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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欧盟的检疫隔离温室多采用连栋建筑，每栋可由8个、10个、12个……20个小的隔离间组成。每个隔离间大约为3×5平方米，一般高度在3～3.5米左右。做为一个大的隔离温室群，其隔离间的分布是两相排列的，中间是通道，两相排列着3米左右一间的隔离温室间，每个温室长约5米，加上中间2米宽的通道，温室的整体跨度在12米左右，详见下图。（请看附件）
每个隔离温室间都有独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温室间的操作系统设在通道内的外墙上，可根据工作需要设定温度、湿度、压力、光照等专业参数，温室群的中间通道也有自己的控制系统。每个隔离温室间还可选择在正压、负压或者常压下开展工作。为保证隔离效果，除对进出隔离温室的人员、携带物、水源、空气有着严格的规定外，有些特殊的隔离温室间还采取其它措施，如安装密码锁、设置进出入口缓冲隔离间、间内安装消毒设施等。一些温室装有报警装置，在特殊情况下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二、隔离温室进出空气的处理
隔离温室按工作性质的不同可实现正压环境、负压环境及常压环境。压力控制是在温室密闭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进出风量而实现的。为防止昆虫、花粉、孢子等从通风口进出隔离温室，隔离间的进出风口加有严格的控制部件，以保证达到检疫或科研工作的要求。
（一）进风口
进风口设在隔离间底部外墙上，距地面20cm处中间，其进风面积为500×500平方毫米，风筒长度在0.8～1.5米左右，由1mm厚镀锌铁板制成[如图4所示]。进风口内设有变频调速风机一个，过滤层分三层。风口最外层是铁丝网格，也有做成百叶窗式样的，其作用是防止异物进入。次外层是孔径为200μm的过滤层，其作用是防止微小颗粒或小昆虫飞入。里层是超微过滤层了，这一层的取舍要根据温室内的压力性质而定，如果是正压环境的温室，需要设置5μm孔隙的超微过滤层，以防止外界微粒的进入；如果是负压环境的温室，就不需在进风口设置超微过滤层了。
（二）出风口
出风口一般设置在隔离温室间的屋顶顶部[如图5所示]。如图三所示。出风口内设有变频调速风机一台，最上层是防雨罩，出风口的过滤层同样要2～3层，最外一层是网纱防护层，防止异物进入，内层是过滤层，过滤网的孔径要根据隔离间工作压力来确定。当工作间设为正压环境时，过滤层孔径为200μm，若工作压力为负压环境时，过滤层孔径为5μm。
（三）隔离温室间正负压的实现
对一个密封间而言，进风量大于出风量时，室内就形成正压，反之，进风量小于出风量时，室内就形成负压。欧盟的隔离温室正是通过调节进出风口的风量来控制温室隔离间的压力，而进出风量又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实现的。正负压的压差可按工作要求而设定，通常控制在±5～20Pa之间（注：1Pa=10-1mm水柱气压）。
（四）过滤网孔径大小的确定
为防止昆虫及微生物等进入，各类隔离温室均在进出风口设置过滤装置，一般昆虫的直径都在200μm以上，因此设置200μm孔径的过滤网，对防止昆虫的进入是很有效的。另外，花粉或者菌类孢子直径一般在8μm左右，在进出风口设置5μm的过滤网[见图6]可有效防止它们进入。
三、隔离间废水的处理
检疫及相关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由于可能含有病原或虫卵等，是不允许随意排放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欧盟对隔离温室中产生的废水，一般采取以下两种处理方法：其一是针对农作物研究中产生的大量废水的处理。具体做法是，在隔离温室内建立独立的废水回收处理循环系统，将工作中产生的废水集中收集后，通过专用密封管路泵入消毒罐，然后加热消毒处理，杀死有害生物，过滤后经过水泵打回隔离温室供循环使用；其二是对检疫过程中产生少量废水的处理。一般是将检疫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废水集中收集，经消毒处理后，在隔离温室内自然蒸发。以上两种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不让废水排出室外，杜绝有害生物随水流传播。[图9为废水集中处理高温消毒装置]
四、检疫过程中固形物的处理
在欧盟的考察中发现，经检疫的农作物植株、种块等是各种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载体，检疫过后必须及时处理。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固形废弃物、残渣、皮屑等垃圾要集中包装，并通过专用通道车集中运输，最终送到焚烧炉或高温消毒釜（135℃）长时间处理。[图8为固形废弃物处理炉]
五、隔离温室设施中的通道及缓冲隔离间
在连栋的温室群中，各隔离间有着不同的作业任务，工作环境也不相同。为了防止互相干扰，工作人员进入每一隔离温室间时，必需首先进入温室通道，然后才能逐一进入隔离间工作。温室通道的入口还设有缓冲隔离间，其大小为4平方米左右。缓冲间内、外各设一道带有密码锁的门，这两个门的设置是特殊的，进门时，除要输入设定的密码外，还要待两个门同时处于关闭状态时才能打开其中一个门。工作人员进入通道的第一道门后，第一道门必须关闭才能打开第二道门。同理，若外出时，必须打开里面的门，进入缓冲间且关闭里面的门后，才能打开门出去。在缓冲间还设有警报装置，若某一道门开放时间过长，警报器会自动报警提示关门。
在苏格兰作物研究院，缓冲间内安装了紫外线杀菌装置，并在隔离温室进口处配备消毒脚垫，对进出入人员进行脚下消毒。用于植物基因研究的温室隔离间，除第一个缓冲间外，还在进入温室通道后还增设了第二缓冲间。
六、检疫环境中的自动控制设施
欧盟的检疫温室都通过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根据具体工作的要求可对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进行自动调控。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就建在隔离温室间的通道里[如图10所示]。一般在温室群的每一个隔离间，均设有温度、湿度、气压、光照的传感器，信号传输电缆将参数传给计算机，计算机就可在人为规定的工作范围内进行控制[补光设施见图7]。
七、建议
根据赴欧盟考察隔离温室的情况，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对北京检疫隔离场的设计作了调整，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隔离检疫温室的基本功能区
隔离检疫温室的主体由四个区块组成，每一区块设八间隔离温室（其中有一间做为深度隔离温室，其余七间是一般的检疫隔离温室）。每一区块面积为168平方米，四个区块的检疫温室总面积为672平方米。
除隔离检疫温室外，还设置了隔离检疫辅助区域，作为隔离检疫温室的配套保障设施。它包括检疫废水处理室、检疫废弃固形物处理室、计算机房（包括办公室）、视频监控室、配电室、仓库和设备间。这些辅助区域与隔离检疫温室连成一体，它们彼此既是密封的，又是相通的，是检疫区域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隔离检疫辅助区域总面积268平方米，隔离检疫温室群使用总面积94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975平方米。
（二）隔离检疫温室需增加的设施
考虑到北京与欧盟在气象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不同，在借鉴欧盟隔离检疫温室设计建设经验的同时，我们还要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欧盟没有的设施。北京的纬度虽然比欧洲高，但冬夏季之间温差要比欧洲大许多，因此在考虑隔离检疫温室冬季升温的同时，还要考虑温室内夏季降温的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是在隔离间内安装空调，由于隔离检疫温室不象一般生产型温室那样，可随意开窗，因此空调的制冷功率起码要比同等面积的其它建筑加大一倍。据测算，其单机制冷量要达到2匹左右，仅此一项电耗就超过100KW，再考虑其它的用电因素，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减小制冷用电，有必要增加外遮荫设施，降低太阳能的辐射影响。同时，加入外遮荫网后，还可防止冰雹的危害。
为满足检疫温室的隔离要求，温室进出风口由外到内要安装普通网纱、200цm、5цm三层滤网，并安装变频风机，通过控制进出风量来调节温室内气压。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检疫要求，可在部分温室隔离间进出风口加装消毒处理设备，如紫外线消毒杀菌装置以及高温处理装置。这种特殊的实验间，不必多建，整个区域设置一至两间即可。
为加强对整体环境的监控，我们建议增加视频监视设施，完善检疫监控手段，用于此项建设的费用大约接近80万元。
（三）检疫隔离温室的结构及性能要求
