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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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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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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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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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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3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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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对非遗文化的保护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着千万学生成长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艺术是一种文化，艺术教育是人文化艺术传承。优秀艺术作品表现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进步。是人类智慧结晶的沉淀。应该学习和传承的。大学生，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群，在传承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来看，高校地方音乐课程有种子意义。不仅对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着启发作用。当学生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将更加深远因想到本专业课的教学。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具有特殊性。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通过对学生的反复传授，以几何裂变扩散。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此，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设置，应该以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流，在高校的地方音乐教育中，大力推广。激发学生传播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随着工业社会影响，传媒技术迅猛发展。在多元文化并存下，保持民族音乐文化，就成一项严峻的课题。但是，当前的学生音乐课程设置，主要以欧洲音乐文化为重点，古朴的民歌、器乐对学生的影响力较小。非遗中的地方音乐设置更是寥寥无几。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以增强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内聚力，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世界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把本民族音乐放在重要位置。例如，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之上，亲自为孩子们创作具有民族特点的民歌。鼓励学生使用民族器乐。具有浓郁地方音乐课程教学，将民族音乐扎根于心田。开设以非遗题材地方音乐课程，一方面满足了音乐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3进入地方音乐课程途径
加强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地方特色的因为课程为载体，具体的操作途径使什么呢?
3.1重视地方音乐课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最普通的教育手段，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传承效果，可以使学生明白，传统音乐的内涵。当前，大学的专业音乐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理论，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西洋乐课程比较多。对于传统音乐概论课程的开设，可以填补我国在传统音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空白。但是，在这种音乐课程需要逐步扩大推广，如果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那么就远远忽视了这种音乐课程设置对非遗保护作用。应当把它上升为与乐理。成为声乐，钢琴等同等重要必修课。除此之外，还应开设中国传统乐理课程，配合民族乐器的教学，在多个方面，使民族音乐知识在学生中充分掌握，传统音乐欣赏水平得到提高。
3.2主修课程中设置传统音乐欣赏。
如果将这门课程的设置中，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就会在广大学生群体中的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在民族音乐丰富的内容中，通过多彩的形式，感受民族音乐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音乐感受中，培养热爱我们的传统音乐的民族自信心。
3.3开设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每个地区都有传统音乐品种。例如，我国每年的青歌赛中，不少来自我国偏远地府的原生态歌手，进行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演唱，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如果只是政府专门机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这时候，就需要大学研究发挥作用。不少地方大学开始本地音乐研究。但是，大部分只停留在学术层面。如何传承、发展，没有效的办法提出。如果，本地大学拥有本地音乐课程，在全国就形成一个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在传统音乐的保护、研究中意义重大。
3.4传统音乐学习模式的打破。
传统音乐的学习，因为内容上的特殊性，需要学生进行现场观摩，跟随文化的传承人进行传授接受。传统音乐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应该在教师的带领下，走下讲台，走出教室。让学生亲自去发现、整理。美术有写生课，在大自然中去发现美。音乐教学也应该有一种采风的制度，就是收集民歌。每学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去搜集传统音乐资料。组织现场观摩。在剧场，在庙会，在传统音乐品种中传播。通过传统艺人学习。在这样的教学措施下，广泛了解传统音乐的博大精深。实现自觉地保护传统音乐。
3.5发展学生社团，为传承的平台。
大学的社团在大学中普遍寻在，是传播传统音乐的良好舞台。例如，民乐社。、加入社团，就相当于参加票友组织，学生集体感受传统音乐，接受熏陶和训练。发挥学生传统音乐能动性，促使学生去关注音乐，保护推广传统音乐。社团中，专业教师的辅导，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知识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在传统音乐知识传播的时候，能够有序传播。使文化的传承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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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的自发传承与发扬在继承古老的文化传统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常山战鼓这一古老的艺术门类进行改良和加工，并且，废除封建社会传男不传女的恶俗，将女性纳入常山战鼓的传承中来，现在女性在鼓队中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了，甚至很多女性鼓手的鼓艺水平超过了很多男性，成为鼓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二）典型单位的推广任何一种艺术门类想要传承下去并且焕发青春的活力都必须要从娃娃抓起，常山战鼓在这方面做到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树立了典型，正定弘文中学是一所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私立学校，学校把常山战鼓把常山战鼓定为校本课程，整理鼓谱，编写教材，成立由200名师生组成的常山战鼓队，音乐课练习鼓谱，体育课训练敲鼓，为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间优秀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几年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成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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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大鼓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发展探索
