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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从“中”、“和”的字形与意义的起源来看，二者均是上古先民在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生存智慧的结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公正和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象征着先民们人文理性的萌芽。而“中”所源于“日中”、旗帜与建鼓的意象，“和”所源于声音的应和、五味与五音的调和以及同叮当声响和人心喜悦之情的联系等，这些都属于礼乐的基本范畴。可见“中”、“和”的字形字义就正是在礼乐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满充实起来，最终构成了礼乐的基本哲学内涵。
“中”，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作为一种伦理准则与思维智慧的“中”，要求的是一切恰到好处，合乎情理之宜，而非执着于时间或方位的绝对正中，或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的完全对等。“中”字在“三礼”中频频出现，虽然多是指方位、时间、层次或程度之“中”，或是作动词，表示“符合（礼节规范等）”之义，但也充分说明了传统礼乐对于“中”的异常重视。而在具体的礼乐实践里，哲学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中”更是其基本原则。如《礼记·丧服四制》道：“……秃者不髽。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按照丧服之制，服丧者必须以麻束发髻（“髽”）、肉袒、哭踊，并在服丧期间不得饮酒食肉，等等，但对于身有残疾和老病体弱者不做硬性要求，这便是权变原则，它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正是要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以合于情理的“中”道在礼乐实践里的体现。故而朱熹明确主张“礼贵得中”，强调“中”是礼乐实践的根本哲学依据与伦理原则。同时“礼”也是“中”的现实尺度，如荀子说：“曷谓中？曰：礼义是也。”“中”作为一种关乎人类有效生存与发展的思辨智慧与伦理准则，虽着重于人心内在的把握，但在实践中它又必须得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礼”显然是其最佳选择。如此一来，二者即互为标准和依据。但这种关系又非绝对，其间有着足够的张力与弹性，这便是“中”所内蕴的权变法则的运用。
那么，“和”的本质为何？西周末年的史伯曾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在史伯看来，“和”是“以他平他”，是不同事物的协调与中和，而非简单地同化或同一。所以，不同事物间的这种中和就有了生成性，乃万物化生的动力因。大约二百年后的晏婴在史伯论“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和”既有不同事物的相辅相成，合成一物；又有事物之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如“刚柔”、“迟速”、“高下”等不同音律相组合的“和声”；还有对立事物的互补共济，如“君臣之和”。“和”的目的便在于“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达致事物的完满与和谐；于人而言，则“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使人情绪和宁，德性美好。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了“和”在人际交往中既保持个体独立人格，又维护多元并存的和谐局面的重要意义。而上述关于“和”的种种哲学阐释恰是基于传统礼乐的基本内涵与功能而作的，为礼乐的本有之义，它们在后人辑成的礼学经籍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再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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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企业文明形象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引领，树立企业的文明形象是加快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4]。通过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宣传，提升企业的精神文明形象，可以在人们或企业心目中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有利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促进企业与客户之间友谊的形成，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以文化建设为引领推进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在企业的文化建设还是在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得到了质的提升，有利于正面形象的建立，坚实企业的发展地位，奠定企业的精神与文化基础。企业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来积累企业的美誉，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例如，供电企业持续为边远山区群众提供优质的电能，电压正常了，群众不再为照明加工发愁，不再为看电视、煮饭担忧。发生停电，群众知道为什么停电？停多久？发生事故停电群众知道有人在尽力抢修，群众对用了多少电，应该多少钱心中清楚明了，群众到供电单位办事咨询能够受到礼貌接待。供电企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文明形象就会得到提升，就会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既提高企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对于企业自身也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加强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和塑造企业文明形象，有利于在人民心中筑起一道信任的长城。
2、加强企业道德建设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塑造良好形象，建设企业文化，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对于企业的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5]。加强企业的道德建设归根究底是对企业员工的思想道德建设。企业的员工是组成企业的单位个体，以个体为发展对象，实现企业的综合道德建设。为了推进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从企业的文化建设入手，针对企业文化的特性，寻求契合点，提升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以企业文化为基础，对企业员工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员工的道德素质养，从企业文化方面不断深入，对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合理的精进。首先，采用定期培训的方式，对员工的个人素养和思想道德进行教育，增强员工个人的思想道德意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企业的道德建设的建立创造条件。