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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呈日益升级的趋势。例如，日本自2003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大米身份认证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对新制度“层层加码”，把认证范围推广到蔬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须有认证标志。对中国蔬菜等农产品来讲，今后进入日本市场将更趋困难。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直接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国外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探析
1.国内自身原因：(1)农产品自身存在质量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们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加工品存在诸多安全隐患。(2)政出多门，监管不力。我国农产品安全管理涉及经贸、工商、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由于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清，监管不力，造成权威不足，收效不明显。(3)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管理，标准化与认证体系建设滞后，食品安全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检验技术和检验手段也有待改进。(4)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为主体，加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实力不强，战略经营的理念和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对国际市场的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动向知之甚少，不能适应快速多变的国际市场需求。
2.国际方面的原因：(1)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需要。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一定的成本比较优势，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此外，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国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也逐步放松，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关税门槛因此随之降低，这就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2)消费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改善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保护环境。相应地，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健康型”转变，对营养、健康、卫生、无污染的安全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绿色消费正成为世界性的消费潮流。(3)国际标准在SPS协议和TBT协议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都在积极援引WTO协议和国际标准进行贸易交涉。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占据主导地位。
3.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绿色产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抓起，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强全过程监管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保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生产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对农产品生态环境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物的控制来对农产品进行品质管理，能有效地提升农产品品质，成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
(2)建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专门机构
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必要设立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理的相应机构。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实施重大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协调我国技术性贸易领域多边、双边合作与交流中的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承担建立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工作等。这有利于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企业形成合力，联合作战；有利于部门间、行业间、企业间加强沟通，在应对技术贸易型壁垒上收到良好效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3)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建立和完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应对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障碍的技术保障。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组织专家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修改、完善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提高标准水平，推动我国食品工业加快发展速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4)加大WTO/TBT、SPS人才培养力度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影响到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国内外贸易等各个环节的众多企业及中介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消费者自身。所以，要应对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客观上需要有一支熟悉WTO规则，尤其是WTO/TBT、SPS协定、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标准、指南、争端的人才梯队。因此，必须依据新的形势，尽快培养相应地专门人才，立足长远，为实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夏英祝，祖书君.绿色壁垒和绿色壁垒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04，(1).
[2]石广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知识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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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十年来坚持对中国进行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优势，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然而这项政策的后果却是大大制约了美国对华贸易，加大了美方贸易逆差，而且使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进口来源，日本紧随其后，美国仅排在第三位。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经历了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跨国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以求在金融海啸中赢得生机。在这场源自西方的重大经济结构和产业战略调整中，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无疑成为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热土。
