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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额一般是指人数超过国家规定的45人以上的教学班。大班额现象的存在已严重制约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制约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3月），2001年至201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大班额教学”（查找方式为精确，进行跨库搜索），共有文章19篇；而在输入篇名“大班额教学”，共有文章50余篇；输入主题词“大班额教学”，文章有90篇。
一、大班额教学研究的现状及内容
（一）大班额现象弊端与原因的研究
1. 大班额教学的弊端。有研究指出：大班额给学校带来三个方面的压力：学生活动空间压缩；管理难度加大；教师的身心压力加大。[1]大班额不但影响了教学效果，影响了学生的参与度，同时也使学生的管理难度加大。[2]
有研究者将大班教学与小班教学进行比较，总结出大班额教学的弊端：师生互动频率相对较低，教师难以全面掌握学生反馈的信息，难以对个别或少数学生实施针对性教学；学生受干扰因素多，给课堂的调控增加难度。[3]
2. 大班额现象的原因。2008年民盟兰州市委提交的《关于解决我市中小学大班额现象的提案》中认为形成“大班额”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城区学校的规划建设未与城区发展同步；二是随着人民群众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需求的增加，择校之风盛行，这是优良学校大班额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三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些生源的涌入，直接导致城区学校大班额的形成。[4]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城镇化发展，农村学生大量涌入；政府投入不足，教育设备短缺；教育资源流失，教师数额不足是造成大班额的原因。[5]有论者分析大班额现象的存在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如经费的压力、编制的压力、择校的压力，使得入学人数减少。[6]
还有一些研究指出：造成大班额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是造成大班额现象的制度原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造成大班额现象的社会原因；学校办学的市场导向是造成大班额现象的经济原因。
如何解决大班额问题？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增加必要的教学设施，控制班级额度，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此外，学校应合理地编排学生座位，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改进教学方式，亦是其基本途径。
（二）大班额教学策略的研究
1. 大班额学生座位的研究。众多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座位编排的策略：按学科互补的方式，把偏科的学生交叉安排；按性格互补的方式，把不同性格的学生交叉安排；学生自主选择与班主任考察安排相结合。[7]还有一些研究提出大班额座位前后轮换、左右轮换的方式。纵观已有的研究，有关不同座位排列方式与学生发展、教学效率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极少，目前还缺乏翔实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支持材料。我国的研究大多是依据国外研究成果进行的推论，实证研究尚待展开。
2. 大班额教学方式的研究。（1）自主学习。大班额教学要面向全体，顾全差异，一些学校通过向一般学生试行“贷款”教学制，满足一般生支配学习的需要，试行“择业证”、“免考证”、“游学证”，拓展超常生支配学习的范围；让每位学生拥有支配学习的自；通过人人参与值勤，通过早会才艺表演舞台，让每位学生拥有体验活动的参与权；通过设立班级成果展示区，建立个人成长记录，让每位学生拥有表现自我的展示权。[8]
一些研究者探讨大班额自主学习时认为，要给学生充裕的时间读书，使学生对课文内容真正有所感悟，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思考，以便他们在交流时，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质疑问难。[9]
（2）合作教学。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大班额合作学习的分组方式：异质分组；同质分组；男女搭配分组；自由组合分组。组建合作学习小组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把握组建合作小组的时机；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组内互动，组内竞争；通过角色、资源等的分配，让学生承担起个人责任，并相互依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合作学习的课堂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马蹄形或圆桌会议型，一课一组合，田式设组等等。一些研究者论述了合作学习的技能、技法：学会表达；学会倾听；学会操作；学会共处。[10]
有研究者基于对大班额学生的学科知识的摸底排序，确定帮扶对象和对应帮扶者。学科成绩第一名帮扶最后一名，第二名帮扶倒数第二名……组成“1+1”帮扶组，一个班共有七个左右的重点帮扶组，由他们自己商定帮扶目标。此外，将其他同学组成“1+2”助学组，由成绩靠前的同学担任组长，成绩紧跟其后的两位同学为其组员。这两位组员又同时是下一级“1+2”助学组的组长。这样，就把全体同学组成了一张网，一位小组长直接负责本组两位同学（加前一位帮扶对象，实际是三位同学）的预习、课内外作业、背诵的检查及辅导等，形成“1+2”助学网。[11]
（3）分层教学。分层教学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层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够获得主动、和谐的发展，促进大班额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些研究者对分层教学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学生分层、目标分层、施教分层、作业分层、评价分层。[12]
3. 大班额作业评改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了大班额作业改革的建议：全批全改、精批细改、分组批改、当面批改、自我批改、给作业写评语。一些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单页作业”、“流动作业”方法，强调作业的层次化、趣味化。[13]还有研究者总结提炼出了大班额作业改革的四字要诀：一是作业种类要精到，解决一个“繁”字；二是作业布置要精要，解决一个“多”字；三是作业批改要恰当，解决一个“泛”字；四是教师要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精心设计，着眼于一个“精”字。[14]
一些学科对大班额作业的评改进行了探索，如语文作文的评改，有的教师采用流动作文的办法，把全班学生分成6~8组，每组一个作文本，每组每天一人写作文，当天教师只需批改6~8本学生作文，批改后将作文本交给每组第二人，第二天批改后交给第三人……依次类推，这样既减轻了老师批改作业的负担，使学生作文每天能得到老师的批改，又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15]此外，人们还探讨了数学、外语等科目作业评改问题。
4. 大班额考试改革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大班额试卷的试题要有层次性和一定的弹性，以最大限度地适合各类学生的特点。[16]对于试卷设计，一些论者提出，考核的内容应面向全体，可以设计包含必做题、选作题、拔尖题等不同层次与不同形式的试题，供学生选择，促进学生在各个层次上均有所发展。
（三）大班额课堂管理的研究
有研究者对课堂纪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大班额教学中维持纪律需要教师具有魄力、感召力和亲和力。[17]一些教师提出了诸如激发学生兴趣、丰富教学内容、实施问题教学、提升教师自身素养等途径来提高课堂管理水平。但专门针对大班额课堂管理的研究较少。
（四）大班额的生态学、心理学研究
有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生态是一个动态的功能系统，其生态效能表现为：自组织效应、差异资源效应、功能整合效应、放大与回固效应、生态补偿效应、生态场效应。其中，差异资源效应十分明显。虽然教师难以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和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但学生间的差异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差异导致竞争，竞争促进发展，同时差异也会导致合作，合作能促进学生在互补中共同成长。大班额因人数多的优势，学生思维活跃、发散性大、信息来源广泛，容易通过信息交流、思维碰撞来促进知识的互补和点燃创新的火花。[18]
有学者吸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卡罗尔的学习达成度思想并指出，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利用学生的多种智力资源，提供多种学习机会，改善教学行为，谋求学生全员发展。提出大班额教学实现全员发展，必须立足于面向全体学生的群体教学，融入小组合作学习和个人自学。[19]
还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大班额教学心理环境的优化问题，提出运用开放式课堂、构建大班额教学互动平台、创设积极多元的课堂评价机制等方法优化大班额教学的心理环境，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20]
（五）大班额教学的实践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人们对大班额的座位编排、教案撰写、课堂互动、帮扶结对、作业批改等问题，在实践中进行了一定的尝试，特别是分层教学与小组合作有较多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资料。
二、大班额教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1. 大班额教学研究内容不平衡，有待丰富。研究内容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关于大班额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弊端的宏观分析较多，而对大班额课堂教学策略的微观研究相对薄弱；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简单推演较多，而立足于我国本土的扎扎实实的研究较少；经验总结式的、议论性的文章较多，而调查的、实验的文章较少；零碎、分散的小块文章较多，系统的、有份量的研究和探索较少；来自一线教师的思考与建议较多，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与研究不够。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致使大班额教学的研究处于经验式、零散性状态，完整的大班额教学体系尚未建立。今后，应开展多方位的、深层次的研究，加大研究力度，提升研究水平。
2. 大班额教学研究方法单一，有待改进。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已有的大班额教学研究方法单一，其表现是：经验总结、行动建议较多，而实验的、行动的研究较少。国外研究，如合作学习、合作教学的介绍较多，而国内深入的实验研究较少。今后，应在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进行本土化的大班额实验研究与行动研究。
在实验研究方面，可进行大班额合作教学的实验研究，找出适合我国大班额教学的分组方法，诸如对不同学科、不同内容的合作教学究竟怎样开展，每组多少人效果最佳，小组活动时间多长为宜，小组之间的座位如何安排，不同能力、性向的学生在小组中的作用如何发挥等问题进行研究。在行动研究方面，应加强大班额教学课堂教学实践的行动研究，通过行动研究，对大班额教学中的教学设计、课堂组织、教学方式、考试评价等问题进行深入、扎实的行动研究，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可供选择的大班额教学模式，丰富大班额教学实践，提高大班额教学效率。
此外，大班额教学的理论研究薄弱，有待加强。
注释：
[1][14]刘策.大班额――压力与行动[J].宁夏教育,2009,(6):19-20.
[2]他夏多勒.大班额教学之我见[J].青海教育,2010,(3):87.
[3]林宗和.大班额教学不利因素的应对策略[J].小学教学参考,2007,(7):87-88.
[4]陈富祥.是什么催生了大班额[J].甘肃教育,2008,(10):4-5.
[5]王富民.大班额现象制约新课标的实施[J].中学生英语,2010,(6):58-60.
[6]陶西平.正视"大班化"走向[J].北京教育(普教版),2004,(5):12.
[7]闫江涛.大班额教学环境下学生座位价值的实现[J].教育评价,2005,(4): 82-85.
[8]沈怡蓉.新课程下大班额教学照顾学生差异的实践与思考[J].基础教育课程,2005,(7):27-29.
[9]罗伟.大班额教学如何面向全体[J].今日教育，2005,(12):48-49.
[10]惠敏华.尊重学生差异,实施分层教学[J].新课程学习,2010,(6):98-99.
[11]张锋.大班额教学措施探索“1+1+2”帮扶助学机制[J].和谐校园,2010(3):94-95.
[12]刘立国.课堂教学面向全体学生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5):29-30.
[13][15]徐慧林等.“大班”教学如何面向全体[J].江西教育,2005,(7,8):39-42.
[16]刘立国.课堂教学面向全体学生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0,(5):29-30.
[17]马雪.新课程改革中的有效课堂管理策略[J].教学与管理,2007,(2):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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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即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
大量文献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如李玉福（2007）、张姣姣（2012）等运用博弈论分析指出，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当农户赖账收益大于还款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赖账。在无有效监管、信用体系不完善与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无论农户第几次贷款，在银行都没有记录。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都是获得贷款后不还款。而陈彬（2013）、丁志国、覃朝晖、苏治（2014）等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指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对影响农户还款的因素，如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的收支与负债状况等，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的缺失使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地判别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农户作为经济人具有逐利性，为了成功获取贷款和高额利润，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从事高风险活动。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提高小额信贷利率，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户从事高风险活动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综上所述，不管是运用博弈论，还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在传统经济学，即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分析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而很少有文献运用行为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探究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
二、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
违约的表现形式，又称违约形态，是指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整理已有文献得知，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本文将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
（一）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小额信贷的无抵押性及用途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自然风险和信用风险。如王凤羽（2009）指出，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此外，因借款人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无力按照与小额信贷机构所签的合同条款全部或部分偿还债务，同样也会造成贷款逾期、呆滞、呆账等信用风险。尹泽东（2011）在指出小额信贷业务存在以上两种风险时，还指出了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户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二）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包括：（一）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三）农机具贷款；（四）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但是，众多文献表明，很多农户并没有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如赵素宁、吕杰（2008）指出，有的农户把借来的小额信用贷款转手放高利贷以牟取不法利益，有的冒名骗取小额信用贷款。另有王霞、吕德宏（2013）依据西部农村小额信贷农户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做生意、生活等，其中种植业和做生意分别占比31.6%、24.6%。还有刘佳、吕德宏、杨希（2014）基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调研数据指出，农户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的比重分别为54.97%、49.8%。并且表明，农户贷款如果用于农业生产，就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而若是用来买房买车，则违约风险高。所以，贷款用于农业生产比非农业生产的农户还贷质量高。
（三）未履行随附义务
农户在贷款的过程中需如实陈述自身情况及贷款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众多农户并没有履行这一随附义务。如岳静（2008）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并不排除有部分农民抱着投机心理，从而产生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的现象。另有张学舜（2012）指出，由于受当前信用环境的影响，一些不符合办理农户小额贷款条件的农户采取各种欺诈性的手段，骗取小额贷款资金。
三、防范措施
关于防范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措施，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下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整理文献并述评。
（一）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
例如，赵素宁、吕杰（2008）的研究表明，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在确定个人信用指标时，鉴于农户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生产经营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应保证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特征。同样，陈时兴（2010）提出健全农户信用评价制度。由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村干部、有威信的村民代表等组成农户信用评定小组，根据农户的信用度和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信用评定办法。而唐敏、马丽斌、马纪英（2014）等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考量农户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
归纳起来，众多学者在信用评级上达成共识，都强调其重要性。在评定农户信用水平的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分别为评定指标的选取、农户信用评定小组的组成、农户各类信息的综合考量。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黄忆寒（2009）提出给予小额信贷法律支持，建立涉农贷款政府补偿机制。制定出台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同样强调完善法律，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惠长林（2009）提出要完善法律机制。要统一小额信贷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来约束贷款农户的行为。陈时兴（2011）表明，为了规范小额信贷制度，政府还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小额信贷的单行法，从放贷主体、对象、利率、担保制度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规范，加强小额信贷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共识在于完善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与规范放贷主体的选取上存在分歧。而本文认为，既需要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得规范放贷主体选取。
（三）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
岳静（2008）指出要建立起完备的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还款意识。许多不偿还小额贷款的农民并不是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对于这类还款意识薄弱的农户来说，他们经过宣传、教育而按时还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有曾之明（2010）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部分企业或贷款户逃废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赖账思想滋生蔓延。因此，要加强农户诚信教育，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宫泽龙（2012）指出要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需要提高农村小额信贷贷款人按时还款意识，向他们详细讲解及时还款对他们未来继续贷款及申请其他金融服务时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上得知，众多学者在提高农户的还款意识，教育农户重视信用上具有共识，分歧在于农户是否抱有还款的意愿。
（四）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丁业震（2006）提出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增加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样，毛华溢（2014）也提出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保险制度，转变观念，把是否参加保险作为发生信贷关系的前提。张峭、徐磊（2008）提出创新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实现，要依据不同类型风险的表现特征，承险体生物学特性，创新和开发各种类型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管理的需要。
综上可知，学界共识集中于风险分散，分歧在于是通过风险管理机制还是风险管理手段以分散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就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期待着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第一，关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来分析的，很少有学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予以探究。第二，很多研究者都提出要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但如何建立则阐述得不够具体。就此，本文认为，需要建立银行与公安部门等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动态跟踪农户信息变动，从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已有的研究对于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不管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都应该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定期举办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让农户认识到，按期还款对未来享受金融服务能带来便利和优惠。
参考文献
[1]丁志国，覃朝晖，苏治.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8）：89-91.
