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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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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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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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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诗歌在体式方面基本上沿袭旧体,而在诗歌意象营构方面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新变。究其原因,是文人心态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了变化,导致诗歌意象打破清代中叶的板滞局面。近代诗歌意象最动人之处,正在于诗人逐渐挣脱传统伦理的束缚,把孕育于时代巨变土壤中的自我感悟和困惑之意熔铸到富有近代特征之物中,近代诗歌意象成为寻绎近代文人心态的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实例。
一、近代文人的人格理想
近代第一位大诗人龚自珍,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加以物化:“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样的“箫”、“剑”意象组合在其诗中可找到多处，令人联想到幽怨缠绵的柔情及凌厉豪狂的勇气，把这两个意象链接起来,以“箫”象征丰富细腻的内心感情,以及抒发感情的外在形式,如诗、词等；以“剑”代表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以及实现改革的具体行动,如针砭时弊的文章、改革朝政的方略等。这样的意象链接, 塑造了一个完整的“ 龚自珍”: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怒敢骂,他既有慷慨议论天下事的社会承当精神和直言无忌的社会批判姿态,也有真率、深沉、细腻的个人感情。近代诗人喜爱龚自珍的很多,尤其是南社诸人,他们不仅用“箫剑”和弦来吟咏龚自珍,还用“箫剑”意象和弦来称颂同志、表述自我人格理想。
“箫心”含有恣心、尊重个性的时代进步意识,“剑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志的传统人格追求。“箫”、“剑” 合一表明诗人不打算压抑自我感情使之纳入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因为尊重个人情感而舍弃社会责任。 这种双重的人生期许突破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克己复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范式,既是对传统人格精华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启蒙时期尊重自我的进步思想的体现。在清代末期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进步中国人正是以“ 剑态” 表现了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承当勇气, 主要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 等一系列政治变革, 可以看到他们不再是匍匐山呼的臣子, 而成为敢于挺身议政的国民,更成为铁血救国的革命者。
二、近代文人的求知与图强
19世纪后期,“火轮”、“汽船”作为科技新事的指代物而出现在诗歌里。张维屏、袁昶、陈宝琛、秋瑾、刘光第等都有以轮船意象赞叹科技新事的诗歌。以“轮船”等科技新事营造诗歌意象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末叶倡导“诗界革命”的新派诗人。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近代文人接受海外新事物的代表人物。他们诗中也大量出现“轮船”意象,往往成为先进科技的代名词。例如,康为发出“巍巍睹巨舰”的赞叹,以“飞轮浩浩”描写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极之所见,以“巨舰”表达流亡海外眼界始开的经历和感受。还运用“轮船”意象描述国外的先进科技:用“汽船铁轨自飞驰”描写瓦特推进科技发展的功绩,用“汽船翻浪穿湖边,铁轨穴隧上山颠”描写瑞士交通发达,用“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形容英国近百年的富强,用“巨浪走大艘”烘托耶稣诞生标志着文明新兴。梁启超用“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形容时代变化.让我们看到19世纪后期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认知世界的心态。长期闭关自锁,夜郎自大,压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热情。一旦国门被打开,“中华以外天”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热情重新被唤起。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文人逐步摆脱古代士子过于重视人格修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虚倾向,转而追求积极的人生。认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国良方,完善知识结构, 实践改革方略,逐步取代以封建伦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诗人们常以放眼世界、认识世界而自诩和自期,这是前后进步文人的典型心态。近代人礼赞科技的内在驱动力是图强御侮。19世纪中叶,被迫向西方睁开眼睛以后,中国人才感到天朝大国的优势已去,古老的东方已经落后,而先进的西方却欺负落后的东方。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使认知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人的独特心态。从诗歌意象角度考察,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成为近代后期诗人的常用意象。可见近代进步文人不但对科技新事产生兴趣,而且对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勇于接受。他们开始以平等、民主观念来思考社会发展趋势, 冲破了千百年来以整顿社会等级秩序为目标的改革模式。
三、近代文人的开放与执着
中国古典诗歌中,“山”的意象远比“海”的意象出现得多而且内涵丰富。与海的宽阔无垠、动荡多变的象征相比,山的稳固沉实、坚定执着的喻意更能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相契合。寄寓在“山”意象上的内涵有君王社稷至高无上的崇,有伦理支柱不可动摇的牢固,有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意志,也有文人雅士闲适隐逸的情趣。“山”意象熔铸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辉煌。到了近代,“山”、“海”意象的内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时期的诗歌,出现“海患”、“海氛”等意象,传达出近代人因祖国领土受侵犯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类“海”意象的内涵基本上与自古以来以山河为摇篮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海”的感受相一致,却把古代人对海的潜在畏惧变为对海外侵略者的实实在在忧愤,毕竟传导出中国人开始打破固步自封,被迫面对海门以外世界的心态,响起了必须变法图强的时代前奏。19世纪后期,人们用“海”意象呼唤认识海外新世界，把古代中国人寄托在海洋上的虚渺遐想变成了明确迫切的认知世界的要求。黄遵宪晚年以“饱看环瀛跨海归”诗句总结自己遍游海外的一生。不仅足迹跨越瀛海,更难得的是诗人眼界和思维也跨越了瀛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文人的笔下出现了“太平洋”意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诗营构的“太平洋”意象,气势恢弘磅礴，既象征了世界各国交流的迅速和竞争的激烈,象征了新世纪人们所必需的开阔眼界和进取精神, 梁启超通过“太平洋”意象表达了步入新世纪的深沉思考,以“太平洋”为旗帜呼唤“国魂”。“太平洋”意象一时涌现诗坛,如康有为诗中有“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拿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之句,豪气逼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山”“海”意象和弦在近代诗歌中大量现。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山”与“水”的意象组合,如“高山流水”意象和弦往往表达对传统美德的景仰。“山海”意象和弦流露的是近代文人的开放意识和守成观念。近代诗人笔下的“山”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山”的意象内涵，消减了其中的尊卑等级的封建意识, 而浓化了对祖国、民族的挚爱；淡化了闲适悠然的隐逸情怀,而强化了坚定不挠的志和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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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哲学 文化、宗教文化、自然科学、文学、马克思文化,以此探讨了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欧洲近代化 哲学文化 科学文化
