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礼仪艺术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篇2
现如今，有人却认为随着时代，经济，社会等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古老腐朽的繁文缛节成为了我们前进的枷锁，应当废除忽略它们，才会有更与时俱进的崭新生活面貌。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看看我们身边，那些沉溺在满满疼爱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家长娇惯的幼孩，如果一味纵容不管，不讲长幼之序，不分黑白对错，将来长大成人，难道不会一身陋习惹人厌恶吗？
参与重大事件，出入重要场合，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礼节，没有遵守应有的规矩秩序，难道不会被人评头论足暗地嘲笑吗？
不考虑身份，不顾忌场合，说出不相符的言语，或对长者出言不逊，难道不会被人斥为毫无涵养，使自身形象大打折扣吗？
看看先人，曹操的《诸儿令》使其子墓穴中“无藏金玉珍宝”；唐太宗的《戒皇属》有着“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的告诫；深感“仕宦、商贾之家之衰，皆因家教不严、家风不正所致”，而有了《曾文正公家训》。
无数古文明都随时光流逝，而中国的文明却在经历过无数困苦和磨难之后一代一代的延续了下来，并且越发辉煌夺目，礼仪在这其中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中国一贯礼尚往来，以德服人的传统，才让中国一次次在毁灭性的动荡与浩劫之中，屹立不倒笑傲同济。
篇3
塞尚以及立体主义画家尝试对画面空间的从新革新，而未来主义画家则尝试把时间从新进行分解。意大利是未来主义的发源地，未来主义画家们主张在画面上呈现物体运动感，通过在画面上呈现物体运动利于表现静止画布上还没有发生的事。未来主义的代表画家杜尚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中，画家将一组组几何形形象，持续的动作特征，来描画一个裸女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完整过程。这种近似的、持续的动作，可以解释未来派艺术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把时间上有前后顺序的瞬间叠加在一个画面上，从而使画布充满运动感。未来主义画家们所运用的这种在一个画面中把时间从新分解的方法，是对长久以来静态时间表达方式的挑战，动摇了绘画艺术只表现某一时刻的原有想法。在未来主义之前，印象主义的画家克劳德莫奈就已开始尝试对同一景物，在相同角度，但在不同光线和时间段的表现进行研究，比如莫奈的油画作品教堂系列和干草垛系列。不同与未来主义作品的是，莫奈是把不同时间段的景物画在不同的画布上，而未来主义画家们则是把他们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上。但是无论怎样，未来主义画家们把时间的概念又从新体现在绘画作品中。
篇4
(一)强制医疗的基本含义
刑事领域中强制医疗是指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采取的强制入院隔离治疗。在外国立法例中,如美国称之为“非自愿监管”、德国称之为“收容监护”、日本称之为“治疗处分”;在行政法领域,《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入院治疗”,虽在称谓、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均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其价值目标都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7]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
对强制医疗法律属性合理的认定,是强制医疗程序的研究重要内容之一。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首先,强制医疗是一种保安处分,而不是刑罚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保安处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特殊预防为目的而设立;(2)注重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3)适用的基础是人身危险性;(4)适用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其中就包括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人。”[8]虽然我国在《刑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强制医疗等措施,但并没有将其明确归为保安处分,在总则中更无保安处分的相关规定。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没有保安处分之名,但有保安处分之实。”[9]特别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强制医疗程序,使强制医疗真正成为可以操作的一种保安处分。其次,强制医疗是具有强制性,在必要情况下,经法定程序,不论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其将面临强制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因为强制医疗具有强制性和严厉性,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才可以予以适用。法国社会防卫派学者安塞尔就主张保安处分也必须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对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判断方法以及与之相符合的处分措施都要有明文规定。[10]最后,强制医疗具有保护性。一方面,精神病人由于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或者完全丧失,人身危险性较大,国家处于对保护公共安全的考虑,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另一方面,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通常需要专业的治疗方法、场所和药物,并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监护人往往难以承担,造成精神病人无人看管,也经常成为被侵犯的对象。所以通过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保护。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到之前强制医疗程序立法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强制医疗适用的恣意,在“特别程序”编中设专章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运用刑事诉讼的规则来规制公权力的运行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之前的理论和本次立法的修改,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决定是否对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的一种特别程序,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不关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罪或非罪和刑罚适用等问题,仅仅就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进行审理。其本质是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诉讼程序,具有诉讼化构造,而非一种非诉程序。①理由如下:第一,强制医疗程序具有完整的“控辩审”三方,在诉讼过程中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2款规定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和《规则》第594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可以看出,立法者和司法者力图将强制医疗程序设计为具有“等腰三角形”特征的诉讼程序。第二,强制医疗程序中,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第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权。第四,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框架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具有诉讼程序的特征,虽立法比较粗糙,但不能否认强制医疗程序的本质是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其完善也应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
