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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2资料分析
1.2.1旅游活动与血吸虫病传播的时空耦合性分析
根据鄱阳湖湿地旅游特点，分析游客出游旺季与血吸虫病传播高峰期的时间耦合性；分析鄱阳湖景区景点的分布，开展与鄱阳湖血吸虫病一类易感地带的空间耦合性分析。
1.2.2血吸虫病易感人群旅游偏好的调查分析
采用预先设计好的问卷，于2014年8月上旬的双休日，在鄱阳县的鄱阳湖湿地公园调查血吸虫病易感人群的旅游偏好。问卷收回后分类进行统计，分析游客旅游偏好，以及旅游偏好与血吸虫病感染的密切程度。
2结果
2.1旅游活动与血吸虫病传播的时空耦合性
受水位季节性变化和湿地保护、渔业修复期的影响，鄱阳湖区旅游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洪水期主要开展水域观光、休闲旅游、渔俗文化体验、农家乐等活动，枯水期以候鸟观赏为主，每年的5-9月和11-12月为其旅游旺季。钉螺在每年的3-5月在水边的潮湿地带繁殖，6-10月在水中活动，而在11月至次年2月的枯水季节，又转移到滩地和沿岸陆洲的草根下或泥沙里生活。虽然全年各季节接触疫水的人群都有可能被血吸虫感染，但主要还是在3-11月，并以4-10月被感染的机会最多，为血吸虫病传播的高峰期。而4-10月也正是鄱阳湖湿地旅游活动的旺季。时间上的高度耦合性，加大了游客被血吸虫感染的风险。鄱阳湖景区主要分布在鄱阳、进贤、都昌、余干、南昌、瑞昌、新建、湖口、星子、永修等10个县，所在地的湿地类型为：湖汊型、洲垸型、洲岛型和洲滩型。
2.2血吸虫病易感人群旅游偏好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分5个小组在景区的休息点、餐厅和购物点等人群聚集区同时开展，调查对象以中青年和学生为主，收回有效问卷共计194份（表3）。调查期间正值暑期鄱阳湖湿地旅游的旺季，学生群体相对较多，占21.13%（41人）。性别间以男性游客居多，占62.88%（122人）。出游方式多以家庭式或朋友的自驾游为主。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为水上人家、水上游艇和渔俗文化等，均占到了被调查者的10%以上；候鸟观赏、水上观光、滑草滑沙、沙滩浴和捕渔体验等项目占到了7%～9.9%。可见占游客主体的中青年游客偏好参与性和具有鄱阳湖地域特色的项目，如水上人家、渔俗文化等，而这些项目与血吸虫病的密切程度最高。根据旅游活动和血吸虫病传播的特点，按照活动中游客是否涉水、涉水程度及活动时间等，将游客偏好与血吸虫病传播的相关程度划分为密切、一般和不明显等3类。与血吸虫病传播密切相关的为水上游艇、水上人家、沙滩浴和捕鱼体验等4项；一般相关的为水上观光、候鸟观赏、休闲垂钓和渔俗文化等4项；而不明显相关的为古村观光、滑草滑沙和沙滩排球等3项。为进一步掌握游客对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于2014年11月27日在南昌市新建县的南矶山景区随机对52位游客进行了访谈，结果有82.7%（43人）的游客知晓血吸虫病，但只有13.5%（7人）的游客对血吸虫病防治知识有一些简单的了解，86.5%（45人）的游客不知道如何防治。可见游客预防血吸虫病的意识还十分淡薄，相关健康教育工作还不够。
篇2
引用格式：万晓榆， 王在宇， 蒋婷. 基于“ 拉开档次” 法的网络信息污染状况模糊语言评价研究[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2）： 145-155[ 引用日期]. http：///p/1/121/.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信息污染现象，如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垃圾邮件等，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12321互联网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中心（以下简称12321中心）数据显示，最近一年我国网民因为网络信息污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人民币，几乎接近2015年地区全年的GDP总和（2015年地区GDP总和为1 026亿元）；给全体网民造成的时间损失相当于3 822人的生命（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寿命，男性74岁，女性77岁，按平均寿命75岁计算）。那么，当前网络信息污染状况到底呈现怎样的状态？公众对网络信息污染的认知与中心统计数据是否一致？如何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污染状况进行科学评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并将网络信息污染问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助于营造“天气清朗、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