[2]陈彬.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成因及防范分析[J].中国物价，2013，（11）.
[3]宫泽龙.探析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2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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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含义包括：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其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而非大企业和富人――提供金融服务。
联合国在2006年出版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蓝皮书中指出，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自此，普惠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被提到了官方层面。
从普惠金融体系的诞生背景和发展情况来看，它与小额信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力量，小额信贷不是一种小规模的、边缘的非正规活动，而是普惠金融理念实践的有效途经，是对抗贫困的有力工具，是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可以认为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理论更高层面的提炼与升华。
小额信贷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衍生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在我国的特色产物。自2005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后，央行确定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5省区开展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从2007年开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被下放给各省市金融办，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22家，实收资本8392亿元，从业人员数113118人，贷款余额9454亿元。
2.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的特殊之处
普惠金融是面向社会所有群体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是否具有较好的商业可持续性，是决定金融更好地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针对的关键，而商业可持续性是在成本可承受的基础上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因此，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尤为重要。
Hulme（2000）对其最初的定义为，小额信贷的绩效就是贷款人在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和没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两者结果的差别。小额信贷带来的贷款人的改变，就是小额信贷的绩效。
Zeller和Meyer（2000）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小额贷款机构绩效评价“三角框架”，其要素包括：财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覆盖面（outreach）和福利影响（impact）。Zeller和Meyer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应具有双重标准，即社会绩效和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小额信贷的客户覆盖面；二是小额信贷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及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小额信贷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也即盈利性，小额信贷公司在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见表1）。小额信贷绩效的双重标准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所以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一直是个备受关注和模糊的问题。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小额信贷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3.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方面中，Yaron通过考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机构，提出了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体系――兼顾机构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在Yaron效益评价体系中，覆盖面以贷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其中广度是指有多少穷人接受小额信贷服务，深度是指接受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具体包括三大指标：市场渗透，主要用储蓄和贷款账户的数量和年增长率、贷款余额和存款额及其年增长率来衡量；相对收入水平，由平均贷款额和贷款额度的范围来衡量；服务质量，这是一个混合的指标，主要由客户的交易费用定量衡量、服务的灵活性和持久性定性衡量。见图1。
如果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机会成本小于补贴净值和权益资本收益，那么这个机构的财务就是可持续性的。就当前来看，小额信贷机构满足财务可持续性并非易事，绝大部分机构是依赖政府补贴得以维系。为了确定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Yaron模拟出补贴依赖指数（Subsidy Dependent Index，SDI）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独立性及可持续性。SDI是主要是指对于一个指定的年份并且权益资本进行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不是特许的借款成本，补贴减少的量与赚回这份补贴所增加的贷款量的平均利率的比率。具体而言，Yaron的模型中补贴依赖指数是小额信贷机构所收到的补贴与其为目标人群提供贷款所获收入二者之比，用公式表述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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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小额信贷；金融创新；信用风险评价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8012504
一、引言
小额信贷，在韦斯尼夫斯基的研究中定义为金融行业的一部分，是满足那些从未或很少得到正规金融服务的家庭和企业的金融需求。因此，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主要目标客户是以农户为主的低收入家庭。包括存款服务、信贷服务、支付服务和保险。国际上公认的小额信贷溯源到四十多年前，但其真正蓬勃开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尤努斯教授于1974年创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 （也称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社区贫困人员发放小额、 无抵押、 短期贷款， 以帮助当地人们脱贫、发展经济。尤努斯成功地将小额信贷理论运用到了扶贫领域，解决了大量贫困人口的借贷困难问题，从而开始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近几年关注“三农”发展的政策连续出台，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问题关乎民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类生存的衣食来源，更是社会各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农业是根本。杜晓山和孙若梅[1]对小额农贷资金来源、市场准入和操作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陈浪山和谢清河[2]分析了我国小额信贷的内部、外部环境。梁山[3]研究了小额农贷对农村信用社资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些研究为我国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小额贷款之路提供了理论借鉴。本文把农户小额信贷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就是想结合现有的国内外的研究方法，构建一套符合“三农”金融发展实际的较准确的用于评价农户信用风险的指标体系，进而建立农户小额贷款信用风险评价模型，为服务“三农”的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二、相关研究
信用风险是银行贷款或投资债券中发生的一种风险，也即为借款者违约的风险。本文研究的小额信贷市场上的信用风险是指受借款人的基本状况、道德风险以及客观上的还款能力的影响产生农村逾期还款甚至不还款的违约风险。农村小额贷款信用等级评价是指通过考察农村小额贷款客户的基本情况、还款能力、还款意愿、保证联保和宏观环境等因素，判别不同农村小额贷款客户的信用等级。农户小额贷款信用等级评价主要包括农户小额贷款信用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农户小额贷款信用等级评价方法体系的建立两部分。在目前国内相关行业对农户小额贷款的评级方法大多是仿照商业银行对大中型企业的评级指标和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如表1所示）。
国内学者谭民俊等[4]和戴立新等[5]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模式相结合，对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价。他们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然后通过模糊评价模型确定贷款者的信用等级。徐娟[6]曾采用信用评分法与专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贷款的申请者进行预先判断。已有研究表明，适当的信用评价模型可以提高金融从业人员对客户信用判断的准确性。虽然目前信用风险评价的方法有很多，但针对农户小额信贷方面的定量分析还不是很多，结合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风险因素，选取适当的指标，通过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仍是现阶段研究的一个难点。
三、农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建立
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为商业银行对农户小额贷款进行决策提供依据。与其他的统计方法相比，Logistic回归具有许多的特点和优势。它通过拟合解释变量和概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克服了多元线性模型的缺点。
模型（Logit Model，也译作 “分类评定模型”）是离散选择法模型之一，属于多重变量分析范畴。Logistic回归模型是Luce[7]根据IIA特性首次导出的；Marschark证明了Logistic回归模型与最大效用理论的一致性。此后Logistic回归模型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交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衍生出了其他离散选择模型，形成了完整的离散选择模型体系。Logistic回归模型的应用广泛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概率表达式的显性特点，模型的求解速度快，应用方便。
在信用风险评价过程中，Logistic回归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种延伸，因变量有两种取值0和1，用 P表示事件发生概率P（Y=1）， P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则Logistic回归函数为：
其中，P是介于0—1之间的待求的违约值，X代表农户信息的自变量， f为影响信用风险的指标变量的作用函数。
四、实证分析
本文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2010年夏季组织学生进行的辽宁省内的300家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主要真对农户基本资料、资产状况、债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社会关系、守信状况等几个方面。调查设计是建立在小额贷款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确定信用风险的可能影响因素，主要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类似研究和具体金融机构的直接经验，再结合我国农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本身的特点，共设计信用风险的定性、定量指标33个。
1定性、定量指标设计
农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海选指标分别为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成员人数、本次贷款用途（2项）、本次贷款数额、家庭技能状况、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供养人口数量、家庭人口总数、耕地总面积、自有居住房屋价值、家庭经营纯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人均GDP的倍数、家庭纯收入、家庭日常支出、支出收入比重、家庭总财产、务农收入、家庭农业生产性支出、家庭非农业收入、家庭的子女年教育费用、是否有银行欠款、银行欠款数额、银行存款数额、民间借贷数量、有无违约、五年内申请贷款的次数、是否有保证、保证人员状况、是否有联保、地区GDP增长率。
2指标变量筛选
为了选择对违约农户和非违约农户区分能力最强的指标变量，以及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分别进行偏相关分析、离散程度分析、主成分分析，最终确定建立模型所用指标集。
具体如下：
首先，针对所有指标集中指标做相关性分析，用以研究指标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依存关系，进而依存关系进行探讨其相关方向和程度大小，如果两个指标相关性较大，则可以删除一个，减少评价指标数量，方便计算。
其次，进行离散程度分析。离散程度分析，是指通过分析研究样本中不同解释变量的变异对整个样本指标体系的总变异的贡献大小，来确定可控解释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及其大小。本文通过离散系数指标，消除单位和平均值对离散程序比较的影响。进行离散程度分析，可以反映出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差异的大小，本文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最后，对所有剩余指标做主成分分析，为指标集降维，在保证损失足够小的信息量的前提下，将多个解释变量指标转化为几个互不相关的主成分。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出各个指标在各主成分中的权重大小，再进行权重加权，筛除小权重变量。
经过以上三个层次的指标筛选，最终确立指标集如表2所示。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采用了对数似然比卡方检验，模型似然比卡方值概率 P 值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认为该模型中的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解释变量全体与因变量LogitP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合理。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所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违约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农村金融机构可借助Logistic回归模型来识别违约农户、选择非违约农户。但总体来看，模型的识别能力应需要进一步修正，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所采集的样本的数量有限，研究所用样本仅来自辽宁省地区，样本数据来源较集中。其次，对农户信息资料的采集工作不够深入，农户档案不全，对模型回归结论产生影响。
通过模型中各参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务农收入、家庭纯收入、家庭总财产、贷款用途与农户信用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口总数、耕地总面积、家庭日常支出，本次贷款数额与农户信用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农户的收入越高，还贷的能力越强，违约的可能性就越低；农户的家庭总财产越高，越不可能违约。农户小额信贷是基于农户信用的贷款，包括房屋价值在内的家庭财产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经济实力，故房产价值越高，农户就越不会违约。农户的贷款用途对农户是否违约的影响很大，当贷款用于农业基本生产和用于日常生活、建房、看病、教育等一般消费时违约的可能性较低；农户家庭人口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出现重大变故的风险越高，违约可能性越高；农户家庭日常支出越高，农户贷款数额越多，其还贷的压力越大，违约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我们认为该模型的分析对乡镇的农户小额贷款决策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故本文针对金融机构建立农户小额信贷评价体系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的征信体系，完善农村小额信贷农户自身激励机制。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重视培养农户自身的信用意识，同时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的征信体系，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为农户发放的贷款记录纳入到个人征信系统中。建立起高效的违约惩罚机制，强化小额信贷违约的反向激励机制，比如向社会公布违约农户的违约事实，停止向与违约农户联保的其他农户发放贷款，提高违约者违约的机会成本，加强农户自觉维护自身信誉的意识。通过建立农户的信用档案，完备借款者的贷款、还款情况，并且信息共享，作为日后发放贷款的参照标准，也可以正向激励农户自身培养良好的信用习惯。
首先，进一步规范农户信贷指标体系，使其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的特征，加快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能力；建立农户信用档案电子数据库，为信用风险评价模型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持。各类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应根据 “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意见”的规定，建立农户贷款制度，进一步明确信贷人员职责和工作程序。
其次，农户小额信贷信用评级的依据是农户的信用信息档案。只有信用信息完备，才能建立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提高模型的识别能力[8]。
最后，建立评价体系的关键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评级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风险评价模型开发的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这就要求模型开发人员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熟悉现行的信贷政策，了解各种贷款特征。小额贷款机构建立内部评价体系可从外部招聘和内部培养两个方面建立人才梯队。
第二，提高农村小额贷款从业人员的风险意识和综合素质。农村小额贷款的对象多为经济实力欠佳的农户，财务信息不健全，很多都是靠信贷员实地调查后去还原数据，对信贷员的风险把控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大规模开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时间也不长，很少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在做涉农业务时，信贷员在对这些客户进行评价时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而且在小额信用评级过程中容易受到干扰和影响，比如评级时，通常村干部会参与其中，所以和村干部的亲疏程度不同，就会带有明显偏向性，造成信用等级不真实。因此，提高农村小额贷款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就十分必要。同时，还应该防范信贷员在操作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杜晓山，孙若梅中国小额信贷的实践和政策思考[J]财贸经济，2002，（7）：32-37
[2]陈浪山，谢清河我国小额信贷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3）：35-40
[3]梁山对农户小额信贷需求、安全性、赢利性和信用状况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6）：128-134
[4]谭民俊，王雄，岳意定FPR-UTAHP评价方法在农户小额信贷信用评级中的应用[J]系统工程，2007，（5）：55-59