篇5
篇6
②这个近似长方形的长和宽就是圆的什么？
③那么怎样通过长方形面积公式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学生很快推导出：长方形面积＝长×宽圆的面积=半周长×半径=(2πr/2)×r=πr[2]在规律的探求处设问，可促使学生在课堂中积极思考，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学习新知识，得到新规律，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3.提问的灵活性。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就要求教师的提问要灵活应变。如，一位教师教了整数减带分数后，要求学生做5-(2+1/4)等于多少。有一个学生只把整数部分相减，得出3+1/4；另一个学生从被减数中拿出1化成4/4，相减时5又忘了减少1，得3+3/4。在分析这两个学生做错的原因并订正后，教师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提出：如果要使答案是3+1/4或3+3/4，那么这个题目应如何改动？这一问，立即引起全班学生的兴趣，大家纷纷讨论。这一问题恰恰把整数减带分数中容易混淆或产生错误的地方暴露出来，这种问题来自学生，又由学生自己来解决的方式，不仅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大有裨益，而且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提问的多向性。首先要让学生的思维多向。教师所提的问题的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不能是唯一的，学生回答这类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学生的思维要跃出线性思维的轨道，向平面型、立体型思维拓展。因此，它对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发展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都是十分有益的。其次要注意信息传递的多向性。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改变信息单向传递的被动局面，使课堂呈现教师问学生答、学生问教师答、学生问学生答的生动活泼局面。
5.提问的逻辑性。教师所设计的问题，必须符合小学生思维的形式与规律。设计出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问题，问题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性，然后一环紧扣一环地设问，从而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如教“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时，可以这样设问：
①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已学过的什么图形？
②拼成的图形的底是原来三角形的哪一条边？
③拼成的图形的高是原来三角形的什么？
④三角形的面积是拼成的图形面积的多少？
⑤怎样来表示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篇7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篇8
工作是一个外向性的岗位,秘书人员必须在各社会组织的公务行为中广泛地接触各色人等,处理各种关系,安排
各种活动,这些行为都含有礼仪的内容或直接就是一项礼仪活动,如迎送客人,宴请等等.因此,作为领导的浦助
者,秘书与其他职能人员不同,他必须代领导处理各种交往接待事宜,礼仪内容贯穿于秘书工作的全过程,它在秘
书的全部工作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与秘书人员的其他工作结成了特殊的关系)
秘书礼仪工作的意义
(一)礼仪是秘书工作与生俱来的职能之一
从秘书_L作产生那天起,"礼仪’,便是秘书工作的重要职能,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礼仪的内容和方式有了巨大
的变化,秘书人员礼仪素质和操办礼仪活动的能力要求也有了相应变化,但无论这种变化多么广泛,多么深刻,礼
仪工作从未离秘书工作而去.
秘书工作起源于奴隶社会,当时的史官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秘书人员.史官执掌的工作内容极其宽泛,其
中的重要职责便是负责主持祭祀婚冠大礼—这是典型的礼仪内容.到了战国时期,《周礼》详备地记载了周朝
史官的职务和分工,这使我们了解到"史官"的工作内容与"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今天看去,将史官定为"秘
书人员’一或"从事秘书性质工作的辅助人员"是较合适的,而礼仪则是秘书工作的当然内容.
为了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并处理事务,秘书承担了与自然与社会各种关系打交道的任务,这个任务中的一切
安排打点是礼仪工作的主要内容."礼"的起源,也与原始社会中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分不开.秘书以执掌祭祀
来为领导权威的决策行为和国家重大活动作准备,作铺垫,作为行动的参考系数.领导权威无论是表示"顺天承
运",还是具体紧张的日理万机,在当时,总缺不了这种形式的辅助,因为这种形式对领导权威行为的合法性和合
理性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可见,礼仪原是秘书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
现代社会,礼仪在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秘书工作对领导负责,技术水平高,工作质量好,办事效率快固
然是秘书人员的重要素质体现,但礼仪行为的得当,职业形象的得体,也是领导决策获得成功的有效因素.秘书
的形象会影响客人或员工是否接受你们的要求或想法,通过秘书的态度,姿势,仪表,谈吐给对方留下重要的印
象,甚至是关键的印象.饱满的精神,真诚的热情,积极的态度,得体的举止本身也就是秘书人员素质高,业务精
的体现.一般说来,领导之所以选聘秘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礼仪的需要,在礼仪的层面上开展工作,从而辅助领
导进行决策活动.领导的决策往往是刚性的,强硬的,在具体执行中不容许有任何伸缩,而秘书的礼仪却是柔性
的,弹性的,它可以缓冲决策的压力,调节决策带来的紧张,沟通因决策而产生的误解隔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
礼仪总是人们共同的需求.因此礼仪对秘书工作具特殊意义.
(二)礼仪是秘书公关的辅助手段
利用宣传和传播的手段,使一个社会组织和它的公众相互了解和适应,这便是公共关系的任务.秘书工作起
着信息的汇总和传播的作用,建立良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关系,树立组织及秘书本人在各界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和信誉,是秘书公关的主要内容,在公共关系中,要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礼仪,应努力发挥礼仪的优势来为公关
服务.礼仪可以调节感情,关系,这与公共关系"内求团结完善,外求和谐发展"to的宗旨是相一致的,公关
的对象具有不同层次,但无论是什么群体或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不能撇开礼仪搞公关.拙于策划会使
公关实务失败,而疏于礼仪同样不能使精良的策划得以完满体现.可以说,公关是礼仪最适用领域,对礼仪的领
悟,把握和运用程度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公关实务的操办水平.同时,公关作为一种以传播手段来协调组织与公众
之间关系的行为,不假以礼仪,也不能实现传播的双向信息传递.而由于公关活动中公众始终是变化着的,不定
的,问题形成时有公众对象,问题一旦消失,这层意义上的公众也随之消失,所以,礼仪总在各种公众对象中以新
鲜的,积极的感觉体现,极大地帮助了公共关系的实施.公关对象的多种多样,形成了不同的员工关系,顾客关
系,媒介关系,股东关系,社区关系,政府关系,名流关系[[1l等,要适应这不同的关系,依靠顺意公众,转化逆意公
众,争取边缘公众,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这绝对少不了礼仪.