信息污染一词由德国学者拉斐尔普罗在论文《信息生态学进展》中首次提出[1]。信息污染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媒介信息中混入的有害、有毒、具有欺_性和误导性的信息；二是过载信息[2]，这些污染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隐私的泄漏以及时间、金钱和精神层面的损失。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污染已经成为网络治理和舆论引导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3]。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对信息过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信息过载是指人们接受了过多信息，但却无法有效整合、组织及内化成自己需要的信息，以致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4]。M. J. Eppler等将信息过载产生的原因分为个人因素、信息特质、任务及过程因素、组织设计及信息科技五大类别[5]。何仲等认为信息过载问题在网络购物环境中会让消费者选择困难，造成消费者时间和心理上的成本浪费[6]。王娜和郑巧伟研究微信订阅服务中出现的信息过载现象，发现当前微信订阅服务的内容存在重复、低质等问题[7]。那么信息过载问题如何解决呢？大多数学者选择从技术角度降低数据维度，帮助用户获取有用信息，主要包括个性化推荐算法和搜索引擎技术。梁劳慧从信息组织者出发，认为图书馆应该通过对用户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制订咨询手册等措施帮助用户避免信息过载现象[8]。王娜等对泛在网络中的信息过载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了在移动社交网站中建立个性化推荐的机制[9， 10]。王娜和田晓蒙研究了豆瓣社区中信息的组织设计对信息过载产生的影响，并针对豆瓣平台提出了大众分类法优化方案[11]。王又然基于加权小世界网络理论，发现以人人网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站点中单个社群内成员之间特征关系长度过短是造成该类平台出现重复率高、同质化高的原因[12]。高锡荣等通过从知网搜索关键词，建立信息价值评估指标体系[13]。赵静娴将在线评论分为非垃圾评论、欺骗性评论、干扰性评论和低效用评论4个类别，建立了垃圾评论特征属性表，并基于神经网络和决策树方法设计了在线评论文本分类方法[14]。
另一个方面是对网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夏日首次提出了信息污染指数（information pollution index， IPI）的概念[15]，并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16-17]，但他对信息污染源的划分包括实物型、文献型、电子型和网络型，指标包含过多冗余信息，已经不符合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程艳林提出了网络信息污染检测的7个维度[18]，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方法。谢友宁和钮钦调研了农民生活中存在的生活型和生产型信息污染[19]，但存在主观性过强的缺点。陈桂香则调研了大学生遭遇信息污染现状及态度[20]，但仅限于对结果的统计描述。T. H. HSU等运用ANP方法对旅游网站进行了评估，发现“安全”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21]。朱光等基于信息系统的安全模型[22]，将隐私风险因素分为平台脆弱因素、用户行为脆弱因素和外部威胁因素，构建了社交网络隐私风险评估体系，并用模糊评价方法进行评价[23]。
通过对信息污染相关研究的总结，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实际上信息污染的源头是人类自身。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污染的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但互联网信息污染防治是一个社会软系统问题，具有模糊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点[24]，因此从技术角度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社会学研究表明，将问题置于公众的评价之下有助于提升人们解决问题的效率，故从公众角度研究信息污染的负面影响，对于警醒人类反思自身的信息行为，提升信息素养，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信息污染及其影响评估方面，少数学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存在指标体系过于宽泛，不符合当前网络社会实际等问题。
笔者结合12321中心提供的信息污染及垃圾信息统计数据和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问卷，运用基于模糊区间可能度算法构建对称矩阵，并基于该对称矩阵获取主观权重，再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处理，对传统“拉开档次”法“毫无主观色彩”的权重结果进行修正。从结果对比来看，笔者设计的方法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价网络信息污染状况。
1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信息污染包含两大类污染源，但考虑到信息过载具有主观性强的特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目前也缺乏相应的统计支撑。故笔者主要针对第一种类型污染信息进行研究，暂不考虑第二类信息污染。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2]，笔者将12321中心统计类目作为网络信息污染的7类衡量指标，即垃圾邮件、不良网站、垃圾类短信、涉嫌违法类短信、垃圾彩信、骚扰电话和手机应用安全问题（APP），这是目前为止对网络污染信息的最为详细和准确的统计。