根据国内温室的通用尺寸，我们将每个隔离间设计成4米跨4米开间，檐高3.5米，脊高4.5米。温室钢梁骨架采用热浸镀锌处理；外覆盖材料选用5mm浮法玻璃；外部装饰采用专用铝合金固定，并选用抗老化橡胶条密封；底部周边设置370mm厚条形基础，内墙采用240mm厚条形结构，墙体高度为1米，上表面设钢筋混凝土压顶、立柱吃力点加注预埋铁；在檐高3.5米以下安排内遮荫装置，外侧安装分体制冷空调机；温室内除门一侧外，另外三侧码放实验用苗床及工作照明灯；温室内温度、湿度、压力等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传感器安装在檐高下方，控制装置设在门外通道上。温室一律使用铝质平开门且带密码锁。温室间以连廊相接，连廊两端各设一间4平方米的缓冲隔离间，缓冲隔离间内外两道门具有互锁功能。缓冲隔离间除设密码锁外，还设有报警装置，以保证特殊情况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连廊内设有独立的进出风口及自动控制装置。
篇2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最大变化，当是社会的变革。因为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二者相互依存，又互为因果。手工业的发达不仅为制玉业，也为农业提供改进了的技术力量，农业的丰收又给手工业以生活保障。按《文明史》的考察，这时的“手工业技术已非常发达”，而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从余杭出土的大量玉器及其工艺的精湛来看，得有专业的玉工，才能做到。手工业已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以及玉工的专业制作，也就不可能再兼顾农业，而与之分离了。
按摩尔根之说，文明时代“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始点”，恩格斯认同此说，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随着劳动分工与生产领域扩大，出现真正工业与艺术的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良渚玉文化时代，虽然还没有发明和使用文字，但已出现劳动分工，生产领域正在扩大，又有了无愧于艺术品称号的玉器，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所必须具备的因素。正因为有了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说，良渚玉文化时代的出现，将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如《文明史》在“良渚文化”一节的结语中所说：“良渚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已接近文明社会的门槛。”
《文明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良渚古城遗址还深藏地下。待到进入21世纪，良渚古城惊现于世之时（2007年6月），蚩尤族人就不仅“接近文明社会的门槛”，甚而举步跨入“文明社会”的大门了。前面已经提到，“良渚古城”的重现，见证“良渚古国”的存在，而国家的出现，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有国家必然要有城市。“良渚古城”，亦即“良渚古国”的国都。这个“国都”位于浙江余杭县境以莫角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带上的玉器最集中，数量最多，品种最齐全，制作最精美，蕴含最丰富。可以说，“良渚古城”是用玉镶嵌起来的。这座玉镶城，也无愧于“精美绝伦”的称誉。
拥有如此“精美绝伦”之玉的国，岂不就是“美玉之国”了么？这样一个以玉称奇之国，华夏大地，首屈一指，地球上也找不出第二个。
近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玉璧，璧面琢有两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尚未成形。蚩尤族因为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记述，一直沿用汉字。汉字发明之初，曾将“玉”字写作“王”，甲骨文作《说文》释“王”之义曰：“王者，天下所归往也”。并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王”又与“玉”同。《周礼·天官·九嫔》“赞玉 ”汉郑玄注：“故书玉为王，杜子春读为玉。”可见古时人们是王、玉不分的。能将天、地、人参通者就是王。即“天下所归往”之人。蚩尤为九黎之君，当然就是其族所归往的王，亦即良渚国的国王。
蚩尤族统领之国，拥有如此精美绝伦的宝玉，可见这位国王又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王与玉已经融为一体了。而国家的出现，乃是文明时代的重要因素。这无异于说，良渚国的文明大门，是蚩尤族人用一方美石敲开的。
王者之器 国之瑰宝
琮王和钺王，不仅是其造型和纹饰的“精美绝伦”，更重要的是其在良渚国中的王者地位。这两件玉王同时出土于1号墓中，可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同时又在11号墓中，发现了一起集中堆放的玉璧、龙首圆盘形玉饰、玉鱼等特殊玉器。5号墓还发现，后复原为由冠饰、钺身、端式组合，及木质柄部镶嵌玉粒的重器，即一件完整的玉钺。而这三座墓都集中在反山墓群里。
北桥遗址群编号⑴瑶山，不仅出土大量玉器，还发现祭坛遗址，在山丘上用堆土筑成，共三重。整个祭坛边壁整齐，转角方正，布局规范，系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建成的。祭坛范围还发现12座墓，看起来像是由墓葬与祭坛合一的特殊建筑。
又在反山东南附近的莫角山，发现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墩，系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认为是良渚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的中心遗址。
《考察报告》结语说：“反山墓地的科学发现，为研究良渚文化社会性质，提供了最重要的珍贵资料。
这份《考察报告》所记的内容，止于1993年（1995年由《东南文化》第2期刊载）。至2007年，浙江又传来惊人的消息，考古工作者复在余杭县瓶窑镇发现了古城遗址，位置正好在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地区，面积达290万平方米。为迄今华夏发现的最大古城（见《贵阳晚报》2007年12月1日《今日视点》版“中华第一古城”惊现浙江良渚）
在余杭遗址分布的文化区域，东以最初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西以莫角山和反山遗址，北以瑶山遗址各为一点，用直线连接，正好成一三角形，而今的宁杭公路即其底边。也就是说，余杭地区的良渚文化分布在今宁杭公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古城在西端，祭坛在最北的三角顶上。这里就是昔日蚩尤部落联盟的统治中心。《考察报告》在结语中，引苏秉琦的话说中国文明史的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的话，并将“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方国的礼仪建筑和祭坛墓地”与“红山古国的坛庙冢”相比拟，认为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实物见证。
余杭地区所出土的玉器，仅是良渚文化区即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局部。良渚文化号称“三大板块”，即太湖地区文化、宁绍地区文化及宁镇地区文化，而良渚（余杭）文化在太湖地区文化中所占的面积就这么个小三角。但因其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文化程度最发达，先期出现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玉器数量不多，却是源头，与余杭玉文化形成一个承先启后的玉文化系统，而余杭玉文化则是统领全局的纲。而以余杭玉文化为纲的良渚玉文化系统，正好与其统治中心，即“国都”相适应。
作为良渚国见证的实物，比比皆是。而首当其冲的，应为玉琮王和玉钺王。除了反山5号墓出土一件，琮王与钺王，瑶山大墓群又出土与之近似的一件。旁边还有祭坛，被认定为男觋女巫专用墓地。在良渚玉器的30多个品种中，最具代表性，堪称典型器。从1号墓陪葬的玉器既有琮王又有钺王来判断，其墓主人当是其国的王者。
反山墓群10号墓随葬的是玉璜、龙首圆牌形玉饰、玉鱼等特殊玉器；11号墓发现集中堆放的玉璧。按考古界称良渚玉文化的琮和钺，都具有权威性，而琮王和钺王，当是最高的权威。可见拥有“二王”的1号墓在反山墓群中居于主体地位，其次是拥有一件玉钺的5号墓，以及10号墓和11号墓。正如《考察报告》所说，其墓群“排列布局规整有序，有一定的总体格局”。
琮王纹饰图案为“神面纹”，即“神徽”。按《说文》对“灵”的释义：“灵，巫以玉事神”。也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王，亦充当巫师，巫以玉事神。亦即对自然的崇拜。将自然界的鸟和兽的形象，及人的形象，幻化为神，而供奉之。