公共关系的另一实务活动就是将社会组织的信息传播给公众,并把公众的信息反馈给社会组织的决策层,秘
书要做好辅助决策工作,必须充分利用传播媒介将信息有计划地与公众进行传播沟通.传播沟通有多种形式,
然而人际传播还是最基本的,没有人际传播,便是大众传播也不会顺利进行下去.人际传播,无论是通过仪表服
饰,语言,举止等媒介进行,还是通过电话,电报,书信等书面性媒介进行,都离不开礼仪表现,可以说,礼仪是传播
的重要媒介.礼仪在公关实践中塑造着组织的形象,创造着组织的信誉.它可以帮助体现一个组织的坦诚热情,
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可以承载这种态度,有了这种真诚的礼仪表现,才能实现"和谐发展",争取支持的公关目的.
所以,礼仪在秘书的公关行为中具有关键意义.
,礼仪与秘书工作的关系
(一)秘书礼仪与秘书辅助领导
辅助领导是秘书的天职,辅助领导的手段多种多样,以礼仪辅助领导是其中之一.
领导是决策者,并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威,这使领导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事必躬亲.领导又因作为一种机构的代
表,权力的象征,需要在行事时有相关礼仪的配衬.秘书的岗位,紧贴领导,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由秘书安排各
种礼仪事项,自然再顺理成章不过了.礼仪是秘书的常务工作,在辅助领导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对礼仪程序作妥
善安排,使领导在具体的活动中既体面又掌握主动,是秘书工作者办事能力的反映.如A企业的经理与B企业
的经理在n企业晤面,秘书在事先将有关时间,地点 通知对方,并认真打扫好会客室,安排好茶水和午餐,准备好
相关文件材料,精神饱满,态度从容地迎接s企业的经理并将之向n企业经理介绍,使会晤在以秘书为主营造的
良好气氛中进行.这个开始也许会给整个晤面的结果带来影响.礼仪的周到,使人精神放松,心情舒畅,双方开
诚布公,容易促使事情成功或好转.在某些重要场合,领导需有些象征性的行为,如剪彩,奠基等,秘书必然要在
事先作好准备,将必要的工具装饰好,地点选定并完满考虑到在象征完成后领导的合理退场.这种礼仪性
的安排,虽属工作中较琐碎一面,却不可不做,而且事虽小却影响大,为领导个人,为企业都塑造了形象.当然,秘
书只隐在这些体面的礼仪背后,秘书工作的特性之一是潜隐性.即使秘书人员代领导前去慰问,拜望某人时,起
的也只是礼仪象征的作用,是代领导行事而不是以秘书本人身份行事.即使秘书的良好态度和典雅举止吸引了
客人,客人仍a先记着的是"某公司有个好秘书",而不是"某秘书在某公司".所以,礼仪工作做好了,是在很大的
程度上提高了领导的工作效率,实现了领导的威信.至于平时的文书往来,其中涉及到的文书礼仪,包括礼仪性
的内容和礼仪套话更是秘书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决策的一个常规工作,秘书必定要掌握这些知识,并要能娴熟
地运用,以使自己更好地尽到秘书的责任.
(二)秘书是某个社会组织中专为领导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辅助者,社会交往活动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秘书
工作的特点是跟"人"打交道.无论是他的服务对象一一领导,还是在为领导服务的过程中,要形成的各种关系,
归根结蒂,都是人际关系.处理好各种不同关系是秘书工作艺术的体现,恰当地运用礼仪来理顺关系,对秘书工
作总体效益的提高大有帮助.
首先,秘书与领导形成了紧密的固定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在最初接触磨合的过程中都会小心
翼翼,而一且觉得不称心会立刻撒手.反之,一旦发现配合默契,便越发珍惜和依赖这种关系.从理论上说来,领
导与秘书的关系越紧密,就越富有工作创造力,但在实践中却未必如此,关系紧密了,有时也就结成了一种同盟,
可能反而有碍甚至破坏企业或国家的利益.因此,规范领导与秘书的关系,除各种原则制度的保障之外,礼仪自
古就有的"别异"作用,仍有现实意义.礼仪可以帮秘书工作者把准自己的地位,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播越,不轻
浮.尊重领导权威,尊重领导意见,按正常渠道上情下达沟通信息,同时也在礼仪中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
其次,作为管理层中的中介部门,秘书还要与各职能部门和外部世界联系沟通,良好的礼仪在沟通中有助于
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由于身处领导近旁,会使其他人对秘书有特殊看法,秘书人员这时除了以诚相见之外别无
他法.以诚相见不仅是感情的真挚,也包括礼仪的周到.如尊重对方的地位,理解对方的处境,同情对方的闲难,
赞赏对方的成就.通过这些取得对方的信任.