(一)跨国公司延长在华投资产业链，优化地区和产业布局。
为占领市场、拓展业务，跨国公司缩短了产品研发和推广周期，在全球收缩业务的同时，增加了对华投资，延长了在华投资的产业链，重点是扩大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流程，以期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强产品竞争力。
美国超成半导体公司(AMD)计划在2009年把新加坡工厂三分之二的设备转移至苏州工业园，其中包括所有的高技术生产能力，使得苏州工厂的芯片生产能力从AMD全球总量的30％增长到70％。同为电脑处理器制造商的英特尔公司(Intel)，2008年净利润下降九成，在全球关闭八家工厂的同时，计划增加在大连新工厂的投资，使其能够生产最先进的新品，并同时向在上海的投资性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追加1.1亿美元的注册资本。
三洋能源为了应对中国对镍镉电池生产的限制，把原本在日本生产的爱乐普(Enloop)镍氢电池的生产线转移到苏州，并加大营销宣传。运营总部位于上海的全球第三大专业通路商联强国际(SYNNEX)财务总监表示，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市场，2009年预计在华增资1亿美元，加强区域布局和网络建设，为二到三年后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二)跨国公司加强在华总部建设，提高技术研发力量。
金融危机条件下，跨国公司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不得不重新配置全球资源，重点是加强了对生产加工业务密集的中国市场的总部建设和研发中心建设。随公司业务重点转移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调整，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截至2008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总部经济机构676家，比2007年末增加了184家，其中“《财富》世界500强”中已有60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
同时，随着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和产业链的延伸，跨国公司对管理和技术的要求提高，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进入中国。随着跨国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快速提升和发展，其在中国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工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产业振兴迫切需要高新技术外资。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经济振兴计划，一方面加大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为新一轮经济快速增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制定了包括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钢铁、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中重点是加强科技创新，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发挥科技对产业振兴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实施过程中，如何发挥外商投资的作用，既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国投资的重要机遇。
二、新形势下加大利用高新技术外资的几个着力点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加快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资，我国各级政府应从长计议，精心谋划，做到定位准确、政策到位、服务跟上，切实抓住难得的机遇期，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步伐，提高质量水平，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克服内外需不足的眼前困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用全球视野谋划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吸收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工作，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国家级高新产业园区，各地方政府也设有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新的经济带和产业带正在梯度北移，原有的高新产业园区功能落后，作用减退。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站在世界角度谋划后危机时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整合国家级和地方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资源和功能，提升高新区要素聚集的质量，为扩大吸收高新产业外资打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进而全面推动我国高新产业发展，推动结构升级。
(二)保持财税、土地等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近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轮外资政策调整，外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不足使得各国吸收外资更为积极，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竞争力减弱。外资企业纷纷表示政策的变动较快且不可琢磨，很难制订相应的企业长期战略，无法系统规划和梯次投入，甚至出现经营用地在合同期内都被收回的情况。创新是产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大多数技术和研发投资的回收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大，金融危机导致的资金链收紧必然减弱企业研发的动力。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是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我国只有进一步提高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才能更加从容、稳健地吸收高新产业外国投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三)整合资源，因地制宜提升外资利用质量。
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强度大，单位面积产值高，对经济贡献大，对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都有较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各级特殊监管区在中国利用外资中的战略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定，要避免各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门类上的趋同化发展模式。依靠开发区吸收外资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地理位置、资源物产、金融环境、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等要素禀赋特点，有针对性地吸收高新产业外资，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和盲目招商，为外资提供全流程的呵护服务，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
(四)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财税支持和重点扶持安排。
利用2009年的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的同时，对重点行业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类投资免征购置设备增值税。上海商委反映现有享受高新技术优惠政策的企业尚不足制造业总量的百分之一，政策的作用很小。应提高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科学性，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覆盖率，充分考虑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发展，对业务增长率等评定指标暂缓考虑。通过一定比例的财政扶持鼓励高新技术设备的进口和技术引进。