而作为一族和一国的最高统帅，其权力就是统筹全族和全国的生产生活，对外交往，一旦发生战争，即为最高统帅指挥作战。这时的“神面纹”，其形象也就成为“族徽”了。
至于钺王，其上琢的是简化兽面纹。《古玉之美》经过对良渚玉钺的考察，认为：“整个钺身加工精致，无使用痕迹，表明玉钺在当时是一种仪仗器。
仪仗器，虽与“神徽”、“族徽”不尽相同，但亦关系一国的威仪，非同一般。与琮王一样，都应尊其为王者之器，国之瑰宝。
这位王者是谁？不就是1号墓的墓主人么？这位王者，在这座具有总体格局的国都里，既是国王又是巫师，集政权和神权于一身，率领全族在长江下游广大地区，创建了声振寰宇的良渚文化。
1号墓主人作为良渚国的国王，既已寿终正寝，怎么蚩尤还在活着？原来说蚩尤为族称而非人名，在这里得到了证实。一位国王逝世了，又有继承者，其接替的国王亦为九黎族人，其君仍称蚩尤。已逝的国王因无文字记载，只留下一个考古文化符号：“1号墓主”。而九黎之君仍称蚩尤。
苍璧礼天 黄琮礼地
良渚文化1号墓主已长眠九泉，可是，并不因为他的寿终正寝，而使其所创建的文化从此断裂。
《文明史》在对良渚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后，有一段结语说：“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兽面纹形象以及各种玉制礼器如琮、璧等，很可能为以后的商、周文化所吸收，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物品”。
可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帝始祖——殷商文字——周的礼制——秦的统一——汉的兴盛。这是贯穿在中华文明史，亦即汉文化史上的一条主线，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正宗。历史留给国人的记忆，都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但有缺环。而今良渚文化的发现，并已为商、周所吸收，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物品，那缺环就给补上了。
《文明史》所说为商、周吸收的文化因素，主要指的是“礼器”，其中有玉制的琮、璧等。而琮和璧，乃是良渚玉文化中的典型器。商、周属于青铜时代，以铜器为其文化的重要标志。但亦有玉器。其器型也有琮和璧；周代不仅有玉琮和玉璧，甚且将琮和璧作为礼仪的重器。
良渚玉琮的典型器为方柱圆孔形，玉璧的典型器为块状圆形圆孔，商、周常见的玉琮和玉璧，其造型，与良渚玉器的琮和璧，是一致的；在用途上，商、周和良渚时期也都是用作礼器。而在时间上，良渚先出，当是源；商周继后，应为流。可见二者之间，有着承先启后的渊源关系。没有良渚玉文化开创在先，也就没有商周的后继传承。
文化的吸收和传承，并非原样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认识和需要。蚩尤族是重琮轻璧的，到了商、周却反过来，重璧，并将其与琮并列而且排在首位。《周礼·春官·大宗伯》规定：“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说文》对玉的释义为：“石之美者，有玉德”。孔老夫子又言道：“君子以玉比于德”，复将玉提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而成为国人的道德规范，商周将良渚玉文化的吸收，遂纳入华夏并与红山文化融汇成汉文化的巨流，并形成制度，世代传承。
王既不再 铸金铸银
商周对良渚文化的传承，是为分流，即融入汉文化的一支。蚩尤虽然败在黄帝的手下，但其雄风犹存。
蚩尤后裔苗族，虽经尧、舜、禹等历代王朝多次征讨，而流落西南（以下以清水江流域为例），成为弱势族体，仍不甘示弱，复振作精神，重新安居立业。由于元气大伤，王既不再，只能铸金铸银。王，一字双关。既指九黎之君，又为玉之古称。蚩尤又已作古，仙化归天（大自然）。清水江流域杉林覆盖，已无玉可寻。《苗族古歌》口传族史，有“运金运银”一章，说的是苗族祖先将如蛋的天和地撑开以后，还不稳固，又用金子和银子铸造12根金柱和银柱，将天支撑牢固。又用金子铸造金太阳，用银子铸造银月亮，于是白天有太阳照射，夜晚有月亮放光。人类才过上安详的生活。
苗族口传史，是经过洪水泛滥、逃难来到黔中大地以后，回忆古时候，并将现实与往古相比照而重现的印象。古与今交错杂糅，往古的记忆比较模糊，而现实则清晰如镜，给人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考古工作报告称，良渚古玉使用的透闪石是就地取材。《苗族古歌》在回忆“运金运银”的时候，是从东方将金和银运到西方来的。东方即苗族原先的想象，西方是现今的新居。说明新居的黔中不产金和银。而祖先蚩尤在东方创世时，并未出现金和银，只有石和玉。或者经历“夏禹宇宙期”的大难和“涿鹿大战”的打击，其后裔的记忆里已经淡忘了祖先蚩尤曾经制造过石器和玉器，或者把金和银当成了石和玉，而将其留在口传的古歌里了。
不管怎么说，苗族来到黔中以后，确乎铸金铸银，亦如蚩尤之在长江磨石琢玉，或者说，用金和银取代了石和玉。按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由石器而铜器而铁器，也是顺乎时代潮流的。从中不难发现其与良渚文化不无承续关系。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具和玉器，其后裔苗族在清水江流域运用熟练的手工业铸造农耕工具和银器。两地之所作，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都是生产生活之所需，只是其所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罢了。而苗族所造之器，既可在良渚文化中找到其对应的痕迹，又有所发展和超越。
清水江一带，苗族铁匠炉火焰常青，其所打造的斧头、柴刀之类的工具，不仅在器型上与良渚文化的石斧、石刀相仿，而且更加锋利。这难免没有巧合的成分。但作为蚩尤后裔之作，称其为异地的传承和发展，则非言过其实。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咸同年间，朝廷用兵强化苗疆（清水江流域苗族聚居区）的时候，苗族不甘屈从，于是拿起自制的斧头、镰刀，以及撵山的火药枪奋起反抗，与清军厮杀，再现蚩尤当年在涿鹿大战中的“兵主”、“战神”雄风，恍若蚩尤再世。
苗族还有一件宝，就是铜鼓。传说是由釜演变而来的。先是在征战中作为激励苗军奋勇拼搏的鼓点，平常又成为乐器，并与芦笙配合，给祭祀和娱乐助兴。
至于银器，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对，那就犹如同一母系脱胎出来的异质（材）作品。
据杨正文著《苗族服饰》（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的考察，“银饰在苗族服饰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女盛装，银饰成为必不可少的配件。苗族银饰不论从品种数量、造型风格，还是制作工艺上讲，在中国服饰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并以黔东南“革一式”为例，举其要者为：头部装饰有簪子、银角、银冠、耳坠、耳环，胸部银饰有麻花项圈（扭丝项圈）2只，戒指项圈1只，压丝项圈（浅泡）1只，扁平雕龙银围披（勋泡）1只，银链1条，雕花压领1个；衣饰银片60片；手部银饰有六方手镯、竹节手镯、扁手镯、四方戒指、空心戒指、空心雕花手镯、马鞍（形）戒指等，全身银饰重达300余两。而“施洞式”银饰，全套总计竟达30件。这与良渚文化玉器30多个品种相比，也不相上下。
如果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大多是男子所佩戴，那么，黔中苗族服饰几乎皆为女子所享有，故而在造型上各有特色。但苗族妇女所戴的银冠，其造型与良渚文化象征权威的琮王神面纹却出奇地相似。琮王神人所戴的羽冠，按《古玉之美》的描绘称：“羽冠由22组作放射状的羽翎组成”，而清水江苗姑们戴的银冠，也是羽状放射纹装饰，只是苗族用的是18条银片组成。如此巧合，难道是偶然的么？两相对应，其在艺术上岂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二者的功能各有不同罢了。良渚文化琮王为其族的礼器，由部落联盟首领拥有，苗族银冠则为女子们的盛装饰品。而羽翎都是以鸟羽为其摹本，始祖蚩尤创立于先，苗族传承在后，说明其后裔并未忘记其始祖蚩尤是崇拜鸟的氏族。
如果可以说银饰是良渚玉的异质作品，那么，服装似乎也应有其源头。良渚遗址发现丝织品和麻织品，却不见服装遗物，可能坟墓埋藏的时间久远，已经朽毁无存。但可以肯定的是，蚩尤族人在良渚文化时代，是穿着丝或麻制作的服装的。只是不知其样式罢了。也许在苗族的服装上留下了些许当年蚩尤族穿着的影子，以其微妙而不为人所察见。但从苗族服装所绣的纹饰，可以找到与良渚文化玉形相类比的图案。如苗族挑花图案上的鱼纹，而良渚玉器中有一件玉鱼，前者是绣在布上的，后者是玉琢成的，尽管其载体有所不同，纹饰繁简各异，但二者都是以鱼为摹本的仿生作品。仅从仿生这一点来说，也是蚩尤首创于先，苗族追随于后。玉鱼造型简朴，略显古风；而苗族挑花，则以精细巧作胜出。
良渚文化时代，蚩尤族以玉事神，而清水江无玉可用，苗族祭祖以牛为牺牲，俗称“吃牯脏”。每13年轮回一次，极为神圣庄严。也有以鱼为牺牲的，为求多子多孙，人丁兴旺。但因杀牛耗费太大，有的地方改为“芦笙会”，每年一次，于春季举行。无论杀牛祭祖，抑或芦笙会，其仪式，都要以“笙歌鼓舞”助兴。而芦笙会，则以吹笙踩鼓为主题。男的吹笙，女的伴舞。伴舞之女，身着盛装，是芦笙塘中最为耀眼的星星。