一、欧洲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文化根基
(一)宗教文化
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也是封建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往往采取反对天主教神学的兴盛。15、16世纪,天主教会成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天主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三分之一,英语论文并在领地上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它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如征收什一税、特赦税等。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它宣扬天主教神学,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中世纪的西方各国,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人们从生到死都和天主交互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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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传统商业银行，还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抑或是跨领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都是在经营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二者总是相伴相生。特别是在行业融合与博弈成为新常态的“长尾时代”，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仅以风险定价为例，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在准确识别和计量潜在客户风险水平的高低的基础上，能够给“好”客户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价格；而风险经营能力较差的金融企业，由于对客户风险识别不清、计量不准，只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偏向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而这对真正的“好”客户来讲，反而得不到其应得的优惠条件。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好”客户会流动到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因为其为同等服务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户则会选择风险经营能力差的金融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互联网大数据将给金融企业带来很多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方面的变革。长尾时代，风险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动应变，传统商业银行要向互联网企业积极学习和借鉴，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长尾”部位的新客户，并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务体验。但同时，传统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不能丢弃，其思想精髓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验证总结出来的方法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不仅需要坚守，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大数据：机会与陷阱仅一步之遥
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获取尾部客户的成本，使长尾时代的到来成为了可能。谈到大数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商业智能和无限商机，但实际应用中，要对其持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技术方面更要谨防“大数据陷阱”。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帮助金融企业找出很多潜藏在数据里的“规律”，但这只是商业智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数据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当数据量从几十条变为几百条、几千条、上万条甚至更大时，很多微弱相关的变量会在大数据里变得显著相关，很多实际并无关联的变量会呈现相关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甄别地盲从于数据挖掘的结论，往往造成模型运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区分能力的退化。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过度挖掘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领域、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进行整合汇集，这也意味着数据种类和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然而，数据“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数据挖掘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带来了数据质量的良莠不齐。特别是互联网“全民造数”时代，数据应用者必须审慎区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属于客户真实的交易数据，哪些则可能属于客户在好奇心理驱动下的“试试看”行为。因此，数据挖掘要谨防“伪规律”。防范大数据滑入“陷阱”要做到三个尊重。一是尊重数据质量，在充分了解数据来源、意义和规则的基础上，做好数据质量的甄别、纠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规范，如合理抽样、充分验证等，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不能唯数据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数据分析和应用的全流程引入专业经验，并对模型规则进行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四、金融企业践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对于金融企业来讲，互联网金融时代依然要面对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科技、战略、声誉等常规风险，与过去相比，虽无本质区别，却有量的差异。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操作流程、系统工具、企业文化和人员队伍。重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客户选择与风险偏好管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把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作为经营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信息对称与“全流程”管理，确保在业务的完整生命周期内充分了解客户的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缓释措施；三是数据应用与风险计量能力，将专家经验与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精准计算和预测客户风险；四是资本约束与风险文化建设，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完善与各类风险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风险文化体系，确保各项风险管理工作在前、中、后台得到有效落实。