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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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论文

篇1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刚性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滞后等体制性、政策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分割和地区间经济非协调发展在县、乡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县级财政收支差额与赤字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清费立税改革相继出台,县乡预算外收入急剧下降,县乡财政的包袱大大增加。县乡政府作为一级政权机构,有其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能,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县乡财政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负担,大多数的县乡财政很难支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影响县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以长沙市县级政府为例,2003年财政赤字为41502万元,2008年达到166097万元,扩大了4倍。不仅如此,县与县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同一市内,以长沙县与望城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相差15925万元和19728万元,2008年分别达到37021万元和47953万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长沙市长沙县与湘潭市湘潭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湘潭县为长沙县的37.51%,财政支出则为40.88%,2008年分别为25.97%和51.91%。可见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相对缩小,故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即财政赤字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文教体卫经费支出严重短缺

目前,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确实使中国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对社会环境发展的需求,致使我国大部分城市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不协调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加大了我国人口素质、社会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对文、教、体、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将科技和教育支出放到政府财政支出的首位,给予优先考虑。2000年至2008年,湖南省文教体卫财政总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占财政支出比例却呈现出下降趋势,2008年仅为19.69%,是近9年来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金需求缺口巨大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实施严重不平衡。目前,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试点实行,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较小,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费用也较少。以湖南省为例,2001年用于农村的保障资金为912.4万元,仅相当于城市保障资金的3.4%,若加上农村困难户集体补助金487.0万元和农村五保户集体供养金14467.5万元,也只有15866.9万元,仅占湖南社会保障金总额的9.96%。可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但不发达地区却是最需要财政公正支持的。

二、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机构膨胀,事业管理费高

多年来,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人浮于事的结果直接导致财政支出中用于工资的比例在增加,但行政效率却低下,加大了寻租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了财政运作成本。据调查,2001—2008年湖南省政府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9%—10%,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部门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30%;行政事业管理费占比高达55%以上。财政支出绝大部分花费在政府行政机构、部门管理事业费上,造成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财源培育不足,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

当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增长乏力,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湖南是农业大省,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慢,绿色、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基地规模小,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民增收的步伐缓慢。2008年湖南省农民收入中的73.8%来自农业,其中,农业收入中来自粮、棉、油、糖、烟叶的收入高达80%以上,来自果菜收入比重还不到10%。过去,在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一直比较高,农业只要增产就能带来农民增收。并且,湖南省农业税收年增长幅度,从2000年的33%回落到2005年的9.6%直至近年才稍有回升。种种现象表明,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和财政不增税的问题对县乡财政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并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这是近几年来县乡一级财政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1.城乡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国建国50多年来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人口总量也是在递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对下降的迹象,但至今仍有将近61%的人口聚居在农村,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农业就业结构转换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效率,这也和我国工业化的程度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当属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到现在农民要变成城市居民的主要途径还是升学。因此,打破城乡人口滞留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显得尤为必要。

2.产业结构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高增长。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长却是由第二、第三产业拉动,而第一产业停滞甚至萎缩,这主要是由农业的禀赋决定的,但还夹杂着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国农业产值占到GDP的20%以下。同期,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左右,结果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得特别突出。1978年,从三种产业的产值结构来看,我国工业所占比重已达44.8%,具有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3.3%,是人均GD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结构的调整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1999年,我国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就业比重依然高达50.1%。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当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1.4%。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

三、培育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的宏观政策研究

(一)精简乡镇行政机构与成员

益阳市作为湖南省改革试点城市,2006年内,全市乡镇从144个精简到96个,1294名乡镇干部精简为705人,乡镇事业编制减少10035人,精简率达63.4%。以益阳市2005年底人口总数460.6万人为基数,几乎每300人中就有一名政府办事人员;年度财政收入总额92377万元,而财政支出达到317808万元。从种种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湖南省县级政府机构臃肿,基层行政机构人员冗杂,财政供养规模过大,使得县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无法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行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冗员。转贴中国-可以根据“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基本原则,考察各地实际职能需要与财力因素,配备工作人员,避免出现人多反而不办事、办不好的情况。并且,政府的编制也应该考虑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情况,在集中财力求发展的时期可以适当缩减编制,等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时,再适当引进,以达到比一开始人员臃肿时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进乡财县管

自从实施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后,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失去其主要的财源。农业税在整个湖南省的财政收入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在绝大多数没有自主产业,仅仅依靠农业税等税费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乡镇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吃饭财政”的现状都难以持续。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乡镇财政,推进“乡财县管”也是必然趋势。采取预算共编、账户共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乡镇财政。