篇3
在主建筑群的东边有17米长的类似围墙的残墙，残高20-45厘米。主遗迹的西面靠湖，东面和北面有两座小山坡，上面均有建筑遗迹、尤其是北面山坡上的建筑遗迹仅次于主遗迹。所以，东北两座山坡上的遗迹很可能是主体城堡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用来放哨和观望的。
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当惹穷宗城堡是象雄王国李弥夏国王的东部城堡，在苯教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当地民间传说，象雄王国曾经在其国土的四方建过四大城堡，当惹穷宗城堡就是其中的东边城堡。
到了7世纪，象雄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李弥嘉被吐蕃军队灭于当惹雍错湖畔。
巴玛沟遗址
该遗址位于尼玛县当惹穷宗以北5公里的巴玛沟上部靠北山腰上，海拔4850米。遗址共分上下两排，下面一排总长22米，宽9米，共有7座房屋遗址，房屋残留两层，残高2.6米，墙体均用片石砌成，其中一个完整的门高1.5米，宽1米，这些残留两层的屋面均用片石盖成，没有发现用过木材的任何迹象。再往上走10多米有另一排建筑遗址，这一排总长28米，宽9米，建筑残高45厘米至1米不等。从残留的遗迹看，可以断定共有5座房屋遗址，但是很难看出当初是否有两层建筑，墙体均用片石砌制而成。
在巴玛沟的阳面，即北面山腰上可清晰地看出修建水渠的痕迹，好几处残墙高达3-4米，在巴玛沟下部有很多荒废了的田地废墟，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山腰上残留的水渠遗址原来就是灌溉山谷下面的田野用的。
在巴玛沟建筑遗址周围没有发现任何佛教遗留的东西，如嘛呢石堆或残留佛塔，等等。当地牧民传说，该遗址是一座古寺庙废墟，但是他们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寺庙，是什么原因变成废墟。
巴玛废墟
该遗迹位于巴玛沟下部荒废的田地废墟以西靠当惹雍错湖边的土丘上。从外面看很难看出有建筑遗迹，只有一大堆乱石土丘。据当地的居民讲，几年前有人听说该废墟为城堡宫殿遗址，所以试图挖掘该废墟，发现下面有房屋式的建筑物。
阿叶色达残塔
从巴玛沟出来沿着当惹雍错湖往北2公里处，山脚与湖水间有一块大约2-3平方公里大的平地叫阿叶色达。在这个平地上有一个残塔遗迹，塔身残高1.2米，用片石砌成。从残存的塔形看，很难辨别这座塔最初的形状。在塔的南侧，有一条长长的，用片石砌成的残墙，这条残墙总长22米，厚度为50厘米，残墙最高处有60厘米。
残塔和残墙上堆放着63片刻有文字和图案的石片。石刻文字内容均属苯教咒语，而图案部分除了苯教式雍仲符号外，还有其他一些图案，如海螺，宝瓶和吉祥结等，苯教咒语内容为（藏语）。
达青废墟
位于阿叶色达残塔遗址往北沿着当惹雍错湖大约5公里处的达青山谷下部平地上。该平地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平地大部分为荒废的田地废墟。在这些田地废墟的西部靠湖的地方有很多建筑遗迹，从这些建筑遗迹看，这里可能是一座村落的遗址。
岗隆宫达遗址
位于达青废墟以北大约2公里处的岗隆沟上部靠南面山腰上，海拔4900米。分上下两排建筑遗址，其中下面一排的总长63米，最宽处12米，有8座类似房屋遗址，上面一排只有3座类似房屋的遗址，建筑残高20-50厘米，残墙厚度为20-35厘米，整个建筑均用石头砌成，由于建筑被火面积破坏，所以从外观很难确定是房屋遗址还是墓葬遗址。根据当地居民传说，该建筑遗址是一座古寺废墟。
这个山谷比起前两个沟，水源要丰富一些，在山谷下部还有一座村落，山谷的北面还有几处类似古代遗址的地方，那些遗址没有前几处那样清晰，所以很难明确地判断为古建筑遗迹。
篇4
在讲人民版必修一《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央集权建立”（即第二子目“海内为郡县”）时，让学生结合教材，围绕着秦朝是应该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这一问题时，我设计了一场模拟朝议制度的方式展开辩论，请学生扮演当时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王绾和李斯。在辩论中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并指出二者最主要的差别。设计意图：突出皇权至上。我引入了秦始皇的观点：“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候王，赖宗庙，天下初立，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用多媒体打出）。正是由于秦始皇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最后介绍秦朝郡县制的基本设置和意义。
二、身临其境回往昔
“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过了，就领会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让学生亲身实践的重要性。历史教材及历史知识的特点为情境教学提供了有利的素材，如场景的恢弘，人物的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时空的倒置，历史的进程等，都可以通过语言的渲染、情感的真诚投人，实物、图片、模型等的充分利用，尤其是微机软件的进入课堂，使创设最佳历史课堂教学情境有了可能。
人民版必修一专题六《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就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手段，我们可对该课进行如下设置，将学生以游客的身份进入古代希腊，进行一次穿越时空之旅。围绕该课的重点“古代希腊独特的自然环境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产生的历史作用”，安排如下行程。
行程一：惊鸿一瞥鸟瞰古希腊（自然环境）。
[引导提问]首先进入第一行程：你们看到了希腊是什么样子的？并总结特征。
[引导提问]希腊这种地理环境对它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学生讨论两分钟。
[总结]写出我们的第一份总结报告。（总结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特征，并写出其影响）
行程二：身临其境考察古城邦（社会环境）。
[探究过程]展示城邦的图片，并要求学生分为四个小组进行合作探究。
[总结]来做出第二份考察报告（总结古希腊城邦的含义，特征及影响）。
行程三：入乡随俗接触古公民（人文环境）。
[合作探究]走进公民家里，出现了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
[总结]完成我们的第三个考察报告（总结希腊公民的含义，权利，以及基本的素质）。
三、课堂插曲演历史剧
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繁杂，知识点琐细，若教师按部就班，一一讲解，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乏味的情绪。在教学中，我有针对性地将教学内容交由学生处理，鼓励学生自编自演历史剧，可以提高知识运用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创新意识。在历史剧直观的形象下唤起学生对历史人物的亲近和切身感知，对这段历史也就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和乐趣，创设了浓重的思辩氛围，从而让课堂充满了民主和谐的争辩气息。这就为本课的教学奠定了情感基调，让学生自然愉悦地进入话题，达成了初步情感体验。
四、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把历史融入生活
篇5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
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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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宗磊.对石河子大学历史学专业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思考[j]. 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5卷.
篇6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昌朴先生在1982年6月对会理瓷窑（鹿厂窑）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其窑的建造时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专家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在考察后撰写的《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一文中论述道：
