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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9.058 [本刊网址]http：∥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模型、结构形式、数量关系的学科，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同时，数学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极高的人文价值。数学家郭思乐说过，“数学教育的根本意义，是在于发展人类自身”。因而，在高校数学教学中，不仅要重视数学的科学价值，还要重视数学教学的人文精神，要将数学知识教育与数学人文精神培养完美结合起来，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数学人才。
一、高校数学教学中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分析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基本态度以及发展程度，它是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等相对应的价值范畴。人文素质体现为一种为人处世的“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是人具有的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系统所反映出的精神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的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人文精神等内化为学生的人格品质、人生修养、内在气质等。高校数学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念与数理统计》等，这些课程是理工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数学精神、数学审美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高校数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并不容乐观，许多教师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导致学生的人文精神缺失。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泛滥，教育偏离了传播文化、开启心智、引人向善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成长等被忽视，学生的精神生活、道德信仰、个性特长、人格理想等被漠视或践踏。数学教学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被扭曲、被异化、被的“命运”。比如，许多高校将数学教学变成了知识学习、习题演练、考试训练的机械过程，忽视了对数学精神的挖掘，也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导致许多学生“谈数色变”，对数学课程毫无学习兴趣。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数学有何意义，也不知道数学课程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何帮助，只是为了考试及格、挣考分而学习，根本感受不到数学学习的乐趣。
第二，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在高校数学课程中，人文素养既不是教学大纲的重点内容，也不是考试或考查的知识点范围，因而，许多教师将人文素质培养看成了可有可无的教育内容，忽略了人文素养教育。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数学课程和数学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比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所写的，“我有一壶酒，携着游春走……借问此壶中，当有多少酒”，该诗歌就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这样的例子在高校数学教材中数不胜数，有待数学教师的发掘和运用。有些教师认为，数学课程比较难，能够掌握数学知识、理解数学方法已很不容易了，无暇顾及人文素质培养。此外，许多学生认为，人文素养是文科教学的重要内容，与数学课程并没有什么联系。比如，对于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家故事，“数学王子高斯因为拿错作业……画出一个正17边形”，许多学生对此一笑了之，并未认真体会故事所蕴含的数学精神与数学意义。
第三，学生缺乏数学兴趣。数学是一门抽象性强、逻辑性强、枯燥难懂的课程，许多大学生缺乏数学兴趣，不热爱数学专业，不愿上数学课。此外，由于高校对数学课程的重要性宣传不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很多学生不愿选择数学类课程为选修课，不愿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调查表明，仅有42%的学生表示能够听懂数学课并且对数学课程有兴趣，仅有12.3%的学生能够说出十位伟大的数学家，有9%的学生表示愿意选修数学课程，有1.5%的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可见，学生对数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二、在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的意义
（一）渗透人文教育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不断凸显，导致学校教育的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也导致许多学生精神空虚、缺乏信仰、心理失衡，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奢华生活。这些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应将人文素质培养融入学科教学之中，将科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数学科学源于现实生活，也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与浓缩，在数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不但能使数学教育更生动、更形象，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深刻理解数学学科的社会意义、内在价值等，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渗透人文教育是改善数学教学的重要途径。第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数学精神是理性主义、逻辑思维的集中表现，正是这种数学精神使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步提升。在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精神，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判断能力等，提升学生的思维素质。第二，有利于改善高校数学教学效果。数学有着逻辑性、抽象性、严谨性等特点，需要用缜密的数学推理证明数学规律，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数学现象，这些决定了数学学习是一种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因而，许多学生对数学课程产生了厌烦与抵触情绪，也导致高校数学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在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有助于化解学生对数学课程的抵触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第三，有利于引导学生感受数学之美。数学是美的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它不仅有形式美、内容美、严谨美，还有语言美、方法美、逻辑美、创造美。同时，数学之美还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精准描述与逻辑表达。数学家克莱说过，“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能使人赏心悦目……数学却能提供以上一切”。在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人文知识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感受、体验、创造数学美，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
三、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素质培养的途径
（一）挖掘数学中的人文知识。数学不是纯粹的符号、数字和图形，而是包含和负载着丰富文化气息的科学。挖掘数学中的文化精神，既能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数学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也能激励和鞭策学生奋进的重要精神力量。因而，在数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数学教材中的人文气息，让已经标本化的数学知识复活。如在讲解函数极限时，教师可以讲述大数学家柯西的数学思想：怀着严格化的明确目标，将无穷小或无穷小量定义为以零为极限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谨而完整的体系；阿基米德在生命危急关头还沉浸在数学研究中；欧拉双目失明后还在坚持数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以至于他去世后许多年他的论文还在报纸上持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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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数学
数学源自古希腊语，广泛应用于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领域的一门学科。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学科之一，它以它严谨的理念构筑了整个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符号来拓展现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深度和广度，其基本要素有：逻辑和直观、分析和推理、共性和个性。在中国古代，则将数学称为算术，亦称算学，直到宋元时期，才有现在数学的称谓。
步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前进与发展，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应用数学向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领域渗透。并且由于其与现代高科技异常紧密的联系，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应用学科，例如金融数学与精算学、密码学与信息安全、计算机软件和理论、信息处理、系统生物学等。随着现代社会与科技的日益数学化，有科学家断言：信息时代高科技的竞争本质是数学的竞争。
中职数学相较于其他院校教授的数学而言，较注重实用性，即注重与其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联系，因此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建立一套通过学习数学应用思想，观察实际问题，并通过严谨的分析，建立数学模型，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真正具有高素养、高水平的专业型人才，才能培养出现代社会所缺的应用型、综合型劳动者。
二、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1）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生活之中，数学无处不在。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还是信息技术、经济管理乃至于历史哲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学习与工作，都离不开数学。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是现代社会一切知识的核心与源泉。数学是一门科学语言，是一门用来描述宇宙万物的科学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的数学化程度也愈来愈深，数学语言已然成为人类发现自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例如，SARS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繁殖过程是以RNA为模版进行复制的，一个SARS病毒的RNA经复制成2个RNA，再次进行第二次复制，形成4个RNA，如此循环往复进行，问：经过n次复制，可形成多少个SARS病毒的RNA？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数学数列思想，非常形象完美地解决。1 个SARS 病毒的RNA 复制后形成2个RNA，2 个形成4 个，4 个形成8 个，如此循环下去，病毒RNA的个数为2、4、8、16……构成以2为首项，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所以，n次复制后，SARS病毒RNA的个数为2n个。
（2）数学之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正是有了数学知识的迅猛发展，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才有了人类历史上无数辉煌的科学成就。没有微积分，便没有现代力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麦克斯方程的数学论证，便没有电磁波的发现与证明，便没有赫兹关于电磁波的实验，更没有电磁波声光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若是这样，现代通讯便无从谈起。有这样一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洛的主要成就便是使数学进入经济学领域，通过构建平衡模型，预言自由市场的经济行为。然而，他哈佛大学的同学看了获奖论文后说，其关于数学的应用是很基础的，很多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便可熟练完成。由此可知，掌握数学这门语言，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中职生学习数学之益处
中职数学较为抽象，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要求较高，再加上其形式化、符号化的特点，使很多学生对于数学学习一头雾水，产生畏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学习数学的乐趣，谈何学习数学的益处，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进入地球村时代，世界各地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各行各业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缓慢前行。谁先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手段，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谁就能在竞争中占得有利地位。然而，这些都离不开数学知识的支撑与帮助。对于有些想自主创业的学生来说，学习数学更为重要。因为他不仅需要懂得生产与经营，还要懂得计算成本、利润、资金周转、效益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数学知识，势必会在经营与生产过程中造成一定的损失。作为教师，可以尝试改变空洞说教，走出课堂，走入大自然，走进社会，采用参观、调查、实习等形式，让同学切实地感受到学习数学对于以后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其实用价值的感受。
在当今社会，数学无与伦比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锻炼我们大脑严谨的思维模式，也可有效提高我们解决今后生活、学习、工作中问题的能力。数学对我们的影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感受其存在的魅力。
因此，有什么理由放弃数学学习呢？我们应该做时代的先锋者，学好数学，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和工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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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61－05
一
在当今时代，文化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皆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外而言，文化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丰富与发展的独特贡献，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所特有的身份“标识”，也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对内而言，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民族内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同时，它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日益发挥着强大的经济功能。
文化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角色的变迁与地位的凸显，带来了文化理论研究的繁荣。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第一部文化学专著、留下第一个明确的文化定义以来，短短一百余年之间，关于文化的论著汗牛充栋，关于文化的定义竟达数百种之多。学者们从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切入，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与观点。21世纪初，伴随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地位作用的进一步凸显以及全球范围内文化交融与交锋的日益增强，学界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更是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散性与多元性趋势。关于文化的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与新“话语”层出不穷，着实令人眼花缭乱，文化理论研究已经被淹没在形形的西方“话语”或当代“话语”之中。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将主要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摩擦与对峙，而更多地表现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尤其是不’同宗教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文化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他还将文化视为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源，主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亨廷顿所主张的显然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更早一些的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也持此类观点，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文化史，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归结为文化，其错谬之处是显见的，因而亨廷顿等人的观点早已招致学界的广泛批评。在当今的文化理论研究中，如此露骨而直接的文化决定论实不多见，但各种隐蔽或委婉的类似观点却依然层出不穷。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等，便属此列。
