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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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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观意象变形。它不是依物或者依情变形，而是依据主观意象的发挥，它并不注重物象的形态和结构，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物象加以歪曲改变，这种变形多用于寓意和象征的艺术处理，艺术家所表现的主要不是物象的外貌形态，而是画家自我情感的表白和发泄。
4.抽象变形。抽象变形分局部和全面抽象两种，这种抽象变形，大多都是由物象的引发而出现的，因此，抽象并不一定完全与物象无缘。艺术家采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念和情感，有时把客观物象用非具象的写意手法来表达。这种抽象变形的手法，在现代美术设计中采用的非常普遍，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二、装饰变形的几种形式
1.平面变形。首先把物象从三度空间移到二度空间里，这是个创造性地魔变的过程，很多装饰变形首先从这里开始，平面化本身就意味着变形，一般采用把物象展开，压平，用线在平面上展示出物象的平面结构和景象效果。
2.立体变形。立体变形虽然自西方立体派绘画产生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但在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中早已出现过。这在民间剪纸、民间玩具、木版年画、皮影的造型中都可以找到。立体变形是透过几何学的基本形态来分析分解对象，并把获得要素构成新的空间，通过缩短及透视，将表现的物象变形，
3.夸张变形。夸张变形是装饰艺术的造型基础之一，是创造形式美的一种手段，夸张变形要有艺术独创，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的敏感，古人说：“情动形移”，变形是主观情绪的热烈抒发，是情绪影响视觉的结果，想象力与变形关系十分密切，变形就是想象力作为一种创造性认识的结果。缺乏想象力的变形是空洞的变形，因此，夸张变形既要有情又要有理。
夸张变形必须要有根据，根据就是画家对物象的结构、特征、动态、习性等认识，凡是生动有感染力的夸张变形，都基于这个根据。夸张变形不是无目的的乱变，而是有意识的艺术夸张，如形体夸张、动态夸张、力量夸张、神态性格的夸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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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管理机制，构筑中国建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有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中国建筑业应把提高竞争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进一步转换企业的内部机制，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加强三项制度改革，建立适应“WTO”要求的管理体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经济竞争也出现了新态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的影响将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刀，它既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利润的提高；又将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的建筑业，在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体现建筑业水平的国际认证，主要包括：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保项目应运而生，如污水处理、危险品废物处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要求承包商必须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文明施工，减少过去施工工地尘土飞扬的现象并尽量减少噪音污染，同时，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不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建筑业应抓紧三大国际标准认证，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提高与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能力。
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动态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将会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中国建筑业应当及时捕捉和掌握国际承包市场的信息，制定相应对策。建筑企业应及时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信息要有覆盖面，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网络，要通过海外机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应商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为中心，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反映世界建筑市场情况，增加进入国际建筑市场的机会，为中国建筑业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创造条件。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内外的信息，及时扑捉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快速科学的经营决策。切实加强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提高中国建企的国际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在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约3600万人，是美国建筑从业人员的4.5倍，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正常年份建筑业总产值20%，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建筑业的1.25%.我国2004年劳动生产率约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业虽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与国外一流建筑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中国建筑业应加大建筑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建筑企业要适应国际工程项目功能新、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的新趋势，大力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建设部推广十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建筑施工技术科学含量。加大建筑企业科技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采用国内外新机械、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建筑机械设备，减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建筑队伍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计划地推进建筑工业化，制定标准，合理布局，使构件、配件生产标准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产专业化、商业化。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建筑企业应大力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收集市场信息，投标报价、施工设计、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方面应普及应用计算机，提高经营决策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国内少数特大集团已开始尝试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期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构筑人才优势，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人资体制
随着建筑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国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冲击国内的人才管理模式。许多国际跨国建筑集团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而这些建筑集团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购供应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别是后者，不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也为中国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契机和舞台。而外企丰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较好的发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对中国建筑业来说，加强用人机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建筑企业应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学校和社会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包括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国际著名建筑企业培训。有的企业可能认为企业培养人才，一旦成材，就会出现流失的现象，得不偿失。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人才的培养。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用好人才，这应成为中国建筑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施灵活策略，不断加速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准确定位，合理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并根据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建筑业应加强与国外著名建筑企业的合作。目前，运用“优势联合”，这是近几年大型国际工程中常用的方式。举世闻名的英吉利海峡第一条海底隧道工程，参加竞争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筑公司之间联合，也有西方国家建筑企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其目的是发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期在竞争中获胜。