“我国陶瓷发展史釉下三彩的运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宫隋、唐窑址内已有发现，唐代长沙窑和四川邛崃县的十方堂窑以及其他邛窑系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釉下三彩的技术已为大家所公认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厂窑就发展为划花填彩和绘三彩的所谓‘宋三彩’的釉上彩技术。因而釉下彩技术，可能由成都地区南传到会理为鹿厂窑所继承发展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论可靠，则鹿厂窑宋、元青花就是运用当地原料并继承发展成都青羊宫窑隋、唐釉下三彩技术而创烧出来的新产品。”
“湖田窑不是青花瓷的创烧者，而玉溪窑又晚于（会理）鹿厂窑，故鹿厂窑在青花瓷的创烧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禄丰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壶春瓶，是玉溪窑的产品，其所绘鱼藻纹图案的绘法粗放自由，与鹿厂窑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绘法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在收集、整理有关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有幸读到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的论文《四川会理古陶瓷窑口归属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会理地区实地考察，她认为会理铁厂的抱母鸡坡古瓷窑的年代应比鹿厂古瓷窑更早。在那里，她发现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残片”……其色泽与玉溪窑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论文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陶瓷老专家耿宝昌先生的话：“云南的青花瓷在着色上色彩比较暗，灰，釉色泛黄，花纹多呈现青黑色。”她认为：“会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点且颜色更深，应早于玉溪窑青花。”
她解释道：会理窑青花碗内底的支钉痕迹，是运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蚕豆大小的颗粒状支钉垫烧形成的，“与玉溪窑青花的烧制方法完全一样”。
她感慨地说：”通过对上述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邛窑工艺对上述地区的影响。”
会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体呈浅灰色，胎质较细腻；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黄土色；普遍开“小块冰裂纹”，青花发色呈“灰蓝色”、“灰黑色”、“青蓝色”、“青黑色”等，深黑为早期产品，淡蓝者为晚期产品。绘画手法分涂划和雕皮印刷两种：涂划线条粗放随意潇洒，雕皮印刷则图案整齐划一。雕皮印刷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图案多为树叶或朵花，或无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记。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无匣钵，只有少量垫饼，用于烧制大件器物，盘、钵、碟皆为涩圈叠烧。所用青花颜料则是当地土产青料。装烧方法多为涩圈重叠和支钉垫烧，故多数瓷碗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或五至六个支钉痕迹。
多年来，按照专家的指引，笔者出于学习、研究的需要，也陆续收藏了一些会理的青花瓷器，在此发图与方家交流、探讨。
朵花纹碗（图1-1），元代，支钉垫烧，土黄色釉，青花色深，发黑，简笔弯钩状花瓣。这只碗的花瓣画法与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图1-2，图1-3）雷同。
青花盖罐（图2-1），豆青釉，有细冰裂纹片，灰蓝色青花，彩绘“福”字、“春”字。这只青花盖罐带八思巴文草书“福”字的写法，与传统汉字草书“福”字的写法绝然不同；变形花草形的“春”字，与邛窑酒罐上的“春”（图2-2）字一脉相传。
篇7
苯教，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距今有几千年的历史。
藏文文献记载，苯教发源于象雄地区（今阿里境内）。由于古代政治、历史、宗教等原因，长久以来，人们对象雄文明知之甚少。很多人认为在佛教传入之前，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化愚昧落后。一些研究藏地文化的学者，简单地把苯教理解成“鬼神崇拜”、“杀牲祭祀”、“巫术”或“黑教”。苯教，和那些风化的遗址，颓垣的宫殿一起，湮没在历史的流沙之中。
但人们并不缺少对苯教的好奇，散落在青藏高原上有关苯教的传说，就像天上的星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佛教传入之前，青藏高原早就存在着一个辉煌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象雄文明，而苯教与象雄文明息息相关。但苯教究竟源于何时？又散布在的哪些地方？人们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直到《苯教简史》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叙述，梳理了苯教的来源、发展和现状，使人们对苯教有了全面、系统和客观的认识。
写作此书的人正是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顿珠拉杰。他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才让太教授共同完成的《苯教史纲要》也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从牧童到专家
1964年，顿珠拉杰出生在藏北聂荣县一个普通牧民家。和其他的牧民小孩一样，他早早地学会了放牧，每日早出晚归，所见的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原景象。
直至1975年，11岁的顿珠拉杰才走进县里上学。凭着聪慧的语言天分和勤奋好学，1982年，顿珠拉杰被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录取。毕业论文中，他对苯教祭祀神山的仪式做了简单的分析。这大概是他与苯教最初的缘起。
1986年7月大学毕业，顿珠拉杰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原始宗教——苯教研究。至此，他真正走进苯教这个浩瀚的海洋。
史书上，关于苯教的记载并不多。藏民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其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由于那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新唐书·吐蕃传》），史学界对藏族原始社会的详情至今没有清晰的认识。苯教发展的历史，也是若明若暗。更多的关于苯教的传说在民间。顿珠拉杰意识到，从民间的传说和典故中，可以找到苯教发展的线索。
来到社科院不久，顿珠拉杰就去了那曲巴青县阿冲寺，在这座苯教寺庙，他呆了足足一年，和老僧人同吃同住。
这仅仅是开始。之后的岁月里，他常常奔走于各个苯教的寺院之间，宿在寺庙是家常便饭。苯教的寺院有其独特之处，大部分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偏僻山沟里。这意味着艰难的道路，清苦的生活。1989年去当惹雍错，没有班车，只能搭便车，从那曲到当惹雍错坐了三天卡车。从曲措寺沿当惹雍错湖边骑马骑了两天才到达文部南村，路途中考察了玉本寺、吉松和琼宗遗址。在那里，他和老百姓一起吃住，听他们讲传说、典故，每天喝酥油茶，吃糌粑，几乎没有蔬菜，生活清简至极。
和外国学者的考察历险
毕业1年多，顿珠拉杰遇到了一个机缘。法国藏学家、伦敦大学博士卡尔梅来到，社科院派他陪卡尔梅一起去林芝地区调研，那里的工布苯日山是座苯教神山。他们一起在苯日神山呆了1个多月，至此，他和卡尔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4年，卡尔梅给他来信，说在挪威有个苯教甘珠尔经编目的项目，问他去不去，他不假思索地回信：“我去”。一直等到1996年，项目才落成。这个项目由奥斯陆大学教授著名国际藏学专家怕·克瓦纳为组长，10个人的小组，两个中国人，顿珠拉杰是其中一个。在挪威一年，他和课题组共完成编目192卷苯教经书。
篇8
一、《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