以渤海银行为例，其开业之初即构建了全面、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模式，并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按照巴塞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适应本土管理实际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偏好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对于所面临的每一种主要风险，均通过“四眼原则、双线报告”建立矩阵式风险报告体系和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加大研究和开发力度，持续提高风险分析、信息管理、计量工具、系统等量化风险管理基础能力，持续推进风险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品质提升；业务发展方面，不以放松风险管理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不脱离风险管理实际盲目扩张，资产质量始终保持同业领先水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以“锻炼和培养一支职业操守好、专业水平高的风险管理队伍”为目标，注重开辟立足长效的风险管理人员培养机制，开展深入、立体、全方位、渗透式的风险管理培训。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独具特色的风险文化，提炼出以“专业、责任、规范、创新”为基础的风险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为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持续稳健发展的“无形之手”。上述措施无疑将为渤海银行在互联网时代的“蓝海”航行保驾护航。
五、监管与创新间的辩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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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以来，特别是2008年1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下简称《纲要》)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已经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要任务。
现代产业体系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人力资源、知识、资本等为支撑。其基本特征是产业发展以内生增长为动力，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刘志彪，2007)。可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对构建广东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其经济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国内外众多学者近年来对广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相关课题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一方面，李江帆、邵学言等一批广东学者对广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成果丰硕；另一方面，鉴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大量学者加强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郑京淑等(2009)厘清了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和内涵，陈文芳等(2009)对广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状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肖红、刘梅生、刘云生等(2009)分别对广东发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以及金融业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国内学者洪银兴(1997)在研究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后认为，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主要的是产业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竞争力成为衡量该国(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及产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此，本文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其竞争力等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出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创新思路和路径发展广东现代服务业提出政策建议。
二、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积极依靠比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09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3908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40748元，广东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已成为中国内地的第一经济和外贸大省。
(一)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是价值创造由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不断拓展的过程。广东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按照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珠三角已进人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就目前的相关数据表明，广东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仍然相悖，第三产业比重与人均GDP发展态势并不一致(如图1)。
就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如图1所示，广东三次产业结构1978～1985年表现为“二一三”结构，此后除了在2001～2002年经济结构出现两年短暂“三二一”与经济服务化趋势同步的特征外，其它年份的三次产业的比重均为“二三一”结构状况。2009年广东三次产业比明显比2008年有改善(2008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为5.5:51.6:42.9；2009年为5.1:49.3:45.6)，但是总体仍呈现“二三一”结构特征；就产业贡献率视角，多年来第三产业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均低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在广东国民经济中占绝对重要地位，2008年广东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1.9：58.0：40.1。为了应对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9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政策和措施，服务业的作用明显提升，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调整为2.5：48.4：49.1。
2.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来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01～2006年广东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48.7亿美元增加到188.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6.8％，高于同期全省货物贸易年均24.5％的增长率。2007年，广东服务贸易加速发展，进出口总额比2006年增长21818亿美元，增幅达116％；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2008年广东服务贸易增速趋缓，比2007年只增长约2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52.1亿美元，增幅仅为12.2％，远低于2007年水平，仅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比重的5.9％；进口则出现4.2％的负增长，进口额由2007年的182.8亿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175.2亿美元。