[5]戴立新，李泽红，杨方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及评价研究[J]科技和产业，2008，（3）：20-24
[6]徐娟小额信贷公司信贷业务的信用风险控制研究[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篇5
1 引言
按形式逻辑的观点，不同的推理类型都有一套做出正确推断的逻辑规则。一般情况下，人们被认为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判断。但实际上，人们的推断结果往往不符合逻辑规则，而可能受到已有知识信念的影响。
例如，对于三段论推理（syllogistic reasoning）：“所有A是B，所有C是B，因此，A和C的关系不确定”。在一类情况下：“所有女人是生物，所有人是生物”，按逻辑规则应推出“女人和人的关系不确定”。但基于知识经验所形成的信念告诉人们：“所有女人是人”。因此，在此种情境下，人们通常做出违背逻辑规则的推断：“女人是人”。这说明，知识信念存在对逻辑任务解决的阻碍作用。在另一类情况下：“所有小狗是动物，所有狼狗是动物”，按逻辑规则可推出“小狗和狼狗的关系不确定”。由于在人们的知识信念系统中，小狗和狼狗没有类属关系，因此，人们容易推出“小狗和狼狗的关系不确定”。这说明，知识信念亦可能对逻辑任务的解决起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相同的推理类型，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推断结果。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知识信念和逻辑规则在人们的推理过程存在着相互影响。而知识信念对逻辑推理的影响作用就表现为信念偏差效应。较逻辑有效性而言，这一效应在无效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表现出了逻辑状态（logical status）和结论可信度（believability）之间的交互作用（Evans，2003；Klauer，Musch，& Naumer，2000）。传统的信念偏差研究范式包含两类问题：冲突问题（conflictproblem），即人们的知识信念与逻辑结论不一致，该问题下人们的知识信念将会阻碍逻辑任务的解决；非冲突问题（non-conflict problem），人们的知识信念与逻辑结论一致，此时逻辑任务的解决会受到知识信念的促进（Evans，Barston，& Pollard，1983；Goel & Dolan，2003）。具体而言，冲突问题包括两种情况：有效不可信的结论（valid-unbelievable conclusions）和无效可信的结论（invalid-believable conclusions，）；非冲突问题也包括两种情况：有效可信的结论（valid-believable conclusions）和无效不可信的结论（invalid-unbelievable conclusions）。
关于信念偏差效应，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对其认知过程进行解释。其中，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ies）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越来越具影响力（De Neys&Glumicic，2008；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肖前国，罗乐，余林，2009）。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推理是在信念偏向系统（系统1）和逻辑分析系统（系统2）相互作用下进行的，系统1是快速、自动的加工过程，通常靠知识信念解决问题；系统2则是通过逻辑规则来解决问题，是缓慢、系列和控制加工的过程（De Neys，2006；Evans，2003，），当两个系统推断的结果不同时，两个加工过程就会产生冲突。在传统的信念偏差研究范式下，一系列的研究均发现了明显的信念偏差效应，具体而言，较非冲突问题，冲突问题下的正确率更低（Evans et al.，1983）、反应时更长（stupple & Ball，2008）、信心评分（confidence ratings）更低（Turner & Thompson，2009）。根据双加工理论，被试在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发生冲突时将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对信念偏向系统进行抑制（Stupple&Ball，2008，），因此，以上研究结果（EVails et al.，1983；Stupple & Ball，2008；Turner &Thompson，2009）有力地支持了该理论模型。
有关双加工理论模型（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的具体介绍，已有文献（孙彦等，2007；肖前国等，2009）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综述。本文主要回顾和总结基于双加工理论解释下信念偏差效应发生的脑定位和时间进程，这不仅对理解信念偏差效应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了解双加工理论提供更为深入的全新视角。
2 信念偏差效应神经机制研究
作为一种高级认知活动，信念偏差效应的认知机制较为复杂，以往通过行为手段获取的指标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加工过程和特点。近来，认知神经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其更为深入的探讨（如，神经机制）成为可能。在过去十年里（特别是近几年），研究者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以及脑电（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等技术对信念偏差效应展开了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本文将综述采用这些技术所开展的研究，期待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方向提供参考。
2.1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
Goel等人（Goel，Buchel，Frith，& Dolan，2000）首先采用fMRI技术对三段论推理的脑机制进行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比较了两类推理题目，一类题目是由有语义填充的内容（with semantic content）构成的，例如：“所有的狗是宠物，所有的贵宾犬是狗，因此，所有的贵宾犬是宠物”；另一类题目是由无语义填充的内容（without semantic content）构成的，例如：“所有的P是B，所有的C是P，因此，所有的C是B”。结果发现，有语义内容情况下左侧颞叶系统区域（left hemisoheretemporal system）被激活，而无语义内容情况下激活了双侧顶叶系统区域（bilateral parietal system）；此外，较无信念逻辑冲突（non belief-logic conflict）的语义推理题目，信念逻辑冲突（belief-logic conflict）情况下右侧前额皮层（right lateral prefrontal codex）会被激活，这说明该区域与冲突加工有关。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支持了双加工理论，即推理过程涉及到的是两个可分离的神经网络。需要指出的是，Goel（2003）认为信念偏向系统更为基础，并且消耗的认知资源也较少，人们的推理倾向于依赖知识信念。
不过，他们（Goel & Dolan，2003）认为左侧颞叶系统和双侧顶叶系统的分离反映的是具体（concrete）和抽象（abstract）内容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信念负载（belief-laden，即被试对所推理的内容会产生知识信念）和信念中性（belief-neutral，即被试对所推理的内容不会产生知识信念）之间的差异，并且知识信念对逻辑任务的阻碍和促进作用是怎样调节推理过程也需进一步探讨。因此，他们（Goel & Dolan，2003）采用fMRI技术，在传统的信念偏差范式下主要分析比较了三段论推理冲突问题下的两种情况：有效不可信的问题（valid-unbelievable）和无效可信的问题（invalid-believable）。该研究发现，当被试抑制了与信念有关的反应并且成功地进行了逻辑判断时激活了右侧前额皮层；相反，当被试忽略逻辑而以知识信念为导向进行推断时，腹内侧前额皮层fventral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会被激活。Evans（20031指出这一结果进一步为双加工理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即当要求被试进行逻辑推断时，逻辑分析系统能够对信念偏向系统进行干扰和抑制。
以上两项研究均发现右侧前额皮层是对信念偏差进行检测以及抑制的重要区域（Evans，2003）。那么，右侧前额皮层究竟是负责检测信念逻辑冲突，还是负责对该冲突进行抑制？已有文献发现，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主要负责对一些初级的冲突进行检测（Veen & Carter，2006），而负责对该冲突进行抑制的脑区则是右侧前额皮层（Aron，Robbins，& Poldrack，2004）。为进一步在信念偏差效应下揭示这一问题，De Neys等人（De Neys，Vartanian，& Goel，2008）采用fMRI技术考察了被试在进行经典决策问题（Kahneman &Tversky，1973）时扣带前回以及右侧前额皮层两个特定区域的激活情况。类似于传统的信念偏差效应研究范式下的问题，该决策问题的冲突情况是指由描述获得的刻板信息与基本概率信息不符，不冲突情况是指由描述得到的刻板信念和基本概率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结果显示，当与知识信念有关的反应被抑制时，右侧前额皮层被发现有明显的激活；而扣带前回作为冲突检测区，在被试做出信念偏向反应时依然被激活，这表明被试在做出信念偏向性反应的同时也检测到了这一偏向。
在一系列与抑制任务有关的研究中，如反应/不反应（Go/NoGo）（Chikazoe，Konishi，Asari，Jimura， & Miyashita，2007；Chiu，Holmes，& Pizzagalli，2008）和信号停止（stop-Signal）（Aron & Poldrack，2006；Boecker，Buecheler Schroeter，& Gauggel，2007；Cai & Leung，2009）均发现右侧前额皮层与反应抑制有关。从双加工理论角度来看，对信念偏差的抑制其实是抑制了与信念偏向系统有关的反应。因此，右侧前额皮层被发现与信念偏差抑制有关是对该区域作为负责抑制功能的有力佐证。
2.2 近红外光谱（NIRS）研究
为了深入验证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抑制有关这一结果，Tsujiia等人采用NIRS技术从不同角度（例如：双任务效应、时间压力效应和年龄效应）对信念偏差效应范式下的三段论推理问题（冲突问题和非冲突问题，见图1）进行了系统研究。
他们（Tsujii & Watanabe，2009）首先采用NIRS技术研究了双任务效应（dual-task effect）和前额皮层激活的关系，具体而言，被试在执行信念推理问题（冲突和非冲突）的同时还要进行高负荷和低负荷的次级任务（high-load and low-load secondarytasks）。行为结果显示，高负荷次级任务仅仅降低了冲突问题的成绩。进一步的NIRS分析显示，在进行冲突问题时，高负荷次级任务减少了右侧前额皮层的激活。因此，作者认为高负荷次级任务仅仅对冲突问题有影响是由于次级任务减少了右侧前额皮层的激活，而右侧前额皮层是对信念偏差进行抑制的区域，一旦该区域被抑制，被试只能依靠信念偏向系统来反应。
随后，他们（Tsujii & Watanabe，2010）采用NIRS技术从时间压力效应（time-pressure effect）的角度对信念偏差效应下前额皮层激活情况进行了考察。实验中，被试需要在20 s的长持续（long-span）和10s的短持续（short-span）情况下分别进行冲突和非冲突的问题解决。研究结果显示，只有短持续情况降低了冲突问题的成绩。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他们认为被试在进行冲突问题解决时，时间压力减少了右侧前额皮层的激活强度，而该区域能对信念偏差进行抑制，因此，被试只能依靠信念偏向系统来反应。
此外，他们（Tsujii，Okada，& Watanabe，2010）采用NIRS技术从年龄的角度对信念偏差效应下前额皮层激活情况也进行了考察。实验中他们选取了两组不同年龄的被试，年老组的平均年龄是68.5岁，年轻组的平均年龄是21.5岁。结果发现，年老组比年轻组表现出更大的信念偏差效应；年轻组右侧前额皮层比左侧前额皮层激活程度更强，但年老组没有出现半球差异。研究者认为对于年轻成人而言右侧前额皮层对于解决冲突是至关重要的，但年长者可能会用左侧前额皮层来弥补由于年龄带来的抑制机制下降方面的不足。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指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和存储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它与推理之间关系紧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预测推理能力（白学军，臧传丽，王丽红，2007）。进一步分析Tsujiia等人以上三项研究，双任务效应下的高负荷次级任务、时间压力效应下的短持续以及不同年龄被试下的年老组信念偏差效应增强，均可能与工作记忆能力被削弱或下降有关。双加工理论也认为（De Neys，2006），对信念偏差的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工作记忆的能力，即工作记忆能力越高，对信念偏差抑制的效果越好。此外，来自脑机制研究表明，尽管工作记忆涉及到前额皮层、基底节以及海马等脑区，但工作记忆与前额皮层关系最为密切（徐晖，渠春环，于平，尹文娟，于萍，2009）。这样一来，工作记忆在解释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抑制之间的关系中似乎扮演了某种重要角色。后续研究可直接探讨工作记忆、信念偏差效应以及右侧前额皮层三者之间的关系。
2.3 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研究
如上所述，fMRI研究首先发现右侧前额皮层与对信念偏差抑制有关，NIRS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证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脑成像研究仅仅是对激活区域和某一行为进行相关性的分析。而rTMS技术能被用来考察脑区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Pascual-Leone，Walsh，& Rothwell，2000）。鉴于此，Tsujiia等人采用rTMS技术对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效应的因果关系又进一步开展了两项研究。
在第一项rTMS研究中（Tsujii，Masuda，Akiyama，& Watanabe，2010），他们只考察了左/右侧前额皮层和信念偏差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对右侧前额皮层进行刺激，可以显著的降低被试对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从而增强信念偏差效应。较为有趣的是，虽然对左侧前额皮层进行刺激，可以显著的降低对非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但却提高了对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消除了信念偏差效应。这表明被试的右侧前额皮层在被rTMS损害时，将不能对冲突问题下的无关语义（指知识信念）进行抑制；而如果左侧前额皮层被rTMS损害时，将不会受到来自无关语义信息的干扰。
在第二项rTMS研究中（Tsujii，Sakatani，Masuda，Akiyama，&Watanabe，2011），他们系统地考察了几个重要的脑区在推理任务中（冲突问题、非冲突问题以及抽象问题）的作用，具体而言，他们把被试分成两组：一组被试在进行推理任务之前采用rTMS对双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lobule）进行刺激，另一组被试在进行推理任务之前采用rTMS对双侧前额皮层进行刺激。结果发现，双侧顶上小叶受损会降低被试对抽象问题以及冲突问题的解决成绩，左侧前额皮层受损会降低对非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但却提高了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右侧前额皮层受损会降低对冲突问题解决的成绩。由此可见，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他们之前的一项研究结论。
至此，Tsujii等人（Tsujii et al.，2010；Tsuiii et al.，2011）通过rTMS技术在Goel等人（Goel et al.，2000；Goel & Dolan，2003）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双加工理论解释下信念偏差效应的神经机制，即左侧前额皮层可能负责信念偏向系统的加工，双侧顶上小叶可能负责逻辑分析系统的加工，右侧前额皮层可能扮演着在冲突问题解决过程中对信念偏向系统抑制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右侧前额皮层在抑制信念偏差中发现被激活，在最开始的两个fMRI研究（Goel et al.，2000；Goel &Dolan，2003）中，采用的是全脑分析法（whole-brainanalysis），即设置一个统计阈限值，以考察全脑中的哪一个区域高于这个阈限被激活。随后的fMRI的研究（De Neys et al.，2008）则采用的是感兴趣区分析法（region of interest analysis），即在强有力的假设基础上只对特定区域的脑激活模式进行提取分析。Tsujiia等人采用NIRS技术以及rTMS技术有指向性的对右侧前额皮层进行考察（Tsujii，Masuda，et al.，2010；Tsujii，Okada，et al.，2010；Tsujii et al.，2011；Tsujii & Watanabe，2009，2010），也可视为感兴趣区分析法。作为一种高级认知活动，信念偏差的认知机制较为复杂，因此有关对信念偏向系统的抑制涉及到的脑区可能不止右侧前额皮层，有可能是多个脑区协同加工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的揭示，有待利用全脑分析法继续对不同类型的信念偏差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
2.4 脑电（ERP）研究
众所周知，脑成像手段在空间维度上能提供相对准确的信息，但在时间维度上缺乏精确性，而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在时间上为研究者提供了脑内时程动态变化的信息。据此，luo等人采用ERP技术先后对三段论推理以及条件推理下的信念偏差效应进行了考察。
Luo等（2008）首次采用ERP技术考察了被试在三段论推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脑内时程动态变化。实验考察的条件（如引言中举例）主要有：冲突问题，例如：“所有女人是生物，所有人是生物，因此，女人和人的关系不确定”；非冲突问题，例如：“所有小狗是动物，所有狼狗是动物，因此，小狗和狼狗的关系不确定”。结果表明，在小前提出现后的300～500 ms内，冲突问题比非冲突问题诱发了一个更正的ERP成分（P500），可能反映了该三段论推理类型下信念偏向系统对逻辑分析系统作用的ERP效应。该研究中，实验选取的推理类型为“所有A是B，所有C是B，因此，AC关系不确定”。这一推理类型为无效式，即由给定的前提不能推出确定命题的结论。在另外一项对无效式（同Luo et al.，2008）和有效式（即由给定的前提可逻辑的推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例如：“所有A是B，所有A是C，因此，一些B是C”）的对比研究中（罗俊龙，邱江，怀章翠，张庆林，2010），结果发现信念偏差的ERP效应没有出现在选取的有效式推理形式下，而是出现在无效式推理形式下。
根据小前提的不同，条件推理可以区分出四种推断形式。例如，对于命题“如果p，那么q”。如果给出条件P（肯定前件式），那么应得出结论Q；给出条件非Q（否定后件式），那么应得出结论非P。另外，如果给出条件非P（否定前件式）和条件Q（肯定后件式），就逻辑规则而言，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Luo等人（Luo，Yang，Du，& Zhang，2010）采用ERP技术记录了条件推理中否定前件和否定后件下的脑内时程动态变化过程。实验考察的条件有：否定前件下的冲突问题、否定前件下的非冲突问题、否定后件下的冲突问题以及否定后件下的非冲突问题（见图2）。结果发现，在小前提出现后，否定后件下的冲突问题比非冲突问题诱发了更负的ERP成分（N400-600和N800-1600），可能反映了否定后件类型下对信念偏差效应中的冲突（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进行的检测。然而，否定前件下的冲突问题和非冲突问题诱发的ERP波形基本趋于一致。
由此可见，信念偏差的ERP效应在不同推理类型下的作用形式是不同的，可以通过不同的ERP指标（例如：晚期正成分或晚期负成分）来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信念偏差效应研究的指标主要有正确率、反应时以及信心评分等，这些指标不会受到推理不同阶段的影响，而采用认知神经技术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就涉及到该对哪一推理阶段锁定考察。实际上，Goel等人（Goel et al.，2000；Goel & Dolan，2003）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结论阶段，然而有研究（Fangmeier，Knauff，Ruff，&Sloutsky，2006；Qiu et al.，2007）发现在小前提出现之后推理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Luo等（Luo et al.，2010；Luo et al.，2008）以上两项采用ERP技术对信念偏差效应的研究均是对小前提出现之后的认知过程进行锁定考察。此外，前提本身的可信度在Luo等（Luo et al.，2010；Luo et al.，2008）的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控，即均采用可信的前提作为实验材料。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结合前提本身的可信度，采用多项技术（例如ERP和fMRI）对推理各个阶段的信念偏差效应进行考察。
3 小结与展望
借助fMRI技术对传统的信念偏差推理问题以及决策问题的研究，首先发现右侧前额皮层与对信念偏差抑制有关。随后，采用NIRS技术分别从双任务效应、时间压力效应和年龄效应的角度对传统信念偏差推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右侧前额皮层在抑制信念偏差上所具有的作用。此外，右侧前额皮层的这一作用还受到来自rTMS技术（具备考察脑区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研究结果的支持。更为最要的是，研究者们（Evans，2003；Tsujii et al.，2011；Tsujii & Watanabe，2010）认为右侧前额皮层作用的揭示是对双加工理论的有力支持。
篇6