中国建筑业应根据本身特点，适应潮流，加强联合，在联合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国建筑业为了国内和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在抓好对外承包劳务这个主业的同时，应走经贸结合，承包劳务与境内兴办实体相结合，对外承包劳务与海外投资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效益。中国建筑企业应立足发展大局，接受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协定与协议，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在参与多边贸易基础上，积极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建筑企业进行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国际集约化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建筑业宏观环境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规模空前。中国建筑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和发挥区域优势紧密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断调整结构模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认真研究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规律，挖掘建筑市场发展潜力，找准建筑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区域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建筑市场为向导，把区域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提高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加快中国建筑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强强结合，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总承包能力、融资能力强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提高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建设部出台的建筑企业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的实施步伐。中国建筑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的混合经济，提高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增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当然，中小型建筑企业要在“小而精”、“小而强”的道路上，在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选择。中国建筑业应抓住当前的良好时机，通过“激励机制”规范经营成果的利益分配；通过“监督机制”监控中国建筑企业管理者行为；通过“制约机制”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三大机制”的运用，不断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约化进程。
加强经营开拓，努力提高国际建筑市场的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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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学科定位出发
此观点论者认为，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学”的建设。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他论述到，“文化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追求，这是包蕴并体现着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制精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学建设和文化现代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他指出，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个阶段，中国目前正处在文化产业化、经济文化、网络文化、社区文化等文化研究的应用性阶段。虽然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几乎在所有大学成立，但文化学作为一级学科的正式出场还是任重道远的事业。对建立文化学一级学科的孜孜以求和殷殷关切，正是文化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无可厚非，建立文化学(或文化学科)一级学科正像建设人文学(人文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一样，是人类追求作为“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的知识的确定性的逻辑使然。但如果把文化现代化仅仅限制在一门学科建设上来，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无异于瞎人摸象。而事实上，文化现代化无论从逻辑架构还是本真内涵上，要远远大于文化学学科的定位。
二、围绕“文化自觉”展开
自从北京大学的先生在1997年率先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文化自觉”对文化现代化作了大量深人地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费氏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所谓“自知之明”，“也就是既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认识其他的文化”，从而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奔教授追随“文化自觉”思想，指出要达到“文化自觉”，应以中国像闻一多、冯契等学者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实践动态观。很显然，刘奔教授是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层面上立言的。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教授则站在时代精神高度，以生存论人学眼光扑捉到文化自觉与文化焦虑的内在矛盾:“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回归。而这是历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飞跃。这样一来，文化的自觉就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的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当然，文化的自觉不仅仅是一个平和的理论推演的问题，而首先是20世纪现实的、焦点性的生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
“文化自觉”的深人展开和研究，对于文化现代化在“准意识”形态层面的推进从而达致人们的“心灵觉知”很有建树，然而，其对属于当代文化“软实力”(包括游戏技术、动漫产业等这些软技术)的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思考不够，或者说，文化自觉没有真正与市场经济发生互动(因为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结果必然是“启蒙的自我循环”与“防御性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文化自觉的真正盲点。
三、从价值或伦理视角契入
此一派学者主要围绕“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与“核心价值”展开对话的。根据论者对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是否存在的回应，又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以刘奔教授和沈湘平博士(北师大)等为代表的反方与以赵敦华教授(北大)、万俊人教授(清华)和尹树广教授(黑大)等为代表的正方。反方基于“全球化兴西方化”信念和对“政治陷阱”的强调，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在国际范围流行的很有政治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这种思潮搞昏了头脑，就会把实际上有鲜明阶级性和特定政治内容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误信为是各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都理应接受和遵循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正方虽在达致普世价值的路径上似有差异，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对于普世价值与全球伦理的坚守。譬如赵敦华教授〕提出“六项可能性条件”来达致普遍伦理(普世伦理);尹树广教授困则坚持“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识的来源，从“生活世界”中寻求共识的价值维度。至于“核心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讨论中。
从文化现代化着眼，可以断言，坚守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是大视野下以认可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能动的主体及其自主发展的可能空间为标尺，是“文化整体性”意义上的生态本位、生存木位、公共本位和实践人类学本位基础上的“需要”表达和“选择”表征;质疑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则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权衡、取舍与定夺。而“核心价值”的言说逻辑则基于认可地服从，内在地指向民族文化认同。“这样一来，作为哲学研究者的我们就会在现实层次和学术层次上，分别面对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方面—处在现实层次之上是分别代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分别主张‘全球化’和‘地方化’);而处在学术层次之上的，则是分别主张‘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普遍伦理’和‘特殊伦理，’)的学术思想派别”。
如果说争论与分歧可以暂且“悬搁”，那么，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的关系却必须得以澄明，而旁涉这一关系的篇什却是寥寥无几。进一步，社群文化对普世文化的挑战、取代，大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征兆，从而使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以上所有对话都是文化现代化层面上的“同构对应”关系，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真正的学术自觉、话语杂乱、实际可操作性不及。
四、取“文化认同”视角
在肯定本质上属于“斯芬克斯之谜”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与“身份”“同一律”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崔新建教授[‘J(北师大)指出，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受到人们关注，是伴随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的。他的结论是:现代性昭示了文化认同的真正根源。而韩震教授 (北师大)则认为:文化认同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相遇从而使文化认同成了个问题，另一方面，各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促使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不断滋生和衍化出新的对抗因子。他预言到，全球化和现代性越是深人，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越是彰显。至于周宪教授(南京大学)对文化认同的反思，则完全从美学和文艺学角度着眼的。