另一方面，广东服务贸易的规模小。通过表2的比较分析发现，广东在服务贸易方面不仅与美英等服务贸易强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与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差距也不可小视。首先，广东服务贸易的规模明显不如贸易规模相近的新加坡和韩国等。2001年广东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新加坡的10.4％。此后虽然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到2007年也仅有407亿美元，约为新加坡2001年的水平。其次，新加坡服务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比远高于广东，2007年的比重达到24.0％，是广东的4倍。
与此同时，广东的服务贸易项目集中度高。按《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涉及的12个服务大类，广东虽然均实现了进出口实绩，但从表3中可以看出，广东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其他商业服务、运输和咨询等3个项目。2006年这3个项目进出口额合计达154.3亿美元，占全省服务贸易总额的81-8％。其中，出口额合计占全省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90.9％，进口额合计占比为65.2％。
(二)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是对国际竞争力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目前已成为衡量一国(地区)产品贸易竞争力状况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TC=(Xi-Mi)／(Xi+Mi)，其中xi为一国i产品出口额，Mi为该国i产品进口额。TCEI－1，11，值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TC=-I，i产品完全处于逆差，越接近于-1表示i产品竞争力越薄弱；TC=I，i产品完全处于顺差，越接近于1则表示i产品竞争力越大；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
表3、表4分别给出T2006年广东服务贸易细类项目的TC指数及与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指数的对比情况。表3、表4表明，一方面，广东服务贸易仅在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上具有较强竞争力，2006年TC指数达到0.74，远远高出英美等发达国家水平；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TC指数为0.43，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高出新加坡、韩国、香港等，与英美处于同一水平；在中国具有优势的交通服务领域，广东同样保持着一定优势，仅次于香港；咨询等行业竞争力很弱，持有微弱顺差；在办税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旅游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则没有竞争优势；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行业TC指数低-0.95，具有明显劣势。
另一方面，广东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与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具体而言，新加坡服务贸易优势项目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等4个领域，而在交通服务、旅游服务、保险服务等其他7个行业竞争力较弱。新加坡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服务最具竞争力，2008年TC指数达到0.59；其次是建筑服务，2006年以来TC指数平均水平维持在0.461)2上；接下来依次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TC指数为0.35；韩国服务贸易优势项目主要集中在建筑服务和金融服务上，其TC指数都在0.60以上；香港的金融服务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从以上的分析表明，第一，广东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于货物贸易，广东服务贸易额占总对外贸易额的比重明显低于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20％左右水平。第二，广东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与新加坡、英国等仍有较大差距。广东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和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领域，现代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小，竞争力较低。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地区)服务贸易优势项目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建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行业。
三、制约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因素
现代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其基本特征是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刘志彪，2007)。因此，本文从科技人力、研发(R＆D)经费以及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投入等方面剖析制约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因素。
1.科技人力投入。
表5数据显示，2008年广东R＆D人员达到177500全时当量，远高于国内其他各省区水平，甚至超过了台湾同期水平(135568全时当量)；但与韩国等其他国家相比，人力投入还不及其2005年水平(215300全时当量)。
2000年以来，广东R&D人力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十五”期间R&D人员数平均增长11.4％，虽比同期香港增速低，但远高于同期台湾水平。但广东人口基数大，因而R＆D人力的投入强度相对不足，2006年每千从业人员中的R＆D人员只有2.8全时当量，相当于韩国的30％，台湾的18.7％，新加坡的22.8％，差距较明显(陈宇山等，2008)。总之，目前广东科技人力投入增速快，总量超过台湾，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但强度偏弱，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研发(R&D)经费投入。从表4的数据可知，2008年广东R&D经费投人总量虽远超香港、上海等地区，但与台湾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到其60％。而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GDP)也与国内外各经济体差距明显，2008年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为1.15％，不仅低于上海1.32％、台湾2.62％的水平，而且与日本3，40％(2006年)、新加坡2，39％(2006年)水平差距甚大。就世界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看，R＆D投入强度在1％～2％之间的时期是快速增长期，韩国在这段时间花了约为10年左右。而广东在2000～2008年间的R&D投入强度均处于1％～1.2％之间，上升趋势不明显，2008年1.15％的R&D投入强度离2％还有较大差距，要实现10年跨越1％～2％的投人强度区间难度很大(陈宇山等，2008)。可见，广东研发(R&D)投人水平低，不仅与“四小龙”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差距明显，而且与内地的上海等省份也存在一定差距。
3.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投入。
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水平和投入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经济体自主创新力和科技竞争力水平，同时也决定着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轨迹。表6的数据表明，目前广东大中型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产值和销售收入远高于内地各省市，但是产出绩效与其他各省市存在一定差距。据表6数据分析，2008年广东大中型企业开发新产品投入经费达到4818.9亿美元，虽远高于中西部省份四川和湖北，但与长三角地区省份江苏相比仍有差距。而且就新产品产值与开发经费之比而言，广东不仅远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而且落后于中西部的四川和湖北等省份。