就当前国内学界来看，文化研究的“去唯物史观”倾向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两种观点上，一是“大文化观”，二是人本主义文化观，这两种观点又往往相互交织渗透着。
有学者着眼于从人类社会这个“总体”出发来界定文化，强调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把和凡与自然物相区别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社会现象、社会过程和社会事物都看成文化，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自泰勒开创了“大文化观”之先河后，西方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都延续这一思路，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对文化的此种理解在国内学界也较普遍。如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大文化观”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或“人化自然”，按照这一思路，那么人类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也就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历史”或“社会历史”也就等同于“文化史”。很显然，这一观点模糊和混淆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质的区别，偏离了马克思所开创的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说明历史及其规律的理论路向。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大文化观”根本不具有现实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例如我们说“先进文化建设”，这里的“先进文化”自然是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制度相区别的；再如我们将文化称为“软实力”，自然也是相对经济或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如果把“文化”等同于“社会”，我们的文化理论研究将失去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价值，失去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有学者曾撰文指出，在当前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即概念上的“大文化”与研究中的“小文化”现象。研究者们常常在著作或论文的开头对文化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宽泛定义，可一进入到对文化的某些具体层面、具体问题、尤其是文化建设实践问题的探讨时，要么事先声明自己在这里所讲的是狭义上的文化，要么就直接将广义文化概念偷换成狭义文化概念。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大文化观”所包含的悖论。
另一种具有“去唯物史观”倾向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文化观。这类观点从人与自然或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特征，文化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思路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如维柯、赫尔德、伏尔泰、康德等。20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从人的主体创造性与主体自由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思路与倾向进一步增强。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一个“符号的动物”，而所谓“符号”实际上就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也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创造物”的命题。在中国学界，对“文化”持这种理解的学者也不鲜见。如《中国文化论争》中关于“文化”的界定：“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也大多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本质。
这种观点注重从人与文化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强调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重视文化对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意义，其理论的深刻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中，往往抬高人的文化属性，而忽视或降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同时，他们赋予“文化”以将人类从动物世界中提升出来并加以规定的“提升者”和“规定者”的地位与角色，文化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是同一过程，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是文化的差异使得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民族，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时代。这无疑隐含着主张文化对人类及其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的倾向，无论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或是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上，都偏离了唯物史观，并最终在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 经济、政治与文化进行区分既是徒劳的，也是错误的；二是认为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干脆将文化等同于人类社会，如前述观点)，倘若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就必然导致对文化及其作用的贬低或忽视。
稍加推敲便可发现，上述反对理由中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混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理论上的可区分与经验上的不可区分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或日三类事物，从经验的层面而言，的确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在现实中，它们从来都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文化深深渗透于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和角落，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文化的痕迹。我们并不否认文化无所不在。但经验上和现实中的不可区分并不等于理论上的不可区分。从理论上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三者在经验上的不可区分。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从相互交织、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中，根据事物各自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将事物区分开来，进一步探究每一类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因此，从理论的层面，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各自的理论边界做出相对清晰的划分，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才能从这种复杂关系中最终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逻辑。
第二个误区在于，这种观点实际上曲解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原理。唯物史观将文化界定为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区别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并指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文化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经济结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基础和根源；文化是派生的，是以前者为条件并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的性质和水平最终影响文化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本质变化或快或慢但却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变化。然而，强调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等于说文化与经济之间是一种机械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的变化会立即、直接地体现于文化结构之中。唯物史观从不否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历代者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过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的互动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和间接因素。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因此，强调考察文化现象的唯物史观视野与方法，并非贬低或忽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在当今时代，文化对于国际交流与国际竞争、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生活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民主政治制度的维护与完善、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乃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等，皆有着不容置疑、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唯物史观从未否认这一事实。但是，文化的作用越是重要，我们对于文化起作用的性质、方式、程度与范围就越是需要作出一种恰如其分、合理科学的界定与说明。唯如此，在社会建设与发展中，才能够始终清醒地洞察各种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的深层根源，才能真正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才能够找到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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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意义
在高校语文教学中开展医学生论文写作教学，对于学生、学校和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
大学时期是人生学习的黄金阶段，在此阶段就注重培养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对医学生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他们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者，其写作能力直接关系到其文献发表数量与质量，从而对学生的职业生涯产生直接的影响。论文写作能力是医学生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医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才能顺利完成各种医学文书，例如：实验报告、病例讨论、调查报告、医学会议纪要、毕业论文等［2］。而且就业后也难免需要撰写大量的病历、完成科研论文。如果不具备论文写作能力，医学生从上学到工作，无时不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个人的发展。正如科学家卢嘉锡说：“一个只会创造，不会表达的人，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科学工作者。”因此，医学论文的写作是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一门重要的课程。通过学习，让医学生敢于动笔、乐于动笔，并掌握一定的写作方法，这对医学生来说，将会是一生的财富。当前，文献发表类型与数量也是评价医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职称评级和晋升的重要依据，通过在高校中开展医学论文写作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写作能力培养和发展的机会，促进学生掌握医学论文写作技巧，提高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从而将临床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供参考的医学知识，实现学生自身知识的增长与能力的提升。［3］
（二）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发表文献质量与数量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高校学术氛围的重要体现，优化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能力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医学教学成果向高质量论文的转化，从而提高学校的竞争实力。医学生的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医学生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启迪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是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能通过论文的形式被不断地探索与交流，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加快医学院校的教育事业的新发展。医学生论文的水平往往能够体现出医学院校的教学水平。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高，学校是间接的受益者。因为学校是教育的场所，培养大批能创作出优秀医学论文的人才，这也是判断学校真实实力的一个标准。为适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形势，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已是当务之急了，所以学术论文仍然是检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三）实现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反馈
高校既是知识传承的阵地，也是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同时也是医学科学研究的探索者，通过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能够实现医学研究的积累与传播，进而促进医疗技术的突破，以高质量论文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反馈。医学生是将来从事临床及医疗工作的专门人才，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都是十分宝贵的，将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医疗水平，造福于人民。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写作能力高，社会也是根本的受益者。因为医学的发展必将推动社会的发展。医学论文质量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为写出高质量的医学论文打基础。所以高质量的医学论文对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的。
二、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方法研究
（一）合理应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实现学生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在医学论文写作教学中，部分学生对医学论文的类型、结构、类型等认识不足，可能存在将研究论文与综述论文混淆的问题。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将论文写作教学理论与教学案例有机结合起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论文格式、要素，能够加深学生对医学论文写作的理解。［4］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商学课程，通过选取真实的案例来提高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价值，在解说案例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掌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技能。例如，在医学论文写作中，普遍要求表格采用“三线表”格式，通过案例教学方法，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三线表格式设置技巧，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案例教学应用中，教师应注意教学案例选择的科学性、代表性，围绕学生写作能力发展和课堂教学要求而选择教学案例，尽量避免选择界限不清、容易混淆的文献资料，提高学生对论文写作技巧的掌握。
（二）对比教学方法，明确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区别
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按文献资料来源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原著论文和编著论文；按写作目的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按学科和课题性质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基础医学论文、临床医学论文、预防医学论文和康复医学论文。不同目的、类型的论文，其写作要求和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原著论文是作者开展的实验研究、临床观察、调查报告、病例报告、病例讨论等，是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即直接资料）。而编著论文则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合、阐述，从而实现医学某一领域、专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即以间接资料为主，属于第三次文献。为了明确其中的差别，避免学生出现混淆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高校教师可采用对比教学的方法，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组织学生观察、讨论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写作之间的差别，从而使学生掌握不同类型论文写作要点，促进高校医学论文规范化。