以文化认同视角切人文化现代化之言说，确实触及到文化机理的要害和文化现代化的最大现实症结，给人们以惊醒。但是，文化认同自身的局限可能导致人们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孽生。文化认同向心力过度增强之际，文化的生态平衡势必遭到破坏。
五、寻求新的文化研究方法论
赵汀阳教授 (社科院)把目前为止，人类对文化研究的模式划分为三类:人类学模式、跨文化模式、文化批判。人类学模式主要是对“其它”(非“他者”)文化的描述，是其它生活“样法”的出场。但是，“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文化会完全脱离开政治吗?文化现代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嫁接”等等，成了人类学模式无能为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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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
国际商务谈判是指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务活动的当事人，为满足各自需要，通过信息交流与磋商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谈判主体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同时，它还具有跨文化性。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谈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谈判者各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模式、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这些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务谈判正确的名称应为跨文化商务谈判,这种谈判极少因技术或专业原因而失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东西方民族常常会因为文化积淀、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遭遇文化冲突。所以大多失败是由于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和没有顺应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规则。既然跨文化交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都有特征。文化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也包括社会结构要素：作为社会交往背景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文化价值观把注意力导向较重要或较不重要的问题，影响着谈判者的策略。文化体制保持并提升价值观和规范。文化价值观、规范和意识形态是诠释所处处境（这是谈判，所以我应该……）和他人行为（她威胁我，所以我应该……）的共同标准。
国际间的经济交流首先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为了某一共同的商务目的相汇于一个对其中一方来说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际环境。来自不同文化和经历过不同社会化过程的交际双方为了某一经济事务进行磋商、洽谈时，他们各自的行为准则通常会出现交叠现象。在这种文化交叠情境中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的言行不仅受到各种文化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制约，而且交际双方也是相互影响、较量、协同和构建的互动过程。
谈判的实质既可以是所取价值，也可以是创造价值。这样，就存在两种谈判结果：分配性与整合性协议。最成功的跨文化谈判产生的结果，其所达成的协议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协议，这份协议把增加了的资源总量分配给谈判双方。所以，跨文化谈判不仅是价值索取型谈判，还可以是价值创造型谈判。这取决于跨文化谈判者对文化的关切、处理以及对跨文化谈判策略的运用。
二、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范畴探析
每一位谈判者都有利益和优先事项，而且每一位谈判者都有策略。利益是构成谈判者立场基础的需要或原因。优先事项反映各种利益或立场的相对重要性。谈判策略是为达到谈判目标而选定的一组综合的行为手段。谈判者的利益、优先事项以及策略的使用都受到文化的影响。
1.利益
首先，利益文化范畴涉及利益与优先事项。利益是要求被提处理和被拒绝的原因它使双方在争端问题的立场下潜在的需要和利害关系。
文化影响自身利益与其它利益冲突时的相关重要性。世界上的人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他们的目标，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实现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的目标，以及在那些群体中反映为正面的行为方式。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身利益通常优先于集体利益。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利益通常优先于自身利益。当然，来自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自身利益，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也有集体利益；只是说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文化上暗示着一致的行为。当争端的一方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而另一方来自个人主义文化时，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会被互相替代。但也有可能遭受挫折和误解，因为自身利益相对于集体利益的主要侧重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当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当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争端方谈判时不要低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利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问题相对比另一个问题重要，或者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但是谈判对手的利益往往很难猜测。解决争端的谈判者必须准备好两种策略来发现利益所在，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以相应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间接信息策略——提出问题的解决提议，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谈判者可能会对直接问题感觉不适，因而提出建议来发现利益所在会比较好些。当了解了利益，除了放弃低优先级利益来得到高优先级利益外，可以达成许多类型的一致，直到利益所在能够导向无先例的解决方法、限定期限的实验，或者发现双方同意进行更有效处理的基本问题。
2.权利
权利是公正、合约、法律或先例的标准。争端方用各种权利的标准来证明所提出和拒绝要求的正当性。
有些权利等标准是外在的，比如法律和经双方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达成的合约。其他权利的标准是隐含的，比如在规范情况下对地位或年龄的尊重，以及公平的标准，比如公正和平等。外在的标准是成文的，由警察、法庭等社会机构执行的。隐含的标准融入在社会团体的文化中，由社会认同或社会排斥来加强。
以公平标准为例，作为提出要求、拒绝要求和解决争端的正当理由，公平的基本原则扩展到跨文化领域，因为价值和规范只能扩展到社会团体的边界。不同的文化特征似乎适应了不同的公平标准，使人们很难知道何种权利标准在哪种文化里最为接受。
所以，使用权利标准解决争端的成功关键是，要么提出争端另一方同意认为公平的标准，要么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标准看上去公平，没有新的可靠的信息，论据不太可能有效。
3.权力
权力是一种能力，借此你可以从争端中得到你想要的——你的要求被承认或者你的拒绝得到支持。判断在跨文化谈判中谁更有权力是复杂的，因为权力是一种通过文化进行的认知。
权力是对受控新的估计或判断。来自平等主义文化的争端者与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争端者相比，较少注重地位和权威观念。他们可能更愿意打破地位的界限来提出要求，而这种界限让来自等级文化的争端者会因为失败、报复或者让当事人丢面子而产生恐惧；当来自等级主义文化的人在失去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可能求助于同情心，提醒地位比较高的对方来负责关心地位比较低的提出要求者。当来自平等注意文化的西方人或其他争端者在失去权力的情况下提出要求时，他们经常避免谈及权力而更多地侧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谈判路径的选择，不同谈判者运用权力影响谈判的结果有重要且微妙的文化差别。三、国际商务谈判中跨文化的策略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处理跨文化问题，需要在是否调整你的策略以利于对方或坚持己见中做出决定。有时候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有时维持你所偏好的策略会使你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提供三种文化相连的谈判策略类型：
1.“独断的个人主义者”
“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树立高目标，一直被促使寻求信息，他们乐意权衡利弊，而不会为哪一方更具影响力而分心。以色列人主要使用这种策略，而不去管谈判桌上另一方的文化。以色利人特别依赖寻求信息的提议，这些提议能促使他们达成一致，同时能分配价值。以色列人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运用权变协议，这样可以使买卖方在他们未来不同的观点上达成协议。
这种策略有一个潜在下降趋势。虽然来自其他文化的谈判者意识到与以色列人共事很有收获，但他们还是会有压抑的感觉，即便这种压抑是值得的。使用这个策略的谈判者目光短浅，不打算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于是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范围。
2.“合作的实用主义者”
“合作的实用主义者”关心他自己和对方的目标，通过提问题和回答问题来建立相互信任，并间接处理影响力问题。德国谈判者是这个方法的忠实拥护者。他们运用这个策略去谈判整合性协议，实现分配性谈判结果。
这个策略的潜在的缺点是一个合作的实用主义者也许会被独断的个人主义者所利用。然而，合作的实用主义策略的核心——信任，难以赢得却很容易失去。只要合作的实用主义者掌握得住双方关系中的信任度，没有得到对方回应的信息，他就不应该泄露自己信息，他也不会被利用，但如果他不能使用感觉顺手的直接信息共享策略，他也许在谈判中不能达成整合性协议。
3.“间接策略使用者”
间接策略使用者也许依赖对权力的不确定性来激发间接信息搜寻。日本谈判者就使用这个谈判艺术，他们把直接使用影响力与间接信息搜寻结合起来。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个模式很奏效，但跨文化则会出现问题。间接信息共享对于认可直接策略文化的谈判者来说，也许太微不足道。如果谈判者来自于不认可直接影响力的国家，那么使用直接影响力也许会导致螺旋冲突，不能达成最佳协议。
