意见抱有一种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反感的情绪。我们只要关注一下报刊和网络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刘涌案件的争论中，还是对张德军案件的讨论中，这种情绪都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民众和专家之间的这种隔阂，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以一句“曲高和寡”掩饰过去，事实上法学家自身就有不少值得反省之处（参见林东品：“刘涌案折射出法学家的悲哀”，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2期）。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以往的刑法解释缺少了对普通民众正义观念的体察，缺少了对一般人是如何看待法律问题的关注，因而导致人们感受不到刑法学家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说话，感觉不到学者的理论是在为自己营造一个更为公正和安全的社会环境。
(11)黄丁全：“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12)［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13)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105、162页。
(14)［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15)张武举：“刑法伦理解释论”，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
(16)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7)参见［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4页。
(18)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19)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20)参见“‘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
(21)“‘的哥’撞死劫匪是义举还是犯罪”，载《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22)参见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23)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618页。
(24)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7页。
(25)王钧：“刑法解释的常识化”，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6)周光权：“被害人使用强力夺回被抢被盗财物的处理”，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27)［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8)［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29)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30)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31)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32)王刚桥：“法律豁免见义勇为‘伤害’有理有据”，载《羊城晚报》2006年9月2日。
(33)“张德军见义勇为被告案”，载 imlawyer. org/ReadNews. asp? NewsId=200/2006年12月15日。
(34)［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35)有学者就认为，见义勇为值得肯定，但“见义巧为”或“见义智为”更值得提倡，张德军应当采取尾随跟踪、记住车牌号筹办法，将自己了解的信息告诉警方，由公安机关来处理（参见余义勇、吴军：“市民张德军成被告引人关注”，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26日）。但是国家之所以规定正当防卫等紧急行为是合法的，就是为了鼓励公民在无法立即得到国家机关法律保护的紧急情况下及时地维护法益。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一切正当防卫都是不必要的，人们只需等待国家机关的保护就行了，这显然是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和民众正义观念的。
(36)《论语？为政》。
(37)参见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
(38)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39)［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40)黄丁全：“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篇10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或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证人就自己知道的事实向法庭所做的陈述称为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具有描述性和确定性的特征。它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共同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案件事实。证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言的内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部分或全部;二是证人证言为正确审查判断其他证据提供有力手段。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立法都普遍重视证人证言的地位和作用。
篇11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99 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起诉。此外,《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可以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刑事诉讼中,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检察机关对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起诉的法律主体,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社会公益、维护法律秩序,又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要求,无疑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最佳法律主体。
二、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制度的立法例
篇12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显现的极为重要。从全国各地统计出来的数据看，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得不到赔偿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运行现状
（一）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途径，主要依靠民事诉讼和法院依职权裁判，追缴、责令退赔来实现。
民事诉讼包括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两个方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要求犯罪分子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部分地区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尝试。“司法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有益尝试。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此外，在福州，遭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及家属，可向法院申请救助金。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一直未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把精神损害纳入附代民事诉讼范围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判决产生的时机和会效果，是我国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的一大步。
与此同时，还应该对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做详细的规定，使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更加全面，防止造成救济不到位、救济缺失的情况出现。出现下列情况，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犯罪分子下落不明，被害人有证据证实犯罪分子的身份并且犯罪分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刑事诉讼期间，被害人未接到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发出的告知，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二）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发展较慢，为了能与国际接轨，我们应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世界各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我国建立和实行刑事犯罪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1963年新西兰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现代社会第一个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法国在1977年的刑事诉讼法第4卷特别程序法中增设第14编，确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美国于1982年颁布了《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德国制定了《关于改善被害人刑事程序中的地位的法律》，1988年英国将国家补偿规定为受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如果我们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只限定于国家补偿的形式来完成，是很难达到对刑事被害人的全面、有效的救助的，我们应当将此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不仅可以在刑事被害人救助领域有法可依，也能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四）政府要加强普法教育，公民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刑事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助，国家制度存在缺陷是一个原因。此外，一些被害人的法律意识较淡薄，文化水平较低，有时甚至法院判决结束仍未及时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其不能得到救助。对此，国家应当加强普法教育与宣传，教育公民增强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司法机关也应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公民也应积极主动的通过观看普法类电视节目、查阅相关书籍等途径学习法律知识，从而能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篇13
