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人文教育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篇2
二
人文素养，就是做人的基本修养，主要体现在一个人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认识、态度和行为准则中。人文素养是由人文知识、人文态度和人文精神构成的，人文知识和人文态度是人文素养的基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素养的最高形态是人文精神，人文素养主要通过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人格特征、审美情趣等体现出来。人文素养不直接体现为能力，而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
华中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认为：“人文素养是对看不见的事物想像与感受的能力、对精神财富的储存能力、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精细的艺术鉴赏能力、批判能力与对文化基本价值的守护能力。”胡教授的观点，全面、准确地界定了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中央电视台资深节目主持人王利芬说得更简洁，她说：“跟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打交道，你付出的心理成本会小许多。从大的方面来说，会构成一种人文精神的提升，人文素养是社会文明水准提升的一个基石。”
三
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是指一种超越动物性感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价值，它决定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取向。
按照著名学者周国平的观点，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是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人文精神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周国平说：“人身上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哪三样呢？就是生命、头脑和灵魂。”展开来说，人文精神就表现为三个尊重：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头脑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尊重生命是人道主义，尊重头脑是科学精神，尊重灵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自己负责；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相宜的环境。
篇3
在语文教学改革中进行人文教育，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能够关注到学生的价值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将人文教育的精髓贯穿于课堂中，师生共同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充分展现出人文气息浓厚的教学过程。［3］这样，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也促使学生注重人文知识。
(二)有利于教师改变学生观
人文教育，教师必须将人文精神发挥出，以学生的角度出发，必须认识到学生是一个有独特思维活动的人，一个具有独特的情感体验的人。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独特的情感体验必须受到尊重，由此，学生倍受鼓励，积极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中，注重人文精神，能使教师全面掌握学生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学科的同时，也能关注到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
(三)有利于教师更新知识观
传统的语文教学只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只要求掌握系统性的知识，灌输死记硬背知识的方法。从而忽略在获取知识的同时，采用的学习方法、知识内容本身承载的情感态度和塑造出的价值观。在高职语文教学改革中，倡导人文教育，这是一个引导师生全面来了解这个公共科目，让学生学会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所学知识联系，使得身心健康发展。
二、人文教育中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更新语文教育理念，重视人文性教育
高职语文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做好基本的铺垫。因此高职语文必须抓好基础性的知识，将人文与实用这两个理念结合在一起。而当前的教育理念，则是过于注重技能教育，忽略高职语文这门基础课。［4］但是社会对高职毕业的学生的表现反馈信息来分析，高职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是相当欠缺的。为此，高职语文教育理念得改革，将人文性教育作为教学的终极目标。语文教师不再单纯传授知识，得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学会做人等。
(二)整改教学方式，联系学生实际
每个学习阶段的学生对语文课程都有期待的，高职的学生也不例外，活跃的课堂氛围，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再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既能展示教师的教学能力，也能拓展学生的视野，掌握学习方法。高职院校安排的语文课时并不多，教师必须整改传统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减少讲解课文的时间，注重学生独立自主学习，乐于思考，积极主动投入到言语实践过程中。
篇4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二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明清社会科举化的背景下，书院依然能在人才培养方面独树一帜，不仅造就了诸多学术人才，也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正如邵廷采所言：“自帖括义兴，学校之设名存实微，若夫求论几深，征核日用，动静有养，德艺不遗，其人其学多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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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活动课中的因材施教余地更大。它可以让广大的学生找到合适自己学习语文的活动，有特长但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可以在语文活动中找到充分发挥才能的标志，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找到自己在班上的位置，让他们对学生更有信心。通过语文活动课，让学生对语文课产生了更多的兴趣，也全面地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诗歌朗诵、办报、刊物、演课本剧、采访、调查等均可。在《画蛇添足》《秃鹰之死》等文章教学时，让学生自编自演课本剧，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对课文进行再创造，不仅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而且在实践中锻炼了全面的语文能力。