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目的明确、对信息的渴望、使用一个策略便利地寻求信息，以及知道如何驾驭影响力，三种不同的是谈判者如何使用每一个不同的模式来树立目标，寻求信息和使用影响力。
四、结语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的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从而使影响谈判的因素更加复杂，谈判的难度更加大。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对手的情况千变万化，作风各异，有热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决断者，也有多疑多虚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寻衅者；有谦谦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种种表现，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谈判者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谈判者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不仅能在谈判桌上因人而异，运用自如，而且要在谈判前注意资料的准备、信息的收集，使谈判按预定的方案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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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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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置疑，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投资者、贷款者来说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从学术界到政府有关部门对尽快发行MBS的呼声也很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机构都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案，但证券化的实施却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呼之不出”。笔者认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具体操作方案之所以迟迟未见推出，是因为目前我国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还存在很多障碍。
一、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育不成熟
1.一级市场规模太小。截至到2001年末，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5072亿元，虽然比年初增加了1994亿元，增幅达65%，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占GDP的比重为5.2%.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1999年底，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英国为56%、美国为54%、日本为33%、香港地区为3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还很小。而创立MBS市场时，需要将抵押贷款债权构建成标准化的资产池，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贷款积累，就无法找出足够多在还款期限、利率标准、房产性质、违约率等方面相同的债权，当然就无法实施“打包”“重组”等标准化操作，发行MBS的资产池也就无法建立。
2.一级市场贷款条件不统一。住房抵押贷款在全国刚刚兴起，虽然1997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但它对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未明确规定，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各地、各银行之间的情况不同，在贷款标准、贷款格式、发放程序、信息管理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贷款条件的不统一，也使得构建标准化的资产池步履艰难。
二、商业银行压力和动力不足
1.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资产中所占份额较低，还没有对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造成威胁。国外银行之所以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资金结构不匹配及防范流动性风险。根据国际经验，住房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达到30%左右时，可能给银行带来流动性威胁，商业银行就会提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要求。可是，我国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还很小，仅占总贷款余额的2%左右。从整体上来讲，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的总量大于贷款，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并且我国居民的储蓄总量屡创新高，目前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资金非常充足。所以尽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很快，但还没有给银行造成流动性的威胁。
2.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较低，还没有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造成威胁。我国银行资产的质量很差，其中不良资产所占比例至少在25%以上，而1999年美国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仅为0.6%.在我国银行目前的资产中，住房抵押贷款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少有的优质资产。虽然利率的波动、就业收入的增减、借款人的健康状况、房地产价格的震荡等因素也会使住房抵押贷款存在一些安全性风险，但目前它的违约率却很低，其不良资产率仅为0.23%.另外，随着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比重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也会逐步下降，将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因此，商业银行不愿把自己的优质资产出售给其他投资者，当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脚步也就无法前行。
3.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会使银行的收益率降低。如果将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出售，原本由银行一家独享的贷款收益就要大部分随着债权而转移给投资者，进行证券化操作的特别机构也需要从中获得证券发行的手续费和管理费。一盘美餐被多方分食，那么银行就只能通过发放和回收住房抵押贷款取得一些中间的服务费用，不能像现在这样获得由于存贷利息差带来的明显的收益。所以，目前商业银行要求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愿不强烈。
三、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项程序性强，涉及多方经济利益的工程，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确保它的有效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先后颁布和修改了二系列经济法律、法规，以维持经济秩序。但由于我国抵押贷款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政策法规还未出台，对于证券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某些法律法规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某些操作手续还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因此在法律上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潜在投资者很多，尤其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将是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主力军，但在我国目前法律环境下，一些拥有长期资金的投资者却不能进入证券市场。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前提下，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允许其中一部分进入MBS投资领域。
2.当商业银行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公司破产时，需要进行破产隔离操作，并且需要一个信托公司介入，但在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对此项内容做出规定。
3.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转让是该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现行法律规定，该债权转移时，必须抵押人到场同意才能完成，而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人数目庞大，不可能要求其一一到场，所以，现行的法律法规必须调整。
4.在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中介机构，如资信评估机构、房地产评估机构、担保与保险机构、公证机构等的参与。这些中介机构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职责的分配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共同配合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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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普通话工作以测试形式出现，虽已有十四年了，但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如何有效地贯彻执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也还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作为参考。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普通话教学和测试工作十多年的测试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方法和积累经验，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工作思路，要在高校推进PSC工作，关键是要在长期的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和测试工作中，逐步构建起一个集普通话教学、培训、测试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即：准确定位PSC的性质是前提；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是基础；强化测前培训是保障；确保测试质量是关键，同时要在工作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积累丰富的经验，逐步使PSC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准确定位测试性质是前提