(三)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除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用地的,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土地征用权来实现农地转用,征地的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时,国家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在征地补偿中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未予足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很低的征地补偿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又要截留、分享,因此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等原因,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价,却不能全面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和补贴,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集体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

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非农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二是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限和征用范围,提高农民转让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资源成本和社会保障价格的科学的地价评估体系,对批准入市的土地进行全面的定价评估,为征地补偿提供价格依据;四是在充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发展补偿、未来收益补偿、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劳动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许农民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四、总结

县级财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因此在讨论县级财力建设时,不再局限于就财政而论财政,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辨证地分析县级财力的“经济——财政

——经济”的发展模式。具体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发展县域经济与培育财源、财力资源投入与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是源与水的关系,但我国现阶段下,财政投入支持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因此,应辩证矛盾统一、长短期相结合来看待财力培育与现阶段财力困境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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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子基.公共财政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25-31.

篇2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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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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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营销策略

（一）大打质量牌顾客对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因此注重房子的质量问题。在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保证住房的质量，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引顾客的目光，对质量的营销是要贯彻到各个方面的：第一，房地产商在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质量把关，用合格的原材料，不能因贪图利润而建造出豆腐渣工程。第二，施工人员在建设过程中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偷工减料，按质按量完成工程。第三，售楼人员在营销过程中要突出住房质量好的优点，向客户耐心解释，形成示范效应，提升企业的形象。

（二）形成营销团体目前，各房地产公司各自为政，在价格等方面的决策具有随意性，这不利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因此，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各房地产公司的利益，而又不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可以组成房地产营销团体，把不同的公司联合起来。在充分研究不同楼盘的地理位置、成本等基础上制定出价格段，稳定房价。在没有竞争关系的房地产公司之间，可以进行楼盘代售，加强不同公司之间的合作，提升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形象。

（三）多开发出不同类型的住房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说，单一开发某一种住房不利于形成综合优势。面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可以开发不同类型的住房，如：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能够使公司业务广泛化，增强整体实力。在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公司可以多开发小户型住房，满足务工人员的租房需求。能满足顾客需要的房子就是最好的营销策略，因此，公司要对市场需求进行细致分析，及时推出不同的住房类别，延伸自己的业务触角。

（四）重视网络营销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每天都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的信息，作为房地产营销，也应该重视网络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首先，应该广泛选择网络形式，包括各大搜索引擎、QQ、微信、论坛等等，只要是有网友聚集的地方，都可以进行信息。第二，要及时更新信息，包括公司近期的优惠服务、新楼盘的开售等，都要进行滚动更新，加强人们的记忆。第三，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营销队伍，要有足够的耐心、较强的计算机水平等，将营销工作各个方面都做到位。

（五）积极寻找目标客户对于房地产营销而言，没有客户就没有利润，客户的开发是营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房之前，要对所建住房有精确地定位，确定是高档住房、中档住房，还是低档住房。定位之后，要进行实地调研，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高档住房适宜于建在商业中心或环境优美的郊区，中档住房适宜建在城市边缘地区等。只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才能锁定潜在客户，以便在正式售房时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六）打造诚信品牌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诚信是最好的招牌，作为房地产企业，更应该以诚信为本，让客户满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营销广告要名副其实，不要将豆腐渣工程包装成质量上乘的高档住房，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住房质量过关，杜绝以次充好。第二，提倡人性化服务，可以让客户免费试住一定时间，若试住过后满意再签订售楼协议，让客户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三，在网络上不虚假消息，及时对其它恶意中伤的虚假消息进行澄清，防止客户受骗。企业诚信办事一方面可以让客户享受实惠，在优质服务中买到心仪的住房，另一方面诚信也成为了企业的长期名片，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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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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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篇7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体育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以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用品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体育产业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1］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意识从生存向休闲娱乐转变，这给中国体育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鉴于此，从现行税收政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1 体育产业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关联度