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山东大鼓作为教学资源融入到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中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欣赏者、热爱者、接班人和传承人，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关注程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分别从教材、课程、教学科研，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加强教学材料建设中国很多民间音乐都没有正规的曲谱，只是依靠师傅口传心授的方式，经过若干年的累积，才能出徒。山东大鼓亦是如此。很多曲目已经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少数曲目或是音响资料或是个人传唱，曲调旋律模糊不清，根本不具备大众传唱学习的基本要求。山东艺术研究所王力主任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民乐演奏的经验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深入了解，对山东大鼓进行了曲目的搜集和整理。现存曲目大略统计下来有200多首，有《草船借箭》《古城会》《宝玉探病》《西厢记》《包公案》《昭君出塞》等经典的段子。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完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整理分类曲目，由易到难，按照专业课程和公共知识的两个方向来整理编辑教材。这是实现山东大鼓进行传唱最基本的条件。要真正实现山东大鼓便于传唱，乐谱的精简、分节和创新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环节。对于长篇曲目，可以效仿音乐家对于名曲的精简方式，提取主要音符，缩减冗长拖腔，明确主旋律。或是采用小标题分节的形式便于大众接受。山东大鼓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陈旧也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放弃。这需要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和高校音乐工作者通过不断地交流、教学、磨合，去糟粕留精华，掌握山东大鼓发展的艺术规律，旧曲谱新词，逐步成就山东大鼓的内容创新和曲调创新。实现山东大鼓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课程内容的优化组合1、专业课程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纳入专业课堂，作为技能课的训练项目。由于音乐专业的表演和情感的个性化特征，音乐技能课都采取“一对一”的小课形式，这与山东大鼓自身的教学模式不谋而合，学生对于这种授课方式也非常适应。同时，声乐、舞蹈和视唱练耳等课程的学习为山东大鼓提供了坚实的专业基础。高校的音乐技能课形成了比较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音乐专业的学生也具备了基本的音乐素养，对于山东大鼓的学习必将是事半功倍。2、相关课程内容的调整。山东大鼓历史久远，在曲艺发展史中其地位不可小觑。全国统一的教材包括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音乐赏析等都因为各种原因，只是轻轻带过，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比重，帮助学生熟悉山东大鼓的发展脉络和流派风格，了解山东的文化概貌，刻不容缓。
（三）教学科研团队的建设1、高校音乐教师专项曲种的培养提高。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敏锐的音乐嗅觉。对于他们而言，学习专项曲艺种类远比普通人要学得快，学得好。但是受到传统西式教育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教学能力和传承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高校应该加强师资培养的意识，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比如进行民间采风、艺术培训、学术研讨、与剧团合作获得实践经验等，形成传承文化良好的学术氛围。2、教学科研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带动。研究人员和表演艺术家的引进给高校的非遗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首先，专业人才进入一线教学，有助于推动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次，引领学术方向，形成研究氛围，建立研究中心，创新课题，推动科研方面的发展。在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作为山东大鼓传承基地的山东管理学院，与济南市曲艺团合作，聘请山东大鼓的传承人闫雯和山东琴书的传承人姚忠贤等艺术家作为音乐教育的专业教师。既保证了高校音乐教育对山东大鼓的学习和研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山东大鼓的关注。
（四）非遗特色的校园文化有意识地将山东大鼓的传承融入校园活动中，加强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课和选修课，成立社团，举办文化节、艺术演出，进行采风和社会演出实践等，将地域音乐文化的价值观、审美特点和精神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让更多的学生来认识和接触山东大鼓，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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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校的智力优势，筛选、整理、加工、保存、传递、交流、吸收、融合、更新、创造非物质文化资源，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造非物质文化品牌；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既了解和掌握本民族地方传统文化知识、自觉维护和宏扬民族文化，又能融合多民族文化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培养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这不仅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大举措，还可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二）有利于加强人文教育，构建起新的人文精神支柱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百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内涵，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让学生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人文文化教育的内容，熏陶和感染学生的心灵，提升民族凝聚力，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支柱，培养民族人才。
（三）有利于填补学校教育中地方民族文化的缺失，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
地方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地区地方传统、生活历史和精神观念的结晶，是该地区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深入挖掘其内涵及发展价值，选择对个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部分纳入课程体系，不仅能促进个体的成长发展，还能推动该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然而，传统的学校课程体系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传统文化这一瑰宝一直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难登大雅之堂，使得学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陌生，最终会倒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因此，学校应加大地方传统文化引进力度，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不仅能增强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得以长久保存并继续发扬光大，还能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实现课程三级管理，办出学校特色。
二、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一）传承与发展工作的现状
民族地区由于意识和能力问题，学校在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具体表现为：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意识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百色市的教育水平还比较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工作也因意识和能力等问题难以进入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内容。目前只有少部分具有较强师资力量和设施完备的示范性学校，进行传承与发展工作。
2．教育内容单一，稳定性差，不能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
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师资非常有限，主要由有这方面兴趣特长的教师和有一定技能的民间艺人承担，出现因人设课的现象，因面教育内容显单一，不丰富，仅限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如黑衣壮民歌、马骨胡演奏等，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实施过程中也会因师资问题难于维持，不利于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开展。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把握不准，机械模仿
有些学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学校课堂，但没有深入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及潜在因素的教育价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以技能模仿训练为主，学生的学习方式依然是接受性学习和简单的模仿性学习，体现不出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
（二）传承与发展工作现状原因分析
1．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教师们无力顾及传承与发展工作
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适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出现了师资短缺、老化现象，面对简陋的教学条件、繁重的教学任务，新的课程改革、传统单一的评价机制，升学的压力等一系列问题，教师们对于传承与发展工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教师参与传承与发展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水平低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占有任何具体的物理空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被人们的感觉所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民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进入学校，成为教育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加上教师教育教学观念较陈旧，对于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认识不到位，改革和创新意识缺乏，影响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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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靠个体（传承人）或单个团体（工作坊）传承如此简单，应放在整个地方的地理、空间、文化中思考。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应是地缘下的人文活动与自然规律协作关系的建构。面对一个个子系统（如本土传承人群体、政府管理系统、民间作坊、媒介管理、旅游市场和学校教育系统等）构成的艺术生态建构，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文化风貌与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相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粱平县位于重庆市东部，有“民间艺术之乡”之称，是全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独特的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强县。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主要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主，范围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和传统表演艺术。梁平县现有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和梁平癞子锣鼓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又有双桂堂、土法造纸技艺、蓝印花布、梁平土陶、梁平竹雕、梁平傩戏、梁平狮舞、梁平孝歌和梁平礼让草把龙等15个市级保护名录，87个县级保护名录。