(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重要风险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尽管在过去十年来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许多方面还有不足。因此，新形势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用好知识产权这柄“双刃剑”，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加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把握欧美放松技术出口管制的机遇，引导企业技术水平的引进和升级。同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缩短知识产权交易的审核周期，发展有公信力的知识产权估值机构，减少企业知识产权交易和应用的成本，提高企业参与知识产权交易的积极性。
(六)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内外交流。
毫无疑问，吸收高新产业外资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既要加大与技术发达国家政府的沟通和磋商，减少技术引进的壁垒，又要加强国内外产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拓展合作的领域、方式和发展空间。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松动了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但另一方面又在立法、清单管理、机构设置、部门协调、多边体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出口管制力度。这其中还包括了“视同出口”管制。美政府规定，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接触美国敏感知识和技术时，必须申请“视同出口”许可证。其范围既包括在美中国公民，也包括可能将敏感技术携带来华的外国公司。美国商务部还专门成立了“视同出口建议委员会”，向商务部长建议如何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视同出口”管制。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违规的本国和外国企业与个人的惩处，包括严惩所谓涉嫌对华出售敏感技术的国内企业和个人，加强对外国公司的制裁，刻意炒作所谓“涉华间谍案”。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营造更加有利于吸收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外部环境。在产业层面，要加强中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高新产业合作的新途径，例如在外资较为集中的重点区域中心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有效承接外资研发中心转移和技术资源的流入，引导外资风险投资参与科学技术研发活动，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鼓励科研机构与外资企业开展科学研究、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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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国外越筑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的技术性壁垒面前，我国部分出口商品的市场迅速萎缩，甚至被挡在进口国的国门之外。
(2)对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出口成本，使出口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或者因为延误时机而失去市场机会。
(3)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壁垒名目繁多、变化频繁，且具有一定隐蔽性，往往使我国一些经验不足的出口企业应付不及，被动地陷入贸易纠纷，致使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被扣留、查封甚至销毁。而且我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需要取得该国或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志。
2 我国如何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2.1 政府应建立技术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大困难是“信息不灵”、信息“渠道不畅”、得不到针对性的有效的咨询服务等。
具体建立预警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1)真正形成以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多层次产业预警系统，政府作为建立机制的发起方，应主动承担整个预警机制的协调规划工作，同时依托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数据库系统，建立起为出口企业服务的平台，有针对性地提出调整和完善预警机制的建议和意见;
(2)形成一套有效的通报、评议、咨询、审议制度;
(3)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国外的TBT系统，按出口对象和产品类别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TBT信息，建立相应的TBT信息中心和信息数据库;四是建立高效的TBT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预警信息。通过对TBT问题的认真研究，及时作出预警分析，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寻求我国商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切入点。
(1)建立并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法规体系。
我国应针对已加入WTO的情况，建立健全技术法规和技术体系，构筑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按照国际惯例，将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等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为贸易技术法规建设的重点，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把未达到技术标准的产品拒之门外。
(2)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大力推动标准化。
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设置了一些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我国为了达到其市场准入标准，导致生产、加工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制定、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建立技术贸易保护体系，维护国家利益，跨越技术壁垒的重要途径。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特别是ISO 9000系列标准和ISO14000体系标准认证反映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水平，代表着一定的质量水平，成为国家之间的协调标准和处理贸易纠纷的重要基础，采用国际标准，可以使国内企业积极迈向国际市场，与国际环境接轨，不仅能给本国技术、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生产更加便利，也更容易了解国外市场需求，打破贸易技术壁垒。
②适应我国出口贸易需要，调整我国标准结构。我国目前是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相互协调配套的标准化体系，改变了无标生产的状况。
③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的活动。WTO要求成员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参与各种标准化组织的活动，争取主动权，特别是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工 艺品等纳入国际标准，将我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变化及时转化为技术标准，并推荐为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使用。
2.2 我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企业应该和政府紧密配合，制定企业的应对之策。面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企业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掌握WTO的游戏规则和TBT协议的要求，熟悉目标市场的有关规则和标准。企业要从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获益，就要熟悉、掌握WTO的游戏规则，以减少进入国际市场的盲目性，必要时运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权益。