然后，从企业的文化建设着手，来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建设。例如，在目前电力施工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特别是国有供用电施工企业应当放下身段，树立“以客户为衣食父母”的经营理念，千万不能为了自身一时一事的短期利益，给客户廉价的产品，揽到工程久拖不完，服务态度先好后差。供用电施工企业充分考虑顾客的情况，如能为客户提供“多、快、好、省”的服务；多，即多为客户着想，多为客户跑路，多为客户出谋。快，即工程进度快；好，即精神状态好，服务态度好，工程质量好；省，即工程材料省，工程费用省。象这样的施工企业谁人不赞？谁人不往？如果企业始终保持诚信、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客户，增强企业的信誉度，从而赢得顾客的好评，使得企业的道德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就赢得更多的客户和更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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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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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
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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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思维活力
充分激发学生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并使兴趣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让学生具备较高的注意力、想象力以及思维能力。许多研究与应用均表明，兴趣可以引导学生对未知问题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进行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等，进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时，教学工作者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摆脱传统课堂中教学工作者作为课堂主体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愿地投入到课堂活动中去，进而享受自主的学习过程，搞活学生的思维，达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效果。教学工作者在进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地安排学生感兴趣的课堂活动，使学生对与语文相关的课堂活动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能够很好地提升学生的思维活力，进而使教学效率有所增强。
教师应十分注重学生学习潜能的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教学工作者一定要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传统教学模式中的观点主要是学生不具备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需要教学工作者尽可能多地灌输相关知识才能有所改进。这种错误的教学理念严重制约着当代高中生潜能的挖掘以及思维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到初中语文教学的教学效率。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教学工作者需要用科学合理的观念来衡量学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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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侠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被看作是伸张正义、维持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侠的产生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之间战乱不断，为侠士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这个时期的侠士备受统治阶层的青睐，很多政客豢养了一大批侠士，并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荆轲刺秦王，信陵君在窃符救赵中，朱亥就帮助他击杀晋鄙。还有一些贵族利用侠士为之报仇，例如智伯死后，豫让为其报仇，虽身死却不后悔，公子光就请求专诸帮他刺杀吴王僚”等。这个时期的侠士表现出重义轻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人于危难之际等道德品质。而且，侠士大多武艺高强，侠士之间常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武艺，以武会友。如《史记》中记载到“，荆轲曾经在游历天下时候，在榆次地方与盖聂相遇，两人在剑术武艺方面产生分歧，甚至是相互怒目而视”。特殊的社会背景为侠士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侠士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另外，由于侠士需要具有较高的武艺。因此，侠士具有的“仁、义、礼、智、信、勇”等精神便与武术融合在一起，并成为习武之人的道德规范。武术文化中也把侠义精神作为重要精神加以发扬。然而，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侠士的生存空间得到挤压，尤其是侠士重视义气而置王法而不顾，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秦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社会整体呈现出重文轻武的趋向，侠士精神日渐衰落，影响了侠士精神的发展。然而在以后，由于国贫民弱，国家陷于危难之中。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广大仁人志士大声疾呼尚武精神，呼吁国民强身健体、报效国家。中国武术中蕴含的侠义精神得到提倡，并引导国民通过练习武术，以此达到“强身、强种、强国”的目的。因此，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武术蕴含的民族精神得到彰显，霍元甲、王子平、孙禄堂、韩幕侠、程廷华等一大批武术家，以自身高超的武艺，在抗击国外人挑战中，彰显了不屈不挠、敢于面对挑战的尚武精神，提升了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们以自身的行为，践行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对民族精神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同社会环境，武术文化中的侠义精神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不同社会对侠士的需求，也促使了中国武术文化侠义精神的发展和弘扬。
2.2 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产生的文化基础