（二）多文化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梁平地处重庆东部平行岭谷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巴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当地明清时期由著名高僧破山禅师创办的双桂堂被尊称为“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在中国及东南亚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佛教禅宗文化的融入，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
（三）显农耕、神话色彩，祈求平安祥和的文化心理。古代巴文化以梁平为腹地，农业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到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都以农耕文化为母体进行创造，充分反映着当地最朴实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热情。农耕文化注重稳、平安，冒险刺激的因素很少，梁平木板年画、铜梁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蕴含着保平安、驱邪等内容，仍然表现出敬畏神天，以期神天护佑自己。
（四）传统民间艺术具有群体性特征。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都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创作形式。像梁平竹帘画制品，从精心选材到成品包装入库，前后需经过八十余道工序，大致可分为竹丝制作、备丝、竹帘制作三个部分[2]，每一道工艺不仅材料、工具十分考究。铜梁龙分扎骨、裱褙、彩绘、总装四个大步骤，百余道工序。正是竹帘画、铜梁龙这种工艺形态需要多名专业人士分工协调完成，只有依附于集体才得以传承，由此呈现出群体性特征。
二、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现状
（一）单个个体传承现状。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对第一批至第四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78位梁平县传承人整理分析来来看（表1），其年龄阶段多数处于40～74岁之间，而30～40岁仅5人，基本处于壮年、中老年群体。据田野调查访问来看，梁平县儿童基本是在学校略有接触，18～30岁青年接触较少，由此可见非物质为文化研究人员较为短缺，当地传承保护意识较弱，群众参与接触较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出现断层局面。同时，梁平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地分散在民间，处于分散各自管理、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和失传的局面。
（二）群体传承现状。就目前来看，梁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门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分散，尤其是绘画工艺类，即使呈现群体性特征，但工作坊之间、传承人之间尚未形成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技艺、作品等方面的系统规范的整理和统一，基本处于相互学习模仿、各自钻研继承发展的状态。以梁平木板年画为例，现共四位传承人：涂国发（已逝）擅长花纸版/门神版雕刻、徐家辉擅长年画印制、全昌明擅长雕版工艺、刘勇擅长纸张/印刷工艺。在当下传统梁平木板年画生态环境、高标准技术工艺已经无法复原，仅仅依靠4人各自相互学习与模仿维系木板年画系统的传统与发展。
（三）政府对其保护现状。梁平县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由财政拨款300多万元。梁平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主要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开展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设有文化遗产陈列室、梁平木版年画展演作坊、文物保管室，大致从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及作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展示。目前，以建立礼让镇、蟠龙镇、聚奎镇、荫平镇、梁山灯戏剧团等10个传承基地，来宝小学、西苑小学、梁平职中等6个传承实验基地[3]，但其艺术特色挖掘不够，发展模式不突出，尚未形成成熟有序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机制。
（四）民间民俗工艺的保护开发现状。据梁平县负责人张和平介绍，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初步规模。到目前为止，梁平利用‘非遗’项目，已发展起文化企业379家，民间乐队87家，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7亿多元[3]。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在眉睫，如果任由零散发展，忽视其艺术生态的系统性，会导致遗产的传统文化流失，对传承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影响。结合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传承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传承人个人来讲，固步自封是万万不可，不应守着自身传承技艺，需要沟通与联系，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系统整合现有技艺资源，形成系统整套的传承技艺，恢复传统生态环境和高标准技术工艺，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正确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二）系统整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借鉴其他地方民俗村或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构模式，挖掘自身遗产特色，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要既收集完善资料、档案建设的初级静态保护，又要高度重视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外在环境的生态保护。例如四川省绵竹市在孝德镇成立了占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年画商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并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民间工艺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四川省高校调研基地，并在景区内已初步形成较有一定规模的年画生产，景区内有专门民间艺术手工艺者对旅游者、爱好者进行年画培训指导，并成立基地对年画进行大批量生产进行旅游商品销售，已消费的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尽管带有一定经济成分，但这种活态保护未尝不是继承与发展的良好办法，借助民俗村力量扩展了民众艺术视野，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认知和传承保护意识。
（三）对政府而言，加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尽可能的为民间艺人（尤其老艺人、即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保障。同时加强传承人之间联系与学习，深入挖掘传承人技艺、语言、文字和习俗，保护民间老艺人。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通过系列活动展示，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拉近与大众距离，号召年轻人接触、了解传统遗产，为培养继承人打下基础。
（四）借助周围高校及科研机构发展民间艺术精英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主动承担起开发研究责任，使其传承与保护发展更加科学化、学术化。
（五）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在这种大规模旅游、文化活动中避免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既要保持原有传统技艺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及开发部门需要面对考虑的。
小结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着重把握其整体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深入挖掘、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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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郭庆光认为“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括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以及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之雏形的互联网络等。”[2]高校将新媒体技术融入教育教学。这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教学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和信息，提供了多种模式和手段，增强了教学的效果，拓宽了传播空间。
（一）创立数字化的资源库