二、要充分利用教材的精神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当这样的语言回荡在耳边时，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简・爱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人格美强烈的震撼着我们，由此可见作者运用语言的美。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牢固掌握并熟练运用汉语言，受到文学的熏陶，以养成健全的人格。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教材中的文学资源来培养学生。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客观的教材，让学生感受伟人的人格美。如鲁迅在危难之际仍关系进步青年阿累；居里夫人对科学研究的痴迷。顽强的意志、不慕虚荣、甘于宁静、淡泊名利的品格；凡・高为艺术倾注的狂热激情、忘我追求等一系列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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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当代人性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一方面学校体育以增进人的健康和娱乐为目的，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给人又生命感悟的丰富的身体活动和审美体验活动，是生命活动的战线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凸显。另一方面，体育以一种以寻求人的生命本质为基础，以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为前提，以人的生命的整体性、和谐性为目的的理想观念，是一种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它具有整体健康性、精神生成性、身体体验性、游戏自足性、自由愉悦性的特征。
二、人文教育和体育教育
1.人文示范
示范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所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在教学中教师要创造人文示范。人文教育的本质方式就是浸润，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穆如春风”、耳濡目染、率先垂范、躬行实践，所以教师本身就应该是人文教育的典范，教师的衣着、教学语言、示范，这些言传身教的“活教材”都能成为渗透人文教育的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应具有责任意识与职业理想，有责任意识才能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才能主动去做，而职业理想是一个人的目标，有了这两点教师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去做；其次，教师明确自己的教学观与学生的发展观，从传统的“知识、技能本位”转向“育人为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让课堂充满生命的互动，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提升教学人文品位。教师具备这两点是做好教师的最基本品质，这样教师才有慈母般的爱生之心，才有执着的敬业精神与高尚的人格品质。那么，教师在实施教学任务时才能真正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学生也能感受到教师身上的强烈的人文气息，这种感悟到的东西比教师的说教效果更有效。
2.营造人文环境
教学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教学环境，社会环境，人际环境；在学校体育课堂教学环境中,其要素应该是学校体育文化、教学内容、身体活动、教师、学生、场地、器材等,它们相互作用构成学校体育的教学环境。体育课程是一种“活动课程”,与其它“非活动课程”的教学在课堂教学上有明显不同的运作形式。体育教学课堂不同于一般文化课的非活动教学课堂,教学场所相对宽阔开放,场景丰富,师生沐浴在自然的阳光、空气之中,即便是场馆,也有丰富的色彩、声音、器材摆放的和谐环境；教师、学生、器材、教材、教师输出信息,学生接受信息,教师的示范,手把手地教,教学效果直观,学生之间的互相练习,情感的交流等,体现着体育老师与学生的贴近,体现着与环境诸因素的相互融合,构成了和谐的画卷,这一景象正是体育教育切入人文教育思想的优势之所在。另外，教师在具体的实施中要营造出和谐的人文环境，如自然环境中的温度、光线、色彩等；社会环境中的情感培养与审美教育；教学环境中的场地器材与班级人数等；还有人际环境中的生生关系与师生关系；营造出和谐的人文环境学生才能在人文教育的课堂中健康的成长。
3.开展人文实践
人文教育是实践课程，不是靠说教所能做到的，它需要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与体验。那就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利用各种实践的活动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应该贯穿与教学的全过程，体育运动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活动，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认识体育的本质,打开一个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窗口,培养人的竞争意识、拼搏进取的人格精神。在体育教学中,根据不同的体育项目,让学生体验体育运动中的不同角色,学习体育角色的技能,体会体育角色的责任,实践角色与同伴、与全队、与对手的各种关系,在体育的交往中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从而发展自身的社会认知能力。这是一个现代人应具备的重要素质和人格品质。
4.传授人文知识
学校教育是一种坚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知识积累的过程，积累的过程是灌输性的，通过灌输把它送入人的主观世界里去，使人慢慢地丰富起来，那就需要长期的熏陶和教育，所以在课堂中渗透人文知识的教育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人文知识是人类总体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语言(符号)的方式对人文世界的把握、体验、解释和表达。它是人文素质中最基本的内容和层次，是生精神的首要入径。人文知识的内容较为广泛，在体育教学中提倡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的传授，如奥运知识、相关项目的知识等，如一位老师在教学中发现两位同学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争执，以致矛盾激化，他就利用“911”事件对学生进行和平、团结的教育。教育学生提高社会责任感，树立群体意识，培养学生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教育作风。同学之间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发生矛盾，产生不和，甚至动起手来。