一、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概述
（一）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
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是一种行为主体为一个复数、行为具有特殊性的共同的侵权行为，如果要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属性，则须明确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内涵与外延。从概念的组成上来说，环境共同侵权行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几个概念而形成的组合，相较于一般侵权行为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一是一种共同侵权行为，二是一种环境侵权行为，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是二者的组合。
环境共同侵权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学界研究的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是在侵权行为规则之内进行的，因此，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会同时受到环境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这二者相关的行为规则的制约，但又不仅仅是这二者的单向的叠加。①目前我国对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统一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直到现在对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也并没有形成一个叙述较为确定的、被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定义。
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是特殊的共同侵权。学界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环境共同侵权是由多个行为主体所实施的或者由多个污染源所引起的导致他人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二）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行为主体违反相关民事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而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十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些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应当适用于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中。但《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由此看来，《环境保护法》中，只是规定了两种承担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方式，即排除危害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排除危害与赔偿损失。
排除危害是指当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行为人的损害时，受害者一方可以向侵害行为人要求停止侵害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不会再次出现相关的危害行为和事实。②
赔偿损失作为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主要救济方式的一种，可以对受害人因环境共同侵权而造成的相关的损害、损失进行补偿。环境共同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不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应该进行赔偿
（三）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适用
所谓归责，即是指“国家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判断、认定、归结和执行法律责任的活动。”③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认定过程中应遵循的归责原则包括：责任法定原则，即责任认定的认定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进行，而不能在超出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责任认定。
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即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行为人的责任承担与处罚应当是有统一的认定标准，相应责任应当对应相应的处罚措施和数额，不能任意就其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处罚。
无过错原则，即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行为人即使在实施侵害行为时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过失，也应该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原则。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则原则。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是对无过错原则的法律规定。
二、目前我国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不健全，导致无法准确认定相关行为人的责任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对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方面所具有的问题做了专门的规定，这无疑体现出我国对于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的相关问题高度的重视，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环境立法并不完善，《侵权责任法》中，与环境污染的责任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有短短的四条，且大多是原则性的法律规范，仅为环境问题相关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框架和原则，导致仅有的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具有一些适用上的困难。④
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存在一些困难。在认定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过程中，多采用“客观说”，即，只要有共同侵害事实出现，就认定为环境共同侵权，而不必须各行为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这确实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但是，由于法律规范仅是原则性规定，因此，极易造成多方行为人中的某些行为人利用法律规定的模糊来逃避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
（二）尚未形成系统的认定标准，影响责任承担和划分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相关责任的认定标准，因此，法官在实际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很难做到根据侵权行为人的各自排放污染物的具体情况来比较准确的认定各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的比例分配。
一旦出现了侵权行为人由于提供了规避责任的相关证据，从而导致减轻甚至免除了相关责任的承担，那么对于司法公正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这不仅可能会导致更多类似情况的出现，甚至会形成一种不正之风。因此，形成统一的环境共同侵权责任认定标准，是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的。
（三）法官很少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容易造成认定过程中的失误
环境共同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由于涉及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的专业问题，这也就使得这类案件具有专业性较强、认定过程较为繁琐和案情错综复杂的主要特点。在案件审理和认定的过程当中，案情涉及到的问题很有可能涵盖多个自然学科，并不仅仅涉及法律相关知识，特别是某些关键问题的认定，甚至需要专业人士和专业数据的支持和帮助，而法官在其中所能掌握的专业知识，无疑数量和深度上都不会达到很高的标准。⑤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案件审理的难度系数，极有可能由于法官的专业知识不足而造成案件审理当中出现失误，导致案件审理出现一定得偏差。
对于环境共同侵权的案件，在责任认定的过程中，各侵权行为人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比例划分，需要对各侵权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法官在认定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偏差，而这些偏差很可能导致在最终的判决中应当承担责任的各方责任人所实际承担的责任比例与其在共同侵权行为中所产生的污染比例不相当，进而导致判决结果不能得到各方责任人或者受害者的认可，影响司法权威。
三、部分发达国家的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认定相关理论
（一）英美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认定中的相关理论
由于英国和美国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因此在这两个国家的侵权法的表述中并没有出现明确的与共同侵权相关的概念，仅仅通过“连带责任和分别责任”这样的术语来讨论数人侵权的行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侵权行为法中提到，“各自的行为相互结合在一起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称为共同侵权人”。《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第875条规定：“两人或多人之每一人的侵权行为系受侵害人之单一且不可分之法律原因者，每一人均须对受害人就全部伤害负责任。”在英美法中，由于数人侵权导致损害负连带责任的情形之一就是造成受害人的不可分割的损害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公众已经开始质疑以传统的连带责任制来判定环境污染的责任的方式，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英美法系的国家逐渐开始取消这种判定方式。比如说，美国采用“市场份额责任”这种理论制度来减小限制连带责任的使用范围，同时英国也逐步摒弃在环境污染共同侵权问题上的连带责任制，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合理的责任分摊制度。⑥