高校利用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搜集整理非遗资料，建立非遗数据库，最大程度保护民族的文化。“文化遗产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入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工作水平的过程。”[3]非遗文化属于动态的文明，将这些难以保存的遗产数字化，对其进行数据采集，无疑是有效、永久地保护了非遗资料。2009年至今对徐州地区国家级非遗：邳州跑竹马、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邳州狮子头、丰县糖人贡、柳琴戏、徐州剪纸、徐州香包等项目进行数字化整理。内容从历史沿革、传承现状、传承人到表演现状等方面，将非遗的文字、图片、语音等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
创立数字化的非遗资源科。它包括文献资料、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料。通过对高校和文化局的档案资料，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文本资料，整理传承人的手稿和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收藏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来采集文献数据。文献资料包括曲本、曲目和研究论文与书籍等内容。编写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2001—2010）。年鉴包括每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概述，重要文献，学术活动，论著提要和论文摘要等。学院创建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中心”和“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将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源放到非遗专题网站，每个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站了解非遗的常识。
（二）探寻新媒体教学模式
以“非遗”特色课程为单位，建设新媒体教学资源库，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课程，以方便老师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有些课程将“非遗”的课程改革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师生分项目或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形成内容充实的调查报告。至今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达到70篇，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有13项。学院先后多次组织“非遗”志愿者服务队，将教学科研同弘扬祖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教师运用新媒体进行“非遗”辅助教学，如利用QQ群、微博等新媒体和学生在课外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在课前可以在QQ群和微博中将教学的内容和重点提前告知学生，在课后将作业布置给学生。老师和学生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传输和分享自己的教学和调查研究资源，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讨论学术观点。师生互动一起去完成学习任务，这种便捷互动的教学辅助手段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开发他们的潜能和实践创新意识。
二、新媒体“非遗”教学的特点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此后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成立非遗研究机构。有20多所高校开设“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课程。现代的新媒体技术引进非遗教学不失为高等教育的有效尝试，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丰富性
新媒体不受存储、印刷和发行等限制，海量性和及时性成为其典型的特点。新媒体教学的内容也具有丰富性的特征。我院的淮海地区非遗研究中心已收录研究论文4000多篇，图书900多种，项目书90多种，图片3000多幅，实物341。2009年我院成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创立了专题网站。网站分为非遗研究资料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库两个部分，资料库包括研究的文献资料，如中外电子图书库、中外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项目资料库包括非遗项目的图片、音视频、项目书等内容，如音像资料有非遗教学和表演的作品、音视频、图片、唱片、VCD、DVD等，非遗传人授课和展示的过程制作成视频200多个。
学院开设涉及到不同学科非遗的课程。2009年学院试开设了10门非遗公共和专业选修课，如《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徐州民间文学概论》、《徐州梆子戏鉴赏》、《苏北民间秧歌》、《苏北民间舞蹈》、《沛县武术》等，收到良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已经在人文、艺术和体育学院开设15门系列非遗课程，有的课程是针对全校学生开设，有的课程由于专业性很强就在其本学科的院系试点，基本上形成了以淮海地区非遗文化为特色的课程群。将非遗系列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不同层次立体化的课程结构体系。
（二）参与性
学校将非遗引进课堂，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专业教师和一个民间艺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单一的文本和学术教学模式。“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是研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特点，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问题讨论。”[4]这种教学不仅有教师的学术讲授，还有传承人的现场展示和指导。徐州剪纸、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和苏北民间秧歌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定期到学院教授，举办讲座和展演。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形成良性的互动式模式。
鼓励学生参加采风调研等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组织学生对剧场、庙会和农村的非遗项目传承情况进行调查，整理非遗项目的资料，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指导学生从事非遗的调查和研究，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多篇，有多项非遗研究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2009年“非遗”志愿者服务队荣获江苏省百强志愿者服务队称号，学院先后多次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参与“非遗”工作。2011年我院申报的“地方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教学及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得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创新性
学院以淮海区域文化为特色的系列“非遗”课程，探索“非遗”在地方高校传承的有效途径。2009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学院邀请江苏柳琴、徐州梆子戏、徐州琴书、睢宁落子舞等“非遗”项目名家进校园表演，观看师生达到4300余人次；组织了3次大型“非遗展览”；举办专题展演和讲座26场。学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淮海地区“非遗”的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
教师运用多媒体录音和视频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运用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课后交流。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高其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空间。学生参加非遗进校园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收看传承人的知识讲座，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生成为非遗文化的接受者，还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有的课程以学生的汇报表演来评定教学的效果。
数字化的教学资料，多媒体和信息化的教学手段，都突破了以往非遗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2010年学院与文化局共同举办“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举行非遗项目的表演。利用网络这个新型文化传播平台，建立非遗教育网站、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非遗在线图书馆等为广大的网民提供快捷随时、方便灵活的非遗知识服务。不同层次的公众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的文化，提高对非遗的认知度，强化其传承意识，扩大传播范围。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很多学生有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通过教学有的学生成为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有的则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5]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最深入的方式。新媒体技术在高校非遗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创新能力。学生在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和直接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本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基金项目：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YGJ1434)
注释：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8—1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3.