(2)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化标准意识。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是否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积极申请国际认证及贸易对象国的认证，取得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采用国际标准是冲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在出口企业中己形成一种共识。企业要加强收集和研究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技术法规、标准、检验与认证制度，把与企业出口商品相关的内容加以吸收，并制定到自己的产品标准中去，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穿透对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建立适应质量管理科学和环保所要求的清洁生产需要的管理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环保要求能经得起国际上各类认证的考验，通过贸易伙伴国的各种检验和要求，积极推行ISO9000族、ISO14000族质量管理体系和环保体系标准及注册认证。
最后，在应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企业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性行业协会的作用与职能，即立足于国际市场，针对各行业的生产规模、供求关系、价格水平、创新能力、技术标准、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情况进行研究和对外交流，建立良好的贸易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国内外市场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协商解决各种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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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简称TBT，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广泛性，从产品到生产过程，技术壁垒无处不在。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性，进口国有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正在逐步的扩大；从生产过程看，它含概了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消费全过程。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壁垒即将扩展到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
（2）形式上的合法性，贸易壁垒大多以国内国际公开立法的形式存在。由于国际上目前还没有关于技术壁垒的统一立法，对进口商品的技术要求大多由国内立法规定。这些法规是要求进口商强制遵守，这样外国厂商被合法的排除在外。
（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发达国家设置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以高科技手段进行检验，使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适应。这种方式表面上是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直接体现歧视性，但发展中国家厂商为了获得市场准入资格，不得不改进生产技术，调整原材料，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
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二技术壁垒产生的原因分析
WTO成员经常因卫生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发生争端，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已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成为多起争端的当事国。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主观原因：有关成员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他们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得到考虑，总是希望通过各种手段限制货物的进口。（二）客观原因：WTO贸易规则原则上禁止配额，许可证和高关税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但WTO并不禁止个成员国为了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或为了保护环境而对进口货物规定原则上已禁止的配额高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而对进口货物规定必要的卫生和技术要求，正因如此，有关成员为了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必然会更加关注卫生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1]
三我国成为技术保护壁垒受害国的主要原因
1．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对贸易飞速发展，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随着科技的发展，外贸产品中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为了维护竞争中的支配地位，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我国实施 TBT的力度和密度，以达到限制我国出口，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的目的。
2．我国产品的相对弱质性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几乎割断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由专家统计我国产品质量平均落后于发达国家10到20年。随着全球质量水平的和档次的不断更新，国际标准的不断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否则将难以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地位。
3对TBT认识和管理不够
我国出口企业大多没有认识到TBT的重要性，对产品质量没用清醒地认识，不注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一味的强调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优势。这必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政府对技术贸易壁垒也缺乏做过的重视，政府内部没有负责贸易壁垒的机构，对贸易对象的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措施了解很少，没有给出口企业以宏观上的指导，这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4．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
国际贸易已广泛地将标准化作为贸易成交的依据。为了使产品能满足险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制定技术标准，为企业生产提供指南。这种标准十分强制性的有企业和用户自由采纳，但凡涉及公共安全，健康卫生领域的基本要求，由国内法作强制性规定。
四技术标准化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对TBT的研究不能一味的强调它是一种壁垒，它也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利用，但必须遵守国际规则。”[2]技术贸易标准化是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出于保护健康安全环保方面的原因所作的一系列强制合法的对产品性能进行检验的技术标准和测试方法。目前，国际组织，各国纷纷建立产品质量体系，如ISO9000等。这些被广泛接受的产品技术方法可以使生产上采取统一的设计生产，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同时也保证了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技术性壁垒尤其是其中的绿色壁垒对人类的生存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全球环境状况的改观，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现在世界各国人们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或正在形成绿色的消费观。人们越来越看好绿色产品，如绿色冰箱，绿色轮胎，绿色汽车等等。有关资料表明，70%的美国人表示公司的环保信誉会影响其购买决定，40%的欧洲人更喜欢绿色食品而不是传统食品。[3]