体育产业是当今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体育产业市场潜力大，启动速度快，产业关联度广，提供就业机会多，具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同时，体育产业具有污染小，产值高，具有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等特征。［2］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具关联效应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由于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 000 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3］另据北京奥组委统计，2008北京奥运会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在54亿美元左右，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百分点。［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由于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值高，发展潜力大，因而是具有广阔发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然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不高，体育市场零星单一、发育缓慢，面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强，运用市场机制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也不强。基于此，其建立、运行和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予以扶持和促进。体育业是产业和事业的结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财政对体育的大力支持，这是因为体育产业的许多内容是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很多不完全是商业盈利，体育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国家财政和体育业的相互关系。在目前我国体育业仍然是“举国体制”的国情下，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我们知道，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政策之一，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对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起着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税收优惠支持，这是税收杠杆的经济调节手段。特别是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税收政策的激励目标主要体现了国家对这一绿色朝阳产业和仅处于起步阶段和初步增长阶段的弱势产业的支持与激励，以及对体育产业税收负担的减轻和产业利益的保护。国家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措施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降低体育产业发展成本、降低体育产业的经营风险，促进就业，鼓励出口，增加产业收益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强调对体育产业的税收公平，而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诸如高新技术产业、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创投企业、非居民企业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极大地支持这些产业（企业）的发展，而对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却没有制定优惠政策来专门加以扶持和激励。因此，不管从体育产业是绿色朝阳产业且具有新经济增长点的长远角度讲，还是从产业周期理论中我国体育产业是幼稚产业的角度而言，体育产业都应得到国家税收政策的大力扶持与长期激励。国家要立足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的现实国情，依据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使体育产业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发展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从税收激励传导机制而言，运用税收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主要通过诸如减免税、税前扣除、宽限期、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措施对体育产业资源实施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促使其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影响、调节体育产业中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最终调整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体育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据国家体育总局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对体育产业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长。［5］可见，凭借税收扶持激励政策给予相关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体育产业的做强做大创造有利条件，获得良好的体育投资效益。而且税收激励政策产生一种良性示范效应，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体育产业，从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承担包括增加国家税收、增强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社会责任。体育产业越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越多。这种税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性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税收政策作为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激励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必将大有作为。

2 现行体育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了“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用品业”比较成熟的三大产业板块。［6］现行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措施在相关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中加以体现，主要反映在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资源课税和财产课税中（表1）。

我国对于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统一的税收政策激励体系，而且激励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不稳定，特别是临时性的体育税收政策扶持多，持久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少，但总体上税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励不足，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2.1 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产业的激励手段单一、内容不完整，税收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手段单一，以直接优惠政策为主，其他方式较少。［7］即从产业（行业）税收优惠的角度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极少。二是没有建立一套长久、有效执行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缺乏通过投资抵免、减税、免税、退税（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加速扣除、税项扣除、亏损弥补等直接和间接税收手段来全面、完整激励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现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内容不完善。如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体育创意产业、体育休闲旅游业、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表演业、全民健身服务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会展业等新兴体育产业，以及重点培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和对龙头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创业投资等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几乎没有，致使扶持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激励内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体育产业的税收负担沉重。现行对体育产业征税的税种主要分布在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中，其中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对体育产业征税最多的税种（表2）。如体育健身娱乐经营企业缴纳营业税平均超过10％，体育休闲娱乐业实行20％的高税率。体育赞助、体育广告等创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业所得税等，［8］且体育赞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列支扣除，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4条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入体育企业收入总额中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其税收负担的沉重。

2.2 体育业捐赠税收政策存在诸多限制性矛盾，极大制约了体育业筹融资的积极性一方面，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53条均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对体育业公益性捐赠可按年度利润总额12％的标准扣除的规定，超过此标准的部分要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明确规定，企业赞助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也不允许企业将其计入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对各类体育竞赛和体育产业的赞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体育产业的纳税成本和体育企业的税收负担，极大制约了体育产业的筹融资，［9］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体育业（包括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赞助捐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未超过个人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扣除。

然而，两部税法中的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规定。具体体现在：个人向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体育组织的捐赠超过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不准扣除，而且还需纳税调整缴纳个人所得税。尽管2008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但对企业捐赠给国内合法的其它民间体育公益性团体等非营利性组织，仍然没有享受到捐赠扣除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它们没有一视同仁。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体育产业税前捐赠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西班牙对体育产业捐赠扣除比例高达100％，免征企业所得税；英国对体育产业的赞助实施“体育配对”计划和“一英镑对一英镑”政策，［10］鼓励社会进行捐赠，以发展体育产业服务于社会。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对体育产业的捐赠比例仍然偏低。