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被认为是一种向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扶贫手段。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建立与完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就在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作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成立以来就立足于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之路，努力构建一种金融业与“三农”共赢的盈利模式。自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试点开办“好借好还”小额贷款业务以来，经过5年多的时间，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切实服务了“三农”，不仅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也为邮储银行的全面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外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关的研究多且充分，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概括：ShonR.HiattandWarnerp.Woodworth（2006）认为非政府组织（NGOs）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贫困，并实现机构自身的资源优化配置。ZellerandSharma（2000）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和便捷的储蓄服务可以使农民的消费效用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他们通过纵向对比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地区经济指标之后，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证明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民年纯收入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HulmeandMosley（199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生活的人们可以借助政府或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来提高其生活水平。S.N.MNzuve（2010）通过对肯尼亚Bungoma县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的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可以利用小额贷款来改善教育质量、医疗保健、环境卫生，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使之获得额外收入以及通过提供自主创业途径降低失业率。
吴国宝、李兴平（2003）利用贷款农户和没有贷款农户比较的方法，发现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对改善贷款农户福利的积极影响。冯涓、邹帆（2008）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增加农户收入上的作用，得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户年纯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可以提高项目内农户的年纯收入。但在实际业务中，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是否满意，满意度如何，诸多文献都没有涉及。本文从客户满意度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效果。
二、理论
对客户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研究。客户满意度指“客户的现实或心理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后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对其产品或商品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一种理性上或感性上的判断。他还是对所购买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其服务功能的主观评价，即客户对产品、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效用和某一心理标准进行判断比较。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影响农户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的因素，结合邮政储蓄银行的实际情况，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与发展提出建议。
三、 分析
（一）调查问卷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26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内300户农户，调研期间总计向目标对象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50份，经整理具备有效性的问卷数为250份，有效率为83.3%。本次问卷共有33个问题，大部分采用李克特五分法进行打分。调查问卷基于已有研究结合自己对于该问题的经验认识，按照因素分析法筛选和整理出了利率满意、放款速度、网点便捷、手续便捷、外延购买、整体印象、推荐介绍、再次贷款这八个测量指标作为观察变量。
（二）问卷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以男性居多，占总人数的78.8%。受访者年龄大多居于41-50岁之间为43.6%，而大多数人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学历为48%，并发现受访的农户中67.2%的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大部分农户对小额信贷的利率水平、放款速度以及手续的复杂性较为不满意。而对放款速度和网点交通便捷程度表现出“还可以”、“一般”的态度，而对待“是否愿意购买小额信贷业务以外的邮储银行产品”、“是否愿意再次向邮储银行申请小额贷款”、“是否愿意将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推荐给他人”这三个问题时则表现出较为愿意的态度。
（三）结论
通过对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了对于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的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农户最关心的是手续的便捷程度、放款速度的快慢以及整个邮储银行的品牌内涵与服务质量。他们均对农户对邮储银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满意度存在正向的影响效果。综合前文的分析，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如果想要将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壮大必须从产品设计、审批效率、服务水平、员工素质、风险管控、业务宣传和品牌建设几个方面对企业经营和产品设计进行改善。
四、建议
（一）根据实际需要改良小额贷款产品。在新的形势下河南省邮政储蓄银行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要开发或改进相应的特殊小额信贷产品。
（二）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殊性适当调整贷款期限。应考虑将小额贷款与不同农作物的生产收获期结合起来开发有针对性的贷款。
（三）推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非扶贫类贷款，银行应综合抵押抵补机制或财政拨出专项基金作为风险补偿的做法，尽可能以信用联合体贷款的方式来形成信贷组织关系。
（四）适当提高授信额度满足客户的特殊额度要求。应适当放权，让下级营销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放额度可变的小额信贷产品，根据农户的累积贷款次数、信用水平开发额度累积可选择的业务积分奖励型小额贷款。
（五）适当缩减审批流程加快放款速度。在合规的前提下，从提高贷款手续的便捷度入手，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工作效率。
（六）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服务水平。应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水平，把小额信贷业务的部分或全部环节通过网络银行来实现，比如贷款申请的提交，或银行贷款资金打入农户的邮储银行网上银行账户等。
（七）努力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人员是企业服务的主体，人员的素质决定企业的服务质量。“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对河南省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想在竞争激烈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杀出重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2.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润林.微型金融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
[2] 周智雄.县级邮政储蓄银行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海南金融，2009
篇7
与国内一些省市缩小小学的班级规模的做法类似，近几年来澳洲一些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对小学班级学生的数量有可能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一些专家认为，缩小小学班额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这种观点正在被一些在竞选中获胜的政治家接受，并在一些州开始得到推广。今年新南威尔士州大选期间，已获连任的新州总理博卡就一再打出了这张牌，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博卡允诺，一旦他再次当选新州总理，新州将进一步增加教育拨款，首先把小学班额从25人降低到20人，以提高小学的识读和运算的教学质量。 但是，对这种做法，澳洲的教育专家看法不一。最近，一个新的专家研究结果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缩小班额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甚微，要提高教学质量，最好是加大财政投入，不断提高师资水平。 这项研究是由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心(CIS)开展的，他们的报告声称，新南威尔士州将小学班额从25人缩小到20人的做法将在每个学生身上至少花费州政府1150澳元，还不一定能提高教育的质量。这家研究机构的政策分析专家詹妮弗·巴金汉说，这种班额的缩小仅仅使老师每天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多花两分钟，对教育质量的提高作用甚微。她说，“无论从教育的角度还是财政的角度看，提高教师质量都比单纯增加教师数量更有价值。” 澳洲缩小班额的做法的根据是新南威尔士州教授托尼·文森的一项学术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引用了几项国际研究结果，证明5到8岁儿童的班额应该缩小，并认为从学前班到小学2年级要分两个步骤来缩小班额。但是，独立研究中心(CIS)的专家认为，文森报告关于班额的建议“最终将花费数十亿的经费，但其作用只是逐渐地淡化澳洲师资质量逐年滑坡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CIS的研究发现却受到了澳大利亚教育工会主席丹尼斯·菲兹格拉德的反驳，他支持文森的研究成果。“人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即成人更容易与人数较少的儿童群体打交道，”他说，“但是缩小班额需要与为教师提供适当的专业发展机会结合起来。”文森教授说巴金汉女士的观点反映了“过时的教学类型的观点”。 巴金汉在她的报告中，对文森调查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她说，文森的调查陷入了“缺乏严谨，在分析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例如班额问题时，失之偏颇”的误区。她说，文森报告展现的是我们直觉相信的东西。 但是，文森教授却认为，他的研究计划被广泛认为质量极高，特别是田纳西星计划被认为是声誉最好的关于班级规模的研究计划。他说，“你可能会期待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但从支撑性研究看，我还很少见到澳洲有像缩减班额这样具有坚实基础的社会政策。”“800项不同水平的关于班额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的思考中参考了其中最好的研究。"近年来，澳洲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特别是识读和运算教学水平逐年下滑，小学师资质量不高，数量匮乏。目前，澳洲大多数州小学的班额都在25人左右，因此进一步缩小班额的做法到底能不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澳洲小学的教学质量，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2日第4版
篇8
我国加入WTO十年以来（2001-2011），正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服务贸易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进出口迅速增长，贸易规模逐步扩大，贸易结构也渐趋优化[1]。这十年之间，我国进出口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也飞速发展，这既体现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也体现出我国切实履行加入WTO时所做出的逐步开放金融服务的有关承诺。那么，十年来金融服务贸易额的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呢？
二、文献综述
谈儒勇（1999）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进行的研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危旭芳、郑志国（2006）通过计量分析得出服务贸易总额、服务贸易进口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增长有存在正相关性，并且服务贸易的进口额与GDP的相关性大于服务贸易出口额与GDP总额的相关性[3]。张小峰、官沧海等（2009）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4]。
以上研究涵盖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服务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到没有提及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金融服务”一项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通常采用经典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
三、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及其发展现状
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统计中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分为“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两类。其中“金融服务”一项，有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银行和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服务）。为了避免与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包括保险服务）概念混淆，本文称其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
数据来源：国生产总值（GDP）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季度数据计算整理得到；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2010年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进口额达14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0.72%；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出口额达13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0.76%。图2.1为我国入市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BOP中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同样，入市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也得到了十分迅速的发展，图2.2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
四、实证研究
谭学瑞、邓聚龙（1995）研究发现：回归分析主要是数据幂、和、积和等的运算，计算过程中的误差可能导致严重错误，使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受到歪曲[5]。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采取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2001-2011）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GPD）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里的“金融服务”一项的数据。以GDP值代表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BOP中的“金融服务”值即为本文所研究的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其中GDP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金融服务”额（包括“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项）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二）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一种利用灰色关联顺序（称为灰关联度，GRO）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的数学方法[5]。
灰色关联分析（GRA）的基本公式为：
根据经验，通常取ξ=0.5，灰色关联系数大于0.6便认为满意了（因变量序列和自变量序列关联程度较大）。
（三）基本假设与数据处理
非保险类金融服务是服务贸易中较重要的部门，本文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包含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三个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以灰色关联分析理论为基础进行数学分析。
本文为研究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关系，设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参考数列X0，分别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比较数列X1，X2，X3。按照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ξ=0.5的情况下，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进而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γ01=0.7902，γ02=0.8096，γ03=0.8051，均大于可以认为结果理想的临界值0.6。
（四）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6，即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关联程度。入世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对三个比较序列（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对参考序列（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出口额 > 进口额 > 净出口额
综上所述，入市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且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其他两项素相比相对较小。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入世十年来（2001-2011）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入世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进口额以及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净出口额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以来，正积极履行承诺，逐步放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为外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这些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发展过正中，我国可以进一步放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尤其是增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陆燕.加入WTO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11(9).