在中国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之所以能够产生，与中国社会对公道、正义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中“公道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余就会崩溃。因此，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常被称为公道系统”。而侠士精神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等思想，恰恰满足了人们追求社会公道、正义的社会公德。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侠义精神在民间文化中得到人们的推崇，并把侠义精神作为一种公道的化身加以继承和发扬，这就是侠义崇拜的社会化心理基础。而武术是以技击格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身体运动。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武术历来提倡尚武精神，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非常重视对习武之人的道德教化作用。而侠义精神与中国武术的武德教育不谋而合，使中国武术的习练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者侠士精神的熏陶，并把这种侠义精神践行于日常行为中。另外，对英雄的崇拜，也是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在每个人的意识心灵中，都各有其阴邪面，其中含有邪恶、有害和破坏性的成分。而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自我必然会跟阴邪面发生一些意识的冲突。与黑色的禽兽搏斗。在人从原始到意识的奋斗历程里，这种冲突，就常有原型英雄跟宇宙邪恶力量互相争抗来表现。所以，在个体的意识发展中，英雄意象即是显示自我征服意识心灵的象征”。而侠义精神恰能体现出英雄的情怀。英雄救美、除恶扬善、伸张正义、抱打不平等行为被看做是英雄的行为。对于中国武术习练者而言，由于通过练习能够提升自身的抗击打能力、格斗能力，从而在心理上能提升习练者的自信心。进而在行为处世方面，处于对英雄情怀的追求。习武之人希望通过自身高超的武艺，为别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因此，在武术文化中，往往在门规戒律、武德中，要求习武之人能够见义勇为、伸张正义，以自身的能力造福一方，从而彰显武术文化的侠义精神。
3 弘扬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的现代意义
3.1 现代社会亟需侠义精神的回归
金庸先生在深圳一次演讲中，当被问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诚然，在当今社会中，中国的经济、科技已经高度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元、丰衣足食，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侠义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最近在媒体报道中，经常见到老人倒地急需帮助时无人敢扶，众人在小偷抢劫时无动于衷，面对弱势群体被流氓欺负时，围观者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制止，甚至公交车上为了让座，竟出现大打出手的场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社会中缺乏侠义精神的培养。对今天的人们而言，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遇到歹徒时，要善于保护自己，及时拨打 110，寻求警察的保护。而好心人们扶起倒地老人后，反而被讹诈的现象经常见诸报端。从而也使社会形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这种见义勇为、助人为善的行为的缺失，正是侠义精神不复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今天的社会而言，我们更需要人们之间相互帮助，需要人们能够敢于面对困难，敢于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勇气，需要在我们的教育中重新唤起侠义精神。
3.2 武术教育能够培养人的侠义精神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武术文化中就从不缺乏侠义精神。武术的习练能够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使人们养成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勇敢果断、崇尚武德的侠义精神。因为“，侠都必须具有的牺牲精神，无牺牲精神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侠，抑或者说牺牲精神是衡量侠之所以成为侠的一个重要尺度”。“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而在中国武术是一种技艺很强的格斗技术，能够培养人们勇敢果断、敢于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勇气。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尚武的精神。在面临对手时，要有超越生死的精神，敢打敢拼。“一胆、二力、三功夫”，讲的就是要有敢于拼搏的胆量。因此，经常习练中国武术，能够培养人们勇敢、果断、吃苦耐劳精神，并使习练者具有很强的抗暴意识。而习武之人具有的抗暴意识、敢于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精神，正是侠义精神的体现。另外，中国武术能够培养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精神。对中国武术而言，正直、重视义气是武德的基本要求。练武之人首先要求品德高尚、品行端正。“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就是对习武者道德要求的体现。武术各大拳种流派，都尤其严格的门规戒律，要求门徒树立良好的道德，并能够伸张正义。如少林寺门规要求弟子要“助人为乐”。另外，中国武术练习要求也处处体现出对人正义品格的培养。如“太极拳在身法上要求立身中正、不偏不倚，体现着做人的原则”。因此，中国武术无论从道德要求、技术练习等方面，都培养着人正义、公道的侠义精神，并促使练武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践行着侠义的情怀。
3.3 弘扬武术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应符合时代的潮流
自古以来，中国武术文化与侠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习武之人也在不同时期，以独特的方式行侠仗义、抱打不平。然而，侠义精神是一把双人剑。封建社会中的侠义精神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法治不断健全的现代社会中，古代侠义精神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在弘扬武术文化中侠义精神的时候，一定要符合现代社会的潮流。如武术文化中为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应该向培养人的正直、诚信等方面转变。通过练习中国武术，培养一个正直的、诚信的、一诺千金的人。传统社会中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违法行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要加以摒弃。而武术中见义勇为的行为、助人为乐、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大力提倡，重塑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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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护理质量比较观察组发生1例走失等意外事件，发生率为2．17％，未发生护理差错，对照组发生7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14．00％，5例护理差错，发生率为10．00％，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将安全文化应用于安全管理之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认知得分为（52．5±3．5）分。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得分为（56．0±2．4）分，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P＜0．05）。