[3]陈刚.文化遗产领域信息化及其发展问题的思考[N].中国文物报，20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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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98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公告活动，2001年公布了首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10月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深入人心，其保护工程也在各国声势浩大的展开[1]。中国政府为了抢救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于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履职尽责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工作，2006年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按照文化部统一部署，各省市也积极开展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
内蒙古师范大学领导十分重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整合学校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音乐、民间美术、民族体育、科学技术史等相关专业人员共同组建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8年5月正式成为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工作站。自中心成立后，先后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项目保护单位，组织申报“科尔沁潮尔史诗”“蒙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科尔沁潮尔史诗”、“蒙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被评选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近年来，中心成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申报、评审等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中，申报书的撰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本文试图就申报书撰写中佐证材料的问题谈一些个人认识，以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微薄之力。佐证材料是申报书中的关键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要求出发，充分论证该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标准，所以是决定项目能否通过的重要保证。我们只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入手，在申报书中就申报项目进行佐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2]有关学者已经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条件做出科学、细致的说明。如从传承主体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杰出传承人为依托，没有杰出传承人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时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悠久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形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基本特征，非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项目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品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没有重要价值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申报的项目必须是当地的地域标志性文化，必须具有普世价值[3]。
为了地方基层单位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条件，正确有效的撰写申报书，尽量使申报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条件，我们一般希望申报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1）各族人民世代相承；（2）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3）项目的价值和影响。
一、 世代相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环境而存在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传承”[4]。由此可见，“世代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审过程中需要满足的首要条件。所谓“世代相承”，一般是指就是该项目的传承时间在百年以上，传承体系明确，各代传承人清楚。如果项目申报书中撰写的传承时间不够，或者传承谱系断裂，都会影响项目的申报。如某年“某某大饼制作技艺”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于1938年开始主营掉炉大饼，传承时间不足百年，明显不符合申报条件，无法通过也在意料之中。当然，这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申报书都能确保传承时间。但是我们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申报项目，确实拥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民族特色也很浓厚。如库伦旗申报的“布鲁”，进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通得过。但“布鲁”的申报材料中，在介绍历史渊源时，其佐证材料也只是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之类泛泛的言语，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下一步项目经自治区推荐得以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在区外专家对相关项目不了解的情况下，单凭这些空洞的介绍显然不足，可能会影响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常可以用出土实物和古籍中的记载来佐证项目的传承时间。如蒙古族的养马术作为传统知识类项目完全可以进行申报。2008年笔者之一曾前往一些盟市调查蒙古族养马术，了解到在通辽科左后旗有人十分擅长养马。蒙古族养马术可以包括养马、相马、疗马、驯马等内容，分开申报自然可以，但将养马术作为传统知识与技能进行整体申报，效果更好。当然，作为马上民族，养马术的传承历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完全可以加入出土文物和古籍记载作为佐证材料，不但有助利于申报，更有利于将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据笔者所知，距离科左后旗最近的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文办公室就藏有6卷《马经全书》，另外在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分别藏有《十二技能俱全三种骏马及其他诸骏马的特征》、《马头明王相马经》、《相马三十六鉴》、《相马宝鬘治疗法明鉴中药名录》等相关古籍，若能对其进行研究，并与田野调查中所得资料相比对，互为参照加入项目申报书中，这些内容定会为申报增色不少。
另外，科尔沁地区拟将科尔沁土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眼下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对传承民族文化极为重要。语言的实物佐证很难找到，或许能从地方书籍中查询一些资料，所以田野调查就极为重要了。然而语言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项科学性要求很高，有很复杂的工作，需要运用多学科、多手段的研究方法。现在自治区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工作刚刚起步，尚未顾及或者说难以承担民族语言以及各地方言土语的普查评审工程，所以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保护范围也仅限于口头文学。
二、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及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申报材料不但要体现该项目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更注意阐述项目本身为群众在生产、生活所提供的便利，如勒勒车制作工艺的产生，方便了游牧民族进行迁移；蒙古族由于经常骑马，常会产生骨折，于是催生出与之相应的蒙古正骨术等等，更可以提出该项目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以及审美品位。
同时，申报书中要注意该项目并非是在个人号召或政府指令下举办的有违群众心愿的形式化活动，而传承人也不必特意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为对象。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或弘扬过程中，确实存在发挥过重要组织、领导及协调作用的行政官员，以及热心学习传统文化、号召社会关注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但如果这些人本身与传统艺人、匠人不具有正式师承关系或水平尚无法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标准，是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条件的。