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礼仪又是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窥得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和经营品质,这是许多社会
组织重视礼仪工作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不成功的谈判与合作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大局出发,从长
远出发,或可以做到买卖不成友情在,或可以用原则和礼仪击退交往中的不正常行为.
(三)秘书礼仪与秘书自身提高
礼仪是社会的规范,秘书礼仪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密切关系.通过牛L仪的学习和掌握,不仅可以提高秘
书工作者个人修养,还可由此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由于工作特点,秘书人员的地位特殊,他既在单位内部起联系沟通作用,又在社会上成为本单位的窗el和代
表,所以礼仪在秘书人员身上是"全方位"地体现的.首先,秘书人员的个人礼仪应讲究.他是在一个"外向’性的
岗位上,与多种对象打交道,如果不修边幅,不注重言谈举止会直接影响来访者或被访者的情绪并影响办公室同
事的情绪.所以许多单位对秘书人员的衣着,饰物,化妆品都有规定.这种规定,当然不是针对某个秘书人员个
人,而是针对秘书这个岗位的.此外秘书工作者的礼仪知识,操办礼仪活动的能力,对在不同情况下的礼仪要求
应有较多较完善的掌握.要在礼仪活动中分清主次,内外,把握各种分寸,分量,要对各国,各地,各民族,各宗教
的文化风俗礼仪习惯有所了解并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尤其在21世纪,人类进人了一个新纪元,对许多客观事物
的理解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保护环境,与动物友好相处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礼仪行为也必须跟这种认识
结合起来.倘在给外宾送礼时,把动物毛皮当作贵重礼品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酒宴上的山珍海味,也有许多
不该成为餐餐之徒的腹中之物.礼仪活动中若缺乏这种现代意识,是会使整个礼仪水平都大打折扣的.可见,礼
仪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远不是懂外语,会电脑,人漂亮就能够胜任礼仪工作的.它的文化内涵十分精探并总
是与时俱进的,秘书人员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才能在礼仪场合游刃有余.
秘书礼仪说大也大—它在秘书的全部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小又小—它总是琐碎地体现在细
枝末节上,研究这个问题,以促进秘书工作水平的提升,对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与世界交往,与国际接
轨,迎接新一轮国际挑战是很有帮助的.
篇9
二战之后，很多现代景观设计大师开始对适合时展精神的园林艺术设计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与进步，并逐渐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在西方现代主义园林艺术的设计风格中，无论哪种风格的园林设计都直接体现了现代艺术，在图形组合与沟通的基础上，实现了抽象、理性、纯粹以及规范的特点，并在不断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创新与完善。图形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引起广泛重视。在图形理论形成之后，很多优秀的设计人员对现代的图形组合与设计理论进行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通过自身独特的观察力与灵敏度来对不同领域进行开发。创意图像在现代园林艺术设计中进行应用，主要是对人们进行视觉上的传递，以此来获取相应的社会效应与文化上的共鸣，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将信息传递给人们。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传递效果，所以创意的优秀与否对设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创意图形往往与商业性标准进行联系，设计是否能有效对人们服务，产生自身的商业价值也是设计的一项标准。在对现代园林进行设计的首要因素就是现代化的创新，创意图形则满足了园林设计的这一要求，所以创意图形理念是现代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对园林的效果有着直接影响。二维图形的想象是对造型艺术进行创造的基础性内容，而空间则是进行现代化园林设计的主体，所以想要通过空间的形式来进行表达，就应该对创意图形进行有效运用。创意图形自身的技巧与方法可以为园林设计人员提供设计思路，使设计人员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得到最大发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园林艺术的创新。同时，创意图形理论在现代化园林艺术设计中的有效运用也可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园林艺术的发展，满足社会飞速发展下人们的精神追求，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篇10
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动中，实用与美观相结合，赋予物品物质与精神双重作用，这是人类设计活动的一个基本持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设计与艺术开始分离走向互有区别的两个独立体系。但无论从设计或从艺术发展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早期的设计与艺术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时代大多数人工制品既是工艺品又是艺术品。这一时期的人工制品大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的，着重考虑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可用性。而后者是主要的，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中世纪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可以说大都体现在建筑上，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是教堂建筑，它综合了诸类艺术。教堂建筑中所使用的彩绘玻璃、祭坛画、壁画、复制画及佛像、雕刻、曼陀罗等，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符咒、信仰的对象。此时的艺术和工艺与生活之间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之间在对待工艺和艺术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造成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艺和它以前的手工艺之间在观念上、劳动状况和技术方法上有着一种强有力的延续，但在当时的手艺人身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分有才华的手艺人从为生活制作日用品和为建筑进行装饰开始转化到独立的艺术品创作，使艺术与工艺渐渐分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都还保留着手工艺人的痕迹。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雕刻家、建筑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师等。同一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丢勒等都属于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全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工艺在分离的同时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工业革命后艺术与设计状况