应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对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后两位同学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握手言和，彼此消除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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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包括研究性的学习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和服务性的社区活动，这些都与人文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整合综合实践活动中的人文教育资源，从而更自然的在学生实践活动中渗透人文教育，对于提高小学生的人文素养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实践活动使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生活中去体验和调查，通过亲身感受更理解接受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有昨于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安全意识、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在接受人文教育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帮助其逐渐形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服务祖国、服务家乡、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思想。
三、通过日常行为教育渗透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可以直接影响小学生的日常行为、日常生活和日常习惯，也能够反映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师和家长要以身作则，通过日常行为来感染学生，并适时地渗透人文教育。教师可以针对某种行为组织学生对其进行讨论，通过正确引导渗透伦理道德教育、关爱、见义勇为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同情心，达到对小学生渗透人文教育的目的。
四、在常规纪律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文习惯
常规纪律教育又包括生活规范教育、普法教育、礼仪教育、纪律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它一直贯穿着学生生活的始终，而且是学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它即能够体现学生实际的人文素养水平，也突出了人文教育培养目标。在常规纪律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可以体现出常规纪律教育的人文性特点，也能够更科学、规范地实现人文教育的目标。在学习学校规章、制度、纪律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渗透人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规范，进而形成正确的人文习惯。让学生在感受学校纪律性的同时也感受到学校的人文气息。在普法教育中渗透公民道德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法制素养。通过有针对性渗透人文教育，最终达到提高学生文明礼仪水平的目的。
五、通过专题教育渗透人文教育
学校经常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学生的核心工作、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教育需求开展一些专题性教育，如有关五四青年节、植树节、国庆节、六一儿童节等专题教育。这些专题教育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标性，所以通过专题教育渗透人文教育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在专题性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内容，同时还要在专题后的实际行动中有有意识地安排人文教育实践内容，以突出人文教育的窜性，以获得阶段性的突出效果。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体育、游戏活动渗透人文教育，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去感受人文气息，以达到更好的人文教育效果。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地渗透人文教育，可以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人文教育氛围。另外，还可以通过课外辅导、课外阅读，让学生自觉地接受人文教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教育的个性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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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教育的学制差异与社会需求
不同层次学制的医学教育相对应的是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与此对应的是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人力资源承载的差异。人对生命健康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但地区经济对医药卫生事业投入和居民的医药需求支付能力却存在较大差别，这种社会经济支付能力的差异直接影响区域的卫生人力资源承载。通过对区域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和承载力把握，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医学教育的学制层次差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存在。医学教育本应当是精英式的教育，在招生、培养和社会定位上都应当是遵从于精英化的职业目标[4]。现实的人才需求的层次差异是不同层次医学教育并存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社会对不同层次医学毕业生执业能力存有差异的包容性，对他们的职业道德和人文执业能力却不存在差异化要求。因此，即使在差异化、不同层次的医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有着几近相似的培养目的———具有人文关怀能力的医生。相近的目的，不同的学制和教育理念，这要求我们在医学教育中应正视学制差异对于医学人文教育的影响。因而，针对不同学制下医学生选择合适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二、教育者对学生培养目标心理定位的影响
培养目标是教育者对培养对象的心理定位最为直观的体现，也是制定相应教学计划、课程体系的核心依据。不同学制医学教育之间最为表象的差异是对学生培养目标的差异，这种定位是社会对医学高等教育要求的具体化实现。如协和八年制临床医学培养目标是“具有满足21世纪医学科技竞争和社会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较大的发展潜力，足以参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医学人才”，而同期的厦门医高专三年制临床医学培养目标则是“培养具有从事基层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执业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岗位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卫生技术人才”。在总体目标的差异性影响下，医学教育呈现的状态是专科层次为“本科压缩型”课程体系、长学制则是“本科强化型”课程体系，缺乏结合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建设，将影响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短学制医学教育中尤为明显。教育者对医学生培养目标的心理定位也因培养目标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在长学制高层次医学生培养中教育者会强化人文教育，而短学制低层次医学生培养中教育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人文教育。众多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显示出：长学制的医学生培养目标中包含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系统的临床知识”，短学制则仅仅包含执业能力的要求，未涉及到人文素质的目标。因此，学制差异下教育者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要求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对医学生人文教育的源动力。