（三）强化写作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写作实践是巩固和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高校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解医学论文要素和格式要求，还应当组织开展论文仿写训练，巩固学生对论文写作知识的掌握。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结合医学生专业方向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据，由学生自行搜集相关参考文献，并进行仿写训练。为了督促学生尽快完成，教师应与学生约定写作时限，学生完成仿写后以Word文档的形式交给教师。教师应研究、归类学生写作训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下一节课中进行集中讲解，实现论文写作教学的良性发展。要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加强作文讲评和指导。讲评每周至少进行一次，以一项内容或一个题目为准进行现场片段仿写训练，之后对优秀和最差的文章进行交流，并自评和互评，明确学习什么，改正什么，使之共同提高。
（四）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新时代，医学生只有不断适应岗位要求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病例分析、调查报告、临床观察等资料写作。因此，为了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岗位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专业情况，精心设计写作情境，组织学生讨论、研究病例报告、分析等资料包括哪些要素和阐述方式，并以此作为课堂作业，由学生讨论完成论文框架结构。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进行适当的启发和点评，从而加强学生综合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满足医生岗位要求。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医学论文写作是医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对自身、学校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高校语文教师应注重教学观念的探索与发展，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高校语文写作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满足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要求和就业发展要求，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赵丽华，鞠善宏，王海艳．高校学生科技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高校学报退稿率看高校学生论文质量［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8，27（1）：26-28，117．
［2］陈帅．高校学报助推硕士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改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7（6）：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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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
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通常通过对神经解剖学、病理生理、免疫等基础知识的复习，加深学生们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理解和掌握。也经常发现，解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神经病学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间隔过久，很多学生在学习神经免疫性疾病时，基础课程的知识有所淡忘，感到授课内容非常生涩，难以掌握。这就要求临床教师综合相关各基础医学课程知识，通过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免疫及免疫病理知识的联想和综合复习，自然地过渡到相关疾病，进而讲授神经疾病的临床表现、诊疗原则，加强临床与基础知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从而真正达到融会贯通，以满足多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1]。
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中，是以学科为中心，各学科都过于强调本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重要性，往往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单一学科教学目标与整体医学教育的统一性[2]。临床教师如果没有来自基础理论知识的有力支撑、深化和充实，对一些与临床教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的重要进展知之甚少，必然会造成基础与临床教学相脱离的状况。而且，理解是掌握和记忆的保证，在学习一种临床疾病的时候，只有理解了该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解剖学基础以及发病机制，才能掌握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因此，在临床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基础学科的联系，将相关学科的内容进行较好的整合，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这样才能达到新世纪医学教育的要求，培养出既有丰富的基础医学知识又有精深的专业水平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2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跨学科”是指跨出学科界限，在学科之间发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由于其是应用2门及以上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故亦称“交叉学科”[3]。国家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要求研究型人才要具有独立获取国际前沿知识、分析专业问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医学研究生培养一般分2个阶段，基础理论学习和实验研究阶段。实验教学是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一科目的实验学习无法体现跨学科、交叉渗透、观念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综合实验内容，往往缺乏实验整体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研究性。目前综合性实验项目常常将各个部分的实验优化组合，是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补充的综合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课程，用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一方面可以改善单一科目实验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综合实验技能，为之后的跨学科创新实验打下实验技能基础。加强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法包括：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的申报；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创新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跨学科创新学术论坛，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根据学科中的前沿热点问题提出研讨专题及方向，促进各学科专家之间及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还可以构建跨学科综合性实验教学项目；鼓励并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
3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循证医学模式的普及和深入，对临床医师科研能力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医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疾病诊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培养临床科研创新、分析、处理、应用、实践能力。现如今，如何在学习期间，依托学校强大的理论及实验支撑、临床医院丰富的病例资源、导师的学术及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其培养成具备一流科研能力的临床医师，值得探讨。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近几年的培养发现在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上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重视：（1）重视加强研究生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研究生整体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2）重视拓宽知识渠道，完善知识结构：只有在宽厚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在专业上有创新和突破，这就要求学生还要充分了解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知道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等等。（3）重视动手训练，提高临床/科研业务水平：研究生临床技能与科研能力培养相辅相成，研究生通过临床和实验的培训。使其动手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为其科研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重视文献综述能力培养：提高文献综述能力，首先需使其学会如何实时准确获取高质量的科研信息，围绕本专业广泛查阅文献，追踪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是提高临床医师专业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的重要途径。（5）重视培养多种能力，全面提高科研素质：这些能力不仅包括临床能力、实验能力，还包括观察、选题、设计、讨论、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信息获取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科研素质得以提高[4]。
此外，研究生阶段正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从事医学科学领域创造性研究的最佳时期。因此，导师要善于适时鼓励研究生对科学问题大胆设问，深入探索；帮助研究生与成功研究者接触，培养科研精神，分享成功经验，为学生创造条件，多途径培养其创造性思维能力[5]。
4 结语
在21世纪医学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许多医学院校都已建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及留学生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国家针对五年制本科学生的主要培养目标是优秀的临床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强调神经病学基本原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培养实用型医学人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临床工作者，除了在教学中注重与临床的结合外，我们加大了对专业外语的要求，重视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培养专业型医学人才；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定位是研究型医学人才，在神经病学的教学中无疑将加大科研思维及科研能力的培养。现在，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步试行[6]，更重视基本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意在为国家提供高层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神经病学教学如何适应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是神经科临床教师不断进行教学探索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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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基本情况
科组现有教学人员共19人，全部本科学历；高级教师11人，一级教师4人。高级教师占化学教师的57.9%。
2．实验室配置与设备
为了适应新课程标准的要求，XX年学校在区电教站的大力支持下对理、化、生实验室进行了彻底改造，现共有化学实验室6间，分上下两层。其中一间是化学探究室，主要供辅导学生参加化学竞赛及化学课外活动用，所配仪器设备先进。五间配备了抽风装置，可进行一些有毒气体产生较多的实验；全部实验室都安装了先进的、带电脑的多媒体平台。配备了两名专职实验教师，各种仪器、设备、药品、模型齐全，完全符合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开出率均达到了100%。
3.教师教学硬件与软件情况
全科组老师人人通过学校电脑水平测试，每人都配备了台式电脑，可在宽带网上纵横驰骋，大部分老师可自行开发多媒体课件，实现了信息技术手段与本学科教学的整合，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信息化教学在我校的迅速发展，本学科组教师在贯彻直观性教学原则方面，在重视化学实验教学方面，在以实验为引导、探索启发式教学、做好演示实验、分组实验、探讨性分组实验等方面，全面启动信息化教学资源，利用网上的化学实验资源，把研究性学习贯彻到每一个课堂教学中。利用一系列成功的实验教学为学生学好化学打下坚实基础。
二.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自古以来历代教师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我们仿效之.！
計利应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我们敬仰之！
30年前我们忽视了智育，30年后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应试教育，忽视了德育和体育，如何拨乱反正，实施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我们探究之！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实践之！我们以为教书育人的科学发展观的四大基本元素是：
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全面---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
协调---知识、方法、价值观三维教育可持续发展---自学方法、终身学习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了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行，我国进行了新课程改革，它以促使学生发展为根本，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旨，立足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大力倡导科学探究，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渗透和融合，构建新的高中化学新课程体系。我校化学组的各位教师，自广东省开展新课程标准以来，积极参加省、市、校各级的培训，各位教师还努力学习有关新课程的理论，本组主要学习了《走进新课程》、《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广东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科教学指导》和《化学课程标准（实验）解读》等四本书。按照新课程实验全员培训，不培训不上岗的规定，我们连续三年组织化学教师参加市的新课程培训,还参加了市教研室化学科在教研活动中的理论学习和观摩课学习。每位化学老师都取得了新课程培训证书。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形成了新的教学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为主体
新课程理念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作为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正确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才能使教学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布鲁纳认为：认识结构是指在感知、理解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在头脑中形成的心理结构，是学习和理解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基础。学习不是被动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而是积极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成功学习的基础，只有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认识、主动获取教学内容，主动吸收人类精神财富，他们才能认识世界，从而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2.创新教育
旧教材中，化学课程内容偏重于学科知识专业化、系统化，讲究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存在着“繁难偏旧”的弊病，这是以知识为中心教学和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鉴于此，新课程立足于21世纪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着眼于课程内容与学生认知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内在联系，提出新的学习主题和相应的内容标准。由此出发，新课程标准对作为课程内容具体体现的化学教材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首先，教材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展示化学对推进社会文明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才能扎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其次，教材内容的安排也体现科学探究的特点，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教材内容的信息传递也用文字陈述，图形、表格和各种醒目的栏目等多种途径，从而增添化学知识的魅力，让学生喜欢化学和主动学习化学。最后，教材在知识安排和版面设计上富于开放性和弹性，给老师和学生留有个性化创造的空间。总之，化学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充满了个性活力，体现了浓郁的人本意识。
3．研究探索