《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具有浓厚的奇异性、幻想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也是历史的影子。我们将神话看作是古代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自我诠释，是对神秘自然现象的主观解释和自由想象。我们把《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关于共工的洪水成因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没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1]p489鳐从外貌看是一个凶猛的怪兽形象怪物，它有着强大的本领，使得百姓不能正常生活。而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有记载“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 [4]p279我们大胆假设相柳就是相繇，当时爆发大洪水是由于巨大的九头怪相柳凭借自己的本事四处作恶，被禹杀死，而带来的洪水灾害。而相柳是共工的臣子。《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 [4]p295共工居住的地方连涉猎者都不敢往前，可见在先民眼里，共工也是凶恶的。以上论述都说明了共工与洪水有莫大的关系。
（二）治水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是这样记载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岛。” [4]p536大禹除了继承了其父的遗志，成功治理了洪水。还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相柳使地可以播种谷物。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大荒之中，有山名巧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 [4]p432-433《大荒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以为台。” [4]p489除鲧禹治水外，还有治水英雄河伯，《山海经・海内北经》：“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 [4]p349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黄河水神，河伯原名冯夷，也作“冰夷”。在先秦古籍《尸子》中有一个河伯帮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约‘吾河精也’。授于河图，而还于渊中。” [2]河伯献河图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间接来说，河伯也是功不可没。
（三）应龙相助发洪水。《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
尤。” [4]p491应龙在蚩尤之战的关键时候蓄积洪水，使黄帝化被动为主动，应龙除了帮助黄帝杀了蚩尤，并且还杀了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4]p480-491综上所述可推断南方的洪水灾害或许与应龙有关。
篇9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篇10
《尚书》中“扬州”的具体地理范围，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种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他在1959年发表的《禹贡注释》中如此解释：“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跨今苏、皖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边一角，唤做扬州。”按照顾氏的观点，扬州的地理范围，覆盖今天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部分地区。其中心地区应该位于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相邻地区。这和今天扬州中心地区大致吻合。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尚书・禹贡》一书中的扬州，辖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区的广阔土地和广东省的一部分。其理论依据除了《尚书・禹贡》，还有《周礼・职方》“东南日扬州”，以及《尔雅・释地》“江南日扬州”等。综合上述文献，推测扬州的地理范围“区域广大，差不多把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包括在内了”(朱福炷，许凤仪：《扬州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把扬州的地理区域范围，从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沿着东海向南辐射到闽粤地区，其中心地区也较顾氏的理解向东、南偏移。
在我看来，由于历史久远、文献磨灭等等客观原因，现在已经很难准确界定扬州的区域范围，但是，在华夏文明中第一次出现的“扬州”，我们可以通过还原当时地理物产、自然气候等方法加以证实。
(一)根据《禹贡》所记，扬州境内“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所谓的“岛夷”，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岛夷，胡谓指今日本，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当以琉球、吕宋诸国当之’，即今冲绳岛、菲律宾群岛等地，恐《禹贡》时地理观念尚不至于到此。《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说‘昌国即禹贡岛夷，后属越日甬勾’。昌国即今舟山群岛之定海，但少根据。”而“厥篚织贝”的地理物产显然与今天的扬州相去甚远，更具有今天苏南、浙江、福建等地理特性。考古学发现，古扬州的太湖流域出土的古代动物遗骸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有象群存在，甚至发现了象、犀、红面猴等遗骨，这就说明扬州地域曾经有过比今天温暖得多的热带、亚热带气候期。考古学家发现，“杭州湾以南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下文化层也出土亚洲象骨骼，并出土红面猴和猕猴骨骼”。也就是说，古代的浙北苏南地区曾有过类似今天福建、广东一带的温度。“亚洲象现今生活在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红面猴和猕猴现今生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气温较高的地区，这些动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下游生存，说明当时的长江下游较现在温湿。”但是，今天扬州地区尚没有发现明显的《禹贡》中所说的热带自然物产情况，即使当时气候温度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热带、亚热带的北纬线明显比今天更偏北，也不可能北距长江太远，达到淮河流域。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对江淮东部地区的古文明遗址考古发现，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指出：“所出土的陆生动物有麋鹿、梅花鹿、獐、麂、獾等，以鹿的数量最多”，“这些陆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反映出遗址周围有混交林、草地、灌木丛、沼泽、芦苇塘等”。
(二)据《禹贡》记载，扬州贡品有“瑶琨”。顾颉刚《禹贡注释》对此解释为：“《说文》说：‘瑶，玉之美者。琨，石之荚者。’《尚书》疏引王肃说，‘瑶琨美石次玉者’，则是以瑶琨为一物。”概言之，玉石是古扬州的地方特产。而在古扬州地理范围内，玉石属于良渚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物产，学者童恩正指出：“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南至浙江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与扬州地区最直接相关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是江淮东部地区。张之恒认为：“在长江北岸(今扬通古沙堤的北缘)有海安青墩和吉家墩、东台开庄等遗址；在高邮湖以东的有高邮龙虬庄、唐王墩、周邶墩，兴化南荡王家舍等遗址。”而上述几个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玉石器的数量较少。这证明古扬州与今天的扬州城市范围相距较远。古扬州的中心地理区域应该在长江中下游偏南地区，今天的扬州应该属于古扬州的北部边缘地区。