三、医学生的职业道德自我认知的影响
培养目标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心理定位的外化体现，医学生的自我职业道德认知水平也影响着医学人文教育。学制不同的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认知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呈现的趋势与医学人文教育的投入并非完全相对应。根据文献数据分析，短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自我职业道德素质认知水平整体偏低，学生对医学的认知流于职业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等外在形式，对医学的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本质认识存在严重不足[5]；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自我职业道德认知水平较高，整体上医学的本质和医生的职业道德认同程度较高，超过三分之二医学生选择学医的价值取向是因医学本身的社会价值，而非外在动因[6]；长学制的医学专业学生对自我职业道德认知水平则低于五年制本科、高于短学制专科学生，呈现居中的态势，对自我职业道德的倾向性选择中，近半数的选择呈现的是多元化趋势[7]。相较于医学人文教育的投入所呈现的结果差别，结合学生的综合素质，我们可以得出短学制的医学生对专业认同更倾向于作为社会生存的技能，未能将医学视为与生命休戚相关的学科；五年制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和社会接受度高，更容易将专业作为人生的理想和事业发展的基石，自我职业道德认识水平较高；长学制医学生的自主思想较重，在专业认同的基础上更在意自我的发展和成就，自我职业道德认识水平居中。不同学制的差异化职业道德自我认知需要在教育中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教育培养方式。
四、修业年限差异对课程设置体系的影响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医学生在校修业实践中实践教学时间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20%，部分长学制占比高达50%。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安排通常包含有基础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临床实践教学课程。四种课程体系构建成为医学教育的主体部分，但学制不同，四种课程体系所占比重和学时数量存在明显差异。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如前文所述，是以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务工作者为目标。学制的长短并未对毕业生是否能从事临床工作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学校教育承担的基础任务是相同的。医学院校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临床实践教学课程有着统一的要求，各个层次的医学教育变化的依据主要为根据理论课修业年限和临床实践教学年限的时间分配而施行具体的课程体系和难易程度规划。总的来说，中短学制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教学时间分配一般为12个月或以下，长学制的临床实践教学时间通常在24-42个月不等。短学制医学教育受修业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课程配置仅仅是满足专业教育基本要求，部分院校根据自身能力开设医学人文类选修课程[8]；五年制的本科教育在基础通识课程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有方向性的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教育模式[9]；长学制则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培养计划，以及依靠师资力量增加或增设部分相关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综合实力。其中综合类院校中，可供医学生选择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更为丰富。学制差异与教育层次的差异，学生的知识基础和主动学习积极性的落差，让医学人文教育的课程体系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学制差异下的医学人文教育思考
医学人文教育是医学教育中价值教育的核心所在，是教育医学生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施展自身高超医技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推动医学生自身素质建设的必由路径。基于不同学制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比较所呈现出的特征主要为：
1.医学人文教育在不同学制下的变化并无思想观念的变化。从三年制到八年制的各种层次医学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医学人文教育，但是这种重视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呈现出较为粗放的以课程多少和课程深度衡量医学人文教育的投入。固然课程多少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志之一，却不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医学人文教育应当传达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关于治病救人的信念和正确认识医学与人的价值观。虽然随着学制的增长，课程体系也变得更为充实，但仍未有效的将医学人文教育定义为一种价值教育。
2.医学人文教育的效果并未与投入呈现出正相关。学制差异带来的不仅仅是医学专业技术的能力差异，同时也存在医学价值教育的不足和对如何做好医生的方法论的学习不足。长学制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高投入低产出的效果也是目前医学人文教育应当深入思考的。医学作为与人类生命休戚相关的科学，其从业人员也应当具有善待生命的仁爱之心。这要求现代医生培养体系中要训练学生的不仅是临床的技能，还包含有如何做好医生的价值观念。短学制医学教育中存在学生先天认识不足和后天培养投入有限的问题，不仅是依靠人文教育投入增多就可以实现效果转变的，而应当从最基本的价值教育方法中去改变。长学制医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更是反映出单纯依靠投入不能解决问题，对医学生实施价值观教育更需要观念的改变。