[2]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3]危旭芳,郑志国.服务贸易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04(3).
[4]张小峰,官沧海,柴彩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9(10).
[5]谭学瑞,邓聚龙.灰色关联分析:多因素统计分析新方法[J].统计研究,1995(3).
[6]郭根龙,冯宗宪.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J].国际金融研究,2000(1).
[7]韩龙,周茂荣.论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J].世界经济,2002(4).
篇9
一、小额贷款的内涵
(一)小额贷款的定义
小额信贷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最初是一种“发展金融”的模式，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演变成为小额贷款的模式。对于小额信贷，国际上有两个词相对应，一个为Microfinance，是微型金融服务的概念，主要是指针对中低收人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另一个为Microcredit(小额信贷)，是指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信贷服务，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社会上仍有较多的经济主体没有或者是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对没有和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服务，是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09)。
国内外学者关于小额信贷的理解还没有完全统一，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服务对象角度。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把小额信贷界定为对贫困者提供诸如贷款、储蓄及其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营、生产、消费等方面的需要。乔安娜・雷格伍德(2000)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经济发展途径，意在使低收入妇女和男人受益，它包括向低收入客户或个体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杜晓山、孙若梅(2002)认为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吴国宝、李兴平(2003)认为，小额信贷是通过一定的金融中介为具有一定潜在负债能力的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姚先斌、程恩江(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指贷款和存款两方面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城乡低收入阶层。
金融比较角度。焦瑾璞、杨骏(2006)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非正规金融服务，是区别于正规金融和传统高利贷的新型金融服务。
信贷方式角度。Morduch(1997)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向贫困人群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小额度的并保持了高还贷率的信贷方式。杜晓山(2005)认为其是在一定区域内，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目标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贷款资金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
发展角度。何广文、李莉莉(2005)将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由扶贫小额信贷模式或机制发展起来的，针对中低收人群体融资需要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制度。王绯(2007)认为，小额信贷是最初来源于以社会发展为初衷的，对广大微小经济个体(如个体户、农户等广大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经营者)提供的金额较小的贷款服务。
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对小额信贷定义主要考虑贷款金额、针对人群、信用和担保的特点等因素。
(二)小额贷款的类型
根据小额信贷的宗旨、目标、资金来源和组织结构，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国际机构捐赠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第二类是以国家财政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或金融机构来运作的政策性小额信贷项目；第三类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存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杜晓山，2005)
胡慷(2007)认为，根据小额信贷的组织、受益对象及贷款方式，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类。按组织划分，小额信贷机构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正规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等)、半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非政府的金融组织等)、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自助团体等)和银行建立的联系机构(如机构等)；按受益对象划分，小额信贷可分为农村贫困地区小额信贷、城镇下岗职工小额信贷和残疾人小额信贷；按贷款方式划分，小额信贷又可分为实物信贷、扶贫资源传递等类型。
王绯(2007)提出根据银行与客户的联系方式可将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分为两类：直接类，即建立内部部门或独立公司，直接向客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间接类，即通过与现有小额信贷机构合作进入市场。
何嗣江、史晋川(2009)提出根据贷款对象的不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小额贷款分为个人贷款、小组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国小额贷款的业务品种主要有四种：小本微贷款、小本小贷款、小本信用贷款、小本灵活分期。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及实践方式，将小额贷款类型归纳为表1：
二、小额贷款风险因素
(一)小额贷款风险类型
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研究较为深入，其研究以农贷市场的小额贷款较多。孟建华(2002)通过对中外小额贷款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最大的是贷款有无担保和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吴宝山、卢涛(2006)认为小额信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贷款操作风险、信用等级操作风险、管理风险、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策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农户信用风险、贷款用途转移风险。段文杰(2009)对小额农贷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价格风险、供求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石敬勇(2009)按照小额信贷风险的参与主体，将其风险分为环境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四大类。
胡聪慧(2008)认为我国农户信贷市场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风险：一是不可抗拒的农业系统性风险；二是主观违约风险。朱欣乐(2010)认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和自然风险。
(二)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Jose A.G.Baptista等人(2006)应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得出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有：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用途、贷款利率、贷款人经营理念、贷款人经营思路、贷款人经营水平、贷款人拥有土地面积、贷款人有无违法记录。S.Jha＆K.s.Bawa(2007)通过印度小额贷款的实证研究，从贷款人的角度分析了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它们是：贷款人文化程度、贷款人家庭收支状况、贷款人固定资产合计、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贷款人信用状况、贷款人耐用消费品合计。James Copestake(2007)认为贷款人的健康状况、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净资产都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Valentina Hartarska＆Denis Nadolnyak(2007)分析了世界银行1998年至2002年在全球各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现状、产品市场进入难度、产品发展潜力、贷款人技术和能力、贷
款有无担保、产品的产业政策、政府对小额贷款的支持力度是小额贷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RubanaMahjabeen(2008)研究了孟加拉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提出贷款总额贷款周期、贷款人的抵押品价值、贷款人拥有的耐用商品价值等因素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
孙清、汪祖杰(2006)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小额农贷信用风险，认为影响还贷的因素有财产水平、负债状况、借款用途。马文勤、孔荣(2009)等人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房屋价值、贷款用途、贷款数额与农户信用风险有显著相关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从小额贷款公司的角度研究了其风险影响因素。吴晓灵(2005)认为，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和资金来源的有限性。焦谨璞(2006)认为中国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健全和完善的政策法规、监管体系，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杨速炎(2007)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充，如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薄弱的风险控制意识、严重的资金短缺。周海林(2008)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税费负担重、经营开支较高。
通过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了小额贷款的风险因素，如表2。
三、小额贷款风险评价
国内外学者的贷款风险评价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大型企业贷款，对于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研究较少，且主要采用信用评估模型进行评估。Schreiner(1999，2000)认为信用评估模型可以帮助信贷员进行判断决策，从而改善对客户信用的预测。在之后的研究中，Sch-reiner(2002)进一步证实了信用评分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改善小额贷款机构的服务和经营可持续方面的作用。但是信用评分模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评估，因为信贷员收集的信息在贷款决策中的地位无法取代。Inderst＆MueHer(2007)的研究表明，小型企业的信用评分将限制当地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剧竞争、提高贷款条件。
因此，为提高贷款风险评估准确率，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辅评估手段。Buchenau(2003)提出运用统计分析与信用评分相结合的技术以了解客户，降低借贷风险。Dellien＆Schreiner(2005)认为中小银行应采取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进行信用评分，而小额贷款机构应以信用评分作为信贷员发放消费贷款的信用分析依据。Tedeschi(2005)构建了动态激励的个人小额贷款模型，以帮助借款者获得额外贷款，阻止违约或不愿意偿还贷款行为的消极结果。Robert DeYoung(2008)利用Stacked-Fogit模型分析各指标对小额贷款客户的信用得分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对小额贷款风险评估进行了研究。戴立新(2007,2008)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面临的风险人手，构建了小额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学习规则和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进行了评价。肖冬荣(2008)基于粗糙集方法，研究了我国的个人信贷风险评估。王雅玲(2008)认为VaR模型和Credit Metrics模型是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估工具，分别有利于农信社小额信贷市场风险评估和信用风险评估。陈良维(2008)建立了涵盖年龄、贷款历史、家庭收入来源等15个指标，涉及自然情况、家庭情况、信用情况等3方面的农户小额贷款评价体系。闫雪、卢继梁(2010)提出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力的创新型路径――信用评估体系。申韬(2010)运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软集合理论，提出了现阶段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相符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
四、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
小额贷款风险管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综合文献，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小额贷款的信用、担保与联保、内部管理和政策控制提出了小额贷款风险管理的创新机制。
(一)信用控制
Ghosh＆D.Ray(1997)认为贷款方可以以渐进贷款方式检验借款人的资信，因为随着可获取资金数额的增大，借款人会越来越担心失去获得的资金可能性，进而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陈莹(2006)提出将信用评分法应用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风险控制，并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提高风险控制的效果。吴皎、房德东(2004)认为，完善农户征信评信机制，建立健全农户家庭收支账目和经济活动档案，并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减少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非对称信息的影响来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二)担保与联保控制
Stiglitz(1990)认为，小组贷款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小额信贷机构也将监管职能转移给借款人自身，并提高了监管效率。Ghatak(2000)认为，小组贷款协议会形成“类聚效应”(Assortativematching)，有助于贷款机构解决“逆向选择”问题。Morduch(1999)和Ghatak(1999，2000)认为，小组贷款之所以有显著的效果，是由于乡村经济体中的亲密关系和社会约束性，可以成为解决借款方向贷款方转嫁风险问题的一大法宝。Besley&Coate(1995)认为，在小组联保之间实行横向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还款率。Guttman(2007)的研究发现，社会担保方法可以解决孟加拉背景下的信贷偿付问题。
张改清、陈凯(2003)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联保贷款的内在运行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联保机制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等重要结论。高凌云、刘钟钦(2008)认为农户联保制度是小额贷款风险控制的手段之一，它与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构成了小额贷款的主要品种。并借鉴国际上主要农户联保制度的措施，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从灵活组建小组、简化贷款手续和加强风险控制等方面提出针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寇军中(2008)在研究小额贷款担保问题时指出，在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实行多户联保、按期存款、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夏琦(2011)提出通过引导农户成立农户贷款互助担保合作社，摸索出一条担保合作社+农户的营销模式。
(三)内部管理控制
石敬勇(2009)认为金融预警作为新兴的控制手段，利用了事前反馈风险的优势，应该广泛应用于我国小额信贷风险控制中。仲彬、刘念(2002)指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运作机制是通过输入一组预警指标，经过预警处理后输出真实、有效的预警信号，然后对未来银行体系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以便决策者及时采取适当的风险防范对策。何康(2010)提出商
业银行信贷风险分别从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加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规避，加强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管理要建立高效完善的风险监测体系，加强放贷后资金的监控四方面进行控制。江奕俊(2009)也提出可以从银行自身情况出发，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强化风险的全员全过程管理，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Ghatak(1999，2000)分析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的两大特征――自愿形成小组以及连带责任，建立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Conning(2005)的研究表明，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并不是依赖于借款人假定的监督与信息优势，该技术对借款人的生产以及监督行为同时提供了激励。Jain＆Mansuri(2003)引入了对定期还款技术，研究发现，定期还款制度有助于非正规部门出面阻止借款人生产技术选择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裴增杰(2004)认为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组织体制，切实注重对人的监管和控制；实行员工每年强制休假制度，强化员工终身素质教育，注重员工的人格和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提高，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工作热情；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系统。赵绪国(2008)认为邮政储蓄银行在进行小额贷款风险控制时主要从严格流程操作，建立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三方面共同努力。谢莉莉(2009)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新型的风险管理手段，在转移风险上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商业银行资金运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载体。原韬(2009)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设计出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控制体系，主要包括：做好放贷审查，严控关联企业贷款，加强贷后管理和建立风险转移机制。胡娟(2010)通过对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分行1987年到2009年的季度数据建立ARCH模型，预测商业银行下一年的贷款总量，从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四)政策控制
我国的小额信贷过于倾向于福利主义，不能解决小额信贷项目运作成本高和风险高的问题。政府应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协调部门关系和开创外部金融环境方面，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为小额信贷创造宽松的环境(王晓静，2008)。另外，利率水平的高低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林丽琼，2007)，应与小额信贷机构定位相适应，建立多层次的小额信贷利率体系，允许政府机构贴息低利率、城乡信用社利率上限和非政府机构的市场化利率并存(刘锡良、洪正，2005)，并完善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的法律法规。刘燕(2008)提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我国小额信贷的监管法律体系：其一，规定多元化的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其二，健全审慎性监管法律制度；其三，设立小额信贷的市场退出机制。总之，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使小额贷款业务过程、小额贷款机构的运作均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促进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以上研究，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途径及方法归纳为表3。
五、研究评价及研究展望
(一)研究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风险因素、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风险理论、预警管理理论、博弈论，以及统计分析方法、访谈法、问卷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小额贷款风险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额贷款实证研究比较少，缺乏我国小额贷款全面系统数据。因此，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和数量；二是应多采用动态的时间序列数据；三是从环境、政府、贷款人不同层面进行样本采集和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筛选。