所以在撰写申报书之前，一定要深入项目传承地进行客观实在的田野调查工作，发现最具代表性的项目，真实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切不可不愿意下苦工夫做实地调查，以仅凭借自己的想象，或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趣味、或按照当前的政治口径和政策要求乱改乱编，随意拔高项目的思想性、艺术性[5]。只有坚持以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作为普查工作的指导原则，撰写的项目申报书才能内容翔实而又具有说服力。
现实生活中，传统表现艺术、体育竞技项目确实多有既符合传承人条件，又身为政府官员的人，在申报书中只需统一以传承人身份标注，尽量避开官员、学者身份，以显示申报项目的群众性，因为这些虚衔确实与项目以及项目的传承没有必然联系。虽然不是传承人申报，但传承人担负着项目的传承和发展，切不可轻视。明确并且保护传承人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得强调传习人的培养。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传习人学习、接受、掌握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技能，从而进一步发展该项目。[6]这些内容均为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不能全靠政府行政手段或者自己杜撰。
而文化表现形式，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不是单一的物，如建筑、乐器，也不是单一的人，如表演者、制作者，而是将物与人紧密连接在一体，构成完整而稳定的文化行为系统。例如通辽申报的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具是物，肯定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艺人当然也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马具的制作技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另一方面，文化表现形式也不易进行人为的分裂，这点在地区辽阔的很典型。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但过去的蒙古族部落多在现今已被人为分割的行政区划及边缘地带，如传统的科尔沁地区就包括在现今通辽、兴安盟和赤峰三个市级行政区划内。因此，具有同样文化表现形式的项目可以以民族分布的人文地理的范围为基础，同一民族、部落的相邻市、县进行联合申报。一些盟市申报的项目已经进入自治区或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盟市如果存有类似的项目，也可以进行申报，如果新申报的项目价值没有先行申报的项目价值高，可以进入扩展项目；但如果后者价值更高，更具有代表性，则可以评为同档次或取代前者而成为该项目的代表作。这就要求后者申报书的佐证材料丰富有说服力，而评审专家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形下，一定会做出合理的决定。如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申报勒勒车制作技艺获批，2008年笔者前往通辽调研，扎鲁特旗也有勒勒车制作工艺，完全可以继续申报。阿尔昆都勒苏木的蒙古包制作技艺也可以申报。
三、价值和影响
申报语言、礼仪、节庆类项目，要求这些项目代表一种活态文化，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功能，本身就有其价值和影响。若申报项目属于传统表现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则需要在申报材料中体现出项目本身的绝活、绝技。我们以传统技艺为例，来看如何将此类项目的价值论述清楚。
手工艺品中所蕴含的绝技是成品的非物质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以将制作技艺完整（但不是全部）的展现出来，是此类项目通过评审的关键。全区各地起先普遍以音乐、舞蹈等传统认识上的文化项目进行申报，而忽略了传统技艺类项目的申报。最近认识到手艺也是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各地申报传统技艺类项目数明显增多，当然，其中肯定有企业商业利益的驱使[7]。但并不是什么东西后面加上“制作技艺”，就符合条件的。通辽申报有两个传统技艺类项目申报多次，但总是未得通过，原因就在于制作技艺没有达到评审要求，当然，项目本身是否达到要求，可以再讨论。
进行评审时特别关注两点，一是项目中所列手工艺品是否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如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勒勒车制作技艺”传承人评审中，某人将制作小型工艺品勒勒车的照片添加到申报书中，画蛇添足，显然制作工艺品与真实的勒勒车大不相同，能够制作传统勒勒车的工匠不一定能制作工艺品的勒勒车，而能够制作工艺品勒勒车的艺人未必制作得了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勒勒车，二者没有对价关系的。二是现在的技艺是否是传统技艺的延续，如果有明确的传承体系，比较容易判断，但是据称是传统工艺的复原，则着实不好评断，一般主要以是否使用现代的化工材料、是否使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成品外形、性能特征能否与现存历史实物相符合为评判标准。
内蒙古蒙古族传统工艺失传，大部分是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牧民生活向现代化变迁所导致，从失传时间上来看其实并不长，一些老手艺人或许还保留有这种工艺，只不过这些工艺品在现代生活中不用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制作，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也是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点。还有些老人即使不知道完整的制作工艺，但知晓其中的某一部分，经过有心人大规模的调查、寻访，逐渐将失传的工艺进行还原。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蒙古国进行调研，那里蒙古族某些传统工艺保留的情况比较好，内外蒙在一些项目上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这种传统技艺的复原工作，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使用传统的材料和工具真的恢复了这种技艺，其作品如果达到古代作品的水准，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复原的技艺当然可以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内蒙古师范大学今年申报的“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就属此例。内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在解放之后一段时间内还是存在的，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后，国内大力推广玻璃钢弓，角弓逐渐淡出。项目传承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遍访内蒙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锡林郭勒等盟市，从老艺人口中逐渐还原角弓制作技艺，并前往外蒙寻求弓箭专家、著名制弓艺人的帮助。除了进行田野调查，他还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清代蒙古文古籍《射箭要诀》、《宝常聚之破窗射箭经》，从中找寻传统角弓制作技艺的线索，终于复原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他使用的原材料和大部分的工具都没有现代化用具的痕迹，制作出的角弓完全能和历史实物相对应，得到了、北京、哈尔滨等地民俗、民族体育、传统工艺、技术史等学科专家的称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也肯定了这项复原工作。制弓技艺也最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如果项目名义上称古代的技艺的复原，却无法将复原工作清楚完整的“复原”出来，甚至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现代技艺，这就很难通过评审。这些项目无论在名称之前冠以何种“贡品”“宫廷”“王府”“御膳”等字样，终究不能算是传统工艺而被列入保护对象。
除了复原技艺外，我区大部分是民族类传统技艺的申报，这些项目在本民族间广为流传，传承谱系很容易弄清楚，但是如果缺乏“技艺出众”的论证，普遍性太强，不具有典型性，尤其在传承人评审中，更需加强传承人技艺出众的佐证材料。一般来说，传承人技艺的获奖证书，编著的教材书籍，平面、声像媒体对传承人技艺所做的宣传报道，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人员对该项技艺调查后的调查报告、论文等科研成果或者是传承人为传承、提高技艺所做的文字性记载与实物标本，上述材料都是极好的佐证材料。如在“某某蒙古族缝纫技艺”传承人的申报中，申报书A不仅将制作服饰的技艺详细描述，而且特别提到传承人将传统手工缝纫制作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编著出版物。申报书B则仅仅写到传承人师从母亲学习缝纫技艺，技艺特点没有交代。自然A较B好。其他奖励、称号等佐证材料亦如此类，不再赘述。
此外，申报书要极力反映出申报项目的最大价值。有些民族地区的群众活动包含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各遗产间具有明显的无法割舍的文化联系，不建议分列申报，最好是协调各方资源，将众多分散的项目合为整体，用“文化空间”的名义进行申报，以突出项目的最大价值[8]。
四、 结语