挑战：随着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运用TBT来维护合法利益和实施贸易保护必然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出口产品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TBT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仅国外技术规定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就影响出口500亿美元。受经济发展水平低，出口商品结构档次仍较为落后等原因，将成为本世纪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我国的进口除关税壁垒外基本没有采取系统有效的技术性措施。在本世纪进入关税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大量削减的情况下，若不建立有效，强有力的技术防范体系国内企业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五，我国应对TBT不利影响所应采取的对策
（一）消除TBT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
首先，出口企业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要求企业注重环保节能，开发绿色产品，建立清洁生产机制。争取取得环境质量认证。
其次，国家要为出口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第一，加速我国相关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的建设。我国政府一向很重视法律体系的建设，但是在环保、卫生等方面人很不完善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加快建立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十分必要的。第二，我国政府还需积极推国际标准的实施。首要的是ISO9000;2000标准和ISO14000标准，这两套标准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总结了工业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质量管理实践经验统一制定的。ISO9000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一旦取得就相当于获得了多边认证，为进入国际市场减轻了阻力。
第三，最好能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贸易伙伴的技术标准和相关立法的信息。这个机构可以为出口企业提供咨询，也可以就相关国家利用技术壁垒为本国企业提供贸易保护的措施，提请我国政府注意。以便寻求外交途径或者争端解决机制消除其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
（二）利用TBT保护我国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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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计算技术的应用
云计算技术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新生的信息技术发展分支，它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计算方式。通过该种方式，网络上共享的资源和信息能够按需提供给终端设备，而大容量的数据也能够被存储在云服务器中，实现智能化、按需化的随时调用。因此，它是一种十分先进的信息技术。2015年1月，海尔公司推出了“U+智慧生态圈”传达借助云计算思维发力国际市场的信号。2015年2月，在第117届广交会上，志高公司推出了智能云空调产品，该产品拥有云升级、云定制、云诊断等5大核心技术，可以实现在线省级、情景定制、智能适应、自动兼修、远程控制等功能。该产品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国家空调采购商的极大兴趣。
2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网络信息安全性有待提升
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应用，很多都基于互联网平台。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不断推广，针对国际贸易在线交易平台的网络安全危险也日益严重。2015年1月，英国知名的跨国贸易电商Office的美洲区贸易服务器被黑客攻击，超过100万客户的信息被曝光;2013年3月，全球电商龙头亚马逊旗下Twitch遭黑客攻击，数以千计的用户信息泄漏。上述网络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为电商企业的国际贸易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使得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2应用型人才素养不高
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而支撑该方向实现优化发展的基础，便是人才。然而，就现有的情况而言，国内各企业中，兼具信息技术和国际贸易双方面技术素养的人才十分稀缺，企业在构建信息贸易平台、产品的过程中，大多依靠外包的形式完成，即:委托专业的信息技术企业完成。在上述背景下，一旦信息化贸易平台、产品出现问题，企业管理人员便容易显得束手无策。
3信息技术应用于国际贸易的优化发展建议
3.1提升国际贸易信息化平台的网络安全性
1)加大对平台硬件安全的建设维护。各级国贸企业应不断完善现有的平台建设维护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与管理系统硬件供应商进行即时沟通，对硬件安全系统的更新主要包含:系统安全硬件模块的更新、系统功能模块的更新及系统硬件设施的更新几部分。2)注重对平台的软件安全建设与维护。主要包含对系统网络运行软件、操作系统的更新和维护处理。此外，构建合适的防火墙系统，对信息化国贸平台的安全性进行软件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软件维护内容。
3.2大力培养兼具信息技术和国贸知识的“两栖”人才
1)加强企业两栖应用人员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含:系统总体结构的知识、系统网络的操作与使用、数据库及相关开发工具的应用常识、系统维护的操作方式、系统统计功能的操作方式、系统的参数设置方式、系统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2)培养专属的两栖类人才。在对应用人员进行培训的同时，各级企业还应通过“外引内培”的方法，逐步培养营区专属的数字化系统开发、维护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应掌握“人员多极化”培训的原则，制定“两栖类课程”规划，内容应既包含信息化平台开发、维护，又包含国际贸易管理的理论与应用知识，打造企业专属的信息化国贸平台“开发－应用”一体化人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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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运输方式上的问题和建议
在该案例中一个重要的分歧主要出现在CIF贸易术语到底是否适合使用在多式联合运输中，根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的规定CIF适用于包括海洋运输在内的水路运输中。而案例中由于使用了集装箱，集装箱是典型的适用于多式联合运输的集合运输工具。案例中使用集装箱进行“门到门”的运输，在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多种运输方式的组合使用，也就是常说的多式联合运输。案例中的出口国发货人的仓库地处于内陆省份，因此去取货时必然涉及到公路运输或者是铁路运输，而离开出口国装运港之后的国际段运输又涉及到海洋运输这样的多式联合运输选用CIF就容易引发争议。CIF贸易术语的产生主要是针对海洋运输这种运输方式的，当集装箱这种新兴的运输载体出现后，改变了传统的海洋运输一统天下的运输方式格局，并迅速成为了使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尤其在适用于多式联合运输方面的优势更是其他运输方式根本无法比拟的。为了适应新兴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必然要对原有的贸易术语进行改革和完善，正式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CIF的基础上引入了CIP贸易术语，该术语即继承了CIF贸易术语的各种优势，同时也很好的解决了CIF贸易术语只适用于海洋运输的局限性。因此，本案中对于贸易术语的选择应该选择CIP，而不是CIF。
（二）运输合同与贸易合同风险转移不同步的问题