第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外研究多为静态的模型，不能动态的分析各种风险。因此需要全面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建立多维模型，使得变量更为全面。
第三，现有评价方法多采用定性评分、专家判断等主观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对于各个风险因素的量化仍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难点。应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因素，构建科学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
(二)研究展望
小额贷款的风险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第一，建立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的系统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或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车险道德风险的评价模型；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建设小额贷款风险信息系统，用于政府、金融机构等对小额贷款风险进行识别、预警、系统监控和风险防范。
第二，对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现状，构建基于社会、政府、企业不同层面的小额贷款风险全面风险防范体系，为小额贷款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借鉴。
第三，建立基于多方主体的小额贷款风险的模型。包括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博弈模型等。深刻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机理，风险发展、运动的规律，风险防范的机制等。
第四，小额贷款风险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分析典型国家小额贷款风险的发展现状与风险管理，与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启示，作为政府、企业的决策参考。
第五，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施方案。分析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策略，并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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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型金融理论与实践
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的广义范畴，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结果。因此研究微型金融的理论是在小额信贷理论基础上的。小额信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起源是受到金融深化论、金融创新等理论的启发。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小额信贷理论乃至以后的微型金融理论才得以发展。
(一)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格利和肖发表了三篇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和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在他们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中，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同时，他也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本身落后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流动模型：该模型集中关注怎样将发展中国家一个部门的剩余储蓄(投资机会较少)向其他具有丰富企业家才能的部门转化。
另一名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并且通过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他认为金融结构是指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互相作用而促成金融发展。
格利、肖、戈德史密斯的开创性研究为20世纪70年代产生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和分析思路。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该模型说明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贷款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即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由于利率扭曲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率偏低。因而，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从格利、肖以及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然而前者并不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解释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金融发展的原因。后者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利率状况，重点考察金融发展的结果，关注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给机制，它将一般均衡利率运用到金融理论中，改变以往的主导性看法――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
(二)金融创新理论
金融创新理论最早是由熊彼得(J.A.Schumpeter，1912)年提出的，用它来研究经济周期和社会过渡问题。他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改革。自此之后，一些西方学者面对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领域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创新活动，开始把创新理论引入金融研究中，提出了金融创新的概念，并把金融创新的原因、效果和对策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的论述和对金融创新的原因研究上。希克斯(1969)和尼汉斯(1983)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金融创新问题，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内涵虽然复杂。但希克斯把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联系起来考虑。得出了以下逻辑关系：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经济个体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降低的发展趋势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交换媒介、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地降低交易成本就会刺激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可以说金融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交易成本的降低又会不断地推动金融创新。西尔柏(1983)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的成因。建立了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中建立了一个线型模型对动因加以说明。西尔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这个最积极的表象开始进行研究，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TJ"行为。西尔伯认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为了保障资产具有流动性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偿还率，以避免经营风险，保证资产营运的安全，金融企业采取了一系列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一方面虽然确保了金融企业的营运稳定，另一方面却形成了内部的金融压制。两个方面的金融压制，特别是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金融压制会使实行最优化管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寻求最大程度的金融创新。这就是微观金融组织金融创新行为的诱因。以T.H.Hannon和J.M.McDowell(1984)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引发诸多以电子化、网络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大大缩小了金融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样金融创新使成本降低成为可能，并能使人们采用新的手段，更好地将风险分散在经济运行之中。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金融创新的效果。如Van Home(1985)指出过度创新会增加社会成本以及出现泡沫现象。A.Saundres(1987)提出金融创新会使风险转移，但并不消失且可能导致未来的经济危机。Peter Tufano等(1995)结合案例论证了金融创新对社会福利的改善。Michael I
Pawley等(1992)指出创新使广义货币总量难以确定，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一些学者从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创新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德塞(Desai)和劳(Low)的特征需求论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解释对新的金融产生的需求，特别是由于环境的变化、风险增加和多样化，通过新金融工具的需求即对金融工具的新特征或传统特征进行新组合的需求来达到弥补由于各种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对新的特征的需求有两个动因：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飙升，提高了不附带利息的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新的金融产品将流动性和通常与市场利率接近的收益结合在一起：利率和汇率的易变性使投资和交易风险增加也刺激了金融创新。格利(J.Gurley)和肖(E.Show)认为，金融中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创新是盈余或赤字企业的需求和偏好于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相匹配的结果。肖还认为，当旧的融资技术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时，它表现为短期金融资产的实际需求静止不变，因此必须在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中，用新的融资技术对长期融资进行革新。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又为长期融资创造了市场机会。而金融创新是对这种机会做出的反应。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可以扩大金融机构满足需求或增强适应需求的能力。从而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开展。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管理成本理论
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尽管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要取决于以下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储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进行高效率且低成本的筛选与监督。金融机构要想高效率、低成本的筛选借款人。就必须对借款人的投资项目有充分的了解。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往往不会比借款人更容易了解投资项目的情况。金融机构通常会热衷于经济稳定条件下有着丰厚利润的项目，但恰恰就是这些项目，在经济出现波动时，造成的损失往往更大。此外，金融机构管理者在经营业绩的奖惩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的管理成本理论认为，政府管制需要耗费资源，是要花成本的。管制目标的确定以及管制措施的实施，应与管制的成本结合起来，管制的成本分为直接资源成本和间接效率损失两部分，直接资源成本主要是管制机构自行管制时所耗用的资源以及被管制者为遵守管制规定而消耗的资源。间接效率损失包括道德风险造成的效率损失、管制可能削弱竞争而导致的低效率、管制可能阻碍金融创新而导致的低效率、管制过于严格造成的低效率。
小额信贷由于其特殊性。客户贷款金额小、抵押品缺乏、客户一般无信用记录。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无法挑取优质的安全客户，为此银行会对所有客户收取较高的利率，从而使一些效益好有潜力的客户退出信贷市场，其结果导致信贷市场无效率。但在小组共同贷款下，安全的借款者会寻求安全的借款者，有风险的借款人只能寻求有风险的借款人。后者易于拖欠，因而小组成员有可能为其他成员的拖欠多付，而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尽管金融机构收取的是同一利率，但安全的借款人所付的实际利率要低，因为他们的预期成本较低，因而他们会更愿意贷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风险大的借款人的成本转移给这些借款人本人。从贷款人来讲，把优质客户拉回到信贷市场，提高了市场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低成本有可能使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二、微型金融研究动态
(一)微型金融国外研究动态
二战结束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都面临着经济相对落后、农业为主要经济产业、缺乏工业技术、贫困人口比例较大，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等问题。在当时的古典假设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经济学家W.A.刘易斯、B.H.莱本斯坦得出结论。这些国家的“农民需要的资本远超过他们能够进行的储蓄”：“信贷对于一些领域，特别是小农业和小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当时的普遍认识是穷人因为缺乏担保，借贷的风险较高，而且农村人口分布十分分散，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借贷服务获得足够生产所需的资金。因此。这一阶段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承担起直接提供农业信贷的重要责任，建立国家所有的专门的农业发展银行，为本国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生产提供有补贴的贷款。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强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息贷款，并没有对贷款规模和还款期限进行规定。限制信贷规模是后来的研究在总结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意见。
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实验”，这些“实验”主要是政府或者国际组织通过项目的形式为穷人提供的信贷服务。虽然这些项目为发展中地区的困难农户、小手工业者提供了生产资金。不同程度上帮助他们摆脱了贫困。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研究主张实施较低的贷款利率，所以项目实施时刻意压低了贷款利率，不能弥补项目的操作成本，必须依靠外部资金的不断注入来填补成本缺口。以至于当后期资金不继时，许多项目的持续发展陷入了困境。另外。这些项目在贷款手续和信贷产品的设计上仍然参照传统金融机构的模式，贷款规模较大、还款期限较长，不能贴近贫困人群的实际需要，致使大部分项目以失败告终。
20世纪70至80年代阶段的微型金融实践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提供制度性微型金融服务的成功案例。如孟加拉乡村银行(由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创办于197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成立于1970年，借1983年印尼政府放松对利率管制的机会，在1984年调整小额信贷产品后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玻利维亚阳光银行(成立于1992年，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PERDEM)，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乡村银行(于1985年首先在拉丁美洲成立，其小额信贷项目后来还扩展到一些非洲国家)等等。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微型金融模式或者实践机构还可以根据其目标侧重上的不同，清楚的分为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两大“阵营”：一方更注重微型金融的扶贫效果，另一方则更侧重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信贷技术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两大“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微型金融实践开始追求“双赢”的目标，从而使微型金融成为研究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微型金融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微型金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追求可持续经营的发展曲线，在这期间国外学者针对微型金融的不同方面均有研究。
第一，利率问题。微型金融的衡量指标有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差、风险指数、还款率、坏帐率以及
业务覆盖率等等，但是贷款利率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最重要的指标，关于微型金融利率的种类和有关利率设定的问题有以下研究。Femandof2006)详细解释了小额信贷的利率高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由于小额信贷业务本身的诸多特点决定的，认为将二者的贷款利率水平简单相比较是不合适的。他利用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开展小额信贷较多的国家的事例分析并指出强行人为的压低利率是不可取的，利率管制措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在最后他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帮助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运作效率等办法来降低利息率的具体措施。Aghion与Mordueh(2000)从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还款率的机制设计的角度讨论了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Helms和ReiUe(2004)分析了利率管制和小额信贷的关系与前者对后者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如何促进小额信贷实行较低利率而有效率的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在俄罗斯小额信贷项目(theRussian Mierofinance Project)(2000)中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小额信贷项目的定价机制中决定利率水平的还款期限安排和价格条款、计息的不同方法对实际利息率水平的影响，以及小额信贷的定价与其可持续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如何提高实际有效利率(theEffective Interest Rate)方法设计。
第二，小额信贷的作用。小额信贷乃至日后的微型金融在帮助贫困和中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亚洲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微型金融商业化将使贫困人口从中获益。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小额信贷年。可见小额信贷寄托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期望。它的积极作用也逐渐突显体现在几个方面：针对改善收入分配，Gonzalea--Vega(1984)认为：信贷不仅改善资源配置，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由于生产者之间收入的差异是由生产机会的差异和初始禀赋的差异引起的，得到信贷作为可变投入的来源，使初始禀赋多样化，可以减少收入差异；若将信贷投资于物质和人力资本，改善生产机会，也可以减少收入差异。匹斯克(2002)认为：小额信贷的创新之一是以现金流为基础，提供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能性。以资产为基础的借贷中贷款额度与担保的价值相关。这样的关系强化了已经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即：有产者可以得到信贷，而没有资产者得不到信贷。这限制了没有资产者的收入增长。现金流借贷中，贷款额度以他们贷款周期中预期经营可得到的现金为基础。这种方法能够使那些没有什么实物资产，而有良好的经营观念者得到信贷，改变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对于收入增加的这一作用。墨达克(2002)回顾以往研究小额信贷对反贫困影响的文献，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尽管许多研究的质量尚待改进，但大量的证据(Wright，2000：U，NICEF，1997；Khandker，2001)正在证实小额信贷具有增加信贷者收入的效果。Remenyi(20001发现：“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比没有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在印度尼西亚。12.9％的贷款户年平均收入增加，来自非贷款户的数据只有3％增加(控制组)；在孟加拉，29.3％的贷款户年平均收入有增加，非贷款户是22％增加；在斯里兰卡，贷款户是15.6％增加。非贷款户是9％增加：在印度的案例是贷款农户46％增加，非贷款户是24％增加。对刚刚低于贫困线的农户效果好些，而对最贫困户改进的最少。”还有改善福利和降低脆弱性的作用，墨达克(2002)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研究(Wright，2000~Zaman。2000~McCulloch&Bauleh，2000)证实小额信贷具有降低脆弱性的作用。Elizabeth Littlefield(2003)指出：小额信贷能使贫困者保护、多元化和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这是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的基本途径。借小额信贷捕捉商机、为孩子付学费或者是填补现金流的缺口是向打破贫困循环迈出的第一步。同样，贫困家庭会使用一个安全、便利的储蓄账户积累足够的现金，以便能使小商贩扩大进货，或者能够修理漏雨的屋顶，支付卫生保健费用，或送更多的孩子上学。