同时，在前期调研发现，12321中心的统计数据与公众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恶意APP在统计数据中大量存在，甚至超过了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的举报数量，但公众反映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因此，为了弥补统计数据的片面性缺点，借鉴故障检测领域失效模式及影响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方法[25-26]中采用发生度、严重度和检出度对失效模式进行风险评估，笔者针对现有统计的7种污染信息类型，设计了《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问卷，从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频率（是否经常遇到）、已对公众造成的危害程度（心理伤害、时间浪费或钱财损失）以及公众对各类污染信息的厌恶程度这3个角度进行公众认知态度调查。以此综合考虑统计数据和公众认知态度，全面评价网络信息污染状况。
2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模型与方法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就是获取指标权重和选择信息集结方法。研究路线如图1所示。
2.1 基于模糊区间可能度的互补矩阵权重获取方法
由于人们更喜欢使用语言对事物进行评判，如“优”“良”“中”“差”，而人类语言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所以学者们基于模糊数学提出了相应的权重获取方法。徐泽水提出了模糊语言标度的区间可能度方法[27]，可以从原始数据中获取权重。笔者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评估矩阵是模糊语言的情形。
2.1.1 模糊语言标度的区间可能度
定义1 设矩阵，若有， 则称矩阵是模糊矩阵。
定义2 设模糊矩阵，若有，则称矩阵A是模糊互补矩阵。
定义3[28-30]设区间数，， 定义区间数的运算法则：
1）间数的加法：；
2）数与区间数的乘法：，其中；
3）若，则称。
定义4[27] 设区间数， 且记，记的可能度公式如公式（1）所示：
公式（1）
具有互补性，即： 。
2.1.2 基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的互补判断矩阵权重获取方法
设被调研对象，其中对污染信息类型在属性Gj∈G={遭遇信息污染的频率，已受到的危害程度，对信息污染的厌恶程度}下的模糊语言评估值构成的矩阵，且，其中
S={非常低，有点低，一般，比较高，非常高}
为模糊语言标度，与其对应的区间数表达式进行转换[27]：
非常低=[0，0.2]， 有点低[0.2，0.4]， 一般=[0.4，0.6]， 有点高=[0.6，0.8]， 非常高=[0.8，1]基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的主观权重的过程如下：
2.2 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
在郭亚军提出的“拉开档次”法中，评价指标的权重不再体现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而是将各指标以同等“地位参与”评价过程，该方法“毫无主观色彩”[32]。但事实上，各项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往往不相等。因此，首先利用2.1部分得出的主观权重原始数据进行加权，然后再采用“拉开档次法”二次加权。计算步骤如下：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标准差；
步骤2：使用公式（3）得到的各指标权重对无量纲化后的进行加权[33]。为表达方便，称加权后的数据仍为；
步骤3：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
然后，取为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标准特征向量，即为所求权重向量[34]。
2.3 运用TOPSIS方法M行信息集结
3 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
3.1 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
问卷发放前期，对问卷内容经过反复讨论，修改问卷题目描述。在此基础上，经过30人的小样本发放，进一步调整问卷表达，确保问卷题目清晰明了。问卷共包含三部分：①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周上网时长、手机系统类型；②主体部分，共21个题项；③设置开放式问题1个，即“您认为还有哪些信息也属于信息污染？它们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在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和重庆地区人群最为集中的解放碑商圈进行随机发放。