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机器大生产、劳动分工和商业的发展，旧的生活方式开始瓦解。但人们并没有对这一新的生活方式进行新的理性思考。商人们坚信产品的艺术性是某种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并运用到工业上去的东西，把装饰同设计等同起来，而不是将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19世纪以后，开始了手工艺转向机械工艺生产日常用品。从此技术与艺术分离，转向与科学结合，产品形成统一化、标准化、批量化。同时，大机器生产给艺术界带来深远的影响，满足公众需要的艺术家与自我孤立的艺术家之间出现鸿沟。艺术开始远离生活，越走越远。它脱离了被科学所占据的设计领域，形成一个纯粹精神的领域。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创造了繁荣的经济。许多家用产品往往不惜损害产品的使用功能，借助新古典主义或折衷主义的风格来附庸风雅，并提高身价，这是艺术与设计一次不成功的渗透，但它激发了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19世纪下半时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设计标准，提出了“美与技术结合”的原则。在“新艺术”设计运动中设计师力图以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装饰。
美国建筑师文丘里1966年提出的“建筑学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有因素都是杂交的而不是纯粹的”，这些用以概括20世纪70一80年代后现代主义设计目标的辞藻，同样可以用来说明1830一1914年问艺术与设计的特点。19世纪以美学方式来影响工业的发展是设计改革的一个理想。来自相近专业的人士如建筑师、美术家们试图用自己的观念来影响和引导产品的美学和消费者的情趣。不少人相信艺术的价值。他们基于艺术上的等级观念，认为如果高级的纯艺术繁荣起来，较低级的实用艺术也就会随之发展起来。在英国的艺术与产业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拯救英国工业未来的唯一机会就是向人们灌输对艺术的热爱。1900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颂扬机器及其产品强调几何构图特征的未来主义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兴起。以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设计先驱开始探索新的设计道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的要求，于是奠定了现代工业设计的基础。
20世纪初，设计在向标准化与合理化发展的同时，欧洲艺术运动也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等都力图定义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美学的形式与功能。这两种发展乍看并无直接联系，但两者所用的术语和概念都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设计与艺术在很多方面已走到了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受到广泛的抨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渴求一种能体现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精神实质的理想形式——机器美学应运而生。先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业产品成了绘画、雕塑的主题。由此而产生的视觉语言对工业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设计逐渐摆脱了古典艺术的禁锢而体现出工业产品自身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都对现代设计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艺术赋于它们自身的合理性，人们不再把工业设计视为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粗鲁力量，而是作为理想世界的港口。允许机器表现它自己的形式和想象力，而不必在它们身上强加一件古典外衣，现代艺术对于工业产品形式的推祟改变了传统美学观念。它通过将工业的形式与其内涵相分离，从而建立了一种与工业让会相契合的新美学，为现代工业设计发展铺平了道路。
20世纪初的现代绘画和雕刻为工业设计提供了观念和理论。而工业设计又为现代绘画和雕刻提供了实践的场所。这种成功的合作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一幢幢高耸云端的几何形建筑物、简洁而实用的家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都是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共同创造。但现代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的结合就象一次回光返照，当它们共同将产业革命推向高峰后便迅速分手。其原因：
(1)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各地纷纷设立美术学校。绘画和雕刻脱离旧有为了建筑或装饰服务的功能，成为纯粹美术专用名词。从此纯粹美术开始脱离现实状况，只在精神领域中寻找灵感。
(2)在生活不富裕状况下，人们不求高品位的艺术。需要的是廉价物品。从而注重生产速度及数量增长的工业技术，舍弃物体本身的精神性，形成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特别是后阶段工业设计领域中功能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这种分离。
(3)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对装饰的放逐，实际上也就是对艺术的放逐。
(4)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将完整世界拆开的以各种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文明。每个人都以精通一行的专家为荣。“隔行如隔山”，因而工业文明时期艺术与设计各司其职是当时一个趋势。
3、建立设计与艺术的新联盟
篇11
而将原自然数集称为非零自然数集
N+(或N*)={1,2,3,…}.
自然数集扩充后,文[1]中的自然数的基数理论以及其他一些与自然数有关的理论问题随之起变化,这给数学教学与数学应用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我们将自然数的基数理论讨论如下.
1对自然数的来源的认识
由于自然数的概念是建立在基数理论[1]之上的,基数是由集合对等而来.最初人类对物品的计数,是将物品与人的手指(脚趾)数形成映射关系,物品既然存在“多少”,也就存在“有”或“没有”,“没有”即可认为是空集,其计数应当是零.这就是说,零与非零自然数是人类认识同步的客观现象,而并非是6世纪才有零的概念.也许这就是将零补充到自然数集的缘由之一.事实上,国外许多文献和专家早就主张将零作为第一个自然数.
2自然数的新概念
自然数扩充后,包含了空集的基数,要去掉原有自然数定义中“非空”的限制条件,即定义1有限集合的基数叫做自然数.根据对等的概念,可以建立N与N+的一一映射关系f:
N={0,1,2,3,…}N+={1,2,3,4,…}
由此可见,N与N+有相同的基数,即|N|=|N+|.
3自然数的四则运算
自然数加法、乘法运算义定只要去掉原有定义中的“非空”二字即可,亦即
定义2设有有限集合A和B,且A∩B=Φ(A,B分离).若记A∪B=C,集合A,B,C的基数分别是a,b和c,那么c叫做a与b的和,记作
a+b=c.
a和b叫做加数.求两个数的和的运算叫做加法.