第三，可持续性问题。微型金融的可持续问题及如何实现可持续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看法是一家微型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其金融服务运营产生的收入来补偿它所有的成本项目。包括资本成本和营业成本，补偿对通货膨胀和补贴进行的调整，以及一个足够的以补偿可能要注销的坏帐的准备。国际学术界对微型金融可持续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财务可持续研究为基点，通过对微型金融项目财务状况的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操作可持续，或者经济可持续。然后再从收入和成本两个角度对影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各个组织管理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途径。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有Yaron、Christen、Rhvne、Vogel和Morduc等。
在这些实践理论和时间研究的支持下，微型金融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成功，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l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这些成功带给人们的启示是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穷人贷款，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扩大目标客户的覆盖范围，帮助更多穷人建立自己的微型企业。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克服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抵押品缺乏等固有劣势，保持较高的贷款偿还率，并进而实现盈利、财务自立和稳定发展。因此。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观念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遍及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挪威等，也出现了大量小额信贷服务机构。
(二)微型金融国内研究动态
相对国外对微型金融的研究，国内对微型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参与研究的机构也较少。杜晓山、孙若梅、茅于轼等是在微型金融研究和实践方面比较突出的几位。
杜晓山根据微型金融的宗旨、目标、资金来源和组织机构，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主要是以探索我国微型金融服务和微型金融扶贫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为宗旨，以国际机构捐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微型金融试验项目。第二类，主要是借助微型金融服务这一金融工具，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农业银行1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第三类，农村信用社根据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扶持“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要求，以农信社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并与孙若梅在全面系统回顾和分析中国小额信贷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发挥小额信贷的反贫困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加强规范和监管：逐步实现灵活的利率政策：不断进行管理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培
训，对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的转变其关键是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或宗旨的转变，要从政治目标为主导转变为以经济和政治社会目标并进，从政府行为转变为顺应市场行为。
社科院农发所孙若梅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几点假设：第一，从乡村银行模式开始，中国对小额信贷首先接受了“小额信贷是有效的信贷扶贫工具”这一假设。在这种假设下，这一阶段开展的项目多在最贫困的地区，或一般贫困地区中强调到达最贫困户。将小额信贷作为改善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效率的工具。第二，小额信贷能够在帮助穷人的同时，实现机构自身的持续发展的假设被广泛接受。随着先行项目规模的扩大和个别先行项目初期目标的实现，实现基层的自负盈亏目标似乎很快成为现实。项目在操作层面的持续性成为评价小额信贷成功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双赢”的案例。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试点都需要外部的技术支持、培训和资金资源。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是持续性的简单道理，但制约因素是：利率政策和市场特征都决定了机构没有增加收入的途经：压低成本要与保证贷款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第三。“双赢”作为长期战略的假设。在中国的实践中，一些以扶贫为宗旨的项目，在同时追求持续性和扶贫两个目标时感到缺乏应对的策略。通过追求瞄准贫困和持续性目标，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不足。导致问题的原因有几方面：可能是项目管理能力有限造成的，可能是对小额信贷制度理解的偏差导致的，也可能受到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和政策的影响。这样对金融持续性目标和服务于最贫困目标的理解清晰了一些。金融持续性目标是追求金融服务的完整性，遵循市场原则，需要有效地提供私人产品。服务于最贫困户目标，是社会公平目标，需要目标瞄准和来自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外部支持，其中的共同点是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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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单位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体现着一流学科的建设水平。研究生培养质量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导师队伍、教学和实验条件、管理制度、培养方案、新生质量等等[1]，其中，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一个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一位导师究竟能够指导几位学生？在导师中合理地分配研究生招生名额，关乎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毋庸置疑，研究生是宝贵的科研资源，是完成导师科研课题的重要力量。有研究统计，某校70%的SCI检索论文的第一作者为研究生[2]。在今天研究生招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多数导师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招收学生，造成研究生名额供不应求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学科水平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壮大，进入导师行列的教师人数不断增长，加剧了这个矛盾。另外，我们必须承认，各位导师的情况千差万别，合格的导师、适合的课题以及充足的科研经费是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的必要条件，这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共识[3]。因此，我们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测算出每位导师最适合的指导人数，实现研究生资源的按需分配[4]。大部分高校会根据学科规模和学科发展布局把招生指标分配到学院或学科点这些基层单位。而在学院一级，不同的单位对于研究生名额的分配会有不同的办法。有的根据职称，有的根据科研业绩[3]，有的根据在研项目，有的根据学生报名情况，还有的进行专家评估[5]。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如果根据职称分配，职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在某个阶段的学术能力，但是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往往照顾了哪些已经评上了职称而不思进取的教师，而大多数年轻的教师，虽然他们的职称往往不高，但是一些人科研能力很强，却很难分到学生。如果根据科研业绩分配，则严重依赖现行的一般科研考核指标，而这些指标并不一定适合用于研究生名额分配。例如对于研究生培养而言，应更多地侧重科研经费和项目级别而非论文；再者，以往的科研业绩并不代表未来的科研任务，那些新获得科研项目的老师其实更需要研究生资源。如果单纯按照在研的项目情况分配，虽然可能考虑了新获得的项目，但是不能全面反映教师的学术水平。如果根据学生的报名情况分配，虽然名声在外的导师可能能招来好学生，实则较为盲目，因为学生对教师的了解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一些学生跟随某位导师的原因是仅希望课题能容易一点。如果根据专家评估结果来分配，虽然可以期待结果会比较客^、合理，但是仍然难免受到人情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研究生招生名额的自动分配算法，但是缺少对影响因素的客观分析，实用性不强[6-7]，总之，这些方法都不十分理想。招生名额分配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轻则会在教师中产生矛盾，重则影响科研项目的进展，阻碍学科的发展。本文尝试在学院的层面上，对影响研究生导师招生的因素加以分析，以期找到一个较为客观的、自动化的招生名额测算办法。
二、研究生招生影响因素分析
按照我国目前各个高校制定的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制度，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一般是具有导师资格的教师（部分特殊人才情况除外），这意味着，这些导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具有研究生教育的经历，了解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一位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成为研究生导师，这个问题在各个高校已经基本解决，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分析，在学院层面，影响研究生招生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学科点的招生人数、导师人数、招生人数上限、学生志愿；各位导师的情况，包括招生的意愿、年龄、导师经历，以往的科研业绩、新增的科研课题和经费、往届研究生培养质量等。下面试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学科点的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是基本的条件。使各位导师的招生人数在人均招生数的一定范围内浮动，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此外，一位导师指导的学生不能过多，按照目前多数高校的情况，一位导师每年度博士招生名额的上限大约在2名，硕士的上限在5名左右为宜[8]。并非所有的导师都希望招收最多的学生，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希望的招生数上限，因此，一个导师实际得到的学生应该小于或等于学科点每人招生数上限和个人招生数上限的最小值。此外，一般要求导师的年龄应该在57岁（男）以下或52岁（女）以下，在这个范围以外的教师如果需要继续招生，需要通过学位委员会的审核批准。此外，新导师在当年最多只能指导一名学生。与研究生招生相关的科研业绩考核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校均有科研编制和奖励的计算办法。可以作为研究生名额分配的参考依据，但是各个学科有着各自的特点，需要各个学科或学院的学位委员会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计算机相关学科为例，我们统计的是近两年的校科技处统计的、除论文外的编制数，辅以学科点自己的论文编制数计算办法，这里主要考虑了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的A/B/C类期刊和论文[9-10]。这样做的出发点是，科研项目的大部分周期在2―3年，近两年的科研业绩基本可以反映在研项目的情况。此外，修改科研编制计算办法是为了提高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比重，同时兼顾高水平的论文。毕竟近两年的科研业绩反映的仍是历史情况。对于当年新增的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重点项目，我们将为项目负责人预留一定的名额（总数仍不会超过最高限额）。如果负责人不具导师资格，则可以作为协导，学位委员会另外指定一位有经验的导师与其一起指导学生。等待下一次导师遴选，这位负责人有很大的可能会进入导师队列，与其他导师一样正常招生。这样就为年轻的教师承担科研项目创造了条件。研究生名额分配中，常常不被重视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一个导师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通过一定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例如，所培养的研究生获优秀论文的数量、优秀毕业生人数，就业质量等等。对于培养质量差的导师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规定，所指导学生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中出现一年2人（含）以上不通过，或所指导学生连续两年出现盲评不通过的导师，下一年度的招生人数酌减。若连续三年出现所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盲评不通过的导师，停止其招生资格一年，整改后再恢复其招生资格。学生志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个因素很难量化。研究生题目和导师的确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这里的基本原则是，导师选择能够满足课题研究需要的学生，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和自己满意的导师。我们的做法是，在研究生入学后召开师生双向见面会，导师集体介绍课题方向，在2周左右的时间内，学生和导师进行交流，最终在导师招生的限额内确定招生名单。
以上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影响研究生招生的各方面因素，如果研究生名额分配机制能够兼顾这些因素，就能够打破导师的终生制，起到奖掖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当然这些指标不可能十分全面，对于特殊情况学位委员会经集体商议可以进行调整。
三、招生名额动态测算方法
根据上述各个因素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的导师招生名额动态测算办法：
L1：若有学生剩余
针对每位导师
若未达到希望招生的人数
根据该导师的科研编制与培养绩效在总体中的比率，以及前一轮的分配误差计算可分配学生数N
招生人数增加N的整数部分
如果本轮分配已经达到导师希望的招生数
设置导师的最终的招生数
分配误差置零
否则
将N的小数部分作为本轮分配误差
计算剩余学生数，重复L1
结束
该算法的核心与席位分配公平性问题的哈密顿算法接近，但与之不同的是，本算法中将分配后的正负误差传递到下一年度，参与下一年度的名额分配。其核心思想是，由余数导致的今年多分得的名额将在下一年度减掉，今年亏欠的名额将在下一年度补偿，毕竟对于只招收1、2位学生的导师来说，零点几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这样可以避免哈密顿算法的不足，使结果更加公平。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算法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分配名额过多或过少，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关于导师科研编制的计算办法可参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研编制核算与管理实施办法》（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技发2012[3]号），经学位委员会修正过的计算公式如下：
Ti.research=∑M×kM+∑T×∑kT+∑W×kW+∑P×kP+∑R×kR
其中：M为实到科研经费总数；kM为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的科研编制取值系数；T为公开发表CCF A/B/C类科技论文总数；kT为不同级别论文的科研编制取值系数；W为公开出版的科技著作总数；kW为不同类型著作的科研编制取值系数；P为获得授权的专利总数；kP为不同类型专利的科研编制取值系数；R为获得的科技奖励总数；kR为不同级别科技奖励的科研编制取值系数。在实际操作中，采用以下的步骤：（1）导师个人填报招生需求、科研编制数及培养业绩；（2）研究生工作秘书核对数据，学位委员会用上述公式测算每位导师的招生限额，审核后通知导师本人；（3）导师按照招生限额在师生双向见面会上挑选学生，最终名单报学位委员会备案。
四、总结
上述测算公式在我院今年的研究生招生中试用效果良好。以往需要反复平衡的分配方案变得瞬间可得，导师们一致认为计算的结果公平合理。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使研究生资源分配趋于合理，实质上改革研究生导师资格的终生制和论资排辈现象，实现导师按需上岗，按需招生；有效避免研究生名额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此外，对于建立有效的导师评价体系也有积极的作用。应该看到，研究生名额的分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前面分析的各项内容虽然概括了影响研究生招生的主要因素，但是仍然不够全面，例如，未能考虑导师的团队协作和实验条件等等。总之，上述的研究工作上可以进一步改进。我们愿意学习各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把研究生招生工作做得更好，达到促进导师个体发展和培养高质量研究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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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duate Students' Enrollment and Dynamic Calculation of Enrollment Quota
LI Ning，ZHANG Yang-sen
篇12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运用的许多创新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基于互联网网络融资方式P2P（Peer to Peer）开始流行，并快速成长。人们通常把以网站为平台，网站的运营方为中介，资金拥有人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将空闲资金在网站上出借给资金需要者的过程称为P2P网络借贷，也称网贷。
P2P网贷双方多数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贷款，它有别于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的抵押或担保贷款，在手续上也比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简便。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以信用为前提的网络借款发展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初步统计，国内各网贷平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借款人借款到期不能还款的现象。为了达到惩戒的目的，各网贷平台针对违约人推出黑名单制度。本文基于违约者的黑名单，研究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及平台与违约的关系，为网贷平台建设和网贷出借人提供借鉴。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从当前国内外网贷研究的现状来看，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对网贷研究都从宏观到微观同时进行，但二者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再者，国内外P2P网贷所面临的社会整体环境不一样，研究的重点也不同。国外研究重视理论一般性研究和微观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重视规范性研究和模式研究。在网贷参与的主体方面，基于社交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网贷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者研究均表明学历、职业对网贷行为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对网贷违约者的归因方面，国内外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种族因素成为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年龄、性别、体重，外貌美丽也能成为网贷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国内研究者把贷款人的经济因素作为贷款的首要因素。
网贷是在信用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借贷关系，贷款成功与否和借款人是否违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网贷中的违约者特征，要把借款人放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加以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P2P网贷者的特征。
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数据收集。为了能全面准确分析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根据网贷平台的模式、商务特点和黑名单数据的易收集性和完整性，从目前国内81家比较活跃的P2P网贷平台中筛选出9家，2229人次的违约样本，再根据平台数据和性质的不同，从9家平台中选取6家平台1956个违约者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见表2）。
变量选取。6个平台违约者的黑名单中的数据主要含性别、年龄、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最长欠款天数和违约者所居住地区。P2P网贷中违约人的职业和学历对分析违约人的特征十分重要，但是在P2P网贷的实际中，违约人中多数人为了能够方便地获得P2P借款，有调查显示，若主观故意违约者，在借款填写职业和学历时90%的人填写了虚假信息（陈胜辉，2013），因此，为避免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没有把这两个数据统计其中，目的是确保分析结果科学严谨，不过有研究指出，职业和学历在网贷违约方面有显著的影响（李广明，2011）。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网贷之家（http：//）和6家网贷网站自己公布的违约人的数据，所有数据经过核对。违约者的名单数据以平台认定的违约行为为准。
P2P网贷平台模式。网络借贷的违约主要责任在网络借款者本人，与网贷平台关系不大。在中国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贷平台在网络借款违约中的责任关系重大，况且，目前国内尚没有相关研究，本研究试图寻找平台模式和违约人间的关系。
P2P网贷平台一般有四种模式，即单纯中介、复合中介、本金有限保证和非盈利公益模式。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平台对借款人的管理方式不同，对风险控制也不一样，在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络借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表1是仅选取黑名单的6个平台的三种情况（见表1）。
模型假设及实证分析
（一）违约者数据均值分析