目前，PSC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准确定位PSC的地位和性质，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确认PSC的地位和特点。PSC具有法定地位，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文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基本语言政策为PSC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确保了测试的政府行为，具有国家法规的尊严性、强制性与严肃性。PSC是在综合吸取测试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着重“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PSC具有教育测量特性，“属于目前比较通行的标准参照性或者说达标性测试范围”。PSC本质上是一门学科，学术性强，知识体系完整，能力训练要求高，这项工作来自语言统一的必然要求。PSC以推广普通话为目的，并服务于推广普通话工作，是国家新的推广普通话方针“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应用与体现，并已成为全国性推广普通话工作中一个关键性和不可缺少的环节。PSC将推广普通话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改变了过去“标准模糊、界定困难”的评价状态，使得推广普通话工作具有科学、规范、易于操作的新特点。
其次，要正确定位PSC与高校普通话口语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高校普通话口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准确应用口头语言表达的能力以及规范的口语交际能力。目前，口语教学的重要性日趋显现。但传统的不重视口语能力的教学方法与昔日模糊的“开口就好”的评价理论，对于参与言语活动的一系列心理过程无法定量、定性辨析的弊端，也随着社会进步而日渐与现代口语教学要求发生矛盾与冲突。PSC正是出于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的目的，正确引导、评价、推动口语课的教学与科研，以适应推广普通话工作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顺应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及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潮流。PSC的口语特性、教育测量特征及语言学科的属性都恰如其分地解决了当前口语教学的种种弊端。PSC寓测于教，寓测于学。基于这种特性，对PSC工作地位的确认必须高屋建瓴，统摄全局。
二、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是基础
高校要把普通话口语课程纳人教学计划，作为全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要清楚地认识到PSC和教学的正确关系，PSC只是一种监督和检验普通话口语教学的手段。在普通话课程建设上始终强调增加投入力度，提高教学水平，力求让学生自如、自觉地运用普通话，而不是简单地设置成应试性的测前培训课。只有扎实搞好普通话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才能在确保PSC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
1．多学科相融的原则
普通话口语教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与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诸如：语言学、口才学、交际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普通话口语的理论建设，而口语课的大量实践经验，又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在教学中加强这些学科与口语课的联系，走多学科融合之路，能更好地共同担负培养大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重任。
2．循序渐进的原则
口语训练不可急于求成，要采取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析到综合的“阶梯式”训练方法，按照听说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及提高的不同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科学化、层次化、序列化的训练。
第一阶段：听说能力的培养阶段。这是口语训练的初级阶段，训练的内容是：(1)以方言辨正为重点的普通话语音训练；(2)发声技能训练；(3)朗读技巧训练；(4)态势语训练。
第二阶段：听说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训练内容是：(1)演讲；(2)辩论(3)情景会话等一般交际口语训练；(4)职业口语训练。
3．精讲多练的原则
提高口语水平关键在于多说多练，口语教学要做到“精讲多练”：
合理分配讲与练的时间。在口语教学中可采用“三三制”的时间分配方法：理论指导+教师示范+多媒体教学占三分之一时间；学生训练+师生评议占三分之二时间。
课上导练与课下自练相结合。仅靠有限的课堂训练是不够的，要将课上导练与课下自练相结合。
积极参加口语实践。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口语表达能力比赛，诸如：故事会、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主持人大赛等，比赛成绩在课程考核中占一定的分值。
4．因材施教的原则
化整为零，实行分组、分层式教学。针对课时少、班级大、学生多、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学现状，可采用分组、分层式教学。
分门别类，确定不同的训练重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每组同学的情况确定不同的训练重点和难点。
个性化训练。在训练中要注意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避免一个模子、一种风格、一味求同。
根据不同的方言特点确定训练重点。根据不同方言的语音错误与缺陷，来确定训练的难点和重点。在进行方言辨正时，把同一方言区的学生划分为一组，指出存在的相同问题。
三、强化测前培训是保障
I．高度重视测前培训工作
PSC要遵守“以训保测、以测促训”的原则，对考生进行测前培训。一方面，由经验丰富的测试员对考生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介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程序、等级、评分标准、正误界定、测试内容及应试技巧等。另一方面，可以安排推广普通话的辅导员到各班去督促、辅导训练。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进行测前训练，如利用校园广播台、调频电台、网络电视等在考前滚动播放训练内容，创造一个普通话听、说、读、练的良好环境。
2．探索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
测前培训帮助考生熟悉测试程序，强化针对性训练，掌握应试技巧，有利于正常发挥，取得较好的测试成绩。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
(1)确定努力方向和训练重点
教师可帮助考生根据自己现有的实际水平确定不同的努力方向和训练重点。如果考生平时就能够自然流畅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朗读和自由交谈，声、韵、调、词汇和语法基本准确，确定的目标可以是努力进入一级乙等。首先要明确可能出现的错误类型，把训练重点放在纠正语音错误上，在朗读练习中要找准重音，正确使用停连不错读漏读。在说话练习中语言自如流畅，不出现或少出现语音、词汇、语法的失误。
如果考生平时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声、韵、调不够准确，在朗读和自由交谈时，有方言语调和使用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情况，确定的目标可以是进入二级。考生要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从词表人手，重点练习声、韵、调，准确掌握语流音变规律，认真辨正方言词汇和语法，纠正交谈中的方言语调，提高认读的准确率和自由表达的流畅度。
如果考生平时基本不讲普通话或讲普通话时基本不准，声、韵、调的错误和缺陷较多，词汇和语法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部分考生必须先系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基础知识，然后再阅读词表通过练读朗读材料，以读带说，尽量在有文字凭借材料的测试部分少丢分。
(2)把普通话语音作为训练的重点
因为语音“是评定应试人员普通话水平的主要依据，因此在测试内容中，语音的比重明显大于词汇和语法”。从《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可以看出，在四项测试内容里，第一、二项读单音节字和多音节词部分是纯粹考察语音标准程度的，占总分的3O；在第三项朗读中，语音考察也是重点，占总分的25；第四项说话中语音面貌占了总分的2O。在全部考察内容里，语音总共占了759／6。因此，要把训练重点放在语音辨正上。
(3)纠正方言语调，改善语音面貌
多数考生在有文字凭借的测试项中能够做到语音准确，语调自然，失分比较少，但在说话测试项中却暴露出浓郁的方言语调。测前培训要侧重有效地纠正方言语调，首先，要善于运用普通话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多说多练，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其次，要强化声调训练，读准四类调值，避免由于语调变化而使声调发生变化的现象。另外，声韵调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要正确，纠正语音错误，克服语音缺陷，把朗读中的一些良好的语音习惯，如停连恰当、重音准确、语言运用妥当等技能转移到说话项中，确保语音标准，自然流畅。
(4)恰当控制语速，准确把握时间
在PSC的评分标准中，都有限时这一项。如果语速过快(超过270个音节／分钟)，字词发音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语音缺陷；如果语速过慢(低于150个音节／分钟)，影响正常表达，也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考生的普通话水平。准确把握好时间，一是要控制好语速。在备考时，先测出自己的语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及时纠正。可以跟读新闻播音，调节词语之间的疏密度，控制好段落之间的空歇。还可以加强唇舌锻炼，多读些短诗或绕口令，使自己口齿清晰，唇舌灵活，语速适当。二是要做到临场不急不慌，从容应战。测出自己的语速后，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一般讲，3分钟的说话时间大约能讲500个音节，至少应准备800～i000字左右的说话材料。
(5)克服心理障碍，增强临场发挥能力