申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申报书一定要以真实性、整体性为原则，充分挖掘材料，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当然，在撰写申报书时，行文一定要流畅，要把阅读对象想象成对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未直接接触过或者不十分熟悉的人，进行清晰说明和介绍遗产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另外，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项目申报专题片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申报书实际上是专题片的脚本，更不能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材料文字向图像的转化的个案解读以及拍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可参见相关论文[9]。
当然，在评审过程中，也不是只看申报书而下决定，还需听取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和学术方面有研究的文化学者、民俗学家、民族艺术家以及当地的老艺人的意见，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防止主观臆断，坚持以积极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
我们将某一文化表现形式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保存、保护和振兴该项目，以利于弘扬民族、地域文化。我们应该始终怀有“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真正目的”的申报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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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具有无形性、活态性、传承性等特征和历史传承、审美艺术、科学认识、社会和谐等重要价值。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位于重庆涪陵长江江心的白鹤梁题刻记载了1200多年来长江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信息,空前规模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葛洲坝电站的设计,赖此得到了计算水量的史料数据;它对研究长江水文、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规律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世界水文资料宝库”,又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等艺术为一体的“世界水下碑林”。受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影响,白鹤梁将永没库底。为此,位于三峡库区的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白鹤梁题刻的抢救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笔者曾在该馆从事图书资料管理工作10余年,也曾参与白鹤梁题刻保护的相关工作。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和体会以及该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实践,探讨地方高校图书馆应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期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 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1.1 保存、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图书馆有四项职能,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位居第一。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播与研究,使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研究植根于本民族深厚土壤中,是图书馆正视知识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选择,也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保障之外,还应肩负保存地方文化传统、为本地政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支持地方建设的社会职能。
1.2 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多、更鲜明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因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现象,需运用多门学科领域的知识,需要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学、文献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图书馆学正是与许多学科发生交叉或关联的一门学科。图书馆将活态知识适度地纳入研究范畴,可扩大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视野,增强图书馆学研究的活力。图书馆学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更应有学术的自觉,到生动丰富的民间社会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促使图书馆学在不断解答问题中得到发展。
1.3 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且处于无序状态,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对流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化的重要部门,具有科学组织、科学分类、科学研究各种文献的经验与方法,诸如文献分类法、版本法、主题法、目录、索引等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数字图书馆的现代技术手段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技术,即将处于隐性、零散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进行概念化、显式化、形式化的本体化加工处理,使之成为可交流、可共享的显知识产品,为其保存、利用提供条件。
1.4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机构;同时,鼓励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学术性研究机构,总体来讲,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4.1 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一定地区范围的自然、社会、风土人情等特定资料,含有某一地区丰富的地方文化、自然和社会信息,是研究地方文化传承、发展、变更的重要史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于地方文献内容之中,是地方文献的一种表现方式。地方高校图书馆是为学校的发展服务的,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始终应保持一致,即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地方文献作为研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理应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收藏重点。为打造馆藏地方特色,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自2001年升本以来,突击性收藏地方志3000余册、中文书刊1.5万余册,成为该馆的一大亮点。而当地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则相差甚远。区县公共图书馆中条件最好的涪陵区图书馆也只是零星收藏有一些方志、县志。涪陵区文化馆、博物馆仅仅依靠政府有限的拨款维系着日常运转,谈不上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仅如此,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其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层次高、内容丰富等特点,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认、项目申报及论证工作、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提供切实的文献资源保障。
1.4.2 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人才素质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该馆自2002年成立乌江流域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以来,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外聘、培训等方式,拥有一大批专兼职高层次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外聘的教授3名、博士生导师2名、硕士生导师5名,本校的专兼职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19名。他们当中不乏计算机专家、图书情报专业的专家和文献信息资源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的专家。他们不仅热衷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宣传、研究等工作,还具备相关的知识积淀,是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坚强后盾。此外,学生社团和本馆职工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经过4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发展成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当地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至今尚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初、中级职称的工作人员达78%。可见,地方高校图书馆具有明显的人才资源优势。