新课程开设了一些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如高一化学有调查家庭所用燃料的性能价格、资源情况及燃烧物对环境的影响，对家庭燃料的选择及如何使其充分燃烧提出自己的看法。高二化学调查常用电池的种类、使用范围、性能和价格以及电池中的氧化剂和还原剂。调查废旧电池如何处理以及回收废旧电池的意义和价值。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己从生活、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或化学学科内一些适合于通过探究来学习掌握的基本问题，这种方式要求学生在进行科学探究活动时，要遵循科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步骤和过程，要敢于面对困难和障碍，科学探究更注重学生在探究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学生进行探究活动的空间不局限于教育和实验室，他们还要到工厂、社区、科研所、图书馆等地进行调查、访问和查资料。经历问题探究的实践过程，获得科学研究的初步体验，加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感悟，激发起探索、创新的兴趣和欲望，建立一种主动宏观，独立思考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积极的学习方式。
4．学以致用
新课程更好地体现了化学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能使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贴近生活，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认知事物的有效途径，结合日常所闻，并由此得出科学的认识和解释，使学生掌握知识更加便捷，更有感性认识的基础。因此，新课程中编写了一些课外小实验或家庭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在课余利用日常生活用具或物质就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实验。当学生能用化学知识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后，他们是十分高兴的，并有一些成功感，由此，可以进一步激发起对知识的渴望，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对学生的素质培养很有好处。
5．环境保护
篇7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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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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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研究，从阿里地区到康藏地区都已经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石器遗迹。由此判断出，在距今5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些地区。古代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药三分毒，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藏医学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长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藏医学问世的具体年代，但据藏医学最早的文献―苯波教《大藏经》中顿巴・辛饶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医典《蹦耶》的资料显示，原始藏医学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历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藏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藏语文字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原始藏医学的萌生和发展。以后，随着藏语、汉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在藏区的使用，藏医通过与内地和其他国家医学的交流，使藏医药文化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 纵观历史，藏医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具有完整体系的医药学，其中藏语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7世纪，藏文字的出现为藏医药的诞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以后，广泛的交流以及藏医药学校的成立，推动了藏医学人才和藏医药体系的逐步完善；20世纪中叶，和平解放以后，藏医药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2．1 藏语文的发明促进了原始藏医的脱胎换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保留思想意识的需求，因此逐渐发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献记载中，公元7世纪以前，苯教创始人顿巴・辛饶米沃切曾经使用一种“象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苯教徒用以书符、画咒、记述教义。当时在藏区，除了相当蒙昧的原始医学之外，相传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的颁布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需求，创立藏语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语言的特点创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吐蕃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藏语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简便性和普及性，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藏文文字，经过以后若干年的修订、完善逐渐的能够表达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内容。藏文文字的发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传的原始文化得以记录下来，实现了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传递，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化的发展。除外，藏文的发明也为后来藏医学与周边民族的医学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为了巩固吐蕃王朝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带来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医学及其他方面的经典，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以及印度医生带来的《布夏母本、子本》等，还从邻国特别是从天竺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药书籍等。此外，天竺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精髓后，合编了七卷本的《无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他还邀请汉地、天竺等九位知名医生，与当地众多藏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讨，并将多个民族的医学著作译成藏文，还设立了藏医学校。8世纪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带来了《月王药诊》，由天竺翻译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医生和翻译家的帮助下翻译成为藏文，该书无疑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催生了独特的藏医学，并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 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医学的交流。这一时期，藏王广泛地邀请汉地、天竺、尼婆罗、克什米尔等国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来访，藏族医学家同他们一起就医药学方法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使得藏族医学家能够广泛吸收印度、中国各地的医学精华，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藏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药王”的玉妥・云丹贡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艰辛，为了发展藏医学，曾赴天竺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进行医学交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天竺、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吸收其有利的医学精华，在与著名印度翻译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讨、翻译并传授释迦牟尼佛所讲授《四部医典》精华的基础上，编写了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标志着完整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其中详细阐述了与西医的细菌学、胚胎学相近的论述，可见当时的藏医学已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先进学术之一。这部藏医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译本，《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进入了空前盛世，为促进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言文字作为基础，藏医学的发展在当时决不会有如此的成果，许多藏族医学家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著述立说也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
到了公元11世纪，在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玉妥・云丹贡布翻译、借鉴并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结合地势气候，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充、修订和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他还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公元17世纪，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为推进藏医学文化，在药王山设立了藏医学校，召集全藏知名医生，对于《四部医典》进行编撰、校订。当时的藏文典籍文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浩如烟海，功绩非凡，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幅员辽阔，是一个方言很多的地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支持，《四部医典》的校订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难度，由此可见，藏医学的发展与语言的铺垫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极大推动了藏医学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来，藏医学与内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藏医学的长足发展，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藏医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学生来学习，为了帮助学生的藏医专业的学习，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汉语和英语课程。1990年9月1日，拉萨市藏医院扩建为自治区藏医院的成立是藏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又一标志。
2000年，自治区党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藏医药列为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六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同年，在拉萨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来自德、美、法、俄、日等国的18名专家和中国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5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00多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藏医药学术会研讨了藏药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促进了藏医药学术的交流和繁荣,扩大了藏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多国的医学专家对藏医擅长治疗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溃疡病、胃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都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标志藏医药的临床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大会上藏语、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都被频繁应用到，这次医学交流会是一次多语言的文化交流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藏医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扩大交流，推动藏医药学走向世界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识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场经济化。但是，许多农产品商人和药品制造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饲料和药品，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绿色食品和绿色药材的需求和青睐越来越迫切，人类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给传统藏医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借助语言工具将藏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是藏医药发展的新课题。
藏医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医学；自古以来，藏医药学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个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在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藏医学的独特优势正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藏医学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发掘原有的药材、药方，确认有用成分，减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与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这一辅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以来，藏医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肃等各藏族聚居地区都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祖国内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与藏医药相关的典籍正被翻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对推动藏医药学在全世界传播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全面系统地组织过相关的翻译工作。
总之，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人类的语言都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发展又都需要语言作为其交流工具；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藏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藏医药学文献的英语翻译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国，更广泛地在国际上传播，从而提升民族医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促进藏医药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提升藏医学的国际影响；第二、通过系统翻译藏医学著作，可以使国际医学界更加了解和重视藏医学，促进未来合作、发展现代藏医学；第三、可以有效反驳西方编造的“文化毁灭论”。目前系统翻译经典藏医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语言文字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继承、发扬、光大藏医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 桑吉东珠・昂巴.《浅说藏医药学的兴起与发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蓝琉璃》.(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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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被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大师中的大师”。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等人都深受其思想的影响。比尔·盖茨说：“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杰克·韦尔奇说：“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是这样的：“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二、彼得·德鲁克“管理是一种文化”的思想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无不生活在诸如工厂、学校、医院、家庭等各种不同的组织之中。所谓组织（organization），生物学上是指细胞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每个细胞群都是由许多形态相同、结构、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联合在一起构成的。对人类而言，组织是指有意识地协调两个或多个人活动或力量的系统。人类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与个人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目标或使命的驱使正是组织存在的理由。人们依赖组织，组织是人类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形式。没有组织，仅凭人们个体的力量无法征服自然，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没有组织，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今天的发展与繁荣。组织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的源泉，是人类获得一切成就的主要因素。