3.医学人文教育需要观念思路、课程体系与学生情况相适应。高等医学教育是培养医务人员的重要途径，有着工业社会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标准，是现代社会对健康需求产业化之后的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不同学制的存在是高等医学教育向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的妥协，高等医学教育却并未因为这种妥协而降低对健康服务的追求。任何层次的医学教育在宏观上都为学生构建起完整的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学习训练体系，力求他们能够在毕业后成为造福一方的合格医务工作者，即无论何种学制医学教育都应将人文价值作为教育的目标，这是不同学制之间医学人文教育的共性，而特性在于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应采取区别的方式方法达到培养目标。医学人文教育在不同学制的高等医学教育中并不具有现实可复制性，推进人文教育是实现基于医学人文价值和生命健康追求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在不同学制中应当借鉴的是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的理念和核心精神，各个层次的高等医学教育中应当结合学生的特性推进人文教育。
作者:叶子辉 蔡胜 单位:杭州医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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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蕾．医学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以内蒙古医科大学、包头医学院为例[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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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问题，首先是教育者的问题［3］。想要加强护生的人文修养，教师应以身作则。首先从思想上重视人文教育，坚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才能培育出合格的护理人才，坚信人文教育不能仅限于形式和口号，需要在实际行动中去给学生渗透。作为护理专业的教师，笔者深知自己的知识体系亟待完善，阅读深度亟待提高。在工作之余我坚持阅读人文书籍，学习护理及护理相关的理论知识，时刻关注社会医疗热点问题，通过多种途径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认识某一问题，并及时与同事进行探讨和交流，端正自己的认知。与此同时，笔者将自己的感受与认知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分享，使群内的学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笔者的状态和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学生会就同一个问题进行思索，从而正确引导了学生的认知。由于微信具有消息迅捷性的特点［9］，使使用者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将自己的心得和感受出去，这样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同时，微信传播具有平等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助微信进行网络人文教育可以很好地实现实时互动，增加师生之间的信任度从而提高教育效果［9］。
3通过微信建立护理人文教育的“第三课堂”
3．1培养网络读书氛围
根据护理人文教育的内容，护生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学校规定的人文课程之外，还需要阅读许多人文书籍。例如：①文学类，各类名著包括我国传统医学名著、近现代著名小说、社交规则等；②历史类，中国通史、世界简史、医学及护理学史等；③哲学类，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④艺术类，音乐欣赏、美术欣赏等。笔者在自己的班级内建立了微信群，定时将自己阅读到的好文章、好书推荐到群里，与学生们共同学习；同时，也鼓励群内的学生在课下多读书、读好书，踊跃地分享自己的好书和看书心得。在群内，我们可以保证每天都会有好书、好文章的推荐，也会针对书的内容进行深刻的探讨。微信传递具有形式多样性的特点，学生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10］，将自己遇到的好书、好的语句，通过打字、截图、或者语音的形式在群内交流，使得群内的读书氛围如火如荼。
3．2增设虚拟网络讲座
护理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举办人文讲座，它被认为是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延伸，是人文教育的“第二课堂”。研究表明，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人文讲座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传播人文思想，有助于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11］。笔者和学生定期在群内共同商榷推荐主题，进而推荐与该主题相关的评价较高的网络公开课，如在“如何培养提高领导能力”这一主题上，推荐大家在自己时间方便的时候观看百家讲坛王立群老师讲的《秦始皇》《汉武帝》；在“如何有效沟通”这一主题上，推荐大家观看网易公开课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医学沟通学》以及南京医科大学的《医患沟通的共知共享》；在“礼仪”这一主题上，推荐大家观看百家讲坛金正昆教授的《金正昆谈礼仪》等。旨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和渠道，师生共同进步。
3．3借助微信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在大学，学生与老师交流的机会与时间相对中学较少，除了与教师在课堂上有交流外，在课下，有些学生怯怕与老师面对面交流。微信，转变了老师与学生所扮演的角色。传统的教育中学生作“倾听者”，老师作“教育者”，而在微信平台上，他们则变成了平等角色，教师只是学生的“引导者”和“指路人”［12］。因此，借助微信，教师可以积极地与学生进行互动，可以较好的进行沟通，建立民主平等、和谐融洽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利用自己下班的时间与学生进行沟通，主动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状况，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平等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最终使护生感觉到教师的人文关怀和温暖。让护生处于一种良好的人文氛围中，进而促进护生树立正确的护理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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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人文教育除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多方面和谐发展理论外，还是一个科学教育勃发的时代。近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夸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中提出“百科全书式”的学，“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的人”，体现在教学内上不仅要学习语法、伦理学、论辩术、修辞学，也学习物理、数学、天文、地理、植物学、自然科学等这不仅确立了世俗人文学科在教育的地位，②也确立了自然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明近代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内来看待而加以引进的。同时，也是人文主义教思想将教育引上了“科学”之路。