1.4.3 现代化的服务能力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绝大多数实现了网络化、现代化管理,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如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信息存储容量达22TB,实现了业务管理自动化,采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处理采访、编目、典藏、流通、公共检索、连续出版物管理等业务;电子阅览、视频点播、信息检索、文献传递、用户培训等服务实现了网络化;开通网上图书馆、手机短信、科技查新、定题跟
踪、信息推送、馆际互借等服务。而涪陵区图书馆、涪陵区文化馆、涪陵区博物馆至今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管理,有的部室还要借助手工借还,正在学习、借鉴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成功经验,向现代化、网络化管理的目标迈进。
1.4.4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生命记忆,主要还是藏于民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在农耕大地上被传承下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地方高校图书馆地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腹心地带,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比较了解,方便从事田野调查、民间资料采集整理以及开展对群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普及宣传教育。与其他高校图书馆相比,区域位置决定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如下措施:
3.1 立档保存:对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物化
保存是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程序。保存不是封存,是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保护起来,供研究人员及后人研究借鉴。地方高校图书馆首先应通过多种途径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普查要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则。全面性是指兼顾城镇和乡村、兼顾不同人群的全面调查和采录;代表性是指在全面掌握某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加以认真、科学地采录;真实性是指普查时要忠实地采录讲述者讲述的原貌,按照民间文化作品和民俗表现形态,保持原状、不加修饰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符合这三原则的采录成果,才是真实而有价值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凡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在普查和保护之列。普查还要掌握科学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如重点走访、抽样调查、开小型调查会、观摩民间艺术家的表演、参与民俗节庆活动等。调查采访者以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方式真实地记录现场考察成果,同时还要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经书等手抄本。要对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品、民俗事物、摄影摄像等进行详细登记。普查之后,要进行总结评估,写好调查报告,对遗产进行登记、分类、整理,对普查结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档案化。同时,也应进一步挖掘现有馆藏的地方文献资源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材料和保护过程的档案,如申报项目的文本附件、音像资料、数字化多媒体等。然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或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图书馆,还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白鹤梁相关资料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建成白鹤梁专题数据库;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其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物化资料,并按照专题集中的原则,使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软件分编入藏:①进入编目系统,将文字资料做成机读MARC记录,在MARC记录的010字段标注含光盘、磁带或图片集,210字段标注光盘X片、磁带X盒或图片X张,MARC做好后,打印书标贴于文字资料上;②进入书标打印系统,依据做好的文字资料的条码号,在含光盘或磁带的专用书标上打印出该文字资料的索书号和相应的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在文字资料和光盘、磁带或图片集上分别贴上该专用书标;③再次进入编目系统,在MARC机读记录中打开馆藏信息,在下挂数据记录中添加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④进入典藏系统,将分编好的文字资料分配给“非遗”书库,并将图片、磁带或光盘移交“非遗”书库保存。
3.2 价值研究: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审美、教育、科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比如,正因为葛修润等科学家研究发现了白鹤梁的重要价值,国家才不惜耗资1.89亿元修建“水下博物馆”,既将其妥善保存,同时又开发其旅游价值。可见,价值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理论观念的问题。理论上模糊不清,就难以对保护对象做出科学的界定和评估。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做好保护前的甄别鉴定、价值评估等先期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一般来讲,只有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的文化形式和产品,才是急需得到抢救与保护的:一是具有民族独特性,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地区文化历史之中;二是具备一种或多种科学的、独特的、珍贵的价值;三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同时表现出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难度的技艺,是同类文化样式的典范。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研究,或与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用录像和记录等方式将民间艺人的技艺整理、保护下来,组织专家对传承人的成就和传承工作进行学术性、专业性的分析和评估;支持项目申报、论文撰写、论著出版等工作。该馆相关课题有184项(国家级12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30余部;其中白鹤梁题刻研究成果有曾超的专著《三峡国宝一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周晏的论文《白鹤梁蒙文题刻背景追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李胜的论文《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五十六则》(《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和《释文校读记》(《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等。此外,该馆学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亲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使遗产价值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3.省略/gwge/2005-08/15/content_21681.htm
[2]王云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图书情报工作,2007,51(8):132-135
[3]葛修润,国宝“白鹤梁”,中国三峡建设,2006(2):73-79
[4]方允璋,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96-98
[5]张小芳,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情报探索,2008(03):32-33
[6]黄峒胜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12):107-109
[7]金文坚,高校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7(7):9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