PSC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心理素质的检测。怯场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考生的心理素质缺少锻炼；另一方面是精神压力太大所导致。克服怯场现象，一是要对PSC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此次测试成绩不够理想，还可以在3个月后申请复测，争取进入更高的等级。二是要在平时加强锻炼，增强自己面对众人说话的勇气和胆量，逐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试能力。三是要坦然自信、舒缓松弛地参加测试，沉着冷静从容不迫，才有可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四、确保测试质量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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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企业来讲，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企业的筹资方式一般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但无论是哪种筹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要使资金成本达到最低。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现代企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有: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集资、企业自我积累、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企业的筹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如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利用留存收益、向银行借款、商业信用、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由于我国税法对不同筹资方式取得的资金成本的列支方式不同，这便为企业筹资决策中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1企业筹资过程中税收筹划的主要方式
(1)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企业的筹资活动,总是以提高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筹集资金是企业运动的起点，是决定资金运动规模和生产经营发展程度的重要环节。经营管理者趋于回避风险，初始投入的资金多由自我积累的方式提供的。这样，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会降低。但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间拆借资金方式效果最佳，向金融机构借款次之，自我积累最差。从税收筹划角度来看可以选择内部集资和企业间拆借资金筹集。这是因为采用企业之间的相互融资及结算中形成这种筹资方式的企业，一般相互间是有一定关联的，因而各方必然要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分摊投资而带来的利润，使税收负担达到最少。从而为企业寻求降低融资成本和实现纳税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动作空间。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效果虽不及前两种方式，但企业仍可利用良好的银企关系寻求一定规模的税负减轻。我国税法规定：企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支出，不高于按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内的部分，准予先扣除。因此企业偿还利息后，应纳税所得将有所降低，而且在企业的投资生产后，出资机构实际上也需要承担一定税收，从而使企业实际税负降低。(2)借款费用的纳税筹划。按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的借款费用如果是在筹建期间发生的，应当根据其发生额先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然后在开始生产经营当月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如果该借款费用属于在生产经营期间、为生产经营而发生的，应当根据其发生额全部费用化，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之前，应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价值。众所周知，财务费用可以直接冲抵当期损益，而长期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则需分期摊销，逐步冲减当期损益。因此，为了实现纳税筹划，企业应尽可能加大借款费用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周期。
(3)发行债券，可选择折价，溢价的摊销方法进行纳税筹划。发行债券也是企业常用的筹资方式。在债券各期的摊销的计算中，常用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直线法下，每期利息费用固定不变，债券的账面价值，在折价摊销时逐期增加，在溢价摊销时逐渐减少；而在实际利率法下，每期利息费用和债券账面价值都在不断变化，在折价时会逐期增加，在溢价时会逐期减少。正是这种差异，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在折价发行的前提下采用实际利率法，在溢价发行的前提下，采用直线法进行核算。虽然说最后的摊销总额一定，但筹划之后却可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延期纳税有利于资金周转，节省利息支出，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延期以后缴纳的税款市值减少，从而降低实际纳税额。”
案例:发行票面利率为10%，5年期的总面额为800，000万元的公司公司债券，债券利息在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发行时市场利率为8%。
①债券的发行价格：
800000×DF0.04,10+(800000/5)×ADF0.01,10=540448+324436=864884元；
②采用直线法摊销债券溢价：
每半年溢价摊销额=（864884-800000）/10=6488元；
③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债券溢价；
④在溢价发行时，采用实际利率摊销法可以递延税款几千万元，如果把它折算成现值，则这两者间有更大的差异。
2企业筹资税收筹划存在的风险及其防范
(1)财务风险。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会扩大筹资规模,而且从税收筹划收益角度来看。企业筹集的债务资本额越大，则税收筹划的空间越大，可能获取的筹划收益也就越多，但由此带来的财务风险也相应增大。
篇11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一漏万、难以统一?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一,Being一词的歧义太多;第二,没有一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举了to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②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希腊词einai主要具备这样三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真。③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④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起来看,Being一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一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三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三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一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一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⑤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ousia(“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思想的最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①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一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例如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一定要为“Being”一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一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③这主要是站在派逻辑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④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⑤“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是研究to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⑥“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这个仅仅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中是最高问题。如果就等于亚氏“形而上学”,那么“中西比较”云云在实质上只能是无稽之谈。但一部西洋哲学史还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便将哲人王的最高知识确定为关于“善”的知识,理式(eidos,相、形)“从善得到它们的是(einai)与本是(ousia)”而善却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及其在哲学史中留下的隐秘线索,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且来看一下也是将其基本视野保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尔。我们关注他有这样三点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学最高问题的大师中,只有他基本算我们在现的“同代人”;其次他与那条柏拉图的隐秘线索有些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现在甚至连对马克思的解释都开始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人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重新讨论陈康先生在翻译柏拉图时提出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不错,海德格尔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甚至明确援引亚氏以说明自己。但他恰恰通过对后者的“现象学解释”②把系词导致的对Being涵义的预先领悟悬置乃至解构掉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这就是说,Sein之系词涵义所对应的是现成存有领悟。③换言之,命题主词是对系词的分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主词是在句子结构中得到规定的,而支撑句子结构的无非是联系动词。作为命题主词的存有者之涵义就只能从系词而非存有上加以领会。“形而上学”追问存有者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实体”还是“主体”,都被领会为现成的、在流变中常驻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现象之后与现象对立的“本体”。这个“本体”不会为谓词的流转所动摇。它仅从系词得到单纯的规定,是纯粹的“是者”。本体的实质就是主词。主词的实质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纯粹主词、真正够的上主词或者说本体的,只能从“是”而非其它规定。主词的实质正在于系词“是”。
要之,“形而上学”在于对Sein的遗忘,这种遗忘正是通过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义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这层本义呢?这种遮蔽是否全然的“错误”?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显露Sein之本义呢?