线下问卷发放前对调查员进行了必要的培训。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对问卷填写过程进行指导，使其能按照自身真实情况填写，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在专家指导下，共发放438份，收回有效问卷417份，有效率95.2%。本次调查涉及的被调查对象中，男性为189名，占比45.3%，女性为228名，占比54.7%。被调研对象的职业、年龄、周上网时长、手机系统类型如图2-图5所示：
在线问卷结果由问卷星自动统计，无缺失数据；线下问卷由两名研究员使用EpiData3.1软件背对背录入，以降低录入错误率，此部分问卷存在部分缺失数据且小于5%，在SPSS中采用最大期望值（expectation maximization，EM）方法进行补齐。
3.2 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3.2.1 信度即可靠度
经SPSS计算分析，417份问卷的信度水平较高（大于0.7为高信度），满足探索性研究的要求。各题项的信度系数如表1所示。
3.2.2 效度即有效性
常见的问卷效度可以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研究所使用问卷的内容效度经5名专家讨论通过。结构效度要求各维度下因子具有一致性，而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问卷是要测量出公众对不同类型污染信息的认知态度，因此结构效度不适用于本研究目的，故无需作结构效度检验。
3.3 权重计算与比较分析
从12321中心获取到的2014年2月至2016年10月各类污染信息的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然后计算3种权重。
3.3.1 客观权重的计算
先将附表中的数据按照公式（4）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公式（5）构造的实对称矩阵H（见表3），求实对称矩阵H最大特征值对应的向量得客观权重，见表4中第2列。
在7类染污信息中，“垃圾彩信”权重最大为0.174，而骚扰电话权重最小为0.109，这正好与公众对各类污染信息的反感程度呈反比――对越讨厌的污染分配越小的权重，使其得分越低。这也和我们的直观感受一致，即人们通常会给不喜欢的事物较低的评价，例如人们网购时，如果对收到的网购物品不满意，通常会就给予差评。
客观权重在“垃圾彩信”这类污染信息上赋值较大，而在“恶意APP”上的赋值较小。这是由于这两类污染信息的举报数量与其他类型的污染信息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为了让各指标地位均等地参与评价，“拉开档次法”对举报数量最多的“恶意APP”指标分配了较小的权重，而对举报数量最少的“垃圾彩信”分配了较大的权重。
3.3.2 公众主观权重的计算
对问卷信息集结后计算出的可能度矩阵P（见表5）。再由公式（3）计算出公众主观权重，如表4中第4列所示。
3.3.3 综合权重的计算
将公众主观权重与标准化矩阵A加权后，再利用“拉开档次”法二次加权，得综合权重，如表4中第6列所示。与传统“拉开档次”法相比，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的客观权重得到了修
正，使得公众最讨厌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权重略有增加，公众诟病较少的污染信息类型的权重略有降低。除“垃圾短信”和“恶意APP”的权重分配差异较大外，其余类型的污染信息所分得的权重比较接近。即公众对这些污染信息的直观感受和12321中心的统计数据较为一致。而权重差异较大的两类污染信息是垃圾短信和恶意APP。对于垃圾短信，公众反感程度很强烈，而在统计数据上可能还存在未统计到的部分。通过访谈得知，超过五成的公众在对垃圾信息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删除，而未选择举报。有些被调查者的手机上虽然安装了手机卫士，具备拦截功能，但是垃圾短信在被拦截时，因为担心可能有短信被误操作，所以仍然会选择查看，查看后也一般选择删除相关短信。对于恶意APP，权重分配差异较大的原因仍然是公众的直观感受和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目前各类手机应用商店都和12321中心有合作，用户在下载APP以前，大量恶意APP已经被过滤掉了，所以公众对此类污染信息感知较少，而在12321中心的统计数据中却大量存在。因此，在7类污染信息上的权重分配是合理的。
3.4 评价信息集结
由于参与评价的指标均为负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越好，表示污染信息越少，也称成本型指标），故设置正理想系统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最小值，设置负理想系统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最大值。最后，用2.3节中的TOPSIS方法集结评价信息，并将其放大100倍，使得分在区间[0，100]内，更加符合日常习惯。得分越高表示网络信息污染越少，反之，网络信息污染越严重。基于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的最K结果与运用传统“拉开档次”法计算客观权重得出的评价结果对比如表6所示：
表6左侧是基于改进后“拉开档次”法所得出的评价结果。在评价时间段内，从整体上看，多数时段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分集中在80分左右，情况不是十分理想。2016年1月和2016年8月评分较高，网络信息污染相对较少，网络信息环境较好；得分最低的是2015年3、4月，得分仅14.84分，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一时段内的信息污染可能较为集中，而非时间跨度较大。这是因为2016年5、6月和2015年6、7月同样时间跨度是两个月，得分却也与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反倒是2015年3、4月得分明显偏低。