3讨论
安全文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86年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6］。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总和，是为企业在生产、生活、生存活动中提供安全生产的保证。
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协会针对医疗纠纷和侵权事件的调查发现，我国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倾向是普通人群的20倍，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任务尤为艰巨，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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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与文化
汉字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被称之为文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写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相传汉字为仓颉所造，虽然这缺乏具体的考证，但是可以证明的是汉字是描摹事物的外部形象、形状而创造出来的书写符号，其特征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字”的说法最早见于元代，为了区别蒙、回等文字，而特有此称谓，汉字流传至今，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后来繁体字，从汉代初建其名，唐代形成标准的楷书，和建国以后对于汉字的简化，汉字成为了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唯一的从上古时期传承至今的文字。汉族爱好和平，不喜侵略，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至今，依靠的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文化的优越性和稳定性，满人入关之后，自秦汉以来的衣冠服饰一应改变，但是汉字不但留存下来，而且最终取代了满文，满文作为一种语言至今能读写者不足20人，由此可见汉字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
“文化”一语最早当源于《易经》。《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又见之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其辞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依靠文德进行教化，在现代社会，文化有了更加广泛的涵义，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信仰伦理，而笔者个人认为，文化是代表一个民族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是教化一个民族的根本，以文化教化一个民族的过程，就如同治学修身的过程，文化不但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属性，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二、传统文化在汉字中的传承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都是在汉字当中表现出来的，汉字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字体现了民族生活
汉字最早是源于绘图显意的形义文字，简言之就是以形显义。比如与钱币有关系的汉字一般都加以偏旁部首“贝”，这主要是由于最早的时候人们都是用贝壳作为货币的，而秦代以后，金属货币大量使用，于是“钱”这个字诞生了，宋代以后，纸币交子的诞生，逐渐演变为现在的“钞”这个词。解读每一个汉字，都能够解读当时的民族生活，这是汉字体现民族生活的重要体现。
2.汉字反应了民族思想
汉字深刻地反应出了民族文化思想，比如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刻男尊女卑的思想，因此，大量用“女”做偏旁的汉字都带有着贬义，比如，奸、妖、妒、婪、妄等等等，从汉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汉民族克己复礼，坚持伦理道德，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源。
3.汉字表现了民族思维方式
一个民族的语言从根本上反应出了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在这方面尤为显著，古文字乃“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延续至今，汉字仍然是有着象形表意的因素，而且汉字端端正正，上下左右，有理有据，这充分说明了体现了中国人自古追求阴阳上下、工整严格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体现在汉字本身上，还体现在诸如对联和文章等文化上，甚至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都离不开文武之道，这种张弛的思维方式和汉字是分不开的。
三、汉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深入探讨
汉字是文化的根本元素，对于汉民族起着很大的教化作用，而且还从中国传播到全世界，进一步传播了中华文化，隋唐之际，中国的汉字就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从而对朝鲜、日本、琉球的文化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后来又传播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圈。日本当代的民族精神就是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明治维新汉字的留存，使得日本保持了其民族自强精神和武士道文化，这避免了日本从本质上被西方化的厄运。
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折射出民族文化，从先秦时代，到如今的共和国，中国的方言至今彼此难以了解，和日本的单一民族不同，和美国的移民国度不同，和欧洲的城邦国家更不相同，中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文化属性繁杂，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为欧洲了。而后来的北方民族早就统治了中国，中国可能就是一个“披发左衽”的野蛮民族。