德鲁克强调，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组织的文化是决定员工做出选择的原动力。组织文化可以说是组织管理看不见的手。
要发挥组织文化的作用，仅仅有了组织还不够，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组织就必然有人群的活动，有人群的活动就有管理，有了管理，组织才能进行正常有效的活动。简言之，管理是保证组织有效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组织的作用依赖于管理，管理是组织中协调各部分的活动，并使之与环境相适应的主要力量；有了管理，组织才能进行正常的活动。组织与管理都是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管理之重要不言而喻。究竟怎么看待管理（management）？学者们对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从协调作用方面说，一般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以达到组织的目标；从过程的角度讲，管理就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作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则强调的是：“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
可以说，德鲁克“管理是一种文化”的思想对提升管理的境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学校管理是一种文化
根据管理的意识形态特点，即从管理理论所隐含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的角度，管理理论从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理论，到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人文管理”理论，是管理思想的飞跃。后者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在系统内部营造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使全体成员的身心能够融入到系统中来，变被动管理为自我约束，在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管人实际上不是叫你管住人、管理人。它引申出更丰富的内涵，如吸引人、关注人、帮助人、培养人、改变人、提高人。管人实际上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尊重。”互通科技集团CEO胡俭强说：“管人不是控制、驾驭人，只知控制人的管理者，不是优秀的管理者。”
“吸引人”主要是努力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满足人的发展的基础上使人得到成就感和归属感，从而对所在单位产生强烈的认同；“关注人”是指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帮助人”就是员工的困难事无巨细，要急员工所急，让员工的生活能够无忧；“培养人”就是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从潜质上去挖掘人的潜力；“改变人”就是改变人的做事方式；“提高人”就是提高人的个人修养和全面综合素质。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专门组织，把管理作为一种文化，在一所学校的发展中就会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建设。学校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也是一种由学校传统和风气所构成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构成了学校里所有教职员工的活力、意见和行为的范式，并体现在以下管理原则和基本价值之中。
目标原则——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而且使得组织内的成员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所以，任何成功的学校管理必须具备有价值的目标，这是一个构思良好的、生动的、令人向往、大家共享的愿景规划。
共识原则——学校管理成功与否要看它能否使学校成员形成共识，进而聚集起众人的能力。
卓越原则——卓越不是指成就，强调的更不只是结果，而是一种动力，一种工作伦理，一种培养追求卓越的精神。
一体原则——通过全员参与，不断强化学校所有成员的归属感和学校作为组织的一体感。 成效原则——成效是对教职工评价和激励的基础。
实证原则——即强调学校管理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善于运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亲密原则——即具有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和团队精神。
正直原则——正直就是诚实、言而有信，管理者和教职工都以务实、负责、认真的态度进行工作。这一原则是学校管理中绝不能妥协的原则，是管理文化的磐石。这一磐石是学校成为优秀组织的重要标志。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学校管理中的愿景规划，它会使大家有明确的、共同追求的目标。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目的因此不随时间而改变，这种愿景贯穿并影响在整个学校组织之中，并成为学校所有教职员工一种近乎宗教信条去恪守、去践行的内在价值和日常工作的指导原则。
四、“管理是一种文化”的思想对学校管理的要求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思想要求学校管理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人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体系的开发利用。建设良好的学校文化不能是一种随意性的文化活动，保持良好的学校文化，学校管理必须关心人、尊敬人、发展人。建立优秀学校文化时要有效地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要有高素养的管理者。管理者的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对于学校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在学校组织内部培养和灌输一种清晰的价值观、目标感，创造激动人心的工作氛围，管理者则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
要规划并沟通学校的成功路径。学校的发展规划就是一张成功的导向图，根据学校的愿景规划，在“图中”可以标明学校目前的起点，确立发展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式。学校要把教职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学校的发展愿景紧密结合起来。
要创造制度文化、注重细节管理。学校制度是学校工作走向卓越的保证。学校要帮助内部各部门和所有教职员工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文化、“契约”文化，要把每项工作、每个部门、每个成员的工作每一次都精益求精，做到最好。当然，制度文化的建立健全和完善则是充分发挥制度文化作用的前提。
要有顺畅的沟通网络。学校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坚持教学为主，又要统筹兼顾。学校管理必须善于沟通，有顺畅的上下沟通、平行沟通，才能使工作运行有条不紊、和谐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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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过度地为实用和功利而教育和受教育。学校偏重于科学教育，疏忽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关怀，重视教会学生生存的手段，疏忽引导学生懂得生活的意义。多数学生选择的是谋生意义上的热门专业，而很少考虑自己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和人性的养育。在学习中，偏重专业课、技术课和工具课，忽略基础课和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等，认为这些学了都是无用的。我自己上公共教育学课就有很深的体会，学生要求多教一些教育的技能、技巧，一讲到这些实用的技术性的东西，学生也听得专心。但讲一些观念性的、价值性的教育理论、理念的时候，相当多的学生就不感兴趣，因为“没有实用的价值”。
1.2片面注重人的社会性，漠视人的个性，为利用人、控制人而教育，人成为社会的工具，教育成了制造工具人的手段。当今社会，伴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既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也更激化了国际间的竞争。而不论是科技的竞争、还是知识资源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为了赢得竞争，不少国家拼命给教育施加压力，要求教育为社会输送各种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科技英才，学生的情感、精神、心理、个性的需求和培育在强大的科学教育的压力下淡化、萎缩了，教育的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有增无减。
人们开始反省，开始感到仅仅依靠科学文化是不能给我们带来完整幸福的，我们要获得完整的幸福，还必须要有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犹如两翼，缺其一，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就都是畸形的，不健全的，不幸福的。功利化的工具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人和社会对健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时代呼唤着新教育：教育不仅要进行科学教育，还必须进行人文教育。因此，我也深刻认识到在科学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同样重要。
2从自然科学教学目的上把握好人文素质教育
当前自然科学教育中普通存在着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忽视教育的人文性；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重科学程序、轻灵活变通；重理论知识的传播、轻情感经验的积累；重理智控制、轻情感沟通；这些现象都是没有把提高人文素质作为教学目标，势必收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首先就要确立好正确的教学目标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的特点及其多元价值，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心理、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明确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加强教学过程人文环境意识，使课堂教学努力转到以学生活动为主导，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的教学目标上，使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有机融合。
3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教育内涵
3.1珍爱生命、关爱他人。科学教材中有许多关于动植物和人的生命现象的内容，如动植物和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生长发育和繁殖，动植物的多样性，珍稀动植物的保护，人的自身保护等等 ，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生命的孕育、生命发展的过程 ，让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珍爱自己的生命，也对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
如在学习人的生殖和发育的内容时，应教育学生热爱生命，爱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在学习人类对动物的利用和珍稀植物的保护时，让学生讨论如何与动物和谐共处，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共享生命，学会善待动植物。在急救常识、艾兹病等内容的学习中可进行爱心教育，培养学生对他人，尤其是残疾人、病人、弱者的同情心和爱心，塑造学生关爱他人的美好的心灵。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研究的深入，生命教育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广，自然、宇宙生命的互动与伦理关系及生与死的尊严等方面的生命课题会更被人们重视。
3.2关注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和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生态和环境观的养成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知识的学习时可结合教材内容，让学生从亲身体会中，懂得生态平衡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养成正确的生态观和环境观，努力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学习土壤污染后，组织学生调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与回收情况，到小区宣传废电池的回收、垃圾的分类投放的意义；在学习了森林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止土壤沙化等作用的基础上，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种树、种草，教师还可指出，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作为竞争的主体――人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加，而绿色植物还具有放松神经、调节心理等积极作用，使学生认识到绿色对环境对人类有多重要，进而自觉地爱绿、护绿。
再如通过人口调查的实习活动，可以深化学生对人口增长要符合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理解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初步的辩证的认识。
还有资源问题，一定要让每一个学生知道，合理使用和保护资源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学习了地球上的水循环和水的组成 、水的性质和水的污染等知识后，让学生调查家乡的水资源和水污染现状，上网搜索我国水资源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并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水资源的紧缺，知道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节约用水必须从我做起。
科学的本质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主体对客体的真实反映，“善”是主体对客体正确的价值判断，“美”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美感。在科学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如在水的学习中，可对水作全方位的分析，从化学、生物学、物理学角度剖析水，指出水是生命的源泉，它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它具有调节气候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能源，水的流动能产生声音和色彩变化，凝固的水能做成各种完美的造型，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水需求越来越多，但水污染却日趋严重，如何处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中已成为当今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物质性和物质的运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教材中能够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素材很多，如物质的组成，原子构成，运动和静止，氧化还原反应等，通过学习让学生初步学习辩证的、联系的、变化发展的、全面客观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阅读材料，掺入一些自然科学史的知识，介绍古代和当今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如沈括、詹天佑、李政道、杨振宁、袁隆平，钱学森等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学习他们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
4改进自然科学教学方法 注意体现自然科学中的人文价值
当前小学自然科学教学中存在着偏重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的人文价值，这无疑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悖。因此有必要改进自然科学的教学，在传授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去体验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去感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自然科学教学中求“真”教育，主要体现为科学精神的培养和求真方法的教育，具体体现为科学探索的热情、勇气，相互之间合作精神和献身于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掌握探索 真理的方法、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性。自然科 学教学中求“善”教育主要是指通过对学生生 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能力及道德责任 感的培养，使学维能自觉地养成善待生命、善 待自然、善待科学、善待技术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用人文精神中的“善”去抵御科移发展带 来的“恶”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在自然科学教 学中，教师还应注意“美”的教育，一方面教 师应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科学理论中发掘、提 炼出简洁、整齐、对称有序的科学美，对学生 进行审美教育：另一方面，应让学生明确美与 真的联系，美可以引真、形式美可以成为科学 家的一种直观判断，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一定的审美观可以促进科学创造。
5丰富人文环境，发挥隐形课程作用