4.专利产出水平。
从表7的数据表明，目前广东专利产出水平提速，产量上虽已超过新加坡、韩国等，不断逼近台湾，但产出绩效远不如韩国、台湾和香港。在本地专利方面，2005年广东发明专利申请量只有韩国的1／10；发明专利授权量是台湾的1／5，仅为韩国的1／28。2008年广东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远远超过新加坡、香港等，分别达到28099件和7604件，但产出绩效远低于韩国和香港。
就国际专利而言，基数小、增速快，但产出水平仍落后于“四小龙”的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方面，2007年广东获USPTO(美国专利局)授权专利数达到535件，创历史新高；但仍与韩国、台湾相比差距甚大，仅为其7.2％和6.9％。另一方面，2000～2007年获得美国专利授权数年均增长幅度达到58.8％，8年间增长了25倍；随着专利基数变大，增速正逐步放缓，在一段时间内与“四小龙”差距仍将存在。
科技人力及研发(R＆D)投入等不足是造成广东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含量低、发展层次低、竞争力较低的客观原因，也将成为制约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基本结论与路径选择
广东是中国内地经济及对外贸易第一大省，目前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虽然在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服务业获得极大发展，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是，通过对广东服务贸易结构及其竞争力比较分析发现，广东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一是三次产业的比重仍然为“二三一”结构，服务业发展与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仍然相悖；二是广东的服务贸易规模小、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货物贸易；三是广东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和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领域，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小；四是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强的细类项目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和运输等传统领域，金融及建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较低。综上的分析表明，广东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含量低、发展层次低、竞争力较低、基础薄弱、对国民经济贡献力度小。究其原因，是广东在科技人力及研发(R＆D)投入等方面明显不足。科技人力投人、研发经费投入、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投入以及专利产出水平等方面，不仅不如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经济体，而且有些方面甚至还比不上湖北、四川等内地中部地区的省市。
当今社会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经济服务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现代服务业日渐突起且越来越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增值点和盈利点，因而也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高传胜等，2008)。鉴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广东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出以下见解：
(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广东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以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一是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规划和指导作用。二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这是推进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三是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现代服务业具有在中心城市高度集聚的特性，其产业集聚带来的互补、共享等外部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要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推进资源在空间的集聚，形成若干个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带和集聚区。
(二)突出重点分类发展广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选择、有重点、分层次地推进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与发展。目前把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软件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发展，成为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突破口。如广州，应优先发展体现都市功能、具有巨大产业潜力的商务中介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软件产业及数字内容产业等，把广州建设成为“中国南方文化创意中心”；深圳则要充分发挥CEPA所赋予香港金融中介在内地金融改革、重组和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发展与城市服务功能高度相关的金融业，目前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把“深港金融共同市场”作为发展的突破口。
(三)创新投入要多元化
集政府财政、创新型企业、现代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各类基金之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多元化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投入创新体系。有重点有选择地培育各层次、多产业、全社会的自主创新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形成健康、优质、高效、可持续的区域自主创新格局，共同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四)加强政府与跨国公司合作
把广东优化为跨国公司的国外发展服务业基地。发展金融、现代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政府要充分利用外资，与有资金技术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把广东优化为为跨国公司的国外发展服务业基地，成为他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服务网络的一部分。这样把他们的经济利益与他们在广东的效益联系起来，他们才有动力不断提供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方式，现代服务业发展才能跟得上全球产业更新发展的潮流。
(五)在CEPA框架下搭建粤港澳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平台