在中国“人文”一词源自于《易传》中诠释《易·贲》卦辞的一则篆辞：“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文”合在一起，指一种真善美完整结合的状态；指‘诗书礼乐之谓’，也就是人类为充实生活所创造与表现的文化产物及文物制度。”③‘‘人文”解释道，上述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则“天人合一”应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人为本”应为“人文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则应表述为“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则应表述为“肯定多样性的统一”。④实际上，古往今来，人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烈伦理意识，以及自强、诚信、和谐、恻隐、忠恕，以天下为己任等积极的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人文思想。
在中国自从奴隶社会产生学校教育之始起，非常重视对人的品行的培养，其中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贯穿人文教育的始终。“六经”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学和文献资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加之自然科学发展缓慢，因而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五经”(《乐》经后来失传，因而“六经“变成”五经“)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经典著作(合称“四书”)始终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其他教材基本上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已，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内，人文教育受到青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欧洲古典大学是在具有浓烈的人文社会环境中形成和确立的；其次，有关人的研究一直是西欧学术的传统；第三，自然科学的发展较之人文科学相对滞后；最后，探求普遍知识是当时知识界以及握有政治权利的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可以说，这些大学在当初确立其教育宗旨时，就特别考虑到人性道德在社会中的主要影响作用，认为办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精神上找到根治人类道德沦丧对社会制度危害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扈中平，刘朝辉.《挑战与应答20世纪的教育目的观》[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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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忧虑不无道理。直面语文教育现实,将充满人性之美和生活趣味的语文变成机械枯燥的应试训练,是最大的问题。这种模式崇尚逻辑思维能力,却忽略了情感、意志和审美情趣的介入;重视将一切语文知识加以解构和量化,却忽略从文本和人本的整体角度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重视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却忽略其他人文和艺术学科乃至自然学科与语文学科的互补性。这使本来诗意的、审美的语文教学向“机械化”转向,从而导致语文课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味的缺乏,同时催发语文应试训练的泛滥,使最具人文性、审美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语文教育变成了一种纯技术性、近乎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
语文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它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素养方面有着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优势。它不仅能使学生熟练掌握语言文字,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且也有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其他学科知识,并促进学生个性、人格全面和谐地发展,使之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人类的道德情操、人格精神、心路历程、生存状态,关注的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类的安全、发展与命运等。
语文学科具有积淀丰厚的人文魅力,语文教学的人文化是义不容辞的,它可以贴近学生的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学生同文本真真切切地畅谈,获得的是青春激情的勃发和对生命的感悟。
中学语文应该贯彻爱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价值内涵,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对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了解什么是善,教会他们理解亲人之爱、故乡之爱,给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道德生活的向往;教会他们用勤劳的手段去获得自己更加幸福的美好的生活信念;教会他们用同情、怜悯、爱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是相反,教会他们以斗的眼光、恨的情感。语文教师应该教学生以爱美的心,对自由、对幸福、对人生现代化的理解,把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打通。
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似乎并不是一种人文教育,死的东西太多,活的东西太少,甚至把古文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变成死记硬背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悲哀。中学阶段主要是让学生对现代汉语言有理解的能力,欣赏的兴趣,或者说有比较高雅的语言文学情趣,让他们对语言作品的感受并不是仅仅限于情节,不仅仅是猎奇,要让他们能够欣赏丰富的人物形象、复杂的人物性格,进而欣赏其中的思想。
二、语文教育应重视审美教育
语文教育同时应该是文学审美教育。国外一些国家语文教学,小学1~3年级语言教育是没有教材的,他们的老师选择一些适合学生欣赏能力的童话、报道等材料,根本没有语法分析、默写生词的说法,学校的语言老师要求他们的,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学会欣赏文学的美,有语言感受力。我认为: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可以借鉴海外的语言教学经验。语文教育不应该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如何写介绍信、报告,如何写作文的教育学科,而是应该注重文学性教育理念的学科。作文,不应该是格式化的八股文,应该是学生文学艺术感受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生的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的体现。