在校园文化创建活动中，我们可把科学课程的人文精神教育，广泛地深入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如在实验室张贴科学家画像和名言，教室、走廊墙壁张贴名人的诗文，真正地“让每一堵墙都张口说话”（苏霍姆林斯基语），在树上、草坪上挂放保护绿化的牌子，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世界环境日、植树节、世界爱滋病日、爱鸟周等各种节日到来之际张贴宣传画，举行各种讲座。例如开设讲座：“你知道爱滋病吗”，指出爱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条，即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使学生知道只要没有传播途径，正常人可以与爱滋病患者共同生活、工作，给爱滋病人更多的关怀，切莫“谈艾色变”。在校园中可设立学生科技作品与科学小论文之窗，给学生一个交流的平台，展示成果，学习评价，分享他人成功的快乐。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们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可用来杀人”。为了使“科学这把双刃剑弃恶扬善”，科学教育也正在逐渐和人文教育融合，这是真、善、美的结合，理性与情感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相信只要我们更新观念，潜心研究科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教育，找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点，在科学教学中渗透具有时代特点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文教育，必将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定能全面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科学素养，使科学教学与人文精神教育双赢。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将给教育带来新的希望。它既一反过去教育中的唯人性论，又一反教育中的唯科学论，避免了因轻实际而造成的空疏无用，或因轻人文而造成的道德、价值、人性的失落。它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科学教育中渗透着人文精神，在人文教育中渗透着科学精神。它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它根本的目的就是人的幸福。在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中，人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单纯作为抽象的人和单纯作为现实的劳动者而得到发展和满足。我想，只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善于总结、善于挖掘，一定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把人文教育融合到科学教育之中去的。
参考文献
篇11
实际上，所谓“音乐神童”，并不仅仅是“先天遗传”的结果，而是儿童“特殊先天秉赋”与“早期音乐 教育”反馈互动的产物。
就此意义而言，“音乐神童何以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应当使其转型成为如下这样一个更加科学 的问题：“两岁至十一岁左右儿童之早期音乐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较为成功的结果？”
与此对照的论题是：“数学、逻辑学、以及其它一些进行纯粹抽象形式运演的学科，成才的一般年龄，似 乎相对较音乐成才的年龄要大”。
其中定有某种内在的原因可寻，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机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构之“人文进化学”（牛龙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论框架之内，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一
根据“人文进化学”的研究，人类的进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生物进化，而是人类生物进化、人 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的反馈协同进化（2）
在此“人文进化”过程中，人之行为能力的发育、成熟、增长，并非单纯受先天遗传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与其生存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在其体外相对独立存在的历史文明密切相关。
不仅在族类的层面上，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共济耦合、反馈协 同关系；其个体的发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习得、增长，也受到机体、社会、文明这三个方面的制约、影响 。
具体而言，每一个体，自怀胎之日起，便开始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之中，每日每时受到体 外文明的直接、间接刺激，并开始将其“内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阶段，此“内化”之“体文明”，才始成 为“习得能力”，才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作用于周围的世界，“外化”为客体的“对象”，汇入人类体外文 明的大系统之中。此被卡尔·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3）的历史文明，又将再次“内化”为某 一个体的“习得能力”。如此，“内化”之间，有一种“往复循环”（reycle）的反馈机制。此正如下图所示 —一
就此“内化”与“外化”的反馈机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俗语说：“三岁看老”。人之童 年阶段“内化”的“体外历史文明”，将对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实践，具有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
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儿期”，便开始发生。
在胚胎发育期，就胚胎与母体的关系而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物进化重演系统”；但就处在复杂社会 群体关系网络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时空中的母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言，胚胎的发育仍在一个人类生物进化 、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馈协同进化的人文进化系统之中。因此，就族类的层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进行的体外文明之“内化”，仍处在“外化”与“内化”的往复循环圈中。
正如日本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一书所说：“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形无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这个“有形无形的文化圈子”，是通过母体的中介对胎儿发生影响。正因如此，所谓“ 胎教”，说是“教子”，其实是通过“教母”以间接“教子”。汉代刘向在其《烈女传·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怀孕的母亲“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颂诗道正事”。
对于有自觉意识的成人社会而言，不仅对“胎教”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尤其更看重“儿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孙志宏在其《简明医彀》一书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一生人品善恶，高下 全看幼时。”正如西人弗兰克·戈布尔在评述“马斯洛心理学”时所说：“幼年时期是重要的时期—一在这一 点上，实际上心理的所有学派都殊途同归。”（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出生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人类的孩子是在某一时代的某一家庭这样的一个 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度过相当于其它动物在胎内发展的时期。”（6）。在此，“子宫外的生长期”（7），“ 人类智力的形成是儿童正在成熟的神经结构、正在发育的智力结构和他们周围的言语、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 果”（8）。在此过程中，“体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仅仅只是作用于儿童的心理发育，还将作用于儿童的 生理发育，并在“实体长入”的意义上“内化”于儿童的生理结构之中。
正因如此，皮亚杰才特别强调：“表现型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从胚胎发生阶段起就存在着的一种不 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使得要在天赋的东西与获得的东西之间找出一条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发展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区域；在认知性行为水平上，就更是这样。”（9）。也正是基于 同样的认识，《汉书·贾谊传》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正是这一类“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内化”与“外化”反馈循环机制 的产物。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有些人所谓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行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层面的三种行为图式所决定的 。其一是‘刺激机体反应’（SOR）的‘本能’行为图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应’（SIR） 的‘仿能’行为图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应’（SCR）和‘文化刺激反应’（HSCCESR）的 ‘智能’行为图式”（11）。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实质上，仍不过是对“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类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确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发现，所谓“音乐神童”的出现，并没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质言之，所谓 “音乐神童”，乃是处在一定文明时空、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家庭环境中具有“某种特殊天赋”的儿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内的“早期音乐教育”的成功结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乐才能，并不仅仅 是由先天赋予，而是在期童年时期，人类人文进化之“内化”与“外化”往复循环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只有在此本元层次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探索“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为何往往取得较好的成果 ？”一类的有关问题问题。
二
根据“人文进化学”有关“人类进化乃是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进行”的理论，我们在探讨有关“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具体问题时，必须同时关照儿童生理发育、 社会家庭环境、特定历史文明这样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就此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所谓“儿童生理发育节律以及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从胚胎时期开始，个体的发育一直受一定发育“节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说：“胚胎发育是 一种重演性发生的遗传现象”（12），其各个不同的阶段，对应着族类生物进化历史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个体出生之后，其机体的生理发育，仍然有一定的“节律”。中国古典医籍，早就有关于小儿“所以变蒸 者，皆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故一变毕，辄觉情态忽有异也”（13）的发育节律理论。这里所说的“变蒸 ”，就其“情态”一语推敲，则不仅是对其生理发育节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对与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心理 发育节律的描述。
对此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儿童心理发育节律，当代瑞士“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已有 深入讨论，皮亚杰认为，儿童自二岁至十一岁左右，经历了一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 ”的生理一心理发育成熟历程（14）。
其所谓“前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开始意识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主体） 有别于在其体外“永久”存在着的一些客体，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发出动作之后，可以影响客体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时，儿童尚不能很稳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模式，其每一个动作，都带有 即兴的、尝试的意味。
所谓“具体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可以把一些具体的客体，当做某种运演模式的“算子”，来进行可逆的 （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操作；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予这些“客体算子”以某种运演的结构。
所谓“形式运演”，是指儿童已经超越了仅仅作用于“客体算子”的具体运演阶段，开始使用抽象符号以 进行纯粹形式的推演运算。
正是这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的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制约着体外历史文明通过 社会关系网络对儿童发生“文而化之”（牛龙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实践。
在二至十一岁左右的儿童早期教育，除了“语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号”之“形式运演”能力 的学科，如数学、逻辑等，都未能获得圆满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体算子”之具有“具体运演”性质技艺 或游戏、运动，却因其适应二至十一岁左右儿童“具体运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代“音乐神 童”以及“体育神童”多发的现象，正是一个典型。
对儿童的早期音乐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乐信息刺激”之外，从两岁开始，便可以 让孩子玩弄一些诸如小鼓、小钹等节奏乐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来具有的节奏律动，这些节奏乐器 的演奏，对于儿童来说，有一种“先天”的基础。通过这些节奏乐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动作与 有节奏的音响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而所谓“因果性关系”，正是人类认知能力特别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础。通过“早期音乐教育”，使儿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对于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奠定基 础的重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儿童而言，四至六岁之后，已经可以通过有律乐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体算子”性质的“ 乐响之音”；并在此演奏过程中，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换言之，在 此演奏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于这些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响之音”以某种可逆的（可重复的）、 守恒的“运演结构”。
不仅如此。儿童在演奏有律乐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动作”，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 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乐响之音”）与“整体”（“优美乐曲”）的关 系。而所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之中，“由部分到整体”正是所谓的“综合”；“由整体到部分”，正 是所谓的“分析”。而“综合”与“分析”，则是人类思维之最基本的两种形式。儿童通过音乐艺术的实践， 感性直接地把握“综合”和“分析”这两种最基本的人类思维运演形式，将对孩子一生的智力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
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凭空意想不发出实际音响的“抽象音符”。此时，儿童的音乐理论 学习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由“即兴演奏”到“纸上谱曲”的升华，也是一般处于这个阶段。
正是由于以上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阶段的制约，“音乐神童”中，大多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则实属凤毛鳞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才初步显露其 “纸上谱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对其“即兴演奏”进行“记谱”）；真正的艺术杰作，则要在更晚一 些时候，才能创作成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文进化之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的关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类生物进化之儿童生理发育节律的制约；儿童之心理发育节律，受 其制约，与其同步，有着固有的程序、步骤。
对此天道有常的发育节律，人类只能“道法自然”（15）。《素问》有言：“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从之有福，逆之有咎”。《灵枢》更强调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 矣！”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贻误时机和拔苗助长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谓“音乐神童”的多见，换言之所谓“儿童早期音乐教育往往取得较好成果”的历史现象，虽然没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却实在是因为天道的神机。王充在《论衡·实知》中曾说“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 安能有知？项托七岁，【诘问孔子】（16），其三四岁，而受纲人言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儿始生 产，耳目初开。虽有灵性，岂能知音？十岁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岁，而学习音乐矣。”
只是在这个基础，诸如“音乐世家”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普遍富裕”这样的历史经济条件，“明星效 应”这样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网络，使得更多的音乐神童不断涌现。
三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们发现：“任何一种认识都与动作有关”；“认识一个客体意味 着把它合并到动作图式中”（17）。