表6右侧是基于传统“拉开档次”法对统计数据进行最终排名的结果。从两种评价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改进后的方法得出的结果评分区间范围由[19， 96]扩大到[15，99]。整体排名差异不大，而2014年2月和2014年3月的信息污染状况排名刚好交换了顺序。好的愈好，差的愈差，改进后的方法相当于对被评价单元作了极化处理，这样能够更加明显地展现出各时间段内的信息污染状况。可见，改进后的算法对被评价单元具有更好的区分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设计了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调查问卷，基于模糊区间标度可能度对称矩阵计算公众主观权重，再运用“拉开档次”法进行二次加权，可以实现对由统计数据计算出的客观权重的修正。运用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对2014年2月至2016年10月间的信息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与传统方法相比，改进的方法扩大了评分区间，而且2014年2月和3月的评分表现刚好交换了位置。据此可以认为改进后的方法对评价单元具有更好的区分能力，更好地体现“拉开档次”的特点。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将公众态度调查与统计数据相结合，更加全面地衡量了当前的信息污染状况。整体而言，信息污染形势相当严峻。运用改进后的“拉开档次”法，多数时间段的评分在80分左右，而以2015年3、4月的信息污染最为严重。同时，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7类污染信息的感知与中心的统计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恶意APP”举报数量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污染信息，但我们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公众对“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最为反感，遭遇恶意APP的频率和因其而受到的损失则相对较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公众感知与统计数据间存在差异。在“恶意APP”方面，可能是手机安全卫士软件以及各大应用商店的相关审核措施起到了效果；而在垃圾短信方面，近五成公众接收到垃圾信息后存在直接删除的情况，导致部分垃圾短信无法进入12321中心统计数据；而公众对骚扰电话最为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话属于媒介丰富度较高的沟通形式，因此骚扰电话给公众造成的主观印象最深，通过回答问卷的形式得到了反映。此外，“垃圾彩信”在中心统计数据和公众反映中都处于较低水平。随着QQ、微信等即时通讯的发展，彩信正在成为历史，因此建议将彩信与短信类污染信息合并统计即可。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主要针对第一类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但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工具中的信息过载问题严重，公众反映较为强烈。其次，在问卷调查时，为了能够提高问卷的可靠性，本文选择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回收问卷，其中线上问卷受众涉及全国。但由于资源限制，通过两种渠道所获得的样本中，重庆地区的人群比例较大，地区特征均较为明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层抽样，使人群覆盖更广，更具代表性。最后，在研究中仅对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公众遭遇信息污染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印象更深，持续的时间更长，仍建议后续研究可以每年展开一次社会调研，以反映公众认知的动态变化，使评价结果更加具有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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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万晓榆：拟定论文框架，修改论文；
王在宇：论文撰写，数据建模与分析；
蒋 婷：问卷发放，数据采集。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Model for Network Pollution Status Based on Fuzzy Linguistic Assessments and the Scatter Degree Method
Wan Xiaoyu， Wang Zaiyu， Jiang 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