扼要地说,海德格尔的运思完成了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存有论只能作为现象学才可能”这一断言,将Sein与出现、显现、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现象”的原初涵义联系起来。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专门批判了整个系词学说的传统。④这两件事原是一体的。所谓现象学的存有论必定批判对Sein的系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正是“现象”与“本是”(Wesen,一译本质)、“存有”(Sein)与“显象”(Schein)对立的根源。所谓系词理解,就是仅从“S是P”的基本主谓结构中理解“Sein”。由于主词(个体)或种(形式、相)与偶性在“是”上的逻辑不对称。⑤这种逻辑不对称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Being)与“变”(Becoming)的对立。现象是意见,是“是又不是”。现象是变,而在变中“是而不变”的则是与现象对立的,在现象背后的“本是”。现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恢复了现象、流变的原初地位,悬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从现象出发“构成”那“是者”。可以说,正是现象学才开始消解了从系词理解Sein的传统。从这里看,不问语境地将Sein翻译为“是”,乃是前现象学的旧“形而上学”思路支配的结果。现象学领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种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归属现象学。但他强调Sein显现、到场的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他开始把对Sein涵义的提玄勾沉与哲学史、最终是语言史联系起来。不仅德国哲学的Sein,希腊哲学的toon、ousia、parousia等均当如是领会。例如他认为parousia最贴切的翻译是德文的Anwesenheit(在场性,在场这回事而非在场者)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大问题,或者西方哲学的命运,是遗忘存有者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是以对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的探讨(即“形而上学”)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思索:这种遮掩是何以发生的?对思想的命运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语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欧语言,例如希腊语有明确的动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的分野,这点对存有领悟的是实质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动词的涵义。后来逐渐演化出不定式与名词。对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这回事误认为在这回事中存有着的存有者。从语言方面看,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词替代本源动词涵义的结果。西方语言的词类分野是无法撼动的,在这种语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过对具有高度名词(是者)倾向的Sein“做手脚”来发动。这个情形导致晚期海德格尔甚至不再依据Sein,而是依据更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来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从系词“是”去把握存有之问的基本脉络。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一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wesen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gibtals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为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一如西方第一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篇12
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公共文化服务”，有关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和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由于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重大而崭新的课题，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在我们国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
在中央的号召以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关学者针对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或出现的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京生以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为依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内容是满足公民文化权利多层次的要求[1]。蒯大申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需要正确认识的指导和整个制度的支撑[2]。此外，在专家学者的探讨基础上，一些关于公共文化的研讨会相继展开，一些总结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验的研究论集也纷纷出版，如李景源、张晓明主编的《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主要介绍浙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实践和经验[3]。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地域性的经验总结阶段，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系统理论。现阶段，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综述性的研究，然而，在学术界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情况介绍或经验总结，或是针对某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反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研究者没有现成的适合本国本地区的本土理论基础，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另一方面，国内缺乏专业的公共文化研究人员，目前国内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者多来自于文化理论学者、公共管理学者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受其学科和原来研究背景的限制，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全盘把握能力较弱。因此，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领域，还缺少站在系统性高度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的文章，没有出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供政府实施的可操作方案。
（二）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水平明显落后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
虽然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文化财政总体投入规模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结构上的缺陷、现行财政体制的调解机制和转移支付能力较差等，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仍然发展较快。
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相对应，在理论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对公共文化的研究仍处于依托实践的经验式的总结和问题反思阶段。如徐轶尊的《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战略与首都文化品味》一文在考察了北京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发展北京公共文化服务的三大建议[4]；陈坚良在《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文中关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问题[5]。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研究课题，但目前的发展程度来看，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大多理论研究是对实践中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没有真正起到理论的宏观指导和事先预见作用。
（三）西方成熟文化理论与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初级阶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加大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支持文化参与的机制蔚然成风，相关研究文化的理论纷纷出现，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为其创立和兴盛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文化理论备受青睐，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攻讦和批判，人们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等。在这些批判声中，许多学者放弃了文化研究，文化理论几近被废弃。进入80年代，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进入90年代又进一步繁荣起来。发展到今天，西方的公共文化已经初步完成建设过程，进入管理阶段。
然而，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践到理论研究都是刚刚起步，各方面发展还很不完善，加之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之下，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这些相对成熟的文化理论是不能直接拿来指导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如果不从国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情况出发，盲目将这些较为成熟的理论套用到实际建设中，不仅会出现一些“小脚套大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会将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引入歧途。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针对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本土化研究，系统性研究。
（一）本土化研究
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涉及的时间比较早，成果比较丰富。中国学者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关注该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尚处于对西方公共文化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性研究的阶段，还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实践发展的理论体系。
虽然国外较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对中国公共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价值纬度、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国民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加大本土化研究的力度，寻求适合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指导理论。
（二）系统性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理论，牵涉诸如文化管理、公共经济学、文化哲学、文化政策学、文化社会学、政府结构功能转型等理论。因此，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具有宏观把握的视角，做跨学科、宽范围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微观的具体分析为基础，从公共文化服务理论自身学科内部各环节及其联系着手，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每一个细节，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总之，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建构不仅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系统联系，而且要加强其自身学科内部的系统性研究，将公共文化理论的建构与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将微观的详细分析与宏观的大视角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体系。
三、结语
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也是值得相关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面对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者应进一步综合各学科理论成果，整合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资源，推动理论结合现实，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和系统性研究，不断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体系，最终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1-108.
[2]叶辛，蒯大申.上海文化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0.