极而言之，人类的一切思维形式，都是“动作思维”的衍化、抽象。可以说，“实践”、“活动”、“动 作”，乃是人类一切智能、一切认知能力的发生之源。人类的“认知图式”，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物质 客体的静观反映，而是实践活动过程中能动的施加于客体之上的主体自身“动作”的抽象。
举例来说：“1＋1＝2”，起初不过是人们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之后，发现它们比单独的一头 牛要“多”。在这里，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的动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就此意义而言，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中，器乐演奏的训练，具有开发儿童“动作思维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乐艺术中“操而奏之”、“行而运之”的演奏实践，不仅具有一般的“动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体自身之外的乐器，并作用于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音之响”使之成为“比音之乐”（18）的“优 美乐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结构”。
因此，无论从“动作实践”（演奏）自身，还是从“动作实践”之“认知图式”的成果（乐曲）而言，器 乐演奏都是儿童早期教育过程中，启发儿童动作思维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对此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儿童的动作思维，与当代最新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某 些结论，恰有正相吻合之处。
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业已指出：所有对实体的“测量操作都是由刚体之间的比较所组成，并通过观察 重合关系而完成。所有空间性的命题仅仅只涉及物体的行为”（19）。因此，在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 文献中，“时间”已经取代了“空间”，“运动”已经取代了“实体”而成为关键的词汇。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说：“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释为运动了”（20）。
其实，几千年来，人类的音乐艺术实践，早就已经把世界万物象征示为运动流行之“乐象”。通过音乐艺 术的实践，人类早已引入了一种类似“向量场”的“参考系”，并在其实际演奏操作中，把握了万事万物之“ 运行动态”的“重演”或“自同态转换”关系（21）。
就此而言，音乐艺术可以看成这样一种“音响动态模型”（22），其“比音之乐”之“乐音关系”，可 以适当地模拟整个万象世界之四维时空连续统的“运行动态”（23）。
儿童在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尽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在感性直观上，已经通 过音乐艺术的演奏实践，直接进入了“万物同其节奏”（24）、“万物同其态势”（牛龙菲，1993）、 “大乐与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观把握了“宇宙万象同其道行”的真谛。
但是，不能不强调指出，由于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的制约，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观的潜移默化，而 不应是理性自觉的强制灌输。换言之，在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提倡一种“游于艺（26）的 原则，而不要过多附加其它的目的，过多介入除“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无非是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并发展儿童的音乐才能；当然，也可以为某 些儿童将来从事音乐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竞争”，一些音乐艺术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标，如“进步超人”、“考级顺利 ”、“比赛成功”、甚至“求职如愿”等等，却往往被有适当地过分强调，并造成了儿童、父母、老师不必要 的心理负担。
除了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地追求“解说音 乐形象”（牛案：本文无暇顾及对“音乐形象”概念的批评）而多余介入了“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虽然不可否认，在整体音乐艺术中，的确存在某些诸如“歌词”、“剧情”、“符号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乐”之“自律信息”与“他律信息”之间，却有着不同 性质、不同层面的相关联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视觉形象”与“比音之乐”的关联，即使是对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传；对于儿童而言，则困难尤甚。如果这方面要求过多，便会干扰儿童对音乐 艺术的感性直观，诱导一些“幻想型”的儿童产生一些与“比音之乐”风马牛不相及的任意联想。反之，“联 想”的不成功，又会使某些儿童产生“音乐难以理解”的错觉，使某些儿童产生自卑的心理。
其实，对于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而言，“早期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具体运演”的器乐演奏，和“动 作思考”的潜移默化。除了演唱适宜的儿童歌曲之外，不应过多介入其它内容。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不管是古代罕见的“音乐神童”，还是近代多发的“音乐神童”，大多是“器 乐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为，“器乐演奏”、“歌曲演唱”之“具体运演” 的性质，完全适合于儿童的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
众所周知，无论是远古的“巫乐”、周秦的“礼乐”、汉唐的“宴乐”、明清的“剧乐”，都负载了音乐 艺术之“具体运演”、“形式运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关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国 古典音乐，大都以成熟的“巫觋”、“乐工”、“家奴”、“戏子”为其主体（28）。孔子所谓“立于礼， 成于乐”（29）者，对这种负载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礼乐”一类音乐艺术之“主体”，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对“自律”、相对“纯粹”的“器乐音乐”兴起之后，才为“音乐神童”的出现，创造了 更为适宜的条件。相对于更加注重“他律”内涵的古代音乐而言，近代较少负载“他街”信息的“纯粹器乐音 乐”，大大减轻了儿童的认知负担。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对此加以明晰的说明。
结语
“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是一个可以“大做”的“小题”。
由于对“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一个独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视音乐艺术的特 美本质，更加清楚地了解音乐艺术的审美机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 —一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内在契合和反馈协同关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内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乐文明在“文化成人”过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关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论说面世。
注：
（1） 《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署名：思之），载1985年第1期《兰州学刊》，第82 －85页；又载198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1历史学》，第53页－56页。
《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识生态学—一对人类与知识实体关系的新探索》（与人合作，署名：牛龙菲、张一凯），载1990 年第1期《兰州大学学报》，第13－17页；又载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2自然辩 证法》，第65－69页。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进化学与一 般进化论》）载1990年第30卷（纽约、伦敦、巴黎、蒙特勒、东京、墨尔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来—一一般进化论杂志》），第85－94页。
《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载1992年第5期《哲学研究》，第69－75页。
《“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一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载1992年第3期，《晋阳学刊 》，第60－66页。
（2） 同注（1）。
（3） 卡尔·马克思《1844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刘丕坤中译 本，第80页。
（4） ［日］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版第55页。
（5）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页。
（6） 同注（4），第67页。
（7） 参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页。
（8） 邱仁宗《认识的立体网络模式》，载1985年第9期《百科知识》。
（9）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63页。
（10） 参许金声《人格三因素论—一一种关于健康人格问题的理论设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页。
（12）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页。
（13） 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五《小儿变蒸论》。转引自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页。
（14） 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16） 参敦煌卷子《孔子项托相问书》。
（17） ［瑞士］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8页 。
（18） 参《礼记·乐记》；另参牛龙菲《行象简论》，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页。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页。
（20） 同上，第83页。
（21） 参牛龙菲《新的音乐艺术模型—一“自同态转换群集”概说》，载1992年第2期《星海音 乐学院学报》，第48－54页；又载1992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6音乐舞蹈研究》，第 14－20页。
（22） 牛案，“音响动态模型”，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 讨论会”上提出的概念。参与嵫冉《愈辩愈明真理在—一〈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讨论会记略》，载1 985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3） 同注（21）；另参［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页。
（2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页。
（25） 《礼记·乐记》。
（26） 《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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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建立在大量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它继承了人类几千年来对疾病、健康的认识,医学历史上某些时期的飞跃至今都能在现代医学领域中完美地体现。医学又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不断地创新和突破,它的探索手段不断加强,它的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它的应用实践不断完善。医学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
2•121世纪医学发展的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自我反思的深入,21世纪的医学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2•1•1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更加明显
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方法不断结合,使医学技术本身日趋精密和高效,各种影像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工程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研究和疾病防治水平,医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1•2医学本身不断综合、分化
医学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新的分支学科不断产生,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综合了各个学科的知识,又发展分化了新的领域,这样的分化与综合,使医学科学知识量大大增加,有利于形成发散思维,激发创新灵感。
2•1•3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使医学面临新的挑战人
口的增加、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们在征服自然时,不得不接受自然的惩罚;人们在越来越珍惜生命价值内涵时,又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而遭受各种肿瘤、慢性病、传染病的威胁;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卫生资源的不足和地区不平衡也再次拷问了医学的伦理观、道德观……这所有的一切都使医学面临新的挑战。
2•221世纪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
21世纪医学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的医学人才必须创新地思维、创新地利用一切科学方法创新地解决各种问题,21世纪的医学人才必须是创新人才,必须具备以下的素质:
2•2•1具有医学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三维知识结构随着人们对健康、生命质量要求的提高,社会行为方式与疾病的关系被人们所认识,建立在原有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的医疗服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医学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且应包括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存质量等任务。这要求医生整合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根据病人对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体要求来提供适当的卫生服务,从伦理、费用、人性的角度考虑医疗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2•2•2具有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解决新问题的三种基本能力医学知识的日新月异要求医学人才要有积极学习、获取新知识的热情,及时捕捉医学领域各种信息,掌握新技术、手段、方法,勇于探索,敢于批判,循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2•3具有独特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健全的人格三个品质特征纵观医学上的许多成就都是建立在对原有认识的否定基础上,医学的创新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过程,是一种求异性思维,它表现为人才独特的个性,不能人云亦云。创新的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需要有坚强的意志信念作保证,要有健全的人格作支撑。
3医学教育模式的构建
医学的发展呼唤医学创新人才的出现,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当今高等医学教育的战略重任,培养医学创新人才关键是建立一个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医学教育模式。传统的医学教育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模式,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依据,以学科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宗旨。“重专业轻基础,重科技轻人文,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2]。这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医学发展的要求,构建有利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医学教育模式势在必行。而这种新模式的构建是在对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3•1优化课程体系、整合教学内容,设置课程模块
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过分强调学科自身的系统性,忽视了学科之间的联系,难以使学生对生命现象形成综合、整体的概念。课程门数繁多、课程内容交叉、重复、脱节,学生负担过重、知识陈旧。优化课程体系,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课程体系分为五大模块:公共基础、医学基础、专业基础、临床专业、预防医学模块。其中公共基础模块又可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窗口课程(英语、计算机)模块,医学基础模块可细分为形态学、技能学模块,专业基础模块可细分为内科基础模块、外科基础模块。,充实了基础,强调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临床专业知识的三维知识结构的统一、协调,把预防医学教育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程,适应了社会2心理2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符合现代医学的重点从个体疾病的治疗向群体疾病防治、健康促进转移的特点,体现了医学的服务性、社会性。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加强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拓展,创新灵感的激发。对每一模块中的学科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删减重复,合理安排交叉内容,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如形态学课程中解剖与组胚的整合,机能学实验中生理、药理、病生的整合),及时补充学科发展中的最新动态,让学生能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