从汉字中，我们能够读出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华文化的良构性，以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讨厌征战，渴望天下大同的盛世情节，“男女”，“阴阳”“文武”，中国的民族精神无处不存在一种二元平衡的思想。而且自古以来，汉字就具有一种文化传播性，这种传播性也可以称之为扩张性，但并不是强力的扩张，而是依靠外来文化对于汉文化的深刻认同来进行传播。
每一个汉字都自成为字，这种单元素的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严谨精神，也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对于道统的重视，体现出了在字的重心平稳中寻求使人心理达到平衡的东西，从而达到天地大化之道的中和。通过汉字的比划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以及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
四、结语
汉字弘扬了东方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理念与智慧，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独到的民族文化精神。汉字所能够体现的文化精神必须要经过深入的研究方可有着切实的体会，本文浅尝则止，望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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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对照组
患者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人性化护理，观察组的护理内容如下。
1.2.1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观察，对患者给予尊重
保护患者的隐私，避免对患者的精神造成刺激，引起其病情的恶化；此外，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对失去自制能力和暴躁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用耐心来进行护理，疏导患者的心理情绪，帮助患者稳定下来，让其能够对自己的疾病给予重视和关注，建立起治疗的信心。
1.2.2对医院的环境进行改善
患者在进入医院后，因为对环境的不熟悉，害怕有认识的人将自己认出，因此心理比较焦虑。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待患者熟悉环境，为患者进行病房的整理，也可以将大病房进行改造，做成独立间，使用窗帘来进行遮挡，给患者心理安全感。并且鼓励患者多参与社交，对其心理情况进行调整，促进疾病的恢复。
1.2.3针对性的服务
护理的生活，要根据患者的需求和情况来进行护理，避免其情绪起伏，通过爱心传递来让患者感受到尊重和关怀。
2结果
观察组接受治疗和服从管理的依从率为95.17%（138/14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45%（92/145），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控制病情（7.5±2.3）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4.2±2.8）d，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意外事故发生率为7.5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7.93%，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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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要研究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要研究与鲁迅的籍贯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越文化。越文化，即一种与浙江密切联系的文化。越文化之所以对鲁迅精神产生影响，是因为它具有较之别的一些地域文化更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这些鲜明的特征已经到鲁迅的性格中，进而影响鲁迅精神的精髓。越文化历史久远，其源头至少可上溯到7000年前已具有海洋文明特征的河姆渡文化，它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地域文化界分恒定，表现在越文化的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层和地域的变迁。[1]另外，越文化虽然历史久远但是却能永葆文化活力，历经六朝、唐、宋、明、清、民国，越地一直社会经济繁荣，即使到了今天，浙江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仍为世人所瞩目。除此之外，越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名士辈出。鲁迅正是绍兴名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鲁迅能够在绍兴出生，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当年会稽覆盆桥周家第一世祖周逸斋不从湖南迁居到绍兴，那么一切又当别论了。[2]
但是作为因盛产名士而闻名于世的绍兴，能够孕育出鲁迅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则又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以及它的鲜明个性特征，是鲁迅乃至鲁迅精神得以生根、发芽、成长、茁壮的土壤。因此，可以说鲁迅精神是从越文化中获得了文化遗传基因，并在其生命之初吮吸了越文化的乳汁，奠定了这种精神今后健壮成长的基础。[3]鲁迅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精神，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对这种精神的影响；但越文化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精神的影响，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对此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其加以研究。通过研究，人们会发现，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在越人身上，也就是浙江人身上，特别是越地的名士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鲁迅当年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鲁迅所说的“硬气”，正是越文化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个性特征。[4]越地历史上具有这种硬气的人物比比皆是，从“卧薪尝胆”之勾践起，魏晋时有不向司马昭屈服，临刑时仍然能从容留下一曲《广陵散》的嵇康；有不愿意与清朝合作，并且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亡的王思任；同时还有被时人尊为“泰山北斗”的刘宗周，清军虽然以礼相待，却绝食二十三日而逝。至于清末的革命者秋瑾、徐锡麟，当代的等人的“硬气”，更为世人所广为流传。[5]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后来因鲁迅而闻名的鲁迅精神，确实有着越文化的影子。
此外，越文化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除了上面所说的勇敢和掠夺之外，功利实用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与大陆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海洋文明的危机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的影响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产生。鲁迅精神中的实用方面就是由此而生成的。