2.3 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大多是临时性的，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从现行税收政策看，我国体育业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临时性和非持续性，一般是针对国际（国家）某一大型比赛专门特殊制定而颁布实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临时性，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如为支持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专门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0号），对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实行了13项税收优惠政策。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批复》（财税［2004］38号），明确对北京和青岛的奥运场馆免征耕地占用税。3）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和好运北京体育赛事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8］128号），明确了对北京第13届残疾人奥运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4）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参与者实行6项税收优惠政策。至此，国家对涉及奥运会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给予了免税待遇，这无疑对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然而，上述税收政策均具有一次性，临时性的特征，2008年奥运会结束，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就随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GDP平均贡献率3％的水平相比，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尚不足0.5％,［11］这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这与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纵观西方各国体育产业发展,政府都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基于此，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22号）为指南和契机，适时构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3.1 丰富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构建规范统一的体育产业税收激励政策一是扩大体育业税收激励政策范围，将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的税收激励范围扩大到现行的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等所有税种中，构建完善、规范的体育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二是丰富体育税收政策内容，通过联营、合资（作）、特许经营和参股等方式，鼓励境内外企业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出口退税、期限（税率）减免、投资抵免等方面给予税收政策优惠。三是凭借税收政策的调节机制，政府应设置“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来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发展，［12］通过再投资退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税利返还等不同的税收政策，激励境内外企业不断增加对体育产业的投资比例，扩大其产业投资规模和效益。四是实施差异化的税率政策。由于体育产业中的体育产品（服务）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质，可采取差异化的比例税率形式。［13］如对政府提倡的大众体育休闲、全民健身娱乐活动、体育场馆开放免征营业税；对属于高档奢侈体育消费的高尔夫球等高利润体育项目，应在征收20％营业税的基础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别附加征税；对属于体育核心层的体育文化推广业、体育会展业、体育新闻传播业，体育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业，体育影视业、体育品牌服务业等体育高端服务产业可从低适用税率，采用2％的优惠营业税率符合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五是鼓励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对新成立的中小体育企业给予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同时给予其免征3年的营业税优惠措施等。

3.2 完善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 在体育捐赠方面，借鉴发达国家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熟做法，建议在企业所得税中，社会捐赠给各类体育产业的税前扣除标准由目前的12％扩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1 4］进而鼓励或培育社会大众捐赠体育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社会捐赠给其他合法的体育业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的捐赠款项，按照税收全面优惠原则也应平等地享受国家规定的捐赠扣除标准的优惠政策待遇；2)在体育产业科技研发方面，对体育企业自主研发（如体育科技器械、体育装备研发、体育医疗技术等）形成的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200％加计扣除。［15］体育科技企业科技开发前期试验费用，按10％的比例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准予企业按收入总额的5％计提技术开发风险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降低体育企业的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16］3)在体育产业的赞助方面，调整现行体育赞助支出不得扣除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和个人赞助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其出资部分可计入生产成本或在广告费用中列支，以鼓励体育产业的筹资融资。4)在体育产业投资方面，对于境内外企业或个人在我国境内开办新的体育产业项目，或新建（改建、扩建）体育训练、竞赛、科研设施工程投资建设的，或增加体育企业注册资本的，且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给与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资退税。［17］5)在进口体育器材方面，运动队训练使用的进口器材的进口税，采用先征后退的税收优惠给予支持。6)在体育彩票征管方面，鉴于体育彩票的筹资成本低，开拓体育融资渠道，极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特殊优越性等特点，笔者建议国家应取消体育彩票中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吸收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发展体育产（事）业。7)在新兴体育产业方面，借鉴国外做法，对体育赛事经纪、体育健身等产业，自开办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转制为大型体育产业集团的，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3.3 开征体育税，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税收政策体系发展体育产业是体育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美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等国家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各国政府都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和激励。［18］基于此，国家应建立与规范、持久的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国家实行“费改税”，将从1997年1月开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改革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税”。其征收的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体育事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弱势体育产业的发展，专款专用。具体讲：1）体育税可以设计为独立的税种，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学、合理、有效征管的课税要素和税收政策体系，由国家税务局单独征收管理；2）体育税也可设计为附加税种，像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那样，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以其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别与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同时附加征收，专款专用，从而构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体系。

4 结论

我国的体育产业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受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化程度、产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竞争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良性运行和长足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调节作用，能够通过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有效引导调节更多的资本流向体育产业。同时，减轻或消除现行对体育产业税收政策的制约因素，与时俱进，扬长补短，适时构建和完善一套规范化、常规性的且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进而获得良好的体育产业投资效益，最终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体育产业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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