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澳门是亚洲的会展和娱乐中心。它们的经济发展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程度高，目前已经具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雄厚实力和优势条件。加强粤港澳经济合作，就是要充分发挥港澳的优势，加快建设广东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如目前要充分利用港澳发展会展经济的优势和经验，依托琶洲会展中心及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打造广州广交会、深圳高交会等知名品牌，建设永不落幕的“华南现代会展之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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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生，2009，广东省金融成熟状况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篇8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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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篇9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于网络、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为手段或渠道平台，在业务形态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区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现象。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额信贷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服务平台模式、金融理财产品网站等。从互联网金融性质来看，它并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简单融合，而是互联网精神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所创造的新兴领域，其不同与传统金融之处，在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运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新兴领域，有多种运作模式，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实现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使传统商业银行与现代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得以实现。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联网金融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替代了商业银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额宝等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实现货币支付，使人们无需到商业银行排队办理。此种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P2P网贷平台的运作，使资金供需双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况下，快速借贷、多种方式还贷，使得企业或个人融资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来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逐渐显示出弊端。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主要采用柜台服务的方式，客户来到商业银行是开展经营服务模式的首要条件。而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这给客户带来很大便利。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使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使传统商业银行倍感压力，唯有创新可使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突围，那么，如何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创新商业银行呢？笔者建议是：
(一)开拓网络运营渠道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网络运营渠道。通过此种方式的创新，商业银行在从事线下金融活动的同时，进行线上金融活动。基于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网络环境中开辟网上商城、融资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打开网络运营渠道，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商业银行必然要在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的基础上与互联网金融产生联系，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就是实现与互联网金融联系的有效措施。当然，商业银行要想创造大数据产品组合，应当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其一、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早做布局，从管理体系建设、具体运用模式方面不断探索，抓紧解决内部数据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大数据高效应用，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如与电商核心企业合作，掌握供应商在支付物流等环节的数据，整合外部数据，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融资。也可基于重构信息和数据传递机制，创新适合客户需要的大数据产品组合，如订单+应收账款转化融资。
(三)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当注意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在线上支付宝、理财通、网易现金宝等互联网理财业务大放异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线下金融服务主力，应当注意做好与线上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合作，同时优化现有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线上、线下业务发展良好。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商业银行结合线上、线下业务运行特点，合理设置个人财务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监督、控制业务运用，为促进商业银行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兴起，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深层次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可采用开拓网络运营渠道、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武国荣 刘超 单位: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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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163-02
一、温州借贷风波的成因分析
1.产业结构“低小散”与新经济时代的矛盾。低成本时代结束，产业转型升级未能跟上，产业结构“低、小、散”，产品技术含量低、低附加值，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无法应对“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升高、环境成本拉高（节能减排）”的“三高”局面。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5%，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而工资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企业处在微利或亏损状态。有的企业困难面高达60%。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局面不改变，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发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业利润菲薄，很难靠自身积累投入扩大再生产，于是温州80%的企业用“短贷长投”办法进行生产经营。根据市银监部门的统计，6个月内的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0%多，这种状态，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产业是经济的基础，这是以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产生借贷风波的原因。