针对本案例中使用的是CIF贸易术语而言，作为出口方的卖方来说要同时受到两个合同的制约。一个是卖方和买方之间的贸易合同，出口商作为贸易合同缔约的一方要承担从工厂一直到装运港货物装上船之前所有的风险。另一个是出口方与承运人之间缔结的运输合同，在该合同项下出口方作为托运人委托承运人办理运输。本案例中，货物发生损失的地点是在工厂到装运港的途中发生的，在该区域发生损失属于出口方已经将货物交给了承运人之后，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出口方已经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交货之后发生的货物损失应该由承运人承担。与此同时，在贸易合同项下，对于发生货损的区域出口方没有完成将货物交到装运港的船上，也没有实现自身的交货义务，同时要承担货物损失的风险。而出口方承担此风险却有其不合理之处，发生货物损失的区间货物已经交给了承运人，并且处于承运人的全面监管之下，出口方只是形式上的监督，这对于出口方来说极不公平。因此，在此区域发生货损之后，出口方在承担贸易合同项下货物损失的同时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其损失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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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快科技创新，占据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价值链高端环节
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一直处于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从而造成了我国在国际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角色可替代性高，这一直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死穴，若我国不改变目前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的被动地位，这将会丧失提高我国国际贸易水平的极佳机遇。因此，我们要树立专利意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步伐，占据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价值链高端环节，改变目前不公平的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现状。
2．2调整贸易结构，改变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三个单一化
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三个单一化：第一，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口行业单一化，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和通讯电子产品领域；第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口区域单一化，就目前来说，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口的主要区域，广大的中西部参与度非常低；第三，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口主体单一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不利于我国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政府应该积极调整贸易结构，多扶持一些我国技术水平低，但在国民经济中极具基础地位的行业，鼓励他们参与到国际贸易的竞争中来，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涉及领域广、品牌效应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彻底改变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三个单一化，从而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持续发展。
2．3敢于挑战管制，抵制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歧视
一直以来，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都存在歧视，这不断增加了两国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成本，而且还增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破坏了中美之间良好的贸易环境。应对美国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我国医改从各个层面进行抵制：首先，政府应该借助各种国际贸易合作组织的力量，通过建立双边贸易合作机制，对美国针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不公平待遇进行交涉和谈判，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高新技术企业要联合起来，组成行业联盟，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统筹处理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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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有机食品认识不足
一方面，在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概念还鲜为人知，广大人民群众对有机食品的认识不足，导致市场上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很少；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只生产一些市场需求大的农产品，从而不重视有机食品的投资。据统计，黑龙江省生产有机农产品不到普通农产品的10%。可见，对有机食品的认知程度抑制了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发展。
2.生产技术供给不足
黑龙江省可进行有机食品生产的面积广阔，但有机食品的生产比例却很少，除了对有机食品认识不足的原因外，还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目前政府对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投入少，有些科研院所的成果又无法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导致生产上缺乏有效的新技术及有效的高毒农药的替代产品。在这方面，黑龙江省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远远低于我国其他省份，科学技术研发水平低，目前有机食品的许多生产技术以及生物防治技术还在探索之中。
3.政府补贴力度不够
开发有机食品不仅要有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对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支持。黑龙江省从事有机食品生产出口的多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实力不够雄厚，但有机食品生产成本却往往高于常规的生产成本，特别是“转换过渡”时期的生产风险以及人们对有机食品还需有一个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是难以支撑的。我国对黑龙江省的有机食品开发上的政策补贴力度远远不够，这不仅限制了有机农业的发展，也降低了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
机遇分析
1.国际市场需求旺盛
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转基因、饮食结构和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使得有机食品成为21世纪食品行业的新宠，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据统计，近些年有机食品销售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全球销量突破了600亿美元大关，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十个发达国家是有机食品的主要消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有机食品生产由于受劳动力成本等原因的限制发展趋缓，所以有机食品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主要产品之一。黑龙江省作为有机食品产业发展大省要抓住机遇，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力争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2《.黑龙江垦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的出台