定义3设有m(m>1)个相互对等,且两两分离的有限集合A1,A2,A3,…,Am,它们的基数都是n.又设A=Umi=1Ai,A的基数记作
a,即有a=n+n+…+nm个,这个a就叫做n乘以m的积,记作a=n×m,或a=n.m,或a=nm.n称为被乘数,m称为乘数.求两个数积的运算叫做乘法.
对于数0,1,补充义定:n和0的积是0,n和1的积是n,即n.0=0,n.1=1.
在上述定义里,加法、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乘法对于加法的分配律仍然成立.
关于减法运算的定义,除了去掉“非空”二字外,集合B可以是A本身,即
定义4设有有限集合A和B,BA,若记A-B=C,且A,B,C的基数分别记作a,b,c,那么c叫做a,b的差,记作
a-b=c.
a叫做被减数,b叫做减数.求两个数差的运算叫做减法.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在原定义中要限定“除数非零”即可.
定义5设a,b(b≠0)是两个自然数,如果存在一个自然数c,使得bc=a,那么c叫做a除以b所得的商,记作
ab=c,或a÷b=c.
a称为被除数,b称为除数.求两个数商的运算叫做除法.
4自然数的有关性质
(1)自然数的有序性决定了自然数可以比较大小,即
定义6如果两个有限集合A,B的基数分别为a,b,那么
1°当AA′,A′～B时,a>b;
2°当B′B,A～B′时,a<b;
3°当A～B时,a=b.
自然数有反身律:a=a;对称律:若a=b,则b=a;传递律:若a≥b,b≥c,则a≥c.
自然数从小到大的排序为
0,1,2,3,….
(2)自然数的单调性反映了不等量关系中的运算性质,扩充后的自然数其单调性有了局部性改变,即
若a≥b,则
1°a+c≥b+c;
2°当c>0时,ac≥bc,
当c=0时,ac=bc.
对于与自然数有关的数学论证与原理,应随自然数扩充后作相应调整.如数学归纳法证明的步骤应是
1°验证n=0时,命题成立;
2°假设n=k-1时成立,则n=k时命题成立.
自然数的其他理论[2],本文不再赘述.
篇12
MacDougall(1960)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技术溢出理论,他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福利效应时,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伴随FDI的一个重要现象,由此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技术溢出问题的关注。Caves(1974)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并且从三个角度解释了这个原因。Findlay(1978)构建了由先进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动态模型,检验了诸如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程度的影响。认为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得出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Mansfield和Da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重点从跨国公司角度研究了竞争型的技术溢出模型。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以溢出为前提的厂商理论。Boisot(1995)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了新古典学习理论和熊彼特学习理论对厂商技术水平的影响;Klibanoff和Morduch(1995)研究了厂商之间技术扩散问题;Lee(1995)比较了两种技术定位下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活跃;Poyago和Theotoky(1995)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
第二,博弈论中的溢出分析。Wang和Blomstrom(1992)将技术溢出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技术溢出也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
第三,策略联盟的溢出分析。Gugler和Dunnin(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技术溢出随产业差异而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之间策略技术联盟的基本趋势。
第四,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理论。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Colombo和Mosconi(1995)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
第五,组织技术的溢出分析。Mekendrick(1995)发现银行组织技术模仿的来源大多数属于非市场中介型,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专门知识的来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第六,Helpman(1995)等人通过考虑国外R&D因素,构建一个国际贸易模型,考察了技术溢出如何通过产品进口提升进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Lichtenberg(1998)通过建立一种新的R&D投入资本测算方法,得出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则从国外R&D中吸收先进技术能力就越强。
国内关于技术溢出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也是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产业或是地区的溢出效应这一角度来进行考察的。主要探讨了“市场换技术”等政策的可行性、效果以及外资对我国技术溢出的效应是否显著。如程宏(2001)具体研究了外资技术溢出的三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分析了产业关联在技术溢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在引进外资时应积极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的项目。王林生(2002)认为外资的流入有助于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需要“以竞争促创新”这种不同于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新策略。王福重(2007)通过加入进口国的人力资本变量,修改了Lichtenberg(1998)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国外R&D存量对我国TFP的贡献。
二、对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
自技术溢出理论产生之后,它就伴随着不断的验证,无数的学者通过相关数据,运用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对象仍然以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为主,只是在分析时细化了产业和区域。而且实证分析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技术溢出的程度如何,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技术溢出。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把他们的模型扩展和细化。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分别采用制造业不同年份的横截面数据检验了加拿大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当地企业的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与行业内引入外资的水平呈现正的相关性,从而得出了存在技术溢出的结论。Blomstrom和Persson(1983,1989)考察了外资对墨西哥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认为墨西哥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比例正相关。Watanabe(1983)运用菲律宾的数据,发现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的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Kokko(1994,1996)研究了技术条件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Kokko(1994)使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效果有显著影响,二者呈反向关系。Kokko(1996)通过对乌拉圭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他发现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Liu等(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得出了与Kokko(1994)类似的结论。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2)考察了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的行业,发现这些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技术溢出在产业之间有关联效应,并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同样,有很多学者的研究不支持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如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Barry(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企业面板数据,同样发现存在大量负溢出效应,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os和Strobl(2001)采用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西班牙不存在任何的技术溢出效应。Jakob(2005)通过面板数据对13个OECD实证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给这些国家的TFP的增长贡献额度超过200%。