2.资本逐利性引发的投资冲动。部分企业老板在实体经济低利润面前动摇了信心，受资本逐利性影响，中小企业老板投资冲动强烈而导致盲目投资。很多企业过渡融资、过渡对外投资、过度对外部担保。项目的需求资金大大超过了预算，项目不能按期取得回报，导致资金链断裂。温州人被冠以胆大，民间借贷风气尤为严重，到处举债投资。这种思维和投资的方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创业成功率高，谁的胆子大，谁就能成功。而一旦进入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进入精细化经营，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资，需要加强管理来节约成本，提高技术含量。那种靠拍脑袋、靠大量借贷，没有任何风险评估下的赌徒式的投资必定遭遇重创。如某集团近年来的业务涉及太阳能、房地产等产业，投下五、六亿元巨资，光伏发电成本回收缓慢，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巨大的投资规模把集团公司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一些企业虽然还在经营，但随着利润空间的挤压，背地里却以主业为遮掩，把重心转而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炒煤矿、炒股等等，在这些炒作资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温州人自己的钱，借贷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三角债关系中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他环节的资金马上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发生借贷风波直接导因。
3.融资操作中的问题和缺陷。虽然银行实行了“三办法一指引”，对银行资金的第一手资金用途进行监控，但是对资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使其资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二是银行对优质的大企业存在“抢食”的现象。对大型企业各大银行重复“授信”使信贷资金不断向大型企业倾斜。同时，中小企业往往大部分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级偏低等瓶颈，银行认为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贷款利率定价也偏高，使企业的负债和利息增大，企业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仅在10%。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存在担保难。中小企业要取得银行贷款，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资产或相当实力的企业进行担保。但实际上，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的不多，即使有些企业愿意担保，但符合银行条件的担保企业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抵押物仅限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很多中小企业土地多为集体、国有划拨土地，无法落实有效抵押。专利权、排污权、商标权等由于“登记无门、交易无市”，未得到融资应用。
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1.国务院规定的12项任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省政府提出温州金改目标。省政府提出明确的金改目标，着力实现三个对接：即实现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大产业有效对接，银行大资本与小微企业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各类资本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对接。努力实现“三降三升”：即企业融资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和不良率明显下降，民间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比重、小微企业融资覆盖面和满意度、民间借贷风险管控能力明显上升。
浙江省李强省长指出：既要对温州金改充满信心，更要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充分认识到，温州金改是一项区域性、渐进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系统谋划；温州金改是一项开创性的改革，必须在摸索中前行。因此，胆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点，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3.民间融资有望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一年来，已在鹿城、苍南、平阳、乐清、瑞安、永嘉、文成7县（市）、区设立7个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累计成交借贷1499笔，成交总额5.13亿元。温州市各县（市）、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公司，为民间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和公证等综合服务。公证处、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共同设立和进驻。民间借贷以抵押贷款为主，如温州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的借款，车辆抵押货款占60%，股权质押、小房产抵押占20%，担保贷款占20%，整个运作比较扎实稳健。司法部门为温州“金改”保驾护航，为此，温州中院设立了金融审判庭。今年5月，《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送审稿已由全省金融办报送省政府，省人大有望在年内审议该条例，为温州民间借贷提供地方性法规，它是我国民间首部民间借贷法规，从此，温州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道路。
4.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是国务院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任务之一。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能为温州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温州现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已有电光防爆、强盟实业、福达合金、伟明环保、红蜻蜓鞋业和迦南科技等6家温企报到证监会待发行审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资金达135亿元，计划到2015年末，温州上市公司超过30家，融资达到200亿元以上，成为温州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是温州金改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2家企业发行私募债，总额1.5亿元；4只企业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38亿元；首笔20亿元的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成功注册；通过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业务募集资金18.7亿元。
进入2013年，首支民营企业债“12华峰债”顺利发行，“13温机场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温州港集团短期融资券发行成功，“区域集优”温州首单即将发行。根据温州金改实施细则，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大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债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各类债券产品的发行规模，争取2013年度发债80亿元以上。
5.加大银行参与“金改”，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解决企业在正常经营中遇到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温州银行推出“续贷通”信贷服务，帮助企业“无缝”续贷，其创新方式受到人行与银监部门认可，并作为试点行推广。
开设温州辖内首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温州平阳水头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目前，温州银行已分别开设三家，并正在筹建三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数据证明，温州银行这一年来加大了对温商、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和风险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该行小企业贷款增速40.81%，超各项贷款增速17.41个百分点，增量增速均领先辖内，为破解温州小微企业融资难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与市金融投资公司的战略合作，授信10亿元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保函等业务融资；通过信托方式引入17亿元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工作，全年通过信托模式引入资金超过30亿元，有力支持了温州民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2012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35%，比温州同业水平低2.4个百分点，经受住了区域性金融风波的考验。