黑龙江省有机食品的发展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也出台一系列发展有机食品的政策措施。2005年6月9日，黑龙江农垦总局为加强垦区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推进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出台了《黑龙江垦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建立了一批高标准的国家和省级绿色农业基地与农产品出口基地。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大省，黑龙江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了黑龙江省有机农业的蓬勃发展，为有机食品的出口创造了便利条件。
威胁分析
1.有机食品认证体系不健全
良好的认证体系是有机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通行证，也是有机食品自身的质量凭证。2001年以后，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垄断优势，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由，先后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而黑龙江省有机食品主要的出口市场就是这些发达国家。黑龙江省有机食品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目前黑龙江省在有机食品认证管理上几乎还是空白。可见，有机食品认证问题是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的最大威胁。
2.黑龙江周边省份的竞争
东北三省中除了黑龙江省外，吉林省、辽宁省在有机食品的发展上也不甘落后，辽宁省具有丰富的农、林特产资源，已有多种有机食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吉林省的有机食品也远销国外，著名的有圣水米业的大米，其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极高，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蛋白质氨基酸最佳配比模式。这些省份有机食品业的迅速发展都对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构成威胁。
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发展策略
针对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黑龙江省应结合实际，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政府、生产企业、出口贸易商、农民要通力合作，积极推进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走上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一)加大有机食品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
由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识不足，限制了有机食品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发展有机农业和食用有机食品的好处，比如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或讲座等方式对有机食品进行宣传和普及，增加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识，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有机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明白有机食品对生态环境、身体健康方面的益处，从而扩大有机食品消费群，进而通过国内市场消费促进生产者加大对有机食品生产投资，最终促进黑龙江省有机食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二)加强有机食品科学技术的研发及推广
针对有机食品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黑龙江省应对传统技术进行研究和改造，对有机食品的生产技术、加工技术、生物防治技术进行攻关，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有机食品。同时，政府应加大技术的推广，优化有机食品的品种。可以通过对国内外有机食品的技术和市场调查，积极选择抗病性强，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进行推广。
(三)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帮助与鼓励黑龙江有机食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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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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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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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一)技术模仿的路径。技术可以通过模仿和示范产生溢出效应。珠三角生产规模较大的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加工贸易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示范效应下，通过学习、模仿和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美的、科龙、格力就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跟踪跨国公司的技术，经过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家电业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二)配套生产的路径。发展珠三角配套产业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实现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产品本地化水平逐步提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珠三角已集聚了5万多家电子信息企业，打印机配套率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级的IT业制造基地。不少与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为外资厂提供配套加工零配件的本地企业，在加工配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以及市场营销网络，由“配角”地位逐步转化为市场的“主角”。
(三)人才流动的路径。在通常情况下，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当地化比例越高，流动性越强，向内资企业流动越多，技术外溢效果越好。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是珠三角取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形式。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聘用了当地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普通的员工，实际上就是间接地向珠三角提供技术转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不少人在加工贸易企业积累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自身创业的重要资本。昨天的“打工仔”，今天成为大大小小的“老板”，在珠三角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珠三角地区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启示
(一)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珠三角地区的经验表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后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的关键所在。没有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该地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长期停留在低技术、低层次的水平上，只会强化经济发展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这样虽然可以使某一地区的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但有可能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加工贸易企业人走楼空，最终导致经济出现“空心化”的现象。