国内学者运用相关数据对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同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对我国企业或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上。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计量方法,采用1985-1997年相关工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工业内资部门的产量就增加2-3个百分点;当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内资部门的产量就增加0.3-0.4个百分点。刘金钵、朱晓明(2004)通过建立回归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量了外资对我国工业领域内的技术溢出程度,认为1993-2002年,我国工业领域内的跨国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黄静波、付建(2004)运用广东省1986-2001年的数据,考察了外资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吕世生、张诚(2004)利用天津市103家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addad和Aitken的扩展模型,考察了当地企业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创新性研发。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研发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引进外资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了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提高的途径。他发现本土企业的研发和外资进入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研发的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技术溢出过程中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决定了技术溢出的效果。蔡虹(2008)通过实证表明,产品的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能力很大,它很好地解释了我国TFP的增长。孙虹菊(2008)通过对我国地域划分,说明了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能力存在着区域差异性,即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
三、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技术溢出研究情况的简要综述可以发现,技术溢出现象普遍存在,多以通过FDI和产品贸易等途径展开。但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作用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同时,技术溢出能力还受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就目前而言,关于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宏观角度把国家或者区域作为一个溢出主体,来分析对东道国产业的技术创新以及区域发展的影响。尽管原理相似,但是技术溢出的研究很少落实到“产业”这一层面上,尤其是技术特征关联度很高的相关产业的研究,当前还很少见到。因此,基于产业链特征的相关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是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结合中国产业间的实际特征展开研究,对准确把握我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溢出能力都显得很有现实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参考文献:
1、柯广林,华阳.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J].科技情报与开发,2006(3).
2、陈治亚,隆娟洁.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综述[J].商场现代化,2007(1).
3、孟亮,宣国良,王洪庆.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6).
4、刘金钵,朱晓明.跨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4(8).
5、黄静波,付建.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9).
6、吕世生,张诚.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6).
7、张海洋.中国工业部门R&D吸收能力与外资技术扩散[J].管理世界,2005(6).
篇13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研究艺术真理的入门概念，它构成了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但他又明确指出，这里所讨论的游戏与康德、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从艺术的存在方式出发，去看待“游戏”概念，不同于康德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美的表象是在想像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中将心灵激活。他忽略美的对象，只展现人的主体性自由。席勒也一样，他提出“游戏冲动”“人只应同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游戏”的。
1.1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游戏是一个主动性的过程，它并不是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与游戏相类似，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所对峙的对象。它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保持和坚持什么东西的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存在方式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在搞艺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因此，可以说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1.2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
伽达默尔打破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的观点，指出在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戏者，不过游戏本身、游戏的重复运动是第一性的。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游戏整体，他们都指向游戏的意义内容，去表现游戏本身。而“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游戏是在观赏者中起到游戏作用的。游戏中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状态，艺术同样具有这个本质，正如戏剧，其本来含义即是“观赏者的游戏”，它最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艺术的表现本质即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存在方式即自我表现。