首先对1956样本进行均值统计分析，对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性别、所属区域、平台模式等统计量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违约金额最多的E速贷，总计23919523元，是6家网贷平台中违约金额最高的平台。人均违约金额最多的是搜搜贷，167230.21元。平均违约期（标）数最多的是搜搜贷，35.34期（标数）。平均违约时间最长的是红岭创投，为565.75天。平均违约年龄最高的是E速贷，为34.36岁。违约人（次）最多的是拍拍贷，1082人（次）。从均值描述统计表上，这些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特征？还仅仅是差别？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假设
为了准确区分上述差异对违约行为能否造成显著影响，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经验以及普遍运用的实证分析方法，选择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所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刘严，2005）。
假设模型，违约者的行为最终表现是违约次数和违约金额，造成违约的原因与许多因素有关，有的因素虽然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首先以1956个违约者数据的违约金额和欠款期数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即：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 （1）
其中，c为常数项，α为欠款期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系数。直观判断的二者关系假设为：欠款期数多，则违约金额大，反之也反。
在本案实证研究中，违约者的一些数据项是非数值变量，为了能准确研究这些变量对违约数量的影响，建立带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将性别、平台模式、地区设为虚拟变量（高铁梅，2009）。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i* Dummy（i） （2）
其中，c和α同上，βi是虚拟变量的系数，i=1-3，分别为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所属地区。Dummy是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居住地区的虚拟变量。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1.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关系。图1是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散点图，基本上可以确定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运用基础回归模型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相关系数，模型估计结果为：
违约金额=7101.18+2695.66*欠款期数
t值= （2.75） （37.63）
R2=0.4201，F=1415.307，P=0.000，拒绝零假设，表明借款期数对违约金额影响是显著的，借款期数在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中已构成显著性因素。在违约人中，借款期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具体而言，借款期数增加一期，违约金额增加2695.66元。
2.违约金额和性别的关系。经过对1956样本均值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欠款金额男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男性人均违约金额42171.14元，女性52108.62元，从数值上来看，女生明显高于男性。那么，能否得出结论，网贷平台中女性平均违约金额显著大于男性？
性别不能用数值表示，只是一个二值变量，将性别设置成虚拟变量（0，1），用0表示男，1表示女，用基础方程建立一个含性别的虚拟变量方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性别 （3）
对上述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为：通过对上述方程最小二乘估计，方程（3）截距项（c，7032.59和7032.59 +573.20）有一定的差异，但方程（3）P值为0.9370，接受原假设，性别对P2P网贷违约金额不存在着显著影响，因此，尽管男女性别在违约借款的平均数上，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别尚不构成显著性，性别不是P2P网贷借款违约行显著性因素。
3.违约金额和违约人所处的地域关系。表4是违约人的区域统计均值描述。在P2P网贷违约者黑名单中，根据借款者所居住的地区（不是身份证显示的地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东部沿海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将网贷违约者分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三大区域，这三个区域划分既反应了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应不同的地域文化对违约者的影响。
建立区域回归方程如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1*Q1+β3*Q3
其中，c、α同上，将区域作为虚拟变量，β1、Q1分别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β3、Q3分别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如表5），Q1，P=0.8670，Q3，P=0.1379二者的P值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分为三类区域：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网贷违约者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P2P网贷平台对违约者影响的回归分析
理论而言，网贷平台模式与违约者的违约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不管网贷平台是由谁经营，具体的经营模式如何？网贷平台只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资金交易平台，而不对借款人是否违约产生实质性影响。违约行为主要原因是违约者的个人因素，即财务状况、道德水平等等。从本质上来说，网贷借款者借款到期不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主要是违约人的原因。但从表6来看，网贷平台对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的影响，表现在欠款金额的均值有一定的差异，违约期数也有不同。
由于网贷平台模式及其特点不能用数值表示，在研究中只是设置平台为虚拟变量0和1表示，为避免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共线性，设置一个平台作为参考虚拟变量，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i*网贷平台模式
其中，c、α同上，i平台模式系数，i=1-3，分别表示三种性质不同的网贷平台模式（见表1），若将某一网贷平台模式设置为1，其他网贷平台就设为0。基于平台的回归方程可以改写为：
违约金额= C+α*欠款期数+1*M1+ 2*M1
M1，M2分别表示网贷平台模式为M1和M2的虚拟变量。P值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表明平台模式和欠款基数对欠款金额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网贷平台对网贷借款人的违约行为是显著的（见表7）。
（五）P2P网贷违约者年龄结构分析
违约者年龄从18到59都有，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为28.68。61%欠款者的年龄处在24-34之间，他们欠款期数占52.06%、欠款金额占45.72%，小于24岁仅占欠款人数的5.8%，45岁以上的只占3.8%。如图2，违约人的年龄分布频率图。图中明确显示，P2P网贷违约人的年龄相对集中。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与参与网贷人员的频数有关，在参与网贷人员中大部分人是青年人，据统计，78%的网贷参与者是24-34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能接受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对网络的运用比较熟练，在观念上也能接受网络借贷。还有这阶段的群体由于个人负担或创业等因素，对资金需求大。
实证结果与违约者特征分析
P2P网贷发展已有近8年的历史， 2011年以后网贷业务快速发展。6个网贷平台违约者人数共计1956人次。男性1713人次，女性243人次，欠款总额为84901551元，人（次）均欠款43405元。根据网贷平台的性质，将6家网贷平台分成三个模式。在违约者中年龄最大的是59岁，最小的18岁，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是28岁。人均欠款期数13.43期，累计逾期标数26343期，平均每标违约金额3216.74元。在性别方面，男性平均违约金额为42171.14、女性为52108.62。在区域分布上，东部沿海违约1044人（次），占57.55%，中部地区688人（次），占35.65%，西部地区284人（次），占6.80%。
实证研究表明，违约者的违约金额与借款的期数成正向相关，借款次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违约金额与网贷平台的模式相关性显著，这表明平台在对贷款的风险把握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台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成为制约违约者的因素。目前许多网贷平台为保证出借人的利益，主张保证本金安全的做法，平台对出借人承担保证责任，其对风险控制要求严格，因此，这些平台违约风险要小。而一些平台只注重业务的发展，忽视风险控制，或者专业性不强，自身风险控制不力，违约率升高。性别和区域对违约金额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李广明（2011）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李广明等人认为网贷违约与借贷者的学历、职业、区域、贷款项目、还款意愿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年龄方面无论是违约者还是借款人，年龄大体集中在30岁左右。这些人刚在社会立足不久，个人的收入和积累有限，而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和个人的生活重担，加之部分人由于工作或创业受阻，借款时本没有违约因素，由于偶然、突发性因素，使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但在违约者中，有部分违约者在借款时就存在主观的违约倾向。从几家平台来违约者看，有多达数十人在6家平台中的至少2家以上平台借款并形成违约。
结论与启示
通过数学模型对网络借贷平台和违约人的违约期数、违约金额进行分析。模型以单一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复合研究，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从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网贷平台的违约金额与违约期数、平台模式对违约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不一致，修正了一般认为网贷平台对借款违约没有影响的估计。性别在平均违约金额上有一定的差异，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异尚不构成显著，性别对违约金额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从区域上分析，尽管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和经济水平差异显著，但在网贷违约中地区因素还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别。关于年龄对违约的影响，本研究从统计上进行了区别，研究显示，违约者的年龄比较集中，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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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依据有效市场假说(EMH)，股票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相关的信息，因此，利用公开信息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投资者买卖或持有股票只能获得与股票风险相关的正常收益；而与风险相关的正常收益可以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决定。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与EMH和CAPM相悖的现象被发现，“规模效应”(size effect，也叫“小公司效应”)就是其中之一。
1981年，Banz将所有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按其市值大小分为5组，发现总收益和CAPM调整后的超额收益都有随公司市值上升而下降的趋势，其中市值最小一组的股票年平均收益比市值最大一组的股票高19.8％。围绕规模效应，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解释。Keim(1983)、Reinganum(1983)等研究发现，规模效应集中发生在1月份．于是提出规模效应是由于“1月份效应”产生的；而“1月份效应”又是由于投资者通常出于减免资本利得税的目的，在年底抛售股票以实现“资本损失”，第二年年初再重新投资，从而导致股价在1月份上升而产生的，即所谓的“避税效应”。Arbel，Avner和Paul J．Strebel(1983)则提出“忽略效应”。他们认为小公司容易被主导股票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所忽略，因为机构投资者通常只关注大公司，而较少研究小公司，所以市场参与者对小公司的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与规模相关的超额收益是对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风险补偿。Ahimud和Mendelson(1986，1991)则认为小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差，其高收益是对其低流动性风险的补偿。而Chan和Chen(1991)、Fama和,French(1993，1995)认为，小公司的基本面往往较大公司差，具有较高的破产风险，其高收益是对其破产风险的补偿。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的非完全理性导致股票的错误定价，从而形成规模效应(Lakonishok，1994；Daniel，1997)。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开始针对中国证券市场中规模效应展开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对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检验的文献中，如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周文和李友爱(1999)等。2000年后开始出现专门研究的文献，如陈信元、张田余和陈冬华(2001)；陈收、陈立波(2002)；汪炜、周宇(2002)等，其结论是中国股市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至于其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普遍推测与过度投机和操纵有关。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中国A股市场的规模效应做进一步检验。结果发现，在1997至2000年间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但此后基本消失。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组合以及同一规模组合在规模效应消失前后月换手率的变化，证实了过度投机是规模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小市值股票的超额收益是对因过度投机产生的噪音交易风险的补偿。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1997年1月到2004年12月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个股超额收益率和横截面回归时需要事先估计个股的贝塔值，本文的估计期间为样本期间每年1月份的前30个月，因此所选样本股均具有过去30个月连续交易的数据，即1997年的研究样本是在1994年6月之前上市的股票，依次类推。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一一市场交易数据库》。
2．相关变量的定义和计算
(1)个股月收益率和月超额收益率的计算
本文的个股月收益率为考虑现金股利的月收益率，即rit=(pi(t+1)+Dit)/Pit1)-1。其中，几为个股i在t月的收盘价；Dit为个股i在t月发放的现金股利。个股的月超额收益率为扣除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酬后的收益率，风险溢酬则采用CAPM计算。具体方法为：在研究期间的每年，应用个股前30个月收益数据估计其系统风险，其估计的方程式为：rit-Tft=αi+β(rmt-rft+εi(t)。其中，rit为个股i在t月的收益率；Rmt为市场组合在t月的收益率，本文应用考虑了现金红利再投资的A股综合月市场回报率(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代替市场组合的收益率；rft为t月的无风险收益率，本文以三个月银行存款利率代替；βi即为个股的系统风险。然后，应用估计得到的βi计算个股在随后12个月各月的超额收益率：abrit=Titrft-βi(rmt-rft)。
(2)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一般采用发行在外的股票市场价值来衡量，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因此公司规模指标的选取存在流通股市值和总市值两难选择。陈收、陈立波(2002)研究发现，无论是用流通股市值还是总市值对不同规模组合收益率的排序都没有本质的影响。本文用(t-1)年末流通股市值来衡量公司t年的规模大小。
3．研究方法
(1)分组分析
在研究期间的每年1月，按上年末股票流通股市值的大小对样本排序并等分为10组，得到10个投资组合，各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为组合内所有股票收益率的算
期的收益率；rjt为第i个规模组合中第j只个股t期的收益率；n为第i个规模组合中个股的总数。各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率为组合内所有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同上。
(2)横截面回归
横截面回归方法是由Fama和MacBeth于1973年提
出的，因此也叫Fama-MacBeth回归法。在应用时涉及两步：第一步，给定了个时段的横截面数据，对每个t(t=1,2…,T)用OLS方法来估计，得到回归系数序列rit;第二步，分析上面回归得到的rit时间序列，分别计算
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回归系数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可以用t统计量来检验解释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
本文将个股月收益率分别对其规模、贝塔系数和规模进行回归，其回归方程分别为：
其中，rit为第i只股票第t个时期的收益率；rft为t期的无风险利率；ln(size)和β1分别为第i只股票流通市值的自然对数和系统风险；r0(t)、1(t)和2(t)为估计参数；εit为残差。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分组结果及分析
表1和表2分别列示了各规模组合的月平均收益率和月平均超额收益率，其中s1为规模最小的投资组合，其余的依次递增。从整个研究期间来看，随着规模的增加，规模组合的月平均收益率和月平均超额收益率均逐渐减小，规模最小的投资组合s1与规模最大的投资组合SIO间的月平均收益率之差为1.09％，而经风险调整后的月平均超额收益率差之为1.19％，说明规模组合间的收益率差别并不能用系统风险的差别来解释。为了考察规模效应的稳定性，本文将整个研究期间分为两个子期间。在1997年至2000年这一子期间，s1与SIO之间的月平均收益率之差和月平均超额收益率之差远高于整个期间的水平，分别为2.7％和2.94％，且显著性明显提高，由整个期间的10％显著性水平变为5％和1％显著性水平。而在2001年至2004年这一子期间，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随着规模的增加，投资组合的月平均收益率成上升趋势，s1与S10之间的月平均收益率之差和月平均超额收益率之差变为0.52％和-0.57％，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2．横截面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3列示了个股月收益率对其流通市值以及控制个股系统风险后，个股收益对其流通市值的横截面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与上述分组分析基本一致。在整个研究期间，个股收益率与其流通市值成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流通市值越小的股票，其预期收益率越高；在控制系统风险后，负相关程度有所下降，但在统计上仍显著。在1997年至2000年这一子期间，这一关系尤为显著。而在2001年至2004年这一子期间，个股收益率与其流通市值则成正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作为个股系统风险的贝塔系数，则与股票收益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中国股市规模效应成因分析
对于规模效应产生的原因，国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解释，如避税效应、忽略效应、流动性风险、破产风险等，但这些均与中国股市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我国并不征收资本利得税，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破产风险；另外，由于易于重组，小公司往往成为买壳上市的目标和投资者追捧的热点，因此，忽略效应、流动性风险等亦不存在。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机构投资者对小盘股的操纵以及过度投机是导致我国股市规模效应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结论仅仅是一种推测。规模效应的消失为分析其成因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本文利用月换手率这一指标，‘通过不同规模组合以及同一规模组合在规模效应消失前后的变化来探悉其成因。之所以选择换手率这一指标，是因为换手率不仅反映了股票的流动性，而且还可以反映投机交易数量和投机者的心态(Baker，2004)。
图1和图2分别列示了最小规模组合和最大规模组合月换手率及月换手率变化的时间序列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整个研究期间，无论是小市值股票还是大市值股票，其换手率均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前一时期，股票的换手率均较高，且波动比较大；而在后一时期(2001年后)，换手率及波动均下降。从小市值股票组合与大市值股票组合的比较来看，在前一时期，小市值股票的交易非常活跃，月换手率远高于大市值股票，且换手率的变化幅度也明显大于大市值股票组合；但在后一时期，两个组合的换手率及变化趋于一致。换手率的变化规律与规模效应变化规律的一致性，说明过度投机是导致规模效应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也可从中国股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得到证明。经过1996年的快速扩容，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股市地位的正式确立助长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投机交易盛行。由于小公司往往是被兼并、重组或买壳上市的主要对象，且容易操纵，因而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和投机的对象，导致小市值股票过高的换手率。对小市值股票的过度投机使得其价格远离基础价值，更多地受到投机者主观心态的影响，投机者在购买或持有小市值股票时，不仅面临经济风险，还要面．临因其他投机者心态变化而产生的噪音交易风险。因此，小市值股票的超额收益是对噪音交易风险的补偿。2001年中国证监会加大了对违规操纵的查处和银行信贷监管的力度，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办法分及修订稿。伴随这项法规的出台，PT水仙、PT粤金曼和PT中浩相继退市。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止了过度投机，小市值股票不再成为投机者追捧的对象，相应的噪音交易风险消失，规模效应也就不存在了。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