(二)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不论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哪个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东道国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即使位于核心的产业链条，依靠核心技术的转移与溢出也是十分有限的。进入21世纪，珠三角人发现，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向国内转移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但真正核心、领先的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转移的。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一种办法，但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最终还得靠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
(三)开展深加工结转是实现技术溢出的有效方式。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据统计，目前珠三角七成加工贸易企业采购配套以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在全省IT、计算机和家电行业中，80％以上的手机部件、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和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内实现配套。
(四)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技术溢出的有效载体。仅仅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成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并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才能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和加工贸易利益，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时就是加工贸易利益丧失之日。加工装配产业是无根工业，即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之时。如果不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素养的产业大军，现时加工装配活动中所得收益将会随着加工贸易产业向外转移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该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即使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本地仍可通过向增加值相对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产环节转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继续分享加工贸易利益。
(五)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是实现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亮点。民营企业不仅有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配套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初步具备了接受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能力。灵活的经营机制有利于民营企业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并通过与跨国公司的配套互动，逐步上升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节。民营企业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不仅能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能促使加工贸易落地生根，使“候鸟经济”变为“榕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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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2、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3、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篇13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技术标准已被公认为是建立技术壁垒、抢占国际市场的利器，是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的重要手 段，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标准化浅析。
由于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关税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将逐渐让位于非关 税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的技术壁垒，正日益成为调节国际贸易的杠杆，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为应对我国加入 WTO 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战略，以推动我国技术标准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在这两方面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造成的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2%。其中欧盟、日本、美国对我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占很大一部分。从实际现状可以看出，在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上我国企业受到的限制很大。
1.据统计分析，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 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统计显示，在质量认证体系上，美国已经建立了55种质量认证体系，日本则有25种，欧盟已统了9种。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 面，20世纪80初，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1SO)和国际电工组织(1EC)的标准，而在我国，据统计19744项国家标准中，只有8628项采用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率仅为 43.7%。另外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权来看，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控制了，在ISO和IEC的992个专门委员会中，仅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五个国 家就占据了62%的干事国席位，而我国仅仅是其中五个专门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干事国。没有技术，参与不了标准的制订，当然只能受制于人被动地接受标准，标 准达不到，就只能被其他国家堂而皇之地拒之门外。
2.我国很多企业由于过去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之下，对标准化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专门从事技术标准的研究人员，而只是在 遭遇到技术性贸易壁垒之后才亡羊补牢。由于企业对标准战略的参与度不够，在我们国家缺乏起牵头作用的企业制定行业标准，导致政府不得不出面制定强制性标 准。我们知道，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联度相对于企业与市场来说是薄弱的，该强制性标准可能会与市场脱钩，而且通常政府机构关注的都是国内市场而非国外市场， 这样一来，强制性标准超过自愿性标准，与国际标准联系不紧密，对于行业发展来说都很不利。而从国外标准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经验来看，在处理标准和技术法规 关系方面，目前以欧盟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下述立法模式，即技术法规仅规定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参见WTO/TBT确定的有关 制定技术法规的正当目标)的基本要求，而所涉及的技术细节则通过指示性引用标准来解决;在没有适用的标准的情况下，法规机构委托标准机构制定相应的标准供 法规所用。这种模式使技术法规和标准紧密联系起来，使标准和技术法规形成了一个统一、严密和灵活的体系，既保证了对于有关方面(例如，一般安全问题)的基 本保护要求，又给了技术发展的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