所以，作为越文化的杰出代表者鲁迅，以及因其而产生的鲁迅精神，与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是越文化。
而浙江精神，作为新时代提出的地域精神，其产生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要谈到浙江精神的文化渊源，就必然要涉及到几个影响几乎每个浙江人的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等学派。在中国历代思想发展史上，随着唐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从南方走出来的思想家，尤其是浙江东部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在南宋时，有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明代有王守仁、黄宗羲。以至于后来，章学诚写了《浙东学术》一书，从此浙东学派的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知。[6]梁启超就是浙东学派的极力推崇者，作为推崇者当然要提升浙东学派在整个清代史学中的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7]许多近现代的思想家，如龚自珍、章太炎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浙东学风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的种种传统思想和习惯的束缚，在对浙东学派对浙江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即浙东学派必定对浙江精神诞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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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品德课堂教学不仅仅是教师的教，也是学生的学。教师要从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向“平等中的首席”，应当走进学生中，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比如为什么喜欢游戏教学法；若采用了游戏教学法，学生应当怎么样配合等。
（三）提高教师务实精神
针对教师课堂的表演化，笔者认为，品德课堂教学不应明显分化出家常课与公开课。每一节课，教师都应实事求是，当从学生角度出发，精心准备。是否采用游戏教学法，是本课教学内容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是否是公开课。
（四）教师要主动采取游戏教学的形式
丰富课堂品德教学过程中，适当转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却可以让教师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教师根据课文内容，结合班级学生特点，适时采用游戏教学法，就可以丰富自己的课堂，也让教师感受到教学的成就感。
（五）减轻教师负担学校应当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笔者认为，班主任应当兼顾本班一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其他任课教师应当兼顾最多两个班级的任教工作。这样，教师的工作负担减轻，教师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增值，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学创新等工作。
（六）缓解教师职业倦怠
在笔者与教师的深入接触中，发现教师们的工作热情低，工作中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所以才会有访谈中教师们提到的：“只会在公开课时，考虑一些别的教学方法，比如游戏教学法。”这些，都是教师存在职业倦怠的表现。教师职业倦怠直接导致工作热情降低，产生应付了事的教学态度，对自身的职业成就感和认同感降低，工作意义与价值感降低，教师工作的主动性下降。所以，想要教师在品德教学工作中有所突破，就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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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精神支柱。“老庄”的宇宙观是混沌而神秘的，是难以琢磨的，是意像的。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和文化价值取向融入油画创作中，会使它成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三大精神支柱。它们共同的美学意义在于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这种影响正可以诠释哲学与艺术间的相互渗透，归根到底在于它们原本就是不同形式的对人生意义的诠释。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儒家、佛家、道家三种不同的宗教形式都是在中庸的思想基础上，开始其对人的自身精神世界的的探求。这种自身精神世界的探求过程出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中，从而淡化了宗教色彩，形成了一种自然艺术体现方式，一种内在的人格理想情操，一种收束心性的自我修养方式，一种恬淡清幽的审美情趣和空灵澄澈的艺术境界。
随着佛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在思想领域获得的胜利，众多艺术家更加强调作者本身的主观作用，强调艺术作品内在的精神意境。在这种艺术追求思想的熏陶启发下，唐代“意境说”随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而步入高峰。“意境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它是中国艺术和哲学在高度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是在不断地吸中国传统儒、释、道家各种哲学思想砂断给予艺术大量营养的情况下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中国艺术中的意境，其最高层次是禅境。“禅”，是在中国人学习了大乘佛法教义后，通过自身努力与实践所认知的。禅既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二者合一，才能直达生命的本源。当其体现在艺术境界中，飞跃的生命与静穆的观照构成了艺术的两元，这也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用佛教的语言能够详实的描绘出中国绘画意境的哲理意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使主张“意”派的“文人画”迅猛的发展起来，在宋元时期，成为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主流。西方当代画家巴尔蒂斯先生说的要画出画后面的东西，即精神元素，与此异曲同工。他极钦佩中国山水画家的意境表达，这在油画创作中应得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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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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