（二）日本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认定中的相关理论
在日本，有一个“公害”的概念，所谓公害，是指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进而给人类生活的环境造成的损害。日本采用了德国民法典中“共同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例如，日本民法典第719条第1款规定“由于多人共同的不法行为而对他人造成了损害时，各人对于该损害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得知共同行为人中的某一人是否施加了该损害时亦同样。”上世纪中期以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带来的危害逐渐突出，比例呈上升态势，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保护环境共同侵权案件中相关受害者的利益，日本确立了环境共同侵权中的“客观关联共同”立场，即并不要求实施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各个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只要其行为的结合造成了共同的危害结果，就认定为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成立。
四、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未来发展方向探究
（一）完善我国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制度
1.完善归责制度
我国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在这些归责原则的指导之下，形成了一定的归责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针对这些不足，我国应当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制度。要完善这一归责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确立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以存在相关的侵权行为和实际相关的侵害后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这有助于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案件中，对于是否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进行比较准确的认定。
其次，在归责制度中，要形成保护受害者利益的意识。在整个环境共同侵权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受害者一般不具备环境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受害者所能掌握的对案件审理有重要作用的资料和证据比较少，这也就进一步导致了在诉讼中，受害者一般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第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于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受害者由于认识水平有限且侵权行为人一般都将自己的生产工艺进行保密处理，这不利于受害者进行相关的取证和举证。因此，国外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一般都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侵权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⑦
2.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又称为显示性损害赔偿功能，起源于英国的判决，其原理是对使用极端的方法给受害者带来一定损害的行为人，不仅需要提供恢复原有环境的填补性的赔偿，而且还需要进行带有惩罚性的赔偿。
在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中，环境共同侵权的侵权行为人和受害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为多人，这就使得在环境共同侵权行为在认定的过程中具有较为复杂的形式特点，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人和受害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比如，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进行发展，一定会导致在相关民众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受到冲击和损害。⑧由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具有较为强势的社会地位，受害者一方在举证过程中会由于认知水平的限制导致举证困难。这时，如果仅仅是采取填补性的赔偿方式，受害者可能会因为过高的诉讼成本或者难以估计的损害赔偿结果而导致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从而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更多类似的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发生。
故而，我们需要对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采取惩罚性的赔偿方式，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受害者弱势群体的利益，还有利于打击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大面积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还有利于规范大型企业的生产和运营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司法权威的目的。
（二）建立环境法院，单独受理环境案件，进行专门审理
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形式来看，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这三大诉讼形成了我国诉讼活动“三足鼎立”的局面。没有将环境诉讼案件单独列为一类诉讼来进行受理和审判，才容易导致审判过程中出现失误，影响司法公正。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善当前我国环境诉讼的现状，有必要单独设环境法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当设立专门负责审理环境案件的环境法院。由于环境侵权案件涉及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与一般的民事、刑事、行政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还有一定差别。另外，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正日益凸显出来，以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诉讼为典型代表的诉讼案件正在逐渐增多。我国应尽快将环境诉讼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独立出来，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受理和审判环境诉讼案件。⑨
目前，在我国不同地方已经设立并开始运行相关的具有当地特点的环境法庭，这是我国环境司法机制改革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提供了本土实践经验，是值得肯定的。⑩但是实践经验看来，一些成立负责专门受理和审判环境案件的法庭的地区，其反响平平，主要原因是受理的案件数量有限，法院本身和人普遍很难界定案件的性质。因此，环境案件的独立司法想要发挥比较理想、高效的效果，还要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论证。
（三）加强具备环境专业相关知识的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的审判工作具有较强的专门性、特殊性和技术性。法官进行司法活动的过程就是一个能够合理的运用各种不同学科知识进行相关事实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的有机统一的过程。由于其工作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对于其逻辑性思维要求非常高，同时又要求具备比较严谨的态度，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做到通晓各项基本政策、相关法律知识，熟练掌握法学理论，了解司法工作过程中必要的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对于环境共同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而言，由于涉及到环境问题较多，并且在举证过程中，会出现较多涉及化学、生物等多个自然学科的相关证据，这就要求法官在掌握足够的环境法学相关知识的同时，还要具备多个自然学科的基本知识。司法机关在今后选拔和录用参与环境案件审理的相关人员时，应当提高录用门槛，选拔具有环境法相关专业知识的人作为审理环境案件的专门法官。这样不仅有利于环境案件的公正审理，还有利于形成法官队伍建设的良性循环，使得更多的具备环境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到审理环境案件的过程中。
注释：
①张吉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2.
②李慧玲.排除危害环境责任探析[J].法学杂志，2007（3）.
③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第三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338.
④丘明烨.浅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解释与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1-5.
⑤丘明烨.浅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解释与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6-10.
⑥戴茂华，吴萍.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⑦刘伟刚.论环境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D].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31.
⑧明辉.环境侵权的特征及其法律责任[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07（3）.
⑨蔡守秋.关于建立环境法院（庭）的构想[J].东方法学，2009（5）.
⑩卢俊辉.论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D].江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0-11.
参考文献：
[1]李亮.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财经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