3.2开设大量选修课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在整个课程设置中,选修课比重大都在80%以上。选修课作为课程设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给学生以自由成长的空间。结合医学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设置了三大类选修课:第一类是早期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选修课,如文学艺术类、心理学类、法学类、经济管理类、数学类,这些课程可进一步整合三维知识结构;第二类是科研类选修课,主要包括:临床科研设计、实验动物学、循证医学等课程,着重介绍循证医学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学习基本的科研方法,形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第三类是专业选修课,如老年医学、美容与整形、肿瘤治疗等,目的是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在某一领域的深入学习,促进个性化发展。
3.3加强实验、实践环节的教学,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服务性很强的学科,它对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验环节中我们首先进行重组,打破学科的界限,减少原有实验课程中大量重复性和验证性的实验,不同课程实现互通,开设了一些具有综合性和设计性的实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鼓励学生创新思维设计实验,并亲自动手验证结果,从而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整个实验环节分为五大模块:物理实验模块、化学实验模块(包括无机、有机、物理化学实验)、形态学实验模块(包括解剖、组胚、病理实验)、技能学实验模块(包括生理、病生、药理实验)、临床检验实验模块(包括生化、病原、实验诊断)。对实践性环节的改革重点放在实习的内容和实习的考核,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和作为医生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素质。修改实纲,在传统的内、外、妇、儿、传染等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了急诊和社区的实习。对实习的考核,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平时的临床技能各站考核和实习结束时临床技能综合考核相结合,考核知识能力和伦理道德素质并重,强调与同事间的团结协作、与病人的有效沟通,加强对医生责任感的感悟。
3.4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
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学生对知识只是机械性记忆,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改革教学方法,首先应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老师的主导作用,通过启发式教学,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实现老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这也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式教学法常见的有:PBL(以问题为中心)法、案例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标准病人教学法等。这些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了学科界限、基础和临床的界限,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形成科学概念,获得完整的知识体系,符合医学的整体性原则。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通过教师的引导,利用各种资源和途径,学会解决问题,完成一个创新的过程。教学手段不仅仅停留一支笔、一块黑板的运用。通过多媒体的声音、图象、色彩、动画等能丰富教学形式,扩大每节课的知识容量,加强对学生的感官刺激,提高学习兴趣,维持长久记忆。
3.5构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评价体系
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是关系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创新教育维持的动力,更是关系到为创新人才培养所构建的医学教育模式是否成功、可行的关键。因此,首先,评价的内容能够全面、系统和科学,不仅要考察学生对知识记忆理解的能力,更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灵活运用、举一反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评价的形式应多样,充分利用书面考试、实验操作、临床技能考核等各种形式的不同特点,从不同的侧面考察学生。同时,小论文、小综述、调研报告的形式可以反映学生是否能成功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主动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学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最后,评价结果的反馈性,科学的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老师和学生,纠正老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偏差和不足,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3.6建立灵活多样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对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实行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这有利于学生视野的开阔、知识的融合、个性的培养,有利于发散思维的形成、创新灵感的激发、创新问题的提出,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的多样化。而对于学习成绩优秀、科研能力强的同学还可实行本硕连读,这有利于统筹兼顾本科、硕士的教学计划,优化人才的培养过程,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4创新人才培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医学创新人才的培养,除了构建一合理的医学教育模式,同时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更新教育观念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更新观念是培养具有创新人才的前提。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以继承为中心、以发展智力为中心、以做事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必将被以育人为中心、以创新为中心、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做人做事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思想所替代[3]。教学过程中,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理念也应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所转移,我们的教育模式应是以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为中心。
4.2营造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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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有规律可循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知识增长规律不断的进行探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普赖斯，他通过对物理出版物(主要是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会刊》)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定量归纳分析，揭示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从对研究者的数目、科研经费、科学文献数量等计量参数研究中，普赖斯发现，从1665年第一份科学期刊问世以后，每隔100年文献数量就会增加100倍，大体以18年为一个倍增周期，每15年为一次稳定倍增。1962年普赖斯用计量方法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规律用指数增长曲线来描绘，称之为“普赖斯曲线”。这一曲线只是知识增长的理想模式，普赖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知识增长模型进行解释，也没有考虑社会其他复杂因素对知识增长的影响，这方面的不足因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要研究知识增长的规律还应当应用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对知识增长规律作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从科学哲学对知识增长方式理论和经验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的增长与文献数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传统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但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知识增长与文献数量关系又不是呈绝对的正比关系，这就需要对影响知识增长的各方面因素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层次、结构等进行统合分析，才可能全面的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只有在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后，才可能对电子期刊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作用与改变原有系统等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
2网络电子期刊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电子期刊是学术出版传播的又一次革命，是现代信息社会多元化学术转播的一种发展方向，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媒介，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现有的学术出版传播模式，引发了传统学术模式的调整和整合，同时使得知识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目前而言，要使电子期刊有效地健康地发展、使之更好的来促进学术传播活动，有必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2.1深化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
在期刊电子化进程中，一方面，应加快实现期刊管理、运行由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转变，真正确立期刊出版部门和机构的法人地位，在财务、用人制度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真正拥有企业自，改变发行策略，形成竞争格局。这些变革需政府给予政策、法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网络电子期刊部门，还应注意建立起规模产业，建立完善的出版企业产业链，从期刊产品开发到服务，从管理到经营，从政策、法制到资金流通等各个方面，要为期刊全面电子化、网络化创造良好条件。第三，应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良好的网络运行模式，要引入竞争机制和期刊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引文分析法和期刊质量判断法对期刊质量进行定量评估，评选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实行期刊品牌战略，在研究者中形成广泛影响，吸收专家和优秀研究者的注意，将优秀稿件相对集中在核心期刊上，尽快建立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2.2加强网络电子期刊的质量控制
电子期刊质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子期刊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格局，期刊质量控制在原有内容数量控制、编辑质量控制、出版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期刊质量控制的新课题。电子期刊的质量评估主要应从数量、质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从数量方面来说，判断期刊质量最典型的是引文分析法，通过期刊论文之间引用和被引用关系来定量判断期刊质量，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期刊自身情况和刊载论文的学术规范、研究深度和广度来评估期刊质量、则采用的是质量判断方法。期刊的社会影响对期刊社会信誉度的建立、对作者的吸引等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期刊自身情况的判断标准(包括期刊办刊的宗旨、目的和用户群；期刊出版速度；期刊载文量；论文、评论、时事通讯等的比例和刊期；期刊、出版机构、编辑和编辑部的社会名声；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期刊的发行数量；期刊的印制和版式质量等)对期刊质量评估也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标准也是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门应努力的方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期刊论文的学术标准，因学科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论文中作者在理论、方法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规范化的语言和编辑标准，进而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等是人们要强调的最重要的学术标准。
2.3走纸质期刊与网络电子期刊并重的发展道路
根据国外以及国内大学图书馆用户对电子资源态度与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显示，现阶段用户最喜欢阅读的仍然是印本期刊，阅读习惯以及电子期刊的表现形式是影响电子期刊使用的重要因素。人们希望电子期刊的表现形式与印本期刊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印本期刊的阅读习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电子期刊阅读的不适应感，促进电子期刊用户的可接受性。目前，阅读习惯、计算机网络设备与条件、费用、检索使用能力等因素仍然制约着期刊电子化、网络化的进程。因此，选择印本期刊与电子期刊并重的发展道路是目前期刊发展的最佳选择。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应在提高期刊质量上狠下功夫，为全面实现全程纯电子期刊化、网络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2.4注重培育用户市场，切实建立期刊、作者、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人对于电子期刊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是大众的思想、态度及行为。作为信息管理机构、出版机构和部门、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应培养人们改变对电子期刊的看法，激发和加强研究者对电子期刊使用的欲望，同时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并加深用户对电子期刊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应打破单一期刊设立的限止，在作者和用户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作者的思想、观点、成果等与用户尽量形成实时互动，以加速期刊学术交流的速度，让期刊真正适应学术传播的需要，从而促进知识的增长。
2.5建立期刊出版模式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在目前网络环境下，印本期刊的电子化、网络化，作者/编辑型期刊出版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加之中国教育科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成，极大的便利了高等院校师生和科研机构人员的上网，大学及科研机构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等等，为作者/编辑型期刊的出版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网络电子期刊的流通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除人们的阅读习惯外，建立期刊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势在必行，一方面应建立让期刊作者/编辑型期刊和研究者在其上，并对其订购或阅览创造条件，使之真正成为学术传播的媒介和渠道；另一方面，网络电子期刊只有得到研究机构、大学等有关机构的认可，并作为聘任、评级和职称评定等的依据，才能成为学术传播的有效渠道。应当说，只有建立形成印本期刊、电子期刊、作者/编辑型期刊(纯电子期刊)出版模式相互共存的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才能重塑学术传播新模式，才能促进电子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2.6积极促进期刊出版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期刊形式的国际化并不等于真正实现国际化。期刊真正实现国际化还在于，以的高质量来参与国外同类期刊的竞争，在寻求合作、资金、外来先进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和增强期刊竞争力，在竞争中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目前，尽管我国绝大多数期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的实力，但我们应该在制订电子期刊发展规划时，考虑到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树立创新和竞争意识，为具备国际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期刊出版向国际化方向迈进，只有充分利用国际间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科技期刊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媒介，才能真正提高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我国期刊编辑委员会中可以聘请国外知名专家担任委员，吸引国外稿源，鼓励国外留学人员及华裔研究者积极投稿。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在我国积极“创办英文科技期刊，增加中文科技期刊中英文的信息量”[6]，如在我国期刊论文中要求作者提供英文文摘和英文关键词等的做法就是为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判断论文内容和质量提供一定的依据，为期刊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