1.3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具有自我同一性
人类游戏向其作为艺术的转化，伽达默尔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并指出“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它的理想性，以致游戏可能被视为和理解为创造物”，才显示出好像与游戏者的表现性行为相脱离，并且存在于游戏者所游戏之物的纯粹现象之中。这种转化表明在艺术游戏里表现的东西，乃是永远真实的东西。它是对存在意义的一种真实的显现，而不是富有欺骗性的模仿，模仿具有认识意义，那就是再认识，再认识所引起的其实是这样一种，即比起已经认识的东西来说有更多的东西被认识。同样，艺术作品在表演、阅读和观赏中尽管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只要服从艺术作品的存在规定性，这些变化就不会外在于艺术，而是丰富和展现了作品的存在。理解的同一性的起点是作品的规定性，这种“同一性”即再创造，作品通过再创造，并在再创造中使自身达到了表现。在伽达默尔看来，把游戏概念引入艺术经验，对于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2 象征：艺术意义的显现方式
2.1 从艺术游戏层面理解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
伽达默尔把游戏特别是艺术游戏从一切自然的游戏形式中提升出来，并由此引出一个理解层面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他把这种“持续性的假借”引为“我们现在从整个思索中所引出的一个进步”。这种思索即把我们引领到艺术本体论的另一个维度——象征。伽达默尔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例证阐述了“象征”的含义：“象征就是那种人们由此重新认出某件事的东西——正如一位好客者凭借‘招待券’来重新认出他的客人的朋友一样”。个别对于再现全体的代表象征功能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相对于艺术来说，则指艺术的符号和意指特性。伽达默尔的艺术象征特性其实来源于艺术的游戏性质。由自然游戏到艺术游戏，由艺术游戏到理解的游戏，由理解的游戏上升到理解对于真理的追求，这是一个逐渐增长和扩充的过程。就艺术而言，这是指艺术家通过在游戏中的自我表现，使存在的意义显露出来，并开启出新的存在可能性，从而构成了艺术的象征特性。象征既不是艺术手法也不是艺术流派，而是意义的显现方式。
伽达默尔认为歌德所说的“万物皆象征”是诠释学观念最全面的阐述。它表明不存在不能表明某种含义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指示其他事物，这里的“万物”并不是对每一个存在的断定，也不是为指明这种存在如何，而是为了断定，它是如何同人的理解相遇的。“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论断，从理解的媒介出发描述了诠释学观点所具有的无限领域，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能满足这个论断。但是作为诠释学的普遍性，只有艺术经验才能到达象征所指示的意义，因为“艺术语言的独特标志在于：个别艺术作品集聚于自身并表达了属于一切存在物的象征特征。”
2.2 通过绘画表现来说明“存在的扩充”
伽达默尔一反传统绘画观，而倒置性地认为绘画艺术中对原型的模仿非但不削弱其存在，反而会使之产生一种存在的增长或扩充。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绘画的本体论，伽达默尔首先讨论了绘画艺术中原型和摹本之间的关系。原型通过摹本达到表现，但摹本一旦构成，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本体论上，原型与摹本之间不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摹本的本质是在于它除了模拟原型外，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任务。因此，它的合适性标准就是人们在摹本上认出原型”。摹本是作为手段而起作用的，它的真正功用在于通过类似性指出所摹绘的事物，当其目的实现，其作用便丧失了，因此，“摹本是在其自我扬弃中实现自身的”而绘画不是在自我扬弃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因为它们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绘画本身就是被意指的东西，对于绘画来说，重要的东西在于其所表现的东西如何在其中表现出来。绘画具有某种自主的实在性，从根本上不同于摹本与原型的关系，绘画活动本身既不是主体的表现，也不是对客体原型的再现，而是绘画原型的存在意义在游戏和象征中得到的呈现。这样一来，绘画活动便不只是艺术家的主体行为，而是此在对于存在的理解和领悟。即使绘画艺术的初级阶段，绘画对原型的模仿也是一种再认识，因为“模仿是指某物得到表现，从而使它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感性的丰富性之中”谁要模仿，谁就必须删去一些和突出一些东西，从而使所认识的东西仿佛经过一种突然醒悟而出现并被本质地把握。每一种表现都在原型身上展露或揭示出新的意义“原型通过表现好象经历了一种存在的扩充”。几乎可以说这里发生了原型和摹本的本体论关系的倒转，正是这一点显示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艺术对存在意义的展现，不是一般所说的呈现，而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自身体现出唯一性；它是富有某种特定“韵味”的呈现。此外，艺术对于真理的呈现，实际上只是一种开启、去蔽或揭示的过程。受理解环境和语境变化的制约，对艺术的理解必然具有偶然性和变异性。正因为艺术意义的经验是流动发展的，所以绘画原型才会不断随之而“扩充”其自身的存在。艺术存在的展现和扩张是真理的揭示，认识的揭示，体现了艺术开放性特征。
3 节日：审美存在的时间特性
3.1 “节日”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
在伽达默尔的艺术本体论中，时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如果说在艺术中游戏构造形式，象征体现意义，那么“节日”则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艺术作品的理解之谜，归根结蒂是理解的过去与现在的共时性问题。艺术作品的存在和流传，是在这种共时性中实现的。共时性就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事物，无论其起源上如何辽远，在其表现中却具有完全的现在性。节日是共时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式中的表现。
伽达默尔认为有两种时间，即“历史的时间”和“超历史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就是这种超历史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现在’就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是对时间的充满”。在《美的现实性》中，伽达默尔又把时间分为“空无的时间”和“实现了的时间”或“属己的时间”。空无的时间是那些无聊的空虚与繁忙的空虚所填充的时间，时间在这里是作为“被排遣的”的东西被体验到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或忙忙碌碌却不知何为的人，就是在这种空无的时间里虚度光阴的。实现了的时间与此相反，是一种被激活的生命的体验时间。这里时间里的每分每秒，都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存和世界深邃含义。这种时间最典型的就是节日的时间。
3.2 艺术作品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中介
伽达默尔有一种说法：艺术就是去庆祝。节日的时间结构同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节日庆典活动因为被庆祝而存在，同样作为观赏游戏的戏剧也是因为观赏者表现自身而存在。同在不是“共在”而是“参与”。不管艺术作品的起源如何辽远，艺术作品与它被理解的一个时代完全是共时的，它并不使理解者或解释者注入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世界。艺术品的完满的现在性的获得还有依赖于观者对艺术作品审美性的参与，与艺术感受相关的是要学会在艺术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就如同“节日通过自己的庆祝放弃时间，使时间停止和延搁。”参与艺术品上的逗留越多，艺术品就越显得富于表情，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艺术品的这种时间经验的本质就是学会停留，从而感悟那种永恒性的有限符合。
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具有存在的永恒性，则是在于它像节日一样，让人们在它的作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让人们的审美时间表现为完满的现在性，给人一种轻快与紧凑的节日体验。这就是艺术永恒的所谓真理之谜。综合这些考察，伽达默尔得出结论：“美学必须在解释学中出现，这不仅仅道出了美学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而且还指出了，解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学。”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法］德里达文，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