(三)竺可桢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10次比较大的变化。而一直到秦和西汉时期，中国气候还是温暖时期，气温要较今天高，亚热带植物的北界当然比今天的纬度更向北。从降雨量上看，根据郑斯中等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在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也就说，在此之前，我国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要比今天大得多。这就是说，古扬州的温度和湿度普遍比今天要高。而在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周围的古气候应与今日两广中南、海南、台湾较为相近，属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自距今6000年起，气温明显下降，大体上在距今6000――5600年间，气候已降到略高于现代的水平，距今5600――5400年期间，气温和湿度都继续下降，距今5300――5000年间，这是一个气温回暖的高峰，气温达到比现在高1～2℃的水平。(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第38卷第2期，1983年6月)按照这个温度进行类推，今天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扬州地区，夏商时代的气温不可能特别明显地高于今天的长江以南，这和《禹贡》中所说的地理气候、自然景观显然有很大差距，由此可以推知古扬州的中心区域应该在今天扬州以南。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考古学成果，对于华夏文化中最早出现的“扬州”的地理考证，至少可以做如下几点判断：一是古扬州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扬州地区是确定无疑的；二是古扬州地理范围的中心，大约在今天的苏浙皖交汇地区，这和今天扬州都市中心地区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三是古扬州地理范围虽然极其广泛，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真正保留扬州之名的，恰恰是位于其北部边缘的江淮地区，而不是苏浙皖交汇的核心区。
二、扬州古城文化溯源
今天人们说到扬州，一般指的是作为城市的扬州，那么，扬州古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扬州以城市的面貌出现在华夏文化中，最早来自春秋时期的邗城。邗城建造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早在周代，扬州地区存在一个叫邗国的小国家。当时扬州属于古邗国地域。据《墨子・兼爱(中)》记载：“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据清代孙诒让《墨子f诂》注：“干，邗之借字。”这里的“邗”指的就是古邗国。
考古学发现，古邗城的遗址在今扬州市西北约2公里许的蜀冈南沿，至今仍保存相当完好。根据地质考察报告，这一带地质地貌以蜀冈为界，有明显的区分。蜀冈和蜀冈以北的地方属下蜀黄粘土，蜀冈以南地区，属冲积黄沙土(冲积母质上孕育起来的黄色沙土层)，它形成年代仅一万年左右。下蜀黄粘土地区，无疑是适宜古人类居住的。而邗城就在蜀冈北部一块平地上。1978年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和发掘。古城周长7公里左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城址西起蜀冈东峰的观音山，东达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临蜀冈南沿的长江古岸，即今观音山下东西一线。古城遗址的地面上仍残留不少版筑城垣、壕堑和古河道的遗迹。有学者研究证实：城的南沿临蜀冈南麓断崖，断崖下即是长江。城系方形，为版筑城垣，周长约十华里。城南有两道垣，外城垣和内城垣之间有濠，外城之外，也有濠环绕。传说城没有南门，北面为水门，只有东西两面有城门，这种形制，与江南的越城、奄城遗址很相合。20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学界多次对蜀冈上的古城遗址进行挖掘考察’发现古城城墙有内、外两重，内城周长大约5000米，外城周长大约6000米，不仅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筑有城壕，而且，外城之外还有城壕环绕，学界认为是古邗城所在，并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罐、青铜兵器和工具等文物，经鉴定为春秋时期吴国文化遗存。这表明邗城时期，扬州已经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城市文明。需要指出的是，邗城是扬州在漫长的城市文明史中第一次登场，虽然此后城市名称不断更改，但是，考古学发现证明，封建时代扬州城屡次改建、扩建的地址，大都在邗城旧址的基础上向外延伸扩张，“汉广陵城的内城是重复于邗城旧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扬州城市一切文明的产生都是以邗城为基点的。
在华夏文化中，扬州一向以“烟花三月下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浪漫奢华而著称，但是，创造了这样灿烂文化的扬州古城，最初不仅与此毫无任何关系，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为扬州城市最初完全是被用于血腥的军事目的。
篇11
罕博格德县隶属蒙古国南戈壁省，人口3000多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人们大部分居住蒙古包，轻工业和商业不发达。该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很高，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该县地形地貌与中旗、后旗荒漠草原没有两样，草原植被的稀疏程度、植物的种类也基本相同。沙尘暴频发，丘陵起伏不断。
二、旅游业发展形状
罕博格德县主要依靠当地自然旅游资源，如发财洞、蛤蟆石、成吉思汗拴马桩等奇山大石发展旅游业。2005年7月12日开通的中国—蒙古跨国旅游线路，主要是三个重要旅游景点。一是发财洞。传说是一位叫柴乌嘎喇嘛在位于发财洞的这座山修行，后来修行成活佛，直至圆寂。人们对他苦心修佛，普度众生的毅力和精神非常敬佩。来发财洞朝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蓝色的哈达挂满了发财，各种钱币摆满了发财洞。二是蛤蟆石。传说是造水的使者，是蒙古民族心中的“龙王”，是千年的风蚀景观，极目远眺酷似朝天哇哇喊叫的蛤蟆。三是成吉思汗栓马桩。传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驰骋沙场，来到这里将套马杆用力一戳，足足在大石头上戳下三米多深的石洞。人们来这里观赏成吉思汗的力大无比。
同时，开发挖掘人文旅游资源。蒙古国1921年建国，是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1937年爆发了类似我国的一场蒙古革命，导致大量藏传佛教寺庙被毁，僧人被杀，只留下了残垣断壁的遗址。从分布广大的遗址可窥见一斑当年寺庙的香火缭绕。有一座叫朝格吉勒的寺庙，1937年被毁，现正恢复重建。我们看到驻扎的几顶给重建工人搭建的蒙古包。寺庙石基已建起。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15位蒙古客人便向寺庙遗址顶礼膜拜，虔诚地向神灵祈祷保佑，口中还念念有词。并把脸颊贴在寺庙废墟上默默向神灵祈祷。然后，他们男男女女又向一座酷似“人根”的山峰攀岩。传说这座山峰会给人以兴奋以力量之源。他们爬在半山腰向敖包祭祀一样祭奠一番。蓝色的哈达随处可见，可见游客经常光顾这里祭奠。随后他们齐声唱起了高吭、雄浑的歌谣，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人手指做着表示胜利的手势，一副悠闲自得、踌躇满志，甚至是凯旋而归的神态。我们几个从巴市过去的客人则想观赏一下蒙古国异国蒙古包的一番情景。其实，他们的蒙古包与我国蒙古包没有什么两样，点着酥油灯，还有蓄电池照明，供奉着神灵，摆放着古色古香、画着蒙古民族吉祥图案的生活用具，睡着蒙古式床，蒙古包墙壁吊着挂毯。对来的客人热情招待，虽然翻译说我们是来自异国他乡，主人也一样热情的给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出了奶酪、茶食、方糖等食品。不分地域、国度的游牧民族热情好客的纯朴风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回到了久别重逢的草原故乡…….