现在,写作能力训练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比重太过,我们不应该过多的灌输给学生如何写公文、新闻,如何写记叙文、如何写说明文等内容,这些内容应该放在高等教育中去解决,公文怎么写可以放在大学文秘专业教,新闻怎么写可以放在大学新闻系教。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把这些职能性的或技能性的要求剥离出去,语文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变成一种基础素质教育、基础知识教育,不要逼着学生去写作。所以,我们现在要降低对中学生写作能力的要求。语文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应该把文学性、艺术性放在首位,把阅读能力放在首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教会了学生写那些八股的作文,却没有教会学生真正的用自己的脑子读文字作品,一个中学生如果他连鲁迅的小说都看不懂、读不顺,能写作文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语文教会中学生的应该是文学欣赏力,应该让他们学会读――阅读理解能力。
三、语文教育应与情感教育相连
我相信一个学生的真正的语文水平的提高只能来自两方面:阅读量的积累;思想观念的成型与个性化。所以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围绕这两方面做文章,而不是舍本求末。
当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文教育在知识性、科学性教育的挤压下,面临危险的生存境遇。在这个知识化、经济化发展迅猛的时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越来越处于从属的地位,人文学科也渐趋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人文科学本身的“情感和价值”的教育功能也就随之弱化。这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爱情如歌”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实则上就是为当前的教育补充进去“情感与人文”的元素,值得欣慰。
综上所述,语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语文教学生的是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给学生的范文应该是一些写平民生活的优秀作品,要让学生回归到平民立场上去。不要让那些写英雄人物、写历史大开合的作品唱主角,这种范文常常会给学生一种错觉:只有英雄才值得我们去抒写,作为平凡善良的普通人,是不值一晒的。我们要把关心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写日常生活的作品放到教材中去,写一些真诚的善良的东西,要把对和平的追求,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放进去。
我们要让学生通过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需要的切合点;通过教育,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人生观念,最后形成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气。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自我的能力,就是说,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脑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独特人生道路。语文教育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充满人文精神的语文教学,定能够“唤醒沉睡的潜能,激活封存的记忆,开启幽闭的心智,放飞囚禁的情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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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设人文课程
中华护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林菊英说:“比较而言,中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显然偏低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只有将人文、社会心理科学与医学科学结合,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的护理人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护理对象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就要求护士的思维要向多元化发展,熟知不同文化行为、护患交往方式,所以护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要增加心理学、人类发展与哲学、沟通与交流、护理伦理学、人体美学、行为学等人文课程。如通过伦理学的学习,能够提高护生的伦理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道德责任感,理性地面对今后护理工作中出现的冲突和棘手事件,同时有助于护生懂得爱、体悟人生、有信仰、有追求、勇于奉献。通过人体美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健康与美是联系到一起的。一方面人体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美感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而良好的心态又是一个人健康的重要条件。所以,应该教育我们的护生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学会欣赏美、创造美,既能够促进她们自身的身心健康,也能够提高她们观察人、认识人、理解人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关怀人和照顾人。通过这些人文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的理论人文知识大大提高。
(二)专业课教学中渗透人文思想
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只是人文课程的责任,还要体现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日常教学中。所以,我们还应该在基础课和专业课中注意对学生人文精神的渗透,在平常的点滴教学中让学生感受患者的需要,培养学生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情感。我们以《基础护理学》当中的“口腔护理”教学为例。小结:(1)操作前一定要充分评估病人病情,口腔情况,了解其习惯,为其选择合适的漱口液。(2)整个操作过程中,动作应细致、熟练、轻巧,避免损伤病人,态度应严肃、认真、亲切,随时询问病人的感受。(3)在操作中注意细节,如不湿床单、枕头,操作时尽量不要在病人面部特别是眼前频繁晃动,以免引起患者不适。在本次课的教学中,始终贯穿人文主线,应使学生认识到清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是维持和获得健康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病人维持自我形象保护自尊自信的重要保证。在临床实践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病人完成口腔护理,如协助不能下床的病人准备刷牙用物,在床边完成刷牙;饭后,为病人递上一杯漱口液;或者为失去生活自理的病人,以轻柔的手法将病人的口腔擦拭干净;对没有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的病人应做好卫生宣教,做好口腔保健指导。这样,病人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清洁舒适,更是一份关怀,一份体贴,体现了我们的人文关怀。
(三)教师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