篇1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1.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我国传播学版图一直被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盘踞，而对欧陆传播批判学派的引入相对较少，对传播批判学派理论的关注远不及对美国传播经验主义理论。在西方传播学界，来自欧陆的传播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经验学派，作为传播领域里风格迥异的两大双峰，[1]相互补充和共同建构了传播学的场域，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传播学场域中的重要理论巨阵之一，迫切需要中国传播学界的
重视。
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概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欧陆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轫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汤姆森、霍尔、莫利及费斯克等。该学派作为欧陆批判学派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研究视域广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为中心议题的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研究、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等。该学派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建树独具一格，它超越了号称传播批判学派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论说，在哲学观点上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具体主义表现为超越的经济决定论，主张上层建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理论众多，本文仅以三个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莫利、费斯克及其他们的理论贡献为线索，并以此来窥见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思想。
2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内部存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两分天下的局面使该学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解救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视大众文化为两者之间“谈判”的场域，这种“谈判”充满了妥协、斗争、协商和迂回。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范式的转向下，由霍尔对其“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创见性的应用。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创见性应用，如图1所示，霍尔认为，在传播过程中，首先由传播者在自身知识架构、社会（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信息进行编码，所生产出来的充满意义的信息文本，此时意义文本是开放的，并不是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要经过受众的解码来获取意义，霍尔认为受众的解码同样受到解码者自身身份、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进而霍尔提出了解码者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协调型解码方式和对抗型解码方式[7]，三种解码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按照编码者的意愿进行解码、协调性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在解读编码信息文本时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认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对抗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完全违背编码者的意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图1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型
由图1可知，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传播方式，传播的两端即传者和受者是拥有不同的符码，并非是对等的关系，霍尔主要考察传播两端的权力较量，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即阶级和社会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在“编码解码”理论中，传播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性被给予强调，权力压制和反压制成为了主要话题，传者受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等在这里理论模型中显而易见。霍尔理论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超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传播有限效果论，还带来了受众研究的新范式，随后英国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费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编码解码理论。
3 莫利的“话语理论”和“受众民族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巨蒋莫利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霍尔理论进行验证，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受众民族志研究，验证了霍尔的理论假设，证明了受众的不同解码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发现，受众的实际解码比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更为复杂，而且不同的阶级由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码方式，莫利发现，霍尔过于强调传播过程中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而莫利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下，提出了“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表现，话语是思考或谈论一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社会立场的表现方式，因此，莫利认为，传播过程中，需要把社会位置与话语位置联接，然后才会构成特定的解码方式，他不再把阶级因素当做决定解码的核心因素。[8]从莫利的“话语”理论出发看待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张力关系，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莫利超越了霍尔。
在验证霍尔理论中，莫利不但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的研究传统，还纳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改观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受众积极性的忽视，[9]莫利运用民族志对受众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众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之前，实证主义取向一直统治者传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对传播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传播的受众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传播的研究将受众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结果进行分析统和得出结论，而民族志受众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张把受众置于生活情境、社会环境、性别中进行研究，通过长期个案跟踪家庭中的媒介受众者，通过访谈等方法深描受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反馈，在研究结论中总结和发现问题。莫利的受众研究被成为新受众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纯碎的定性分析传统，而是开创了用民族志方法获取受众接受行为的真实情形，同时将受众置于不同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上对于其能动性的强调。[11]开创了传播学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今日传播学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
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参考体系，也逐渐抛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80年代中期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更为多样化，后现代思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现象空间，从“宏大叙事”转到了“个别命题”，从“文本”转到了“解读”，从“意识形态和霸权”转向了“从属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学者把这种转向概括为从“结构”向“实践”的兴趣运动，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和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从整体性的结构和权力到日常生活的实践。[12]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集大成者费斯克的传播研究重点从“文本的生产”转向“后现代的消费“，避开了“政治批判”而着重于“大众的微观的抵制”，从而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13]我们主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线，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其三，“微观政治”的大众文化。首先，“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传统文本分析认为读者会从头到尾阅读全部的文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费斯克认为，文本就像一个“菜单”或“超市”，大众在其中获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创作自己的“菜肴”，费斯克通过“权且利用”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内在意义，而是强调使用本文的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动性，大众的“权且利用”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文本只有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阅读时，才能够被激活，大众更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文本是否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最后，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的文化。费斯克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性的视角，并认为社会的变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微观的。激进意味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微观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而是渐进的、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不断扩张至下而上的权力生存空间，它是微观的政治而不是宏观的政治。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众文化是循序渐进的，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者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试图改变支配集团的体制，而是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说莫利基本遵循了霍尔的初衷，那么费斯克在霍尔理论路线的基础之上则迈了更大一步，他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前期成果，发展了积极的受众学说，将受众的能动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提出了受众的“游牧式主体”概念解构先前的传播场域的结构主义，通过对“大众层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体”的概念来阐释受众的主动性，所谓“大众层理”的意思是认为大众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阶层和拥有固定的社会身份，比如一个博士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新闻工作者，大众的社会身份和阶层是多维的和流动的，在不同的层理中随时进行转换，受众主体的多元性和流变性解构了受众研究内部的“逻各斯中心”即“传者中心主义”。费斯在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中借用罗兰巴特“理论”，提出“受众”理论。“受众”理论意在表明即使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充斥，由于身体是独立于思想的，那么费斯克认为身体也依然成为作为最后一个抵制意识形态的据点，因此，身体的狂欢和被费斯克看做大众对意识形态抵制的一场盛宴。尽管费斯克的“受众”理论备受争议，但他对传播受众的研究的积极转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认可，他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受众的主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学者指出他把大众的位置无限度的放大，过于极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众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
5 结论
综上所述，全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文化学派的传播学审思路径、研究方法和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分别对该学派的三个巨匠霍尔、莫利、费斯克的传播学理论进行概述，通过整体考察这一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并对其理论意义和贡献进行总结分析，以此来观望该学派的传播学的思想和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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