我们又来到哈布其旅游度假村。沿途看到四五只黄羊在飞速地奔跑，深棕色的骆驼膘肥体壮，悠闲地吃着草。被游客称之为“樱桃滩”的樱桃花竟相开放，姹紫嫣红，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不时引来天上飞来的候鸟过来栖息觅食嬉戏。来到度假村首先耀入眼帘的是七八顶洁白色移动式蒙古包（是蒙古国当地制作的）。与我国的蒙古包一样。而惊奇的是，这里从我们包头市进口了先进的淋浴、卫生间设施，还有用来接待游客做饭的厨房，是蒙古包餐厅的附属设施。设施制作精美，干净卫生，白色墙体蓝色封顶，与蓝天白云天然合成，遥相呼应，让游客眼睛为之一亮。在荒漠草原能看到这样的度假村，可见经营者的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真正见证了“荒漠戈壁处，又见炊烟起”的田野生活。让游客既享受了游牧民族住蒙古包、吃野餐的风味，又在荒漠草原体验了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生活设施，巧妙地将游牧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既回归了大自然的怀抱，又领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尚风采，给游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让游客产生了返璞归真的奇思妙想。随行考察的巴市旅游局的副局长菅江左兴趣盎然地说，这条线路实现了跨国旅游，一睹了异国风情，实现了旅游六大要素 “行、游、玩、吃、购、娱”的四大要素功能。如何能在“玩、娱”上作文章，如开生日PT、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将跨国旅游向更深层次延伸和拓展．．．．．．
哈布其度假村经理普日布给我们介绍说，根据旅游度假村发展的现状和规模，逐步将在购买和娱乐方面扩大规模，让旅客玩得开心，住得满意，推动度假村旅游业的发展。
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蒙古国南戈壁省客人在省计委主任及工商会主席的带领下，携同该省各大旅游景区负责人15人，前来我们巴市乌中旗旅游考察。这也是我们旅游考察的回访。两地旅游考察团在乌中旗签定了开发旅游业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中规定，双方共同促进两地旅游业发展，共同为实现跨国旅游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尽快实现甘其毛道口岸常年通关，让第三国进入两国旅游观光。
三、旅游考察的体会与收获
通过旅游考察，感觉到蒙古国南戈壁省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表现在被毁寺庙的恢复重建上，展现其人文景观的历史全貌。全省各大旅游景区的宣传画册、光碟等旅游宣传促销资料齐全，这些宣传资料图文并茂，印制精美，颇具一定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景区景点重点突出特色旅游，如蒙古骆驼沙漠探险、梭梭林神秘游、成吉思汗古战场演绎与传说以及寺庙建筑等自然特色旅游景观。
其次，感受到蒙古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表现在不乱扔杂物，乱丢废弃物。即使是在荒芜人烟的奇山大石上也书写着“爱护大自然，不准破坏自然旅游资源”的标语，不准乱动一草一木旅游资源。
篇12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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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构建历史新的考试评价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益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许多教育工作者逐渐认同现代考试理论这样一个观点：“考试不仅是基础知识教学效果和能力发展程度的评定，而且应该是思想情感教育的评价。”但事实上，情感领域目标不像认知领域、技能领域目标那样容易调控，实行检测更是难题。因此，历史考试命题注意情感领域的题目设计是很重要的。这类题目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观、责任感、义务感等良好的公民素质。它一改以往历史学科偏重知识忽视情感教育的倾向，加强了非智力因素的发挥及知识的内化过程的检查。在考试题目中渗透一定的情感因素，有做人价值的思考，有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心理活动的机会。加强学科思维能力的考查，使历史考试也具有促进学生渐次发展高层次能力的正确导向作用。
历史考试除了评价功能、德育功能，还有智育功能、发展功能。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历史考试题目一般都是再现学习材料的问题。低层次的能力要求的片面强调，造成了学生平时不爱学、不想学、考前背、考后忘的局面。因此，构建一种能较好地反映素质教育要求的历史考试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如通过开放式考试的实施，多层面多维度地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以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科水平，培养创新精神；通过考试制度的改革，反过来促进课堂教学的改革，形成激发师生创新意识的新机制。
二、构建历史新的考试评价制度的可行性
1.过程性考试
按中学教学的常规，每一门课程都应有平时或期末的学习成绩，在现行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有关于考试的原则性要求和指导性意见之外，国家及各省市对历史教学过程中的考试没有其他的统一规定或明确要求。因此从制度上说，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必须实施有一定要求的过程性考试。但是，对于这一制度的落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采取有效的监控和保障措施。从上海市的调查来看，几乎所有的学校和教师都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或结束时进行过考试，但其中也不乏走过场的例子。各校考试的频度和规模不一，有的既进行小测验，又有期中、期末考试；有的只有期中、期末考试；更多的学校历史学科只进行期末考试。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有闭卷考、开卷考、口试、写小文章（心得体会，小故事，小论文，调查报告，等等），也有的学校同时采用几种考试形式。
2.开放式考试
近年来，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历史学科中活动课程、探究性课程的推出，一些地区和学校开始研究新的历史课的考试方式。例如，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小论文、遗址考察报告等。如广东省广州市第二中学探索“动态学业评价体系中历史考试的模式”，重点研究开放式考试的素质教育功能。他们一改传统的课堂教学、书面考试的模式，让学生走出学校，接触社会，在实践中学习历史，同时采取各种方法考查和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实现了考试过程和学习过程的有机统一，素质教育过程中基本能力要求和个性化、多样化的受教育形式的统一，也创造了中学历史教学新的考试模式。
三、如何构建历史新的考试评价制度
那么，如何构建历史新的考试评价制度呢？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考查学生学科思维能力，并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呢？首先，考试命题应该注意能力型试题的考查。考查学生较高层次能力的考题叫做“再造性”的试题，这类题目有别于课文文字的表述方式。它们重新组合，排列课文材料，让学生在新的情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独立地解决问题。这类考题还应突破检查性的考试功能，具有以培养、形成思维能力为目的的认知性特点及开放性特点，“由注重对知识的掌握，转变为结合知识考能力，考捕获信息、创新知识的能力”。其次，考试命题应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设计出一些既考查客观史实又反映学生主观感受的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联系的问题。这样，学生不仅会爱学历史，而且通过历史这门综合性学科，能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我认为，能对学生观念、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考试命题便是联系社会实际的命题。另外，有些题目虽然不带政治观点，不涉及人的情操品德因素，但它关系到人的生活等国计民生的问题，因而也是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联系的题目。考试命题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关问题，不仅关系到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历史意识的培养问题，而且关系到学习动机激发与维持等问题。当学生明白历史知识与其日常生活或今后社会实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后，他们才会从内心产生一种需要历史知识的愿望，这种愿望便能成为较为稳定的学习动力。并在懂得如何吸取历史教训的相关训练中，学会从较高的起点分析处理现实问题，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与要求。因此可以根据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创设一种图文并茂、版面活泼的卷面形式，使考题内容更加生动，更符合“左图右史”的历史学习特点。
新的评价制度，既讲究考试的信度、效度，又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与特殊性，把准确判断与模糊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能较好地吸纳东、西方教育的各自长处，达到基础知识与实践能力双重视的教学效果。
新的评价制度，着眼于发现和发展学生的潜智潜能，关注每一个学生已有水平上的发展，较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
新的评价制度，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在考试过程中实现自我再教育，为学生的创新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提供了可行性的空间，成为一种激发师生形成创新意识的新机制。
新的评价制度面向全体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长处，使更多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积极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是新课程实验的根本保证。为此，历史教育工作者要着手进行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历史考试研究，努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力图改变评价过于注重甄别、选拔的功能，倡导发展性评价，发挥评价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体现尊重与爱护，关注个体的需要，注重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其根本目的，就是倡导新的教育理念，改变我们对教育本质的错误理解，从而推动新课程改革，充分发挥考试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