珍惜参与金改的机遇，温州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温州特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内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温州开启了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锐探索。唯有创新，才能突破。”，当前，温州银行正满怀激情地在这场金改“突围战”中扮演尖兵角色，助推转型升级，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1.李卓林.民营银行的风险防范对策[J].经济参考，2005（31）
2.张学庆.拷问温州跑路老板.理财周刊，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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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大数据平台构建处理能力强、扩展性好、开放度及共享度高的大数据存储加工平台，整合行内外、各种形态、跨历史周期的海量数据，并构建统一、全面、稳定的企业级数据模型，为大数据的分析利用提供基础的数据、环境、模型及配套工具等全方位立体式支撑。
3.打造数据分析应用体系构建适应大数据分析的多功能、跨渠道、多粒度的分析挖掘模型和应用体系，为服务质量改善、经营效率提升、金融模式创新提供支持。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分析，全方位调整产品结构、营销模式，从根本上提高风险管理、成本绩效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水平。
4.实现智慧银行的目标智慧银行是指，通过大数据技术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敏锐洞察并引领客户需求的高度智能化的金融商业形态。智慧银行可提供“银行始终在客户身边”的全场景金融服务，为客户创造最佳服务体验。
二、农业银行大数据平台概述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农业银行在大数据平台建设的道路上锐意开拓，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以四大基础平台、五类数据服务为核心的大数据平台。
1.四大基础平台（1）企业级数据仓库随着银行业数据利用能力的逐步提升，业务分析呈现跨领域分析、高度整合分析、长周期历史分析等特点，企业级数据仓库通过对行内跨领域海量数据的高度整合和模型化，形成对客户、账务、产品等的统一视图，使大数据分析成为可能。农业银行企业级数据仓库以存储和处理结构化数据为主要目标，全面涵盖了农业银行存、贷、中间业务等行内业务条线的核心类数据，实现PB级数据的高效存储，可以满足全行在各个领域数据分析和价值发现的各类需求，并为全行数据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如通过网点的多维度、全方位、长历史周期数据挖掘给出网点资源配置建议，提升运营效率，优化业务流程。（2）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以存储和处理行内非结化数据为主，辅以来自行外的社会数据。基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和深度挖掘，在客户关系管理、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品牌建设等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基于对社交网络各类非结构化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获取行外目标客户；通过机器学习、语音识别、情绪识别等技术，对客服语音记录进行深度挖掘，发现客户的需求。（3）实时流计算平台传统数据计算平台多以批量计算为主，数据处理能力较强，但时效性较差。农业银行的实时流计算平台采用业界最先进的流计算框架，实现数据的快速采集、交换、处理和应用，主要用于实时营销、实时客户服务、欺诈监控、大额动账监控、系统运营监控等各类对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业务场景。如结合持卡人的行为偏好为客户实时推荐精准的营销信息、优惠信息和特惠商户信息，并为特定客户群体提供实时的有针对性的服务提示。（4）高性能数据处理平台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亟须一个高性能环境的支撑，农业银行高性能数据处理平台采用大内存处理、分布式、闪存等新技术，以高性能计算为主要特点，实现对海量结构化数据、非结构数据等进行综合处理、全面分析和深度挖掘。如通过大数据语义分析和情绪分析追踪海量网络信息蕴藏的经济金融“微信号”，借此判断未来的市场走势，为前瞻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2.五类数据服务农业银行基于四大基础平台的优势，大力发展应用系统建设，形成了五大类数据服务形式有机结合的数据服务体系。（1）指标检索服务通过构建全行统一的指标库，为各个业务条线提供常用指标的检索服务，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类经营管理、监管报送等指标采集、加工及报送服务。（2）即席查询服务采用特定的工具，构建功能强大的查询支持库，满足各类灵活查询、临时查询及特殊复杂查询需求。如果说报表是经营管理的瞭望塔，那么灵活的即席查询就是执行经营决策的指南针。以客户营销为例，即席查询服务可以为全行的客户经理提供多角度的客户信息查询，针对当前市场热点，提供具体的业务指导。（3）定制化信息服务通过iReport智能资源视窗对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分层检索、灵活配置和个性展示，并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不同层次及不同偏好，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信息订阅，联动邮件、短信、微信等渠道提供主动信息推送服务。（4）多维分析服务多维分析可以帮助业务人员实现多维度、多视图、多层次的分析，并可以通过下钻、上钻、切片、旋转等操作，提供更加动态、智能的数据分析，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如从机构、时间、客户、产品类型、渠道、营销活动等多个维度对产品盈利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有效推动产品优化和创新。（5）深度数据挖掘服务海量数据中蕴含的规律和价值通常不直观，大数据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海量数据的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农业银行基于大数据平台构建了多个特定领域或主题的数据挖掘实验室，包括客户洞察及精准营销、信用评价及风险评估、舆情分析与客户情感管理等，紧跟市场发展动态，直面业务热点、难点，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巨大价值，为业务发展和经营决策提供更加深入的洞察和更加有力的支撑
三、农行大数据应用实践
农业银行在构建大数据体系时坚持以应用为核心，统筹部署数据平台开发与业务应用，加强业务创新与数据利用的良性迭代，实现传统业务和新型业态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了数据对全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支撑作用。借助大数据这把利剑，实现了“营销更精准、服务更贴心、管理更精细、监管更透明、风险更可控、决策更智能”，有效促进了全行经营理念、业务运营、组织流程的不断创新，为全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科技引擎。以下三类应用案例可充分说明情况。
1.精准营销基于大数据的客户营销“三步曲”：获取客户、客户画像、精准营销（如图1所示）。通过大数据强大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充分挖掘行内外的潜在客户；通过大数据实现对客户的360°立体画像，在掌控客户行为、洞察客户情感的基础上，准确地预测客户需求，从而实现精准营销及交叉营销。以贵宾客户信用卡精准营销为例，农业银行通过综合行内外数据，应用聚类分析、关联规则发现、决策树等数据挖掘算法，构建了完整的精准交叉营销模型库和应用体系，动态实现目标客户识别、客群划分、优先级划分、产品推荐、渠道推荐等功能。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渠道，通过合适的方式，为合适的客户推介甚至定制合适的产品，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精准营销。2.热点分析农业银行基于大数据平台构建了热点问题专题分析模型库，对当前的热点事件进行定期跟进、深度分析和动态监测，为策略制定、产品创新及运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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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超级秘书网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